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向左，疯子向右

据说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诗人与祭司、神灵进行沟通，就是通过陷入“疯癫”和神圣的狂热来实现的。人们认为，只有处于某种特殊的心智状态，比如丧失意识、发疯或神灵附体，我们才能获得神圣的疯狂和灵感。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Phaedrus）中谈到神圣的疯狂时，曾这样说：

疯狂，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是让我们获取最伟大祝福的通道……那些为事物命名的古人不会将疯狂视为羞耻，否则他们不会将疯狂与“最高贵的艺术”“洞悉未来的艺术”相联系，并称之为疯狂艺术……所以，根据我们祖先所提供的证据，疯狂绝对是一件比清醒更高贵的感觉……疯狂来自于神明，而清醒只属于凡人。

紧接着，苏格拉底又讨论了艺术性“疯狂”，或者所谓的“被缪斯附体”：“如果一个人来到诗歌的圣门前，却没有被缪斯的疯狂所触动，还认为只要凭借技巧就能够成为优秀的诗人，那么他和他清醒的作品将永远达不到完美的境界，并在那些充满灵感的疯狂之作对比下黯然失色。”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提到的疯狂，涵盖了大量复杂的思想和情绪状态，很明显地强调了各种意识与感受，不仅仅包括精神疾病。后期的亚里士多德则更具针对性地谈论了忧郁、疯狂和灵感之间的关系。他问：“为什么所有在哲学、诗歌或是艺术领域内出类拔萃的人都如此忧郁？”“埃阿斯（Ajax）和伯勒罗丰（Bellerophontes）也是如此，而前者几乎完全疯了……还有其他很多英雄承受着同样的痛苦，包括后来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柏拉图、苏格拉底，而绝大多数可以随心驾驭诗歌的人更是如此。”

◇ 疯狂力量对天才的影响

在文艺复兴时期，天才、忧郁和疯狂之间的关系再度引发众人的关注与兴趣。有成就的躁郁症患者和疯子之间出现了明确的区分。到了18世纪，人们的态度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平衡与理性的思维，取代了所谓的“灵感”和极端情绪，被视为构成天才的主要成分。而这种认为天才与理智相关的短暂时期，几乎完全被接下来的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所逆转。后者再次开始强调忧郁，以及那些天赋的、充满灵感的气质。例如，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在写到自杀时年仅17岁的诗人托马斯·查特顿（Thomas Chatterton）时，用如下的笔触描述了诗人的命运：

我们因自己的灵魂而受人崇敬，

身为诗人，我们的青春总是从喜悦开始，

但却在沮丧与疯狂中走向终结。

在所有浪漫主义诗人当中，拜伦算得上是集痛苦和性情多变于一身的最佳代表，他用文字描绘了自己备受折磨的情感生活，精准地捕捉到了“诗意天赋”所具有的血腥疯狂：

我不应该让思维如此野蛮放纵，

我之前想得太多，也太过阴暗，

直到我的头脑变成了幻想与激情火焰构成的漩涡：

年轻时我未曾学会如何驯服自己的心灵，

而这让我的生命之泉惨遭荼毒。

1812年，也正是拜伦的诗集《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前两章正式出版的同一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教授完成了美国第一本重要的精神病医学方面的专着。在这本书中，他详细记录了自己对于躁狂、敏感，以及艺术天分之间关系的观察所得，就像拜伦与其他19世纪的作家一样，拉什教授也喜欢使用自然界的剧变来作隐喻：

大脑中的一部分持续增强，不过这并不是疾病，我们的心灵有时候不仅仅会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力量与敏锐，还会发现之前从未展现出来的某种才华……雄辩、诗情、音乐和绘画的天分，甚至某些罕见的工艺天赋，都蕴涵在这种疯狂的状态当中……这种足以衍生出崭新、美妙天赋的心灵疾病，简直可以与地震的威力相媲美，就像是凭借着地震翻动地球的上层，使得许多珍贵美丽的化石重现天日，而那些土地的所有人原本并不清楚土壤下竟然掩埋着如此珍贵的宝藏。

而许多欧洲学者，包括法国的雅克-约瑟夫·莫罗（Jacques-Joseph Moreau）、意大利的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教授和德国的卡尔·莫比乌斯（Karl Mobius），都曾撰写过有关精神疾病与天才之间关系的文章。

与上述这些强调神秘、强大并且非理性的力量对于天才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的19世纪作家不同，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例外发生在散文家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身上。他曾一度被关在私人疗养院中，原因则几乎可以被确定为我们现在所谓的“躁郁症”。在疗养院中，他的姐姐也因为躁郁症所导致的间歇性疯狂而与他相伴。在《天才未必真癫狂》（The Sanity of True Genius）一书中，他谈到了各种才智的平衡，表达了与18世纪作家相同的观点：

有种错误的观点认为，伟大的才华（或者按照我们现代的说法“天才”）有必要与丧失心智、精神失常相联系，但绝不会存在于神智清明的作家身上，正常的头脑绝不会孕育出疯狂的莎士比亚。其实，才华的伟大，往往会在各种能力的绝妙平衡中自我显现，也只有在此基础上，诗意天赋才能被人们彻底理解。疯狂只是才华的一种不均衡变形，或是其中某种才能滥用的结果……最大的错误根源于，普通人总会在令人着迷的伟大作品中，发现高昂亢奋的状态。而除了在虚假的幻梦和高烧中之外，他们不曾有过类似的体验。因此，他们认定诗人永远处于那种似真似梦的狂热状态之中。但是，又有谁知道，真正的诗人总是在清醒的时候做梦。他们并不会被所创作的主题支配，而是控制着自己创作的东西。

然而，私下里，兰姆却在一封写给柯勒律治的信中描述了自己在陷入妄想、几近崩溃的时候所体验到的兴奋与激昂：“当它持续的时候，我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处于纯粹的快乐之中……你无法体验如此伟大和狂野的幻想，除非你也陷入疯狂。”

◇ 天才的疯狂以智力为基础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们的观点开始折中。部分原因是人们不可避免地会从极端的观点中摆脱出来（这一次是浪漫主义），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日益对人们产生深远影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和临床精神病学家克雷佩林都曾在20世纪早期撰写过文章，强调了那些与疯狂相伴随的积极特质，并描述这些特质是如何在具体情况下与其他天分相结合，造就出格外具有创造力和成就的个体。然而，他们也特别指出，相对于轻微的躁狂状态和具有反思性、哲理性的忧郁状态，某些精神类疾病（比如，精神分裂症或是重度抑郁）也具有令人衰弱无力的极端一面。这些学者强调了持续的专注、纪律和平衡对于那些真正具有想象力的个体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种较为中庸的观点，可谓是整个20世纪对精神疾病与天才之间关系最有代表性的看法。而威廉·詹姆斯本身对忧虑和令人烦扰的情绪波动并不陌生。就躁动的情绪和不稳定的气质对于智力所具有的潜在价值，他曾写过一段极具见解的话：

精神病性气质（他所指的是边缘性精神失常、精神失常的气质以及丧失心智平衡）不论伴有怎样的智力水平，都会带有激越和兴奋的特征……它会让个体的想法立即成为信念和行动……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高人一等的智力和这种精神病性气质（就好像人类的才能有无穷种组合方式，两者恰好密切地结合在一起），那么个体将达到一种最佳状态，成为足以进入名人录的天才。具有这种天赋的人，将不会只做一个评论家，或是甘当一个通晓事理的人。不论是福还是祸，他们的想法支配他们、冲击他们，使他们远远超越自己的年龄与同辈。

20世纪40年代，波士顿麦克莱恩医院的临床专家，迈尔森（A.Myerson）和博伊尔（R.D.Boyle）博士再次重申了詹姆斯的基本立场，不过，他们更多地将注意的焦点放在了躁郁症这种疾病身上。在讨论社会知名家族中的情感性精神疾病的时候，他们这样总结：

我们并不是说，那些个体一定是因为患有精神疾病所以才变得伟大，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关联性和说服力。也许这样表达会更为贴切一些：只有当它融入了相应的能力时，躁狂的驱动才能够体现出其应有的价值。因此，一个拥有轻躁狂气质的蠢人，只能在愚蠢的程度上做更多的蠢事，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平庸之辈。所以说，绝大多数躁郁症患者并不会给世界带来特殊的价值，更不用说带来非凡的东西。不过，一旦轻躁狂气质与极高的能力，一种独立、自足的特性融合在一起，那么其影响效果将远远高于这种超强能力与普通气质所能达到的程度。

20世纪的文学和艺术学者们，一直试图探讨精神病与天才之间的某种关系。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他的有关神经症和艺术的着名散文中，以及维特科尔夫妇的《生于土星下》（Born Under Saturn）一书中，都承认了在社会上，艺术天分与“疯狂”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关联。特里林特别提到，艺术家都有精神疾病这一观念“正是对文化的一种独特解读”，而维特科尔夫妇则认为：“如果将疯狂艺术家这一具有历史现实意义的说法，笼统地归入错误的范畴，那么将无疑否定了这一类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存在。”

他们也都强调，“积极的”和“消极的”忧郁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分。这一观点与柏拉图的看法一致。在柏拉图看来，临床上的精神失常与“热情而又充满灵感的神圣疯狂”完全不同，前者对艺术成就不仅毫无帮助，还会起到严重的妨害作用。

尽管特里林认为诗人可能是某种“独特的神经症患者”，但是他仍然强调了一个重要观点：“根据任何可靠的有关健康的定义，诗人或艺术家身上都有某一部分是健康的，也正是这个健康的部分给了他去构思、计划、工作，以及最终完成工作的力量。”简而言之，他强调了纪律、理性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对于持续的艺术和文学创作所具有的不容争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