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居环境与风水

自汉以后，民间风水更加兴盛。后世传书以郭璞《葬书》为最古。

一、郭璞《葬书》及其理论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人。郭璞学识渊博，曾注过《尔雅》、《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子虚》及《上林》等许多古籍。他的辞赋号称文学中兴之冠；他创作的游仙诗是东晋诗坛上著名的作品之一。郭璞善于阴阳算历、洞悉五行、天文、卜筮之术。

《葬书》是否是郭璞所著，历史上说法不一致。但是，《葬书》是堪舆书中流传较早的一部。相传更早的秦隐士《青囊经》；青乌子之《青乌经》、汉朱桃仙之《搜山记》、张良（子房）之《赤霆经》等，时代虽皆早于葬书，但都没有世传本，后世早已不见这些书了。

“风水”最早见于西晋末期郭璞所著的《葬书》中说：

“葬者，乘生气也。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但《葬书》成书年代尚没有定论，有的学者认为至迟成书于宋代。“风水”的名称的最早出现大约在唐末五代，除风水之外，风水之学在魏晋南北朝之前，一般称之为相宅、相墓等，风水工作者则称为“工”，就如当时称相人者为相工，占事者称占工，当时的风水师被称为卜工或墓工。《葬书》精于相地，其文多引而不发。初学者很难深刻理解。据尹弘基研究，《葬书》可能是一部最重要的风水书。那么，《葬书》有关风水的理论是什么？

（一）风水思想的立论基础

风水一个最基本的信念，就是相信宅地（包括阴宅和阳宅）的环境，会影响个人、家庭、甚至子孙后代的吉凶祸福。千百年来，风水之学是这样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传统建筑，在我国的建筑物中，很少有不受风水影响的。具体来说，风水之学要解决如下一些问题：

1、决定住宅、村落、城市等环境的具体位置及朝向。

2、选择营建活动的时间。

3、决定建筑物内部空间的安排与布置。

风水思想以下列三个前提为立论基础：

1、某地比其他地方更适合营建城市、村落和房屋。

2、只有按照风水原则详细勘查本地的地形地物，才能找到吉祥宝地。

3、风水宝地一旦据为己有，住在此地之人或后代就会因此得到吉气的荫护福佑。

如果从事风水行业的人不接受上述前提，那么风水术将毫无意义可言。因此，几乎所有风水书都有涉及到以上问题的专门讨论。这些带有玄学味道的讨论通常是在阐发阴阳五行观的基础上展开的。

（二）《葬书》理论的讨论

1、为什么一个地方比其他地方更吉祥？为什么某些地方吉祥，而另外一些地方凶邪？这是因为某地得生气。生气意味什么？它与某地吉祥与否有什么关系？为了搜寻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在《葬书》中发现下列论述：

“夫阴阳之气噫为风，升为云，斗为雷，降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

生气是阴阳二气轮回周期中的一个环节，阴阳之气运行不息，不断变化成诸如风、云、雷、雨及生气等表象。

《葬书》将生气的功能阐明为：“五气（五气即五行之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葬书》的这条原则为运行地下的生气滋养着万千生物，人类可通过将吉祥的环境在生气所聚止的地方或于此营宅居住来利用生气。但不管怎样，生气在地下并非无处不在，它只聚集在那些符合风水要求的地方。

2、一个人为什么能以及怎样才能获取生气？

风水先生对子孙后代能得到其吉地的荫护这个问题会怎么来解释呢？《葬书》中有如下几处涉及此类问题的论述：

“葬者乘生气也，盖生者气之聚，凝结者成骨，死而独留。故葬者，反气入骨，以荫所生之法也。”

因此，显然地下生气与生息于其间的人们的中介就是吉地。风水先生推论人生息于生气聚止之处时，能福佑后代。《葬书》以一种玄学的方式对此解释道：

“人受体于父母，本骸得气，遗体受荫。经曰：气感而应，鬼福及人。是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栗芽于室。”

如上所述，可见父母是子女的根本（根），好比是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之树根或主干。如果父母或祖先的环境为生气所充溢，那么余枝（后代）就会得到生气的萌护。

《葬书》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1）“乘气说”。这是选择葬地的大纲。“气”的理论大致说就是追求阴阳协调、五行得当，气运畅达，流转方便，这是中国人思维方式所求的最高境界。

（2）“藏风得水说”。这是乘气的主要保障，能够避风而近水，便有气韵畅达之感，所以风水理论以藏风得水为堪舆的主要标准之一。

（3）“形势说”。欲藏风得水，首先必须选择好“形势”，所谓“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势来行止，是为全气”，指的正是这种形势对于风水的作用。

（4）“四灵说”。四灵神兽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无论是阴宅或是阳宅，在对地形地貌的审视上都以此为标准，依照既定方位而求之，以求得到庇护。

（5）“方位”。以土圭法测其方位，确定具体的建筑地点和建筑布局。

自晋代郭璞《葬书》之后，“气”的理论便成为风水的中心问题，一切具体的风水活动都必须以得气为主而展开。所谓“乘气”、“聚气”、“顺气”、“界气”等等，“凡着地……总以气为主”。它要求人的小宇宙之气必须周围环境的大宇宙之气相协调、相统一，秉乘天地之气而大有作为，这是中国风水观的最基本的要点。因而，风水特别忌讳“死气”、“泄气”、“漏气”，认为这会带来恶运，放跑财源，乃至导致疾病。

《葬书》所言，得水比藏风更重要。但在风水中，不管怎样，水系不如山脉受重视，因为水道特征很大程度上依山势而定。但是，吉地前必须要有水。从理想上讲，一条宽缓舒展的河流应从吉祥地前一定距离处流过，左右两边还应有两条小水流。这些水流在风水中非常关键，阴宅风水中水为什么这么重要？在寻找答案时，我们在《葬书》中发现下面这段话：“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因此，位于吉祥地之前的水有助于生气在风水穴中聚止，风水穴即自主山上传递下来的生气的聚结处。如果前面无水，身为幸福源泉的生气就会从穴中荡散出去。这就是穴前之所以要求有水，以及人们之所以在穴前无水情况下要修筑水塘的原因。

《葬书》认为阴阳二气运行地下则为生气，喷发出去，则为风。对风水师来说，风和生气是同种物质（阴阳地气）的两种不同存在状态。因此，按风水逻辑，当生气露出地面，升入空中，就变为风，风被吹散荡尽，因而无法利用，故为了将生气聚止于某地，有必要防止生气荡散。不管怎样，只有环绕吉地的层层山峦才能遮挡住风。这就是吉地之所以通常是为群山所环抱的盆地的原因。所以，从理论上讲，若有风吹进吉地，该地就不值得占用了，因为在这种地方甚至连源自吉龙（山脉）的生气都不会为人所用。生气是如何在地中运行流动呢？《葬书》认为：

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丘垅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何以言之？气之盛，虽流行而其余犹有止，虽零碎而其深者犹有聚。经曰：“外气横行，内气止生。”盖言此也。经曰：“浅深得乘，风水自成。”土者，气之母，有土斯有气；气者，水之母，有气斯有水。故藏于涸燥者宜浅；藏于坦夷者宜深。

可见基址的选择，第一要在有水的地方，第二须藏风，若器之贮，聚而不散。经曰：

“土形气行，物因以生。地势原脉，山势原骨，委蛇东西，或为南北，宛委自复，回环重复，欲进而却，欲止面深，来积止聚，冲阴和阳，土厚水深，郁草茂林，贵若千乘，富如万金”。经曰：“形止气聚，化生万物，为上地也。地贵平夷，土贵有支。支之所起，气随而始；支之所钟，气随以钟。观止之法，隐隐隆隆，微妙元通，吉在其中”。

实际上，看“支”还是有其规律可循的，主是看水的流向，“支”一般是顺着水的流向的。“经曰：‘地有吉气，土随而起；支有止气，水随而比，势顺形动，回复终始。’”《葬书》还提出了童山、断山、石山、过山、独山等五种山风水不好不可用：

气以生和，而童山不可葬也，气因形来，而断山不可葬也。气因土行，而石山不可葬也。气以势止，而过山不可葬也。气以龙会，而独山不可葬也。”

其次，又有“六凶”“三吉”之说：

藏神合朔，神迎鬼避，一吉也。阴阳冲和，五土备，二吉也。目力之巧，工力之具，趋全避缺，增高益下，三吉也。阴阳差错为一凶；岁时之乖为二凶；力小图大为三凶；凭恃福力为四凶；僭上逼下为五凶；变应怪见为六凶。”

选择地形时，特别是在山地上要掌握三个要素：第一曰势，第二曰形，第三曰向。势是指较大范围内的山川地势，形则是指基址附近的地形地貌，向则指基址的朝向，其中以形势对后世的影响为最大，如何择山形地貌呢？

势如万马自天而下，势如巨浪重岭叠障，……势如降龙水云从，爵禄三公；势如重屋，茂草乔木，王府建国；势如惊蛇屈曲徐斜，灭国亡家；势如戈矛，兵死刑囚；势如流水，生人皆鬼。

基址选择应该是“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低头。”

他的风水理论在很长的时间都风行。据《隋书·经籍志》著录，魏晋南北朝年间产生了大量有关相墓的书，如《五姓墓图》一卷，《梁有冢书》一卷，《黄帝葬山图》四卷，《五音相墓书》五卷，《五音图墓书》九十一卷，《五姓图山龙》及《科墓葬石法》各一卷，《杂相墓书》十五卷，把《图宅术》的方法推广到阴宅上去了。这些著作现在已全部失传，使我们无法了解其原貌。

“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汉代未央宫一日无故自鸣，东方朔曰：必有铜山崩者。未几西蜀奏铜山以崩。这正是铜自鸣之日，帝问朔，何以知之？朔曰：铜出于山，气相应，犹人受体于父母也，帝叹曰：物尚尔，况于人乎？昔者曾子养母至孝，至孝子出，母欲其归，则啮指则曾子心痛。人凡父母不安而身离侍侧则心动。但常人孝心薄，而不自觉耳。山崩钟应亦其理也。

二、《葬书》形成时代的讨论

在中国风水史上，郭璞《葬书》的影响及其深广，后人把它视作是风水中的经典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作者的真伪及创作年代有过一番考证：

“旧本题晋郭璞撰，（葬地之说）其术盛传于东汉以后，其特以是擅名者，则郭璞为最著。考璞本传，载璞从河东郭以受《青囊中书》九卷，遂洞天文、五行、卜筮之术。……不言其尝著《葬书》。《唐志》有《葬书地脉经》一卷，《葬书五阴一卷》，又不言为璞所作。惟《宋志》载有璞《葬书》一卷，是其书自宋始出。”

后人对此有许多考证，如王青等认为：一，《晋书》不载；二，《神仙传》不载；三，《隋志》无；四，《唐志》无；五，《撼龙经》绝不言及郭璞，至《宋志》始载。所以他们认为此书乃宋朝才出现的。从《葬书》的行文来看，是学者的手笔，其中的思想似乎也应该产生在宋朝。但此书是根据前代的著作增删改编的，其中所引用的《经》文，其产生年代较古，所以这其中可能融合了几代人的思想。

此书经过历代不断增饰，到南宋时已有二十篇之多。至宋代经过朱熹的学生蔡元定整理，删去十二篇；后来元朝人吴澄又认为蔡元定的增删不理想，选择精华为《内篇》，精粗纯驳相半者为《外篇》，粗驳当去而姑存者为《杂篇》。后来，注释家蜂起，有许多注释本传世。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今此本所分《内篇》、《外篇》、《杂篇》，盖犹吴氏之旧本。”

三、《葬书》的“福荫反气”说引发的争议

《葬书》首先论述地址的选择会影响吉凶祸福，书中提出了风水生气说的理论：

葬者，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噫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经云：“气感而应”。是以铜山西崩，灵钟东应；木华于春，粟芽于室。

上述说法却解释不了吉祥是以何种机制传递给子孙后代的这一问题。这种机制很难说得清楚。关于人怎样吸取生气也只有些神秘莫测的论断。《葬书》解释这种感应现象类似于铜矿山与灵钟或春天开花的树木与屋里发芽的栗子之间的感应关系，《葬书》的基点之一为“生气由本而达枝”。因为风水书中没有有关生气运行机制的讨论内容。仅凭直觉的观察，仅凭信仰而非可描述的原则就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这种吉祥可传递给后代的观点。这就引发了吕才、司马光等对《葬书》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