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世界
正念是什么
本文主要讲作者一周在北京跟随卡巴金博士学习正念培训的经历。如果你看到略矫情的部分，说明本文作者可能已被洗脑，请谨慎叫醒。
一、偶然和必然
正念培训的第一课，卡巴金老师说，每个人来这里，都不是偶然。我们的历史沉淀如一口深井，波澜不惊。但你当往里丢一颗小石头，它就会荡起一些涟漪，提醒你此刻为何在此。
冥想静坐中，石子投下，涟漪荡起。是的，一切都不是偶然。
我一直与佛有缘。我出生在舟山群岛的一个小渔村，离普陀山不远，每年都会去一踏。这并不特殊，很多舟山人都这样。
在我 6 岁那年，村里来了一个云游僧。他在我家住了一晚，给了我一本皈依证、一张他的照片，并赐予了我一个法名。法名我已经忘记了，皈依证我也丢了，照片里一个精瘦的和尚，披着袈裟，庄严端坐。这张照片让我憧憬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有个五台山的师父，等我长大些，会教我功夫，当然最后也不知所终了。对这个法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住在我家的那晚，没有睡觉，端坐了一晚。
我的第一个师父，是镇郊尼姑，和村里我外婆一辈的人都熟。我跟外婆去庵里住过几天，只记得那里有一条河和一片很大的油菜花田，和她慈祥以对的感觉。后来她坐化了。下葬的时候，也是坐着下葬的。这是我最初，关于「坐」的两个记忆。
机缘巧合，2011 年，我开始在杭州佛学院教心理学，开始有僧人学生和同事。我喜欢佛学院的工作。除了因为佛学院设在风景优美的地方，还因为这份工作本身可以是一份谈资，学生不是很单纯，就是很有故事。当然我喜欢这份工作，还有更多的原因，佛法是以渡人自渡为使命的，它的目标之一，是帮助人解脱心灵。但佛法却很容易沦为虚无缥缈的清谈、封建迷信的土壤、招摇撞骗的工具、炫耀显摆的资本，或者自我欺骗的迷药。为了更好地渡人自渡，佛教可以学习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心理学的一些东西。而心理学，更是可以从佛教思想和修炼法门中汲取养分。
我了解心理学。我受的是强调实验和统计的科学方法的训练，做的是心理咨询的工作，对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都知道一些。我恰好又在佛学院教书。虽然我对佛教所知不多，但我知道两者相遇的意义。我在这里种下种子，期待有一天，从这里能走出真正懂心理咨询，又精通佛法的高僧。佛教和心理学会在某处相遇，虽然我还不知道在哪里。
然后我读到了卡巴金的《正念》。这是一种奇特的阅读体验。《正念》里有一种精神，清静平和，有思想却不优越，有情怀又不矫情，脚踏实地又立意高远，一切都恰到好处。最重要的，是我看到了，佛教和心理学相遇的地方。正念，就在此地。
断断续续开始接触以佛教思维为核心的心理疗法，包括「接受与实现疗法」（ACT），「辩证疗法」，尤其是卡巴金的「正念减压」（MBSR）疗法。在咨询中，我也经常向来访者介绍这些思想，希望能对他们有帮助。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卡巴金来北京做正念培训的招生广告。虽然有很多困难，我却知道自己那时一定会去。此刻，当我听卡巴金说，我们来这里并非偶然的时候，我正坐在他面前不远的瑜伽垫上，心说，是的，所以现在，我在这里。
投向深井的石子，泛起涟漪，浮现的，是这些往事。我深知为了赋予事情意义，人会怎样为自己编织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故事。有时候我也怀疑，云游僧也许只是一个普通僧人，甚或，一个江湖骗子。也许我那个尼姑师父也并非坐化，毕竟这些记忆，都非常遥远和模糊了。生活，就应该像普通的生活一样，没有奇迹。但其实，这些是否真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已在我心里种下种子，带我来到这里，并在此刻，让我相信，这一切并非偶然，而源于冥冥之中的缘法。这，已是奇迹。
二、卡巴金和正念减压
卡巴金是印度裔的美国人（所以才有我微博那个「上辈子印度人，因为努力修行，这辈子变美国人」的笑话）。他是麻省理工的生物学博士，导师是获诺贝尔奖的生物学家萨维德。看起来，他不想做一个传统的科学家，也不想做一个修补身体的传统医者（doctor）。他想做的，是一个能改变人身体和心灵的疗愈者（healer），他相信，疾病的治愈，从来都不该脱离对生活的领悟和修炼。他自己的参禅打坐经验（主要来自对曹洞宗和禅宗的修炼）让他相信，佛教理念及其修炼法门，会对人的健康有疗愈作用。于是从 1979 年开始，他和几个同事在麻省医院的地下室，开始试验性地教病人打坐，教病人在打坐中改变自己与疾病、与疼痛的关系，进而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
我相信，卡巴金一定过过一段很长时间的拧巴日子。在一个注重科学实证的现代医院，他想用传统东方文化中的理念和方法来治疗病人，无疑会被看做离经叛道的不务正业。他自己所受的科学理念，也会和他所从事的神秘工作冲突。好在，他所接受的科学训练，很快变成了一种优势而非障碍。他开始用严格设计的科学方法来考察正念训练对病人的疗效，他有意识地屏弃了正念中的宗教思想。他深知，要被西方主流思想接受，正念疗法必须和现代社会最大的「宗教」——科学挂上钩。他开始为佛教和科学搭建桥梁。
卡巴金在麻省医院地下室接待的第一批病人，都有很严重的身体疾病：皮肤病、心脏病、慢性疼痛，甚至癌症。卡巴金从未试图给病人虚幻的希望。他只是教他们，怎么和疾病、疼痛相处，怎么在过去和未来的间隙，投入当下，怎么把练习中获得的态度和体验，融入生活。
同时，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忠实客观地记录下病人的变化。第一批病人走了，他们很快带来了第二批病人，第二批病人走了，又很快带来了更多的病人。接着，有精神问题的病人来了，想体验这种方法的医生来了，想一探究竟的科学家来了，体验了这种方法以后，想把这种方法传播出去的教学者也来了。很多人在这个课程中，感受到了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影响口口相传，让这里不再默默无闻。但卡巴金和他的同事，仍然这样默默地接待他们。最初十年，他们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免费的。正念讲究慢就是快。卡巴金始终不徐不缓，就像耐心播种的老农。他知道这个道理。
回过头来，才能清楚地看到这些种子的意义。
研究上，从卡巴金发表第一篇文章开始，已有大量的研究文献表明，正念冥想有助于治疗慢性疼痛、焦虑、皮肤病、抑郁症复发、失眠、药物滥用、酒精依赖、饮食障碍、心脏疾病和癌症等心身疾病。近几年，正念冥想（mindfulness mediation）成为了心理学、神经科学、健康和教育领域的热门话题。美国财政每年拨款数千万美元资助给正念冥想有关的科研项目。Emotion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等着名学术期刊多次推专刊介绍正念冥想的作用及其神经机制。在这些科学文献的帮助下，我们开始逐渐理解，正念如何改变大脑的活动和大脑结构，并更加理解，正念如何起作用。
应用上，正念逐渐从麻省医院的地下室，走向学校、监狱、企业、运动培训机构。美国已有 520 多个从事正念减压的培训机构，全球已有 740 个培训机构。正念减压开始从边缘，逐渐走向主流和正统。无数多人接受了正念培训。一些人的人生由此发生了重要变化。
2013 年，卡巴金来到中国的时候，他已誉满全球。他得过一些奇怪的奖，包括正统大学认知科学中心颁发的「心智与大脑奖」、认知行为治疗协会颁布的「杰出荣誉奖」，也包括禅宗和平缔造者协会这样的组织颁布的「西方社会佛教先驱奖」。他发明的正念减压（MBSR）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在中国，原定 100 名的培训名额最后被扩展到 250 名，最后仍有不少人因为名额限制被拒。
他来到禅的故乡，向现代中国人教授禅的传统。他讲授书法「道」和「念」的含义，他用英语背李白的诗：「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翻译却茫然失措。他说正念的要义，是让一切自然地展开。而眼前展开的这一切，恐怕并不是 30 年前，麻省医院地下室那个辛苦耕耘的卡巴金所能预料的。
从某种意义上，正念的成功在于，佛教的内核，科学的包装。可是我相信，在科学之外，不可言说的那部分，卡巴金曾试图走得更远。卡巴金的一条腿有些瘸。这一直是一个谜。我曾以为是他打坐时间太长造成的。但是培训中有个爱八卦的和尚，是一个武僧、博士、MBA 学员兼麦霸，他告诉我们，卡巴金的腿，是练武练的。知乎的李松蔚老师和我一起参加了正念培训。他习武十年，是隐居清华北大的武林高手。他确认说，习武开胯操之过急，是会像卡巴金这样的。这么看来，他从未停止探索。
三、打坐和止语
这一周的培训是在北京郊区一个叫蟹岛的度假村进行的。培训是封闭的，我们的吃住都在度假村。基本的日程是，早上 6 点开始打坐，一直到晚上 9 点，早中晚餐，各休息一会儿。
刚到会议室的场面比较震撼。250 个瑜伽垫挨个铺开，每个人都席地而坐。来参加培训的，既有从澳大利亚、加拿大赶来的金发碧眼的老外，也有台湾和香港的华人，有教师、学生、医生、记者、心理咨询师、瑜伽教练、培训师、老板，甚至还有一些和尚和尼姑。四面八方来的人席地而坐，卡巴金和他的搭档萨奇老师在台上，同样席地而坐。全场一片肃静。席地而坐时，讲者和听众更容易被一种神秘的感召力联结在一起。当年，甘地向印度的支持者阐述他的非暴力不合作理论时，他们也曾这样席地而坐。更远一些，达摩向信众讲法，或者佛陀给弟子讲经时，也曾这样席地而坐。
修行最主要的活动，是坐禅、行禅和身体扫描。在回忆这一段时，我深吸了一口气，感受空气缓缓流过我的鼻腔，进入我的肺部。我感受着腹部的变化，再从嘴里缓缓地吐出这口气。我闭上了眼睛，但大脑仿佛又打开了另一双眼睛，仔细地观察着身体每一点细微的感受和变化。我安静了下来。
这就是我在一周里做的最主要的事。 安静而挺拔地坐着，像一座大山，不去哪里，也无关时间，就让心神安驻在此时此地。
长久地集中注意当然不是容易的事，思绪会以它自己的逻辑和节奏，慢慢地飘散。当我意识到注意已不在呼吸时，缓缓地，温柔而坚定地，把它拉回到对呼吸的关注，不苛责、不批判，却明确方向。我也把这种觉察从呼吸扩展到打坐时腿的疼痛，扩展到自己的所思所想，扩展到情绪的升起和落下，甚至扩展到我们的人生际遇。遇到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觉察。全心投入而又置身事外的觉察。
坐得累了，卡巴金和萨奇会及时摇起铜铃。清脆铃声把我们从静默的坐禅中唤醒。我们起身，开始行走。行禅同样是静默的，它是另一种觉察。你需要留意自己想要迈脚的动向，留意自己如何迈出第一步，留意脚跟、脚尖接触地面时的感觉，留意身体的摇晃和平衡。
从局外人看，培训的现场是相当震撼的。你忽然看到这么多人静默地，缓慢地，迈着不熟悉的步伐拖动自己的身体，这不是僵尸入侵的场面么？但参加培训的人却自得其乐。
走得也累了，有时候我们会在瑜伽垫上躺下，做身体扫描。身体扫描的要点，同样是觉察。我们需要跟着指令，从脚到头，觉察身体每一处的感受。常常一躺下，还没来得及扫描，就能听到此起彼伏的鼾声了。我从来没睡去过，每当睡意袭来的时候，我会让自己睁开眼睛，让外面的信息进来，以保持清醒。
觉察是无处不在的。除了这三个活动，所有有助于你觉察此时此地的活动，都可以被当做正念的练习。所以，生活处处兼修行。卡巴金曾经带领我们做过一个吃葡萄干的练习。我们要以最缓慢的速度，用触觉感受它，用嗅觉闻它，缓缓地把它放到嘴里，用舌头的每一个细胞，感受它的味道，轻轻地咬它，最后慢慢地咽下它。整个过程历时半小时多。我有时候想，这么吃葡萄，是不是也该考虑下葡萄的感受啊。
静修第三天，我们经历了 36 小时的止语。这是静修最特殊的部分。正念强调对静默的崇拜，是因为，思维和语言会干扰我们的心神，而只有在静默中，我们才能真正地和自己在一起。止语期间，我们不能说话，不能阅读，不能看手机和电子产品，甚至连眼神交流都要尽力避免。早上 5 点 30 起来，我和李松蔚老师在静默中，各自洗脸刷牙。我走出宾馆大门抬头望了望满天的繁星。星星分外闪亮，在北京，真是难得。我看到一群群的修行者，默默地在寒风中走向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假装不识，却格外清楚彼此的存在。然后是静坐、行禅、静坐、行禅……
那 36 小时，我们没有过去未来，只有现在。我们无依无靠、不声不响、不思不念，唯有觉察。我们为自己制造了一个乌托邦，在这个乌托邦的世界里，我们既是囚徒，也是国王，但说到底，我们还是、甚至更是，我们自己。
这样的 36 小时，很短，但很奢侈。
四、语言和感受
较之于当下在我们之内的，于我们身后的过去和眼前的未来，都是琐事。
——爱默生
释迦佛在灵山会上，和众多弟子在一起。当时大梵天王以金色波罗花献佛，并以身为床坐，请佛为众生说法。时释迦佛登座，拈花示众。与会大众皆茫然不知所措，唯大迦叶破颜微笑，于是他得佛心印，传涅盘妙心，实相无相之正法眼藏。
这是关于禅的最早的传说。它告诉我们，正念或禅修讲究的是不着文字，以心传心。
前一段时间很流行禅师和青年的故事。比如：
年轻人每个周一上班都很烦躁，去请教禅师。禅师拿出一个空茶杯，平静地往里倒茶，水杯快要溢出来了，禅师还在继续倒。年轻人突然顿悟：「大师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满溢的茶杯装不下什么，只有让心灵放空，才能接收新的东西。」禅师摇头叹息道：「这苦水怎么倒也倒不完……」
这里我要帮禅师说句公道话，禅师不是故意想让大家黑他的。禅师不说话，是因为禅修讲究「悟」。认为体验重于语言传授。
其实我也想拿朵花让大家猜，可是要说清楚正念，我又不得不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但正念讲究不着文字，并非没有道理。语言再强大，它也没法抓住正念的核心：体验。而如果缺少了体验，仅从文字意义上理解的正念，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距离遥远又残缺不全。
先让我们来说说语言碍着谁了。学过初中生物的读者应该还记得巴普洛夫和他的狗。最开始的时候，狗见到肉流口水，但是听到打铃没反应，后来巴普洛夫每次喂狗吃肉之前先打铃，很快，狗学会了听到铃声也流口水。铃声从无意义的刺激，变成了有意义的信号。后来，肉没了，狗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着铃声垂涎欲滴。
本质上，语言是和铃声一样的信号系统，只是它更抽象、更复杂、也更顽固。据说每个人平均每天产生 3.6 万个念头，它们都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其说我们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不如说我们生活在语言的世界中。
铃声意味着有肉，这并不总是对的。更重要的是，铃声并不是肉。但当我们流口水时，我们混淆了它们。同样，语言和念头与真实世界有联系，但语言也不是真实的世界。可是就语言或念头所能引发的喜怒哀乐的强度来看，我们已经把语言和念头当做了真实的世界，而忘了真实世界是什么样了。语言和思维在我们和世界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让我们无法带着好奇，真实地、不偏不倚地感受世界本来的模样，我们因此失去了对世界丰富的感知力。
佛祖不想让我们听着铃声伤神，他想让我们有肉吃（阿弥陀佛）。他指出的道路，是相信感知觉，因为这是我们跟世界最原始的接触。在正念中，感受远比理性的思维重要，而对语言或思维的使用，必须要审慎而节制。
语言和思维会让我们偏离真实的世界。有一种心理问题叫「思维反刍」，就是不停地做理论推想，设想各种无法验证的可能性，没法停下来。我遇到过一些这样的来访者。有个来访者从初中开始设想：「如果石头有生命会怎么样？」「我们怎么就知道石头没生命呢？」他不停根据这个假设做理论推演，最后得了强迫性思维。另一个学生，学了一些基础哲学课后，不停设想物质和精神的相互作用，物质的最终归宿，想得整个人都虚无了。还有一个人为「人生意义」这样的问题苦思冥想，好像只要解决了这样的理论问题，自己就会充满希望和活力。可在我看来，他应该找的不是人生意义，而是一个女朋友。还有人跟我讨论「幸福」、「快乐」和「欲望」之间的关系，最后把我也绕晕了。这些「思考者」都觉得自己在思考终极的哲学问题，但都不会去读哲学书或者资料，全靠脑子「干想」。杨绛先生对他们的问题做了最精辟的总结：「读书太少，想得太多」。
穷思竭虑确实可能引起心理和情绪问题。《禅与摩托车艺术》的作者罗伯特·M. 波西格(Robert M. Pirsig)因为思考物质与精神之类的问题，备受折磨，后来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和临床忧郁症，被多次送进医院。终于当他不再执着于自己的理论时，他反而解脱了。
出院之后，他与长子一起骑摩托车做横跨美国的旅行，从事心灵探险。在他本该讲述心灵的解脱之道时，他却讲起了摩托车维修的手艺：各个零件部分之间的联系，秩序，从中体悟到的整合之道。他说：
「佛陀或是耶稣坐在电脑和变速器的齿轮旁边修行会像坐在山顶和莲花座上一样自在。如果情形不是如此，那无异于亵渎了佛陀——也就是亵渎了你自己。」我自己喜欢的另一个小故事，是这样的：
苦修三年的小和尚，来到了师傅面前，对佛经奥义已经了然于胸，也做好了接受师傅考验的充分准备。
「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师傅平静地说。
「请问。」小和尚成竹在胸地答。
「走廊上的花，放在雨伞的左边还是右边？」
小和尚一愣，尴尬地退去，又苦修了三年。
这个被延期毕业的小和尚肯定明白，就正念的传统而言，保持对周围事物的觉察，远比熟读佛经理论来得重要。
放下思维，打开世界。这是正念的要义之一。
（作者注：正念的故事还未讲完，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请关注知乎「幸福课」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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