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谈话录

1825年5月12日(歌德谈他所受的影响,特别提到莫里哀)

歌德说,"关键在于我们要向他学习的作家须符合我们自己的性格.例如卡尔德隆尽管伟大,尽管我也很佩服他,对我却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对于席勒,卡尔德隆就很危险,会把他引入歧途.很幸运,卡尔德隆到席勒去世之后才在德国为一般人所熟悉.卡尔德隆最大的长处在技巧和戏剧效果方面,而席勒则在意图上远为健康.严肃和雄伟,所以席勒如果在自己的长处方面有所损失,而在其它方面又没有学到卡尔德隆的长处,那就很可惜了."

我们谈到莫里哀,歌德说,"莫里哀是很伟大的,我们每次重温他的作品,每次都重新感到惊讶.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的喜剧作品跨到了悲剧界限边上,(歌德这段评论打破了悲剧和喜剧的传统界限,是值很深思的.单纯的喜剧往往流于闹剧,最高的剧体诗总是悲喜剧混合,令人啼笑皆非.另一个显著的例子也许是莎士比亚.)都写得很聪明,没有人有胆量去摹仿他.他的《悭吝人》使利欲消灭了父子之间的恩爱,是特别伟大的,带有高度悲剧性的.但是经过修改的德文译本却把原来的儿子改成一般亲属,就变得软弱无力,不成名堂了.他们不敢象莫里哀那样把利欲的真相揭露出来.但是一般产生悲剧效果的东西,除掉不可容忍的因素之外,还有什么呢?

"我每年都要读几部莫里哀的作品,正如我经常要翻阅版刻的意大利大画师的作品一样.因为我们这些小人物不能把这类作品的伟大处铭刻在心里,所以需要经常温习,以便使原来的印象不断更新.

"人们老是在谈独创性,但是什么才是独创性!我们一生下来,世界就开始对我们发生影响,而这种影响一直要发生下去,直到我们过完了这一生.除掉精力.气力和意志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叫做我们自己的呢?如果我能算一算我应归功于一切伟大的前辈和同辈的东西,此外剩下来的东西也就不多了.

"不过在我们一生中,受到新的.重要的个人影响的那个时期决不是无关要旨的.莱辛.温克尔曼和康德都比我年纪大,我早年受到前两人的影响,老年受到康德的影响,这个情况对我是很重要的.再说,席勒还很年轻.刚投身于他的最新的事业时,我已开始对世界感到厌倦了,同时,洪堡弟兄(亚力山大.洪堡(1769—1859),地质地理学家,著有《论宇宙》和《新大陆地理》等书.其兄威廉.洪堡见第十四页注①.)和史雷格尔弟兄都是在我的眼下登上台的.这个情况也非常重要,我从中获得了说不尽的益处."

歌德谈了一些重要人物对他的影响之后,话题就转到他对别人的影响.我提起毕尔格尔(毕尔格尔(G．A．Bürger,1747—1794),德国抒情诗人,浪漫运动的先驱之一,民歌《李娜尔》的作者.),我看这方面似乎有问题,因为毕尔格尔的纯粹信任自然的才能似乎没有显示出歌德的影响.

歌德说,"毕尔格尔在才能方面和我有接近处,但是他的道德修养却植根于完全不同的土壤.一个人在修养进程中怎样开始,就会沿着那条线前进.一个在三十岁上写出《希尼普斯夫人》那样的诗的人,显然有些偏离我所走的方向.由于他确实有很大的才能,他博得了一批他很能予以满足的观众,所以对于一个和他无关的同时代诗人有什么特点,他就不操心了.

"一般说来,我们只向我们喜爱的人学习.正在成长的年轻的有才能的人对我有这种好感,但是和我同辈的人之中对我很少有这种好感.我数不出一个重要的人物,说他对我完全满意.人们就连对我的《维特》也进行挑剔,如果我把被指责的字句都勾销掉,全书就很难剩下一句了.不过这一切指责对我毫无害处,因为某些个人的主观判断,不管他们多么重要,毕竟由人民大众纠正过来了.谁不指望有成百万的读者,他就不应该写出一行文字来.

"听众对于席勒和我谁最伟大这个问题争论了二十年.其实有这么两个家伙让他们可以争论,他们倒应该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