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风水选址与建筑环境
风水选址中有许多科学的内容，这启发我们去认真分析探索和借鉴。在现代建筑选址中应详细而综合考虑到各种因素而后定，科学的选择和改良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居住环境。
人与环境
如何考虑建筑环境？这首先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说起。人具有自然的属性，自然创造了人，环境改造了人，人类的历史从这个角度去讲，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环境影响人，人也影响环境，人的发生和发展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而微妙的关系。人类为生存繁衍下去，就要不断地从大自然中汲取营养，要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如人体中各种元素组成及其相对含量与环境的化学组成就含有一定的关系。科学家近年精确测定出人体各种器官和组织中有九十多种元素，他们惊异地发现其中有六十多种元素在人体内的平均含量同地壳中的平均含量相似，这些元素在人体血液和地壳中的平均含量的丰度曲线几乎吻合（图3—1）。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漫长的岁月中，通过人体的新陈代谢，与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经过长期进化的结果。这标志着人与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达到了动态平衡，也表明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关系。
古代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人与自然为一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就是这种认识的概括和总结。“天人合一”是中国自然哲学最突出的特点，这里“天”是无所不包的自然，是客体；“人”是与天地间的人，是主体。天人合一就是主体融入客体，坚持两者的根本统一，泯除一切显著差别，从而达到个人与宇宙不二的状态。它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是认识到事物相互联系的统一，使自己与终极的实在归于统一。《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注意研究的就是整体的协调和协作，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不可分，“人不能离开自然”这是我国古代人民所尊崇的根本原则之一，行为做事都尽力遵守自然的法则或规律，认为当人类遵守自然法则时，社会得享和平与安宁，而当人类违背自然法则时，就会遭自然报应，天灾人祸接踵而来。在对待自然的问题上，中国人十分推崇老子“无为”的柔和思想，“无为”并不是什么事也不做而保持沉静，而是让每一样事物都按其本性去做，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的规律，从而借助自然之力，“制天命而用之”，最终达到“无为无不为”的争取人类自由的目的。这便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自然的特殊态度。
对人类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居住的生活环境，居住环境的好坏，对人类的体质和智力发展均有重大影响。风水学显然非常注重这一点，例如《阳宅十书》说：“卜其兆宅者，卜其地之美恶也，地之美者，则神灵安，子孙昌盛，若培植其根而枝叶茂。……择之不精，地之不吉，则必有水泉、蝼蚁、地风之属，以贼其内，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孙亦有死类绝灭之忧。”气候的好坏、水土的美恶的确对人类各方面影响甚巨，如在缺乏某种人体所需元素的地方，就往往流行地方性疾病。据流行病资料表明，地方性甲状腺肿与病区缺碘有关，克山病与病区缺硒有关，氟斑牙病是由于饮用含氟量过高的水引起的；又如某些微生物、寄生虫在某些特殊的环境条件下易于繁殖和传播疾病，故在某些地区可以流行某些疾病，如流行出血热则大多分布于湖泊、河湾、沼泽和易受淹涝的丰垦区，血吸虫病则流行于江南的湿热地区；而居住在陡崖和低洼之处，则会有滑坡岩崩和洪涝之害的威胁。反之，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则会促进人的发育以及改善生活生产条件，“子孙昌盛”自合情理之中。
良好的居住环境不仅有利于人类的身体健康，而且还为人们的大脑智力发育提供了条件。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良好的环境可使脑效率提高15％～35％。譬如明代时的江南地区，继承和发展了宋代的经济繁荣，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观、丰厚湿润的水土气候条件等，孕育了众多的文人志士。明代的二百多名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江南竟占50％以上，出现了“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的繁荣景象。这除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因素外，不能不与江南清秀的自然环境有关，用确切的俗语来说，那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了。
随着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在人类得其极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使人类居住环境质量下降。对森林绿地开发过度导致了水土流失；对土地的不断蚕食滥用以及人口的失控，使不少发展中国家面临饥荒；大量的工厂夜以继日地向河流与空气中排放大量的化学性污染物，城市“公害”日益加剧等等，对人类素质的不良影响正在深化。所以我们不得不重视环境问题，不得不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借鉴和发展科学的环境工程学，同时也要纠正人与自然关系的非正确观念，重提风水学、环境生态问题就是原因之一。
目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大致有这样三种观点：
（1）环境虚无论：也是一种人类中心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能力必将达到无所不及的程度。人最终一定能摆脱自然界的束缚，用技术圈、智慧圈代替生物圈，将建筑视作可以独立于环境之外的为人控制的一个场所，人类会靠自身的力量，在各种环境下，使自己得以生存。
这种征服大自然，视环境虚无的思想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应该时刻记住这样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人也是一种动物，其生自大自然，滋补成长于大自然，人类每一行为无不受自然的无所不在的规律所左右，自然环境将永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2）自然顺从论，是一种倒退论，认为今天人类活动给自然界造成的影响，已经超出了自然界自我调节功能所能同化的限度，生物圈中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的参数开始变得不利于人类的生存，主张“退向自然”，“返朴归真”。然而人类的进化，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一切顺从自然的消极观点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不过，这种重视自然价值和生态学的思想已提醒和迫使人们重新广泛地检验人类的行为，是否符合自然的法则和人与自然共生的法则。
（3）自然与人等价值论：是一种伙伴论，认为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要抛弃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主张承认人类以外的它物自然体的价值权力，和人类相比同等重要，各有尊严，即主体与客体有同等的价值和权力。该观点有不少可取之处，但太绝对化了，人毕竟还是主体，人类应努力寻求使自身的价值和自然的价值相一致的道路。
我们认为人类生存离不开自然的环境，自然的法则从来没有为了人的利益而顺从人的意志而失效或暂停，它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的天性和非人的天性是从来没有被征服过，如生物的昼夜节律就是不能改变的。当然，人不仅是生物的人，而且还是文化的人，他并不像微生物、植物和一般动物那样仅靠改变自己的生理性状消极地适应环境，还主要靠改善体外生态环境以保其生存，促其发展。问题是在于人类改善环境的活动中是否适度，正确的观点是既不能抛弃自然，又不能屈服于自然，在人与自然这个复杂的矛盾中，去把握一种动态的平衡，不去把世界分为人和自然两个部分，而是融为一体，人对自然的态度不是巧取豪夺，而是要参考社会生物学中的“宜适”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g意为进化上的稳定策略，缩写ESS，故音译“宜适”），尽可能地利用自然规律和现象，使人类的生理和心理，使人类社会得以正常的发展。这样，我们就会“找出并开拓一条与大自然大而错综的秩序体系相一致的一种秩序。那么，我们的生活可能开启这伟大的自然力，我们的文化才可能具有方向，我们的形式建筑、形式组织与形式次序才可能具有意义。我们才会再度明白这与自然道路协调的生命的丰富与和谐”（《景园建筑学》），取得与大自然不变法则较相一致的生活方式。
以上我们就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发了一大通“玄乎”的评论，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现实中来，讨论如何选择一个好的居住环境。且先举几个例子来看看古人如何选择环境。
建筑环境——形法的概念
晋郭璞《葬经》说：“势为难，形次之，方又次之。”其中说的势与形，合称为形势，审形、察势的实践方法，就称之为形法。“势”是指事物运动变化之力，即事物运动变化中所表现的形态。如《葬经》说的山脉的运动变化形态“若水之波，若马之驰”，说水的运动变化形态“忌乎湍急”、“顾我欲留”。这里的波、驰、湍急、欲留，都是势的形态。可见所谓势，指的是事物的动态。“形”是指事物表现的形象和容光颜色。在中国风水领域，如龙脉的“禽伏”、“蜂腰鹤膝”，峰峦的“尖齐高耸”、“方圆秀丽”。水的“之玄屈曲”、“悠扬清澈”、“山环水抱”等等，都是属于形。一句话，形指的是事物运动变化的静态。那么，事物的运动变化，“动者为势，静者为形”，就是势和形的概念了。但是，在中国风水领域，对势与形如此的认识是不够确切的。只要我们站在明堂内去直观一下周围的峰峦，所看到的都是形，而没有势了，因为周围环抱的山脉或峰峦都是静态。因此，东晋郭璞对于风水的势和形，有一个定义，就是《葬经》中说的“千尺为势，百尺为形”，这里的千尺与百尺不仅是尺度的概念，而是说，龙脉从远方奔腾而来的，就称为势，而在近处所看到的都称为形。
那么什么是形法呢？形法也通称形势，峦头或峦体。《辞源》载：“堪舆言，专以形状定吉凶者谓之峦头，与理气相对称。”不错的，形法中的势，也要通过形状来表达，因而合称势和形，而称之“形法”，而不称为“势法”，也是这个道理。所有中国风水形法的内容，都是通过肉眼的直接观察来实现的，因此，形法也可称为勘察对象的直观法或感性认识法。所谓形法者，即是直观地理的“千尺之势，百尺之形”之法也。
风水形法，包括了势与形。前面说过，势是龙脉从远方来的运动变化情况，实质上是龙脉内在生气（地壳能量）运动变化的表现形态。形是生气静止运动变化暂时的表现形态，我们为建筑选址点穴主要是取得建筑的良好条件。所谓良好条件有两个，一是建筑基地（穴场）的内在条件，称之谓内气；一是建筑基地（穴场）的环境条件，即是外在条件，称之谓外气。因而中国风水术的形法手段是内乘龙气，外接堂气。内乘龙气是内气，外接堂气，就是外气。
内乘龙气的直观方法也有两方面，一是直观生气的来源是否旺盛，这就要审龙的来势，古人称之谓审龙，通称为龙法。二是直观生气的聚集情况，即是前述的生气静止物态的情况，古人称之谓点穴（选地），即是穴法。
外接堂气，指的就是建筑外部的自然环境，即山和水。直观山的方法，古人称之为峰法或砂法。直观水的方法，古人称之谓水法。因而形法的范畴，概括为龙法、穴法、砂法和水法四种直观法。
古代环境选择实践
历史上曾有周公卜居营洛邑的故事，周天子选择洛阳这个地方是经过缜密考虑的。《周礼·地宫·司徒》说，以土圭日影测量土地的方法，测量大地南北的远近，校正以日影，便可知道土地的方位，以求得不偏于东南西北的中央地方。在中央偏南的地方，日影短而气候炎热；偏北的地方，日影长而气候寒冷。偏东的地方得日较早，所以当中央地方日当正午时，此地则已日影西斜而又多风。偏西的地方得日较迟，所以当中央地方日正当中时，此地还是朝日东升而又多阴。夏至那天中午时八尺高的表杆日影长达一尺五寸的地方，即是天下的中央。这地方天地之气和合，风调雨顺，阴阳谐调，所以土肥水美，物产丰富，是建立王国最理想的地方，然后制定方千里的王畿规划，并在边界的沟洫上种植树木作为阻固。天下之中央古称“地中”，也叫“土中”，亦即国家疆土的地理中心。择地中建王畿的观念与中国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有密切关系。
黄河中下游及关中一带是中国文明的摇篮，我们的祖先自上古期就活跃于此。从中国气候区域划分的情况看，该地区处于南温带，由此向北为中温带和北温带，向南则为亚热带和热带（图3—2）。而且中国西北部冬季寒风凛冽，东南部沿海地区又多暴风骤雨。古代人们在抵抗自然灾害能力较低的情况下，依据经验选择、迁徙到水土深厚、寒暑适宜，百物阜安的自然环境中，改善其生产生活状况是很自然的事。
东汉经学家郑玄说：“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在夏至日中午时刻立八尺高的表，如表的影子恰好等于一点五尺的土圭长度，那么这个地方就称为地中。实际上以土圭之法求得的并非一点，而是一条东西向的线，地中点的确定还要通盘考虑。从史料看来，最早用土圭测得的夏至日影长都是一点五尺左右。《易纬·通卦验》所载的是一点四八尺；公元前25年左右的刘向采用一点五八尺；而公元597年的袁充则采用一点四五尺。这大概是与历代尺的绝对长度不同及测量地点不同的缘故。诸文献中记载大多数测量地中的地点，是位于河南洛阳东南约六十华里的古阳城。洛阳夏至日中午12时的太阳高度角为78°47′，按表高八尺，圭长一点五尺之比求得地中此时的太阳高度角为79°11′，古阳城（今登封县告成镇）纬度较洛阳为低，所以在该地测得日影长按其纬度计算，误差确实很小。在告成镇还有周公测景台遗址和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所建的观星台（图3—3、3—4）。为了准确地测定日影的数据，以定节气历法，郭守敬把直立的表长度从八尺延长至四丈，扩大了五倍，而石圭也长达一百二十八尺（实测为30. 3米），使相对误差由原来的6.6％下降到1. 3％，其测量精度有了很大提高。观星台成为我国保存至今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天文台。洛阳、告成镇一带确为古地中无疑。
汉代著名科学家张衡在《东京赋》中说：“土圭测景，不缩不盈，总风雨之所交，然后以建王城。”汉东京即洛阳，洛阳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从东周起，先后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九个朝代建都于此，故洛阳以“九朝名都”而闻名天下。如再加上后晋石敬唐曾建都洛阳的一段时间，洛阳就是“十朝名都”了。总之洛阳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最多的地方之一。历史上，殷人屡次迁都，中期以后则定都于这个地区（河南中部黄河两岸）。如已发掘的位于郑州的商城遗址，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址及偃师二里头商代宫殿遗址等，都证明了殷人后期曾活跃于此。从殷人整个迁徙过程来看，迁徙的原因除了内外战争等政治军事因素外，还与黄河下游改道、洪水泛滥及寻找地中，营建“中商”有密切的关系（图3—5）。
周人击败殷人后，其势力向东南发展，周武王继承了殷人择中建王城的观念，精心经营了洛邑。《尚书·多士》说：“王曰，今朕作大邑于兹洛（洛邑），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意为周王在洛这个地方建造一座大城，是因为四方诸侯无处朝贡，也是为了殷国遗民服务王事的方便，并要殷民顺从地臣服周王。为表明其统治权力的神圣和天经地义，周王朝自然把天命搬出来，所以《尚书·诏诰》又说：“王来诏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天皇，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爻，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爻”是治理的意思。认为在天下的中部营建洛邑，也是上帝的意志，王受天命，百姓方可安宁，从此便可以居于天下之中治理国家了。看来，周人选择地中建王城是“以土中治天下”为指导思想的。在交通、通讯不甚发达的古代，将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设于国土疆域的中央，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于是周召公来洛阳于洛水之滨“卜涧水东，水西，惟洛食”、“又卜水东，亦惟洛食。”结果卜兆大吉，看到这里山川秀丽，土肥水美，“既得卜，则经营”遂选择了涧水东、水西，滨临洛水一带建城。周成王又亲临洛阳确定了建城方案，至公元770年，周平王将王城自陕西渭水流域的镐京迁来洛阳，史称东周。周人迁洛虽与周人和犬戎之争及内部权力分化等政治、军事事件有关，但周人灭商后其势力和疆土向东南发展，西周原首都镐京，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而洛阳地处中原，物产丰富，文化发达，所以周公想迁都中原，于是就有了周公占卜相地，寻求地中这段故事。
从洛阳的地理环境分析，其位置确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是东南西北的水陆交通枢纽，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而且地理形势十分险要；它西依秦岭，东望嵩岳，北有邙山屏障，南对龙门伊阙，洛水自西向东横贯全城，依山傍水，冬暖夏凉，进可攻，退可守，水陆交通四达，物产丰富，真不愧是物华天宝的好地方（图3—6）。所以，历史上除了众多朝代于此立都外，还有若干朝代于洛阳营建东京、中京、西京、东都、西都等陪都。
实际上历代建都的地方，均经慎重考察而后定，如北京形胜为“北枕居庸，南襟河洛，右拥太行，左环苍海”，山川环卫，气候宜人，是“王者不得不可为王之地”（唐杜牧语）。所以早在战国时期的燕国就在此设都邑，后有辽燕京、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直至今日仍作为我国的首都。（图3—7）。又如南京的“虎踞龙盘”之势，亦为十朝古都。不仅都城如此，作为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众多州府县城也莫不如是，所不同之处仅在于所考虑地域大小，影响范围及气势的不同。不过小的州县反而更显而易见山环水抱的风水格局。
位于四川盆地北缘、嘉陵江中游的阆中城，历来为古代巴蜀重镇，其始兴于战国中期，已有2300多年的建城历史。时至今日，其自然景观、城市格局和名胜古迹，尚较完整地保留了古代古城风貌。阆中山川钟灵毓秀，水陆幅凑，上可达关中，下可通江汉，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自战国中期巴子国都由江州（重庆）迁往阆中后，其一直成为历代封建帝王统治西南的重镇，如历代在此设巴郡、巴西郡、巴州、隆州、阆州、安德军节度、利州路、东川路、保宁府、保宁路、川北道等地方政治中心。又由于其水陆交通便利，商业繁荣，成为陕、甘、鄂及至京、广诸地商贾和货物集散大埠，成为古代川北第一巨邑。
阆中城山水格局极佳，清乾隆阆中知府庄学和在《锦屏书院》赞曰：
古巴西闽中郡也，其山自南北万栈纠突嵯岈，窬七盘、拥双剑，而翕聚于蟠龙印斗间；其水自汉阶白水纡萦漩绕，泛嘉陵，喻绵谷，而停淄于宋江河溪间。城以上俯而冠者惟山，城以下横而襟者惟水，宜乎钟秀气，濯文波。于汉，则范、谯、落下、严遵、任文公；于宋，则鲜于、三陈、马涓、黄裳巨卿，云蒸霞蔚，为山水增光也。
城北蟠龙山是阆中城的靠山，它与同时来脉于大巴山脉的方山山系和龙山山系，共同形成了城市北部的高大雄伟的天然屏障，阻挡着北部的寒风，迎纳着南部的阳光和温暖气流。而在景观上，蟠龙山为城市之背景，层次深远的峰峦使城市北部天际远景美不胜收。嘉陵江迂曲于阆中而经其三面，形成“金城环抱”之势，其不仅有“丝盐之利，舟楫之便，可以通四方商贾”（唐庚《思政堂记》），还可灌溉良田和提供“味淡而甘”的居民饮用水，而水的蜿蜒曲曲如活，更使该地生气越发。城南隔江相望桂山山系，其前案锦屏山“两峰峻亘、杂树如锦，与郡城对峙若屏”（《名山志》），成为阆中城的绝妙对景。左右砂山、水口山等又形成两翼关锁，城恰建在大坝平衍之处。整个格局由大巴山脉、剑门山脉与嘉陵江水系交汇聚结，形成山水严密缠护的形胜之地。城之外，山围四面，水绕三方，风光绮丽；城之内，镇楼高耸，市肆喧阗，人文淳风。李献卿《南楼诗》有诗赞曰：“三面江兴抱城廓，四面山势锁烟霞，马鞍岭上浑如锦，伞盖门前半是花。”其风水格局至善至美，引起了风水学家的侧目，《古今图书集成》载，唐太宗贞观中，有望气者言于太宗：观测天文，见西南千里之外有王气。太宗令袁天纲测定王气，由长安至阆中，果见灵山嵯峨，佳气葱郁，脉在蟠龙山右鞍，因凿断石脉，水流如血，故名锯山。乡人传说，李淳风所步王气之脉，亦恰在锯山垭，与袁天纲不谋而合（图3—8、图3—9）。
总之，川北古阆中城以风水思想为指导选择兴建，格局完整。其山川葱郁，景观秀丽，交通四达，人文化成，商贾云集，科甲鼎盛，素有“阆苑仙境”之誉。成为古人选址之佳例，亦为风水家津津称道的“风水宝地”。
文献记载春秋时伍子胥“相土尝水”，选址并规划营建了吴国都城——阖闾大城（苏州）。所谓“相土尝水”，亦即考察城址及周围的山川形势如何，土质是否坚实，水质是否清净，其与堪舆学中的相地术关系密切。该城始建于春秋末年吴王阖闾时（公元前514年），秦汉以后城址规划格局基本上保持沿用下来。据考古发掘资料及文献记载，可知城墙位置和河道系统是唐以前就形成的。曾做过苏州刺史的白居易诗曰：“远近高低寺间出，东西南北桥相望。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唐时这座水乡城市的风貌和规划特色。从宋绍定二年（1229年）所刻平江（苏州）图碑，还可看出南宋时苏州仍为前街后河、规划有序的布局。苏州城如今建成二千五百多年，城址不变，原城门的阊阖门、胥门、盘门等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明清士大夫阶层又营造了众多饶富自然情趣的私家园林，使其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的旅游城市，这说明伍子胥的选址水平是很高的。
晋代郭璞博学多闻，善相地术。古文献中记载江浙一带不少是城邑相传是由他选址而建的。据嘉靖《温州府志》载，郭璞于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选址建温州城：
初谋城于江北（今新城），郭璞取土称之，土轻。乃过江，登西北一峰（今郭公山），见数峰错立，状如北斗，华盖山锁斗口，谓父老曰：若城绕山外，当聚富盛，但不免兵戈水火。城于山，则寇不入，斗可保长安逸。固城于山，号斗城。
而今地质勘探资料证实，现温州城地质情况也的确优于江北，可见记载不虚。“城以山”，则以山为险，利于防御，适于那战乱动荡的年代。温州逐步发展为浙东重镇，古人赞之为“控山带海，利兼水陆，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图3—10）这是一次成功的选址实践，郭璞因选址有功，温州人立有郭公祠以资纪念。
看来，风水选择建筑的环境方法，不外对于地形地貌、水源水质、气候环境、土质情况、植被绿化和景观氛围进行综合的考虑，再加上社会方面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等因素而裁定，对于其中的谶纬之说大多仅是附会而已，并不占选址的主流。
堪舆家选择吉地的一般次序是“先看水口，次看野势，次看山形，次看土色，次看水理，次看朝山朝水”六项。具体做法与各家理论略有不同，但在地理书中一般都提到察看地理的五个要素：龙、穴、砂、水、向。这便是风水形势派所提倡的“地理五诀”，诀即窍门或方法，所以地理五诀中每一项都有一套选择的方法，其分别称为“龙法”、“穴法”、“砂法”、“水法”、“向法”。又称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择向”。下面我们结合风水的地理五诀和现代建筑环境选址等，逐项进行科学分析，探讨风水学的古为今用和今日的立场。
如何考虑地形地质
在人们的心目中，想象的动物“龙”，天骄活泼，忽隐忽现，忽大忽小，下可潜藏深渊，上可飞腾云间，兴云布雨，变化多端，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图3—11）。而山脉在形态上多方面与龙相似，故堪舆家将山脉比喻作龙，把山脉直呼作“龙脉”。如《管氏地理指蒙》所说：“指山为龙兮，象形势之腾伏”。
对龙脉好坏的看法，是审定山脉的长远，辨别山脉的大小兴衰如何。其审辨的方法是“以水源为定，故大干龙则以大江大河夹送，小干龙则以大溪大涧夹送，大枝龙则以小溪小涧夹送，小枝龙则惟田源沟洫夹送而已。观水源长短而枝干大小见矣”。这是对《山经》、《禹贡》中“两山之间必有一水，两水之间必有一山”的地理现象规律总结的继承而来。堪舆家认为，龙的贵贱咸基于来龙祖山的远近，龙之有祖，犹水之有源，木之有根，源远则流长，根深则叶茂。山脉来得绵远者，发福亦绵远，山脉来得短促者，发福亦短促。现代地质科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一个山系的形成，要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生长过程。山系越大，山脉越长，形成的时间越长，其地质构造越稳定。宋代廖禹在《金精廖公秘授地学心法正传》中说：“山系高耸宏大，由其根基盘踞，支持于下者厚重也。根脚之大，必是老硬石骨作体，非石不能胜其大。低小之山，必根枝（基）迫窄，土肉居多。”可见宋人已知高山由坚硬岩石所组成，低山多由土质所组成的地质现象。风水的“认宗”奥妙也大概如此吧，当然，古人很喜欢取象比类的直观思维方法，“认宗”也许还反映了古人以婉转长远之“来龙”来类比子孙富贵之长远的思想。
风水家还把山态按金、木、水、火、土五行，分为圆、直、曲、锐、方诸象，称为“五星形体”，认为五种山形按五行相生排列而来便是“生龙”（图3—12）。“生龙”也就是指山峦起伏，行止有致，生动美观。五星咸备其实就是对变化丰富的山态的追求。此外，“生气”还包含有“生态”良好的意思。认为“石为山之骨，土为山之肉，水为山之血脉，草木为山之皮毛”，充满生气的峦体应该是：“紫气如盖，苍烟若浮，云蒸霭霭，四时弥留；皮无崩蚀，色泽油油，草木繁茂，流泉甘冽，土香而腻，石润而明。如是者，气方钟而休。”风水家总结归纳出了“台唇帐盖”、“芦鞭王字”、“飞龙入首”、“展翅飞蛾”、“金星宝盖”等种种富贵格局（图3—13）。从乘生气的角度看，影响较大的就是少祖山，那么什么是少祖山呢？建筑基址前随龙水的源头的山，就是该基址的少祖山。其贵于饱满，体现生气充沛。贵于郁草茂林，体现生态能力的强盛，贵于端壮秀丽，体现内在生气素质纯正。
自然地形千姿百态，如何利用也因具体形状的不同而异，但总的原则是首先要避开山势陡峭，纹理错乱，生态状况不良地形，因为这些地方在地震和暴雨时极易滑坍和形成泥石流，其次不应选择四周高大封闭的地形，这种地形会限制通风，促成倒风，增加午后的温度，降低午夜后的温度，助长午后的风势，妨碍对周围的视景，影响排水系统，不利于污染气体的扩散和增加洪涝侵袭的可能性（图3—14）。而较为开敞的地形则可促进通风，增强空气流动，视野开阔，生态景观良好，如风水宝地那种三面环抱，一面望野的地形。一般是位于山脚下具有一定坡度的地势较佳，当然还要综合考虑朝向、水源、土壤等状况如何。
斜坡地形的倾斜度数一般以0.3％～2％为好，这样即利于排除雨雪积水，防止洪涝淹没房屋，又便于交通。同时，斜坡地形可以消除视景的幽闭感，而使建筑多层次展开，景色相对平地建筑和自然景观来说更为优美（图3—15）。而且通风好、自然采光与日照很少受阻碍，微气候较好，地下水位低，排除污水较易。除此之外，在斜坡上建筑可节省出大量很有价值的低地土壤，这对于我们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尤具重要意义。
在现代建筑的观念和实践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施工机械的大量投入，使人们可轻易地改变一个小区的地形，而且简单易施的方案首先是把地形整平。于是原本生动的石头被掩埋，天然植被被消除，小溪池塘被填塞或引入下水道……当然，有许多情况下这种平整是必须的。但是这种概念被简单化了，在许多不必平整的情况下也实施了，使原本起伏生动的地形变得平淡无奇。一个好的规划师，应当深入分析自然地形特征和建筑内容之间的联系，寻找两者之间的最佳关系，作出建筑和地形相融一体的方案（图3—16）。
除了地形地貌之外，地质构造也是选址考虑的重要内容。由坚硬厚层岩石（如石英岩、硅质砂岩、硅质砾岩）组成的褶曲山地，由于岩性坚硬，抗风化力强，一般强度很高，但在节理很发育的地段或是断层地段则例外。在顺向坡（山坡面倾斜方向与岩层面倾斜方向一致）上面有较厚的现代堆积物，特别是在堆积物中有大量粘土矿物时，以及下卧基岩其层面倾角大于山坡天然坡度，或由不透水的薄层岩石组成或有软弱夹层（包括软弱的粘土岩夹层、页岩夹层）时则对工程不利。在逆向坡如果其上部有较厚的现代堆积物时，对工程也不利。这在建筑选址时均应避开（图3—l7）。
岩体节理构造是断裂构造的一种，是岩体内部的断裂面，节理发育的岩体提供了风化作用加速进行的条件，而使岩体强度大大降低。节理按发育程度的分类及其工程地质评价见表3—l。
在均质岩石（如花岗岩、片麻岩）地区，其节理密度因地而异。在节理特别发育地段，因为风化深度特别大，可以出现袋形风化带（图3—18）；在不相同的岩石分布地区，或是在有节理或断层破坏岩体特别严重的地区，则可出现不规则的风化槽（图3—19）。这些都是山区不良的地质地段，如果在勘察时未能调查清楚，则会给建筑物带来严重的不均匀沉降。
对工程地质影响较大的地质条件还有断层，断层常产生于褶曲之中，它切穿一系列不同性质的岩石。断层大规模的错动，必然造成断层随近岩体的节理特别发育，或更进一步促使节理扩大和加深，甚至使许多节理连通成为天然的地下水活动通道，从而加速岩体的风化。所以断层是褶曲山地的地质软弱带。
断层形成的时代越新，其活动的可能性越大。活动断层带的活动方式表现为强烈地震，也可以表现为缓慢的相对升降运动。我国营口——郯城——庐江大断裂带，全长二千公里以上，是我国东部的历史最长，而现今仍在活动的大断层带。它的活动方式以挤压扭动为主要特征，在历史上曾发过多次大地震。如公元前70年安丘7级地震，1668年山东郯城8.5级地震，1969年渤海7.4级地震，1975年海城7.3级地震和1978年唐山7.8级地震，均与该断层带的活动密切相关。活动断层带对工程的危害性是很大的，因此，原则上应避免将建筑物跨放在断层带之上，尤其是应该注意避开活动断层带，特别是那些重要建筑工程。
选择建筑工程基地，还要避开有潜在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的不良地质地基的地区。岩质或土质边坡在一定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岩土性质、水文地质等自然条件下，由于地表水及地下水的作用或受地震、爆破、切坡、堆载等因素的影响，斜坡土石体在重力的作用下，失去其原有的稳定状态，沿着斜坡方向向下作长期而缓慢的整体移动，这种现象就是滑坡。有的滑坡开始表现为蠕动变形，但在滑动过程中，如果滑面的抗剪强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滑坡会突然增加，可能以每秒几米甚至几十米的速度急剧滑落，摧毁建筑工程。
滑坡分为堆积层滑坡和基岩滑坡两种。堆积层滑坡的外形多呈扁平的簸箕状，斜坡上有几级滑坡平台，但错距不大，向下缓倾或后倾；上部滑壁明显，往往有封闭洼地；下部常见隆起。滑坡体上新生沟谷纵横，坡面陷落，参差不齐，滑坡体表面及两侧常出现裂缝，并随滑坡的发展而逐步增多。在均质土层中，滑动面光滑，有明显的擦痕；在土夹石层中，滑动面粗糙不平，擦痕尤为明显。此外，滑坡体上无高大直立的树木，且常呈歪斜状，特称“醉林”。
基岩滑坡，在顺层滑坡中坡床的剖面多呈平面或多级台阶状，其形状常呈U形或平板状。滑动面光滑，有明显的擦痕。滑坡壁多上陡下缓，两侧有互相平行的擦痕。此外，在滑坡体的上部和中部有横向裂缝（图3—20）。掌握滑坡地形的这些特征，便于勘察选址时易识而避开，对于在那些已稳定的滑坡处建房，也应十分慎重从事。
在地势陡峭、地质条件复杂的斜坡上，由于岩石风化、地震和水等其它因素的影响，常有部分岩体突然从悬崖峭壁上崩落下来，并顺着山坡猛烈的翻滚跳跃、互相撞击而落在坡脚，这种现象称为崩塌（图3—21）。地形陡峻是形成崩塌的主要条件，高峻陡立的山地容易发生崩塌；坡度大于70°者是最易发生崩塌的危险地段；山坡表面凹凸不平，也易于发生崩塌现象。崩塌一般常沿着岩层界面、节理、裂隙或断层面发生，如果这些层面的倾向与山坡的倾向一致时，则易于产生崩塌。建筑选址应避开易于崩塌的危险地区，否则应采取相应的工程措施。
在陡峻的山区，由于暴雨或大量积雪骤融，突然形成急剧的泾流，它夹杂着大量泥砂和石块，迅速地沿着山坡沟谷向下流动，形成一股能量极大的特殊洪流，这种现象称为泥石流。泥石流具有容重大（1.3吨/立方米以上），流速快（可达5～7米/秒）、历时短暂、来势凶猛、破坏力大等特点。泥石流所经之处，道路、桥梁被毁坏，房屋、农田被淹埋，河流、水库被淤塞。
形成泥石流的必要条件是：第一，有一个大面积汇水区，在汇水区内有大量的各种成因类型的松散物质（如泥土和碎石等）；第二，山坡沟谷较陡（一般在30°以上）；第三，有暴雨和大量积雪骤融，使短期内水流具有很大的冲刷力。在我国西南、西北和华北的半干旱或冰川分布的山区，由于物理风化强烈、疏松物质多，暴雨和融雪时，常发生泥石流现象。由于泥石流来势凶猛、防治困难，因此，对于暴发频繁、规模较大的泥石流地区，应严禁选为建筑场地。
总之，在选择场址时，宜避开下列工程地质条件恶劣的地区或地段：不良地质现象发育且对建筑物构成直接危害或潜在威胁的场地；设计地震烈度为8度或9度的发震断裂带；受洪水威胁或地下水的不利影响严重的场地；在可开采的地下矿床或矿区的未稳定采空区上的场地等。古代风水学的选址理论中，在对环境的宏观综合勘察时，也包括了对工程地质的经验总结。
如何考虑水文
水是自然界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其对调节气候、净化环境具有重要作用，人类更是须臾离不开它。但选址不当或使用不善，它也可促成无情的洪水吞噬庄稼和房屋，或者引起污染，破坏生态系统。所以建筑的选址中如何处理水的问题也就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了。
风水学中，择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葬经》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因为水是生气所生，所以有水就表明生气旺盛。水源长，流量大，与生气的旺盛是成正比的。因此，风水以得水为首要。风水理论认为“吉地不可无水”，所以“寻龙择地须仔细，先须观水势”，“未看山，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水受到了风水家的特别重视。他们认为水是山的血脉，凡寻龙至山环水聚，两水交汇之处，水交则龙止。由于水流的弯曲缓急千变万化，风水家也将水比作龙，称为“水龙”，堪舆书《水龙经》说是专门讲水系形势与择地之关系的，其汇总了上百种关于阴宅和阳宅的吉凶水局，以供人参考（图3—22）。在无山脉可依的平原地区，风水家择地便是以水代山，“行到平原莫问纵（山脉），只看水绕是真龙”。《水龙经》便专门讨论了水龙寻脉的要旨和法则。
而且郭杨曾古法风水术，为探察龙气，即龙生气的旺盛与否，所采取的乘龙气的手段，就是察龙观水。察龙，就是观察龙的势和形，察水，也是观察随龙水的势与形。
“然水有大小，有远近，有浅深，不可贸然见水便为吉。当审其形势，察其性情，别其吉凶，以作取舍定之标准。”风水家取舍水的标准，主要是以水的源流和形态为依据的，“水飞走则生气散，水融注则内气聚”，“水深处民多富，浅处民多贫，聚处民多稠，散处民多离”。认为来水要屈曲，横向水流要有环抱之势，流去之水要盘桓欲留，汇聚之水要清净悠扬者为吉；而水有直冲斜撇，峻急激湍，反跳倾泻之势者为不吉（图3—23）。
风水理论中对水的认识除了考虑了灌溉、渔盐、饮用、去恶、舟楫、设险之利处，还很注重对水患的认识。“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古人早就认识到了水的刚柔两面性，水淹、冲刷、浸蚀等水害使人们总结出了许多合理选址和建筑防御水患等措施。较典型的例子是在河流的汭隩屈曲处选址。汭隩即是河流弯曲成弓形的内侧之处，其基地为水流三面环绕。这种形势称为“金城环抱”，按五行，金象圆，且金生水；水亦为险阻，环抱之水故有“金城”、“水城”之称。风水学中又称其为“冠带水”、“眠弓水”，是风水水形中的大吉形势，所从皇家如故宫中的金水河，颐和园万寿山前的冠带泊岸，到民宅前的半月形风水池和众多汭位住宅均由此衍出（图3—24）。
这种水局之所以被认为是吉利的除了近水之利外，主要在于其基地的安全、不断扩展和环顾有情。由现代水文地理学可知，河流在地形地质的限定和地球自转引起的偏向力，形成了弯曲婉转的状态，弯曲之处便有了许多河曲之处，由于水力惯性的作用，河水不断冲击河曲的凹岸，使其不断淘蚀坍岸，而凸岸一侧则水流缓慢，泥沙不断淤积成陆，既无洪涝之灾又可扩展基地，发展住宅。同时，冠带状的水流曲曲如活，给人以良好的视觉感受。而反弓水被认为会“退散田园守困穷”，十分不吉利。这种认识和实践由来已久，如河南安阳的殷商建筑遗址，便多设于河流的凸岸（图3—25），而后世则多不胜举。
古代风水学中关于水的认识，大多是符合科学道理，故可多为今日选址所借用。如可选择河流凸岸的台地上，且要高于常年洪水水位之上，避免在水流湍急，河床不稳定，死水沼泽之处建房等等。除此之外，对水源水质也要详加注意。就水源来说，不外有三种，其一是井水，井址的选择应考虑到水量、水质、防止污染等因素。尽可能设在地下水污染源的上游，方便取水处。要求井位地势干燥，不易积水，周围20～30米内无渗水厕所、粪坑、畜圈、垃圾堆场和工业废水等污染源。其二为泉水，常见于山坡和山脚下，水质良好和水量充沛的泉水不仅是适宜的水源，而且还有净化空气和美化环境的作用，所以住宅周围有山泉者，当为吉利之住宅。风水书也说：“有山泉融注于宅前者，凡味甘色莹气香，四时不涸不溢，夏凉冬暖者为嘉泉，主富贵长寿。”其三为地面水，如江河湖泊和蓄存雨水等，此类水污染情况较井水和泉水严重，所以水的饮用取水点尽量选在聚落点河流的上游，排污点设在下游。如有条件饮用的水最好在岸边设砂滤井，净化水质提高水的清洁卫生程度。
就水质方面来说，它可以表达生气的素质，因而要求悠扬清澈，忌于混浊污秽。以观察品尝的简单易行的方法来判断时，当掌握水应清澈、透明、无色、无臭、无异味、味甘等。有条件的应当作化学生物试验，检查水的软硬度、矿物含量和细菌含量等。在水势方面，是表明生气运动变化的缓急。《葬经》说“朱雀（指水）源于生气，派于未盛，朝于大旺，泽于将衰，流于囚谢，以返不绝。法每一折，储而后泄，洋洋悠悠，顾我欲留，其来无源”，是说明堂水（明堂内的水）要源远流长，表明生气的旺盛，非但要看不见其来，而且还要“其去无流”，即看不见流出水口，曲屈欲留，表明生气的聚蓄。在水形方面，贵于之玄曲屈，环抱有情，才可以“外气所以聚内气”。看来，对水环境的考虑不外注意水势、水源、水质、水形等几方面。
如何选择土壤结构
这里所说的土壤，是指风水学“龙穴”所处明堂的基地土壤，亦即建筑的基地。在古代，择地定穴位后，为慎重起见，要开挖探井验土，这个探井就称为金井。验土以“土细而不松，油润而不燥，鲜明而不暗”为佳，深浅度数，随地酌定，见浮土已尽，土色已变，或五色咸备，或红黄滋润，便认为是得到地气，这是风水中的“辨土法”。《相宅经纂》卷三“阳基辨土法”曰：“于基址中掘地，周围阔一尺二寸，深亦如之，将原土筛细，复还坑内以平满为度，不可按实，过一夜，次早起看，若气旺，则土拱起，气衰，则凹而凶。”考虑到土壤结构对建筑的承载力，古人还总结出了称土法，《相宅经纂》卷三“称土法”曰：“取土一块，四面方一寸称之，重九两以上为吉地，五七两为中吉，三四两凶地。或用斗量土，土击碎量平斗口，称之，每斗以十斤为上等，八九斤中等，七八斤下等。”有的风水书也讲到称土法为“入土实一斗，称之，六七斤为凶，八九斤吉，十斤以上大吉”。以此来推断土壤的密实性和地基承载力。前章讲到郭璞相地营建温州城等的故事，就记述了称土法辨土法用于实践的情况。
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气候多变，土壤多种。按土壤的机械组成，土壤大致可分为砂土类、壤土类、粘土类三种，它们的含水量和耐压性均有差异。要透彻土壤的性质，还要对土壤的形成和结构作一简要介绍。我们常见的土壤是坚固的岩石在持续不断的风化作用下形成的大小悬殊的颗粒，经过不同的搬运方式，在各种自然环境中生成的沉积物。它是由颗粒（固相）、水（液相）和气（气相）所组成的三相体系，不同土壤的三相组成不一，因而在土的轻重、松密、干湿、软硬等一系列物理性质和状态上有不同的反映，这些物理性质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力学性质和工程特性。土的三相组成比例关系，决定了土粒比重、含水量、孔隙率等的大小，这些指标是判定地基工程特性的重要参数。一般说来，土壤比重（单位体积的重量）越大，孔隙率越小，就越密实，承载能力就越大，适宜做建筑地基；对同一种土壤来说，含水率越高，承载力就越小。土粒的比重决定于土的矿物成分，它的数值一般为2.6～2.8，砂土和粘土比重在其范围之内；而有机质土为2.4～2.5，这类土含有大量的动植物腐殖质，颜色暗黑，土质松软；而泥炭土的比重就更低了，仅为1.5～1.8。后两类均不能作为建筑的地基。风水中说的斗土六七斤的凶土大概就是有机质土了，而八九斤的吉土可相当于砂土或粘土，十斤以上的大吉土，相当于密实的碎石土了。看来古人的土壤称重法虽不那么科学，但在当时来说却是行之有效的，而吉凶的观念的本质内涵也就是指承载力大小和透气渗水性好坏，并无迷信可言。
按现代地基力学要求，各类地基土的容许承载力（单位面积上的承载力，一般为吨/平方米）。可按下表查得：
综合承载力、渗水性、含水量等因素分析，砂质土壤土质致密坚固，承载力大，含水那低，较粘土干燥，渗水性和透气性好，利于土壤的净化，防污性较好，并易于开挖施工，因而建筑土质以砂质土为宜。壤质土（有机质土）结构疏松，承载力小，房屋易发生沉降塌陷；而粘质士结构过于致密，渗水性能差，房屋易发生潮湿，不利于人体健康。
在古代，坟墓之穴多选在砂土之处，因砂土的含水率低，渗水性和透气性好，最利于木质棺椁的持久保存。如震惊中外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虽经二千一百多年的漫长岁月，随葬器物保存完好，尤其墓主人的那具女尸，保存极好，甚至连肌肤仍富有弹性。这是与墓葬地的良好地质条件分不开的，马王堆位于长沙市东郊五里牌附近，是浏阳河下游冲积平原中的一个呈北东——南西向延伸的椭圆形小台地上，高出浏阳河平均水位约15米，该台地由网纹红土及砂砾层组成。棺椁坐落在厚约1.1米，层压较紧的砂质粘土层上，下为透水的砾石层，四周则为网纹红土所包围。棺椁以上是厚达16米的杂色夯土，地表水难以渗入到墓室。此外，又采取了在棺椁四周加以木炭、白膏泥填充等技术措施，终使其防腐性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图3—26）。
1.封土：浅砖红色粘土；
2.墓坑夯土（五花土）：杂色粘土；
3.“白膏泥”：浅黄色及浅灰白色粘土；
4.木炭；
5.墓外夯土：上部为浅桔色粘土，下部为灰绿色与黄褐色粘土；
6.人工堆积与破积；
7.棕黄色粘土、砂质粘土；
8.砂；
9.砾石；
10.网纹红土：具网纹构造的砖红色粘土、亚粘土；
11.桔黄色砂；
12.砂砾石；
13.静止水位；
14.初见水位；alQ4：全新统冲积层；alQ2：中更新统冲积层；T1：浏阳河第一次阶地；T3：浏阳河第三级阶地除土壤的物理性质外，地下水位层应低于屋基0.5米，以避免造成潮湿和塌陷。还要查看土壤的污染情况及蚁害、鼠害等情况以及地下有无古墓、古井、坑洞、穴道、砂井等地下坑穴。而要探明这些情况，除了访问调查外，进行实地勘探则是一种必要手段。常用的勘探方法有坑探、钻探和触探，而在古代人们常用的就只有坑探了。
古代探察地质土壤情况而进行坑探的位置，便是风水家所点的“穴”处。穴便是营建墓葬和住宅的具体地点，具体说来，“京都以朝殿为正穴，州郡以公厅为正穴，宅舍以中堂为正穴，坟墓以金井为正穴。”穴是风水家劳动的最后成果，“三年寻龙，十年点穴”、“寻龙容易点穴难”（《葬经》），穴是风水家最重视的了。堪舆家蔡牧堂说：“定穴必以浅深为准的，当浅而深，则气从上过；当深而浅，则气从下过。”这是说应找出利于保护棺椁的土层。实际上，风水家在点穴之后，均要进行坑探以判明土层地质真实情况，如不合适，则要前后左右移位，严重者则弃之不用。
从明清两代帝王陵寝发掘资料来看，在陵寝地宫的核心，棺床正中央的位置，有一个圆形通地脉的深孔，这便是颇具神秘色彩的“金井”。《汉唐地理书钞》说：古代有金人以杖撞地而成井，深不可测。金者，宝贵也，故有“金井”之称。流行于民间关于金井的传说众说纷纭，神秘色彩更加浓重。按风水之说，金井为风水之穴，借以沟通阴阳地气；有的则以“井”字附会，认为金井内有一股终年不竭不盈的泉脉。除了许多神秘离奇的传闻外，由清代丧葬典仪的有关记载，说明金井是帝王帝后们生前所格外关注的，每每诚惶诚恐施之以礼。例如，在菩陀峪万年吉地，慈禧太后曾亲自到地宫看视金井，并把她手腕上的一件稀世珍宝“十八颗珍珠手串”摘下来，投入金井，作为镇墓之宝，以示息壤。此外，慈禧还屡派大臣自内廷前往地宫，在金井中安放了数量惊人的金玉宝器，“金井”成了货真价实的金井了。
古之帝王对丧葬格外重视，万年吉地选定后便是点穴，也就是确定金井的位置。点穴后，破土挖出一个磨盘大小的圆坑，初步探查穴处土质，然后在圆坑上覆盖以斛形的木箱，以后就永远不让这个坑再见日月星三光。在点穴得到的穴中前方一定距离内树立志桩，穴中和志桩均慎加保护，直至钦定动工。在确定清末皇帝溥仪的吉地龙穴时，据岳梁向溥仪奏报说，龙穴开创以后，见土色甚佳，风水甚好。事竣以后，即派人守护打桩，以待兴工。在皇帝的大葬秘典中，围绕金井，有着隆重的仪式。棺椁安奉前，要由王宫大臣将陵寝兴工动土时初掘的“金井吉土”捧入地宫，覆置于金井中，然后，再将棺椁安放在金井上面。1980年，有关部门发掘整理清西陵崇陵地宫时，曾在光绪皇帝梓棺下的金井中，出土了金质、银质、珐琅质怀表和其它珠宝，以及光绪帝生前脱落的一枚臼齿。此外，还出土有大葬时用黄绫布包着置于金井的黄土约半斤，这些出土实物，证实了清档案关于金井典仪方面的记载。
早在商周之际的墓葬坑中，在棺椁的正中底下，往往有一个深洞，其中常有人殉葬遗骨和青铜玉器等。这个深洞除了具有宗教意义外，主要是用以探明地下土质水文情况，是后世金井的前身。因其位置正当墓主人尸体腰部以下，考古界称其为“腰坑”。河南安阳武官村北发掘的商代大墓，墓室平面为长方形。它的南北两端各有一条长墓道。这是一座“中”字型墓葬，墓主人是商代奴隶主阶层的成员。该墓墓室的上口，南北长14米，东西宽12米，自口至底深7.2米。墓室下部的中间有椁室，椁室长6.3、宽5.2、深2.5米，内置棺椁。在椁室的底部中央，有一个长1米、宽0.8米、深1.4米的腰坑，坑内埋有殉葬一个，青铜戈一柄（图3—27）。
在陵寝基址的勘探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挖掘探井——金井，以判明工程地质的情况，相当于现代工程地质的勘探工序。金井挖掘的深度，以能判明地宫地面所在水平面的地质情况为限。金井的下底标高，将用作地宫地坪设计标高的依据。在金井的后部，另挖有更深的探井（又叫样坑），用来判明和决定地宫基础的合宜深度。此外，为慎重起见，金井两翼地势低下处，也挖有探井。
清代陵寝的建筑设计，是由“样子房”匠人根据陵寝制度要求，结合周围地势，以及地质水文资料，推敲构思，作出陵墓总体、平面和竖向布局，以及各单体建筑的设计。在整个设计过程中，金井便作为挖制整个地宫，乃至整座陵寝建筑格局的基准点，而展示在平面设计和竖向设计中。设计方案呈皇帝御览钦准后，由礼部钦天监刻漏科慎重选择良辰吉日，并经皇帝批准定下兴工动土之日。届时，行典礼祭告山神、后土之神、司工之神，而后破土开挖地宫基槽，陵寝工程自此进入施工阶段。
大槽开挖后，志桩不再保留，点穴所掘深井，亦趋消失，唯在穴中正下方，自大槽原有土层中留下一个土墩，立于大槽中。这个土墩便称为金井吉土，又叫原山吉土，其形制为底大上小的四方棱台，顶部有一小段呈圆柱状。金井吉土的上皮，正是穴中探井的下底面，在设计中定作地宫地坪的控制标高（图3—28、图3—29）。大槽刨齐以后，继而进行基础和地宫地面施工，原山吉土逐渐被各层结构层所围合。原山吉土的四方棱台的下段被掩埋在基础中，而上段圆柱则套在地宫宝座床下的底垫石中央凿留的透孔中。宝床底垫石上平，同地宫地坪在一个水平面上，其也正是原山吉土的顶面标高。底垫石上面，安砌宝床，宝床正中央，也凿有圆形透孔，这就是最后形成的金井。透孔称为金井透眼或穴眼，其确与地脉相通（图3—30）。
这里讲一个风水家因点穴不慎，而遭杀身之祸的故事。清道光皇帝龙袍加身以后，即循先例差大臣们去寻龙点穴。在当时的宫廷里懂得风水的人很多，但出类拔萃者首推大学士戴元均和尚书英和，于是道光帝下旨由庄亲王绵课带领，遣两位寻万年吉地。二人接旨四处张罗，请来当时风水界坐第一把交椅的宋泗，负责工程总监督的牛坤，以及深谙堪舆之道的穆克登额和阿克当。这伙人不久便在东陵的宝华峪寻得吉地，经道光帝钦准，择吉开工，于1821年农历十月十日卯时黄道良辰动工。据说就在工人的铁铲正要直落龙穴时，风水师宋泗急忙拦住，人问宋泗什么意思？他说，据微臣看来，总穴太后，恐穴中有石，应当挪前十丈处方宜动土。即使宋泗不说，众人心里也有相同看法。但因囿于陵寝规制，只能往前移五丈处动工兴建。工程历时七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九月二十二日竣工，同时将孝穆皇后梓宫奉安地宫。道光帝亲临宝华峪祭奠，看到陵寝规制完备，质量坚固，欣然传谕；“免原工程大臣庄亲王绵课应缴前借俸银四万两，大学士戴均元晋加太子太师衔，其子即用户部员外郎戴诗享著以郎中补用，归还热河都统英和一品顶戴及花翎。”对其它臣工均论功行赏。
不料第二年，陵寝却出了大问题。地宫处地下泉水渗入地宫，浸出地下水，积水深竟逾宝床以上，孝穆皇后梓宫已有二寸霉湿，计存水高达一尺六七寸之多。当年道光帝出京行围打猎，途经东陵，顺便到自己的陵墓去视察，一见这等情形不禁雷霆大发，大骂这些工程负责人“丧尽天良”、“偷减情弊”、“居心可恶”。立即降旨将总监督牛坤等六人革职严审；戴均元降为三品顶戴旋即又革职，其子降为员外郎；英和革去顶戴，拔去花翎，后拟斩与其两个儿子发配黑龙江；对此时已身故的绵课，把其四个儿子的顶戴全部革掉；阿克当被罚银四万两。另有多人被抄家问罪，罚赔白银二十五万六千两。事后，道光帝弃宝华峪陵寝不用，又在易州清西陵龙泉峪选定了陵址，建成慕陵。
古代的这种穴井勘探方法，与现代地质勘探中的坑探法十分相似。坑探法是一种不必使用专门机具的一种常用的勘探方法。通过探坑的开挖可以取得直观土层地质资料和原状土样，特别当场地地质条件比较复杂时，利用坑探能直接观察地层的结构和变化，但勘探可达的深度较浅，限于—般的建筑物工程地质勘探所用。
坑探是在建筑场地或地基内挖探井或探槽（图3—31），探井的平面形状一般采用1.5×1米见方的矩形或直径为0.8～1.0米的圆形，其深度视地层的土质和地下水埋藏深度等条件而定，一般为2～3米。较深的探坑须进行坑壁加固，这样便可观察土层地质水文情况。除此之外，还要取土样进行物理和化学性质测定检验。在探井中取样是先在井底或井壁的指定深度处挖一土柱，土柱的直径必须稍大于取土筒的直径。将土柱顶面削平，放上两端开口的金属筒并削去筒外多余的土，一面削土一面将筒压入，直到筒已完全套入土柱后切断土柱。削平筒两端的土体，盖上筒盖，用熔蜡密封后贴上标签，注明土样的上下方向（图3—32）即可。
除坑深外，现代地质勘探的钻探和触探已大量采用，尤其那些重要建筑物，地质勘探就至关重要了。在广大乡村中，坑探法和钎探锤击法仍被大量使用。总之对工程地质的勘察要观看土壤的颜色、气味、结构、地下水高低、物理化学性质以及蚁鼠害之情况。
如何考虑气候因素
一般说来，气候包括温度、湿度、太阳辐射、风、气压和降水量等因素。这些气候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关系极为密切，气候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感觉、心理和生理活动。风水学中“风水”这个词实际上也包括了气候诸要素，“风水宝地”总是气候宜人的，好的“风水”，必有好的气候。
气候条件是较为复杂而多变的。在我国，除了季风气候显著外，由于地形复杂，区域性气候也多种多样。而气候对居住环境的影响又是长期存在的，所以，无论从总体概念上还是在局部地区，在气候环境方面均应特别重视。在研究用地时，即要留心区域性范围的大气候，又要注意待选用地范围的小气候或微气候。
太阳辐射是自然气候形成的主要因素，也是建筑外部热条件的主要因素。在冬季寒冷地区，太阳辐射是天然热源，因此建筑基地应选在能够充分吸收阳光且与阳光仰角较小的地方。而在夏季炎热地区，过多的太阳辐射往往形成酷暑，因此，建筑基地应选在与阳光仰角较大，能相对减少太阳辐射的地方。干热气候区，可选在向北的斜坡上，这样光线充足而太阳辐射却有限。在干冷或湿冷气候区，则选在向南的斜坡上为佳。就水平面的太阳辐射情况看，北方高纬度地区太阳辐射强度较弱，气候寒冷，应选择多争取阳光的地方和朝向；南方低纬度地区太阳辐射较强，气候炎热，应尽量选择太阳直射时间长的地方和朝向（图3—33）。而太阳辐射强度在各朝向垂直面上也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各垂直面的太阳辐射强度以东、西向为最大，南向次之，北向最小，避免东晒、西晒已为人们所注重（图3—34）。
太阳辐射是建筑外部热条件的主要直接因素，建筑物周围或室内有阳光照射，就受到太阳辐射能的作用，尤其是太阳射线中的红外线，含有大量的辐射热能，在冬季能借此提高室内的温度。太阳射线不仅有杀菌的能力，而且还具有物理、化学、生物的作用，它促进生物的成长和发展。因此幼儿园、疗养院、医院病房、住宅等，都应该考虑室内有充沛直射阳光，争取扩大室内日照时间和日照面积，以改善室内卫生条件，益于身体健康。
虽然阳光对生产和生活是不可缺少的，可是直射阳光对生产和生活，也能引起一些不良影响。如夏季直射阳光能使室内温度过高，人们易于疲劳，尤其是直射阳光中的紫外线，能破坏眼睛的视觉功能。又如在直射阳光中注视物品，或阳光反射到人的视野范围内，引起显著明暗对比，产生炫耀感觉，时间过长会使人头昏，降低劳动生产率，也容易造成质量和伤亡事故。因此直射阳光的高度角低于30°时，或反射光与工作面之间的夹角在40°～60°之间的光线，则认为是有害的，在博物馆、画廊、图书馆书库、石窟古建筑壁画等，直射阳光对色彩展品、印刷品、布帛、纸张等都有破坏作用。在危险品库、油库、化学药品库、工厂矿山的化验室等，由于直射阳光照射，可使物品及药品容易变质、老化、分解和燃烧。夏季的直射阳光，使室内温度升高，有增加爆炸的危险性。又如在纺织车间、精密仪器车间和恒温恒湿室等，都要求光线均匀，温度湿度稳定，否则就影响质量，不利于生产。这就要求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车间有直射阳光。可见太阳辐射和日照直接影响生产、工作和生活。因此应根据建筑物使用要求的不同，充分利用太阳辐射有利的一面，控制和防止其不利的一面。
气候中第二位的重要因素便是气温。地面上的气温称为自然气温，建筑环境的温度对人体影响是很大的。人体暴露于高水平的热辐射或热对流中，其健康受到损害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高温灼伤皮肤，特别是皮肤温度超过45℃时。另一种方式是使体内温度升高，人体体温在普遍的静止条件下，保持在36.1℃～37.2℃。在高温、高湿环境中，人会常感闷热难忍，疲倦无力，工作效率低下。在严重高温、高湿，且气流小，辐射强度大的气候环境中，可导致体温失调，体温大幅度升高，如果升高到42℃或更高些，则会发生中暑，严重者甚至导致死亡。突发的过热，常造致虚脱和突然死亡。与体温过高的情况相类似，使人体体内正常温度明显降低，同样可能严重地损害健康。气候中寒冷强度大，又没有良好的建筑和个人防护，会引起体温下降，神经系统和其它系统的抵抗力随之降低，出现无食欲、嗜眠状态、血压下降、呼吸减弱、意识消失。体温降至35℃之下，可因中枢神经麻痹而死亡，如降到30℃以下，则由于心脏障碍可导致立即死亡。应该注意，体温只要稍稍偏离正常值2℃～6℃，都可能危及生命。
根据实验，气候温度环境应低于人体温度，如保持在24°—26℃的范围内最佳，一般不应超出17°～33℃为好，此时人们会对周围环境温度有较舒适的满意感。当然在不同季节、不同地区寻得这种环境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是在选择建筑基址时，尽量考虑到温度的舒适性，避开高温高寒的地方。另外，还可通过建筑的规划和设计等措施来争取舒适的、自然的温度环境。
一个好的自然环境，还要有适当的湿度。在干热地区如选择具有一定湿度的微气候环境居住，会大大改善人们的舒适性。在高温高湿地区，大气中大量水汽使体表汗液蒸发困难，妨碍了人体的散热过程，有不适之感。当温度比较适中时，大气中相对湿度变化对人体的影响比较小，在高温或低温环境，人体对气温的感觉与湿度的关系就很大，因为从体表丧失的热量与大气中水汽的含量有关。一般说来，相对湿度保持在30％～70％之间为宜。
在选择建筑基地时，气压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大气对地球表面与人体有一种压力，约为每平方厘米l公斤，人体承受的压力相当于15.5吨～20吨。这个压力因与体内压力平衡，所以平时感觉不到。
一个大气压相当于高760毫米水银柱的压力。一般来说，人体对气压的变化能适应，但如果在短时间内，气压变化很大，人体便不能适应了。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气压有规律的下降，海拔越高大气越稀薄，气压也就越低。大气主要由氧（占21％）与氮（占78％）组成，因而大气稀薄，大气中的氧含量降低，氧分压也减低，这时人体肺内氧气分压也随着降低，这样血色素就不能被饱和，就会出现血氧过少现象。在3000米高度时，动脉血内氧饱和百分比仅为90％，在8000～8500米的高山，只有50％的血色素与氧结合，人体内氧的储备降至正常人的45％，这时便可危及生命。故一般将240毫米水银柱高（相当于8500米）的气压作为最低生理界限。生活在内地的人初到西藏高原，会感到胸闷不适，头昏欲眠，就是缺氧的缘故。在高度1500米以上的低气压，即能引起人体一系列的生理变化。所以建筑不宜选在海拔高度大的高山上；也不宜选在寒冷、气压低的地区，因为这种环境很不利于大气的流动，容易促成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
风是构成气候环境的重要因素，是气流流动形成的。在风水学中，因为气“乘风则散”，所以风之害被认为是择宅大忌。选择必求“藏风得水”，避免强风的危害。对风的处理不当，的确不利于人体健康，传统医学就很重视风对人体危害的研究，风被列为“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六气）之首，“六气”太过、不及或不应时则形成致病邪气。不仅对人体，风对农业生产、航海业等均有重大影响，强大的风暴还会给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为利用风能和防止风害，古代中国人勤于观察，将风的性质和风向依方位时序绘作八风图，试图把握风的规律（图3—35）。公元前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也明确讲到这一点：“……如果审慎地由小巷挡风，那就会是正确的设计。风如果冷便有害，热会感到懒惰，含有湿气则要致伤。因此，这些弊害必须避免。”
人们对风的态度具有两重性。在干热气候区，凉爽的、带有一定湿度的风是大受欢迎的；太热、太冷、太强或灰尘太多的风是不受欢迎的。通常人们也乐意接受夏季的和风习习吹来，加强热传导和对流，使人体散热增快；潮湿的地区则希望风能带走讨厌的湿气。所以在选择建筑基地时，既要避免过冷、过热、过强的风，又要有一定风速的风吹过。
一般说来，基址不宜选在山顶、山脊，这些地方风速往往很大；更要避开隘口地形，在这种地形条件下，气流向隘口集中，形成急流，流线密集，风速成倍增加，成为风口。同时，也不宜选在静风和微风频率较大的山谷深盆地、河谷低洼地等地方，这些地形风速过小，易造成不流动的沉闷的覆盖气层，空气污染严重，招致疾病。总之，应选择在受冬季主导风向影响较小，夏季主导风常常吹来，以及近距离内常年主导风向上无大气污染源的地方。
降水量也是影响气候的因素之一。在平原上，降水量的分布是均匀渐变的，但在山区，由于山脉的起伏，使降水量分布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显著的规律有两个，一是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降低而降水增加，因而气候湿润程度随高度增大而迅速增加，使山区自然景观和土壤等也随高度而迅速变化；二是降水量山南坡的降水量大于山北坡的降水量（图3—36），因此山南坡的空气、土壤、植被均较好，是山区选址的好地点。
在古代中国，限于当时的科学认识水平，古人把建筑环境气候的太阳辐射、气温、湿度、气流、日照等诸要素以直观的感受和体验，用古代哲学的阴阳学说来阐释的。
阴阳学说是古代中国人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用以认识自然和阐释自然现象。古代，人们对自然现象的长期观察中，看到日来月住、昼夜更替、寒暖晴雨、男女老幼等种种两极现象及其变化，便很自然地产生了阴和阳这两个观念。他们认为天地、日月、昼夜、晴雨、温凉、水火等运动变化，都是由构成世界万物的气在运动过程中一分为二的结果，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存在着阴阳两个方面，并由于阴阳的运动变化，推动着事物的发展变化。由此可见，阴阳论成了自然界的根本规律之一，所以《素问·应象大论》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
在古人眼里，阴阳两者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譬如阴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所以神化无穷。”（《朱子语类·卷九十八》）阴阳互含，说明阴阳是互相的，阴阳作为事物对立面的关系不是绝对的，阴极阳生，阳尽阴至，在对立中达到平衡，且两者是可以转化的，所谓“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就是这个意思（图3—37）。阳代表着积极、进取、刚强等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阴则代表着消极、退守、柔弱的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和现象。一般说来，凡是活动的、外在的、上升的、温热、亢进的等，统属于阳的范畴；凡是沉静的、内在的、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衰减的等，统属于阴的范畴（表3—3）。
风水家深谙阴阳论，将其用之于风水学，把山称为阳，水称为阴，山南称为阳，把山北称阴，水北称阳，水南称阴。于是地形要“负阴而抱阳”，背山而面水（参见图2一13）；把温度高、日照多、地势高等统称为阳，而温度低、日照少、地势低等统称为阴。从生活的经验中人们体会到“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因而风水师选择必“相其阴阳”，寻找“阴阳合和，风雨所会”，阴阳平衡的风水宝地，只有这些地方才能“阴阳序次，风雨时至，春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国语·周语》），才具备人们繁衍生息，安居乐业的环境物质条件。可见，风水学中的阴阳相地，是一种直观体验的总结和一个整体思辨的结果，它包含了选择的地形、地质水文、气候、植被、生态、景观等诸要素，并以传统哲学的“气”、“生气”、“阴阳”等概念来阐释其好坏吉凶，确定是否适合人类居住生息，如此而已。
时至现代，人类的认识和科学技术水平极大提高，人们即可以详尽地分析建筑基址的诸要素，又可进行宏观的综合研究；既可以定性去描述环境的状况，也可以定量来确定环境的质量，更好地利用环境和适应改造环境已成为现实可行的事。
由于我国各地气候冷暖、干湿、雨旱、大风、暴雨、积雨、沙暴等都有很大差异。因此，房屋建筑就要适应当地气候并尽可能地改善不利气候条件，创造舒适的室内工作和生活环境。例如，炎热地区需要考虑通风、遮阳、隔热、降温……寒冷地区需要采暖、防寒、保温……沿海地区要防台风、潮湿、积水……西北地区要防风沙；高原地区则要尽量避免强烈的日照和改善干燥的气候（小范围内）等，这些是宏观选址要考虑的，但还要注重具体地点的小气候和微气候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处理。
综上，建筑环境的选择应考虑如下内容：
（1）场地位置、地形地貌、地质构造、不良地理现象和地震基本烈度；
（2）场地的地层分布、岩石和土的均匀性、物理力学性质、地基承载力和其它设计计算指标；
（3）地下水的埋藏条件、浸蚀性和土层的冻结深度；
（4）场地的稳定性和适宜性；
（5）常年和最大洪水水位，地面排水、积水和沼泽地情况，以及饮用水源情况；
（6）场地的合理建筑范围，合理的交通出入口；
（7）区域内气候的场地微气候；
（8）景观和绿化植被，生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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