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种族简史

在美国和在南部意大利一样，家庭对于意大利人来说，是压倒一切的关键组织。确实，家庭几乎是能够要求人们效忠的唯一组织。

宗教并不是与家庭在“竞争”忠诚方面的强大对手。尽管大部分意大利移民都是天主教徒，但天主教堂在意大利对他们并没有强大的约束力，意大利普遍存在反对教会官僚的气氛，而由爱尔兰人把持的美国天主教与他们的关系就更加疏远了。在南部意大利，教堂的祈祷礼仪很少有人参加，除非逢到圣诞节、复活节等重大节日。在美国，意大利裔天主教徒给教会的捐款，按人头计，只相当于波兰裔、爱尔兰裔或德裔天主教徒的5%～10%。爱尔兰人和南部意大利人时常在天主教教义的观念上发生冲突。南部意大利人的宗教观念不那么刻板，节日礼仪偏重热闹，注重对守护神和圣母玛利亚的崇奉，而不拘泥于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对圣餐或念珠祈祷也不在乎。

正如南部意大利文化的其他内容一样，宗教是高度个人化的。没有几个意大利人愿去当教士，而在由爱尔兰人操纵的美国天主教内部，意大利裔教士也极少有升迁的机会。在移民时代，意大利人子女极少在教区学校上学。这些学校即便设在意大利移民街区，也由爱尔兰裔修女来掌管，正如教堂一般都控制在爱尔兰人手里是一样的。譬如在芝加哥，意大利裔的学龄儿童在教区学校就读的不到5%，而在纽约，意大利人的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人数是入教区学校人数的7倍，相比之下，爱尔兰人子女在公立学校读书和在教区学校读书的人数，大致是相等的。用意大利文出版的报纸公开倡导不要到教区学校去读书，理由是宗教教育应当在家庭里进行。

某些爱尔兰裔神职人员甚至对意大利民族表示反感。有个人就宣称：“意大利人不如我们聪颖。”有的教士在布道台上称意大利人为“黑不溜秋的”，叫他们到后排与黑人坐在一起。意大利移民也与许多公立或私立的慈善组织保持着距离。这又是南部意大利人价值观念的反映。自立感使意大利人耻于向别人求援，受了冤枉不求助于警察为之伸张正义，遇到困难也不求慈善机构以苟全。遇到这两种情况，意大利人宁可自谋出路。意大利移民的男子，倘若是单身，即便饿着肚子也是“找到任何工作都愿意干”。只有在家眷迁来之后，他们才会在走投无路时去求助慈善机构，以免老婆孩子跟着受罪。意大利移民全家人被迫接受慈善施舍之日，也就是他们到了“奄奄一息，贫病交迫”之时。此种对施舍坚持不受的态度，随着时代的前进似曾有所改变，特别是在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实施大规模救济计划的时候。但就是在今天，美籍意大利人仍保持着这一与众不同的特点。

在一个崭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里，意大利移民易遭不幸。出于自卫的目的，他们组织起互助会。互助会根据其成员在祖国的村籍和省籍而不知凡几，山头林立。这种状况亦见诸于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当中。在19世纪末期的阿根廷，仅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地就有20个这样的互助组织。在芝加哥，意大利人的这种互助会在1910年有400个。在同期的纽约，意大利人的这种互助会则多达2000个。他们从未能合并起来，成为一个为全体美籍意大利人服务的互助总会。不管怎么说，这些互助会总算是一种比南部意大利共济范围优越的合作形式，在那里，像这种承担家庭之外义务的做法，可谓是闻所未闻的。一位研究意大利社会的知名学者曾经指出：“要在南部意大利找到英文里‘社区’一词的同义语是困难的。”甚至意大利南部的犯罪集团也是以家庭为中心来展开，后来到了美国仍是如此。

和包工头制度一样，美籍意大利人的互助会可算是向现代意义上的组织——一种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社会结构，该结构自身所界定的宗旨使这些陌生人聚集到一起——迈进了一步。通用汽车公司、红十字会、政治运动、工会或体协等，都是这种意义上的组织。南部意大利人一般尚未缔造过此种意义上的组织。他们的那些团体都是由彼此已经熟识的人组成的，一般来说，相互之间或者有血缘关系，或者有教父教子关系，或者（像在美国）有来自同一省份的同籍关系。但是，要把陌生人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互助合作，不管是在意大利或者在美国，对于南部意大利人来说，那都是困难的。在南部意大利，正式的组织通常都是由外部力量建立起来的，这种外部力量就是意大利政府或罗马天主教教会。全国范围内的美籍意大利人的组织，其形成的时间一般要比其他种族的全国性组织形成的时间要晚，而且通常也根本不像犹太人的布内—布里茨反诽谤同盟（B’nai B’rith）或黑人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那样进行着有效的活动。

意大利移民积极参与其他人所创造的工会，并在组成美国服装工人协会时发挥过作用，但总的来说，他们建立的组织极少。甚至在为共同的目的而采取联合行动时，他们也打个人的小算盘，对不属于本家或本地的陌生人信不过。意大利人的这种作风，在南部意大利以及在现代美国，都可以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