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二十论

“心，气之君也”“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循天之道》）“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心之藏于胸”“若心之神无与双也”“若四肢之各有职也”“内有四辅，若心之有肝肺脾肾也；外有百官，若心之有形体孔窍也；亲圣近贤，若神明皆聚于心也”“若心之神，体得以全”“若形体之静，而心得以安”（《天地之行》），这些认识在《内经》理论构建时得到延续。《春秋繁露》借人形体结构类比治国之策，并且十分明确地认识到“相为使”的重要性。《内经》则是借国家中央机构各职能官员及其与帝王的关系，类比人体内脏功能及其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同样也突出各个脏腑间要“相使”“而不得相失”。如认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素问·灵兰秘典论》）。“五脏六腑，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灵枢·五癃津液别》）。这些有关藏象理论的内容显然受到了董仲舒时期思想界极力维护西汉王朝中央集权统治和帝王皇权主张的深刻影响；同时也能体现这一时期有关人形体结构、人体各部分的功能、各结构之间密切配合的重要性等医学知识的认知水平。

综上所述，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成书于西汉鼎盛时期的《春秋繁露》，除于中国的思想史、文化史尤其重要之外，还常常以人所共知的医学常识论证思想、文化、治国、治事、治人等深奥枯涩的内容，使这些布道式的空洞说教显得鲜活而富有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