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节 不正确的表达方式
通过勤奋不断的研究，我们最后会发现，一个词的词义会比刚开始时包含更深更多的含义，如果这一点属实，就不得不思考一下人究竟是如何彼此理解的。因为如果词语本身至关重要的意义中不具有显而易见的属性，就会导致每个使用词语的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使用的，于是就造成了“更深更丰富的含义”。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使用了比我们想象的多得多的更生动形象的字眼。随便举个例子，你可能就会惊诧地发现竟有如此多词语有夸张的意味。如果我说“我搞得定这个案子，我挤过去了，我跳过去了”等，这些表达都是画饼，因为我没有放置好什么，没有挤过某个障碍，也没有跳过什么物体。所以我的词语不代表任何真实的意思，而只是一种意象，不可能判断出二者之间的差异，或者是这种差异被每个人接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向和内容。所以无论一个意象出现在哪里，如果要知道其含义，我们就必须首先了解这种用法是如何在哪里出现的。比如，我们常常听见“四角桌”而不是方桌，一个“非常平庸”的人，而不是远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很多情况下这种错误的表达是有意识地想美化某种要求，或者让它听起来比较谦逊。吸烟者说：“我能借个光吗？”其实你很清楚雪茄能借出多少光来完全无关紧要。“我能来一小块烤肉吗？”这样说是为了让请其他人把沉重的烤盘递过来这个请求听起来比较有礼貌。还有，“请给我一点点水”这种说法也不能改变他人需要把整个水瓶递过来的事实，并且对他来说你是倒了一点点还是很多都无所谓。所以我们说到借的时候常常根本就没有想到归还。学生跟同学说：“借支笔，借几张纸，还有墨水。”但是他根本就没打算还。同样地，被告或感到自己行为不佳的证人提到自己的失误时，也会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这种美化常常程度太深、技巧太高，以至于很长时间都没人注意到其中的真实情况。在这一点上习惯用法也能提供最佳的例子。数不清有多少年了，满足很多人必然需求的诚实劳动、快速无痛屠杀牲畜这个行当被称作残忍的工作。但是如果有人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排遣无聊就射杀无害的动物，或者致残让其痛苦地死去，却被称为高尚的运动。我倒是想看看杀死一头牛和射杀一头牡鹿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后者甚至都不需要什么高超的技巧，因为快速无痛地杀死一头牛比射伤一头牡鹿要难得多，就算最精准的枪法也不像正确屠杀一头牛的技巧那样，需要那么多训练。此外，要杀死一头野牛比杀死一只驯化的、善良的雉科鸟更需要勇气。但是语言表达则假设人与人之间有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在刑法中是有影响的，虽然我们并不真正了解是为什么。同样，在马和其他商品交易当中存在的欺诈也有不同。两个决斗者根据规定决斗和两个农民青年根据约定拿着鹤嘴锄斗殴也有不同。有人因为“被香槟启发”和有人因为“仅仅”醉了而触犯了法律是不一样的。第一种用法都有一种美化的、原谅的含义在其中，第二种则是指责的、拒绝的。看待很多事件的不同的观点正是这种不同语言用法导致的，这些用法一开始就把不同的观点区分开了。
更糟糕的是，如果说者和听者都知道说的和听的不是一回事，在说与听之间就会出现某种不诚实。如施泰因塔尔所言：“说者在说自己不相信的事情时，他对其真实性就没有任何把握。然而听者非常清楚他在说什么，他理解得很正确，所以也不会责怪说者完全词不达意。”[257]这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出现，却不会导致人出现太大的交往困难，但是正因如此，它也会在我们与证人和被告的对话中出现。我知道，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证人想要掩盖某些确定的嫌疑、但又不想明言的时候。比如，在某个案子中审查官员和证人都相信X是罪犯。同样地可能因为X和证人关系密切，或者因为X“高高在上”，所以法官和证人都不想公开这个事实，于是他们就会无止境地在重点周围打转。如果两方想的都一样，那结果最多就是浪费点时间，问题也不大。可是如果每个人想的是不同的，比如每个人想的罪犯都是不同的人，但每个人都错误地以为对方同意自己的观点，那么他们不能明说的分歧可能就会导致很有害的误解。如果法官相信证人同意自己的观点，然后从这个看似确定的基础继续推进，那案情就会变得很糟。同样地，如果法官和某个嫌疑人讨论招供，即法官认为嫌疑人会招供，但只是暗示了一下，而后者压根就没想过要招供，也会贻害无穷。我们的工作需要做到的一点就是公开明确地讲清楚，任何模糊的表达方式都是魔鬼。
无论如何，困惑常常在不由自主的情况下产生，即使不能避免也要尽力理解。所以，典型的做法是通过已知去理解未知，即，一开始罗马人看见大象的时候管它叫“卢卡尼牛”，类似的例子还有“丛林中的狗”=“狼”，“海猫”=“猴子”，等等。这些都是常用语的形式，不过每个人都习惯于在碰到陌生事物时如此认知。所以他讲话时就会或多或少用意象来表达，如果听众不了解这一点也就无从去理解。要弄清楚某人说的话就得先弄清对他来说什么是新鲜的和陌生的。了解了之后可以假设他会在思考不熟悉的事物时用意象来表达。然后要发现意象的本质和来源也就不难了。
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使用外语词汇时。显然这种不正确的用法不仅限于出现在没受过教育的人身上。我特别想说的是在我们母语中意义的削弱问题。福尔克马尔认为，外语词汇是通过窃取同义母语词汇的准确和新鲜性而获得其地位的，所以就会被所有不愿用正确的称呼的人所用。“忧郁的”远远不及“悲伤的”那么悲伤。我倒是想知道如果不允许用malheur、mechant和perfide[258]这些至少词义激烈程度大为减弱的词，还有多少人能正常说话。用这些词的原因并不见得是言者不愿用正确的词汇，而是因为有必要在不用注释或该词语其他拓展形式的前提下要说明同一件事的不同程度。所以外语词汇某种程度上来说就像专业术语一样。但是本土语言弱化的方向其实是由使用替代语的个人决定的，这远远不是统一的。所以这个问题完全关于个人的用法，必须针对每个案件一一进行研究。
缩略语表达方式的斗争——在我们八卦的时候这种情况异常多——会在另一个方面表现出来。比如我桌上有一本古老的家族志，《从悬崖到大海》，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显然是内容主体和读者的地理分布，也就是说“遍布全球”或“关于每一寸土地的每一个人”。但是这种名字就太长了，所以就合称为“从悬崖到大海”，而不需要考虑悬崖常常就立在海边，所以二者之间的距离可能只容得下一根头发，悬崖和大海并不是对立的。
或者，我儿子走进来告诉我一个关于“老学期”的故事。“老学期”指的是一个老学生用好多个学期才读完大学，至少要多于要求或者必要的学习时间。因为这个解释太长了，所以整句话缩减为“老学期”，这样方便多了，不过对所有不了解大学的人来说就难以理解。这些缩略语非常之多，要避免错误就必须每次都解释清楚。沉默寡言的人对此没有什么责任，聒噪的人想通过使用缩略语展示某种语言的力量。人用一种毫不方便的方式表达概数时也不是无关紧要的，比如“半打”有两个字，却不用只有一个字的“六”，或者“圣史蒂芬圆顶上钟的裂痕多得就像一年中的天数一样”，等等。我们只能假设这种表达方式要么是为了让某种论断普遍化，要么就是为了寻求记忆的帮助。很有必要警惕这种表达，一方面因为它们天生就是要把数字“约略化”的，另一方面就是其对帮助记忆的作用必须首先得到验证。最后，大家都知道外语词汇常常会被改为同音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词语。听见这种难以理解的词语时，可以大声重复该词来找出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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