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心理学(下)：从成年早期到老年期

本章提纲

焦点人物

亚瑟·阿什——网球冠军

成人初显期

生理发展

健康和生理状况

健康状况

遗传对健康的影响

行为对健康的影响

影响健康的间接因素

性和生殖问题

月经失调

性传播疾病（STDs）

不孕症

认知发展

关于成人认知的不同研究视角

超越皮亚杰：成年期新的思维方式

沙伊：认知发展的毕生模型

斯滕伯格：洞察力和专门技能

情绪智力

道德推理

文化与道德推理

性别与道德推理

教育和工作

大学过渡期

进入职场

平稳过渡到职场

专栏13-1：实战演说

辅助生殖技术

专栏13-2：知识拓展

信仰的毕生发展

如果……幸福就是没有狂热，那么，我将永远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滋味。

因为我痴迷于知识、经验和创造。

——法国女作家安尼丝·宁在28～31岁之间写的日记

焦点人物：亚瑟·阿什——网球冠军⁽¹⁾

网球冠军亚瑟·阿什（1943～1993）是史上最受尊敬的运动员之一。“身材削瘦，书生气，戴着眼镜”（Finn，1993，p．B1），以其在赛场内外的安静、庄重而闻名。他不会大声与人争辩或乱发脾气，也不会轻视对手。

阿什是第一个在温布尔登锦标赛、美国网球公开赛及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夺冠的非裔美国人。他在弗吉尼亚的里士满长大，由于种族的缘故，他不能参加城市网球锦标赛，只能参加隔离公开赛。作为白人主宰的赛场中唯一的黑人球星，阿什遭到很多偏执者的攻击。但是阿什始终保持镇静，并把自己的反击冲动转移到比赛中。

阿什利用自己的天赋和巨星声誉为反抗种族主义做出了贡献，使得处境不利的年轻人能够获得更多机会。他举办网球培训班，并建立了内城（译者注：内城是美国大城市中破败的贫民区）青年网球项目。在两度被南非公开赛拒之门外后，阿什最终在1973年获准参加比赛，并参加了此后两年的比赛。尽管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非常严格，阿什却坚持在自己比赛时实行非隔离座位。

阿什始终没有停止反抗种族隔离的斗争，多数时候这些活动是在幕后悄悄进行的。在一次演讲时，有愤怒的激进分子大声叫喊让阿什下台，并指责他是“汤姆大叔”。阿什彬彬有礼地回敬道：“唯有高尚的道德才能带给你们胜利。当你们屈服于激情和谩骂，抛弃高尚的道德时，还指望能得到什么呢？”（Ashe ＆ Rampersad，1993，pp．117，118）。几年后，阿什因在华盛顿的南非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被捕。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反抗种族隔离的象征——被释放出狱，在纽约市受到盛大欢迎，这一幕让阿什无比自豪。但遗憾的是，阿什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曼德拉当选为南非总统。

1979年，时年36岁，事业正处于巅峰的阿什患上了心脏病，并接受了心脏搭桥手术。被迫退出赛场的阿什担任了5年美国戴维斯杯网球队队长。1985年，在刚刚度过成年早期时，阿什被选入网球名人堂。

1988年夏的一个早晨，阿什醒来发现右胳膊不能动了。医生告诉他有两个选择：立即进行脑部手术或者再等等看。阿什选择了前者。通过预先的血液检查，发现阿什感染了艾滋病，这可能是5年前进行心脏手术时输血传染的。阿什没有恐慌，也没有放弃，他根据当时最好的医疗知识尽全力与疾病作斗争。同时，他选择了对此事保密，一方面为了保护家庭隐私，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坚持“我没有病”。他打高尔夫，做巡回演讲，为《华盛顿邮报》写专栏，给HBO（美国家庭影院频道）和ABC（美国广播公司）体育节目做电视评论，还撰写了长达3卷的非裔美国运动员史。

1992年，由于《今日美国》杂志打算公开阿什的秘密，所以阿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患有艾滋病。此后他不知疲倦地领导了艾滋病研究运动，并创立了基金会，还发起了一项五百万美元的筹募基金活动。

1993年，阿什因艾滋病并发肺炎去世，时年49岁。去世前不久，阿什还用自己一贯的口吻概括了自己的一生：“我是一个受神保佑的幸运儿，除了艾滋病和心脏病外，我没有任何其他问题”（Ashe ＆ Rampersad，1993，p．328）。

亚瑟·阿什处理困难的典型方式就像他在赛场上面对对手时一样，优雅、坚决，坚守道德信念且沉着冷静。他一次又一次地将困境扭转为机遇。亚瑟·阿什是一位“能干的人”。

即使没有像阿什那样出众的体育技能，成年早期通常也是展现才能的阶段。多数人在这一年龄段开始组建和经营家庭，并在选定的工作中努力证明自己；他们每天不断检验和扩展自己的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他们面对现实世界，寻找方法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他们所做的决定会影响自己的健康、职业以及他们想成为的人。

本章我们将介绍成年早期处于人生巅峰的生理功能，以及一些能够影响成年早期及以后健康的因素。我们将就成年早期最重要的认知方面及教育如何促进认知发展进行讨论。我们还考察了文化和性别对道德发展的影响。最后我们讨论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进入职场。

学习完本章后，你应该可以回答“学习指路标”中的所有问题了。为了检查你对本章“学习指路标”的掌握程度，请复习章节结尾部分的小结。“学习检查站”会贯穿整个章节并不时出现，以便检查你对所学知识的理解程度。

学习指路标

1．成人意味着什么？哪些因素会影响进入成年期的时间？

2．一般来说成年早期的生理状况如何？哪些因素会影响个体的健康和幸福？

3．成年早期有哪些性问题和生殖问题？

4．成人的思维和智力有哪些独特性？

5．道德推理是如何发展的？

6．处于成人初显期的个体如何完成进入大学和步入职场的过渡？这些经历会对认知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7．如何帮助青年人过渡到职场？

成人初显期

一个人什么时候就算是成年人了？在当代美国社会有很多衡量标志。我们在第11章已经讨论过，个体在青春期达到性成熟； 而被皮亚杰定义为“抽象思维能力”的认知 成熟则要更晚一些。法律上 也有一些关于成年的界定：17岁可以参军；18岁可以参加投票，而且在美国大多数州，18岁就可以不必经过父母同意而结婚；18～21岁（各州规定不同）可以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从社会学 的角度来界定，当个体能够自立或有一份工作，已婚或建立了有意义的浪漫关系，或者建立家庭后，人们往往就会认为该个体已经成年了。

心理 成熟取决于某些任务的完成，如获得同一性、从父母的家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建立亲密关系等。有心理学家建议，成年期的开始应该用一些内在的指标来标记，如自主感、自控能力和个人责任感等；而不应用外在标准来衡量。成年更多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不是一些离散的事件（Shanahan，Porfeli，＆Mortimer，2005）。准此而论，不论生理年龄多大，一些人终生都没有成年。

在现代工业化国家中，个体进入成年期比以前需要更长的时间，经历的道路也更加复杂。20世纪中期以前，男性高中毕业后就能够很快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而女性步入成年最主要的途径就是结婚，一旦找到合适的伴侣就意味着成年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技革命使得高等教育或专业培训变得必不可少。性别革命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女性步入职场，可接受的女性角色范围也越来越广（Furstenberg，Rumbaut，＆Settersten，Jr.，2005；Fussell＆Furstenberg，2005）。如今，步入成年期的道路上有很多里程碑：上大学（统招的或在职的），参加工作（全职或兼职），离开父母，结婚，生子，这些转变发生的顺序和时间可能因人而异（Schulenberg，O’Malley，Bachman，＆ Johnston，2005）。因此，一些发展科学家认为，从十八九岁到二十八九岁是生命历程中很独特的阶段——成人初显期 （emerging adulthood），此时你已不再是青少年，却又没有完全成年（Arnett，2000，2004；Furstenberg et al.，2005）。在本章和第14章中，我们将详细介绍成人初显期的各种发展历程。

生理发展

健康和生理状况

你最喜欢看的体育比赛可能是网球、篮球、足球或花样滑冰。不管什么比赛，大家追捧的运动员（比如当年的亚瑟·阿什）多数都是年轻人，他们的生理状况处于最佳状态。大多数年轻人的健康状况、力量、精力、耐力以及感觉和运动功能都处于一生的顶峰。视敏度在20～40岁之间最好；味觉、嗅觉、痛觉和温度觉通常到至少45岁后才开始衰退。但是，听力的逐渐衰退——尤其是对高频音而言——则从青春期就已经开始了，25岁后更加明显。

健康状况

在美国，大多数年轻人健康状况良好或极好。18～44岁的人群中只有5.5％的人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一般或较差。造成活动受限最常见的问题是关节炎和其他各种肌肉或骨骼疾病。意外事故是美国44岁以下人口死亡的首要原因（NCHS，2004）。年轻人死亡率在过去50年间下降了将近一半，其他年龄段的死亡率也有所下降（Kochanek，Murphy，Anderson，＆ Scott，2004；Pastor，Makuc，Reuben，＆ Xia，2002）。但另一方面，也有很多成年人甚至是年轻人，出现了超重、缺乏锻炼等不利于健康的现象。

成年早期是为终生身体机能打基础的阶段。一个人的健康可能部分受遗传的影响，但行为因素对现在和以后的健康幸福影响巨大，如饮食、是否有足够的睡眠、进行何种体育锻炼、是否吸烟、喝酒或吸毒等。此外，贫困和种族歧视对健康也有影响（Sankar et al.，2004）。

遗传对健康的影响

人类基因图谱让科学家能够发现许多疾病的遗传根源，从肥胖症、某些癌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肺癌、前列腺癌和乳腺癌）到精神健康疾病，如酒精成瘾（本章稍后讨论）和抑郁。例如，科学家已经确定了与家族早发型抑郁有关的19个不同的染色体区（Zubenko et al.，2003）。科学家还发现了艾滋病（年轻人的六大杀手之一）的一个基因结构（Anderson ＆ Smith，2005）。在拥有同一地域先祖的人群中，一些人拥有更多的有助于抵抗艾滋病的基因复制，而另一些人则较少，相对来说前者更不容易感染艾滋病毒或患艾滋病（Gonzalez et al.，2005）。

动脉粥样硬化或动脉狭窄可能在儿童期就已经出现，到四五十岁时可能威胁到生命。而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致病因素是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其他致病因素还有高血压和吸烟）。胆固醇与蛋白质和甘油三酯（脂肪酸）相结合，由低密度脂蛋白（LDL）携带随血液流动，通常被称为“恶性”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HDL），也就是“良性”胆固醇，则能够把胆固醇清除出循环系统。据估计，人类高密度脂蛋白水平的差异约有80％取决于遗传因素（“How to Raise HDL”，2001）。但是，下面我们将会讲到，行为因素同样也会影响胆固醇水平。事实上，大部分疾病的产生既受遗传因素也受环境因素的影响。

行为对健康的影响

行为和健康之间的关系说明生理、认知和情感三者存在交互作用。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会影响他们的行为，而他们的行为又会影响他们的感受。

预防措施非常有用。定期去体检，如做子宫颈抹片检查以便发现子宫颈癌；对睾丸和乳房进行自我检查以便发现其中的肿块，这些都可以预防疾病，或在早期可治疗阶段控制病情。很多肌肉骨骼疾病都与职业有关，且可以预防。腰背伤通常是由于在提举重物或推拉时过度用力造成的。重复性动作伤害，如腕管综合症，可通过调整电脑键盘位置和正确姿势等措施得到控制（Bernard，1997；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98，2001）。

但是，仅仅有好的健康习惯是不够的。个体的人格、情感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往往比其对健康习惯的认知更重要，这些因素常常会使人们做出一些不利于健康的行为。有项随机电话调查发现，被问到的153000多名成人中，只有3％的人说自己遵守下面4条健康生活方式：不吸烟，保持健康的体重，每天吃5种蔬菜水果，以及进行有规律的体育锻炼（Reeves ＆ Rafferty，2005）。

下面来看几种与我们的健康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饮食和体重控制、体育锻炼、睡眠、饮酒和吸毒。压力会使内分泌系统和神经系统做出相应的反应，从而引发一些有损健康的行为，如睡眠不足、吸烟、酗酒和吸毒等，这些我们将会在第15章详细讨论。在本章的后面部分，我们会讨论一些影响健康的间接因素：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民族、性别和各种关系。

饮食和营养 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这句话概括了营养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性。一个人的饮食会影响其外貌、情感、患病甚至死亡的概率。2000年，约有365000名美国成人死于饮食不当和缺乏锻炼等相关的因素（Mokdad，Marks，Stroup，＆ Gerberding，2005）。

饮食习惯对心脏疾病有重要影响。在亚瑟·阿什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心脏疾病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常吃大量蔬菜和水果，尤其是富含类胡萝卜素的蔬菜（如胡萝卜、红薯、西兰花、菠菜和香瓜），能够降低罹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Liu，Manson，Lee，et al.，2000；Rimm et al.，1996），但对乳腺癌则没有明显作用（van Gils，2005）。

美国国家营养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从脂肪中摄入的能量（卡路里）不应超过20％～35％（其中饱和脂肪酸不应超过10％，反式脂肪酸尽量减少），胆固醇摄入量不应超过300毫克（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 USDHHS，2005），但美国各年龄段的普通人每日相应的摄入量远远超过这一限度（Ervin，Wright，Wang，＆ Kennedy-Stephenson，2004）。

过量摄入脂肪尤其是饱和脂肪酸，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危险；特别是高胆固醇水平（Ervin et al.，2004）与冠心病死亡风险有着直接的联系（Verschuren et al.，1995）。通过饮食控制胆固醇水平，如果有必要也可以用药物控制，能够大大降低这一风险（Scandinavian Simvastatin Survival Study Group，1994；Shepherd et al，1995）。过多的摄入动物脂肪或红肉、肉制品，则与结肠癌（Chao te al.，2005；Willett，Stampfer，Colditz，Rosner，＆ Speizer，1990）和前列腺癌有关（Giovannucci et al.，1993；Hebert et al.，1998；Willett，1994；Willett et al.，1992）。

肥胖/超重 前面第3章我们说过，成年期肥胖 通常指体重指数（BMI，即体重千克数与身高米数平方之比）大于等于30，超重 有时定义为BMI介于25～29之间。

世界卫生组织称，肥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流行病（WHO，1998）。从1980年到1994年，英国肥胖人口翻了一番还多；巴西、加拿大以及欧洲、西太平洋地区、东南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报道（Taubes，1998）。

在美国，目前人们的平均体重比20世纪60年代初增加了24磅（10.9千克），但身高只增加了约1英寸（2.5厘米）。1999年到2002年间，20～74岁的人口中有超过65％的人超重，其中包括31％的肥胖者；而1960年到1962年间的相应比例分别为45％和13％。相对于老年人来说，年轻人不容易超重，但1999年到2002年间，20～34岁的年轻人一半以上超重，34岁以上人口的超重比例也大幅上升（Ogden et al.，2004）。

肥胖在黑人女性和墨西哥裔美国女性中尤其普遍。20～72岁的非西班牙裔黑人女性中约有一半人超重；而相应比例在墨西哥裔美国女性中为39％，非西班牙裔白人女性为31％。从1976年到1980年，黑人女性的肥胖者增加了60％（NCHS，2004）。移民在美国居住时间越长，他们超重的可能性就越大（Goel，McCarthy，Phillips，＆ Wee，2004）。

肥胖如此普遍的原因是什么？专家将矛头直指零食的增多（Zizza，Siega-Riz，＆ Popkin，2001）。随处可见的便宜快餐、超大份餐量、高脂肪饮食、各种省力技术，以及久坐不动的娱乐活动，如看电视和用电脑等（Harvard Medical School，2004a；Pereira et al.，2005；Young ＆ Nestle，2002）。肥胖的遗传倾向与这些环境因素和行为因素可能会相互影响（Comuzzie ＆ Allison，1998；NCBI，2002）。有研究已经发现，在白鼠身上存在一种基因突变，这种突变可能会抑制瘦素 （一种激素，它可以告诉大脑什么时候吃饱了）生成，从而破坏白鼠脑中的食欲控制中枢（Campfield，Smith，Guisez，Devos，＆ Burns，1995；Halaas et al.，1995；Pelleymounter et al.，1995；Zhang et al.，1994）。人类的过量进食可能是由于大脑无法对瘦素信号做出反应（Campfield et al.，1998；Travis，1996）。此外可能还涉及其他调节体重的激素。目前已知的控制这些激素生成的基因约有20多个（Harvard Medical School，2004a）。

在崇尚修长和苗条的社会，肥胖可能导致各种情绪问题。同时，肥胖还可能导致高血压、心脏病、中风、糖尿病、胆结石、关节炎、其他肌肉和骨骼疾病，以及某些癌症和寿命缩短、生活质量下降（Gregg et al.，2005；Harvard Medical School，2004a；Hu et al.，2001，2004；Mokdad，Bowman et al.，2001；Mokdad，Ford，et al.，2003；NCHS，2004；Pereira et al.，2005；Peeters et al.，2003；Sturm，2002）。在过去40年间，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率都有所下降，这可能归功于医疗技术的提高。但成年人中肥胖者患心血管疾病和死亡的风险仍高于较瘦的人，而仅仅是超重患病风险并不高（Flegal，Graubard，Williamson，＆ Gail，2005；Gregg et al.，2005）。体重过轻的成人（BMI小于18.5）患病的风险也高于体重正常者（BMI介于18.5～25之间）（Flegal et al.，2005）。

因为肥胖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越来越严重，所以成年早期通过健康饮食和有规律的体育锻炼来控制体重增加是最明智的选择（Wickelgren，1998）。有研究者对5000多名青年男女进行了为期15年的追踪研究，结果显示，那些体重变化不大的人到中年时患心脏病的风险较低，即便其中有些人超重（Lloyd-Jones et al.，2004）。

体育锻炼 经常进行体育锻炼会带来许多益处。除有助于保持适当的体重外，锻炼还能够增加肌肉，增强心肺功能，降低血压，预防心脏病、中风、糖尿病、结肠癌、子宫内膜癌和骨质疏松（中老年妇女常见的骨质变薄，会导致骨折）等多种疾病，缓解焦虑和抑郁，延长寿命（Barnes ＆ Schoenborn，2003；Boulé，Haddad，Kenny，Wells，＆ Sigal，2001；NCHS，2004；Pratt，1999；WHO，2002a）。缺乏体育锻炼是一个全球性的公众健康问题。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是全世界死亡和残疾的十大主要原因之一（WHO，2002a）。

即使是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也有益于健康（NCHS，2004；WHO，2002a）。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更多的锻炼，如路程不远时用步行代替开车，爬楼梯而不乘电梯，这些都和有组织的体育锻炼一样有效（Andersen et al.，1999；Dunn et al.，1999；Pratt，1999）。但是，尽管体育锻炼有诸多好处，18～44岁的美国人中约1/3的人从不在闲暇时定期进行体育锻炼，其中包括约30％的男性和35％的女性，而且这一比例还在随年龄增长而上升（NCHS，2004）。在一项大学体重控制计划中，有201位经常坐着的女性参加了随机试验。结合饮食控制和锻炼（主要是步行），12个月后，她们的体重明显减轻，心肺功能也明显改善（Jakicic，Marcus，Gallagher，Napolitano，＆ Lang，2003）。

睡眠 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像实习医生这类工作时间不规律的人，常常睡眠不足（Monk，2000）。睡眠剥夺不仅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还会影响人的认知、情绪和社会功能。

由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资助（National Sleep Foundation，2001）的一项大型民意调查发现，被访者如果前一晚没有睡好，第二天就更可能出错、在等候时不耐烦或发怒，或者因为孩子和其他人心烦。睡眠剥夺对交通安全是致命的威胁，在所有致命的交通意外中，约3.6％的事故是由昏昏欲睡的司机造成的（Peters et al.，194）。睡眠剥夺甚至会导致过早衰老。有研究发现，对年轻人进行36小时的睡眠剥夺会影响他们的前额叶功能（负责工作记忆和语言流畅性的主要脑区），导致他们的前额叶功能像无睡眠剥夺的60岁老人一样（Harrison，Horne，＆ Rothwell，2000）。

充足的睡眠能够促进复杂运动技能的学习（Walker，Brakefield，Morgan，Hobson，＆ Stickgold，2002）和先前所学知识的巩固。即使只是打个小盹也能防止倦怠出现，即防止大脑的知觉加工系统出现过饱和状态（Mednick et al.，2002）。睡眠剥夺往往会对语言学习（Horne，2000）、记忆的某些方面（Harrison ＆ Horne，2000b）和口语发音（Harrison ＆ Horne，1997）造成破坏，并使注意力难以集中（Blagrove，Alexander，＆ Horne，1995）。这种破坏似乎是选择性的，主要对无聊单调的任务产生影响（Horne，2000）。但是，睡眠剥夺还会损害高级决策能力，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要求个体必须创新、变通、集中注意、发挥元记忆能力、评估现实风险和运用沟通技能时（Harrison ＆ Horne，2000a）。

大脑的代偿性变化能够帮助维持短时间睡眠不足后的认知表现（Drummond et al.，2000）。但是，长期的睡眠剥夺（每晚睡眠少于6小时，持续3天以上）会严重影响我们的认知表现，即使有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Van Dongen，Maislin，Mullington，＆ Dinges，2003）。

吸烟 从1964年美国卫生总署宣布吸烟和肺癌有关后，美国的吸烟人口逐年减少，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减少的速度有所降低。目前，吸烟在美国成年人可预防的死因中仍居首位。吸烟不仅与肺癌有关，还可能导致罹患心脏病、中风和慢性肺病的风险增高（NCHS，2004）。此外，吸烟也与其他很多疾病的发生有关，如胃癌、肝癌、喉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肾癌、胰腺癌和宫颈癌等多种癌症；胃肠道疾病如溃疡；呼吸系统疾病如支气管炎和肺气肿；骨质疏松等（Hopper ＆ Seeman，1994；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Cancer Research，2002；National Institute on Aging [NIA]，1993；Slemenda，1994；Trimble et al.，2005）。

二手烟或被动吸烟会把不吸烟人暴露在与主动吸烟者同样的致癌物中（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Cancer Research，2002）。被动吸烟哪怕只有半小时，就会造成循环功能障碍，增加心血管疾病发生的危险（Otsuka et al.，2001）。此外，被动吸烟可能还会增加患宫颈癌的风险（Trimble et al.，2005）。

尽管吸烟有诸多危害，但美国18岁以上的人口中，仍有25％的男性和20％的女性是烟民（NCHS，2004）。18～25岁的年轻人吸烟率最高（见图13-1）；近45％的年轻人报告正在使用烟草制品，其中主要是香烟（SAMHSA，2004b）。美国印第安人吸烟率最高，而亚裔美国人吸烟率则最低（Lethbridge-Cejku et al.，2004；SAMHSA，2004b）。

图13-1 最新的（上个月）各年龄段烟草使用和尼古丁依赖情况：美国，2003年。烟草使用量在成人初显期达到峰值；但总体来看，其中尼古丁依赖者所占的比例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资料来源：SAMHSA，2004b，Figure 4.7．2000年，全世界约有500万人死于吸烟，其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占一半。这些人中半数以上年龄在30～69岁。由于吸烟而过早死亡的概率男性是女性的3倍（Ezzati ＆ Lopez，2004）。如果目前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的话，到2020年，全世界死亡的成年人中将有1/3死于吸烟（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Cancer Research，2002；WHO，2002b）。

既然吸烟的危害众所周知，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会吸烟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吸烟会让人上瘾。成瘾倾向可能是遗传的，某些基因会影响个体戒除成瘾的能力（Lerman et al.，1999；Pianezza et al.，1998；Sabol et al.，1999）。吸烟在影视等媒体中随处可见（参考第11章），这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戒烟能够降低患心脏病和中风的危险（Kawachi et al.，1993；NIA，1993；Wannamethee，Shaper，Whincup，＆ Walker，1995）。尼古丁口香糖、尼古丁贴片及尼古丁喷鼻剂和吸入器有助于香烟成瘾者安全地逐渐减少依赖性，尤其是当这些物品结合戒烟咨询时效果更好。但长期的尼古丁疗法对女性的效果不如男性，除非把它作为综合戒烟计划的一部分（Cepeda-Benito，Reynoso，＆ Erath，2004）。

饮酒 美国是一个饮酒的社会。广告里常常把烈性酒、啤酒和葡萄酒与高品质生活和“长大成人”画等号。喝酒的人数比例在成年早期最高，21～25岁的年轻人中约70％报告自己在过去一个月喝过酒；21岁的年轻人中近48％是酗酒者，一次聚会能喝至少5瓶啤酒（SAMHSA，2004b）。

大学校园是饮酒的主要场所。尽管在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经常喝酒很普遍，但和没有上大学的同龄人相比，大学生喝酒更频繁，量也更大（SAMHSA，2004b）。饮酒和成年早期特有的风险行为相关，如交通事故、犯罪、艾滋病感染（Leigh，1999）和非法使用毒品、吸烟等。18～24岁的大学生中有超过31％的人承认曾酒后驾车。每年有1700多名大学生死于与饮酒有关的各种伤害（Hingson，Heeren，Winter，＆ Wechsler，2005），而每年由于饮酒导致的约会强暴和性侵犯案件多达7万例（SAMHSA，2001；NIAAA，2002）。

少量或适量饮酒可能能够降低患心脏病、中风和老年痴呆的风险（Ruitenberg et al.，2002）。但长期过量饮酒会造成肝硬化、胃肠道疾病（包括胃溃疡）、胰腺疾病、某些癌症、心力衰竭、中风、神经系统损害、精神病或其他疾病（AHA，1995；Fuchs et al.，1995）。吸烟同时喝酒的人患口腔癌、喉癌和食管癌的风险更高（HIAAA，1998）。长期频繁喝酒还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Singletary ＆ Gapstur，2001；Smith-Warner et al.，1998）。

非法使用毒品 非法使用毒品在18～20岁的人群中最多，其中23％的人报告自己在过去一个月沉迷于毒品。随着成年早期的年轻人逐渐安定下来，担负起自己未来的责任，他们通常会停止使用毒品。26岁以上的成人中近半数（46.1％）曾有过非法使用毒品（主要是大麻）的经历，但现在仍吸毒的人只占5.6％。吸毒率在20多岁时迅速降低，30多岁到40岁出头时维持在8％～9％，进入老年期会再次下降（SAMHSA，2004b；见图13-2）。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着使用非法毒品的比例最高，亚裔美国人的比例最低（SAMHSA，2004b）。

图13-2 最近的（上个月）各年龄段人群非法毒品使用情况：美国，2003年。

资料来源：SAMHSA，2004b，Figure 2.5．和青春期一样，成年早期最常见的非法毒品仍是大麻。2003年，18～25岁的年轻人中在过去一个月曾吸食过大麻的占17％，而吸食过可卡因的只有2.2％，使用过鼻吸剂的则不到1％（SAMHSA，2004b）。

长期吸食大麻会严重损害记忆力和注意力（Solowij et al.，2002），长期大量吸食可卡因也会导致认知功能损伤（Bolla，Cadet，＆ London，1998；Bolla，Rothman，＆ Cadet，1999）。尽管整体来看，成年人吸食大麻的比例在1991年到2002年间保持稳定，但大麻滥用和大麻依赖的比例却有所上升，尤其是在黑人和西班牙裔男青年中（Compton，Grant，Colliber，Glantz，＆ Stinson，2004）。在2003年，曾有过吸毒史的成人患严重精神疾病的比例（18.1％）是从未吸毒者的（7.8％）2倍（SAMHSA，2004b）。

物质使用障碍 美国估计有10％的成人达到物质使用障碍的临床诊断标准，其中包括饮酒、吸毒或二者皆有；最常见的是酒精滥用和酒精依赖。1760万人报告自己有酒精依赖现象，占美国成人的8.5％（Grant et al.，2004）。

酒精滥用者会反复醉酒以致于处于危险境地，惹出麻烦，或不能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承担正常的责任。酒精依赖或酒精中毒（alcoholism）是一种生理状态，其特征是自己无法控制地强迫性饮酒（Grant et al.，2004）。酒精中毒的遗传性为50％～60％（Bouchard，2004）。这一障碍通常会在家族中蔓延，酒精成瘾患者的近亲出现酒精依赖的概率是普通人的3～4倍（APA，2000；McGue，1993）。

酒精中毒和其他成瘾一样，可能是由于大脑神经信号传递模式的长期改变导致的。长期服用可引起欢快精神状态的物质会形成神经适应，一旦缺乏这种物质就会觉得不舒服，渴望得到该物质。酒精中毒患者在不喝酒的6～48小时后就会出现很强的生理戒断症状（焦虑、烦躁、震颤、血压升高，有时甚至出现癫痫发作）。和吸毒者一样，酗酒者也会产生物质耐受性，他们需要喝越来越多的酒才能达到“很爽”的状态（NIAAA，1996b）。

酒精中毒的处理方法包括解毒（去除体内的酒精）、住院治疗、药物治疗、个体和团体心理治疗以及转介到其他支持性组织中去，如嗜酒者互诫协会（也叫戒酒匿名会）。这些方法尽管不能治疗酒瘾，却可以给酗酒者提供一些新的工具来应对自己的酒瘾，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Friedmann，Saitz，＆ Samet，1998）。对成年老鼠的研究发现，酒精依赖造成的脑损伤在戒酒后不再加重，甚至还可以恢复，随着脑细胞的再生，认知功能可以得到恢复（Nixon ＆ Crews，2004）。

约20％的物质使用障碍患者同时存在心境障碍（抑郁）或焦虑障碍；同样，很多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患者也有物质使用障碍。因此，物质使用障碍患者也应进行心理健康评估（Grant et al，2004）。

影响健康的间接因素

除了行为对健康的直接影响外，还存在一些间接影响因素，包括收入、教育、种族/民族和性别等。此外，周围的人和个体步入成年所经历的道路对一个人的健康似乎也有影响。比如说，酗酒在外出上大学的年轻人中最普遍，而年轻人的物质使用在结婚后下降得也最快（Schulenberg et al.，2005）。

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民族 很多研究证明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之间存在关联。高收入人群的健康状况比低收入人群好，寿命也比后者长（NCHS，2004）。受教育程度同样也很重要。受教育程度越低，感染传染病、受伤或患慢性病（如心脏病）并因此死亡的风险也越高；同时，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也更可能成为凶杀或自杀的受害者（NCHS，2004；Pamuk，Makuc，Heck，Reuben，＆ Lochner，1998）。

并不是说高收入和良好的教育是健康的直接原因 ，而是说它们与一些能够影响健康的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存在相关。贫穷与营养不良、居住条件差、生活方式不健康、接触污染物、暴力行为和医疗条件差等多种因素有关（Adler ＆ Newman，2002；Lethbridge-Cejku et al.，2004；NCHS，2004）。受教育程度高的富人饮食更健康，同时也享有更好的预防保健和医疗条件。他们更注重体育锻炼（因此超重的可能较小），也更少吸烟或使用非法毒品。尽管这些人饮酒的概率更大，但他们会适可而止（NCHS，2004；Pamuk et al.，1998；SAMHSA，2004b）。此外，这些人的视力和牙齿往往更健康（Lethbridge-Cejku et al.，2004）。

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之间的关系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少数族裔人群的健康状况较差（Kiefe et al.，2000）。黑人青年出现高血压的概率是白人青年的20倍（Agoda，1995）。非裔美国青年的死亡率约比白人青年高出1倍，因为黑人男青年死于凶杀的概率是白人青年的7倍（NCHS，2004）。

但是，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并不能解释所有问题。例如，虽然非裔美国人吸烟量少于美国白人，但他们体内尼古丁的含量却高于后者，也比后者更易患肺癌，更难戒除各种成瘾。这可能要用遗传、生物或行为等因素来解释（Caraballo et al.，1998；Pérez-Stable，Herrera，Jacob Ⅲ，＆ Benowitz，1998；Sellers，1998）。一项由国会授权的研究通过对已有的100多项研究总结发现，少数民族的医疗条件比白人差，即使二者的保险状况、收入、年龄和疾病严重程度相似（Smedley，Stith，＆ Nelson，2002）。

20世纪90年代，尽管多数健康指标的种族差距在大多数种族/民族中有所减小，但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着并不在此列。工伤、交通事故和自杀导致的死亡在种族/民族间的差距越来越大（Keppel，Pearcy，＆ Wagener，2002）。关于种族和健康的关系我们会在第15章进一步展开讨论。

性别 男性和女性谁更健康？我们知道，女性的预期寿命更长，死亡率也更低（Kochanek et al.，2004；见图13-3和第17章的内容）。女性寿命更长可能得益于双X染色体的遗传保护作用（男性只有一条X染色体）。在进入更年期之前，女性体内的雌激素也有保护作用，尤其是对心血管的健康（Rodin ＆ Ickovics，1990；USDHHS，1992）。但是，心理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也对健康的性别差异有影响。比如说，男性更喜欢从事冒险活动，也更喜欢吃肉食和土豆，却不喜欢吃水果和蔬菜（Liebman，1995a；Schardt，1995）。

图13-3 不同性别和种族的预期寿命：美国，1970～2002年。

资料来源：Kochanek，Murphy，＆ Anderson，2004．尽管女性寿命更长，但和男性相比，她们却更多地报告健康状况一般或较差，更常去医院门诊或急诊室，更常因为一些小病去看医生，也更多地报告无法解释的不适感。尽管男性很少 因为健康问题而寻求专业帮助，但他们住院时间更长，健康问题也更多是长期的、威胁到生命的疾病（Addis ＆ Mahalik，2003；Kroenke ＆ Spitzer，1998；NCHS，2004；Rodin ＆ Ichovics，1990）。

女性更经常看医生并不一定意味着她们的健康状况真的比男性差，也未必表示这些小毛病是臆想的结果或是对自己的疾病过分关注（Kroenke ＆ Spitzer，1998）；女性可能只是比男性更关注健康。男性可能觉得生病不是“男子汉”的表现，而寻求帮助则意味着自己对健康失去控制。研究发现，当男性把健康问题看做非正常现象或对自尊的威胁，或当他们认为其他男性会因此看不起自己时，就会更少在生病时寻求帮助（Addis ＆ Mahalik，2003）。女性能得到更好的医疗保健，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她们比男性更长寿。

目前公众对男性健康问题的关注比以前有所增加。阳痿治疗和前列腺癌筛选检测把更多以前认为健康的男性带进了医院。现在，由于女性生活方式逐渐趋向于男性化，因此，女性的健康模式也在某种程度上与男性趋同。目前美国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口中女性占到39％（Satcher，2001）。死于肺癌的男性逐渐减少，而女性却越来越多。事实上，在白人、黑人和亚太群岛女性的所有癌症死亡病例中，肺癌高居榜首；而在西班牙裔女性中，肺癌也列第二位，仅次于乳腺癌（U．S．Cancer Statistic Working Group，2004）。心脏病死亡率的性别差异正逐渐反过来，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男性吸烟率急剧下降，而女性更可能超重或久坐不动。这些变化趋势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预期寿命的性别差异从1970年的7.6岁缩小到了2002年的5.4岁（Kochanek et al.，2004；NCHS，2004）。

关系与健康 社会关系对健康可能有重要影响（Cohen，2004）。研究已经发现，社会环境中至少有两方面能够促进健康：社会融合 和社会支持 （Cohen，2004）。

社会融合 是指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担当各种角色（配偶、父母、邻居、朋友、同事等等）。社交网络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健康和健康行为，如体育锻炼、饮食营养和远离毒品等（Cohen，2004）。很多研究证明，社会融合与低死亡率相关（Berkman ＆ Glass，2000；Rutledge et al.，2004）。拥有广泛的社交网络和多种社会角色的人挺过心脏病的概率更大，癌症复发的可能更小，也更少感到焦虑或抑郁（Cohen，Gottlieb，＆ Underwood，2000）。他们甚至都很少感冒（Cohen，Doyle，Skoner，Rabin，＆ Gwaltney，1997）。

社会支持 是指从社交网络中获得的物质、信息和心理资源，个体能够依赖这些资源应对压力。在高度紧张的情况下，与他人保持联系的人更能吃好睡好，进行足够的体育锻炼，避免染上毒品，也更少悲伤、焦虑、抑郁甚至死亡（Cohen，2004）。

因为婚姻是能够提供社会融合和社会支持的便捷系统，所以结婚通常有益于健康也就不足为奇，尤其对于男性来说（Wu ＆ Hart，2002）。一项对127545名美国成人的访谈研究显示，相对于未结婚的、同居的、配偶去世的、分手的或离异的人来说，已婚成人的身心往往更健康，年轻人尤其如此。唯一例外的是，已婚人群，尤其是已婚男性超重或肥胖的概率更大（Schoenborn，2004）。离异（或同居分手）通常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但维持一段糟糕的婚姻显然也不利于身心健康（Wu ＆ Hart，2002）。

结婚往往能够提供较好的经济状况，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经济状况是身心健康的一个影响因素（Ross et al.，1990）。不论结婚与否，收入较高的人患病后的存活率都大于低收入者；而死亡率最高的是低收入的单身人群（Rogers，1995）。

性和生殖问题

性和生殖活动能够带来愉悦感，有时还能带给你一个宝宝。这些重要的自然功能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健康问题，如月经失调、性传播疾病和不孕症。

月经失调

经前综合征（premenstrual syndrome，PMS） 是指在月经前两周内出现的身体不适和紧张情绪。症状包括疲劳、头痛、乳房胀痛、手脚肿胀、腹胀、恶心、抽筋、便秘、渴求某种食物、体重增加、烦躁易怒、情绪波动、易哭、注意力不集中或记忆力下降（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 Gynecologists，ACOG，2000b；Moline ＆ Zendell，2000）。高达85％的女性在经期都会出现某些症状，但只有5％～10％的人能够达到PMS的诊断标准（ACOG，2000b）。

经前综合征的原因目前还不完全清楚，但它可能是人体对雌激素和黄体激素正常的每月周期性激增（Schmidt，Nieman，Adams，＆ Rubinow，1998），以及雄激素即睾丸酮和血清素（一种脑化学物质）的水平变化（ACOG，2000b）所做出的不正常反应造成的。因为经前综合征与排卵有关，所以在怀孕期间和绝经后就会消失。

经前综合征的治疗措施包括对患者进行教育，做有氧运动，少食多餐，进食富含复合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少摄入盐和咖啡因，规律睡眠等。此外，补充钙、镁和维生素E也对经前综合征有益处。药物治疗能够缓解某些症状，如利尿剂可以缓解水肿和体重增加（ACOG，2000b；Moline ＆ Zendell，2000）。口服避孕药和替代疗法，如天然黄体酮、月见草油（译者注：一种从月见草种子中压榨的油）和维生素B6也有效，但效果有限（ACOG，2000b）。

痛经 是一种没有明显器质性原因的经期疼痛（俗称“痉挛”），有时人们会把它和经前综合征混为一谈。痛经会给青春期少女和年轻女性带来很大痛苦，而经前综合征则在30岁以上的妇女中更多见。40％～90％的女性都饱受痛经的困扰，其中10％～15％的人痛经非常严重，甚至无法正常生活（Newswise，2004）。痛经是由于子宫收缩造成的，而子宫收缩受前列腺素的控制，因此我们可以用前列腺素抑制剂，如布洛芬来治疗痛经。前一月经周期时如果过度紧张，可能会导致下一月经周期时出现痛经（Wang et al.，2004）。

性传播疾病（STDs）

美国每年约有1500万人感染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性传播疾病（性病），其中一半的人一生都无法痊愈。多数性病的感染率在青少年和青年人中最高，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该群体发生危险性行为的可能性最大（参考第12章）。尽管某些性病现在已经不多见了，特别是梅毒；但其他性病，如淋病和生殖器疱疹的感染率却正在增加。虽然性病在所有种族/民族中都存在，但非裔美国人的感染率高于美国白人，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贫穷、吸毒和滥交等（CDC，2000c）。

2004年12月，全世界约有3940万人感染艾滋病，其中年龄最大的49岁，最小的只有15岁。当年新增艾滋病感染者430万，所有感染者中有260万人死亡。自2002年以来，世界各地感染艾滋病的人数都在增加，其中非洲东部和中部以及东欧增长最快（见图13-4）。但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仍是艾滋病肆虐最严重的地区。世界范围内的艾滋病患者中约半数是女性。新感染的患者中女性所占的比例正在逐渐增加，尤其是在一些异性性接触传染较普遍的地区，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加勒比地区。吸毒者共用被污染的皮下注射针头、同性恋或双性恋男性（他们可能会在感染后再把病毒传染给他们的女性伴侣）进行无保护的性行为及嫖娼是美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UNAIDS/WHO，2004）；由于输血或血液制品感染艾滋病的（就像亚瑟·阿什）只占约1％（CDC，2001b）。

图13-4 全球及地区的HIV感染和AIDS患病情况：2004年。

资料来源：UNAIDS/WHO，2004．

艾滋病在美国的传播现在已得到初步控制。1995年，艾滋病成为25～44岁人群的头号杀手。到2002年，艾滋病在各种死因中下降到第六位（Hoyert et al.，1999；NCHS，2004）。劝说男性使用安全套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是预防性传播疾病最有效的措施。一项对美国海军陆战队保安人员的三阶段干预取得了良好效果，他们更多地了解了社会对使用安全套的支持，也更愿意进行安全性行为（Booth-Kewley，Minagawa，Shaffer，＆ Brodine，2002）。世界艾滋病防治基金自2001年以来增加了3倍，所获得的服务也有很大改善，但仍需继续努力（UNAIDS，2004）。

不孕症

约有7％的美国夫妇不孕，即努力尝试12～18个月后仍无法怀孕（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 Prevention，2001a）。女性的生育力在接近30岁时开始下降，在30～40岁之间会显着降低。男性的生育力受年龄影响不大，但在接近40岁时会大幅下降（Dunson，Colombo，＆ Baird，2002）。不孕症可能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但只有当不孕症导致想要孩子的夫妻永远不可能有孩子时才会造成长期的心理负担（McQuillan，Greil，White，＆ Jacob，2003）。

造成男性不育症最常见的原因是精子数量太少。虽然使卵子受孕只需要一个精子，但要攻破卵子的保护膜却必须有数以百万计的精子所释放的酶；因此，当一次射精时产生的精子数量在6000万到2亿这一水平之下时就可能怀不了孕。有时射精管可能被堵塞，使精子无法通过；或者精子活力过低，无法成功“游”到宫颈，这些都是男性不育的原因。还有一些男性不育则似乎是因为遗传方面的原因（King，1996；Reijo，Alagappan，Patrizio，＆ Page，1996；Phillips，1998）。

女性不孕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由于无法产生卵子或卵子不正常；也可能是宫颈粘液阻碍了精子通过；或是由于子宫内膜异位，这种子宫内膜疾病可能会造成受精卵无法植入子宫壁。卵子质量下降是30岁以上女性生育力下降的最主要原因（van Noord-Zaadstra et al.，1991）。但女性不孕最常见的原因却是输卵管堵塞，从而造成卵子无法到达子宫。在输卵管堵塞的病人中，大约一半是由于性病导致的疤痕组织堵塞了输卵管（King，1996）。

不孕不育有时可以通过激素治疗、药物治疗或手术来解决。但是，药物会增加高风险多胞胎出现的概率。接受生育治疗的男性更容易产生染色体异常的精子（Levron et al.，1998）。每天补充辅酶Q10（一种抗氧化剂）有助于提高精子活性（Balercia et al.，2004）。

经过一年的努力仍没有怀孕的夫妻也不必急于进行不孕症治疗。除非有明确的导致不孕的原因，否则在一年半到两年后成功怀孕的机会是比较高的（Dunson，2002）。在科技发达的今天，那些已经放弃自然怀孕的夫妻仍有很多其他方法来实现做父母的梦想（见专栏13-1）。

专栏13-1 实战演说

辅助生殖技术

1978年，通过试管受精 （IVF）即母体外受精，婴儿路易斯·布朗（Louise Brown）在英国诞生，拉开了辅助生殖技术的帷幕。2000年，25000多名妇女借助科技成功怀孕，并生下超过35000名婴儿（Wright，Schieve，Reynolds，＆ Jeng，2003），占当年美国新生婴儿总数的近1％（Martin，Hamilton et al.，2002）。

技术和成果 试管受精是目前最常用的辅助生殖技术。这种技术会使用生殖药物来促进排卵，然后通过手术取出一个或多个成熟的卵子，并在试验器皿中进行受精，然后将受精卵植入女性子宫。为了增加怀孕几率，通常会同时植入多个受精卵，这也就增加了不成熟的多胞胎产生的可能（Wennerholm ＆ Bergh，2000）。但是，自1999年以来，一次植入3个以上受精卵的情况有所减少（Reynolds，Schieve，Martin，Jeng，＆ Macaluso，2003）。

卵细胞体外成熟 （in vitro maturation，IVM）是一种更新的技术，该技术在排卵周期的早期进行，此时会有30～50个卵泡生成，这些卵泡通常只有一个可以成熟。在排卵完成之前获得大量卵泡，然后在实验室中使之成熟，这样就不必非得注射激素，也就降低了多胞胎出现的可能（Duenwald，2003）。

和路易斯·布朗的母亲一样，很多女性不得不求助于试管受精技术，因为她们的输卵管堵塞或受损无法修复。这一技术同样可以应用于严重的男性不育症，将一个精子注入卵子来实现受孕，这一技术被称为卵泡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 （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ICSI）。

人工受精 （artificial insemination）是将精子注入女性的阴道、宫颈或子宫内。这一技术通常在男性精子数量过少时使用，可以把数次射精获得的精子一次注入。如果男性没有生育力，则可以选择捐赠者的精子进行人工受精 （AID）。

卵子质量过低或摘除卵巢的女性可以尝试进行卵子移植。 该技术是将一枚卵细胞（也可是由健康女性匿名捐赠的）在实验室中进行受精，然后植入接受者的子宫内。在胚胎移植技术 中，受精卵没有立即植入子宫，而是继续在实验室培养到胚胎阶段。但是这种方法会增加同卵双胞胎出现的几率（Duenwald，2003）。或者也可以用另一种类似方法，卵子在捐赠者体内进行人工受精，几天后将胚胎取出并植入接受者的子宫。

尽管辅助生殖技术的成功率自1978年以来有所提高（Duenwald，2003），但2000年接受该技术的99629名妇女中也仅有30.8％的人成功生下宝宝，其中53％的是多胞胎。辅助生殖技术在35岁以下女性中的成功率最高（Wright，et al.，2003）。输卵管内配子移植术 （gamete intrafallopian transfer，GIFT）和输卵管内合子移植术 （zytoge intrafallopian transfer，ZIFT）是目前较新的技术，该技术是把精子和卵子或是受精卵注入输卵管内（CDC，2002b；Schieve et al.，2002；Society for Assisted Reproduction Technology，1993，2002）。

借助人工方式孕育的孩子到底怎么样呢？一项研究对1523名英国、比利时、丹麦、瑞典和希腊的人工助孕方式出生的婴幼儿进行了追踪，结果显示，孩子5岁时，在生理发育、健康和发展的其他方面，通过试管受精（IVF）或卵泡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ICSI）生育的孩子与自然生育的孩子并没有显着差异。但是，通过卵泡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技术生育的孩子患先天性泌尿系统异常和肾脏异常的概率确实较高（Barnes et al.，2003；Sutcliffe，Loft，Wennerbolm，Tarlatzis，＆ Bonduelle，2003）。通过对100对夫妇（孩子为9～12个月）进行访谈发现，通过人工方式生育的父母比自然生育的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更积极，情感卷入也更多（Golombok，Lycett，et al.，2004）。纵向研究发现，到12岁时，通过试管受精或捐赠者人工受精生育的孩子和自然生育或领养的孩子在社会情感发展方面几乎没有差异（Golombok，MacCallum，＆ Goodman，2001；Golombok，MacCallum，Goodman，＆ Rutter，2002）。

代孕 代孕法 （surrogate motherhood）是使用未来孩子父亲的精子通过人工受精使代理怀孕的女性怀孕。宝宝在代理怀孕的母体内生长，出生后交给孩子的父亲及其配偶。妊娠代孕 （gestational surrogacy）是一种较新的方法，父母提供精子和卵子，通过试管受精后植入代理怀孕者的子宫，因此代孕母亲并不是孩子生物学上的母亲。55岁的蒂娜·凯德自己生下了三个外孙，这真是奇事一桩。蒂娜的女儿在努力4年之后仍无法成功怀孕，最终蒂娜为女儿做了代理孕母（Gelineau，2004）。

有研究调查了42个有代孕宝宝的家庭。结果显示，和自然生育或捐赠卵子生育的家庭相比，这些父母报告的压力较小，对孩子更温暖关爱，也更享受为人父母的乐趣，这可能是由于这些父母非常非常想要孩子，因此对孩子特别投入（Golombok，Murray，MacCallum，＆ Lycett，2004）。

辅助生殖技术的相关问题 辅助生殖技术滋生出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法律、伦理和心理两难问题交织其中（ISLAT Working Group，1998；Schwartz，2003）。单身、同居和同性恋家庭是否应该利用该方法生育孩子？年纪较大的人是否也应该使用该技术进行生育？孩子是否应该了解自己的出身？对潜在捐赠者和代理孕母是否应该进行基因检测？当试管受精产生多个受精卵时，是否应该放弃其中一些，从而增加幸存者健康成长的机会？那些没被选中的胚胎又该如何处理？是否应该要求生育诊所公开辅助生殖技术的风险、选择权和成功率？

在代孕情况下，问题更加复杂（Schwartz，2003）。谁是孩子“真正”的父母？是代孕母亲还是孩子生物学上的母亲？假如代理孕母自己想要孩子该怎么办？这类案件以前就曾发生过，闹得沸沸扬扬。假如原本想要孩子的父母拒绝履行合同该怎么办？费用支付问题是代孕的另一个争议所在。代孕产业催生出了“繁殖者阶层”，这些贫穷的弱势女性孕育了富人们的孩子，令人震惊。关于捐献卵细胞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Gabriel，1996）。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只要有人想要孩子却不能生育，现代人类的科技和创新就可以想方设法满足他们的需要。

我思我秀

假如你或你的配偶不能生育，你们是否会慎重考虑使用这些辅助生殖方法呢？为什么？

课外链接

如需这一主题的更多信息，可登录http：//www.nichd.nih.gov/publications/pubs/counrs/sub3.htm。该网站专门介绍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研究。

认知发展

关于成人认知的不同研究视角

发展心理学家从多种不同角度对成人的认知进行了研究。一些研究者试图区分出成年期所出现的各种认知能力，或是找出个体在成年后是如何使用这些能力的；另一些研究者则重点考察智力的不同方面，这些智力成分贯穿于人的一生，但通常在成年期达到峰值。目前有一种理论揭示了情感在人的智力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该理论既适用于儿童，也适用于成人。

超越皮亚杰：成年期新的思维方式

尽管皮亚杰认为形式运算阶段是认知发展的终点，但也有发展心理学家主张，在此阶段之后，个体的认知能力仍在发展变化。新皮亚杰理论和相关研究中的一个分支聚焦于更高水平的抽象思维，或称之为反思性思维 ；另一分支则研究后形式思维 ，这种思维方式会把逻辑、情感和实践经验相结合来解决模糊性问题。

反思性思维 反思性思维 （reflective thinking）是一种复杂的认知形式，它最初是由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1910～1991）提出的。杜威把反思性思维定义为：对各种信息、有证可循的观点及其推论进行“主动、持久且谨慎的思考”。具备反思性思维的人会不断质疑假设、进行推断和联想。在皮亚杰所说的形式运算阶段之上，反思性思考者能够创造出复杂的智力系统，从而调和某些看似相悖的观点，例如将各种现代物理理论或人类发展理论相结合，使之形成能够解释很多不同现象的总体理论（Fischer ＆ Pruyne，2003）。

有人认为，反思性思维能力出现在20～25岁之间，因为负责高级思维的大脑皮层区域此时才能够完全髓鞘化（参考第4章）。同时，大脑也在形成新的神经元、突触和树突间的联接，而有利的环境因素则可以促进大脑形成的皮层联接更加密集。因此，尽管每一个成年人都具备成为反思性思考者的潜能 ，但只有少数人能够将这种能力发展到极致，而能够一直运用这种能力解决各种问题的人就更少了。比如说，一个年轻人可能理解“公正”的意思，但在和其他概念（如社会福利、法律、道德和责任）相比时却可能很容易忽略公正的重要性。这可能有助于理解我们在本章后面部分将会讨论的一个问题：很少有成年人能够达到科尔伯格道德推理的最高水平，青少年就更不用说了。对很多成人来说，大学教育有助于反思性思维的发展（Fischer ＆ Pruyne，2003）。

后形式思维 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和理论认为，成熟的思维可能比皮亚杰所描述的更丰富、更复杂（Arilin，1984；Labouvie-Vief，1985，1990a；Labouvie-Vief ＆ Hakim-Larson，1989；Sinnott，1984，1989a，1989b，1991，1998，2003）。其特点是：能够处理不确定的、不一致的、相互矛盾的、有缺陷的或是折中的信息（就像亚瑟·阿什在面对自己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不能继续网球生涯这一事实时的表现）。这种更高级的成年期认知能力有时被称为后形式思维 （postformal thought）。

后形式思维灵活、开放、具有适应性和个性，它利用直觉、情感和逻辑来帮助人们应付这个看似杂乱无序的世界，将经验运用于模糊性情境之中。

后形式思维是持相对论的。和反思性思维一样，后形式思维也能让人跳出单一的逻辑系统（比如说欧几里德几何、人类发展的某一特定理论，或是现存的政治制度），调和相互冲突的观点或在其中做出选择（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争，或夫妻间的矛盾），即使这些观点单独来看都很有道理（Labouvie-Vief，1990a，1990b；Sinnott，1996，1998，2003）。不成熟的思维看到的是黑白对立（非对即错、智力对情感、心灵对肉体）；而后形式思维则可以看到二者之间的灰色地带。像反思性思维一样，后形式思维也是在活动和相互作用中获得发展的，在这些活动中，个体可以打破对事物的固有看法，或挑战某些简单极端的观点。

杰出的研究人员简·西诺特（Jan Sinnott，1984，1998，2003）提出了后形式思维的几个标准：

• 转换频道 ：能够在两个以上不同的逻辑体系下进行思考，并在抽象推理和对现实世界的考虑二者之间进退自如。（例如“这件事可能在理论上能行得通，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行。”）
• 明确问题 ：能够对问题在逻辑上进行归类，并对其参数进行定义。（例如“这是一个道德问题而非法律问题，所以司法判例对解决这一问题没什么帮助。”）
• 过程—产品转换 ：能够明白，一个问题既可以通过解决类似问题的一般过程来解决，也可以通过产品，即针对特殊问题的具体办法来解决。（例如“以前我碰到过类似问题，我知道怎么解决”，或“对于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应该是……”）
• 实用主义 ：能够在几个可能的解决方案中选出最好的，并说明选择的标准是什么。（例如“如果你想花最少的钱解决问题，就这样做；如果你想用最少的时间解决问题，就那样做。”）
• 多种解决方案 ：能够意识到大多数问题的原因不仅一个，明白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目标，知道一个问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我们先试试你的方法，如果不行再试试我的。”）
• 能意识到事物间的矛盾 ：明白问题和解决办法之间可能存在着固有的冲突。（例如“这样做可以让他得偿所愿，但最终却只能带给他不幸。”）
• 自我参照思维 ：个体能够意识到自己必须决定使用哪种逻辑。换句话说，即个体在运用后形式思维。

后形式思维通常发生在社会和情感的背景中，而皮亚杰研究的问题则与此不同。皮亚杰的研究涉及物理现象，要求客观冷静、不掺杂情感地进行观察和分析；但通常社会困境的结构并不清晰，而且充斥着各种情感。在这种情况下，成熟的个体往往会运用后形式思维（Berg ＆ Klaczynski，1996；Sinnott，1996，1998，2003）。

夫妻之间常常不得不面对3种逻辑现实：每一方各自的问题、二人关系的问题以及生活所必须承担的问题。后形式思维不会让夫妻某一方的思维方式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只能妥协退让；而是让两人的观点综合统一，获得双赢，从而促进个体认知和情感的发展。例如，如果一对拥有同等重要职务的夫妻为了谁做家务发生争执，那么，后形式思维有助于他们抛开成长过程中受家庭及社会影响所形成的性别角色观念和态度（Sinnott，2003）。

有研究发现，在成年早期到成年中期，个体的思维会发展变化，趋向于后形式思维，尤其当涉及情感问题时。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需要对一系列假设情境的原因进行判断，例如一次夫妻间的冲突。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和年轻人倾向于责备个体，而中年人则更多地将冲突归结于个体之间以及个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面对的情境越是模棱两可，对问题所做解释的年龄差异就越明显（Blanchard-Fields ＆ Norris，1994）。

一项对130名医科大学新生的追踪研究用实验性证据证明了后形式思维的价值。参与者的模糊容忍度及他们到大三大四时的同理心（情感和认知的结合）预测了患者对他们临床表现的评价（Morton et al.，2000）。我们将在第15章对后形式思维做进一步的探讨。

沙伊：认知发展的毕生模型

华纳·沙伊（K．Warner Schaie）的认知发展毕生模型（1977～1978；Schaie ＆ Killis，2000）着眼于智力发展在社会情境中的应用。他的七阶段理论围绕人生各阶段的突出目标展开，这些目标会逐渐发生变化，从获得信息和技能（我需要知道什么 ）到对知识和技能进行综合（如何利用我所知道的 ），再到寻求事物的意义和目的（我为什么要知道 ）。七阶段的具体内容如下：

1．获得阶段 （儿童期和青少年期）：儿童和青少年获取信息和技能，主要是好奇求知而学习，或为将来步入社会做准备。

2．达成阶段 （青少年后期或20岁至30岁出头）：成年早期不再仅仅是为了好奇求知而学习，而是利用所学来达到某种目的，如职业和家庭。

3．责任阶段 （将近40岁至60岁出头）：中年人利用自己的智慧来解决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多数与他们对周围人的责任有关，例如家人或雇员。

4．执行阶段 （三四十岁和贯穿整个中年）：执行阶段可能和达成阶段、责任阶段存在重叠，处于此阶段的个体对社会系统（如政府组织或商业组织）或社会运动负有责任，负责处理各种水平的复杂关系。

5．重组阶段 （中年晚期）：退休后，个体会围绕一些有意义的目标来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活动，因为此时的生活重心不再是工作。

6．重新整合阶段 （成年晚期）：老年人可能会放弃一些社会活动，他们的认知功能也可能会因为生理变化而受限。因此，他们通常会更加慎重地选择努力的目标。他们会集中精力朝目标迈进，专注于最有意义的任务。

7．遗产创造阶段 （老年期）：临近生命终点时，一旦完成重新整合阶段（或二者并进），老年人就会决定如何处置自己的珍贵物品，安排自己的葬礼，口述自己一生的经历，或将其付诸笔端留给自己所爱的人作为遗产。所有这些任务都涉及认知能力在社会和情感情境中的运用。

并非每个人都会依照上面的时间表按部就班地经历这七个阶段，亚瑟·阿什就是如此。他英年早逝，但在去世之前经历了所有阶段。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处于获得阶段 时，阿什学到了成为顶级网球运动员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当他还在高中和大学时就已进入了达成阶段 ，在获得业余巡回赛的过程中，阿什精炼了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日后的职业网球生涯打好了基础。30多岁时，阿什进入了责任阶段 ，他协助成立了网球运动员联盟并担任主席，后来又成为美国戴维斯杯网球队队长。同时，他也更清晰地意识到，利用自己的地位来促进种族正义和机会均等是他的责任。进入执行阶段 后，阿什曾担任美国心脏病协会主席，任公司董事会董事，还在几个城市建立了内城青年网球项目。在此期间，阿什因病结束了网球生涯，而后又与艾滋病艰难斗争。这些经历促使阿什进入了重组阶段 ，他进行演讲、写作、打高尔夫，还做电视体育评论员。最后，他决定公开自己患艾滋病的消息，这使得阿什进入了重新整合阶段和遗产创造阶段 。他掀起了全国范围的艾滋病研究和教育运动，还撰写了关于非裔美国运动员历史的书，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如果一个人确实完成了上述各阶段，那么传统的心理测验可能就不再适用，因为心理测验采用同类任务来测量人生各阶段。为了测量儿童知识技能而开发的测验并不适用于测量成人的认知能力，因为成人是使用知识技能来解决实际问题和实现自主选择目标的。因此，我们需要开发新的测验来测量成人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能力；例如，如何实现收支平衡、如何读懂列车时刻表或对医疗问题做出知情决策等。斯滕伯格的工作正是朝着这一方向的。

斯滕伯格：洞察力和专门技能

艾利克斯、芭芭拉和考特尼3人都申请了耶鲁大学的研究生。艾利克斯在大学期间的成绩几乎都是A，GRE得分很高，有很好的推荐信。芭芭拉成绩中等，GRE成绩也低于耶鲁的标准，但在她的推荐信中充满了对她非凡研究和创造性观点的褒奖。考特尼的大学成绩、GRE成绩和推荐信都不错，但都算不上最好的。

艾利克斯和考特尼收到了研究生入学通知书；芭芭拉没有被录取，但她却被一个研究机构雇佣，可以旁听研究生课程。艾利克斯入学后的第一年成绩很好，但之后就成绩平平。芭芭拉工作成绩斐然，震惊了整个入院审查委员会。考特尼在研究生期间成绩只算中等，但毕业后却轻而易举找到了好工作（Trotter，1986）。

根据斯滕伯格（1985a，1987）的智力三元论（第9章介绍过），芭芭拉和考特尼在创造性洞察力［即斯滕伯格的经验性智力 （experiential element）］和实践性智力［即斯滕伯格的情境性智力 （contextual element）］两方面很突出，但心理测验却无法测出。因为洞察力和实践性智力在成人的生活中非常重要，所以心理测验在测量成人智力和预测其成就时作用有限，它们更适合测量儿童智力，预测儿童的学习成绩。作为一名大学生，艾利克斯的成分性 （componential）或分析性能力有助于其在考试时获得好成绩。然而科学研究需要原创性思维，因此，芭芭拉出众的经验性智力，她新奇的洞察力和创意在此时就开始闪光。考特尼的实践性、情境性智力，即她的“街头智慧”同样如此。她很清楚自己该如何选择，她选择“热门的”研究课题、在“正确的”杂志上发表论文，更知道用什么办法在哪里找到工作。

智力的年龄变化 创造性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直到中年似乎仍在增长，至少保持稳定（参照第15章）；而解决学术问题的能力一般来说却在减退（Sternbert，Wagner，Williams，＆ Horvath，1995）。实际问题是在个体实践过程中出现的，解决问题所需的信息也来源于实践。由于实际问题跟个体的关系更密切，所以会促使个体进行更缜密的思维，从而更好地测量其认知能力，这一点是优于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学术性问题的。学术性问题通常有一个确定的答案和找出答案的正确方法；而实际问题则往往很难界定、有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法，这些方法又各有利弊（Neisser，1976；Sternberg ＆ Wagner，1989；Wagner ＆ Sternberg，1985）。生活经验能帮助成人解决实际问题。有研究考察了俄罗斯成人在社会制度发生改变时的适应能力。结果显示，斯滕伯格的3种智力都有助于适应环境变化，但实践性智力是身心健康最好的预测指标（Grigorenko ＆ Sternberg，2003）。

内隐知识 实践性智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内隐知识 （tacit knowledge）（参考第9章），即“底蕴”、“诀窍”或“悟性”等，这些都不是通过正式教学或公开讲解获得的（Sternberg，Grigorenko，＆ Oh，2001；Sternberg ＆ Wagner，1993；Sternberg et al.，1995；Wagner ＆ Sternberg，1986）。内隐知识主要是个体独立获得的，是关于如何行事的“常识性”知识，如怎样获得晋升，如何摒弃繁文缛节等。它跟测得的一般认知能力相关不高，但却可以较好地预测管理方面的成就（Sternberg，Grigorenko，＆ Oh，2001）。

内隐知识包括自我管理 （知道如何自我激励和合理安排时间精力）、任务管理 （知道如何写一篇学期论文或申请书）和他人管理 （知道何时用什么方式来奖惩下属）（E．A．Smith，2001）。斯滕伯格对内隐知识进行了测量，方法是让参与者对一些假设的工作情境（例如怎样谋得晋升）进行选择，将他们的选择过程和该领域的专家及大家普遍接受的“拇指规则”做对比。用这种方法研究的结果显示，内隐知识似乎和IQ相关不高，它对工作成就的预测比心理测验更准确（Sternberg，et al.，1995）。

有人对16位平均工作经验为15年的注册护士进行了研究。在该研究中，参与者面临一些假设的危急情况。其中一个任务是给一名从摩托车上摔下来的病人包扎前臂轻微感染的伤口。患者表现出低血糖症状，虚弱、出汗、发抖和饥饿感，其头部也可能有创伤。研究结果显示，对这一情境处理最成功的护士表现出的外显（即有意习得）知识并不比处理欠妥的护士多。二者的差别体现在对内隐知识的使用上：成功的护士在做决定时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感觉和直觉，他们对知识的组织也更宏观和综合（Herbig，Büssing，＆ Ewert，2001）。

当然，并非只要有内隐知识就能获得成功，智力的其他方面也在起作用。但是在对企业经理人的研究中发现，用薪酬、管理经验年限和公司业绩作为工作成就的指标时，内隐知识测量、IQ和人格测验几乎可以预测其全部工作成就（Sternberg et al.，1995）。有研究显示，剔除家庭背景和教育程度的影响后，内隐知识与企业经理在特定年龄的薪水和职位相关。内隐知识最丰富的经理不是那些做了很多年经理或在一家公司干了很多年的人，而是在多家公司做过经理的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经验更宽泛（Sternberg et al.，2000）。

情绪智力

1990年，彼得·萨洛维（Peter Salovey）和约翰·梅耶（John Mayer）两位心理学家提出了情绪智力（简称EI）的概念。情绪智力指认识和处理自己及他人情绪的能力。戈尔曼（Daniel Goleman，1995，1998，2001）是一位心理学家兼科普作家，他推广了情绪智力的概念，使其扩展后包括乐观、责任心、积极性、同理心和社会胜任力等品质。戈尔曼认为，在工作等方面要获得成功，这些品质比IQ更重要。

情绪影响成功，这一观点并不是新近才有的，也不只适用于成人。但是，只有在成人的生活中，在面临“不成功便成仁”的挑战时，我们才可能更清晰地看到情绪在影响人们有效发挥智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就像亚瑟·阿什一次次证明的那样。

戈尔曼列举了近500家公司，在这些企业中，情绪智力得分最高的人升到了更高的职位。情绪智力似乎成了优良工作表现的能力基础。戈尔曼认为，优秀的工作能力受以下因素影响：自我意识 （情绪的自我意识、正确的自我评价和自信）、自我管理 （自我控制、可信赖、责任心、适应性、成就动机和主动性）、社会意识 （同理心、服务导向和组织意识）和关系管理 （培养他人、施加影响、进行沟通、处理冲突、领导能力、推动变革、建立关系及团队合作）。在这4方面至少各有一种能力出众是在所有工作中获得成功的关键（Cherniss，2002；Cherniss ＆ Adler，2000；Goleman，1998）。

情绪智力会影响获得和使用内隐知识的能力，就像我们在本章前面部分讨论过的对护士的研究。在护理领域和其他工作领域一样，情绪智力是有效工作的关键，也是认识自己和他人情绪并做出恰当反应、激发自己和他人积极性的关键（Cadman ＆ Brewer，2001）。情绪智力还会影响人们亲密关系的质量和在压力环境下的健康状况（Cherniss，2002）。

戈尔曼指出，情绪智力并不是认知智力的反面。有些人两种智力都很高，而有些人则都低。情绪智力让我们联想起加德纳提出的个人智力和人际智力（参照第9章），它在情绪和认知之间的关系与后形式思维类似。

尽管研究结果支持情绪在智力活动中的作用，但对情绪智力的概念存有争议。认知智力已很难评估，情绪智力则更难测量。首先，各种情绪混杂在一起，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如果一个人可以处理恐惧却无法面对内疚，或者能够克服紧张却不能承受无聊，那么我们该怎样评估他的情绪智力呢？其次，某种情绪的作用依赖于情境。例如，愤怒既可能导致有害的行为，也可能激发有益的行为；焦虑既可以警示危险的来临，同时也可能阻碍个体做出有效反应（Goleman，1995）。再次，学界认为大多数所谓的情绪智力的成分往往是人格特质。有研究发现，客观地测量情绪智力和对其进行准确定义一样，都是不可靠的；而那些自评情绪测验几乎和人格测验无法区分（Davies，Stankov，＆ Roberts，1998）。

情绪行为最终往往会归结为价值判断。是否应该服从权威，鼓舞还是利用他人，怎样做更明智？“情绪技能和智力技能一样，都是道德中立的……如果没有道德指南的指引，人们既可能利用其情绪技能行善，也可能作恶。”（Gibbs，1995，p.68）。下面我们来看看成年期“道德指南”的发展。

道德推理

在第11章介绍的科尔伯格理论中，儿童青少年的道德是伴随其认知成熟而发展的。随着儿童摆脱自我中心，能够进行抽象思维，其道德判断也获得了发展。但是在成年期，道德判断往往会更复杂。

科尔伯格认为，能否达到道德推理的第三水平，即完全的原则水平或后习俗道德，主要取决于经验。大多数人在20岁以后才能达到这一水平，在此之前，即使有人能达到也寥寥无几（Kohlberg，1973）。两类经验能够促进年轻人道德推理的发展：一是在家庭以外遇到的价值观冲突（例如在学校、军队或出国旅游途中），二是在对他人的利益负有责任时（如为人父母）。

经验能够促使成人重新评价自己关于对错和公正的判断标准。有些成人会自发地把个人经验作为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依据。例如，癌症患者或其亲戚朋友有得癌症的人，更可能宽容两难故事中偷取昂贵药物治疗自己濒死妻子的人，并用自己的经历来做出解释（Bielby ＆ Papalia，1975）。亚瑟·阿什曾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活，这些经历可能促使他更积极坦率地呼吁废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些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经历能够帮助人们从假设的、客观的角度来重新思考，有助于人们看到不同的观点。

用认知发展阶段并不能完全解释道德判断的发展。当然，仍处于自我中心思维阶段的人是不可能在后习俗水平做出道德判断的；但即使一个人能够进行抽象思维，他也不一定能达到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除非他的个人经验能够跟得上认知发展。在个人经历为道德发展做好准备之前，很多具备思维能力的成年人都无法突破习俗水平阶段的道德推理。

1987年离世前不久，科尔伯格提出了道德推理的第七阶段，超越了对公正的考虑。在此阶段，成人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坚守道德？”（Kohlberg ＆ Ryncarz，1990，p．192）。科尔伯格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一种宇宙的视角：“与宇宙、自然或神明相统一的观点”，即个体能够“从宇宙整体的角度”来看待道德问题（Kohlberg ＆ Ryncarz，1990，pp．191，207）。这一观点的实现者凤毛麟角，因此科尔伯格很难把它称为一个发展阶段。但是，科尔伯格明确指出，这一阶段类似于神学家詹姆士·福勒提出的信仰的最成熟阶段（参考专栏13-2），“个体会体验到与自身生命和存在的终极状态的统一”（Kohlberg ＆ Ryncarz，1990，p．202）。

专栏13-2 知识拓展

信仰的毕生发展

能否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信仰呢？詹姆士·福勒（Fowler，1981，1989）认为是可以的。他把信仰定义为“看待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为了研究人们是怎样获得这些知识的，福勒和他在哈佛神学院的学生一起访谈了400多位参与者，这些参与者来自各个年龄段，他们的种族、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背景、宗教信仰或世俗身份和社会关系各不相同。

福勒的理论关注信仰的形式 ，而非其内容或对象。他的理论不局限于某种特定的信仰系统。信仰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是非宗教的。人们可以信仰上帝，也可以信仰科学、人文或他们作为终极目标的事业以及令他们的生命有意义的事物。

福勒认为，信仰的发展和认知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也是通过个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和其他阶段论一样，福勒的信仰发展阶段也是按照规律的顺序进行的，各阶段都建立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之上。挑战或打破个体原有平衡的新经验，如受到的批评、遭遇的问题或心灵的启迪等，都可以促使信仰从一个阶段上升到另一阶段。这种转换发生的年龄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终生都在某阶段停滞不前。

福勒的信仰发展阶段与皮亚杰、科尔伯格和埃里克森所描述的阶段大致相同。福勒提出，信仰大约在幼儿1岁半到2岁时开始萌发，此时幼儿已经具有自我意识，开始使用语言和象征性思维，并且已经形成了埃里克森所说的基本信任 ，即明白有影响力的他人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

• 阶段1：直觉与投射的信仰 （18～24个月到7岁）。幼儿努力理解控制自己世界的力量，在此过程中结合成人讲的故事，想象出强大的、虚构的关于上帝、天堂或地狱的影像，这些影像通常是可怕的，有时是持久的。因为前运算阶段的儿童往往容易混淆事物的因果，无法区分现实和幻想，所以这些影像通常是不合理的。由于儿童的思维是自我中心的，所以他们很难分清自己和父母对上帝的看法。他们对上帝的理解主要是服从和惩罚方面的。
• 阶段2：神话与文字的信仰 （7～12岁）。此时儿童的思维更具逻辑性，开始形成更一致的对世界的看法。在能够进行抽象思维之前，儿童往往会从家人和社区的信仰及惯例中获取宗教故事和符号，并对其进行字面理解。现在他们能够超越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上帝，考虑到人的努力和意图。他们相信：上帝是公正的，善恶终有报。
• 阶段3：综合与形成惯例的信仰 （青少年及以上）。此时的青少年能够进行抽象思维，开始形成理想的意识形态（信念系统）和承诺。在追求自我同一性的过程中，他们寻求更多的与上帝有关的个人关系。但是，他们的同一性并不坚定，他们从其他人（通常是同伴）那里寻求道德权威。他们的信仰是盲目的，遵从群体标准。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追随某宗教组织，约50％的成人都不能超越这一阶段。
• 阶段4：个人与反思的信仰 （20岁到25岁左右及这个年龄段以上）。处于这一后习俗阶段的成人会批判性地检验自己的信仰，不受外界权威和群体规范的影响，独立思考自己的信念。由于年轻人对亲密关系非常关注，所以离婚、朋友离世等压力事件通常会促使他们进入这一阶段。
• 阶段5：整合的信仰 （中年及以上）。中年人更清晰地意识到了理性的局限性。他们认识到生活中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经常纠结于满足自身需要和为了他人牺牲自己利益的矛盾之中。当开始考虑死亡时，他们会将自己早先的信念统合进信仰系统，从而获得更深的理解和接纳。
• 阶段6：普适化的信仰 （生命晚期）。福勒把一些道德和精神领袖归入这一罕有人达到的终极类别，如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和特蕾莎修女，他们对全人类的愿景和承诺之宽广令人极其振奋。他们满腔热忱，想要“投身到能改变世界和统一世界的力量中”。因此，他们“比其他人更透明、更简单，在某种意义上也更具有人性的光辉”（Fowler，1981，p．201）。因为他们威胁到了现有的秩序，所以往往会成为殉道者；他们虽然热爱生活，但不墨守成规。这一阶段与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第七阶段平行。

作为系统研究信仰发展的先驱之一，福勒的影响力巨大，他的着作是很多神学院的指定读物（Koenig，1994）。但有人批评说，福勒的信仰概念与传统定义不一致，其中包含了接纳，而非内省。他们对福勒强调认知知识提出质疑，认为他低估了简单、坚定且无条件信仰的成熟（Koenig，1994）。也有人质疑信仰是否都遵照普适化的阶段来发展，至少是否都遵照福勒提出的这六个阶段。福勒本人则提醒大家，尽管他的确让处于信仰发展最高阶段的人扮演了道德和精神榜样，但并不能认为这些人就比其他人更优秀或更真实。

福勒的样本并不是随机的，而是来自美国北部城市或附近的付费志愿者，美国大部分大学都位于这些城市中。因此，他的研究结果可能更适于智商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Koenig，1994）。福勒的研究结果也不适用于非西方的文化。另外，福勒最初的研究样本中60岁以上的参与者很少。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有研究者（Shulik，1988）访谈了40名老年人，发现他们的信仰发展阶段和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水平高相关。但是他也发现，信仰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老年人出现抑郁情绪的可能性最小。因此，福勒的理论可能忽略了传统宗教信仰对老年人的适应性价值（Kodnig，1994；见第18章表18-1）。

另一些批评与对其他毕生发展模型的批评类似。皮亚杰理论、科尔伯格理论和埃里克森理论的最始参与者也不是随机选择的。还需要更多尤其是来自非西方文化的研究，以验证、修改和扩展福勒的理论。

我思我秀

• 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否都信仰上帝？
• 你处在福勒描述的信仰发展的哪个阶段？

课外链接

如需更多关于这一主题的信息，可登录http：//www.psywww.com/psyrelig．该网站专门介绍宗教心理学，描述“心理学家研究宗教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所获得的成果”。

文化与道德推理

科尔伯格宣称自己的道德发展阶段论是普遍适用的。为了验证这一论断，研究人员在几种非西方文化中对道德两难问题进行了测验。在印度，僧侣们的得分低于平民，这显然是由于科尔伯格的模型不能充分评价佛法中的合作和非暴力等后习俗道德所致（Gielen ＆ Kelly，1983）。

海因兹偷药的两难故事经过修改后在中国台湾地区施测。修订后的版本中，某人的妻子生病，商店老板拒绝给她食物 。这个版本对中国的村民而言似乎并不可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习惯于听到商店老板说：“不管他有没有钱，你都应该给他东西”（Wolf，1968，p．21）。

尽管科尔伯格的理论基础是公正，但中国的社会风俗更偏爱和谐。在科尔伯格的理论框架中，参与者应该依据自己的价值观系统做出非此即彼的决定；而在中国社会中，人们在面临道德困境时往往会公开讨论，以集体标准为导向，努力找到能让尽可能多的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在西方，即使好人迫于环境压力违反了法律也是要受到惩罚的；但中国人并不习惯普遍地、毫无例外地应用法律，他们的教育要求服从法官的英明裁决（Dien，1982）。

但是，我们也要谨慎小心，不能对文化态度进行简单粗略的概括。每种文化对正确、幸福和公正这些概念的界定可能都不尽相同。“西方文化是个人主义的，东方文化是集体主义的”这种说法忽略了其中的个体差异，忽视了甚至某一文化内部截然相反的态度，以及做出道德判断的具体情境（Turiel，1998）。例如，美国政府在东南亚海啸和卡特里娜飓风之后为灾民发放救济金的行为说明，在美国的社会文化中，同情和竞争并重。

性别与道德推理

由于科尔伯格最初的研究是在男性中进行的，因此，吉利根（Carol Gilligan，1982，1987a，1987b）认为他的理论体系过于强调公正和公平等“男性”价值观，而忽略了同情、责任和关爱等“女性”价值观。吉利根指出，女性的道德困境主要是自身需要与他人需要的冲突。而大多数社会文化往往希望男性能够自信、独立，女性能够牺牲自己、以他人为中心。

为了了解女性是如何进行道德选择的，吉利根（Gilligan，1982）对29名孕妇进行了访谈，问她们是决定留下自己的孩子还是终止妊娠。这些女性从自私与责任的角度来看待道德，认为细心照顾他人并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是自己的责任。吉利根的结论是：女性较少像男性那样考虑公正、公平等抽象概念，而更多地考虑自己对特定的人的责任（见表13-1，吉利根列出了女性道德发展水平）。

表13-1 吉利根的女性道德发展水平

资料来源：Reprinted and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from In a Different Voice：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by Carol Gilliga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opyright © 1982，1993 by Carol Gilligan．但是，总的来说，其他研究人员并未发现道德推理存在显着的性别差异（Brabeck ＆ Shore，2003）。有人大规模分析对比了66项已有研究，结果显示，男女两性在科尔伯格道德两难问题上的反应终生都没有显着差异（L．J．Walker，1984）。在少数研究中男性得分稍高，但这并不一定是性别造成的，因为男性通常比女性受教育程度高，工作也更好。一项较新的分析对比了113项研究，得出了更加微妙的结论。尽管女性更可能从关怀的角度来考虑，男性更多地是公正导向；但这种差异微乎其微，尤其是在大学生中。参与者的年龄和两难问题的类别比性别影响更大（Jaffee ＆ Hyde，2000）。因此，证据的分量似乎既不支持吉利根最初的观点，即科尔伯格的理论存在男性偏向，也不支持关于道德存在独特的女性视角（L．Walker，1995）。

在后来的研究中，吉利根描述了男女两性的道德发展，超越了抽象推理。不用类似于科尔伯格最初使用的假设道德两难问题，而使用现实生活中的两难问题进行研究（如一个女人的情人是否应该对她丈夫坦承他们的关系），吉利根和同事发现，个体在20多岁时会对狭隘的道德逻辑感到不满，他们变得更能接受传统道德（Gilligan，Murphy，＆ Tappan，1990）。这似乎说明，即使吉利根早期的研究反映出不同的价值观系统，那也不是性别造成的。同时，将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第七阶段考虑在内的话，其思维发展与吉利根的理论更加一致。两种理论都认为对他人的责任是道德思维的最高水平；都认为与他人的联系、慈悲和关怀对男女两性来说都很重要。

教育和工作

上几代人从学校毕业后一般都会直接参加工作，实现经济独立；但现在的年轻人往往不清楚自己未来10年将会做什么。他们有的在工作和学习之间换来换去，有的则一边工作一边学习（Furstenberg et al.，2005；NCES，2005b）。没有接受高等教育或中途退学步入职场的人，大部分会在日后重返校园（NCES，2005b）。很多仍在上学或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年轻人在经济上都不独立（Schoeni ＆ Ross，2005）。而那些既不上学也不工作的年轻人，更可能比其他同龄人生活贫困。在2003年，16～24岁的年轻人中有13％处于这种状况。美国印第安人、黑人或西班牙人更可能沦为这类人（NCES，2004a）。

在一项有全美代表性的纵向研究中，通过对5465名年轻人的追踪研究发现，77％的男性和82％的女性在22岁时完成了学业，但其中15％的男性和22％的女性后来又重新回到了校园。在此后20年间，75％的参与者全职工作，经济独立，但也有16％的人在35岁前回到了童年的住所（Wouw，2005）。

高中毕业后选择上大学或工作都为认知发展提供了契机。新的学习或工作环境是个体锻炼能力、质疑长期存在的假设和尝试从新的角度看待世界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人在超出传统的上学年龄之后（25岁以上）仍在学习，对于这些人来说，大学教育或职场培训会重新点燃他们的求知欲，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并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

大学过渡期

尽管大学只是通往成年期的道路之一，而且到目前为止还不是最普遍的一条路，但它的确非常重要（Montgomery ＆ Côtē，2003）。从1972年到2001年间，美国高中毕业生继续读两年制或四年制大学的人从49％增加到64％（NCES，2003，2005b）。多数大学生毕业后进入了四年制的研究生院，但越来越多的人就读于业余学院或两年制的职业学院（NCES，2004a；Seftor ＆ Turner，2002）。其他工业化国家的高校入学率也都有所上升（NCES，2004a）。

2003年，18～24岁的美国年轻人中有38％进入了大学。目前美国的大学入学率创历史新高，其主要原因是女大学生的数量激增（For，Connolly，＆ Snyder，2005）。1970年，女性上大学和完成学业的可能性都低于男性。但是现在，尽管男青年读大学的比例高于以往，但女大学生的增长速度远高于男性，所以大学生中56％的是女性（NCES，2005c）。大学生中女生多于男生的国家还有加拿大、法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和英国（Sen et al.，2005）。在美国，女性占学士学位（57％）和硕士学位（59％）获得者的一半以上，获得博士学位的也将近一半（46％）（NCES，2004b）。在一些传统的“女性”职业，如教育、护理、文学和心理工作领域中，女性仍多于男性。尽管现在获得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学位的女性比以前要多，但这些领域的学位仍有70％以上归入男性囊中。但是，这种性别差异在生物学和健康科学中恰恰相反；在数学和自然科学，尤其是化学科学中，性别差异日益消失（NCES，2004a；NCES Digest，2001；参考表13-2）。女性获得各类专业学位（法律、医学等）的比例也有显着提高（见图13-5）。

图13-5 女性获得专业学位的比例：美国，1950年至2000年。

资料来源：Cox ＆ Alm，2005；data from 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表13-2 1970～2002年，美国学位获得者中女性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Cox ＆ Alm，2005．

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受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民族等因素的影响。2001年，来自高收入家庭的高中生中80％的人毕业后直接进入大学，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只有44％（NCES，2003）。2002年，少数民族学生只占全部学历颁授学院学生的29％（NCES，2005b）。自1983年以来，高中毕业直接进入大学的黑人和白人学生间的差异有所减小，但白人和西班牙裔学生间的差异却更大了（NCES，2003）。事实上，西班牙裔年轻人的大学入学率从1974年到2003年是逐渐下降的（NCES，2005c）。2004年，25～29岁的年轻人中，西班牙裔和黑人获得学士学位的比例分别为17％和25％，而白人青年则为34％（Fox，Connolly，＆ Snyder，2005）。来自移民家庭的年轻人往往比土生土长的美国青年有更强的学业动机，但高等教育所需的费用可能会阻碍他们进一步深造，养家糊口的责任也会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学术抱负（Tseng，2004）。

越来越多的大学课程，甚至颁发学位或学历的教育项目都可以进行远程学习 。通过信件、电子邮件、互联网、电话、录像（实时互动或事先录制好的）或其他技术手段，大学课程可以远程送达学习者面前（Mariani，2001）。2000年到2001年，超过一半（56％）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远程教育，而这一比例在3年前只有34％（NCES，2004）。

大学适应 很多大学新生都感到被学校的诸多要求压得喘不过气来。不论住在家里还是学校宿舍，家人在经济上和情感上的支持都是新生适应大学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些适应性强、有着较高的天资、解决问题技能较好、能积极投入学业和学习环境，并且与家人关系紧密但又独立自主的学生往往适应得最好，能充分利用上大学的机会。在强调自我指导学习的班级中，独立性强且成就导向的学生往往表现最好；而依赖性强且遵守纪律的学生则在管理严格的环境中成绩更好。能够与同学和老师建立强有力的社会和学术关系网也是很重要的（Montgomery ＆ Côté，2003）。

大学期间的认知发展 大学是发现知识和获得个人发展的时期，尤其是在口语和定量技能、批判性思维及道德推理方面（Montgomery ＆ Côté，2003）。促使学生发生改变的有以下4种因素：（1）课程，提供新的观点和思维方式；

（2）其他同学，挑战长久持有的观点和价值观；

（3）学生文化，不同于大的社会文化；

（4）全体教职工，提供新的角色榜样。不论从眼下还是长远利益来看，进入大学（不管哪所大学）本身比上哪所大学更重要（Montgomery ＆ Côté，2003）。

大学经历可能让人的思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Fischer ＆ Pruyne，2003）。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1970）有一项经典研究，他对反思性思维和后形式思维的研究结果与新近的研究不谋而合。该研究访谈了67名哈佛大学和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学生，追踪了整个大学期间。结果发现，他们的思维不断发展，从刻板 到灵活，最终到自由选择 的承诺。很多学生初入大学时对真理抱有僵硬的看法，他们只能接受“正确的”答案。随着逐渐接触更多的不同观点和视角，他们会不断遭遇不确定性。但他们认为这种状态只是暂时的，期望最终能够学到“正确答案”。接下来，他们开始明白，所有的知识和价值观都是相对的。他们认识到不同的社会和个体有着自己的价值观体系。他们现在意识到，自己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和其他人一样有效；甚至是和父母、老师的一样有效，但他们无法在错综复杂的价值观系统和观念中找出其意义或价值所在。混沌取代了秩序。最终他们达到了相对主义的承诺 ，即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也认识到了其他有效的可能性，但他们做出了自己的判断，选择了自己的信念和价值观。

多样化的学生群体有助于个体的认知发展。在一项实验中，要求来自3所大学的357名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每组4人，其中3人是白人学生，另外一名是研究者的白人或黑人助手。结果显示，有黑人助手的小组比都是白人的小组提出的观点更新颖，也更复杂。研究助手（不论黑人还是白人）与其他3人意见不一致时也有类似结果，不过程度稍弱（Antonio et al.，2004）。

完成大学学业 虽然上大学在美国已经是很普遍的事，但毕业 却并非如此。在进入大学的年轻人中，只有四分之一（四年制大学是二分之一）能够在5年后获得学位（Horn ＆ Berger，2004；NCES，2004a），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人都中途辍学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尤其是男生会在大学待5年以上，或从两年制学院转到四年制学院，为了获取学位不断努力（Horn ＆ Berger，2004；Peter ＆ Horn，2005）。

能否完成大学学业不仅受动机、学术能力、所做的准备和独立工作能力的影响，还受社会融合和社会支持的影响，如就业机会、财政支持、适合的生活方式、社会和学术互动的质量，以及学校提供的资源与学生需要之间的匹配程度等。针对高危学生进行的干预计划包括：在师生之间建立有意义的纽带、为学生寻找兼职工作机会、提供学术援助，并帮助学生认识到大学会让他们有更光明的前途，这些计划提高了大学生的上课出席率（Montgomery ＆ Côté，2003）。

进入职场

工作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2000年，美国从事服务业和零售业的人数（6100万人）是制造业（1840万人）的近4倍（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2001）。工作安排越来越多变，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己当老板，在家进行远程办公，这样可以灵活安排时间，或者干脆做独立承包商（Clay，1998；McGuire，1998；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1998）。以上诸多变化再加上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对劳动力技能的要求日益提高，使得教育和培训变得至关重要（Corcoran ＆ Matsudaira，2005）。在全世界范围来看，较高的受教育程度都可以增加人们的就业机会、提高赚钱能力和长期的生活质量（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2004；Montgomery ＆ Côté，2003）。

尽管男女两性的收入差距在各种受教育程度中都存在，但差距已经显着缩小。1971年，年轻男性的平均工资比女性高56％；2002年，这一差距仅为18％（NCES，2004a）。目前大学毕业的女性在很多领域的工资仍低于男性（Peter ＆ Horn，2005）。

工作中的认知发展 人们会因为所从事的工作不同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吗？有研究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在面对挑战性的工作时，个体似乎会获得发展，而这类工作在当今越来越普遍。该研究揭示了工作中的实质复杂性 （substantive complexity）——指工作要求的思维和独立判断程度——和个体解决认知问题方式的复杂性之间的相互关系（Kohn，1980）。

有关大脑的研究揭示了人们是怎样解决复杂问题的。成年早期前额叶的全面发展，让人能够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核磁共振成像显示，前额叶最前面的部分在解决问题和制定计划时有着特殊的作用。当一个人要搁置还未完成的任务，把注意转到另一任务上去时，这部分大脑就会活跃起来。它可以在人进行第二项任务时将第一项任务保留在工作记忆里。例如，在被电话打断后继续读之前读的报告（Koechlin，Basso，Pietrini，Panzer，＆ Grafman，1999）。

认知发展不会局限于工作情境。根据溢出假设（spillover hypothesis），在工作中获得的认知发展会延续到工作以外的时间。有研究支持该假设：工作的实质复杂性会极大地影响休闲活动中的智力水平（Kohn，1980；K．Miller ＆ Kohn，1983）。

工作和上学相结合 根据11个国家的18～34岁年轻人所写的日记反映的时间分配情况，20世纪90年代的学生用于工作的时间要比过去的10年多（Gauthier ＆ Furstenberg，2005）。兼顾工作和学习会对认知发展和职业准备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有一项纵向研究对来自16个州的23所大学的新生随机样本进行了追踪，通过对他们前3年大学生活的研究发现，前两年的校内工作或校外兼职对阅读理解、数学推理或批判性思维技能几乎没有影响。到第三年，兼职工作会产生积极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工作迫使这些学生更高效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并养成更好的工作习惯。但是，一周工作15～20个小时或更多的话，往往会产生消极的影响（Pascarella，Edison，Nora，Hagedorn，＆ Terenzini，1998）。

在美国，80％的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研究生都有工作，其中63％的人整年都有全职工作。这些有工作的学生中70％认为工作有助于为将来的职业做准备。但是，他们也报告了工作的弊端，如工作会限制自己的课程安排、所选课程的数量以及可选课程（Snyder ＆ Hoffman，2002）。

成人教育与工作技能 如果没有受过能获得学位或文凭的全日制教育，美国16岁以上的年轻人中47％的人会接受成人教育，其中大多数教育是与工作相关的（NCES，2003）。

针对25～64岁人群的工作相关的教育中，75％是雇主付费（NCES，2003），这是有原因的。不要求大学学历的工作，尤其是一些高薪职业，大多数都需要进行在职培训（Bureau of Labor Standards，2000-2001）。雇主们很清楚在职教育带来的益处，如激励员工斗志、提高工作质量、更好的团队合作和问题解决能力，以及更好地处理新技术和其他职场变化的能力等（Conference Board，1999）。

技术技能日益成为现代社会中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时也是与工作相关的成人教育的主要部分。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互联网，这已成为一种全球现象。美国一半以上的人都使用互联网，每月新增的上网人数超过200万。在2000年8月到2001年9月的一年当中，25岁以上的职场雇员中，使用互联网工作的人从26.1％增加到41.7％。青年和中年雇员比老年雇员更多地使用互联网和电子邮件办公（Department of Commerce，2002）。

读写能力培训 在目前的信息时代，读写能力（literacy）不仅是进入职场的基本要求，也是生活必需。有文化的人，是指那些能够利用书面信息在社会中正常生活、实现自己目标并发挥自己潜能的人。在20世纪初期，一个人只要上到小学四年级就被认为是有文化的，而如今，高中学历也只能勉强算有文化。

根据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国内外文化程度的调查，近一半的美国成人不能很好地理解书面材料、处理数字或使用文件来胜任现代经济生活（Sum，Kirsch，＆ Taggart，2002）。2003年的调查显示，美国成人在一项国际文化程度测验中的成绩低于百慕大、挪威和瑞士的成人，但高于意大利成人（Lemke et al.，2005）。

从世界范围来看，2002年约有八亿成人是文盲，主要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地区（UNESCO，2004）。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女性没有文化尤其普遍，因为这些地方通常认为女性没有必要接受教育。1990年，美国在孟加拉国、尼泊尔和索马里等发展中国家发起了读写能力培训项目（Linder，1990）。在美国，全国扫盲运动要求各州利用联邦基金资助建立读写能力培训中心。

平稳过渡到职场

虽然有的年轻人能够在教育和工作之间游刃有余，但也有人会苦苦挣扎，甚至“摔跟头”。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年轻人顺利过渡到职场，承担起成年期的种种责任呢？

有发展心理学家（Furstenberg et al.，2005；Settersten，2005）建议采取措施加强职场和教育机构之间的联系，尤其是与社区大学的联系：

• 加强教育部门和雇主之间的对话；
• 调整学校和职场的时间安排，以适应学生兼职工作的需要；
• 请雇主来协助设计半工半读计划；
• 增加短期工作和兼职工作的机会；
• 将学生在工作中和在学校获得的知识更好地联系起来；
• 加强对就业指导顾问的培训；
• 更好地利用研究和支持群体，利用辅导和指导计划；
• 为全职和兼职学生及雇员提供奖学金、助学金和健康保险。

重新聚焦

回想一下本章开始部分在焦点人物中关于亚瑟·阿什的故事：

• 亚瑟·阿什的故事说明了哪些因素会对健康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 在阿什对自己职业生涯和私人生活中的机遇与挑战的处理方式中，你看到了哪些是反思性思维、后形式思维、内隐知识、情绪智力或道德推理存在的证据？

工作会影响日常生活，不仅是对工作本身，对家庭生活也是如此。工作既能让人满足，也能产生压力。第14章通过展示成年早期的心理社会发展，我们将探讨工作对各种关系的影响。

小结

成人初显期

学习指路标1： 成人意味着什么？哪些因素会影响进入成年期的时间？

• 在现代科技社会中，进入成年期并没有明确标志，而且进入成年期之前的时间也比以前要长，通往成年期的道路也更多样化。因此，一些发展学家建议，从20岁左右到25岁左右是一个独特的过渡时期，称为成人初显期。
• 成人初显期由多个里程碑或转变构成，其顺序和发生时间因人而异。经过这些里程碑，或达到其他一些文化特有的标准，可能会决定一个人何时感觉像成人。

生理发展

健康和生理状况

学习指路标2： 一般来说成年早期的生理状况如何？哪些因素会影响个体的健康和幸福？

• 成年早期一般健康状况良好，生理和感官能力通常都极好。
• 意外是成年早期的首要死因。
• 通过人类染色体图谱能够发现某些疾病的基因基础。
• 生活方式因素，如饮食、肥胖、锻炼、睡眠、吸烟和药物使用或滥用都会影响健康和生存。
• 好的健康与高收入和良好的受教育程度相关。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人群往往比非少数民族美国人健康状况差，社会经济地位是原因之一。
• 女性寿命通常比男性长，部分原因是生物学方面的；但也可能是由于女性更关注健康所致。
• 社会关系，尤其是婚姻关系，往往与身心健康相关。

性和生殖问题

学习指路标3： 成年早期有哪些性问题和生殖问题？

• 成年早期要关注月经失调、性传播疾病和不孕不育症等问题。
• 尽管某些性传播疾病的传染率有所下降，但其他一些却呈上升趋势。
• 在美国，虽然艾滋病的传染已经得到初步控制；但异性之间的传染有所增加，尤其是在年轻女性中。
• 男性不育症最常见的原因是精子数量过少；女性不孕症最常见的原因则是输卵管堵塞。
• 目前有多种辅助生殖技术可供遭遇不孕问题的夫妇进行选择；但这些技术可能涉及伦理和现实问题。

认知发展

关于成人认知的不同研究视角

学习指路标4： 成人的思维和智力有哪些独特性？

• 有研究者明确提出，成人的认知形式超越了形式运算。反思性思维强调复杂逻辑；而后形式思维则包括了直觉和情感。
• 沙伊提出了认知随年龄发展的七阶段：获得阶段（儿童期和青少年期）、达成阶段（成年早期）、责任和执行阶段（成年中期），以及重组阶段、重新整合阶段和遗产创造阶段（成年晚期）。
• 根据斯滕伯格的智力三元论，经验性智力和情境性智力在成年期变得尤为重要。内隐知识测验是传统智力测验的有效补充。
• 在生活中要获得成功，情绪智力至关重要。但是，对情绪智力的界定还存在争议，也难以测量。

道德推理

学习指路标5： 道德推理是如何发展的？

• 劳伦斯·科尔伯格认为，尽管成年期的道德发展不能超出认知发展的限制，但道德主要是依赖经验获得发展的。不同文化环境对经验有着不同的解释。

教育和工作

学习指路标6： 处于成人初显期的个体如何完成进入大学和步入职场的过渡？这些经历会对认知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 大多数成年早期的成年人将进入大学，接受2年制或4年制的大学教育。越来越多的女性上大学，并对传统的男性主导学科产生巨大冲击。
• 依赖于他们的专业，大学生们在推理能力上有了较大提高。
• 根据佩里的观点，大学生的思维过程从刻板到灵活，再到自由选择的承诺。
• 研究发现，工作中的实质复杂性和个体解决认知问题方式的复杂性之间存在相互关系。
• 工作场所的变化要求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更多的教育培训；与工作相关的继续教育能提高成人的工作技能。
• 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都有一些旨在帮助低读写能力的成人提高其能力的项目。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女性的读写能力低尤其常见。

学习指路标7： 怎样帮助青年人过渡到职场？

• 通过加强职业教育和工作之间的联系，能帮助青年人完成从大学向职场的转变。

(1) 关于亚瑟·阿什的传记资料来自Ashe and Rampersan（1993），Finn（1993）和Witteman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