孔子的答案-人的宗教：世界七大宗教的历史与智慧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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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答案

这两种对社会凝聚问题所提出的互相对立的答案，都不能令孔子有什么好印象。㊟他反对现实主义者用武力的答案，因为它是笨拙而外在的。

由法律来规范的武力可以限制人民的行为，但却因为太粗糙而不能激励他们日常的、面对面的交流。比如，在家庭的问题上，它可以规定结婚和离婚的条件，却不能引发起爱和伴侣的关系。这个见解一般来说是站得住脚的。政府还需要它们本身不能提供的意义和动机。

至于墨家依赖爱这一点上，孔子同意现实主义者斥之为乌托邦。葛瑞翰（A. C. Graham）证实孔子在这一点上的决定性胜利，他指出在回顾中看来，“不单是对孔子的思路来说，对整个中国文明而言，墨家有点像是外来货，它坚持要你爱别人的家庭有如爱自己的家庭一样，这是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容忍的立场”。㊟爱在生命中是有其重要的位置，我们会听到孔子坚称，但是它一定要由社会结构和一种集体的风气来支持。只讲爱，就是只讲目的而不讲手段。这样的描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孔子为何认为现实主义者和墨家都同样是错了，只不过错的方式相反罢了。现实主义者认为政府能通过他们领域内的法律和武力来建立和平与和谐，墨家则走向相反的极端，他们假定个人的承诺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忽略了不同的情况和关系所激发的不同情绪，而使不同的反应合法化。当被问道：“一个人应该爱他的敌人吗，那些伤害了我们的人?”（译注/原文：“以德报怨，何如？”）孔子回答道：“绝不行。以正义来回应仇恨，以爱来回报仁慈。否则的话，你就会浪费你的仁慈。”（译注/原文：“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的首要追随者孟子，用了这同样的逻辑拒绝了墨子“同样地去爱所有的人”的呼吁。忽略了个人家庭中的成员所产生的特别情感，墨子表现出他本人是不现实的。

西方当前对社会问题所采取的方式——通过培养理性——或许在孔子当时并没有出现。假如出现了的话，他会认为它想得不够透彻而不予考虑的。那些持智力进化观点的人，看见人类的智力随着时代而不断增加，可能会论辩说，这是因为他所对付的社会还是在其未成熟的时期——像一个青少年，要打他，他太大了；要跟他理论，他又太小了。如果这个论题进入孔子的意识，他最可能的立场是主张：心灵是在由个人的群体关系所制约的态度和情绪的脉络之中运作着。除非在群体关系这一区域的经验使我们有意去合作，提高理性很可能只帮助人的自利。孔子不是启蒙时代的产物。他会是比较接近于承认博爱不是通过劝诫而产生的那些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即使事实如此，孔子依然对传统着迷，因为他看到了传统是意愿和态度的主要塑造者。他热爱传统，因为他视传统为一项有潜力的导管——一个能够汇集那在古代中国黄金时期或大同时期中被完美化的行为模式进入现在的行为模式中。因为那时的风俗习惯比较有让人服从的力量，人们惯于顺从它们，因为它们是精细地锤炼而成，与之合模就带来了和平与快乐。孔子可能理想化甚至浪漫化了从公元前2000年进入到公元前1000年适逢周代鼎盛的这一时期。无疑地，他羡慕它，而希望尽量忠实地重复它。传统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从光辉的过去开出处方的手段，由此用以服务他自己动乱的时代。

当代的社会理论学家称赞他这样的思路。他们告诉我们说：

社会化，必须要从年老的传递到年轻的，习惯和观念必须在传统的承担者之间，像一个无缝的记忆之网般的维持着，一代又一代……当文明传统的延续一旦破裂了，社群就遭受到威胁。除非破裂能加以补救,否则社群就会分裂成派系间的战争。因为当延续中断了，文化的遗产就无法被传递。新一代通过尝试和错误，去重新再发现、再发明和再学习，来面对他们所需要知道的大多数东西……光靠一代的人不可能做到这一步。㊟

孔子说的是不同的语言，但是他所致力的正是这样的论题。

他对过去的关怀，甚至于崇敬，并没有令他成为一位古董收藏家。他知道变化已经发生了，要完全回到古代是不可能了。公元前五百年，是中国人变成个体主义的时代，而与公元前一千年（以整数来计）分隔了开来。他们现在是自觉而反省的了。由于情况如此，自发的传统——没有清楚的意旨并且没有异议地统治了村落所衍生出来的传统——再也不可依赖了。另一个选择就是处心积虑的传统。当传统不再是自发和无疑问的，它就必须通过有意识的关注将之支撑和强化。

解决之道，听起来简单，但在实质上却是深刻的，是体现了社会天才们对社会情况如实的了解。在转变的时期，一个有效的主张必须符合两项条件：第一，它必须是过去的延续，因为只有跟人民已经知道和习惯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才会广泛地被接受——“不要认为我是来破坏的；我来不是要破坏而是要完成。”（马太福音5：17）。第二，所提出的新答案必须对旧答案不可行的当前发展，采取清楚明白的说明。孔子的提案卓越地达到了两者的要求，把传统维持在历史的舞台的中心而保留住了延续性。不要急，他似乎在说，让我们来看以前是怎么做的——我们听见他声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好古的人”。（译注/原文：“信而好古”）以一位政治家的聪慧立足于法规之上，他求助于古典来为他的讲坛建立指导原则。而他一直都在不断地阐释、改造、重组着。虽然不为人民所知，我们却能够感到他自信地把传统从不自觉的转成自觉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项重大的新取向。

不为人民所了解，也多半不为孔子自己所知，我们应该加上这么一句，因为如果以为孔子完全明白他在做什么的话，那就错了。但是天才无须靠对他的创造物完全、自觉的了解。一位诗人可能对于何以要用某几个字的知识还不如一个诗评家。这种知识的缺乏并不会妨碍诗人用字的恰当性。或者，一切出众的创造都是更靠直觉，而不是靠明确的辨别力。显然地，孔子就是如此。他不会也不能用我们使用的措辞来证明他自己，或者甚至描述出他的答案。他只不过首先想出了答案，而把试图去了解做了什么以及何以他所做的证明为有效的这第二步工作，留给后人去做。

从自发的转移到有意的（deliberate）传统，需要批判的知性力量致力于保持传统力量的完整，而且，也要决定传统今后服务于何种目的。一个民族首先必须决定：哪一种价值对他们集体的幸福是重要的？这就是何以“在儒者之间研究正确的态度乃是最重要的事”。㊟然后，每一教育的设计——有形和无形的，从生发到死亡——都应该致力于把这些价值普遍地内化于人们心中。正如一位中国人描述这个过程：“道德观念通过每一种可能的方式，将之灌输到人们的心中——寺庙、戏院、家庭、玩具、谚语、学校、历史和政事——直到它们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习惯……就连节日和游行（在这种意义下）在性质上都是宗教的。”㊟通过这样的手段，甚至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社会也能够（如果它致力于这项使命）编织出一个无所不包的传统，这是一种暗示的力量，使其成员纵使在没有法律监管的情形下也能在社会上举止得体。

所用的技术乃是环绕着社会学家所谓的“声誉的模式”。每一群体都有这类的模式。在青少年帮派中可能是包括强硬和对常规蛮横的藐视，而在寺庙中，圣洁和谦卑是受到重视的。无论其内容如何，一种声誉的等级体现着该群体的领袖们所尊重的价值。追随者们从他们爱慕的领袖那里得到暗示，也去尊重他们的价值，而且有意地去扮演他们——部分是因为他们也对之有所爱慕，部分是为了要赢得同侪的赞许。

这乃是一种有力的常规，可能是独特的人类价值得以普及广大群众的唯一的常规。几近两千年来，一个中国孩子生活在孔子直接的光辉下所学的第一句话不是“瞧！瞧！瞧和看！”而是“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可能会对这种毫无遮拦的说教一笑置之，不过，每一个民族都需要它。美国有华盛顿砍苹果树的故事以及《麦格飞读本》（McGuffey Reader ）上的修身格言。罗马人着名的是纪律和服从，靠着父亲把违反了命令去赢得战争的儿子处死的传说来培养。纳尔逊（Nelson）是否真的说了 “英国期待每一个人都履行他的责任？”法兰西斯一世（Francis Ⅰ）是否真的喊道“除了荣誉之外，一切都已失去了？”这并不太重要。故事表达了民族的理想，而按照其形象来塑造人。同样，孔子《论语》中一个接一个的故事和格言，乃是设计了来创造中国人所希望的中国人性格应该成就的原型。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说：“真正的君子是友善，但不亲近，小人则是亲近而不友善。”）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道：“如果全城的人都喜欢他，你说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不够，最好是城中的好人喜欢他，坏的人恨他。”）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孔子说：“有教养的人自重，但不虚骄。没有教养的人虚骄，却不自重。”）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有一次樊迟跟夫子在雩坛的树下漫步，樊迟问：“我可否请问，一个人如何增进他的品格，改善个人的错误，以及分辨出什么是不合理的？”

“问得好，”夫子回答说，“如果一个人把责任放在成功前面，不是就会增进品格了吗？如果一个人责备自己的过失，而不去责怪别人，那不就弥补了他个人的缺点了吗？为了一时的愤怒而忘掉了自己和亲人的安全，那不是太不理性了吗？”）

让我们把前面几段文字之前提到的社会分析家的论点作一总结，孔子在为他的国人创造第二天性，这正是人们变得文明之后所要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