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和平宣战：外交的终结和美国影响力的衰落

一辆白色雪佛兰卡车在哥伦比亚中部的沼泽地穿行，弗雷迪·托雷斯（Freddy Torres）在车厢里醒来，开始怀疑自己头天晚上出了大问题。秋季温和的空气换成了冷风；森林覆盖的高地变成了低矮灌木丛生的荒野。旷野上零星地点缀着民居，黎明时分四周一片寂静。最令人担忧的是那些粗麻布袋子，撞着他伸出去的腿和空了的白兰地酒瓶：袋子里装满了步枪。托雷斯20多岁，在昆迪纳马卡省（Cundinamarca）的卡夫雷拉村（Cabrera）出生并长大，那里位于首都波哥大（Bogota）以南大约一个下午车程的距离。他没打算落到这步田地——宿醉、迷茫、离家几个小时之遥。卡车之旅是连续12个小时狂欢畅饮烈酒的最后一站。现在，三个有着奇怪名字的陌生人把他带到了感觉中的世界尽头——这三个人一个叫派萨（Paisa），麦德林地区人的常用名；一个叫科斯特诺（Costeño），意思是“海岸”；另一个难以置信地也叫弗雷迪。

那是2006年9月17日的凌晨，托雷斯即将亲眼看到美国为其在拉丁美洲最昂贵的军事联盟付出隐性代价。在该地区本身也像嗑了药一样癫狂的反毒品战争中，美国联盟再度陷入曾在阿富汗、索马里和埃及等地出现的尴尬互动模式。哥伦比亚是这个地区让美国付出最大代价的盟国，名为“哥伦比亚计划”（Plan Colombia）的军事和发展一揽子援助耗资数十亿美元，执行过程中也暴露了美国与外国军事力量之间签署的浮士德式协议中一些最严重的缺陷。多年来，与哥伦比亚的联盟一直是主要的发人深省案例，显示美国军事干预拉丁美洲且坚持重视枪支而非谈判的立场，衍生出了侵犯人权、腐败猖獗及毒品泛滥等诸多问题。但哥伦比亚近年来也被美国官员描述为成功故事，一个由双方军事将领对话主导、事关国家安全的敏感关系中，将民事援助放在更受瞩目位置的范例。

对于弗雷迪·托雷斯来说，2006年9月的那个晚上开始得毫无预兆。他经常跟着运输卡车出车到哥伦比亚的各个角落，一走就是好几天。这一天他结束了工作正往家走，在一个村子里的酒馆——又卖酒、又卖杂货和简单吃食的社区小店——碰到了他的堂兄埃尔维尔（Elvir）。埃尔维尔善于交际，喜欢热闹，从来不缺朋友。这一天，他又与一个熟人在一起，名字也叫弗雷迪。于是三个人一起，一轮接一轮地喝起了啤酒。他们开着玩笑，漫不经心地看着附近公园里孩子们踢球，平静地消磨着时间。

夜幕降临时，三个年轻人开始变得有些焦躁不安。又喝了几轮酒之后，他们的新朋友弗雷迪提议，一起到几个小时车程之外稍大点的城市富萨（Fusa），去那里的一家酒吧。在新朋友表示愿意承担这次旅行的费用之后，弗雷迪堂兄弟闹着玩儿地同意了。这位新朋友离开商店去打电话——托雷斯听到了一句：“我带两个人来。”过了一刻钟，另外那位弗雷迪回来了，告诉埃尔维尔去租一辆车。

三人挤进了一辆20世纪80年代早期造的雷诺车，开始往富萨开，途中还接上了另外两人——派萨和科斯特诺。一段通常只需要两三个小时的车程，他们走了一整夜，一个小镇接一个小镇、一个酒吧接一个酒吧地停下来喝酒，酒吧的名字都不记得了。路上他们还换了几次车，不过醉得越来越厉害的托雷斯几乎没留意这个细节。午夜时分，在一个检查站耽搁了一会儿之后，醉醺醺的几个人终于到了富萨。他们又在“曲线”（La Curva）脱衣舞酒吧喝了几个小时，吃了一顿街头小吃——烤牛肉馅饼、玉米饼卷烤肉之后，弗雷迪、派萨和科斯特诺建议托雷斯兄弟俩跟他们一起到附近的一个牧场去睡会儿，然后等酒醒了再回家。这三个人说牧场是一个朋友的，已经弃置了很久。这时已是凌晨接近破晓，托雷斯兄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一爬进雪佛兰的车厢——他们当晚乘坐的第四辆车——托雷斯和埃尔维尔就很快睡着了。

直到醒来，托雷斯才注意到了那些枪。

又经过好长一段令人紧张的行程之后，几个人终于停了车，并且递给托雷斯和他堂兄一人一件黑色运动衫，让他们换上。托雷斯越来越觉得这几个新朋友绝非朋友。他们把兄弟俩带到一座看起来已废弃的孤零零的两居室低矮平房里，告诉他们在卧室里等着，其他人去寻找给养。

托雷斯从房子里溜出来撒尿，这时，他注意到周围泥土地上的新鲜脚印——对于已经说是废弃了的房子来说，这有些奇怪。从到了这里开始，他就一直感到不安，现在这些脚印确认了他的恐惧：他们被骗了，设局的人可能不止跟他们一起喝酒的那几个。托雷斯决定不等着发现自己的直觉是否正确了，他急忙回到屋里，告诉堂哥他们该走了。两人眼看就出门了，这时他们的酒友开了枪。托雷斯躲过致命的扫射，跳出后窗，朝附近的森林跑去。他在那里躲了将近10个小时，其间那些差点杀了他的人搜遍了整座山想找到他。太阳落山时，他走到最近的城镇，打电话报了警，并联系了家人。

托雷斯活了下来。埃尔维尔遇害了。

这只是弗雷迪·托雷斯不寻常经历的开始。令他惊讶的是，军方错误地把埃尔维尔宣布成一名内战中的游击战士，将他的死亡定性为战斗中阵亡。托雷斯发起运动，欲洗刷他堂兄的名誉，却招来了死亡威胁。最终，2007年2月的某天，他在波哥大自家住宅附近，坐在汽车里的当口，一个隐形枪手朝他射击，子弹打穿了挡风玻璃。他逃过一劫，也没有受伤。但遭遇这次暗杀企图之后，托雷斯举家搬走，过起了居无定所的流动生活，每隔几个月就更换一次手机号码和住所。他表示，当局对他的保护请求没有回应。（“他们不帮助任何人^[1]，”他告诉我，“因为他们不想跟国家作对。”）托雷斯确信，埃尔维尔遇害，以及随后的恐吓活动，只可能是哥伦比亚军方内部的权力机构所为。他的怀疑最终得到了证实^[2]，埃尔维尔遇害一案最终受到起诉的是一名鼓励士兵杀害平民的陆军上校，那几个顶着“弗雷迪”“派萨”“科斯特诺”名字的家伙再也没能找到，更不用说被逮捕了。

与托雷斯经历相似的故事在哥伦比亚还有成千上万，都来自该国“胜利的”反恐战争中的旁观者。埃尔维尔是“谎报战绩”现象的牺牲品，即死于哥伦比亚军方从未承认过的长期法外杀戮行为。军方人员迫于上级的压力，需要拿出显示反游击战成功的业绩，于是就诱杀毫无戒备的平民，然后将他们的尸体装扮成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叛乱分子。这些人的死被军方用来夸大军事行动的成功率，而那些谎报战绩者还会获得休假的待遇、晋升的机会和奖章。受害者包括农民、儿童、无家可归者、吸毒者、智障人士和小偷之类的罪犯，他们当中即使有的话，也很少是带着胸标的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员。

2008年之前，大多数哥伦比亚的政策制定者还可以假装这些虚假战绩只是谣言，但那年9月的所谓“索阿查（Soacha）丑闻”则掀开了遮羞布。检察官得知了波哥大贫民窟中22名贫困年轻男子的遭遇，这些年轻人被许以高薪工作，被运出城市，然后被杀害，并被装扮成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员。哥伦比亚政府军马里奥·蒙托亚（Mario Montoya）将军于2008年11月4日辞职。检察官又继续调查了超过3000起^[3]2000年以来民兵人员涉嫌谎报战绩的案件。联合国难民署（UNHCR）于2015年发布的报告称，谎报战绩的受害者总数可能高达5000人。

处决平民在哥伦比亚并不陌生，但到了21世纪的头几年，该国历时数十年的内战进入最后阶段，这种做法飙升。政府军再度猛烈地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反叛分子对决，急于向心灰意冷的本国公众及美国金主展示进步。国防部长卡米洛·奥斯皮纳（Camilo Ospina）于2005年发布了所谓的第29号命令^[4]，实际上认可了谎报战绩的做法——该指令授权“奖励捕获或剿杀非法武装团体头目者”，奖金额度定为每杀一人可获得1500美元，差一点就达到哥伦比亚人均年收入的一半。第二年，遭处决的平民人数增加了一倍。丑闻规模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尚不得而知，但这种做法在哥伦比亚实属常见，并不局限于某个单位或地区。联合国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Philip Alston）对这种做法进行调查后发现，“没有证据表明^[5]这些杀人事件是作为政府官方政策实施的，或者是由总统或历届国防部长下令或在他们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对于华盛顿来说，谎报战绩的杀戮或许只是其他国家历史上一段小小的悲剧，但有一个事实例外：许多最凶恶的犯罪者受过美国的培训和资助。研究人员发现^[6]，获得美国援助越多的哥伦比亚政府军纵队，与其相关的处死平民案件数量也明显越多。华盛顿忙着支持哥伦比亚合作伙伴，以便后者能承担确保该国免受所谓恐怖分子袭击的使命，但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军方官员和其他政策制定者往往没能仔细审视一下他们训练和资助的战斗者。在位于本宁堡（Fort Benning）的西半球安全合作研究所（Western Hemisphere Institute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7]接受培训的哥伦比亚指挥官中，近一半被指控犯有严重罪行，或指挥了成员犯有法外杀戮罪的部队。杰米·拉斯普里拉（Jaime Lasprilla）将军^[8]曾在本宁堡担任过教官，他在哥伦比亚领军时批准或鼓励过数百起杀戮案件。像他这样的指挥官，在哥伦比亚政府军中可谓司空见惯。

甚至在索阿查丑闻爆发之前，美国情报、军队和外交部门中已开始对哥伦比亚法外杀戮的报告私下有所议论。美国驻波哥大大使1994年发回的一份电报就已提醒关注“数人头心态”，并解释说：“无法通过可追踪记录来展示自己的反游击队行动（大多数政府军侵犯人权行为发生的领域）前线官兵^[9]，会在晋升时处于劣势。”中央情报局同年内的一份报告则表述得更为明确，指出哥伦比亚安全部队“在其反叛乱战役中采用了暗杀团战术”，并且“有一连串在游击区内暗杀左翼民众、与参与贩毒的准军事组织合作袭击疑似游击队的同情者的历史，以及杀害被俘战斗人员的历史^[10]”。五角大楼在1997年的一份报告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指出哥伦比亚政府军表现出“数人头综合征”，即“往往助长试图满足配额并取悦上级的善意士兵去侵犯人权”的氛围，以及“在允许准军事组织充当代理人时，采用随便或至少是被动放任的态度……为COLAR（哥伦比亚政府军）增加歼灭游击队的数量^[11]”。然而哥伦比亚——说的更广一些，还包括美国——正在进行一场战争。通常情况下，军方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兴趣去监管他们的士兵。

1998年10月28日，在白宫玫瑰园，哥伦比亚新任总统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纳·阿朗戈（Andres Pastrana Arango）站在克林顿总统旁边，参与了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奇怪的政治新闻发布会。这次活动的目标是讨论两国之间日益深化的关系，以及最终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新援助方案。“那是哥伦比亚计划的第一阶段^[12]，”帕斯特拉纳告诉我，在这么高的层级上，“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地谈到了哥伦比亚”。

出席发布会的记者还有其他问题要提问。“发布会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帕斯特拉纳回忆说，“是‘你怎么向切尔西解释丑闻？！’”事实上，这个问题是发布会提问已经到三四轮时才提出来的，但除此之外，他的记忆是正确的。新闻发布会的文字记录看起来像是千层糕——克林顿英勇卓绝地一次次试图将主题拉回到外交政策上来，而记者团一而再、再而三地围绕他与白宫实习生的性丑闻狂轰滥炸般地提问。这一丑闻使克林顿的总统生涯蒙上阴影。

帕斯特拉纳回忆说，克林顿那时压力很大。“他给了我一个健怡可乐。你能看出他很有人情味，第一次看到他人性的一面。”超现实的双主题并进新闻发布会继续着，间隙中，帕斯特拉纳要求在椭圆形办公室单独与克林顿会谈10分钟。在帕斯特拉纳的回忆中，克林顿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拿出一张哥伦比亚地图，两人看了帕斯特拉纳打算变为非军事化的地区。然后，帕斯特拉纳说，“他问我对他就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怎么看”，他指的是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帕斯特拉纳告诉克林顿他做得很好。这段记忆让帕斯特拉纳笑了起来。“挺奇怪的”，他说。这两个国家元首相处得不错，“不错的化学反应”。他们的对话得以持续，并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演变成了界定克林顿拉丁美洲政策遗产的哥伦比亚计划。“我提出了我称之为哥伦比亚版马歇尔计划的动议”，帕斯特拉纳说。最终结果是美国向哥伦比亚提供总值100亿美元的救济、开发和军事援助。

为了推销这项昂贵的计划，克林顿也向被毒品时刻困扰着的美国公众发出呼吁。2001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公民对吸毒问题表现出“大量”关注^[13]。由于当时美国90%的可卡因来自哥伦比亚，那么大量的社会关注被导向到这个拉丁美洲国家也是有意义的。克林顿很容易就在这项计划上获得了支持。“哥伦比亚的贩毒者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的安全^[14]，”他对美国公众表示。哥伦比亚计划“将使哥伦比亚自身的反毒计划得以落实，对游击队或准军事集团控制的地区内迅速扩张的毒品生产造成严重打击”。安妮·帕特森在霍尔布鲁克担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时期是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之后担任美国驻埃及大使，到了援助哥伦比亚新计划执行的头三年里，她刚好又在担任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当时的战略是向哥伦比亚政府提供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的工具，这两项斗争那时已融为一体^[15]，”帕特森对我表示，“为了打击贩毒集团和恐怖主义，有必要同时攻击链条上的所有环节。”

克林顿总统决定豁免对外资助法规中的人权条款^[16]，认为国家安全是第一位的。总统为此项豁免做合理性辩护时解释说：“我们的一揽子援助对于维持我们打击毒品犯罪的努力，以及对于帮助哥伦比亚政府和人民维护哥伦比亚的民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最初，哥伦比亚想按民生占70%、军方占30%的比例分配美国的援助；美国却希望反过来。最终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一位哥伦比亚人之手，他就是杰米·鲁伊斯（Jaime Ruiz）。按照帕斯特拉纳和鲁伊斯两人共同的说法，鲁伊斯是帕斯特拉纳最亲密的助手之一。这一最终计划明显表现出了美国所希望的优先顺序。该计划规定了在10年内每年拨款13亿美元^[17]，用于打击“毒品恐怖主义”。第一年，超过70%的资金被用于援助军队和警察，包括从“黑鹰”到通信设备、培训师、化学战技术等在内所有项目所需的资金。正如美国前大使罗伯特·怀特（Robert White）所说的那样：“（哥伦比亚）来了，索要面包，你给了他们石头^[18]。”但美国剩余的资金确实被用于经济发展、司法改革和对流离失所者的援助。只有在军事和民生援助之间达到对等平衡，且美国和哥伦比亚的官员都开始认识到重建该国长期遭受践踏的法制有价值时，这项协议才可能取得最大的成功。

造成美国在哥伦比亚陷入纠葛的动因，正是推动美国卷入从越南到阿富汗等地区争端的同一种反共热情，对毒品的担忧是之后才出现的。外交贬值且重要性排名下降，同时军事将领在政策制定中崛起，这些趋势在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出现爆发性的增长，但种子是在更早的冷战时期军事冒险中埋下的。成千上万名无辜者成为这些干预战略的牺牲品。

对哥伦比亚的干预始于1962年美国陆军特种战争中心（US Army Special Warfare Center）对波哥大的一次访问。该中心指挥官威廉·亚伯勒（William Yarborough）中将是当时的领队，在他的提议下，才有了那个年代的一大经典代理人战争，即利用当地人“发挥反间谍和反宣传功能^[19]，并在必要时，针对已知的推行共产主义者执行准军事、破坏和/或恐怖活动”。

根据他的研究结果，美国帮助哥伦比亚政府制订了“拉索计划”（Plan Lazo），一项以越南“凤凰计划”（Phoenix Program）^[20]为蓝本的反叛乱战略。这项计划于1962年7月1日正式被哥伦比亚军方所采用，并被当作“心灵与智慧”^[21]战略灌输给哥伦比亚民众。事实上，这是美国人希望在民间告密者的帮助下消灭共产党的阴谋。哥伦比亚总统颁布的第3398号总统令更加强化了拉索计划，命令指出“所有哥伦比亚人，男人和女人…… 将被政府用在有助于重建秩序的活动和工作中”——这实际上等于允许哥伦比亚当局将普通公民组织成民兵团体^[22]。与美国支持的拉索计划一道，第3398号总统令创建了按指示和授权杀害武装或非武装农民的民间“自卫队”^[23]和“猎杀队”。

美国陆军和中央情报局开始使用越南时期用过的相同技术指导哥伦比亚军队。作为中央情报局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国际开发署在中情局位于洛斯弗雷斯诺斯（Los Fresnos）的“炸弹学校”为哥伦比亚警方提供了培训，课程包括^[24]“恐怖分子装置”、“燃烧弹”和“暗杀武器”等。

美国不仅教授哥伦比亚军队与共产党作战，还承销那场战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哥伦比亚部队就使用美国提供的车辆、通信设备和武器，来摧毁全国各地的反叛社区。1964年5月18日，歼灭共产主义农民——大多数都是农民——的反叛乱战役开始了，哥伦比亚政府军派出了整整1/3的兵力，去摧毁一个只有几十个战士守卫的左翼村庄马克塔利亚（Marquetalia）。该行动是应美国的要求、在美国的协助下进行的。美国军事顾问在筹划和执行过程中全程在场。第一次袭击之后，哥伦比亚政府还开始了对其他自治左翼农村社区的袭击。

哥伦比亚政府的举措充斥着腐败和管理不善，以及他们鼓励了更多流血事件的出现，这些在美国国务院中都不是秘密。国务卿迪恩·腊斯克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承认这在道德上自相矛盾^[25]，并在电文中写下了美国资助和鼓励农村暴力以及经济混乱的观点。而美国国务院也很难自圆其说地向外界宣称，左翼分子与美国支持的哥伦比亚政府军之间所进行的长期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多数哥伦比亚人的命运：因为引发冲突的潜在阶级斗争持续存在，没有土地的人仍被剥夺权利，而城市精英则在混乱中变得富裕起来。在此期间，美国的投资和贷款大幅增加，使得哥伦比亚总统阿尔韦托·耶拉斯·卡马戈（Alberto Lleras Camargo）都忍不住冷冷地说：“流血与资本积累携手并行。”^[26]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迅速崛起，直接回应了美国支持的攻击哥伦比亚左翼人士行动。马克塔利亚消失之后，少数来自该地区的左翼分子逃到了山区，在那里他们与其他反叛团体结盟，共同承诺为农村人口争取更好的条件，并保护他们的追随者免受政府军攻击。

他们的组织迅速壮大。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不仅是一支为获得更多土地而斗争的游击队，而且已经成长为一场推动该国进行社会主义重组的政治运动。乡村的农民、土著人口、非洲裔哥伦比亚人、无地劳工、工会会员、教师、知识分子——“这片土地”之子——都加入了战斗。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开始组建学校、医疗中心和社会项目，基本上运行了一个平行的国家。

但该组织骨子里仍然是一支战斗力量。组织建立后不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领导人就开始在农村地区训练民兵，发动袭击。该组织依靠恐怖主义运动，不仅轰炸警察局和军事基地，还袭击医院、教堂和学校。绑架勒索赎金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提供了收入，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然而从那时起，该组织开始贩运可卡因。

在里根第一个总统任期内^[27]，进入美国的可卡因和大麻中，几乎80%来自哥伦比亚。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新挖掘的毒品财富，使它能够吸引该国早已不满于大部分地区极度贫困状态的民众支持。到1980年，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人数^[28]增加了6倍，在全国范围内拥有3000名左右的战士。收入也一路飙升，最终达到数十亿美元。然而暴力事件更加频发，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将恐怖统治的矛头对准了神职人员、政治家、军官，甚至著名的右翼民间人士，目的往往只是煽动恐惧。

反过来，社会精英阶层的土地所有者也雇用很多右翼武装力量，而这些组织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很多都源自拉索计划下美国支持的团体。这些右翼武装力量也激进地以任何敌视其雇主者为针对目标。准军事组织到处都是^[29]：巅峰时期达到3万人之众，活动范围占全国的2/3。这些组织中有些是由政府武装起来的，法律上得到了认可。它们也是残酷的^[30]：名为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AUC）的一个组织在其头两年的行动中就杀死了超过1.9万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准军事性的敢死队得到了政府、军方、贩毒者，甚至美国的支持。白宫拒绝支持政府与左派之间的任何和平对话，并谴责左派武装力量为“贩毒游击队”^[31]。在某些情况下，里根政府甚至直接支持给美国充当告密者^[32]或刺客的右翼准军事组织。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跨国打击毒品战争中出现了一批命运多舛的伙伴关系，其中包括哥伦比亚军队与20个较大的可卡因贩运者联手，建立了由美国情报部门支持的国家反恐训练学校。这一团体也被称为“绑架者死”（MAC），其使命看起来很简单：挫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绑架政客和富人。毒贩被要求先支付3.5万美元的初始费用。政府军聘请以色列和英国的雇佣兵前来提供培训，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情报人员也有所参与。

该集团从致命的角度讲是成功的；最终，它成长为政府军的又一个准军事且从事犯罪行为的延伸组织，在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战争中替政府干脏活，几乎没有或者很少专注于阻止绑架。20世纪80年代，“绑架者死”杀害的以爱国联盟（Unión Patriótica）成员身份参与政治进程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成员超过700名，进一步阻止了由总统贝坦库尔（Betancur）领导的和平进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准军事组织中的许多人也进入了毒品行业，而援助给哥伦比亚用于打击毒品战争的美元也陆续流入了毒贩的口袋。

结果是各种派系和暴力密集涌现。1999年，哥伦比亚经历了数千起恐怖袭击和绑架事件，杀人案发率^[33]高达每10万人中有60人被杀。近2万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战斗人员隐藏在全国各地，绑架勒索的赎金数以百万计^[34]。哥伦比亚整整一半的领土缺乏安全保障；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基本上统治了整个南方，政府不敢进入^[35]。1995年到2000年，超过70万名哥伦比亚人^[36]离开了这个国家。暴力事件也变得更加可怕：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屠杀起平民来动辄数以十计，并以方法残忍得令人毛骨悚然而闻名，比如用砍下的人头当球踢，以及用电锯将受害者大卸八块等^[37]。

克林顿的缉毒沙皇巴里·麦卡弗里（Barry McCaffrey）将军对当时的暴力仍保留着鲜活的记忆。“你在那个国家的任何地方开车都可能会被绑架。那有点像随机抓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检查站会搜索你的名字，找出你的身家财产价值，然后你最终要么被绑架，要么就死在热带丛林里。”这是一种“邪恶可耻的情况^[38]”。

到20世纪末，哥伦比亚人已经决定是该实现永久和平的时候了。1999年10月，这个拥有4000万人口的国家里，有1300万人参加了全国范围内题为“够了”的抗议示威活动^[39]。那个月晚些时候，有1000万人在一场象征性的公投中投票支持和平，给哥伦比亚政客们敲了一记警钟。该国没有任何正式的政治选举出现过如此高的投票率。

当时担任总统的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纳自己就曾经被麦德林贩毒集团（Medellín Cartel）绑架过，他说自己立刻明白了这次投票的后果。“没有任何总统候选人获得过那么多的选票，”他说。因此，在当选总统之后，他“决定我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努力实现和平^[40]”。帕斯特拉纳尝试使用了从未见过的战术。他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高层领导人会面，甚至到山区去，亲自与叛军指挥官对话。为了表达善意，他专门给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划拨了一个非军事区，并在他上任后的头六个月开始了正式的和谈。当然，他与克林顿在白宫玫瑰园那场奇特的记者会之后，还斡旋达成了哥伦比亚计划。

近20年后，哥伦比亚计划被当作一个成功的故事，足以说明当时的形势有多么糟糕。无论是从财务还是人力的角度衡量，这笔交易的代价都是个天文数字。美国花了100亿美元支撑哥伦比亚的安全部队、经济和政治机构，额度仅次于对以色列和埃及的援助。据报道，2005～2014年，针对左翼分子有记载的政治暗杀活动^[41]超过17万起，谎报业绩类丑闻夺去了数千人的生命。夹杂在美国援助当中的侵犯人权行为也经常发生：21世纪头10年的中期，美国制造的智能炸弹^[42]经常被用来消灭境外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领导人，然而同时也往往导致平民死亡。

“秘密的国家恐怖主义”^[43]事件很常见，最著名的是2002年2月摧毁圣维森特德尔卡古安（San Vicente del Caguán）镇的行动——这次袭击与美国和哥伦比亚40年前联手端掉马克塔利亚村的行动如出一辙，在美国的压力下，哥伦比亚政府军袭击了南部卡克塔省（Caquetá）的圣维森特镇。繁荣且大部分自治的南部地区由于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集中活动的主要区域，也经常被当地人称为“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地盘”。圣维森特是个成功的社区，拥有自己的警察部队、新的高速公路和桥梁、广泛的供电、优质的学校和医疗保健系统。但在一轮和平谈判突然中断之后，帕斯特拉纳命令军队入侵该地。美国提供的A-37和A-47飞机投下炸弹，1.3万名受过美国训练的士兵包围了村庄。政府宣布取得了胜利，告诉媒体他们已经消灭了该地区应该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营地的存在。政府军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然也一并消灭了一些平民，其中包括老幼妇孺。

战争的受害者很少见到正义。武装分子在农场和别墅中被“监禁”^[44]，之后他们可以复出，财富和人脉网络丝毫不受影响，且免于被进一步起诉或引渡。美国引渡的准军事组织领导人通常受到较轻的刑罚——只有七年，仅略微超过贩卖一盎司以下可卡因的街头毒贩所获刑期的一半。

哥伦比亚计划启动近20年后，或者说美国开始对哥伦比亚进行干预的近70年后，问题仍然存在：华盛顿坚持实现其军事和安全目标的人道代价是否太高了？而增强文职部门在决策环节的影响力是否可以防止像埃尔维尔这样的人死亡？当我向克林顿政府的缉毒沙皇麦卡弗里将军提出美国是否对哥伦比亚内战中的平民死亡负有任何责任这一问题时，他非常地不屑一顾。把美国看作同谋的想法是“最恶劣且完全不合逻辑的胡说八道，纯粹胡说八道”。

“为什么会是那样？”他问道，指的是显示美国的支持与哥伦比亚部队施虐行为之间存在关联的数据。“美国外交官和军官们所做的监督怎么会……助长法外杀戮和混乱？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更有可能的是，这些单位只是更多地参与了反叛乱…… 有些人可能参与了更多或许有侵犯人权内容的行动。但是（指责美国）实在太胡说八道了^[45]，完全没有可信性。”

“那是场血腥的战争，发生了一些血腥的事情，”他承认道，“但基本上（哥伦比亚政府军）是哥伦比亚社会中最值得信赖的机构。”确实，政府军往往是为美国进行代理人战争的国家中最受到信赖的机构。美国官员很少正视但令人不安的问题是，美国的支持在多大程度上促使这些军队成为其各自国土上唯一持久的政权结构。

无论成本如何，哥伦比亚计划最终将重心转向了民事援助，并为和平奠定了基础。这一点与后续诸如巴基斯坦之类的其他同类努力有很大不同。在该计划实施的第一个10年内，国家级警察力量扩大到全国所有大城市，有效帮助减少了绑架案件，从每年3000起降到了200多起；杀戮事件的数量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部队规模缩减了一半^[46]。到2006年，哥伦比亚实现了3万多名战斗人员自愿复员，结束了大部分准军事暴力，并启动了与联合自卫军指挥者之间的和平谈判^[47]，获得了其中许多人同意进入审判程序以换取较轻监禁的意向。

与许多其他类似的联盟比较起来，与哥伦比亚的关系中显著不同的一点在于，有一个围绕武器和人权豁免的整体发展计划。该计划的非军事组成部分和军事组成部分之间互相作用，彼此加强。“我们试图让国会同意与哥伦比亚达成自由贸易协定^[48]，我们支持（哥伦比亚总统）乌里韦（Uribe）为在哥伦比亚重建体制所做的民主安全方面的努力，”康多莉扎·赖斯回忆说，“但我们必须打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现在能进行合理的和平谈判的原因，就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不能再像绑架人质一样据守卡塔赫纳（Cartagena）和波哥大。”外交和安全战略更加平衡地相互融合，是给陷入困境的国家最终带来和平的核心原因。麦卡弗里表示，到头来“我们看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最成功的政策干预^[49]”。

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联盟记录中满是悲剧和混乱，但也有经验教训。“如果看一下哥伦比亚计划，”赖斯说，“是由外交主导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特朗普政府恐怕很难将促使美国在哥伦比亚取得非典型性成功的经验，应用到其他地区。由于全面削减预算，当年哥伦比亚计划赖以成功的全面综合性发展援助变得更加稀缺，加之新一轮武器交易和强人政治倾向看起来使美国外交政策更加与人权问题脱钩，现在几乎看不到这些经验教训已经引起注意的任何迹象。

[1] Author Interview with Freddy Torres，4 November 2016.

[2] “IIR：Cashiered Colonel Talks Freely about the Army He Left behind（Laser Strike），” Information Report，178798311. Department of Defense to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Washington，D.C.，Nsarchive 2. gwu.edu//NSAEBB/NSAEBB266/19971224.pdf.

[3] “On Their Watch：Evidence of Senior Army Officers’ Responsibility for False Positive Killings in Colombia，” Human Rights Watch，24 June 2015，https：//www.hrw.org/report/2015/06/24/their-watch/evidence-senior-army-officers-responsibility-false-positive-killings.

[4] “False Positives，” Colombia Reports，14 March 2017，https：//colombiareports.com/false-positives/.

[5] Statement by Professor Philip Alston，UN Special Rapportueur on Extrajudicial Executions Mission to Colombia 8-18 June 2009，” United Nation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on Human Rights，18 June 2009，http：//newsarchive.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9219&LangID=E.

[6] “False Positives，” Colombia Reports，14 March 2017，https：//colombiareports.com/false-positives/.

[7] “The Rise and Fall of ‘False Positive’ Killings in Colombia：The Role of U.S. Military Assistance，2000-2010，”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 and Colombia-Europe-US Human Rights Observatory，May 2014，http：//archives.forusa.org/sites/default/files/uploads/false-positives-2014-colombia-report.pdf.

[8] “The Rise and Fall of ‘False Positive’ Killings in Colombia：The Role of U.S. Military Assistance，2000-2010，” 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 and Colombia-Europe-US Human Rights Observatory，May 2014，http：//archives.forusa.org/sites/default/files/uploads/false-positives-2014-colombia-report.pdf.

[9] “Unclassified Cable 200202961，” from American Embassy Bogota to Secretary of State，Washington，D.C.，http：//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266/19941021.pdf.

[10] “Colombian Counterinsurgency：Step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Memorandum，Office of Af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Analysis，26 January 1994，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266/19940126.pdf.

[11] “IIR：Cashiered Colonel Talks Freely about the Army He Left behind（Laser Strike），” Information Report，178798311，Department of Defense to Director of Intelligence，Washington，D.C.，nsarchive2.gwu.edu//NSAEBB/NSAEBB266/19971224.pdf.

[12] Author Interview with Andres Pastrana，29 September 2016.

[13] “In U.S.，65% Say Drug Problem ‘Extremely’ or ‘Very Serious’，” Gallup Polls，28 October 2016，news.gallup.com/poll/196826/say-drug-problem-extremely-serious.aspx？g_source=position1&g_medium=related&g_campaign=tiles.

[14] Clinton，Bill，“Remarks at the Council of the Americas 30th Washington Conference，” 2 May 2000，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58427.

[15] Author Interview with Ambassador Anne Patterson，23 June 2016.

[16] “Clinton Waives Rights Standards，” CBS News，22 August 2000，https：//www.cbsnews.com/news/clinton-waives-rights-standards/.

[17] Shifter，Michael，“Plan Colombia：A Retrospective，” Americas Quarterly，Summer 2012，www.americasquarterly.org/node/3787.

[18] Dan Gardner，“Losing the Drug War，” Ottawa Citizen，6 September，Cited in Villar，Olivier and Cottel，Drew，Cocaine，Death Squads，and the War on Terror：U.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Colombia（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1）.

[19] US Army Special Warfare School，“Subject：Visit to Colombia，February 26，1962，”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eries（Arlington，VA：Carrollton Press，1976），Cited in Villar，Olivier and Cottel，Drew，Cocaine，Death Squads，and the War on Terror：U.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Colombia（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1）.

[20] 美国在越战期间实施的一种通过渗透和暗杀越共成员的方式，以暴力手段给对手造成实际和心理打击的战术计划，行动初期甚至有规定的猎杀数额，因此有平民被杀害并拿来凑数。——译者注[21] “The History of the Military-Paramilitary Partnership，” Human Rights Watch，1996，https：//www.hrw.org/reports/1996/killer2.htm.

[22] Dyer，Chelsey，“50 Years of U.S. Intervention in Colombia，” Colombia Reports，4 October 2013，https：//colombiareports.com/50-years-us-intervention-colombia/.

[23] 1963 Field Manual on US Army Counterinsurgency Forces（FM 31-22），82-84，Cited in Villar，Olivier and Cottel，Drew，Cocaine，Death Squads，and the War on Terror：U.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Colombia（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1）.

[24] Michael McClintock，“Instruments of Statecraft：U.S. Guerrilla Warfare，Counterinsurgency，and Counterterrorism，” 1992，Cited in Villar，Olivier and Cottel，Drew，Cocaine，Death Squads，and the War on Terror：U.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Colombia（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1）.

[25] Villar，Olivier and Cottel，Drew，Cocaine，Death Squads，and the War on Terror：U.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Colombia（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1）.

[26] Villar，Olivier and Cottel，Drew，Cocaine，Death Squads，and the War on Terror：U.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Colombia（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1）.

[27] Villar，Olivier and Cottel，Drew. Cocaine，Death Squads，and the War on Terror：U.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Colombia（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1）.

[28] Molano，Alfredo，“The Evolution of the FARC：A Guerrilla Group’s Long History，” NACLA，https：//nacla.org/article/evolution-farc-guerrilla-groups-long-history.

[29] “United Self-Defense Forces of Colombia，” Stanford University，28 August 2015，web.stanford.edu/group/mappingmilitants/cgi-bin/groups/view/85.

[30] “United Self-Defense Forces of Colombia，” Stanford University，28 August 2015，web.stanford.edu/group/mappingmilitants/cgi-bin/groups/view/85.

[31] Villar，Olivier and Cottel，Drew，Cocaine，Death Squads，and the War on Terror：U.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Colombia（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1）.

[32] Smyth，Frank，“Still Seeing Red：The C.I.A. Fosters Death Squads in Colombia，” Progressive，3 June 1998，www.franksmyth.com/the-progressive/still-seeing-red-the-cia-fosters-death-squads-in-colombia/.

[33] Shifter，Michael，“Plan Colombia：A Retrospective，” Americas Quarterly，Summer 2012，www.americasquarterly.org/node/3787.

[34] Marcella，Gabriel et al.，“Plan Colombia：Some Differing Perspectives，” June 2001，www.dtic.mil/dtic/tr/fulltext/u2/a392198.pdf.

[35] Shifter，Michael，“Plan Colombia：A Retrospective，” Americas Quarterly，Summer 2012，www.americasquarterly.org/node/3787.

[36] Shifter，Michael，“Plan Colombia：A Retrospective.” Americas Quarterly，Summer 2012，www.americasquarterly.org/node/3787.

[37] Wilkinson，Daniel，“Death and Drugs in Colombia，” Human Rights Watch，2 June 2011，Published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https：//www.hrw.org/news/2011/06/02/death-and-drugs-colombia.

[38]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Barry McCaffrey，22 June 2016.

[39] “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People’s Army，” Stanford University，15 August 2015，web.stanford.edu/group/mappingmilitants/cgi-bin/groups/view/89.

[40] Author Interview with President Andres Pastrana and Chief of Staff Jaime Ruiz，29 September 2016.

[41] Villar，Olivier and Cottel，Drew，Cocaine，Death Squads，and the War on Terror：U.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Colombia（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1）.

[42] Priest，Dana，“Covert Action in Colombia，” Washington Post，21 December 2013，www.washingtonpost.com/sf/investigative/2013/12/21/covert-action-in-colombia/？utm_term=.3c65ec066eb6.

[43] “Colombia：San Vicente del Caguan after the Breakdown of the Peace Talks，” and Villar，Olivier and Cottel，Drew，Cocaine，Death Squads，and the War on Terror：U.S. Imperialism and Class Struggle in Colombia（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1）.

[44] Wilkinson，Daniel，“Death and Drugs in Colombia，” Human Rights Watch，2 June 2011，Published i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https：//www.hrw.org/news/2011/06/02/death-and-drugs-colombia.

[45]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Barry McCaffrey，22 June 2016.

[46] Shifter，Michael，“Plan Colombia：A Retrospective，” Americas Quarterly，Summer 2012，www.americasquarterly.org/node/3787.

[47] “Colombia，” Freedom House，2007，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07/colombia.

[48] Author Interview with Condoleezza Rice，3 August 2017.

[49] Author Interview with General Barry McCaffrey，22 June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