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界的异类
在我认识的科学家或其他职业人里，只有盖杜谢克这个人被自己的同辈称为真正的天才。盖杜谢克是个病毒学家，他因为研究导致脑部退化性疾病的“慢性病毒”（“prions”，目前多数人称之为传染性蛋白质）而获得诺贝尔奖。盖杜谢克好像生来就爱好科学，生来就热情洋溢得难以自抑。他的父亲是个移民，住在纽约州扬克斯市。父亲的个性对他影响很大，盖杜谢克写道，他父亲“喜欢笑，喜欢粗俗好玩的事，热爱工作、嬉戏、音乐、唱歌、跳舞、美食，最喜欢的就是聊天”，而他母亲热爱民间故事和文学，培养出他对文化和艺术的终身爱好。他家兄弟俩还没识字，就已经在听荷马、赫西俄德、索福克勒斯、普鲁塔克和维吉尔的作品。他小时候就涉猎北欧文学，也看居里夫人和巴斯德等科学家的传记。盖杜谢克跟沃森和加洛一样，都受了克鲁伊夫《微生物猎手》这本书的影响，不过，他的热情恐怕更甚于另外两位：他把克鲁伊夫书里面写到的几位分子生物学家的名字贴在通往他的化学实验室阁楼的阶梯上，而且一贴就是50多年。
盖杜谢克跟很多科学家一样，从小就知道自己想研究大自然。他说：“我阿姨艾莲娜是植物学家，5岁的时候，我跟她一起在花园里溜达，我们一起翻石头，想知道到底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植物和动物藏在眼前。”阿姨引领他享受研究大自然之乐，他说，阿姨对他影响甚深，他因此对“知识有了好奇和兴趣……她让我这个孩子凭着好奇心，玩起了研究和探索的游戏。我才刚学会走路，她就让我做实验，而且不光让我收集、分类昆虫而已，她热心地带我去看昆虫在腐蚀和腐败植物上幻化的美丽生命周期，甚至让我看埃及姬蜂如何把蛋植入受害者身上，然后用这个方法把对方给谋杀掉，她还让我见识了螳螂交配后把配偶吃掉的野蛮行径……她在我身上潜移默化，让我渴求自然之美，她教导我用有创意的方式生活”。
1946年，盖杜谢克拿到哈佛大学医学学士学位，自此展开长达一生的研究工作。他兴趣广泛，而且成就非凡。他研究霍比、纳瓦霍和墨西哥这三个地方的印第安人文化，到阿富汗、伊朗和土耳其研究坏血病、腺鼠疫和狂犬病，组织探险队到喜马拉雅山山谷探险，到南美丛林、巴布亚新几内亚和马来西亚的沼泽替人治病。奔走各地之余，他顺便学习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斯洛伐克语、波斯语、印度尼西亚语、荷兰语以及美拉尼西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两地700多种语言中的几种。1954年他前往澳洲，以澳洲原住民和新几内亚人为对象，进行免疫学和病毒学的基础及临床研究。
盖杜谢克没耐性，而且闲不下来。他有个同事说：“他怎么看都像个逍遥学派（讲学时边走边谈）的人。他就算站着也好像在动，上半身会往前倾，气喘吁吁，好像总是来不及赶到哪里去似的。”他和富雷人（“Fore”,新几内亚的石器时代民族）同住的那段时间，与另一名科学家文森特·齐加斯（Vincent Zigas）一起发现了库鲁症。这是一种退化性脑部疾病，主要症状是颤抖、病理性发笑、丧失协调能力，而且必定死亡。
库鲁症当时已在新几内亚东部的中央山脉高地夺走了当地未开化民族30000多条人命，死亡都是家族式的，但却跟基因遗传无关。盖杜谢克和他的同事花了5年多的时间追查原因并解剖死者脑部（他们发现这些人的大脑呈海绵状，里头全是洞），结果断定感染源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慢性病毒”（后来认定是传染性蛋白质造成的）。当地有吃死亡亲属脑部的宗教仪式，而库鲁症通常就是透过这个方式传染给婴儿和孩童的。盖杜谢克最后判定，这种病不光只是通过吃受感染的人脑传染，剖开尸体的过程也会传染。剖开的工作由妇女负责，她们一手拿着尖锐的竹子当工具剖尸，一手把婴儿抱在膝盖上或是喂小孩。尸体的器官会经过蒸煮，但仍不足以杀死传染源。由于吃尸体的都是死者的亲属，因此这个病就循着家族模式传染。妇女和儿童吃到死者的脑部而死于库鲁症的比例，远高于男性。
盖杜谢克的研究显示，富雷人的丧葬仪式与库鲁症之间关系明显，于是吃人肉的习俗和库鲁症因此一举灭除。学界也在这项研究的影响下，开始以全新的方式来了解传染疾病的源头与传染途径。他和同事还发现诸如库贾氏病和牛海绵状脑病（即疯牛病）等致命脑疾也是由类似传染原造成的。根据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说法，他的研究代表了“神经学、哺乳生物学和微生物学方面的重大进步”。
盖杜谢克的一个同事说他在医学界算是异类，因为他这个人“兼具近乎天才的智能以及武装民间船只的冒险精神”，这句话不管是用来形容80岁的他还是年轻时的他，都很贴切。盖杜谢克那股热情和爱冒险的程度，把他身边所有人全弄得筋疲力尽。
他出了名的口若悬河，讲话快、片刻不停、天南地北地聊。有一次，我和丈夫凭记忆大略写下某次和他共进晚餐时的话题，这份清单并不完整，但已经包括免疫学、爱、法国人、美国人、荷兰人、自杀、清教徒主义与性爱、精神分裂、老鼠药、分子生物学、结核病、联邦调查局、美国政治上的愚蠢行为、梅尔维尔、俄国探险家、柏拉图、人类学、疯牛病、新几内亚男孩、勇气、心情、航海、语言学和草原田鼠。若想在听他讲话时无动于衷，那就好像吸食了可卡因或听着胖子沃勒（Fats Waller）的音乐却想让自己保持镇静一样，那是办不到的。
乔治·克莱恩（George Klein）是盖杜谢克在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同事，也是他的好友。他回忆说，盖杜谢克领取诺贝尔奖时的演讲“超过了神圣不可侵犯的45分钟时限，但却没有一点不好意思。他一口气讲了两小时，把整个下午的流程全给毁了。但奇怪的是，没看到主办人面有难色地试着打断他……不管你原本为何来听这场演讲，只要来了你就不会后悔”。观众坐在走道上，听得如痴如醉。
我请盖杜谢克谈谈热情洋溢，他回答说，按他个人的看法，热情洋溢这个概念跟“躁郁精神病很有关系”，而且这个词常跟他连在一起，有一次他还被人说成具有“毫无忌惮的激情”。他说，热情洋溢是“诱人的，而且跟成熟或动机的诱发很有关系。它可能会创造出奉献与爱。而凡是跟诱惑有关的东西都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害怕成为对象的人会觉得它操纵人，让人有压力”。他觉得社会对热情洋溢的态度很矛盾，通常都会予以压制，“热情、激情、热情洋溢都是表达与运用欲望的方式。我们该骄傲自己有这个能力！社会却让我们觉得自己该羞愧”。
盖杜谢克认为，热情洋溢“被当成头脑简单、耽于幻想”，结果“大家反倒觉得该去推崇并欣赏它的对立面，也就是保留、深思、静思。热情洋溢免不了会摇摆和翻转，因此它跟循环性精神病很像……要想有力量、有效果、有意义，就需要有深度，若要有深度则需要减少色彩、声音和循环性精神病。躁郁症成了它的模式……没表现出（热情洋溢）就表示忧郁，表现得太多则是疯狂”！他说，热情洋溢当然“跟生命与青春有关！缺了热情洋溢生命就表现不出来了”。盖杜谢克强调，热情洋溢是会传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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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散发这种气息，它散发出去之后是会传染的，会互通的……我就发现，在我的科学生涯里，我总是能激发自己和同事们，让大家燃起高度兴趣并热切地为某个目标奋斗。我们的团队情绪一直很高，而且简直到了轻躁狂的地步，我们完全沉浸在所想的问题和活动里。那种感觉很像人在探索时备感震撼，以致敬畏、称奇到毛发全竖了起来。
盖杜谢克认为，热情洋溢跟欢乐、玩耍和创造力是连在一起的。他跟我说：“有创造力的人通常都热情洋溢，而且从不觉得无聊。无聊、没创造力、为严谨而放慢脚步，这些东西跟不够热情、怕原创、怕改变、怕未经实验是连在一起的。”他对研究创造力的科学家演讲时还谈到：“我玩想法……我搞不懂为什么要设个题目叫‘创造力’，还拿来开研讨会。对我来说，那已经是创造性研究的最后阶段了，有创造力的事大部分都已经做完了——也就是测试假设，而且管他证实或没证实。大家都不太提欢乐和玩耍。40年来，我的实验室墙上就挂这个当座右铭——我们一直以来就在找乐子、玩耍，以后也一样。”几年前，他快满80岁时，写了封信给我丈夫，里头洋溢着同样的精神：“我把这几年过的快活日子——玩耍、欢乐、喜悦和冒险——当成原本没料到的红利。”他还写给我一句话：“我永远停不下来！太好玩了。我太佩服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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