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通识

弗兰克尔

在任何的特定环境里，无论这个环境多么糟糕、压力多么大，让人感到不自由，但是我们人类永远拥有最后一个自由，那就是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有这么一段故事。爱丽丝和红桃皇后手拉着手一同出发，但是，爱丽丝很快就发现她们并没有前进，而是停留在起点。

“为什么会这样？”爱丽丝大叫，“我觉得我们一直都待在这棵树底下没动！”

“废话，理应如此。”红桃皇后傲慢地回答。

“但是，在我们的国家里，”爱丽丝说，“如果你以足够的速度奔跑一段时间的话，你一定会抵达另一个不同的地方。”

“现在，这里，你好好听着！”红桃皇后反驳道，“以你现在的速度你只能逗留原地。如果你要抵达另一个地方，你必须以双倍于现在的速度奔跑！”

奔跑才能不停留在原地，这个看上去荒谬的“红桃皇后定律”，却是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正在经历的噩梦。

享乐跑步机陷阱：幸福感与物质财富无关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活在饥饿和危险中的人是不会有幸福感的。所以，对于穷人而言，只要获得更多的金钱，他们就会获得更多的幸福感，此时金钱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

但是，一旦当人们摆脱了贫困，金钱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弱了。

一项综合考虑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等因素的研究表明，当个人的年收入超过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8万），更多的收入不能再带来丝毫幸福感的提升。

换言之，1000万元的年收入带来的幸福感与30万元年收入带来的幸福感在本质上没有差异。

这是因为那些渴望获得更多财富的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的人，会陷入一种被称为“享乐跑步机”的心理陷阱。

例如，对于一个低收入者来说，出国旅行是件奢侈的事。随着收入的增加，频繁地出国旅行成为常态，这时乘坐头等舱则成为奢侈的事。直到某一天，当乘坐私人飞机也成为常态时，他才发现幸福感很难再有显着的增加了。

当我们不断获得更好的物质条件时，幸福感会迅速适应这个新变化；于是获得越多，渴望也会更多，导致金钱带来的生活满意度与舒适感转瞬即逝，最终体验到的幸福感也只停留在和原来差不多的水平。

这就像跑步机一样，一方面，我们在拼命奔跑；另一方面，我们的幸福感则停留在原地。换言之，欲望越大，我们需要的奔跑速度就越快；而精疲力竭之时，便是我们幸福感滑坡之时。

从1993年到2005年，我国的GDP从3.6万亿增长到18.7万亿，增加了4倍多；而我国的精神障碍患病率从1.12%上升到17.5%，增加了14倍多。

特别是抑郁障碍患病率从0.05%上升到6.0%，增加了119倍。与此对应的是，与情绪障碍无关的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则基本上没有显着变化（从0.53%上升到0.78%）。

在首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上发布的一项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我国90%的人有孤独感，近一半的人（47%）对生活不满意，越是生活在大城市，越感到不幸福。

我国目前经历的物质日益丰富与幸福感停滞不前的悖谬并非孤例，而是经济发达国家普遍经历的状况。

积极心理学创始人塞利格曼教授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咨询与临床心理学在治疗抑郁症等心理疾病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抑郁症的患病率却增加了10倍，而发病年龄从60年代的29.5岁下降到现在的14.5岁。

在英国，1957年有52%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幸福，但到2005年却只有36%的人感到幸福，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英国国民的平均收入提高了3倍。

如何破除经济发展与幸福感提升之间的悖谬？如何才能获得幸福感？

幸福感只是一种主观体验

既然金钱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那么什么能给我们带来幸福？

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告子说：“食色，性也。”的确，美味的食物和水乳交融的男欢女爱是人最基础的本能需求。但是，心理学家艾利斯教授对上万名男性和女性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追踪研究，结果表明：性爱的确能带来快乐，但是频率不能超过一周一次。

这是因为更多的性爱不仅不能增加幸福感，相反，频率越高反而带来越大的压力。当心理学家进一步要求参与实验的夫妻将性爱频率提高一倍时，结果大多数夫妻不仅苦不堪言，甚至他们再三努力也没能将频率提高一倍，而只是提高了40%。

那么婚姻呢？俗话说，婚姻是爱情的结晶和升华。遗憾的是，这个常识是错的——婚姻并不能带来幸福感的提升。

一项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进行追踪研究的结果表明，结婚后，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提升。特别是对那些最终会离婚的夫妻而言，婚后的幸福度会下降；直到恢复单身之后，他们的幸福感才能有所恢复——但是再也无法回到婚前的水平了。所以，婚姻既不能改变你婚前的不幸福，也不能改变你的伴侣。

金钱、性和婚姻，这些我们认为能够带来幸福的因素，在现实生活中之所以统统失效的原因，是因为幸福是一种主观的感受，但是我们通常却用客观的东西来衡量它，比如我有多少钱、事业是否成功等。

所以，当贫穷时、事业正在起步时，外界因素的改善的确能带来幸福感的提升；但是，一旦衣食无忧，事业顺畅，如果我们还用外在的标准来衡量主观的感受，就会出问题。

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我们都拥有两个世界：一个大家共享的物理世界和一个自己独自拥有的心理世界。而心理学的最重要发现，就是这两个世界相对独立。

因此，在物理世界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并不能决定心理世界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例如，有一个装了六个月饼的盒子，因为盒子磕碰，其中一个月饼散了，剩下的五个月饼是完好无损的。还有另外一个装了四个月饼的盒子，盒子完好无损。两盒月饼除了数量不同之外，其他完全一样。

现在这两盒月饼售价一样。从价值的角度来讲，外形受损的盒子里有五个完整的月饼，显然有更高的价值，但是绝大多数人会买只装了四个但盒子完好的月饼。为什么？因为买一个残次品总是感觉不对，尽管其价值更高。也就是说，我们幸福的核心不是外在的物理世界，而是我们自己怎么看这个事情。

意义治疗的创始人弗兰克尔曾有一段被关入纳粹集中营的经历。1942年，他和家人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被纳粹关进了集中营。不久，父亲饿死，母亲和兄弟被纳粹枪杀，妻子和岳母死于毒气室。

战争结束后，他重新回到维也纳，才发现他的所有亲人，都已经在纳粹集中营中死去。集中营的悲痛经历，正如他反复引用的尼采的那句话：“打不垮我的，将使我更加坚强。” 反而使他发展出积极乐观的人生哲学。

弗兰克尔将他在集中营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名为《活出意义：从集中营到存在主义》。在书中，他说：“在任何的特定环境里，无论这个环境多么糟糕、压力多么大，让人感到不自由，但是我们人类永远拥有最后一个自由，那就是选择自己态度的自由。”

在生不如死，欲死而不能，却要苟延残喘地活命的集中营里，弗兰克尔选择了积极乐观的态度。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究竟从何而来？

幸福感的两个来源：享乐与良好生活

诺奖获得者、心理学家卡尼曼让人们对当下正在进行的活动的愉悦感进行打分，他发现，“一个人看电视”被列入了最让人感到快乐的事情之一。如果这个研究放在现在来做，想必“一个人玩手机”会取代“一个人看电视”成为最让人感到快乐的事情之一。

与此相对的是，“照顾孩子”的愉悦感得分则接近谷底，成为最不让人感到快乐的事情之一。显然，与孩子相处很不快乐——小孩子不仅会哭会闹，还会捣乱闯祸，并且拒绝任何管教。而一个人看电视则又轻松又愉悦，无人打扰，想看啥看啥。

有趣的是，卡尼曼让这些人把时间尺度拉大，问他们：“人生中最让你感到幸福的事情是什么？”没有人把“一个人看电视”作为这道题的答案；相反，“照顾孩子”却成为很多人的选项，因为每当回忆起与孩子在一起的时光，孩子的调皮捣蛋会变成温馨亲情。

事实上，当我们回忆那些让我们感到幸福的事情时，想起的恰好是在进行过程中给我们带来困惑与痛苦的事情。

亚里士多德将幸福的来源分成两类：一类被称为享乐（Hedonia），即通过即时的感官满足来获取幸福感；而另外一类则被称为良好生活（Eudaimonia），即通过参加既能实现自身潜能又能给生活带来意义的活动来获取幸福。前者是快乐导向，如“一个人看电视”；后者是意义导向，如“照顾孩子”。

享乐和良好生活是幸福的两个必不可少的组成成分，各有各的功能。享乐帮助我们活在当下，获得最直接的满足。它既不沉溺过去，也不忧虑未来，它只属于现在。

而意义导向的幸福会让我们克服前进过程中的艰辛与困苦，不断地走出当下的舒适区，去面对未知，去接受挑战，一点一滴构成了我们的故事——爱过的人，走过的路，追逐过的梦想以及获得过的成就，最终也定义了我们。

不同的人对这两种幸福有不同的偏好。卡尼曼提出了一个假想情景来测试人们的偏好。

EXPERIMENT 假想情景实验

想象你即将开始一段旅程，那是个美丽的地方，你知道自己会享受在那里的时光。但旅行回来，你在那里拍下的所有照片、影像都会被立即销毁，同时你还必须吞下一颗让你遗忘这段旅程的药。若是如此，你还会选择去吗？

选择“会去”的人更重视当下的幸福，即享乐；而选择“不去”的人则更关注幸福的意义导向。

虽然享乐与良好生活的两种幸福取向并没有孰优孰劣，但是大量的研究表明，相比那些及时行乐的人，追求意义的人通常会体验到更高的幸福感。

这是因为享乐往往只能满足当下即时的感觉需求，而不能持续地提升幸福感；而意义导向会产生更积极的学习行为、更温暖的人际行为以及更良好的情绪管理与调节能力，从而有助于累积更多的提高心理健康与幸福感水平的心理资本。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在面对困苦时，还能依然坚韧。

曾有记者向心理学家荣格提问幸福的基本要素，荣格除了提到身心健康、人际关系等众所周知的常识外，还特别强调，幸福感还来源于“具有能够成功地应对世事变迁的哲学或宗教的视角”。

意义，或者说使命，就是这种能够使我们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能感受到直接而又真实幸福的视角。

弗兰克尔认为，寻求生活的意义，是生命中原始的力量，也是人之所以为人最独特的部分。人可以为理想与价值而活，也可以为理想与价值而死。所以，人只要了解为何而活，便能承受住任何煎熬，因为无论所处处境如何艰难，都有自由选择的空间。

那么，如何寻找生活的意义从而获得幸福？

行动：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为什么我们时常感到不幸福？我们不妨来做一个价值拍卖游戏。假设你现在有一百万元，你会购买什么对你而言重要的东西？

显然，你不能什么东西都要，因为你只有一百万，所以你只能用更多的钱购买你更看重的东西。

例如，绝对多数人都认为健康非常重要，一般会花20万以上购买健康。类似的，你可以列一个清单，例如，除了健康之外，你会花多少钱去购买友谊，花多少钱购买一个温馨的家庭，花多少钱购买事业上的成功，等等。

换言之，通过这个清单，你明确了友谊、家庭、健康、事业等在你心目中的相对价值。

更重要的是，这一百万是一个隐喻，它对应着我们每天除去睡觉8小时之外的16个小时。

我们愿意用20万元购买健康，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真的花了3.2个小时在健康上么？我们不妨想一想，上一次锻炼究竟是什么时候了？

相反，相当一部分人会认为事业上的成就不重要，只会用不到10万元来购买事业上的成功；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不停地工作，没日没夜，没有周末。

所以，在现实中所花的时间与内心追求的价值是完全冲突的。

这就是我们不快乐的原因——在我们认为最有价值，最能带来幸福的事情上，我们非常吝啬时间的支出；而在那些很少给我们带来幸福的有价值的事情上，我们花的时间却多很多。

为什么我们不在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上花时间？原因可能有很多：可能是因为身体现在还不错，可能是因为总觉得还有时间和家人联结，等等。这些原因的背后，其实是我们的幻想——幻想幸福能从天而降，自己来敲门。

在美国《独立宣言》的开篇提到人有三个权利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那就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生命是父母给予的，自由是政府给予的。这两种权利都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自己做任何事情。

但是，幸福不一样——在幸福的前面是一个动词，“追求”。幸福不是我们的权利，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只是拥有了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行动，无幸福。

但是，有行动就一定会有失败，而且失败是一种常态。所以，正因为我们对行动产生的后果的不确定充满担心和恐惧，因此我们习惯于想尽一切办法去避免行动，哪怕这样做会牺牲我们的幸福。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勇敢；而所谓勇敢，并不是说无所畏惧，百折不挠，越败越勇。

有一位大师总感叹徒弟们不够勇敢，于是他终于等来了给徒弟们上“什么是勇敢”的一课的机会。

有一天突发大地震，徒弟们都仓皇失措到处跑来跑去，大师则静坐不动，慢慢喝着水，悠然自在。地震过后，他开始训斥徒弟：“你们太不成气候了！刚才大地震时，你们乱成一团，吓得东奔西跑，只有我一个人独坐不动，还若无其事地喝水。你们有谁看到我握杯子的手在发抖的?”

一个弟子回答道：“老师，您的手或许真的没有发抖，但是您拿的不是一杯水，而是一瓶墨汁。您刚才喝的也不是水，而是墨汁。”

泰然自若并非真勇敢，真勇敢是带着害怕前行。学会接纳失败，明白失望、烦乱、悲伤，它们本身就是人生的一部分。

所以，要允许自己偶尔有失落，偶尔有软弱，把它们当成正常的状态。但重要的是，在承认自己软弱、承认自己悲伤的同时，也要问问自己，我究竟还能做些什么事情，让自己感受好一些，这就是勇敢。

行动，是获得幸福的唯一方法。

均衡的生活：平衡当下的享乐与未来的意义

让我们想象一个像雨伞结构一样的家——上面有一个屋顶，中间只有一根支撑这个屋顶的柱子。这根柱子就是我们认为最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意义和使命的东西。

在现实生活中，这根柱子可以是恋人眼中的情感，可以是父母眼中的孩子，可以是科学家眼中的科研工作，可以是企业家眼中的增长与盈利，等等。

在情感上，我们被告知要专一；在工作上，我们被告知要“力出一孔，其国无敌”，也就是说要把所有的精力与时间投入到这根柱子上。

可是，一旦伴侣移情别恋，孩子厌学抑郁，科研方向失误或者企业发展受挫，这根柱子就断了，于是整个生活就坍塌了。

当我们把所有的幸福，都寄托在意义和使命上时，我们就从追求幸福变成了盲目地追求意义，甚至被他人或社会定义的意义和价值所裹胁，人在当下，心却被未来煎熬。

甚至，可能为了意义和价值，不惜以牺牲自己的健康、他人的利益或者自己与他人的联结来换取。

同时，因为太在乎意义，而忽略了过程的价值，甚至用不完美的结果去否认过程中的奋斗与享受，最后忽略了自己此时此刻拥有的幸福，直到失去才后悔莫及。

所以，在一个健康的幸福的体系里，更重要的是拥有均衡的生活。

让我们想象另外一种房子——除了中间有根柱子之外，房子的四个角还有四根小柱子。当中间的大柱子发生问题时，这个房子不会坍塌，因为还有四个角的小柱子支撑屋顶，于是我们还有时间和机会修补受损的大柱子。

中间这根大柱子，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和使命，代表了我们认为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事情——它可以是工作，是爱人，是孩子，等等。而四个角的小柱子，则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摄影、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旅游，等等。

所以，在追求意义的同时，我们也不妨有意识、有计划地给自己一些纯粹的享乐时段。此外，不要让朋友长时间停留在电话通讯簿和微信里——友情、爱好，也需要时时温养，否则房子中间的大柱子断掉的时候，你才发现四个角的小柱子早就腐朽不堪。

所以，不要把全部时间都给予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幸福的来源多式多样，持久的幸福需要均衡的生活。

感恩：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有一种说法：成功不仅仅需要贵人相助，还得有小人挡道。因为挡道是最好的监督，于是“小人”就成为成长路上最好的助力。这个视角转变的背后是感恩。

感恩就意味着，不要把家人、朋友、工作、健康、教育等一切幸福的来源都当作理所当然，而要把它们当作回味无穷的礼物，学会感谢这些给予礼物的人。当保有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才会真实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繁花似锦——贵人在帮我，小人也在帮我。

心怀感恩，也要体现在行动上。在每天睡觉前，可以非常简短地写上两三件让你感到快乐的事情。这些事情可以非常的小，例如，在路边看见一只可爱的小猫，今天的公交车准时到了，今天中午的饭菜很可口。不用长篇大论地展开思绪，讨论这些开心的事背后的意义，只是简单地写完这几句话，就关灯睡觉。很快，就会有一个放松而又深沉的睡眠。

短短的一段小而确定的快乐，不仅让我们在写下时因为回想起这些瞬间而开心，还会让我们更加留意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但是美好的事物。于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幸运很多，因为我们的幸福，就是由这些细微的欢乐串联而成。

塞利格曼教授通过研究发现，这个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日常的幸福感，还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抑郁症的程度。

感恩之外，更要行动；送人玫瑰，手留余香。在工作时帮同事做点小事，在公交车上给需要的人让一个座，等等，都能提升我们的幸福感。这是因为帮助他人、改善他人的困境能让助人者感受到生活的意义，而意义则带来了幸福感。所以，利他行为能让我们更幸福。

与利他相比，更好的是学会自己珍爱自己，帮助自己。帮助自己，同时也是在间接地帮助他人。当自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也会从中受益。因为人与人之间是情感的联结，我们的快乐，会通过这个情感联结而传递到其他人身上。

结语：幸福乃追求幸福之目的

大文豪伏尔泰说：“如果我和周围人一样蠢，我一定会幸福的。”但是，幸福的傻瓜并非真正的幸福之人，因为他的幸福感是建立在错觉和非理性之上。

事实上，没有意义的积极情绪会使身体免疫系统处于高激活状态。短期而言，这有助于对抗细菌的感染；但是长期处于高激活状态，即炎性反应状态，会使得身体患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极大地提高。所以，真实和理性才是幸福牢固的基础，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亚里士多德意识到幸福的与众不同。他说，我们为了物质享受而追求金钱，为了得到尊敬而追求权力。但是幸福却与众不同，因为“幸福乃追求幸福之目的”，即我们为幸福而追求幸福，因为幸福是人类存在的目标和终点。

现代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进一步阐述：人类有很多差异难以跨越，比如贫穷和富有、青春和年迈、才华与愚钝，等等。所以，“生而平等”更多指的是人人都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因为幸福是一种非排他性的公共品，一个人的幸福加倍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幸福减半。

人有贫富贵贱，幸福并无优劣之分。

弗兰克尔在《人类对意义的追寻》一书中，讲述了一个他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故事：有一次他想到了他那下落不明、生死不知的新婚妻子。正当他愁肠百结、万念俱灰时，他突然领悟到：虽然他不知道妻子的下落，但是她始终“存在”于他心中。

他顿悟道：“人类可以经由爱而得到救赎。我意识到一个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的人，仍有可能在冥想他所爱的人时尝到幸福的感觉，即使是极短暂的一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