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向左，疯子向右

查克·耶格尔（Chuck Yeager）是首位超音速的飞机驾驶员，也是大家公认的美国最伟大的飞行员，他描述了传统的猎捕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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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飞行员梦寐以求的一天。我在混战的空中，觉得自己生下来就是为了这场空中格斗。很难解释那种感觉，你觉得自己好像跟野马式战斗机合二为一，是那个该死油门的延伸。你把飞机飞到极致，知道谁赢了就表示谁懂飞机、谁的技巧高……丝毫松懈不得，你全神贯注，把疲倦、恐惧抛在一边……你全面、全速攻击，还没杀敌之前，就已凭经验知道，你赢了。一旦瞄准对手，开始以优势步步进逼，这时你就玩起了猫抓老鼠。你设好圈套，他跑不掉了。你们俩都知道，他完了。你是个信心十足的猎人，扣扳机的手指头从没颤抖过……炸掉他的那一刻、那一幕真让人畅快、真美……空中格斗一直就是那么刺激，对我来说，战斗仍旧是最极致的飞行体验。

战争是为了保卫国家，但也得要有热情才能付诸行动。耶格尔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猎人”，他是个热情的战士，他的国家很肯定他这一点。若要一个年轻人为伟大的使命牺牲性命，他就非得要有信念和相当的狂热才行。但是，那股向着战争的洋溢热情需要限制，否则就会变为残暴，对理想所抱持的热情也需要划定界限，否则就会变为狂热。

但是，由谁来断定是否越过界限了呢？血战方酣、死亡就在眼前，这时还有什么不能跨越的界限呢？战争热情的收放方式跟其他热情不同。按劳伦斯的观察，战争会让“士兵产生微妙的心理变化。人渴望战斗时，会去修改、支持甚至不顾纪律。这种渴望能让人战斗时在精神面获胜，通常也能在实质面获胜……这种渴望让人变得神经兴奋，当全力发挥时会把人的肉体和灵魂撕裂”。劳伦斯认为，需要利用和平时期的克制来激发战时的高昂情绪：“在和平时期激发战争兴奋感，以此来创造部队士气，这种做法很危险，那就像运动员太早服禁药一样，于是自然而然的，就有人发明了取巧（意思就是稍有一点克制与痛苦）的纪律来取而代之。”

但不是所有战士都会买纪律的账，巴顿将军和米歇尔将军是20世纪最有名的两位军事将领，他们就是出了名的不买纪律的账。从他们的不驯可以看出，“狂热”和“有眼光的领导能力”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他们的激情让人领会到，伟人未必就是好人。

巴顿和米歇尔有很多共同点。他们两人生来就是天之骄子，都很热情，无法忍受那些不跟他们一样热情的人。热情洋溢若是遭遇阻挡，往往会演变成愤怒和自以为是。他们都是性情火暴的领袖，性急、自负、勇敢得没话说。两人都极力倡导创新战法。上级长官觉得他们难以驾驭，会因为他们公然不听命令而予以训斥，有时还觉得他们精神状态不太稳定（的确没错，巴顿和米歇尔的家人都有精神不稳定的病史）。且就性情来说，他们较适合活在战时，不适合活在和平时期。他们热情地领导部队，并以过度的热情误导部队。他们对部队和士兵该有什么表现自有看法，而且毫不妥协。他们追求荣耀，并且创造了历史。

巴顿很早就对战争怀抱无条件的热情。他还在念西点军校时，就写信给未来的妻子说：“老天啊，我真希望有战争。”按他的话说，“战争就是生命”。巴顿认为自己永远是个战士。在西点军校的笔记本里，巴顿写了一段让人热血沸腾的话：“你已见识过，人只要有热情，就能成事……你得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期获胜。记得，你活着就是为了这个。对，你非得如此不可！你得闯番事业出来！除非已达巅峰或埋进坟墓，否则绝不终止努力。”他那股想赢的热情，还延伸到游戏上的争斗。巴顿认为，领袖就是要用这种“有穿透力、鲜明的个性”来发号施令，“没加酵母的知识面包虽能维持生命，但得放进个性的发酵粉才不会那么难吃”。

就好的一面来说，巴顿的个性让他和美国都受惠。他战略上的真知灼见以及热情洋溢让人传诵一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巴顿“生来就是要当兵的，他是个理想的战斗领袖，他的勇气和戏剧化个性激励他所有的部下……看到他我就吃了定心丸，知道他会用更大胆的方式执行最大胆的计划……巴顿是我们或任何军队培养出来的最聪明的战地部队指挥官”。热情洋溢固然有益，但它和嗜血之间的界限却随着时间的进展，越来越模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顿的言论一开始只是鲁莽。他说：“这场仗真是帅呆了，我真希望上帝让我死在最前面。”有一回，他从车上跳下来，叫嚣说：“该死的德国人在哪儿？来杀我啊！”但后来，他开始说些不大正常、站不住脚、颇受争议的话。他的部队之所以屠杀战俘，部分原因就是他的话。1942年8月，他对部队发表了一篇激烈的演说，他训勉部队：“我们要冲过去杀掉那些肮脏的杂种。我们不只要杀了那些混蛋，还要把他们的内脏给活活挖出来，拿来润滑我们的坦克履带。我们要把那些差劲儿的德国杂种大把大把地杀掉。”

有时巴顿并未以荣誉来鼓舞部队，而是鼓励大家杀戮，结果，无节制的行为终于演变成不可原谅的行为。他因掌掴一名被炮弹吓住的士兵而被迫公开道歉，之后，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古怪，讲的话越来越具煽动性，艾森豪威尔于是解除了他第三军团的指挥权。热情洋溢已变为脱序的仇恨和狂热。

英国参谋总长阿兰·布鲁克将军（Alan Francis Brooke）认为，巴顿是个“有冲劲、勇敢、粗野、不稳定的领袖，他适合执行攻击行动，但碰到那种需要技巧和判断力的行动就不行了”。作家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则谴责巴顿是个“穷兵黩武的歇斯底里症极端个案”，他还说：“跟我们这些沉闷的人比起来，巴顿将军相当疯狂。”马歇尔（S. L. A. Marshall）看法相同：“我想他已经半疯了。那种自认为是汉尼拔或诸如此类东西转世的人，头脑恐怕不太正常。”替巴顿写传记的拉迪斯拉斯·法拉戈（Ladislas Farago）则写道：“我相信，他就算不是真的疯了，起码也是高度神经质。”

不管他疯还是没疯，巴顿不是一般领袖，他善用并误用了自己的热情。他1945年12月去世，当时《纽约时报》的一番话点出了他的复杂：“他将被视为美国首屈一指的伟大军事将领”；一个传奇人物，是“火与冰的奇怪混合体，热衷战斗……一个造诣深、心思细的军校生”，他们说，他“不属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