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编年史：当时间开始

埃及狮身人面像的凝望，精确地朝向东方，迎向北纬30度的日出。在古代，当阿努纳奇“诸神”在西奈半岛着陆的时候，也是它的凝望向他们行着注目礼。后来，它又守护着升天去加入诸神的逝去的法老的灵魂。而在这之间，它也许还目睹了一位伟大神祇带着他的追随者的离去——透特。

纪念哥伦布意义重大的航海500周年庆，让发现演变为了再发现，并加强了对“第一批美洲人”的真实身份的探究。认为是来自亚洲的迁移家族，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突然结束之前，穿过冰冻的陆地桥来到阿拉斯加，成为第一批美洲居民的观点，很不情愿地败给了大量的考古证据，它们证明，人类到达美洲是在数千年之前，而南美洲，是整个新大陆人类出现最早的区域。

“在最近的50年中，被公认的睿智之物是发现于新墨西哥州克洛维斯的拥有11500年历史的工艺品，它们是在第一批美洲人穿过白令桥之后不久就制成的”，《科学杂志》（1992年2月21日出版）将这一段写在了最新情报中；“那些敢于怀疑这个一致看法的人都遭遇了刺耳的批评”。要同意一个更早的时代，和一条不同的到达线路是一件很勉强的事，主要是源于一个简单的假设——在那样的史前时代，人类不可能穿越分割新旧大陆的海洋，因为航海技术还不存在。尽管证据相反，潜意识中还是认为，如果人类做不到，那就不可能。

关于狮身人面像的年代前不久引发了一场类似的争论，科学家们拒绝相信新证据，因为它包含了对人类来说绝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而“诸神”——外星人的引导和协助则简直不在逻辑范畴里。

在《地球编年史》系列前面几部书中，我们已经展示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吉萨大金字塔并不是大约公元前2600年的第四王朝法老修建的，而是在此千年以前，由阿努纳奇“诸神”修建，作为位于西奈半岛的太空站的着陆通道的部件。我们将这些金字塔定位于公元前1万年左右的时期——大约12000年之前；证据还显示了，狮身人面像是在那之后不久修建的，而在第四王朝几百年之前，法老统治一开始的时候，它就已经位于吉萨高原了。我们所依靠和展现的证据是苏美尔和埃及的描绘、题词和文献。

在1991年10月，在我们将那些证据放进《第十二个天体》这本书中之后大约15年，一位波士顿大学的地理学家，罗伯特·M.修齐博士，在美国地理学会的年度会议上，对狮身人面像的气象学研究和对其所使用的压条法进行了报告，指出，它们是在“法老王朝之前很久的时候”用本地岩石进行雕刻的。这种研究方法包括对地下岩石的地震勘测，由一位来自休斯敦的地球物理学家托马斯·L.杜比奇和一位来自纽约的埃及学家安东尼·维斯特进行。还包括对狮身人面像及其包围物体上的风化作用和水印（降水引发的侵蚀）的研究。修齐博士陈述道：“狮身人面像的工程开始于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1万年之间的时期，那时的埃及气候更为湿润。”

《洛杉矶时报》将这一结论加在了它的报告中。其他看过修齐先生研究的埃及学家不能解释这些地质学证据，但他们坚决认为，说狮身人面像的年代比他们自己所想的要早上千年的观点，与已知情况“并不相符”。报纸援引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考古学家卡罗雷德蒙特的话：“这简直就没办法成真……狮身人面像是用比其他任何已知年代的埃及奇迹都要先进得多的技术建造的，而数千年之前，这一地区的居民不会拥有如此的技术、管理制度和意愿，来修建这样的一个建筑。”

在1992年2月，美国科学促进社在芝加哥举行集会，为“狮身人面像有多老？”这个问题专门召开了一期会议。在会上，罗伯特和托马斯与两位反对者争辩了他们的发现，他们是芝加哥大学的马克·雷勒和路易斯维尔大学的K.L.高里。按照美联社的说法，这场发展到走廊上对抗的激烈争论，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些气象学发现的科学价值，而是如马克雷勒所表达的，“基于一个现象，比如一个侵蚀轮廓，就想推翻埃及历史”是否是被许可的。这些反驳者的最后的论据是，没有任何现存证据能够证明，在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5000年之间的埃及，存在一个足够先进，能够制造狮身人面像的文明。“那个时代的居民还是猎人和采集者，他们连城市都不会建”，雷勒博士说道，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这次争论结束了。

当然，对这个逻辑上的争论唯一的回应，就是在这个时代找出除了“猎人和采集者”的人——阿努纳奇。然而，要让大家都把所有这些证据指向一个来自外星球的先进许多的生物，这一道门槛，不是每个人都能跨过，包括那些曾亲自发现狮身人面像有着9000年历史的人。

一个相似的难以跨越的门槛，多年来，不仅没有人跨过，甚至根本就没有人走近它：在美洲的人类及其文明的古老证据。

1932年，在新墨西哥州，靠近克洛维斯的地方，出土了树叶状、边缘锋利的石头尖端，它们能够安置在矛或棍上，用于打猎，随后又发现了其他的北美洲遗址，这引发了一个学说，认为在大约12000年前，一群追捕大猎物的猎人从亚洲迁移到太平洋的西北部，当时西伯利亚和亚洲由冰冻的大陆桥连接着。最后，这个理论认为，这些“克洛维斯人”和他们的近亲人种分布到了整个北美洲，并经由中美洲，最终到达了南美。

第一批美洲人保持着自己简单的形象，虽然，哪怕是在美国西南部分，都偶有发现碎骨或被削尖的石器——人类存在的有争议的证据——它们比克洛维斯早了2万年。一个较为能够肯定的发现，是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麦德克罗夫特岩穴，那里有石头工具、动物骨骸，以及，最重要的是，发现了木炭，通过碳定年检测，它们的时期可以回溯到15000-19000年前——比克洛维斯早了数千年，而且还是在美国的东部。

随着语言学研究和遗传学回溯加入到其他具有研究性质的工具中，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能够证明人类在大约3万年之前到达新大陆的证据开始变多——也许还不止是一次迁移，可能也并不是必须通过冰桥过来，也许是用木筏或独木舟紧靠海岸线航行。然而，基础信条——从亚洲东北部出来，进入美洲西北部——还顽固地保留了下来，虽然在南美有着极具突破的证据。但他的发现不仅被忽略了，甚至在一开始就被压制了，这个证据，有关两个有着石器时代的工具、兽骨碎片，甚至史前岩画的遗址。

这些遗址中的第一个是位于智利的蒙地维德，在这块大陆靠近太平洋的一面。考古学家在那里发现了钻木取火的痕迹、石器、骨头器具，以及棚屋的木头地基——13000年前。这个时期，如果用来自北美洲的克洛维斯人的缓慢地向南迁移来解释的话，那实在是太早了。而且，这个棚屋的下层有着破碎的石质工具，这显示出，在这个地点，人类早在2万年之前就出现了。第二个地点刚好在南美洲的另一边，在巴西的东北方。在一个叫作佩德拉富拉达的地方，有一座石头棚屋，其中包括圆形的火坑，内部填满了被燧石包围的木炭；最近的燧石资源有一英里的距离，这表明，这些石头是被蓄意带来的。用放射性碳及一些更新的方法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它们所处的时代跨度为14300\-47000年前。而在多数著名考古学家继续认为这种年代“简直无法相信”的时候，这个岩石棚屋在公元前1万年的地层处，有着岩画，毫无疑问地标示出了它的年龄。其中一个，是一只有着长脖子的动物，就像长颈鹿——一种从未在美洲存在过的动物。

在到达的时间上，这些证据对克洛维斯理论产生着不断的冲击，同时还伴随着对白令海峡是唯一到达通道这一观点的冲击。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学会的北极研究中心曾指出，手持长矛，身着兽皮的猎人（带着女人和小孩）穿越冰原的形象，是对第一批美洲人完全错误的认识。相反，他们是航行于木筏或兽皮船上的海员，去往更为宜人的美洲南海岸。俄勒冈州立大学的首批美洲人研究中心，并没有排除经由群岛和澳大利亚（在大约4万年之前就有人类定居了）穿越太平洋的可能。

其他大多数人仍然认为，“原始人”在那么早的时候要进行这样的漂洋过海是绝不可能的；这些相当早的日期被蔑视为测量错误，石头工具被认为是岩石碎片，动物碎骨被认为是山体坍塌等原因导致，而不是猎人所为。将狮身人面像的年代争论带进死胡同的问题，同样出现在了对第一批美洲人的争论上：数万年前，有谁会拥有横穿大洋所需的知识和技术，而那些史前的水手们又是如何得知在大洋彼岸，有着一块适合居住的大陆的？

《圣经》中记载了两例有计划迁移的例子，而这两次都是在神的指引下进行的。第一例是亚伯拉罕，在超过4000年前，神命令他“从你的国家你的出生地和你父亲的房子中出来”。他将要去的地方，耶和华告诉他，“去我将要向你显示的地方”。第二例是，以色列人的《出埃及记》。那是在大约3400年前，为了向以色列人显示通往应许之地的路线。

白天耶和华在一柱云里，

走在他们前面，

给他们带路，

夜晚在一柱火里

给他们光亮，

夜以继日地前行。

人类跟随着诸神的脚步，得到帮助和指引——在古代近东是这样，在大洋彼岸的新大陆也是这样。

最新的考古发现不断印证着那些曾被称为“神话”和“传说”的正在消失的记忆。它们总是述说着大量的迁移和漂洋过海的故事。有意思的是，它们常常涉及到数字7和数字12——这不是对人类的思维和计数的反映，而是一条通往天文和历法知识的线索，也是与美索不达米亚旧大陆之间的联系。

被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传说之一，是墨西哥中部的那瓦特部落的传说。他们的迁移故事围绕着四个时代，或“太阳”，第一个时代结束于大洪水；有一个版本中提供的这些时代的信息指出，这第一个“太阳”是在17141年之前这个故事被传到西班牙人那里开始的，换言之，它开始于公元前15600年，的确比大洪水早了上千年。口头传说和用图画记录在被称为古抄本的书籍中的故事，是这样陈述的，最早的部落来自“白地”阿兹特兰，而它正与数字7有关。这个地方有时用图形表示为带有七个洞穴，而先祖们就是从那些洞穴中出来的。或者，它被画为一个有着七座神庙的地方：六座小圣坛，环绕中间的一座大阶梯金字塔（塔庙）。《波图里尼古抄本》包含了一系列漫画似的图画，图画描述的是四个部落从这里开始的迁移，他们坐船穿越了一片海洋，并在一个有洞穴屋的地方着陆；将这些移民带向未知土地的那位神祇的符号，是某种装在椭圆柱上的视眼（见图126a）。接着，四个移民家族开始了在内陆的长途跋涉（见图126b），经过并追随着诸多路标后，分为了多个部落，其中一支是墨西哥人，最终抵达了那个指定的河谷，因为有一只老鹰栖息在仙人掌上——这是他们最终目的地的标志，那瓦特人的都城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建立起来的。后来它发展成了阿兹特克的都城，但标志仍然保留了仙人掌上的鹰。它被称为特洛奇提特兰，意思是特洛奇之城。这些最早的移民被称为特洛奇提斯，意思是特洛奇的人民；在《失落的国度》中我们详细地列出了他们可能是伊诺克后代的诸多原因。而伊诺克的父亲是该隐，他们仍然承受着他们的祖宗弑兄之罪的七重报复。《圣经》里，该隐被流放到了一个遥远的“流浪之地”，修建了一座城市并用儿子伊诺克的名字为其命名；而伊诺克有四个后代，分别延伸出四个宗族。

西班牙编年者福利亚·博纳蒂诺·德·萨哈冈，他的资料来源如同那瓦特故事那样的口头传说，他记录了航海旅行，以及登陆点的名字帕罗特兰；这个名字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走海路到达的地方”，他指出，这个地方位于现在的危地马拉。他的信息中加入了这些移民是由四位睿智者带领的这个有趣的细节，“他们带着仪式手稿，而且他们同时还知道历法的秘密”。我们现在知道，此二者——仪式和历法——是同一个银币的两面，而这枚银币就是对诸神的崇拜。我们敢说，那瓦特历法绝对是按照12个月安排的，说不定甚至还有对黄道十二宫的划分；因为我们在萨哈冈的纪年里读到，在阿兹特克之前，教导过阿兹特克人的那瓦特部落托提克斯，“知道天上的很多秘密；他们说其中有12个分层的划分”。

向南，在太平洋与南美海岸搭界的地方，安第斯“神话”没有重提前大洪水时代的迁移，但提到了大洪水，并宣称，是已经存在于那片土地之上的诸神，帮助了那些在很高的山峰上的幸存者重建家园。

传说还相当清楚地讲到，一批在大洪水之后走海路而来的人；他们之中第一个且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个名叫奈兰普的人。他带领他的人民在一批轻木船上，在一个“偶像”的指引下，穿过太平洋；“偶像”是一个绿色石头，大神通过它发出航海或其他指令。登陆点是在南美洲大陆伸进太平洋的最西点，也就是现在的厄瓜多尔的圣海伦那海角。

在他们登陆之后，这位大神（仍通过绿石头说话）指导人们耕种、建筑，进行手工业。

一个用纯金制成的古代遗物（见图127），现在存放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黄金博物馆。它描绘的是一个很高的领导者和他的随从一起，在一艘轻木船上。这个工艺品能够很好地表现出奈兰谱的航海之旅。按照奈兰谱传说的说法，他们精通历法，并崇拜着由12位神祇组成的神祇集团。在现在的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他们修建了两座相对的神庙：一座献给太阳，一座献给月亮。在太阳殿的大门前面，有两根石柱，而在前院里有一个由12根石柱组成的圆圈。

与神圣数字12的亲缘关系——美索不达米亚神话和历法的标志——预示着我们将看到一个与苏美尔历法不无相似的历法。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衍生出一部日月历法，如苏美尔的那部也是一样。大门前面的两根石柱让我们联想到，散布在整个古代近东的立于神庙入口处的一对石柱，它们从美索不达米亚一直向西延伸到亚洲和埃及。而且，似乎与旧大陆的联系仅仅是这些还不够，我们竟还能发现一个用12根石柱组成的圆圈。无论穿越太平洋的人是谁，他一定曾注意过拉格什的天文石圈，或是史前巨石阵——或是两者都是。

现存于利马的秘鲁国家博物馆的若干石头物件，我们相信是用于作为沿海居民的历法计算机的。例如其中一个，编号为15-278（见图128），它被划分为16个正方形部分，其中包含着插槽，数目为6至12个；顶部和底部分别拥有29和28个插槽——这强有力地指出，这是基于对月亮月份的计算的。

弗利兹·巴克让这个课题成了他的专长，他的观点是，位于16个正方形中的这116个插槽或凹部，向我们指示出了一条同墨西哥与危地马拉的玛雅人历法之间的联系。认为安第斯地区的北部与中美洲的居民和文明有着紧密联系的观点很难被怀疑。那些来自中美洲的人，毫无疑问地包括了非洲和闪族人，如大量的石刻和雕塑证明的（见图129a）。在他们走海路到达之前，人们被描绘为印欧人种（见图129b）；而在这之间的某个时候，这片海岸登陆了一些装备着金属武器，头戴护具的“鸟人”（见图129c）。另一支鸟人也许是走陆路，经过亚马孙流域和它的支流到来的；与他们相关的符号（见图130）与赫梯人代表“诸神”的符号是一样的。由于赫梯神话是苏美尔神话的一个改写版本，它也许能够解释在哥伦比亚发现的一个黄金小雕像。

那是一位拿着脐带剪符号的女神——脐带剪是宁呼尔萨格的符号，她是苏美尔人的母亲女神（见图131）。

安第斯北部海岸的中间地带居住着使用盖丘亚语的居民。印加人在这些更早的居民留下的废墟上，建造了他们的帝国，以及他们著名的公路系统。再往南，大约在利马（秘鲁首都）这个地方——沿着面朝的的喀喀湖的海岸和山脉，在智利的南方，处于主导地位的部落语言是艾马拉语。艾马拉人同样在他们的传说中提到了早期走海路抵达太平洋附近海岸，以及从的的喀喀湖东部区域抵达的事情。艾马拉人认为，前者是不友好的入侵者；后者被称作乌鲁，意思是“古人”，他们是一支独立的人种，而且他们留下的遗迹至今仍存在于神圣山谷，那里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他们是苏美尔人，在乌尔是苏美尔首都的时候（公元前2200年—公元前2000年）抵达的的喀喀湖的这种可能，必须要严肃对待。事实是，连接着神圣山谷的地区，的的喀喀湖的东岸，以及巴西西部，到现在仍然被称作马德鲁·德尔·迪奥斯——意思是“众神之母”，而这正是宁呼尔萨格的称号，难道这一切仅仅是巧合吗？

学者们发现，在数千年之中，影响着所有这些居民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造物是蒂亚瓦纳科；在上千个泥质和金属物件中，维拉克查的形象（如同太阳门上的）是它最明显的表现形式，太阳门上，和他们历法中的符号被用作装饰（包括包裹木乃伊的神秘织布）。

这些符号——或如波上南斯基和其他学者所认为的，那是象形文字——其中最著名的是阶梯符号（见图132a），它同样在埃及使用（见图132b），它常常用在安第斯地区的手工艺品上，以指示一个“视眼”塔（见图132c）。这种观测台，是根据卡拉萨萨亚的天文视准线和与蒂亚瓦纳科相关的，包括月亮（月亮的符号是被月牙包围的一个圆圈，见图132d）在内的天体符号而做出判断的。

之前提到过，因为证明了在极为古老的时候美洲大陆就有人类居住，以及由于他们所到达的路线，而产生了对这些证据的批评。

法国高级社会学研究会的尼德·吉东博士，与巴西考古学家们共同发现了佩德拉富拉达，他说：“从非洲横跨大西洋的可能不能被排除。”

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支考古团队于1991年12月13日宣布了对“美洲最早陶器”的发现，《科学》杂志说，“它推翻了标准推测”——认为美洲，特别是这一发现所在的亚马孙流域，“资源太过贫乏而不足以支撑一个复杂的史前文明”。与长期所持的观念相反，“亚马孙流域有着如同尼罗河、恒河，以及世界其他大河流域的洪泛区一样肥沃的土地。”团队领导人，安尼·C.罗斯福博士这么说道。

这些红棕色的陶器碎片，其中一些装饰着图画样式。所有这些被最新的科技测量得出的结论是，它们有着不低于7000年的历史。它们发现于被称作撒布塔里木的遗址那里，其上覆盖着古代居住者——一支渔业民族——丢下的成堆的贝壳和其他垃圾。

这些陶器，以及其上绘出的直线设计，让它与发现于古近东的陶器出现了异曲同工之处。后者发现于苏美尔文明发展所处平原上的一座分界山里。在《失落的国度》中，我们展示了能证明亚马孙流域，以及秘鲁的黄金-锡制造区的苏美尔之源的证据。通过校正这些陶器的确切时期，和一个早期到达者更为可能的时代，从而得到最新的发现，主要是证实了早期非正统观点的结论：在古代，来自近东的人，通过穿越大西洋到达美洲。

来自如此一个地区的人不会没有带着他们的历法。他们最具戏剧性和神秘性的一面，发现于亚马孙河流域的东北部，靠近巴西和圭亚那的边界。在那个巨大的平原上，升起了一个鸡蛋形状的岩石，有大约100英尺高，从中心到周长最长距离为300英尺，最短距离为250英尺。它顶端的一个天然空洞被刻成了一个池槽，水流在上面，通过管道进入这块巨大的岩石。一个洞穴状的空洞被放大，形成一个巨大的岩石棚屋，后来被继续挖刻成了一个洞室和多层平台。进入岩石内部的入口上面，画了一条大约长22英尺的蛇，它的嘴由3个进入岩石的开口组成，各个开口被神秘且无法辨认的铭刻包围着；岩石内外是数百个图画符号和标志。

由更早期的探索者留下的记录以及当地传统说法，勾起了我们的兴趣。他们认为这些岩洞中有“脸部为欧洲人的巨人的”骨骸。玛瑟尔·F.霍尔雷特教授（著有《太阳之子》）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考察了这块巨岩，并提供了比从前所知的更为精确的信息。他发现，平塔达洞穴的三面指向3个方向：最大的一面是东西朝向，较小的两面分别朝向南-东南和南-西南。他的观测是“从外部来看，它的建筑的朝向……完全与古代欧洲和地中海文化的规则一样”。他认为很多画在岩石表面的符号和标志是“有规律的无误的数码，不是基于十进制”，而是“属于已知的最早的地中海东部文化”。他还认为，布满小星点的表面代表的是乘法表，诸如9乘以7或5乘以7或7乘以7，以及12乘以12。

这个古代岩石造物最为精彩的部分，是墓石牌坊，一些更为早期的探索者曾叫它石书之地——架在支柱石上面的平铺的巨石——每块有15-20吨。其表面精细地画着符号和图案；两个较大的被切割为精确的形状——一个呈五边形（见图 133a），另一个呈椭圆形（见图133b）。放置在入口处，两者都用蛇来作为它们的主要符号，再加上其他的符号，让霍尔雷特联想到了古埃及和东部地中海。他指出，如同印第安传说所述，这里正是埋葬领导者或其他名人的圣地，而后者在传说中“为这里的人民发展文明，正如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安第斯的伟大城市蒂亚瓦纳科所做的那样”。

霍尔雷特针对那些似乎存在于岩石表面的数学系统的观测结果，“不是基于十进制”而是基于“已知的最早的地中海东部文化”，其实是绕了个弯子，表示散布在整个古代近东的苏美尔六十进制数学系统。有关这种联系，他的其他结论一方面提到“东部地中海”，一方面又提到了“基督之前数千年的”蒂亚瓦纳科，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虽然在这两个特定牌坊上的图画还无法破解，但在我们的观点中，它们包含着一个有关诸多重要线索的数字。五边形的那个，毫无疑问地记录着一些连贯的故事，可能就像后来的中美洲图画书，讲述的是一个有关迁移以及所走路线的故事。在它的四角，石板上描绘了4种类型的人；就这一点，它就能够成为那幅著名的玛雅图画——《菲丽尔维尼古抄本》封面上所显示的四分地球（用不同颜色）和它们不同的人种——的先行者。如同在这个五边形牌坊上那样，那幅玛雅图画上同样有着一个中部的几何面板。

除了这个中心面板，这个牌坊的表面覆盖着似乎无法解释的书写。我们在它和一个来自东部地中海的书写（被称为线A）之间找到了相似点；它是克里特岛上书写的先行者，同时也是小亚细亚的赫梯（现在那里是土耳其）的先行者。

在五边形牌坊上的主要符号是蛇，它同时也是克里特前希腊时代文化和古埃及的著名符号。就古代近东神话来说，蛇是恩基及其氏族的符号。在椭圆牌坊上，它被描绘为一朵云，让人联想到美索不达米亚库都鲁（见图92）上的蛇的符号，在那里，它所表示的是银河。

这个牌坊的中心面板上的许多符号，与苏美尔和埃兰符号（比如纳粹曾使用过的十字记号）都很相似。椭圆内部的较大的符号所显示的还更多。如果我们认为中部最上方的符号是一个书写代号，就刚好只剩下12个符号了。在我们的观点中，它们是黄道十二宫的符号。

也不是所有的符号都被认为是源于苏美尔的，因为在很多地方（比如中国），黄道带（本身就是“动物圈”的意思）所使用的符号是当地的动物。但在这个椭圆牌坊上的一些符号，比如两条鱼（双鱼座），两个人像（双子座），以及拿着一把谷物的女性（处女座）形象，很明显是源于苏美尔，被整个旧大陆所采用的星宫符号。

这些亚马孙描绘的意义很难被放大。如我们曾指出过的，黄道十二宫是对天圈的完全主观的一种划分；它不是对自然现象的简单观测，如日月周期、月相变化，或太阳的季节性变化一样，可以通过总结而得来。发现了黄道十二宫的概念和知识，而且还用美索不达米亚的符号来表示，这绝对能够证明，在亚马孙河流域曾存在过熟知近东知识的人。

和围绕在椭圆牌坊上的星宫符号一样惊人的是五边形牌坊中部的描绘。它显示了围绕在两个独立巨石外的石圈，在两块巨石之间，是一个已经被部分擦除的人头的图画，他的眼睛盯着其中一块独立巨石。类似的一个“凝视的人头”，可以在玛雅天文学古卷中找到，这个符号所代表的是天文学祭司。

所有这些，再加上这块岩石三个面的天文学朝向，显示出这里曾有着熟知天文观测的人。

这些人是谁？是谁能在如此早的年代横渡大洋？所有人都明白，这样的漂洋过海，不可能是独立完成的。无论他们是从其他地方被带到南美海岸的已经懂得历法天文知识的人，还是在这片新大陆上被教授了这些知识的人，反正，都不可能在没有“诸神”的情况下，让这一切发生。

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情况下，在南美发现的史前岩画，则是能够展示古代居民所知所见的重要线索。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被发现于这块大陆的东北部，深入亚马孙河流域，在这条大河及其众多支流之上，开始于遥远的安第斯。印加的神圣山谷的主要河流乌鲁般巴，是亚马孙河的一条支流；其他从那些被指认为冶金加工中心遗址流出来的秘鲁河流也是一样。这些已知的遗址，若是对它们进行适当的考古工作，哪怕只发现它们真实身份的一小部分，就能印证当地传统的真实性——认为有人穿越大西洋，在这些海岸地带登陆，并经过亚马孙河流域，开采金矿和锡和安第斯的其他财富。

光是在曾经被叫作英属圭亚那的地方，就发现了超出一打覆盖着刻画的岩石遗址。在一个靠近帕卡赖马山的卡拉卡兰克的遗址上，这些岩画（见图134a）描绘的是放射出不同数量的光束，或有着不同数目的顶点的星星（这本是苏美尔“首创”的）、月牙和太阳符号，以及靠近一座阶梯的能够用作观测仪的器具。在一个叫作玛丽萨的地方，一长片顺着河岸的花岗石上，覆盖着大量的图画；其中一些作为了英属圭亚那皇家农商研究院所发行的期刊（1919年第六期）的封面（见图134b）。出现在这个岩石上的，是举起双手戴着独眼头盔的奇怪人物，在他一旁的东西看上去是一艘大船（见图134c）。这些穿着紧身服，头顶光环的生物，出现过很多次（见图134d），从尺寸上看，就像巨人：在一个例子中，他们有13英尺高，而在另一个例子中，有8英尺高。

在邻近的苏里南，过去的荷属圭亚那，在其中的弗雷德里克·威勒四世瀑布地区，发现了太多的岩画，以至于让研究者们觉得有必要给每一个遗址、各遗址的每组岩画及每组岩画内的独特符号进行编号 。 它 们 之 中 有 一 些 （ 见 图 135 ） 在 今 天 能 够 被 辨 认 为UFO（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不明飞行物）及其拥有者，如同位于乌诺土波瀑布遗址13的一幅岩画（见图136）。在那个地方，描绘中精确地显示了那些长得高，头带光环的生物转变为了一个圆顶的独特装置，在它的开口处还有放下的阶梯，在这个开口处站着一位强大的人。

这些岩画所传递的信息是，当一些乘船而来的人抵达这里的时候，其他神一样的“人”乘“飞碟”而来。

在这些岩画中，至少有两个符号可以被看作是近东的书写标记，特别是源于小亚细亚的赫梯文字。一个出现在戴有头盔和角饰的脸的一旁（见图137a），与赫梯象形文字中的“伟大”（见图137b）没有任何区别。这个象形符号在赫梯题词中常常与“国王、统治者”的符号一同出现，以表达“伟大的国王”的意思（见图137c）；而事实上，在苏里南的乌诺土波大瀑布附近的岩画中，我们发现了不少此类的象形文字短语（见图137d）。

事实上，岩画覆盖在整个南美的大小岩石上；其上的记录和形象，讲述了世界这一角的人类的故事，这是一个还没有被完全破解的故事。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研究者们证明了南美能够步行穿越，骑马穿越，乘独木舟和木筏穿越。一条主要路线，是开始于巴西／圭亚那／委内瑞拉东北部，主要使用亚马孙河系统进入秘鲁北部和中部；另一条开始于巴西的靠近圣保罗的地方，向西经过马托格里索，到达玻利维亚和的的喀喀湖，然后在那里向北，进入神圣河谷或沿海区域——两条线路交会的两个地方。

如同在本章前部分讲到的发现，人类到达美洲，特别是到达南美，是在数万年之前的事。根据这些岩画证据而推测出的这些迁移，被分为了三个被认可的阶段。在巴西东北部的佩德拉富拉达的大量工作，为这些阶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佩德拉富拉达是这个区域被研究最多的遗址。那里发现了超过260个考古遗址，其中240个包含了岩石艺术。对木炭样本进行的碳测年测试的结果显示，人类在32000年以前就开始在这里生活。这整个区域的史前人类生活，在大约12000年前的时候突然结束了，同时发生的是一场显著的气候变化。我们的观点是，这场气候突变与大洪水导致的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的突然结束有关。那个时候的岩画艺术家画下了他们身边的事物：当地动物、树木和其他植物，以及人。

一个2000年左右的裂缝一直持续到人类重新占领这个地方。他们的岩石艺术显示，他们是从一个遥远的地方过来的，因为在他们的图画中包含了不属于当地的动物：巨树懒、马、一种早期的美洲驼（按照发掘者的记录）和骆驼（然而，在我们的眼中，更像是长颈鹿）。

这第二个阶段一直持续到了5000年前，在它的后半段，包括了带装饰的陶器的制造。同时，按照这些发掘的领导人尼德吉东的说法，在他们的艺术中出现了“抽象符号”，“看上去与仪式或神话事务有关”——这是宗教，人们意识到“诸神”的反应。是在这个阶段的最后，出现了向包含类似于近东符号、标志和书写的岩画的转变。这将第三个阶段，带入了在岩石上出现天文和历法特征的阶段。

这些岩画，既在登陆区域，又在两条穿越大陆的主要路线的沿途被发现。它们越是属于第三阶段，其中的天文符号和含义也就越多。

它们越是发现于大陆南部，如巴西、玻利维亚或秘鲁，就越是能让人联想到苏美尔、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一些学者，特别是在南美洲，将大量的符号按照苏美尔楔形文字来作解释。这片区域最大的岩画，是面朝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帕拉卡司港的，所谓的叉状大烛台或三叉戟（见图138a）。在当地传统中，那是维拉克查的闪电棒，如曾在蒂亚瓦纳科的太阳门顶部所看到的那样；我们将它看作是近东“暴风神”的标志（见图138b），他是恩利尔的小儿子，被苏美尔人称作伊希库尔，也就是巴比伦河亚述的阿达德，赫梯人的特舒布（意思是“鼓风者”）。

苏美尔元素的出现或影响，虽然很小，但能在许多方面收集到，如我们在《失落的国度》中所做的那样。在有关苏美尔的发现越来越多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人试图在南美寻找赫梯文化的出场。我们已经展示了一些在巴西发现的赫梯符号，但在这种吻合的背后，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深埋地下或根本没有被重视，哪怕这些来自安纳托利亚（即小亚细亚）的居民是旧大陆首先使用铁的人，而且，巴西这个国家的名字，Brazil，能被识别为阿卡德文字中代表铁的词汇，Barzel——这个相似之处，被居鲁士·H.戈登（在《哥伦布之前的历史之谜》中）认为，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线索，能够带领人们识别早期美洲人。其他线索是发现于厄瓜多尔和秘鲁北部的半身像画出的印欧符号，还有在智利对面的太平洋里的复活节岛上发现的神秘题词，它们的排版如同赫梯题词所使用的“牛犁地”系统——从最上面的一行的左边到右开始，在下面的第二行从右到左，然后在第三行从左到右，以此类推。

与地处冲积平原，没有石料作为建材的苏美尔不同，安纳托利亚这个恩利尔集团的领地全是KUR.KI，也就是我们语言里的“山地”，由伊希库尔／阿达德／特舒布管辖。安第斯地区的建筑和其他大型建筑也都是用石头建成的——从最初的蛮石工程，经过古帝国精细的方琢石建筑，再到印加的原石建筑，而后便是现在。是谁，在安第斯土地上还没有人类居住，安第斯文明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拥有应用石料的深刻知识？我们认为，他们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石工，他们同时还是专业的矿工——因为安纳托利亚是古代世界重要的铁矿来源，也是第一批将铜和锡混合制造青铜的地方之一。

研究者们对古代赫梯首都，哈图萨斯的废墟——在现在的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东北方向150英里——以及附近其他要塞，进行一次实地造访，能够让人们认识到它们与安第斯石料工程的相似，这种相似，甚至还包括了在这些坚硬的石头上的独特且复杂的切口，它们形成一种“阶梯图案”（见图139）。

一个人要是能够区分安纳托利亚的陶器与安第斯陶器之间的不同，特别是来自青铜时代的精美的抛光后的深黄色品种的话，那么他一定是古代陶器工艺方面的专家。然而，他不需要成为专家，就能注意到出现在秘鲁海岸地区的工艺品上的奇怪的武士（见图140a），和出现在地中海东部工艺品上的前希腊武士（见图140b）之间的相似之处。

对于这种相似，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早期希腊人的家园，爱奥尼亚，不在希腊而在安纳托利亚，即小亚细亚的西部。早期的神话和传说，如荷马的《伊利亚特》，如实地记录了这些位于小亚细亚的地点。特洛伊就在那个地方，而不是位于希腊。同样如此的还有著名的萨迪斯，吕底亚（小亚细亚古国）之王克立萨斯的都城，这位国王因他的残暴而著称。也许，如一些人所相信的那样，奥德修斯的旅行和苦难同时将他带到了我们现在所称的美洲，这种观点也并不是很牵强。

很奇怪的是，在关于第一批美洲人的日益激烈的争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针对古代人究竟拥有多少航海知识这一论题的。有太多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们的航海知识是非常广泛且先进的；这种原本不可能的事再一次成了可能，而承认这一点所需要的，仅仅是承认由阿努纳奇给予的一点小小的帮助。

苏美尔国王列表描述了一位早期的以利国王，他是吉尔伽美什的一位前任，它描述说：“在伊安纳，梅斯克亚加什，圣乌图之子，成了大祭司和国王，统治了324年。梅斯克亚加什进入西海向那片山脉前进。”在没有任何航海术的帮助下——如果它们那时还不存在——这种越洋航行是如何实现的，学者们百思不得其解。

几百年之后，一位女神生下的吉尔伽美什，踏上了寻求永生之路。在他最后的旅途中，他必须穿越死亡之海，而这只能在船夫乌尔萨那比的帮助下才能完成。他们两人开始渡河后不久，乌尔萨那比就指责吉尔伽美什弄坏了“石具”，而船夫没有了“石具”就无法行船了。这部古代文献用三行文字记录了因“破坏石具”而导致的乌尔萨那比的悲歌，但很不幸的是，泥板上尚能辨认出的内容就只剩一部分了；这三行的开头部分是“我在看，但我不能……”，这很明显地指出这是一种航海仪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乌尔萨那比命令吉尔伽美什回到岸上，砍下120个长木桩。当他们开始航行的时候，乌尔萨那比让吉尔伽美什每次丢掉一组，一组12个。这一共重复了10次，将120根木头柱子都用完了：“当吉尔伽美什用完了两个60根柱子”，他们到达了海对面的目的地。由此，这个特定数目的木桩，按照命令来使用，代替了已经不能用的“石具”。

吉尔伽美什是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古代苏美尔的统治者，他在大约公元前2900年的时候统治着以利（乌鲁克）。几个世纪之后，苏美尔商人经由海路抵达了遥远的陆地，出口谷物、羊毛，以及使苏美尔出名的服饰，并进口——如古蒂亚提到过的——金属、木料、建材和宝石。这种重复的往返航行，不可能发生在没有航海仪器的时代。

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于20世纪初期发现于地中海东部爱琴海安梯基齐拉的物品，推断出此类仪器在古代是的确存在的。横穿地中海，从东部的克里特岛航行至西部的基齐拉岛，潜水员发现了沉入海底的古船遗物。这些遗物里的工艺品，包含了大理石和青铜雕像，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这艘船本身是属于公元前200年左右的；装着酒、橄榄油和其他食物的双耳罐和器皿可以追溯至公元前75年。由此，完全可以证实这艘船及其上所容纳的物品都是公元前的产物，而且它是在小亚细亚海岸或邻近的地方承担工作的。

从船骸中打捞起来的物品和材料被运送到雅典以供检测和研究。

在它们之中，有一个青铜块和脱落的碎片，当把它们清洁之后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它震惊了博物馆的官员们。这个“物件”（见图141）似乎是一个精密的机械装置，其中有一个圆形构架，内含分层的诸多互锁的齿轮。它看上去像是一个“带有球状投射和一套圆环的”星盘。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包括X光测试和冶金学分析，它现在被陈列于希腊雅典的国家考古博物馆中（编号为X.15087）。在它的保护罩上，有一块介绍牌，内容如下：

在1900年，此装置在安梯基齐拉岛的海里被海绵采集潜水员们发现。它是发生在公元前一世纪的一场海难中的货物的一部分。

这个装置被认为是一个日月历法计算器，最新的证据显示，它可以被追溯到大约公元前80年。

针对它的一项最彻底的研究是一本名叫《来自希腊的齿轮》的书，作者是耶鲁大学的德里克·德·索拉·普莱斯教授。他发现，三个包含了齿轮和标度盘以及分层薄板的破损部分，依次用至少10个独立部分安装而成。齿轮是装置在几种不同的基底上——我们能在汽车的自动变速箱中找到它——与其他齿轮相连的，其中包括了太阳周期和月球的墨冬（古代雅典天文学家）周期。齿轮上布满了细齿，在多个轮轴上运行；在圆和角的部位上的标记伴随着希腊题词，上面提到了许多黄道星座。

这个仪器毫无疑问是高技术和先进科学知识结合的产物。没有任何在复杂程度上接近于它的物体被发现，对它的发现可谓是空前绝后的。虽然德·索拉·普莱斯猜测，它可能是在天象仪模型被阿基米德使用之后，在位于罗德岛的波塞冬尼欧斯学校里制作——或仅仅是修复的。虽然他“同情人们在修改希腊技术史时所受到的打击”，他写道，他仍然不同意诸如“这个仪器的复杂程度和它的机械成熟度，让它远远超出了希腊技术的范围，由此，它只可能是那些从外层空间来到我们文明的外星宇航员所设计并制造”的这种“激进的解释”。

然而，事实是，纵观此次沉船事件前后数百年，没有任何一件属于那个时间段的稍微类似于这个物品的文物被发现过。哪怕是比它晚了 1000多年的中古世纪的星盘（见图 142a），在这个古物（见图142b）的面前也就像是玩具一样。而且，中世纪及之后欧洲的星盘和类似仪器是用黄铜制成的，很容易锻造，然而这个古物是用青铜制造的——这种金属在铸造工程中十分有用，但总的来说极难打磨和塑形，特别是用它来制造一个比现代的精密计时器还要复杂的机械设备，更是难上加难。

但这个仪器就在这里；而且无论是谁提供了它所需的科学和技术，它都在很早的时候提供了一个先进得超乎想象的计时和天文导向功能。

似乎，对于承认这种难以接受的事实的勉强，同样还因为在关于第一批美洲人的争论中，没有提出任何有关早期制图学的证据——哪怕是在哥伦布1492年航海500周年纪念会上。

从雅典和基齐拉岛穿越爱琴海，在伊斯坦布尔（前土耳其帝国首都，前拜占庭帝国首都）一座被改为现在的托普卡比博物馆的宫殿里，存放着另一个能向世人展示古代航海能力的文物。它被称作皮里·雷斯地图，因制作它的土耳其将军而命名（见图143a）。它是数个从地理大发现时代留下来的世界地图中的一个，它引人注目有多个原因：首先，因为它的精确度，以及它在一个平面上表现球面特征的先进技术；第二，因为它清晰地显示了整个南美洲（见图143b），即标出了大西洋沿岸地理地形特征，又标出了太平洋沿岸地理地形特征；第三，因为它正确标示出了南极大陆。虽然是在哥伦布航海之后几年才绘制的，但令人吃惊的是，在1513年的时候，南美洲的南部应该还是未知的才对——皮萨罗从巴拿马航行到秘鲁是在1530年，而且西班牙人并没有继续往下前进到海岸或进入内陆探险，探索安第斯山脉是几年之后的事情。然而这幅地图显示了整个南美洲，包括巴塔哥尼亚（位于南美洲南端）末端。至于南极洲，不仅是它的外貌，包括它的存在本身，在1820年以前都是不知道的——比皮里·雷斯地图晚了3个世纪。自1929年在苏丹宝藏中发现这幅地图以来，对它的艰苦研究再次肯定了它的奇怪特征。

这幅地图的页边空白处的简短标注，在这位海军将领的一部名为《巴哈利亚》（意思是“关于大海”）的专著中有着更为完整的解释。对于这些如同安得列斯群岛的地理学地标，他解释了他从“热那亚的异教徒的地图”那里得到的信息。同时还重提了哥伦布按照他所用的一本书首先尝试说服热那亚的贵族，然后说服西班牙国王的故事，“在西海（大西洋）的末端，在它的西侧，有着海岸和群岛以及所有品种的金属与宝石”。土耳其海军将领的这本书中的这个细节，证实了来自资料的记录，认为哥伦布事先非常清楚他将要去的地方，因为他拥有来自古代的地图和地理信息。

事实上，这种更为早期的地图的存在同样被皮里·雷斯提及。在一段后面的注释中，他解释了这幅地图是如何绘制的，他列出了由阿拉伯绘图家所绘的地图，葡萄牙地图（“其中显示了亨德、信德及中国”），“哥伦布地图”，以及“大约20部航海图和世界地图；这些是双角之主，亚历山大时代绘制的航海图”。这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阿拉伯头衔，这个声明的意思是，皮里·雷斯见到用到了这些来自公元前4世纪的地图。学者们推测，这样的地图被存放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其中肯定有一些躲过了那场在公元642年发生的大火，当时阿拉伯入侵者放火烧毁了其中的科学大厅。

现在，我们相信，在大西洋上向西航行到达存在的海岸的壮举，不是哥伦布首先完成的，而是另一位来自佛罗伦萨（意大利都市）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他的名字叫作保罗·德尔·波佐·托斯卡内利，那时是1474年。还有那些地图，例如来自1351年的美蒂奇，以及1367年的皮兹吉，对后来的海员和绘图家来说也是有用的；后者中最出名的是格哈特·克雷默，别名墨卡托，他在1569年制成的地图集和测量绘制方法，一直到今天都是绘图学的标准要素。

关于墨卡托世界地图的一个奇怪之处是，它们显示了南极洲，虽然这块冰冻的大陆是在250年之后的1820年，才被英国和俄罗斯水手们发现的！

如同那些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人一样，墨卡托的地图集参考了之前的绘图家所绘制的地图。关于旧大陆，特别是邻近地中海的土地，他很明显地依赖了当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还统治着大海时，由推罗的马里诺所绘制的地图，他被生活在公元2世纪的埃及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克劳迪亚斯·托勒密介绍给了后世。至于墨卡托对新大陆的信息，他既依靠了旧地图，又依靠了探索美洲的探险家们的记录。但是，他是从哪里得来南极洲的存在及其形状的信息呢？

学者们同意，他的可能来源是一幅由奥隆邱斯菲那伊斯于1531年制定的世界地图（见图144a）。这幅地图通过将地球划分为分别以北极点和南极点为中心的北半球和南半球，从而正确地表示出地球是呈球形；其上不仅仅显示了南极洲，同时显示出了这块大陆上被冰层掩埋了数千年之久的地理学和地形学特征！

这幅地图毫无错误地详细地显示出了海岸线、海湾、小湾、海口和山脉，甚至河流，不过现在看不到了，因为冰帽遮盖了它们。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细节是存在的，因为它们在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学之年，被诸多团队进行的科学的冰下探索勘测发现。由此也证实菲那伊斯地图上的描绘与南极洲本来的地理特征，是多么惊人地吻合（见图144b）。

作为对这个课题最彻底的研究之一，查尔斯·H.哈普古德在其大名鼎鼎的畅销书《古代海王的地图》一书中指出，菲那伊斯地图是基于古代航海图所绘制的，在后者所绘制的时代，南极大陆在解冻之后，在它的西部地区开始再度结冰。而这个时代，他所带领的团队指出，是在大约6000年以前，大约公元前4000年的时候。

后续的研究，例如约翰·W.威浩特所做的，证实了之前的发现。

认识到“哪怕只是对一个大陆的粗略描绘，都需要一种可能超出于原始导航员视野的导航和几何知识”，他仍然相信这幅地图是基于2600\-9000年前的信息而绘制的。这种信息的来源，他陈述道，还是一个谜。

他将他的观点发表在《古代海王的地图》中，查尔斯写道：“很清楚的是，古代的旅行者们从极点旅行到了另一个极点。和它本身一样难以置信，这些证据指出，一些古代人在南极的海岸线没有结冰的时候探索了南极洲。同样清楚的是，他们拥有一种用于精确测定经度的导航仪，这比古代人、中世纪人和18世纪中叶之前的现代人所拥有过的任何东西都要先进得多。”

然而这些古代海员们，正如我们之前所显示的，仅仅是在追随诸神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