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耐基成功之道

如果我们真正成熟了，就不需要回到担惊受怕者的避难所——顺从，不需要将个性隐藏在群体中，不需要盲目地不加思考地接受他人的思想。

“想要成为一个人，就必须是个不服从主义者。最终除了你自己心灵的保全之外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我所犯的一切错误都由于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而想要用别人的观点来看事物。”

伟大的不服从主义者拉尔夫·华多·艾默生的这番话，对那些相信“用别人的观点来看事物”是促进良好人际关系第一要素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震撼。

也许我们可以将爱默生的话改写成这样：“务必要从别人的观点来看事物，但是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观点来行事。”

如果成熟有任何好处的话，那么一定是发掘我们自己的信念，以及无论什么情况都根据自己的信念行事的勇气。

年轻、没有经验的人怕跟别人不同……怕自己的穿着、行为、言谈或思想不被他所属的群体接受。有青少年子女的中年父母时常受到这些想法的困扰：“莎莉的母亲让她擦口红。”“跟我同年的女孩都跟男孩子出去约会。”“我的天哪！你们想要我成为怪物吗？别人都不需在11点以前回家。”等等。

小孩子必须活在他的团体中，玩伴和朋友对他的看法以及被他们接受是他最重视的一个社交事实。这个团体的标准和父母希望他奉行的标准之间的冲突，是青春期的最大障碍之一。对父母和孩子来说，这都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当我们处在一种不熟悉的情况中，没有先前的经验指导我们时，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服从被广泛接受的标准，直到依照我们自己的信念和标准所产生的经验和信心来到之时，只有傻瓜才会在尚不知道自己在反叛什么或为什么反叛之前就反叛。

然而，我们发掘出自己的价值系统的时候迟早会来到。比如，我们发现诚实的确是最佳的策略，不只是因为别人这样教导我们，也因为我们的经验或观察或智慧已经向我们说明犯罪是划不来的。幸亏大多数人都同意一些主要的生活基本原则，要不然，我们就会永久活在无政府状态中。

但即使是最基本的原则有时候也可能受到挑战，而这些不盲从一般思想的人也成为文明进步的动力。直到一些激进分子大声疾呼废除奴隶制以前，没有人成功地反对过“奴隶制度是必要而且正当的”这个已经有几世纪历史的格言，童工、残酷和不寻常的惩罚、仿冒品等等——一长串曾被大众不加质疑地接受的种种弊病，经过意志坚定的少数人大加挞伐才逐渐被废除掉。

不盲从一般人的思想可不是一件舒心的事，通常都是令人不愉快的，有时甚至是不安全的。因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宁肯平平静静地跟着大众走，由大众加以保护，不加质疑或争辩地接受各种指引。我们只是想到要做出与众不同的事就会感到恐惧，殊不知这种安全是骗人的；再没有比一群受到惊吓而四处奔逃的人更易受到伤害的了。

这种顺从和安全继续下去，最后人便成了奴隶。惟有接受生活的挑战，投入到生活的奋斗中，对任何决议事先加以论辩，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套用著名的战地记者和作家艾德格·莫瑞的话：“无论男人女人都无法借由追随消极性的美德——调整适应、安全防范，或甚至世俗的快乐等等而达到诚实、正直的原貌……他们经由负担而达到卓越（和最高的幸福），健全的人一如我们的祖先一样，在困苦中成长壮大。”

在前面，我们讨论过接受责任是成熟的第一要素。长大成人就是从父母的羽翼下步入到成人的广阔天地中。

如果我们真正成熟了，就不需要回到担惊受怕者的避难所——顺从，不需要将个性隐藏在群体中，不需要盲目地不经思考地去接受他人的思想。

具有支配自己一生和天生使命感的人不需要人家教导他在必要的时候挺身坚持原则与整个世界抗争的价值，而且他受到十字军式的狂热的感染，别无选择；一种伟大的内在动力驱使他从容地面对各种障碍，从而勇往直前。

但是其余的人——你、我或我们的邻居——动辄发现自己经常受到群体压力的左右，只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有这么多人反对我们，那么我们一定错了。我们的信念就因为人数的压力而被扼杀了。反对的人达到足够的数量时，我们就对自己的判断失去信心或缺乏自信了。

有些人则相信不顺从就是怪异或某种肤浅的“与众不同”的表现。留胡须、赤足走在大街上或者女人在歌剧院中抽烟等等，并不表示我们是自由独立的人，只说明了我们是不成熟、智商像爱出风头的猴子一样的人而已。

成熟帮助我们建立一些基本的信念，并使我们将这些信念始终奉行不渝。每个人对自己、对人类、对上帝都有义务以最佳方式尽最大努力来增进人类的幸福。

我永远佩服爱默生在这方面所保持的坚定立场。他不断支持反奴隶制度和其他重大的运动，只因他觉得做这些特殊工作能对社会有更多贡献。这独特的理由，支持着他不断反抗奴，隶制度。他的态度完全是基于自己的原则，而且他乐于为原则牺牲名望。

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目标而奋斗或与大众对抗是需要有超凡的勇气的，再没有比一个不盲从一般思想在劣势中仍挺身坚守信念的人更勇敢的了。

我最近参加一个社交聚会，会中话题转向最近报上常出现的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所有的客人都持相同的看法，只有一个人例外，他礼貌地避免加入谈论，直到有一个人直截了当地问他的看法。“我原本希望你不会问我，”他微笑着说，“因为我的看法跟大家截然相反，而这是个社交场合。但是既然你问了，我就告诉你我的看法。”随后他大致说出他的看法，也立刻受到了围攻，但他毫不让步，即使没有任何支持者，他仍坚守立场。虽然他没有赢得任何人的赞同，但他赢得了尊敬，因为他在大可干脆附和多数人的看法的时候，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从前的人为了活下去，得依照自己的判断行事。那些驾篷车西进的拓荒者根本不可能向专家请教或追随时尚，一旦发生危机或紧急状况时，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生病？没有医生。因此他们只能使用自制的压药和常识。受到印第安人攻击？大草原上没有警察，只有凭自己的力气和计谋。家人的庇护所？那里没有建筑承包商，只有他们的双手与技能。食物？他们得自己种植或搜寻。生活中每一个问题都要自己做出决定，而大体上来说，他们处理得比较好。

如今，我们生活在专家的时代中，我们已经习惯依赖权威的意见，因而逐渐对自己发表的意见或建立信念的能力失去信心。专家已经接管了这一切，因为我们拱手让他们接管。

我们现在的教育趋势处处都是先入为主的人格模式观念。例如，为了“领导统率训练”而大忙一场，全然不顾我们大多数人都将是追随者而不是领导者的事实。我们需要领导统率训练，同时我们也需要被领导，知道如何像个人一样聪明、有思考力地追随领导者，而不是像牛群一样盲目地走进屠宰场。

正如教育家华尔特·B·巴伯所说的，“我们的子女正在被训练发展一些表面的人格特性，以符合国家理想中的良好人格——有群居性、受欢迎、有适应群体的能力等等。”巴伯先生说：“退缩的孩子毫无立足之地；退缩是一种感情上的不适应，每个孩子都应该想玩游戏而且想当头领，每个孩子都应该对论题有更明确的看法，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受到其他孩子的喜欢。”

他推断说：“如果想从我们的教育制度中产生最快乐和具有最佳潜能的公民，就必须给那些不盲从于一般思想、喜欢阅读胜过于打棒球、喜欢音乐胜过于足球的孩子一个立身之地，必须容许这类孩子与众不同，而不被当作适应不良的孩子看待。”

勇敢的父母才敢于要求他们的孩子该在公立学校中受到怎样的教导。别人总是劝他把这些事留给教育专家去处理。但是，我认识一个住在郊区的年轻人，他挺身而出，抗议他儿子所受到的教育方式。他是个不盲从一般思想的人，并且他对自己的信念有信心。他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质疑，一年之后，便成为社区的教育委员之一。现在，他的子女和数百个其他人的子女获得了他在那天晚上的集会中力排众议、极力争取到的教育改革所带来的好处。

小儿科医师告诉我们如何喂食、养育、照顾孩子；儿童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如何培养孩子适当的行为模式；商业顾问告诉我们如何经营事业；政治上，我们极少以个人的身份投票，而是以某个政党党员的身份投票；甚至我们最亲密的关系——爱情生活——都已经被专家侵入，它被观察、制成图表，然后详细地向大众公布说明，而大众消化了那些结果之后，就断定这一定是适合一切情形的福音。

人们断定自己能够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专家——对自己、家人和事业来说，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只是因为“专家”宣告或赶潮流而去做某一件事，就像一场讨人欢心的演说一样令我惊叹不已，但绝不敢苟同。

艾德格·莫瑞经常著书立说警告我们所谓的“兽群国家”——对于个人至高无上的价值的否定。

他在《周六文学评论》中写道：“这种否定是残酷的纳粹政权的核心，如果美国人被威胁恐吓或贿赂收买而放弃他的个体性，那么他以无名大众为基础的政府的敬意就令人费解了。”

如同莫瑞先生在结论中所说的：“即使你不能成为天使，也不该是只蚂蚁。”

不可否认，“成为你自己”是如今我们能为自己所立下的最艰难的一条戒律。在一个以大量生产、大量媒介和生产装配线的教育为基础的社会中，要了解我们自己是件比较困难的事，而要想“成为我们自己”就更加困难了。我们总爱将人分门别类：“他是工会的人”，“她是公司职员太太”，“他是自由派人士”或“一个反动主义者”。我们总爱为自己贴上标签，也无情地为别人贴上标签，就像小孩子在玩“警察捉强盗”一样。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哈罗德·W·杜斯十分关注顺从与不顺从相抗衡的问题，因而用“身为个人的重要性”作为他对1955年6月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的训词题目。

“不管促使你顺从他人思想的压力多么沉重，”他告诉毕业生们，“如果你真正具有个人的特质，你就会发现，无论你如何尽力将屈服合理化，你都无法成功，除非你抛弃你的最大资产——自尊。”

杜斯校长提出非常深刻的论点：“人类将只有在自己心中才能找到他为什么在这个地球上，在地球上时应该做什么，以及此后将往何处去的答案。”

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帕西·斯宾德爵士，在1955年6月就任纽约基尼克塔迪联合学院和联合大学的名誉校长时说：

“有了生命，我们方能尽量发挥各种才能。我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都有应尽的特殊义务，接受这些义务是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希望生命活得更有价值，就必须履行适当的义务。但是接受这些义务——没有这些义务，就不可能有让我们表现才能和个性的有秩序的社会——我们就有权利和机会在为自己，也为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同胞、全人类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特性。”

只有成熟的心灵才能感知这种人类最光荣的潜能，只有成熟的人才能怀着“比天使低下一点”而不是比猿猴高一点的骄傲心情活下去。对于这样的心灵、这样的人来说，顺从——担惊受怕者的避难所——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字眼而已，因为他跟爱默生一样，认为个人心灵的保全是最神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