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心理学

自我意识情绪的思想最早可见于达尔文的名着《人类和动物的情绪表达》。虽然在此书中没有明确提出自我意识情绪的概念，但是他指出，害羞、内疚和羞耻等是伴随着自我意识出现的情绪，这些情绪不仅是简单的情绪反应，而且是对他人如何看待我们自身这个问题的一种反应。直到20世纪90年代，自我意识情绪研究才正式开启。Lewis（1997，2003）认为，自我意识情绪是一种以自我参照行为的出现为前提，并通过自我觉察、自我评价和自我反思而产生的情绪，它在我们的情绪生活中占有中心地位。Tracy和Robins（2004）认为，自我意识情绪是将自我卷入到情绪中的一种特殊情绪类型，它包含内疚、羞耻、尴尬、妒忌（envy）、自豪（pride）等，自我意识情绪在调节和激发人类思维、情感和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自我意识情绪比基本情绪更为复杂，其出现也要迟于基本情绪。自我意识情绪有着两个主要特点：①从产生来看，自我意识情绪既需要自我表征（self-presentation）、自我觉察（self-awareness）和自我评价（self-evaluation）过程的卷入，还需要情绪的自我归因。只有当个体具备稳定的自我表征能力，对这些表征进行自我觉察、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价，并且将情绪事件归因到自我因素时，自我意识情绪才会产生。据此，Tracy和Robins（2004）提出了自我意识情绪的加工模型。②从表达来看，自我意识情绪没有独特的、普遍被认可的面部表情。研究发现，自我意识情绪的表达不仅包含面部表情，而且还要有身体的动作、头部的运动和胳膊的姿势等。

自我意识情绪的研究方法主要有4类：①自我报告测量。具体包括情境情绪测量、情节情绪测量、陈述评定和形容词评定量表。②非言语行为编码技术。研究者试图发现自我意识情绪的明显的、非言语的表达系统，但难度较大。③言语报告和行为测量相结合的编码技术。编码来源主要为被试的面部表情、动作行为和言语报告。④脑神经成像技术。使用正电子断层扫描技术（PET）或磁共振功能成像技术（fMRI），让被试看图片、短片或阅读语句来诱发情绪，并对其神经机制进行研究（冯晓杭和张向葵，2007）。

自我意识情绪具有明确的道德性质，对个体的道德行为具有重要的动机功能。自我意识情绪可被看作是个体根据道德自我同一性标准，比较不同情境下的行为或行为倾向时产生的道德情绪（Turner & Stets，2006）。如果个体的行为及其倾向违背了道德自我同一性标准，个体就会产生内疚和羞耻等负性自我意识情绪，进而有可能激发道歉或其他补偿行为。如果个体的行为及其倾向与道德自我同一性标准一致时，个体就会产生自豪等正性自我意识情绪，并有可能继续实施这一道德的行为。尽管这些行为不一定总是发生，但是自我意识情绪可以让个体进入某种动机以及认知状态，增加了个体从事相关行为的倾向，协调着个体的人际关系行为和亲社会行为。许多研究表明，自我意识情绪的确能够激发亲社会行为（Haidt，2003；Tangney & Dearing，2002）。

自豪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自豪是常常被人忽视的正性道德情绪。Mascolo和Fischer（1995）认为，自豪是一种源自这样一种评价的情绪，即个人应该为某一社会价值结果或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而负责。据此看来，自豪能够增强人们的自我价值，甚至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激发今后与社会价值标准相一致的行为。众多研究表明，自豪对于社会群体内的地位提升和认可度增强具有重要影响。

自豪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功能可能是：为了增强或维持个体在社会层级中的地位而提升思维、深化感受和促进行为（Tracy，Shariff & Cheng，2010）。自豪至少通过以下三条路径来影响个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第一，因成就而体验到的自豪能够激发个体对未来成就的追求。自豪感是快乐的，因而具有强化作用。在社会化过程中，儿童逐渐体验到自豪，而这些自豪源自个体对符合社会价值判断的成就的积极评价——首先是来自父母，其后来自老师和同伴。最终，即使没有来自这些人的评价，个体也能体验到对这些成功的自豪。自豪的这一动机性质会激发儿童对未来成就的追求，因此，在不需要外部评价的情况下，个体会尽力形成与社会规范相一致的同一性。反过来，在这一追求中取得成功的个体，会再次得到社会赞同、社会认可和社会地位提升的奖励，这进一步增强了其社会适应性。第二，自豪具有信息功能。根据“情绪即信息”的假设（Schwaz & Clore，1983），情绪情感会告知个体环境中的变化，使得他们能够更为明智和灵活地对事件做出反应。考虑到自豪是与自尊最为相关的情绪特征，自豪有可能通过对自尊的影响来实现这一信息功能。当个体经常、多次感到自豪时，他们就可能对自我的个人特征产生积极的评价和感受，会导致较高的自尊水平，从而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价值。第三，自豪通过非言语表情来增强社会地位。特征明显的、具有跨文化一致性的自豪的表情，可以让其他社会团体成员认识到自豪者值得拥有现在的社会地位（Tracy & Robins，2008）。在Williams和DeSteno（2009）的一项研究中，先让一些被试在进行群体任务前体验到自豪。结果，群体内的其他人和局外观察者认为这些自豪者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行为更具“支配性”。这表明，自豪引发了能够增强社会地位知觉的人际行为。这其中的关键最可能是自豪的非言语表情。内隐联想测验的一系列研究发现，自豪的表情会被迅速、自动地知觉为高社会地位的信号，而且这种关联具有跨文化性（Shariff & Tracy，2009；Tracy，Shariff，Zhao & Henrich，2013）。当然，自豪也存在“黑暗的一面”。在与成就和亲社会行为密切关联的同时，它与冲突和攻击也有一定关联（McGregor，Nail，Marigold & Kang，2005）。有研究发现，自豪甚至抑制了个体对他人的同情（Oveis，Horberg & Keltner，2010）。

基于上述研究，有学者提出，自豪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自大的自豪（hubris pride）或α自豪，另一种是真正的自豪（authentic pride）或β自豪（Tracy和Robins，2007）。从它们的产生来看，自大的自豪来自于内部的、整体的、稳定的和不可控的自我归因（例如，我成功是因为我伟大），个体肯定的是整体自我；而真正的自豪来自于内部的、具体的、不稳定和可控的归因（例如，我成功是因为我进行了大量的练习），个体肯定的是自我某方面的具体行为。研究发现，对很多事情经常进行内部的、不稳定的和可控的归因的被试，易于体验到真正的自豪；而经常进行内部的、稳定的和不可控的归因的被试，易于体验到自大的自豪。对他人自豪的知觉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结果：当有资料表明目标个体的成功源自稳定的和整体的因素（例如，智力）时，观察者易于认为目标个体的表情显示的是自大的自豪；而当有资料表明目标个体的成功源自不稳定的和具体的因素时，同样的表情易于被观察者判定为真正的自豪（Tracy和Prehn，2012）。自大的自豪与真正的自豪对个体人格具有不同的影响：自大的自豪反映的是人格的消极方面，而真正的自豪反映的是人格的积极方面。真正的自豪与大五人格特质中的外倾性（extraversion）、宜人性（agreeableness）、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情绪稳定性（neuroticism）和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具有显着正相关，而自大的自豪与宜人性和尽责性这两个亲社会特质具有显着的负相关（Tracy和Prehn，2012）。真正的自豪与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呈正相关显着；而自大的自豪与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呈负相关显着，与自恋和羞耻易感性呈正相关显着（Tracy，Cheng，Robins & Trzesniewski，2009）。

自大的自豪与真正的自豪能够引发不同的社会行为，具有迥异的道德价值。总体而言，自大的自豪与反社会行为密切相关，而真正的自豪与亲社会行为密切相关。研究表明，自大的自豪能够引发自恋性的攻击、敌意、人际问题和其他自我破坏性的行为（Morf & Rhodewalt，2001）；真正的自豪可以激发成就领域的积极行为、亲社会行为和真正深刻的自尊感（Williams & DeSteno，2008）。在特质水平上，两类自豪与成就、心理健康、社会行为和人际关系等的关系截然不同（Carver，Sinclair & Johnson，2010）。自大的自豪特质水平高的个体更有可能表现出行为冲动，更有可能体验到长期的焦虑，更有可能实施攻击、敌意和其他各类反社会的不当行为（例如，吸毒和轻度犯罪）；真正的自豪特质水平高的个体，倾向于表现出低水平的抑郁、特质焦虑、社交恐怖、攻击、敌意和拒绝敏感度，以及高水平的自我控制、目标参与、关系满意度、婚姻适应性和社会支持。人际环（interpersonal circumplex）研究还显示，尽管主动性（agency）水平高的个体易于体验到两种自豪，但是只有共享性（communion）水平高的个体才易于体验到真正的自豪，自大的自豪与共享性呈显着负相关（Cheng，Tracy & Henrich，2010）。Ashton-James和Tracy（2011）新近对歧视的研究进一步确认了两类自豪之间的道德差异：真正的自豪特质水平高的美国白人倾向于报告较低水平的对美国黑人的种族歧视，自大的自豪特质水平高的美国白人则报告了更高水平的歧视；感受到自大的自豪的异性恋被试对同性恋妓女的评判要比对异性恋妓女的评判更具惩罚性，感受到真正的自豪的异性恋被试则表现出了较少的对内群体和外群体成员的偏见；两类自豪对歧视性判断和信念的影响受到对评价目标的移情关注的调节，自大的自豪减弱了对他人的移情从而导致了歧视的增强，而真正的自豪增强了对他人的移情从而减弱了歧视。

尴尬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尴尬是在公共社会窘境中产生的一种屈辱、羞耻和懊恼的厌恶状态（Miller，1995）。当个体违背了社会习俗规则，或者是因为某些事件或行为超出了自己的控制时，会体验到尴尬情绪。研究表明，最能够引发尴尬的情境是“公共规范的缺失”（normative public deficiency），即个体表现出一种笨拙的、心不在焉的或者倒霉的行为。例如，在大庭广众之下绊倒，忘记某些人的姓名等。其他诱发尴尬的情境还有棘手的社会交往和过度引人注目等。有学者认为，尴尬的关键是他人的消极评价，或者他人的消极评价所引发的自尊的短暂降低。还有学者从戏剧表演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当人们的行为违反了隐性的社会规则或脚本时，尴尬就会产生。Sabini等（2000）则认为，可能同时存在自尊的丧失和戏剧表演的情况。在所有情境下，这些事件表明有些事情是存在问题的：个体的同一性或行为的某些方面需要精心监控、隐藏或者改变。研究发现，尴尬时人们易于表现出和解的行为，以赢得他人的赞成和（重新）认可（Miller，1996）。

与内疚和羞耻相比，尴尬与道德之间的联系要相对弱些。例如，成人对引发个人内疚、羞耻和尴尬事件的评定显示，他们在感到尴尬时比感到内疚和羞耻时更不可能考虑道德问题（Tangney，Miller，Flicker & Barlow，1996）。内疚和羞耻源于较为严重的失败或对道德规范或道德准则的侵犯，而尴尬则是对社会常规的轻微侵犯或失礼。人们体验尴尬的程度是有差异的。研究显示，尴尬能力与神经过敏、高水平的消极情感、自我意识和对他人的消极评价的恐惧相关联。对他人消极评价的恐惧不是因为贫乏社交技能，而是因为对社会规范的敏感。尴尬具有自我调节功能。易于尴尬的被试倾向于高度意识到并看重社会规范和标准。而有研究表明，与适应良好的男孩相比，有攻击性的过失男孩会表现出更少的尴尬（Tangney & Tracy，2012）。

内疚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对内疚的心理学研究由来已久。精神分析学派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内疚是在幼年时受到父母惩罚或遭到抛弃后所引发的焦虑状态，儿童把指向父母的敌意转向内部并体验为内疚感。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将内疚等同于焦虑，认为它是人的基本存在，并提出了“存在性内疚”（existential guilt）的概念，指出存在性内疚是潜力丧失、与同伴分离及与自然分离的结果。当代对内疚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是美国心理学家Hoffman（2000）。他提出了基于移情的内疚理论，将内疚界定为一种轻视、厌恶自己的痛苦体验，通常伴有迫切、紧张和后悔。在他看来，内疚是对他人痛苦的移情反应与对引起痛苦原因的觉知二者之间的结合。

以往心理学对内疚的探讨，主要关注的是违规内疚（transgression guilt），即在实际发生的伤害性行为或违规行为情境中产生的内疚。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尽管人们实际上并没有做伤害他人的事情，或所作所为并没有违犯公认的社会道德规范，但如果他们以为自己做了错事或与他人所受到的伤害有间接关系，也会感到内疚。霍夫曼将这种内疚称为虚拟内疚（virtual guilt）。他认为，虚拟内疚可以分为四大类：①关系性内疚（relationship guilt）。由于在感情与行为上相互依赖，具有亲密关系的个体在同伴表现出不明原因的悲伤时，不仅会产生移情性悲伤，也会为同伴的不快而责备自己。②责任性内疚（responsibility guilt）。那些对他人肩负某种责任的个体，常常会因下属所受的意外伤害而责备自己。③发展性内疚（developmental guilt）。那些在同龄人群体中获得某种突出成就的个体，在欣喜的同时，也往往会因使其他人“相形见绌”而感到内疚。④幸存性内疚（survivor guilt）。经历了战争、瘟疫和地震等大灾难的幸存者的体验十分复杂，既有对幸存的喜悦，又有对死者的哀伤。其中某些人可能认为相比于其他人自己不值得活下来，或是认为自己在挽救其他人方面做得不够，因此而产生内疚感（Hoffman，2000）。

内疚的发展大体经历四个阶段：①婴儿时期和幼儿早期：虽然儿童会因自己的有意行为使别人哭泣而产生类似内疚的移情反应，但是，由于他们尚不具有对他人内部状态的觉知能力，还不能区分受害者和自己，不能肯定自己做了伤害他人的行为，因而也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内疚感。②4—5岁：随着儿童移情能力的发展，他们能够理解他人的行为与要求，并且能够根据某些不允许伤害他人的道德标准来认识自己和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因而会因为自己对他人造成伤害（包括没有达到互惠）而感到内疚。不过，由于此时的儿童尚未将外在的道德标准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们的内疚还处于低级发展阶段。③6—8岁：随着社会化的发展，儿童开始产生具有真实交往价值的内疚感，即因为没有能完成义务或责任而表现出内疚，并会导致相应的补偿行为。④10—12岁左右：随着自我意识水平的发展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儿童已具有一定的维护和坚持道德标准的内在力量，一旦察觉自己的行为与道德标准不相符合，或有违自己的“理想自我”时，就会因负性情感逐渐增强而产生内疚。甚至即使在没有外在行为或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情况下，也会因为自己的念头或想法有违道德准则而感到内疚，并可能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Hoffman，2000/2003）。

内疚具有重要的道德动机功能，能够促使个体认可自己的道德责任，并采取补偿行为（Caprara，Barbaranelli，Pastorelli，Cermak & Rosza，2001）。霍夫曼从道德内化的角度考察了内疚对道德行为的影响（Hoffman，2000）。国内学者则从道德内化、道德自我、道德动机和道德行为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内疚和虚拟内疚的道德价值（乔建中，2006）。许多实证研究表明，内疚易感性与反社会行为和危险行为存在显着负相关，而且在人生发展的各个阶段普遍存在。Tangney（1994）发现，内疚易感性与对这样一些项目的认可有关：“我不会偷窃我需要的东西，即使我确定自己能够逍遥法外”。Tangney和Dearing（2002）的另一个研究表明，处于少年期的易于体验到内疚的五年级学生，更不可能被拘留、判刑和监禁。他们更有可能进行安全的性行为，更不可能吸毒。当控制了家庭经济收入和母亲受教育程度的因素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研究还显示，内疚易感性与青少年犯罪存在显着负相关（Stuewig & McCloskey，2005），内疚易感性高的大学生更不可能吸毒和酗酒（Dearing，Stuewig & Tangney，2005）。即使对于那些已经患有危险行为的成人，内疚易感性似乎能够发挥其保护作用。一项对监狱囚犯的纵向研究发现，入狱后不久评定的犯人的内疚易感性能够显着反向预测其获释后第一年的再次犯罪和药物成瘾等行为（Tangney，Mashek & Stuewig，2007）。

内疚的道德动机研究还表明，虚拟内疚与违规内疚在对补偿性的亲社会行为的动机作用方式上有所不同：违规内疚的产生，是由于违背了公认的社会道德标准的结果，因而其导致的补偿行为有可能是适应社会要求的、非持续的；而虚拟内疚的产生，由于是自认为违背了个人道德标准的结果，因而其导致的补偿行为大多是自发的、持续的，它会促使个体不断地做出补偿行为以减缓其内疚感，如个体为了避免关系性内疚经常关注同伴的情绪状态，为降低对幸存者的内疚而不断关照遇难者的家人（Baumeister，Stillwell和Heatherton，1995）。

当然，内疚也有可能导致不良适应行为或不道德行为。当人们对超出自我控制的事件产生过度的或扭曲的责任感时，内疚就容易引发不良适应行为。有研究已经证实了关爱内疚的负面效应（Gallagher，Phillips，Oliver和Carroll，2008）。Nelissen和Zeelenberg（2009）的研究发现，当没有机会实施补偿行为时，内疚易于引发自我否认和自我惩罚。因此，只有当人们为自己的过错承担适当的责任，承认自己的失败和违规，并且利用情绪的动机力量来形成和实施与违规程度相符的补偿行为时，内疚才具有最佳道德动机功能。

羞耻对道德行为的影响

羞耻是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主题。羞耻是一种基于对整体自我的消极评价的，并伴随有渺小感、无价值感、无力感的痛苦的自我意识情绪（Lewis，1971；Tangney & Tracy，2012）。西方对羞耻的理论解释主要有三类：①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认为，羞耻与自我防御有关，是个体自我和本我冲突的结果；埃里克森认为，羞耻是由于儿童的自主要求未得到满足而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的结果；客体关系学派和自体心理学学派更多地把羞耻与自恋性障碍相关联。②认知理论。该理论强调个体对已发生事件的认知和评价对羞耻的影响。Tracy和Robins（2004）认为，当个体对诱发事件进行内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整体的自我归因时会产生羞耻，而当个体对此进行不稳定的、特定方面的自我归因则会引发内疚，但诱因事件一定与无法实现自我认同的目标有关。③生物进化理论。在该理论看来，羞耻是心理进化的产物（Thompson，Winer & Goodvin，2005）。Gilbert（2007）的生物-心理-社会理论把羞耻视为一种提示人际关系是否稳定的信号，并认为羞耻的进化根源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威胁体系。当前对羞耻的研究有三类取向：①特质取向，把羞耻看作较为稳定的人格特征；②状态取向，强调羞耻是由某些情境引发的、具体的情感状态，而非稳定的人格特质；③类型取向，认为在某些特殊情境或领域下个体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羞耻易感性，并可据此对羞耻进行分类（高学德，2013）。

研究表明，羞耻容易引发许多适应不良行为或反社会行为。Nathanson（1994）提出了羞耻的“罗盘应对理论”，认为羞耻下个体的应对方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逃避”、“退缩”、“攻击他人”和“攻击自我”（图12.5）。“逃避”通常产生于个体因那些由自己个性品质中（自认为）难以改变的不足所引发的羞耻情境中，或是掩盖那些可能给自己带来羞耻感的某些品质缺陷，或是避开那些可能指出或发现其品质缺陷从而给自己带来羞耻感的人。“退缩”是指个体在体验到羞耻之时，以行为的暂时性停滞甚至逃离当时的情境，来避开他人的注视，免受进一步羞耻的应对方式。“攻击自我”是指个体通过自责、自虐或者自嘲、自贬等方式，将他人的注意力从其先前的蒙羞行为转移到目前的行为上以减轻自己的痛苦体验并免受进一步羞耻的应对方式。“攻击他人”是个体在羞耻体验太过强烈时所采用的应对方式，个体会对使自己蒙羞的人进行抱怨、斥责甚至施以暴力。后续的很多研究表明，在面对失败或违规时，羞耻常会激发个体的拒绝、隐藏或逃避行为（Ketelaar和Au，2003；Sheikh和Janoff-Bulman，2010）；经诱发感受到羞耻的被试会表现出更少的移情和观点采择（Marschall，1996；Yang和Chiou，2010）；羞耻易感性与愤怒、敌意和指责他人、直接的身体或语言攻击、间接攻击（损害对他人重要的事情、背后议论他人）、替代性攻击、自我攻击呈显着正相关（Bear，Uribe-Zarain，Manning和Shiomi，2009；Farmer和Andrews，2009；Tangney，Wagner，Barlow，Marschall & Gramzow，1996）。

但是，也有研究并未发现羞耻对犯罪等反社会行为的预测效应（Robbins，Robert，Strayer & Koopman，2007；Stuewig & McCloskey，2005；Tibbetts，2003）。甚至有研究者提出，羞耻具有积极的社会适应价值。Ben-Ze'ev（2000）认为，羞耻对道德行为而言可能是最强有力的推动情绪，因为羞耻与自尊紧密相连，并且会阻止人们的不道德行为以免他们丧失自尊。Fessler（2007）区分了两种羞耻形式：①原始的羞耻，它是现代社会中羞耻情绪的原型，其激活是由于个体处于从属地位；②遵规守纪者的羞耻，其激活是因为个体没有遵守某些社会文化行为准则。第二种羞耻能够促进个体遵从重要的社会文化准则，从而能使个体保持在他人眼中的声望和良好形象。de Hooge等（2008）发现，在特定的条件下，羞耻会激发一定的亲社会行为。

由于羞耻与文化密切相连，因此羞耻的产生和影响有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在中国这样一个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不仅会因消极的自我评价，更会因他人在场等外界压力而感到羞耻。可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知耻文化”。当人们违反社会规则及自己内心的道德准则时，就应当产生羞耻感，“知耻”是维护个人完善和社会稳定、进步的重要约束机制。已有国内学者对中国人的羞耻进行了初步研究（李阿特，汪凤炎，2013；汪凤炎，郑红，2010），今后很有必要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包括中国人羞耻的结构、特点、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充分发挥羞耻这一道德情绪的积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