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知识：机器认知如何颠覆商业和社会

过去100年来的技术进步惠及了所有的人，但是分布却极不均衡。

虽然每个人的绝对生活水平都大幅提高，但相对差别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图7.1是把美国地图面积作为美国的总财富来直观显示不同阶层人群在总财富里的占比。

如图7.1所示，美国最富有的1% 的人口占有几乎40% 的财富，最富有的10% 的人口占有80% 的财富。最穷的40% 的人口只占有不到1% 的财富。在世界各国里，美国的贫富差距还不是最大的，中国、巴西、墨西哥都比美国贫富差距更大。图7.2是世界各国的基尼系数（系数越大，贫富差距越大）。

美国的贫富差距主要由三个因素造成。一是代际传递，富人的遗产留给孩子，资本增值比劳动增值更快，因此富的越富，穷的越穷。二是全球化劳动力流动性增加，加工业和制造业大批流向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造成大批蓝领失业。三是科技使财富向科技创业成功者高度集中。中国的贫富差距也有三个原因，其中有两个和美国不同，一个相同。第一个不同是过去城乡二元政策造成的广大农村的数亿贫困人口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脱贫。第二个不同是国家控制的资源有相当一部分在权钱交换中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和美国相同的是，科技使财富向科技创业成功者聚集。注意前两者通常伴随着对弱势群体或贫困人群的剥夺，也就是它们不仅使富人更富，也使穷人更穷，而科技进步造成的贫富差别只是让富人更富但并没有让穷人更穷。随着扶贫计划的开展和转移支付的加大，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会逐渐减少。随着法治的健全，权钱交换也会被抑制。只有科技进步造成的贫富相对差距目前并没有好的解决之道。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建议征收“财富税”，即针对每个人拥有的所有财产（包括房产、证券、现金、保险等）每年征收1%~2% 的税。这个税种不仅严重抑制企业家创新动力，而且把钱交给政府效率一定很低。丹麦曾经征收过财富税，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该财富税最高达到2.2%，也即你的财富如果不增值45年就被国家征光了。实践证明这个税种在抑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并未缩小贫富差距，丹麦自1997年后就取消了这个税种。其他一些富裕欧洲国家也都有类似尝试，最后都取消了这个税种。

缩小贫富差距的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通过民间公益。比尔·盖茨现在全职做公益，他和巴菲特把99% 的财产都捐出来，要在有生之年全部花在公益上。他花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一定比政府花别人的钱用心得多。

作为一个成功企业家，他选择自己认可的项目，执行项目、评估项目的能力都远高于一般政府官员，这里几乎不会有跑冒滴漏和贪腐。更重要的是，当大批成功企业家都投入公益时，会自然形成一个“公益市场”。企业家不仅可以根据自己的资源、爱好和优势选择公益方向，效率差的公益项目也会被自然淘汰。

无论是比尔·盖茨还是马云，他们个人和家庭所能消耗的财富在他们自己的财富中都微不足道。聪明的家长都知道留给孩子太多钱是祸害，所以中外很多的成功企业家都将自己的大部分财富，在他们有生之年全部花到自己认为重要的公益项目中去。作为政府，应该通过一系列法律政策鼓励民间公益，支持形成一个公益市场和公益生态。这样不仅避免了高税收造成的创业意愿降低，避免了征税成本和支付中的损耗，更重要的是能够以最高的效率和最创新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

改善贫富差距的第二个方案是增加休息日和延长假期。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是当中国从每周工作六天改变为每周工作五天时，GDP不仅没有下降相应的1/6，反而持续增长。经济学家的解释是多出一天的休息时间增加了消费，前提是人们普遍拥有积蓄，但没有时间消费。根据同样的原理，可以将五天工作制改为四天、三天。也可以进一步延长假期，例如除了春节以外，清明、端午、中秋都变为长假期。每年的年假也可以延长到三周、四周，甚至可以考虑让家长和孩子一起放暑假和寒假。逐渐增加休息时间，带来了消费的增加，所以总体GDP并不一定会下降。对企业来讲，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变短，要完成同样的工作量，意味着需要增加人手，这样就会降低失业率。那读者要问，这样岂不是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吗？如果全社会都是同样的劳动时间，企业利润的长期决定因素则是市场愿意支付的价格。企业为了保持一定的利润，要么提高效率，要么削减工资，前者推动创新，后者则是一种市场化的也即无损耗的转移支付。

不论是“无条件基本收入”还是大幅增加休息时间都属于比较激进的应对大规模失业的措施。笔者不认为尤瓦尔·赫拉利所担心的大规模失业会突然出现。基于对目前技术的理解和近年来商业的发展，AI对产业的影响虽然是颠覆性的，但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