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设计心理学1：日常的设计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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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这本书的原版被命名为“设计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Everyday Things,POET）^[1] 。这个名称是学术界和产业界之间存在差异的一个很好的例子。POET是一个优雅的、可爱的书名，深得学术界朋友们的喜爱。当双日/流通（Doubleday/Currency）出版商同我接触，想出版这本书的平装版时，编辑们还说：“当然，书名必须要改掉。”更改书名？我吓坏了。但我决定按照自己在本书里的建议，对读者做一些研究。结果发现，尽管学术界喜欢这个书名和它的优雅，但商界人士不这样看。事实上，企业往往忽视了这本书，因为书名传递了错误的信息。而且，书店通常把书摆放在心理学部分的书架上（同其他关于性、爱和励志类的书籍摆在一起）。当我被邀请，同某个全球领先的制造企业的高级管理团队座谈时，主持人把我介绍给听众，他先是极力称赞这本书，然后抱怨那该死的标题，并告诉他的同事，不要管书名如何，尽管去读。这次事件是对此书名的最后的、致命的一击。

对POET团队的感谢：

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就开始了这本书的构思和前几稿的写作，当时我在英国剑桥的应用心理学研究所(Applied Psychology Unit,APU），它从属于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的研究所（这个所现在已经不存在）。在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我遇到了另一位来访的美国教授，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戴维·鲁宾（David Rubin），他那时正在研究对史诗的记忆。鲁宾告诉我，并不是所有的史诗内容都留存于记忆中，有很多信息存在于周围世界，或至少在故事和诗意的结构中，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里。

在剑桥的应用心理学研究所度过秋冬季后，我在春夏季去了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是的，相反的顺序，有点儿别扭，就看你怎么预测并看待这两个地方的天气）。在奥斯汀，我待在微电子和计算机协会（Micro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Consortium，MCC），在那儿我完成了此书的手稿。最后，当我回到自己家，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我多次修改本书。我在课堂用它当教材，发送拷贝给各种各样的同事以获取建议。与以下这些机构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浅，它们是：应用心理学研究所，微电子和计算机协会，当然，还有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我的学生和读者的评论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让我对原始版本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订。

在英国的应用心理学研究所，接待我的主人们最热情，特别是艾伦·巴德利（Alan Baddeley）,菲尔·巴纳德（Phil Barnard）,托马斯·格林（Thomas Green）,菲尔·约翰逊-莱尔德（Phil Johnson-Laird）,托尼·马塞尔（Tony Marcel）,卡拉琳·帕特森和罗伊·帕特森（Karalyn and Roy Patterson）,蒂姆·沙利斯（Tim Shallice）,以及理查德·杨（Richard Young）。在得克萨斯的微电子和计算机协会（另一个机构，不再存在）逗留期间，皮特·库克（Peter Cook）,乔纳森·格鲁丁（Jonathan Grudin）,以及戴夫·弗罗布莱夫斯基（Dave Wroblewski）让我受益匪浅。我要特别感谢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心理学135和205班级的学生，在那里，我对本科和研究生讲授的课程就叫“认知工程”。

我对于如何与世界互动的理解得到发展和深化，这些得益于多年的讨论，还有同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非常强大的团队的合作，这个团队的成员来自认知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部门，由麦克·科尔（Mike Cole）组织了几年每周一次的非正式会晤。主要成员有罗伊·德·安德拉德（Roy d'Andrade）,阿龙·西科莱尔（Aaron Cicourel）,麦克·科尔（Mike Cole）,巴德·米恩（Bud Mehan）,乔治·曼德勒（George Mandler）,琼·曼德勒（Jean Mandler）,戴夫·鲁梅哈特（Dave Rumelhart）和我。在以后的几年里，我从吉姆·霍兰（Jim Hollan）,埃德温·哈钦斯（Edwin Hutchins）,和戴维·基尔希（David Kirsh）那里受益颇多，他们都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认知科学教授。

经过同事们认真的阅读，我极大地完善了《设计心理学》的早期手稿。我要特别感谢此书的主要编辑朱迪·格赖斯曼（Judy Greissman），在《设计心理学》的几次改版中耐心地提供了很多建议。

我在设计界的同人们也提出了最有帮助的意见，他们是：麦克·金（Mike King）,米哈伊·纳丁（Mihai Nadin）,丹·罗森堡（Dan Rosenberg）,比尔·韦普兰克（Bill Verplank）。必须特别感谢菲尔·阿格雷（Phil Agre）,舍曼·德·福里斯特（Sherman De Forest）,热夫·拉斯坎（Jef Raskin）,他们所有人都用心地阅读了原稿，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当我带着相机周游世界时，收集插图成为最有趣的经历。艾琳·康韦（Eileen Conway）和迈克尔·诺曼（Michael Norman）帮助收集、组织图表和插图。像对我所有的书一样，朱莉·诺曼（Julie Norman）给予帮助，并校对、编辑、评论和鼓励。埃里克·诺曼（Eric Norman）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和支持，还有那些很上镜的脚和手。

最后，感谢我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认知科学研究所的所有同事自始至终的帮助，部分通过国际互联网的电子邮件，部分通过他们在书出版过程中帮助处理细节问题。我特别要指出比尔·盖弗（Bill Gaver）,麦克·莫泽尔（Mike Mozer）,和戴夫·欧文（Dave Owen），感谢他们详细的注释。还要感谢在此书写作之前的研究阶段，还有写作中的几年里，在各处施予援助的很多人。

对改版后的《设计心理学1：日常的设计》团队的感谢：

由于这个新版本遵循了第一版的组织结构和原则，我在上面提到的，前一版的致谢仍适用于增订版。

自本书第一版以来的许多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首先，我是学院里的学者，曾经短暂地在几个不同的公司工作。最重要的经验是在苹果公司收获的，我开始明白科学家很少关注的问题，诸如预算、进度、竞争压力和已建立的产品平台等等，如何在商业世界做出产品决策。当我在苹果公司时，它正在走下坡路，但在处于困境的公司中能获得更好的学习经验：必须拥有快速学习的能力。

我学到了计划和预算，来自各部门的竞争需求，比如市场营销、工业设计、图形、易用性和交互设计（现在一起放在体验设计的标题下）。我参观了位于美国、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公司，曾与众多的合作伙伴和客户交流。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我要感谢戴夫·内格尔（Dave Nagel），他雇用了我然后晋升我为高级技术副总裁；还有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y），我在苹果公司合作的第一任CEO：约翰对未来有正确的远见。我从很多人那里学习，名字太多，难以罗列（快速回顾我在苹果曾经紧密合作，至今仍在我的联系人列表中的人，已经超过240名）。

我首先从鲍勃·布鲁纳（Bob Brunner），然后是乔纳森（约尼）·伊夫［Jonathan(Joni)Ive］学到工业设计。（约尼和我一起战斗，说服苹果管理层采用他的设计。瞧瞧，苹果对我的改变多大！）乔伊·芒福德（Joy Mountford）在高级技术部门管理设计团队，波利安·斯特里兰德（Paulien Strijland）在产品部门管理易用性测试小组。汤姆·埃里克森（Tom Erickson）,哈里·萨德勒（Harry Saddler）,奥斯汀·亨德森（Austin Henderson）和我一起在用户体验设计师办公室工作。拉里·特斯勒（Larry Tesler）,艾克·纳西（Ike Nassi）,道格·所罗门（Doug Solomon）,迈克尔·梅斯（Michael Mace）,里克·拉费弗尔（Rick LaFaivre）,格里诺·德·卢卡（Guerrino De Luca）,休·迪伯利（Hugh Dubberly）帮助我不断接触到新的知识。特别重要的是苹果公司的研究员艾伦·凯（Alan Kay）,盖·川崎（Guy Kawasaki）,加里·斯塔克韦瑟（Gary Starkweather）。（我最初被聘为苹果的研究员。所有的研究员都汇报给高级技术部门的副总裁。）由于一个奇特的巧合，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Wozniak），作为苹果的一名员工，而我是他的老板，这让我和他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非常抱歉那些帮助了我，但我不能在这里一一罗列的朋友。

感谢我的妻子和挑剔的读者，朱莉·诺曼，她不断反复、耐心地仔细阅读手稿，当我犯傻，行文累赘，或过于啰唆时就会及时告诉我。在第一版的两个图片里，埃里克·诺曼作为小朋友出现，现在，25年后，他读了整个手稿，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有价值的批评。我的助手，米米·加德纳（Mimi Gardner），帮我处理汹涌而来的电子邮件，让我可以专心写作。当然，尼尔森·诺曼的小组提供了很多灵感。谢谢你，雅各布。

40年来，我经常与帕洛阿尔托研发中心的丹尼·博布罗（Danny Bobrow）合作，我们还是科学论文的合着者，他给我持续地提供建议和极具说服力的批评。莱拉·博罗迪斯凯（Lera Boroditsky），与我分享她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研究，并离开斯坦福，加入到我发起成立的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认知科学研究所，这让我高兴万分。

当然，我很感激东京大学的教授佐伯裕（Yutaka Sayeki），同意使用他如何应付自己摩托车的转向灯的故事。在第一版中我就使用了这个故事，但隐瞒了名字。一个用功的日本读者一定要知道他是谁，所以在这个版本里，我得到佐伯裕教授的同意，将他的名字公之于众。

李坤朴（Kun-Pyo Lee）教授邀请我每年花费两个月时间，连续三年在韩国尖端科学技术大学（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KAIST)的工业设计部门做研究，这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设计教学、韩国的技术和东北亚文化，交了许多新的朋友，并对泡菜产生了永久的爱恋。

在旧金山的市场街，亚历克斯·科特洛夫（Alex Kotlov）看守大楼入口处的目标层控制电梯，在那里我拍到了电梯的照片。他不仅仅让我拍照，而且还阅读了《设计心理学1：日常的设计》！

在《设计心理学》和《设计心理学1：日常的设计》出版以后的几年里，我对设计实务已经有相当了解。在IDEO我很感激戴维·凯利（David Kelly）和蒂姆·布朗（Tim Brown），以及其他研究员巴里·卡茨（Barry Katz）,克里斯蒂安·西姆萨里安（Kristian Simsarian）。我与肯·弗里德曼（Ken Friedman）进行过许多富有成效的讨论，他是墨尔本的斯文本科技大学（Swinburn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设计学院前院长。同时，我还要感谢我在全球许多知名设计学院的同事，他们遍布美国、伦敦、代尔夫特、埃因霍温（Eindhoven）、伊夫雷亚（Ivrea）、米兰、哥本哈根和香港等地。

还要感谢桑德拉·迪科斯彻（Sandra Dijkstra），她是我合作了几乎30年的出版代理人，《设计心理学》是她的第一本书，但是现在她拥有了一个大的团队和成功的作者。谢谢你。

当安德鲁·哈斯金（Andrew Haskin）和凯利·法德姆（Kelly Fadem）还是旧金山加州艺术学院（the 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CCA）的学生时，就帮我制作了书中的全部插图，那比我自己在第一版中的插图强多了。

亚纳基·（迈蒂利）·库马尔［Janaki(Mythily)Kumar］，是德国软件公司SAP的用户体验设计师，对真实世界中的设计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

托马斯·凯莱赫（Thomas Kelleher，TJ),是这本增订版书籍的首席编辑，提供了迅速的、有效的忠告和编辑意见（这让我对手稿又进行了较大的改动，极大地完善了此书）。道格·谢雷（Doug Sery）来自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帮助我编辑这本书的英国版本（同时还有《设计心理2：如何管理复杂》这本书）。就这本书，TJ做了所有的工作，道格·谢雷则给予无私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