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团体的形成
我们可以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并探究心理团体的形成。这些团体，作为行为场的组成部分，肯定是通过场组织的过程而产生的。它们与我们先前研究过的包括自我在内的（点子组、线段组等等）那些团体组织不同。尽管这一事实并未阻止我们把我们的组织定律用于这些例子中去，因为我们遇到过自我像其他场物体一样被对待的场合，但是，这对自我来说是极端重要的。自我是一个团体的组成部分，它将由于这种成员关系而具有一些特征，这个课题我们将在讨论第三个问题时进行探讨。现在，我们必须尝试去发现一些力量，它们对行为的团体形成负有主要责任。
相似律
我们从一个十分简单的例子开始，不是因为它是最重要的或典型的例子，而是因为它将以最简易的方式澄清这个问题。当我们进入房间时，我们把里面的人视作一个与其他一切物体分开的团体，而且或多或少不受他们空间分布的支配。这种组织可以还原为等同律或相似律（law of equality or similarity），至少可以部分地还原于这两种定律；因此，它并没有产生任何新问题。只要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这种团体形成便不会成为我们现在感兴趣的问题。起初，在刚进入房间时，我们并不属于该团体。然而，过了一会儿，我们便可能属于该团体了。究竟是什么东西产生了这种不仅包括其他人而且还包括我们自己的新团体呢？把同样的定律应用于这种新团体的形成（这种新团体据发现在第一个团体的形成中也起作用）是否有点牵强？我认为不。尽管相似律不是唯一的因素，但是，我们自己和他人之间的相似性看来确实对这种新组织作出了贡献。当有些人穿着晚礼服时会感到明显的别扭，而另外一些人则没有这种感觉，尽管任何一方均没有犯社交错误。
相似性和相貌特征
然而，我承认，等同因素并非团体形成中最强的力量。但是，一旦我们开始去分析等同性和相似性本身时，该因素将直接把我们导向其他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上去。为什么我的“自我”与其他人相似？（前者很少用视觉项来提供，而后者则主要用视觉项来提供。）回答必须是，我的自我在特征方面肯定与其他人相似，这些特征尽管可以由视觉特征来传递，但却无须这样传递。我们在前面也曾遇到过这些特征（参见第八章和第九章），当时我们称它们为相貌特征（physiognomic characters）。我们认为，通过这些特征，特别强大的自我—物体力量被唤起了；因此，当我们正在把团体形成（尤其是相似性）与它们联系起来时，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步骤。因为我们视作我们自我特征的某种东西也出现在我们称之为人类的场的那些部分里面，并且在较小程度上也出现在动物身上。我们通过视觉和听觉感知人们，也就是感知与我们具有同样自发性，具有目的和犹豫，欢乐和悲哀，勇气，抱负等等的物体；我们也把我们自己作为人来加以体验。如果等同性在团体形成中是一个因素的话，它一定是相貌特征的等同性。因此，一个老于世故的人很容易与其他老于世故的人聚集在一起，或者，甚至容易与那些玩赋了的人们聚在一起，而且也将在他的场内发展起一个他们和他共同属于的心理团体；与此相反，如果一个直率和坦诚的人被抛入老于世故的人群中去，那么他将不易发现他自己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与此相似，悲哀者倾向于把自己从一个欢乐的团体中排斥出去。相貌相似性可以导致团体形成，这已为某些具有不同种系和不同生活习惯的鸟类所证明。施特雷泽曼［Stresemann，由卡茨（Katz）摘录，1926年，p. 466］认为他已经找到这种团体形成的原因。“进入到令人印象深刻的和吵吵闹闹的鸟群中的小鸟是由于受到鸟群的吸引；它们把自己投入鸟群的生活漩涡，而且不易从里面脱身出来。”
相貌特征的起源：我们如何察觉“另一个人的心理”
但是，动力特征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单单决定心理团体的界限；动力特征也对团体结构和团体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因此，我们的下一步工作是回答第九章提出的问题，即作为行为物体的人们如何拥有相貌特征，或者更通俗地说，我们如何觉察另一个人的心理。我想把自己限于简要的陈述，因为苛勒已经在他的《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一书的第七章里十分全面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我不准备拒斥两种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按照这两种理论，我们是通过建立在类比基础上的推论，或者是通过联想来了解另一个人的情绪的。这两种理论都遭到了苛勒和C. D. 布罗德（Broad）的驳斥。布罗德因此下结论说：“由于剩下来的只是两种可供选择的办法，因此，或者是（1）存在某些认知情境，它们实际上包含了其他心理或它们的作为客观成分的某些状态；或者是（2）某些躯体形式、运动、姿势及其矫正的视觉外观对我们来说具有非获得的（unacquired）含义”。了解一下布罗德如何处理这两种可能性是颇为有趣的。尽管他给第二种可能性以显着地位，但是他却并不倾向于完全拒绝第一种可能性。不过，第一种可能性甚至比起两种被拒斥的理论来更加不可能被接受，因为它意味着一种对我来说至少显得神秘莫测的知觉理论。它否定行为世界和地理世界之间的差别。如果他人的心理能够直接提供给我的话，那么它将是我行为世界和地理世界中的同一个物体。另一方面，第二种可能性是承认相貌特征存在的另外一种方法。每样东西都有赖于这第二种可能性的详尽阐述，也就是说，有赖于对下列问题的回答，即作为行为物体的人如何才能拥有具有认知价值，并与作为地理物体的他人的基本方面相一致的相貌特征。布罗德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假设，人类的先天成分（也许也是其他群居动物的组成成分）是这样的，当人们看到任何物体实际上与他自己十分相似时，他便本能地认为该物体受到了像他自己心理那样的心理的激励”。当然，这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如果人们认为其他物体受到像他自己心理那样的心理的激励，那么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苛勒已经强调了这一点：“……有时，我把其他人理解为与我十分不同。例如，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富有特色的男子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是，遗憾的是，我无法使自己做到这一点”（1929年，p. 237）。但是，除了这种不适当性以外，布罗德的解释从真正的意义上说不是解释。它所做的一切是引起人类天生的结构，即他的本能。这种解释是着名的休眠力（vis dormitiva）类型的解释，从而把解释本身分解为对假装要解决的问题的重新命名，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它，我们必须将它用于具体的事例之中。它如何处理这类问题：为什么这张脸在我看来显得悲伤？为什么这个姿势在我看来显得屈从？为什么这种声音在我看来显得兴高采烈？难道我们对每一种这样的体验都有一种特殊的结构，或者说独立的本能？每一种特定的场合如何设法求助于这种结构的特定部分，或者说唤起一种特定的本能官能？由于像布罗德理论那样的理论无法使所有这些问题得到解答，因此它没为问题提供真正的解答。
那么，形式、运动、姿势等等如何具有一种非获得的含义呢？这个问题并没有给我们留下特别新的或惊人的印象，因为我们曾遇到过行为物体直接拥有的一些特性（除了感觉特性以外）。例如，一根线可能是曲线也可能是虚线，一个图形可能是对称的也可能是不成形的，旋律中的音调可能是平淡的也可能是刺耳的。行为物体之所以拥有这些特性，是因为它们把存在归之于组织。我们曾在一次特定的讨论中为行为物体的这些特性补充了相貌特征，并且指出，对于相貌特征来说，通常较难指出基本组织的细节。不过，在任何一个人的行为世界里也可能产生笨拙的或优美的物体，而无须使他与别人接触。一个优秀的素描者可以画出优美的线条、笨拙的图形，以及快乐或忧郁的模样。当我们探究世俗的艺术时，这一点更容易发生。确实，在我们的行为世界中，极少有物体像优美的音乐那样充满情感。另一个例子是木偶，木偶几乎无须与人类具有几何的相似性，然而却仍然能够载有大量的感情特征。对于我们的论点来说，最佳的例子也许是按照米老鼠的形象所制作的某些特技电影，因为在这些电影中，客观上既没有运动，也没有感情，而仅仅是奇怪图片的连续。不过，这种连续的序列在观察者的行为世界里产生了一些运动的物体，它们可以是机灵的，也可以是笨拙的，可以是朝气蓬勃的，也可以是神情沮丧的，等等。这个例子的优点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这些特征都只存在于行为的物体中，而在地理物体中则完全不存在。这些形态和运动对我们来说具有“含义”，它们成为刺激引起的心物组织的最清晰的方面或结果。
但是，为什么这些“含义”是相貌的，为什么它们传递情绪或其他心理的特征？如果这个问题意欲表明为什么物体具有相貌特征，如悲哀和欢乐等等，那么这是一个好问题。可是，如果这个问题强调了“心理的”一词，或者使之与“躯体的”或生理的相对立，那么它便立即产生误导作用。这是因为，我们用于主观经验上的许多词（如果不是大多数词的话）同样可以很好地用于客观经验上。这个论点取自苛勒，他还引证了借自克拉格斯（Klages）的一些例子：“痛苦的情感”，“温柔的性情”，“甜蜜的爱情”，等等。因此，我们要进行解释的并不是这些特性的心理本质，而是它们的性质。为什么是痛苦的而不是甜蜜的，平静的而不是激动的，阴郁的而不是欢快的！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让我们转向一组不同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相貌特征或多或少是真实的。我看到一个恼怒的人，这个人确实是恼怒的；我在早上遇见一位友人，发现他很沮丧，尽管他设法掩饰这种神情；我被那张脸上的小气神情所震惊，确实在那丑陋的面具后面存在着一个吝啬的灵魂。这些例子将引导我们深入一步，因为在这里地理物体拥有某些特征，它们是由于它的天生本质，而且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接近刺激（proximal stimulation）中运作。一个恼怒的人或一个沮丧的人的行动在因果上将与他的心理状态相联系，另一方面将会为其他一些观察他的人提供接近刺激。因此，一种情境的产生带有两种关系：让我们把恼怒的人或沮丧的人称为A，把对他进行观察的朋友称为B。于是，第一种关系是A所固有的，也就是在A的心情和他的活动之间的关系；而第二种关系则是对B来说作为可能刺激的这些活动和B对A及其心情的知觉之间的关系。A的心情和情绪对A的活动发生影响，这是明显的。活动产生自自我系统内的应力，而情绪则与这些自我应力具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我们在第九章里已经解释过的。即便如此，这两种关系之间的动力关系可能属于不同的种类。情绪可能仅仅通过释放而引发或影响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活动的形式将不受释放这些活动的情绪的支配。但是，在我们讨论活动时，我们已经发现这种“释放”概念完全不适合于处理事实；我们到处可以发现活动不仅是释放出来的，而且也是受存在于整个场内的力的指向或引导的。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我们目前问题中的这种可能性。如果一种情绪应力为活动导向，那么，随之发生的活动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该情绪；外显行为的特征将表现出行为得以发生的场的特征。沮丧者的缓慢拖沓的行动，恼怒者的急促而又不连续的行动，确实是符合沮丧者的呆滞状态和恼怒者的混乱状态的。外显一面的沮丧或恼怒与意识一面的沮丧或恼怒一样多。因此，正如第二章所界定的那样，真正的行为是携带情绪的，这种说法是有意义的。
现在，我们转向第二种关系，也就是A的外显行为和B对A的知觉之间的关系。在B的感官中，尤其在B的眼睛和耳朵里，存在着一种由A的状态和活动所决定的接近刺激。这种刺激在B的行为场里引起了对A的时空组织。它使A的活动在B的视网膜上绘制地图（maps），也使A的言语在B的耳朵鼓膜上绘制地图。于是，我们的整个情境就变成这样：
EA～MA～RB→？
EA是A的情绪或心境，MA是A的外显活动，RB是由A的这些东西在B的视网膜上产生的意象（以及在B的耳朵里产生的振动模式），符号～表示“绘制”。EA是由MA来绘制的（mapped），依次，MA是由RB来绘制的，而RB又决定了B对A的知觉。然而，在这两种绘制之间是存在差别的：RB从几何学角度绘制MA，也就是说，按照知觉定律一点一点地绘制，所以RB不是一种动力的绘制，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三章讨论视网膜意象的性质时发现的那样；当时我们把讨论限于空间图景，但是，很容易看到，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在我们目前的行文中颇为重要的时间图景。从时间角度讲，RB也是一种刺激的镶嵌（mosaic of stimulations），因为在RB里面任何一个时刻发生的事情并不依赖于此刻之前发生的事情，而是依赖于此刻正好触及视网膜的光线。另一方面，MA对EA的绘制是动力的。现在，我们知道RB的结果是B的心物场内的一种动力组织，它与RB的关系我们在第三章曾进行过一般的研究，并在第四章和第五章进行过详细的研究。在那里，我们看到，这种组织对远距离刺激的绘制常常比对接近刺激的绘制要好一些。如果这在我们的例子中是正确的话，如果AB（A作为被B知觉的他）或多或少是对MA的真实绘制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理解B如何意识到A的情绪，而无须通过类比来进行联想或推断。当接近刺激的分布像产生一种与远距离刺激物体的组织相似的一种心物组织那样拥有这些几何学特征时，行为物体就会对远距离刺激物体进行动力绘制。这样一来，我把桌上的烟灰缸看做一个分离的物体，因为刺激的分布在烟灰缸的界线上是不连续的，从而在我的行为环境中产生一个具有特定形状的分离物体。当我们将这一论点用于MA-RB-AB的关系中时，我们看到在许多例子中，RB作为对MA的几何学绘制将拥有这些特征，正如将产生一个与MA动力地相似的AB一样。因此，A的声音的提高将产生一种时间刺激模式，在该模式中，每一种声音都伴随一个更响的声音，这种刺激模式将引起一种逐渐增强（crescendo）的经验。与此相似的是，A的急促行动将导致B的视网膜上时空的刺激分布，并依次导致B体验到一种急促的行动。
于是，在某种程度上，AB必须是对MA的动力绘制，不过，问题仍存在着，即AB将绘制出多少的MA。例如，A的声音的逐渐增强或他的整个行为可能是他的逐渐增强的兴奋的表示，他的急促行动可能表示他的恼怒。迄今为止，我们仅仅表明AB拥有逐渐增强的声音或急促行动的特性。但是，我们的真正问题是要解释AB究竟是兴奋还是恼怒。困难似乎在于从逐渐增强过渡到兴奋，或者从急促行动过渡到恼怒。但是，这种困难要比实际的还要明显。人们体验到的逐渐增强的声音和行动急促完全是动力事件，它们的动力方面不过是由“逐渐增强”和“急促”这些术语给予了不恰当的描述，而这些术语是可以从几何学角度进行解释的。如果我们试图去找出一些词汇，通过这些词汇来描述这些经验的动力方面，那么我们便被驱使着去使用像兴奋或恼怒这样的术语。正如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同样一些形容词去描述“心理”事件和“生理”事件的原因。如果认为“逐渐增强”原先仅仅作为一种强度的变化来体验，只是后来才被赋予兴奋的特征，这似乎是一种错误的假设。这种观点已经在第八章结束时被驳斥过，在那里，我们曾声称，行为世界越原始，它便越具有相貌性。因此，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假设，所谓兴奋基本上是一种逐渐增强的体验，所以，逐渐增强的AB是一个兴奋的AB。
由此可见，我们的主要问题已经用一般的术语解答了。为了阐释细节，我们必须考虑若干要点。迄今为止，我们用来描述RB的时空模式的措辞是十分一般的。存在着许多类型的逐渐增强和急促。语言未能公正对待这些模式，这些模式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不同的。作为不同的模式，它们将把它们的起源归之于不同的MA，从而也归之于不同的EA，反之，它们会产生不同的AB。而且，这个AB不仅依赖RB，而且依赖B的神经系统的结构。因此，对某个人来说可能视作不礼貌的行为，而对另一个人来说似乎只是羞涩和谦逊的笨拙表示而已。同一个R（或者十分相似的R）在一个观察者（K）眼里要比在另一个观察者（L）眼里产生更加原始的A的组织，正像在一次音乐会上，一个有音乐素养的听众要比另一个音乐素养较差的人获得更高的组织一样（也就是AK≠AL）。
表达出来的情绪越是一般，个体间的表述便越是彼此相似，这些表述也就越广泛地为人们所理解。卡茨概述了他在鸟类有声表达方面所作的研究，他说，鸟类种系之间的差别越大，这些有声表达就越是难以理解，不过有些声音，例如表示恐惧的声音，似乎在各个种群之间都是相似的，而且容易为它们所理解。某些红嘴鸥的警戒叫声甚至能被哺乳动物所听懂，因为后者和这些鸟生活在同一地区。
我们不要忘记，每种行为都发生在一个场内，因此，AB还要依赖它得以发生的那个场。这个场当然是B的场，而且意味着，B对A的理解还要依赖B看到A正在活动的那个场。当B注意到他开始并没有注意到的另外一个人在场时，A的行为可能完全改变它对B的方向，因为A的行为现在看来处于与这另外一个人的动力关系之中。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行为是指向一个物体的，不论这个物体是死的还是活的，如果这个物体未能包括在观察者的行为场内，那么，他将对他遇到的活动和姿势获得一种错误的印象。一种特别有意义的情况是，一个人的活动指向观察者本人。
在我们对本次讨论下结论之前，我们必须回顾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列举过的三个例子中我们忽略了第三个例子，就是那种吝啬的表情。我不准备深入探究这个例子的理论，我将仅仅提一下，这张脸在任何时刻都可能是一个运动截面，一个取自电影系列的格子，并带有该电影的一个部分和结果的标记。这个事实已经在“多利安·格雷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中被象征地表示了。
除相似性以外由其他因素产生的团体形成
我们现在可以回到行为的团体形成的问题上来了。相似性因素很好地介绍了一般原理，证明了将自我推向其他人类的场内力量。即使每个个体本身是“完整的”，这个因素也会起作用；换言之，即使在自我的场内，由于没有相似的东西存在，致使自我摆脱了应力，相似性仍将导致团体的形成；应力朝向产生自相似性的团体形成，如果我们运用旧的术语来表述的话，这种应力便是纯粹的环境—自我应力，它具有这样的特点，即介于应力之间的特定物体是自我和他的伙伴。
自我的不完整性
一切团体中最自然的团体——家庭，却不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失助的婴孩是不“完整的”，他的需要的满足有赖于他人的活动，而在一个人一生的关系中首次最亲密的关系是与满足他的需要的那个人的关系。相反，必须施舍，必须帮助失助者，则是另一种产生团体联结的强大力量，对于这种团体联结，还须加上双亲的关系：我的肉体的肉体。如果没有孩子，父母也不再是“完整的”了。
但是，处在隔离状态中的人是否可以称得上“完整”呢？或者，如果他在与他的同伴毫无接触的情况下达到了成年，这样他是否“完整”？我们深信，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会完整。一方面，他需要一个伙伴，另一方面，其他伙伴也需要他。
麦独孤的理论
调查表明，自我本身必定包含应力，这些应力只有通过把自我包含在各种（行为）团体中才能得以解除。这样一来，我们似乎把团体形成的原因还原为一种本能的理论了。确实，当我们浏览麦独孤（Mc Dougall）最近发表的本能理论，或者，像他现在称呼的那样，把本能叫做“倾向”（propensities）时，我们便可发现我们刚刚列举的一切需要就是这些东西。使婴儿依附于父母或保姆的需要正好符合麦独孤的第九种和第十一种倾向，也就是屈从的和求助的倾向（submissive and appeal propensities），使父母与他们的孩子连接在一起的需要符合麦独孤的第六种倾向，即保护的或父母的倾向（protective orparental propensity）；当然，他也列举了性倾向（“求爱和交配”——第九种倾向），以及群居倾向（第七种）等等（1933年，p. 97）。
这种心身平行论（parallelism）反映了采纳本能理论的基本原因。如果不作这样的假设，即自我是需要特定种类予以解除的应力的所在地，那么，不论是人类的行为还是动物的行为都无法进行描述或解释。而且，不论人们是使用“自我—应力”（Egostrees）这个更为一般的和中性的术语，还是使用“本能”（instinct）这个更为特殊的和引起争议的术语，那都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实际问题是，这两个术语中的任何一个术语究竟意指什么，它们在该理论体系中起什么作用。我们在前面已经批判了麦独孤的概念（见第九章），本章中提出的批判也同样适用于他在我们目前的问题上所使用的术语。麦独孤还在他的新近出版的书中把本能或倾向视作一种永久的先天倾向，这种永久的先天倾向可以被“激发起来”，然后“产生一种积极的倾向，一种奋斗，一种冲动或内驱力，它们都朝向某个目标”。正是在这一点上，我观察事实的方式与麦独孤观察事实的方式有所不同，这是我和他都承认的。我在这里提供另外一段引文。他谈到一个男孩，他有两种能力，但从未被使用过。“于是，有一天，他处在一群男孩中间，这些男孩在公正的观众的刺激之下正打算‘露一手’；他那超过别人、与众不同的……潜在倾向通过他对情境的知觉而被激发起来”。上述引文在我看来似乎表明，一切倾向都是永久的存在，它们可以通过激励从潜伏阶段过渡到有效阶段，由于一些倾向在特征上显然是社会性的，因此，社会行为便被还原为个体能力了。现在，我们看到，团体成员的个体特征是团体的决定因素，但是，麦独孤的理论却远远超出了这种陈述。只要我们讨论心理团体，我们就必须留在个体的领域之内。麦独孤用意向（disposition）来解释心理团体的行为，这些意向根据它们自身的性质而产生一些过程；（行为的）环境除了“激起”这些意向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功能。对此，我们持相反的观点：整个场，特别是它的有关部分，在根据整个场的特性来决定行为的自我中建立起应力。如果我们声称，自我由于缺乏社会关系而“不完整”，那么我们的意思是说，既然自我本身是一种组织的产物，则这种自我便是一种不完整的组织，一种处于应力之下的结构，除非整个场满足某些条件，也即包含具有明确动力特征的物体。因此，麦独孤的倾向对我们来说不是最终解释的概念，而是对社会心理学需要解释的某些主要行为类型的总的描述。倾向是系统阐述的问题，而不是对问题的解答。
我们的理论和麦独孤的理论之间的差别不仅仅表现在术语方面，尽管这些术语都导源于这样的方式，即两种理论中的任何一种都探讨了行为及其基本原因之间的关系。但是，指出两者的差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需要进一步详尽阐述。鉴于某种夸张，有必要使理论的区分尽可能鲜明，人们可能说：对麦独孤而言，具有倾向的自我和激起这些倾向的环境都是独立的实体（entities）；在我们的理论中，它们一起发展，并且通过场组织的过程密切地相互作用。正如行为环境有赖于它周围的自我那样，自我也有赖于它的环境。在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中，行为环境的某些部分，也即我们的伙伴们，都起着独特的作用，那是因为在它们和自我之间可以产生能把自我完全组织起来的某些力量。因此，社会行为不是自我内的“社会倾向”的结果，而是特殊种类的场组织的结果。[1]
在我们的理论中，正是由于社会行为导源于组织，因此，它对那种很少关注基本因素的理论的进展更有效果。这些基本因素充其量是根据虚假例子来分析的，而不是根据实际的团体行为来分析的，正是这些实际的团体行为表明了场组织在起作用。我们每个人都因为纯粹的“社会原因”而成为许多团体的成员，这与群居的本能或倾向完全不同。我们迁移到一个新的市镇，不论在社会方面还是在心理方面都成为该市镇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在这种环境里，我们的行为社会场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转向我们问题中的第二个主要问题——心理团体的性质。在我们离开第一个论题之前，我们再提出一个结论。如果行为自我在隔离状态中是不完整的，那么，实际的或地理的有机体作为一个个体也是不完整的。这是因为，在行为环境中，伙伴的出现是地理环境中人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在行为社会场内，交流是通过一个社会场来中介的。不论从心理学上还是从生物学上讲，隔离的个体不可能是自然界的一个完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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