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心理学

文化因素对表情识别的影响

达尔文把动物和人的情绪进行了分类，并进行了跨文化的比较，来考察表情是具有跨文化一致性还是具有文化相对性（即不同文化的表情的产生和识别有差异），结果发现不同文化下情绪的产生和识别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比如悲伤表情，不同文化下的人们产生的悲伤表情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种一致性还可以从天生的盲人身上得到体现，天生的盲人无法通过视觉的学习或模仿某种表情，但对像悲伤这样的表情，天生盲人产生的悲伤表情跟正常视力的人们产生的悲伤表情同样具有高度的相似（如下图4.3）。表明类似厌恶这样的基本表情较大程度上是由生理因素所决定的。

芬兰阿尔托大学计算科学和生物医学工程系的Lauri Nummenmaa等人（Nummenmaa，Glerean，Hari & Hietanen，2014）发现，不同的情绪对应不同的身体激活状态。他们让被试（n=701）观看情绪词、情绪诱发短文、情绪诱发短片以及情绪面孔，然后要求被试在计算机屏幕上呈现的人体轮廓图中标出自己主观感觉到的对应的身体激活“增加”和“减少”的部位。结果表明，对于不同的基本情绪，通过这种主观报告所描绘出来的身体热量分布图也不同，且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即在他们的研究中，芬兰，瑞士，台湾被试所描绘出来的同一种情绪的身体热图具有一致性）。因此，表情的跨文化一致性的观点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证据以及众多的研究者的拥趸。

自达尔文对面部表情的研究开始，研究者们认为面部表情存在一些基本的类型，即基本情绪观。但到了20世纪初，一些学者开始改变看法，认为面部表情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普遍的，而是在极大程度上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即“文化相对论”（culture-relativistic）。到了20世纪60年代，表情普遍性（universal）的观点又开始流行，并得到了一些跨文化研究的支持，但20世纪末以来，一些学者又开始怀疑表情普遍性的观点（Wallbott，1998）。

持表情普遍性观点的学者认为，不同文化下的人们对面部表情贴标签（label）的方式具有一致性，不同文化下的人们表达同样的情绪会用同样的表情，但他们也承认特定文化下的情绪表露规则（display rules）可以相应地控制表情。不同的文化会有不同的表情表露规则。比如，日本文化提倡压制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人的愤怒和厌恶（Ekman & Friesen，1971）。而在北美，男孩被要求不表现悲伤，而女孩被要求压制愤怒（Ekman，1992b）。

持表情普遍性观点的Ekman（1994）曾提出一个神经文化理论（neuro-cultural theory），认为某些基本情绪具有特异的生理模式，并会产生特定的表情，且这些表情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但是，通过社会学习（如表露规则的学习），最终的表情可以被修饰（modifed）、夸大（exacerbated）、压抑（suppressed）、掩饰（masked）。

在有些公共场合社会规则要求不能表露某些情绪，比如送葬的场合就不能笑。同时有些表情也不适合当面表露，比如对他人的厌恶。而且有些文化也鼓励不要轻易流露表情（“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就意味着，表情的产生和识别会有文化差异。虽然达尔文认为，情绪即便到现在对人仍然是有用的（“表情本身，或者情绪语言，当然对人类的福祉而言十分重要”，原文为：expression in itself，or the language of the emotions，is certainly of importance for the welfare of mankind）。但当代的一些情绪心理学研究者对情绪是否仍具有其进化上的重要作用（生存适应）持怀疑态度。这些研究者认为，情绪（表情）的作用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根本上已经不具有原来的功能（比如现代人如果再愤怒地露出牙齿，就已经失去了警告或威胁对方的功能，因为在现代人与人的争斗中不太会有“咬一口”这种动作的出现，牙齿也不再体现攻击能力）。现代社会情境下，表情更多的充当了社会信息交流的产物。这会导致我们对表情的识别受到文化环境的影响，因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社会信息交流有着较大的文化差异。

情绪究竟是如达尔文所认为的具有跨文化一致性，还是说是一种具有文化相对性的构想（construction）呢？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主义认为情绪具有文化相对性，一种可能是：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人们可能会以所处文化下的某些特定模范人物作为模仿对象。并且，某些情绪可能会被特定的社会文化所强化，这种看法跟情绪的生物决定论的观点截然相反。情绪的文化相对性也有一定的依据，比如，在一些社会文化情境中可以表达的表情在另一些文化下却并不合适。像成年男性伤心地哭在东方文化下是不合适的，如“男儿流血不流泪”。

要完全区分表情的生理因素和文化因素较为困难，因为两者对表情的识别应该都有重要作用。从已有研究证据看，少数几种表情（如基本表情）应该具有跨文化甚至是跨种群的一致性（如人与猩猩均有喜怒）。但表情的诱发刺激却显然具有文化的特定性，比如一些幽默或笑话在西方人可能觉得特别逗笑，但换到东方文化下可能就未必。反之亦然。笔者曾听过一个香港学者讲述概念的有关研究，其中提到了“鸟专家”这一词汇，结果内地的学生都在偷笑，但香港学者却莫名其妙。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背景下，“鸟专家”的说法可以引起不同的理解。

如果把表情的两种对立的观点（跨文化一致性，以Ekman为代表，如Ekman，1994；文化相对性，以Barrett为代表，如Barrett，2006；Gendron，Roberson，Van Der Vyver & Barrett，2014.）作为一个连续体的两端，对表情是否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最恰当的看法也许是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的某个位置。我们可以比较放心地假设，在进化过程中我们的大脑会进化出一些普遍的结构，这些普遍结构会负责加工处理我们所谓的基本情绪（Panksepp，1994）。同时，似乎也存在一些事物会诱发完全相似的反应，比如看到蛇会诱发恐惧，对大的朝向自己移动的物体感动恐惧，对跌落感到恐惧。而且这些表情的诱发物在儿童发展的早期即可观察到（比如挫折诱发的愤怒）。当然也不能排除具有文化特异性的表情诱发物，不同文化下不同个体的表情跟亲密程度与强化有着密切联系（Cacioppo & Gardner，1999）。不同的文化情境也具有不同的文化规范（Norms）。同样的生理因素导致的表情会受到文化规范的影响。比如日本人和美国人在相同生理因素的作用下，都能表现出相似的表情，但日本人在独处和有他人在场时同样的表情却有不一样的表现，在有他人在场时他们会压抑自己的表情（Cacioppo，Berntson & Klein，1992）。这很好地阐释了表情的文化相对性。

情境（context）对表情识别的影响

在对表情进行识别研究时，研究者通常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即表情主要是由体现在面孔上的特定面部动作组合来表现的，因此，表情识别研究大多数关注面部表情的识别，即所谓的面孔聚焦范式（face-focused paradigm）。这一范式认为人为摆出的、静态的面部肌肉组合提供了足够的可供识别的情绪信息，并能把这种范式下得到的研究结果外推到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表情识别。但表情总是出现在一定的背景情境中，孤立的表情是没有的。研究表明，情境会对表情的识别产生影响（Gendron，Mesquita和Barrett，2013）。场景（scenes），语音（voices），身体（bodies），其他的面孔（other faces），文化取向（cultrual orientation），以及词语（words）等情境因素均会影响对面部表情的识别（Barrett，Mesquita和Gendron，2011）。如下图4.4所示，身体姿势会对表情的识别产生影响（同一表情合成到不同身体姿势上，会导致对该表情有不同的分类）。

我们对表情的识别应该综合考虑各种情境因素。人们在识别愤怒背景下的厌恶面部表情时，其识别准确性从87%降到了13%（Aviezer et al.，2008）。语调表情的识别亦受到情境的影响，在一个热闹的聚会上听到尖叫可能会认为表达了正性的情绪，然而在一个漆黑无人的夜晚街道上听到尖叫，反射性的就会识别为负性情绪（如恐惧）。

值得一提的是语言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情境（Gendron et al.，2013）。情绪知觉一定程度上是建构的，语言对情绪的识别具有重要作用，语言起一个粘合剂（glue）的作用（即把相似的情绪现象归为同一类）。研究发现，对表情的识别，跟是否提供表情标签（各个表情的名称）有关，当不给被试提供表情的标签，被试对表情的识别正确率就显着的下降（Barrett，Lindquist & Gendron，2007）。这提示语言提供的概念框架对面部表情识别有一定的影响。从知觉的假设检验的过程来看（王苏和汪安圣，1992，P.24），语言影响表情识别的原因可能是语言影响了对表情刺激进行分类的某个加工阶段，在这个阶段与所识别的表情有关的记忆信息（概念）被提取出来并与此表情形成的知觉印象（知觉）进行比较与匹配，语言信息可以帮助排除其他相似结构特征的竞争（比如识别一个悲伤的表情，其面孔特征结构与厌恶表情的面孔结构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因此在把一个悲伤表情分类为悲伤时，厌恶表情的假设就会与悲伤表情的假设进行竞争，而语言信息有助于排除一些其他的假设的竞争。还有一种可能的原因是语言的概念信息会动态地重构面孔知觉信息。一方面语言概念信息决定哪些信息可以被抽取出来（信息取样）进入到下一步加工；另一方面，语言概念信息可以启动与识别表情相关的身体感觉，而这个过程会影响到所进入的感觉信息（待加工的表情的特征信息）的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