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简史

（一）劫后的奋起

1945年，就在二战即将结束之前，在如何处置战后德国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以美国总统罗斯福为首的、以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和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为核心的一派，主张在战后彻底将德国阉割到再无能力挑起任何战争和麻烦的境地。如果按照摩根索制订的“摩根索计划”，德国的工业基础将被彻底摧毁，德国经济将退回到100年前的农牧业时代。随着1945年4月罗斯福总统的突然去世，杜鲁门被扶正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美国政府内一大批反对罗斯福总统欧洲战略的人团结到了杜鲁门的身边，联手颠覆了罗斯福的战略。自此，斯大林放弃了与美国合作的幻想，拒绝加入美国主导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体系。一场延续了半个世纪、影响了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冷战就此拉开了帷幕。而挑起美苏之间这场对抗的幕后推手，正是已经日薄西山的老牌殖民帝国——大英帝国。而直接挑起这场冷战的人就是当时已经退出政坛的英国伟大的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他的“铁幕演说”被认为是冷战的序幕，而美国驻莫斯科外交官乔治·凯南则凭借起草了那篇著名的长达8000字的“冷战电报”而被称为“冷战鼻祖”。最终的结果是英国人达到了目的——他们将苏联树成了美国的主要靶子，而将英国再次推为了美国的盟友，英国在国际上和西方世界中的位置就此坐稳了——世界5大国之一、美国在欧洲最有力的盟友。

那么，当时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的情形又如何呢？

在一般的教科书和著作中，都把二战后的德国描写成已经完全被废了的国家。1945年5月19日—6月8日，英格兰银行高官威廉·加文（WilliamGavin）造访了曾经是德国核心工业区的鲁尔区，他在给英格兰银行的报告中写道：

随处都是“伦敦码头”式的破败苍凉，随处可见被惨烈摧毁的小镇。行车3分钟、5分钟，甚至8分钟，也看不到任何居民的住所。我骑着摩托车在鲁尔区转悠了3个小时，除了小镇之间尚存有几个孤零零的“小岛”之外，所有一切都化为瓦砾。科隆、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混乱不堪。最糟糕的可能是埃森。推土机沿着城市的主要道路总算开出一条道路。人行道和辅道两边，堆满了笨重的建筑物残骸；成堆的砖石碎片，被扭曲的电车轨道，被掀翻的电车、锅炉、浴缸和水箱；整块滑落下来的屋顶，以及摇摇欲坠、随时会散架的破碎墙壁。在这堆积如山的瓦砾之下，不知道掩埋着多少尸骨啊。

这是当时德国状况的真实写照。

德国民众的生活也因为战争和战败而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德国1946年的工业生产仅仅是战前1936年的33%。饥饿成了德国的主要问题。凭购货证在商店门口排长队才能买到的食品定量每日所能提供的热量平均为1000—1500卡路里。而正常每人每天摄取的热量不应少于2650卡路里。

土豆和萝卜替代了经常紧缺的面包，肉和香肠成了稀有品，黄油、食油和人造黄油变成了定量配给的奢侈品。作家诺萨克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描绘了那时凄惨的日常情景：

从八点至三点我坚持工作，要到三点钟公共交通方才恢复。我差不多冻僵了，加之我只带了两片面包，所以连路都走不动。乘坐地铁犹如战斗一般。那时，我的妻子早晨给人上课，中午要赶一小时的路去大众食堂打饭，因为我们没有煤气、电和灶，离开了食堂不行。这样，我们大部分的票证也就用光了。……我自己经常裹着毯子坐到深夜一点，然后冻得哆哆嗦嗦钻进被窝睡觉。

那时的德国人要维持生计，必须挤在火车里或骑着自行车下乡，挨门挨户乞讨生活必需品，或者把仅有的那些贵重物品拿去交换。人们以货易货，用从国家或占领军仓库里抢来的产品进行易货贸易。想方设法搞燃料，去森林拣木柴，收集一切可设法换取食品的东西。香烟可以顶替货币。

这是德国民间战后生活的真实写照。

不仅如此，从1945年到1946年，根据“摩根索计划”被拆除的德国工厂达1600余家，一些军事基地被美军炸毁，大量的工厂正在被拆除，设备被运走。德国工业正在遭受历史上最严重的、面临被彻底摧毁的灾难。

但是，到了1947年，情况有了彻底的转变。拆除德国工厂和设施的工作被叫停，盟国开始吸纳纳粹德国的统治精英进入德国新政府担任重要角色，对一些原为企业家或者专家型的战犯的惩罚大大弱化，克虏伯等实业界大佬被特赦，沙赫特等金融界的精英被释放，“马歇尔援助计划”开始在德国大力实施，美元源源不断地涌进似乎已经被废弃的德国。直到此时，人们似乎才发现，盟军在战争中对德国实施轰炸的主要目标并非德国工业设施和工厂，而是德国的交通运输线。这是因为根据当时的情报，为了躲避盟军的轰炸，德国将工业设施和工厂进行了疏散，在各地工厂生产出设备之后，只要把这些设备运到一起进行组装，就可以把分散的设备组合成有效的装备。因此，盟军为了阻止德国对于这些分散设备的组装工作，就把轰炸的重点放在了交通线和交通枢纽上。据统计，德国的钢铁实际生产能力仅有6%遭到了破坏，煤矿减产仅2%，焦炭4%，机器制造15%，金属加工机床6.5%。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德国工业的75%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生产能力。而且，德国工业被拆除的部分不及其生产能力的1/10。此时，欧美的统治精英们意识到，只要把这些工业生产能力加以整合，货币稳定，再加以必要的资金援助，德国的工业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而在当时冷战已经拉开帷幕，德国已经分裂为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的情形之下，为了对抗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迅速恢复西德和西欧的工业生产能力，乃当务之急。于是，“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便应运而生。该计划的核心就是帮助德国复兴经济。同时，美国推出该计划的战略指向也很明确——通过资本、技术和设备的输出，将欧洲纳入美国的全球经济体系，从而有利于控制和开拓战后欧洲市场。事实上，通过二战，美国经济经历了自建国以来增长最快速的一段时期，庞大的工业产出能力在战争结束后急需新的商品市场，对外贸易仍然是美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美国需要一个经济力量活跃、稳定并具有长期支付能力的欧洲。

但是，如何拯救和稳定已经濒临崩盘的德国经济呢？欧美精英们认为，欧洲整合的关键问题是货币。而德国复兴的关键问题也是货币。当时德国的帝国马克已经形同废纸，一文不值，完全失去了货币的功能，以物易物成了德国民众获取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主要交易方式。在战争中，受伤害较少的是农民，家中尚有余粮，于是，大批城市中的中产阶级拿着家中的金银财宝、名画、家具、衣物来向农民换取面粉、鸡蛋、黄油、奶酪。一夜之间，农民突然用起了金贵的瓷器、精致的刀叉和高档的家具。在城市中，香烟、肥皂、刮胡刀、巧克力都成了硬通货，易携带、易分割、接受程度高的香烟，充当起了货币的角色。美军士兵用从军用服务社低价买来的香烟，到市场上换取各类金银珠宝和莱卡相机。

当时德国货币体系实际上已经完全崩溃，德国需要尽快建立起新的货币体系，以拯救德国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确定新老马克的兑换率。经过调查和研究，美国金融家们决定将德国新老马克的比价定在1∶10。其根据是，在战争期间德国货币超发了5倍，市场上的商品总量缩水了50%，这样里外相加，货币相当于被超发了10倍，所以，美国人决定了新老马克的这一兑换率。由谁来发行新马克？当时曾经在纳粹德国期间起着中央银行作用的德意志帝国银行的信用已经丧失殆尽，再说，这个银行的政策决策深受当时德国纳粹政府的权力干预，因此，为了避免历史重演，美国人决定在德国建立一家不受政府支配的、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中央银行。于是，经过紧张的筹备，1948年3月，战后第一家中央银行——西德联邦银行（Bank Deutscher Lander）正式挂牌，3个月后，新的德国马克问世。这家新的中央银行是德国占领方各方力量综合作用的产物——既有战胜国强加给战败国德国的各种权力制衡规则，也有源自1875年德意志帝国银行的传统。新成立的中央银行之所以独立于政府，除了战胜国的安排之外，另一个原因是在它成立之时，西德政府还不存在。而在该中央银行成立之前，实际掌控德国金融决策的机构是美英占领军成立的一个临时机构——盟军银行委员会（Allied Bank Commission）。即使1949年西德政府成立之后，西德联邦银行也仅拥有利率的决策权，而汇率的决定权则属于波恩政府和盟军占领当局。1948年4月，美国人在没有与德国人商量的情形下，宣布1美元兑换3.33帝国马克，而在战前此汇率是1∶2.5。

美国人制定了货币法案、发行法案和兑换法案三个法案来组织德国的这一次货币改革运动。通过货币法案，德意志马克（Deutsche Mark，DM）获得法定货币的地位，以取代帝国马克（Reichsmark，RM）；发行法案奠定了西德联邦银行的中央银行的地位；兑换法案则规定了新旧马克的兑换比例等细节问题。

经过这一番紧锣密鼓的布局，美国人相信，德国经济似乎就此可以走上正轨，踏上飞驰的快车了。但是，实际情况并非美国人想象得那样简单。1948年进行的货币改革，使得许多德国人的积蓄大大缩水，因为，这场币制改革是在没有德国人的参与下进行的，它把旧的存款和债权贬值为10∶1，答应立即换给三个西方占领区居民每人40马克，第二个月再换20马克。这就像1923年通货膨胀一样，使中产阶级损失了所有的存款，而拥有贵重物品和持有股票的人却捞到了好处。所以，币制改革并没有导致许多政治家所期望出现的财产再分配的情况，反而加剧了这种贫富分化。另一方面，改革使得民众又可以在市场上买到从前买不到的商品了。已经被憋屈了多年的消费热又迸发了出来。但是，到1949年，德国再度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中，1950年，美国不得不再次启动对德国的援助行动。但真正促使德国走出困境的却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持续三年的巨额军用物资订单，盘活了这架德国工业机器，最终将德国经济推上了高速行驶的快车道。

到了50年代初，联邦德国的经济已经恢复到二次大战以前的水平。这以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52—1958年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6%，这一时期的失业率则从6.4%下降为1.7%。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联邦德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一直基本保持在5%。1950年，联邦德国的国民收入为233亿美元，到1970年就上升为1668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6倍多。联邦德国的工业产值在1955年超过英国和法国，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工业大国，如果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业产值，在1970年甚至超过了美国。1950年，联邦德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只有46亿美元，到1970年猛增到646亿美元，联邦德国的黄金外汇储备1950年仅有11亿马克，到1970年达到了124.4亿美元，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有学者总结德国在战后出现经济“奇迹”的原因有以下六点：

第一，德国原有的经济基础比较好，虽然固定资产遭到战争的破坏，但企业布局、人员素质等方面仍有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劳动力素质方面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

第二，“马歇尔计划”援德资金的合理使用，促使联邦德国能尽快完成经济模式转轨，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稳定和促进作用。

第三，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第四，对外贸易稳定、持续增长，促进了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高度增长。

第五，非军事化立国的战后政策，促使德国可以集中有限的财力和物力从事经济建设，不必为战后东西方对抗局势背上沉重的军备竞赛的包袱。

第六，德国人务实、肯干、勤勉的民族精神，是德国经济得以迅速腾飞的主观要素。

但是，如果从历史发展长河看，催生德国战后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因素，乃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形成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德国是这个经济共同体运行的发动机和粘合剂——德国生产出工业产品一方面供应给需要这些产品的共同体内的成员，另一方面出售到世界各地换取欧洲需要的大量外汇和商品。这样一个巨大的良性循环，导致了欧洲共同体的运行基本处于良好状态。同时，美国也得到了欧洲这个巨大的市场。这也正是欧美精英们构建这个经济共同体想要达到的目标。

（二）欧元的摇篮

1949年之后，德国经济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可是，发展工业需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在德国出现了巨大的缺口。德国急需煤炭和钢铁，而没有充足的煤炭供给，钢铁业和其他产业也休想得到发展。德国的煤和钢主要来自于德国鲁尔和萨尔两大工业区。萨尔区在1947年被法国人抢走，鲁尔区则由盟国共管，德国能够得到多少煤炭和钢铁份额，均由这个共管组织来决定。德国的经济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且主要掌握在法国人的手里。所以，随着德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壮大，德法之间的矛盾再次紧张。这种紧张气氛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是西方社会，对于法德矛盾的日益尖锐十分担忧。而法国人更是对德国经济的日益崛起提心吊胆。80年前普法战争和刚刚过去了5年的二战的灭顶之灾似乎又要再一次地降临到法国的头上。法国人只要一想起10年前惨败给德国的情景，就胆战心惊。法国人开始思考和调整自己针对德国和欧洲的战略。此时，一位被誉为“欧洲之父”的人物浮上了历史舞台。

此人名叫让·莫内（Jean Omer Marie Gabriel Monnet，1888—1979年），法国夏朗德省科涅克市人，出身于一个白兰地酒商家庭。莫内从小过着十分优越的生活。在莫内16岁时，开始了他的商业生涯。莫内的商务活动主要是巩固和开发北美的酒业市场。在北美地区，国际间商业贸易手续极为简便，没有欧洲那一层又一层的关卡和繁杂高额的税收。莫内对此感受颇深，这就成为他后来积极主张废除欧洲各国之间的贸易障碍，创办欧洲共同体的一个重要原因。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莫内在他父亲的一位朋友的引荐下，拜见了法国总理。莫内向这位总理建议，要尽快打败共同的敌人，英法两国应该加强联合，两国不但要在战略上，而且要在物资供应及交通运输等方面进行充分的合作。法国政府接受了莫内的建议。因为他精通英语，法国国防部便任命莫内为国际物资供应委员会法国代表，常驻伦敦，代表法国进行组织和协调。莫内积极与英国人打交道，终于使英法两国在运输船只使用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由此他认识到，各国之间为了某一共同利益，是可以做出一些让步的。这个认识成为莫内后来倡导欧洲联合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莫内作为法国代表出席了凡尔赛会议，担任协约国经济最高委员会的法国代表，并积极参与了国际联盟的创立工作。他被选为国联副秘书长。1920—1922年，莫内在担任国联副秘书长期间，协助解决了《凡尔赛和约》所遗留下来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1935年，受国联的委派，莫内来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财政顾问，提出了不少建议。

在被派往英国期间，莫内为他的老朋友亚瑟·索特（Arthur Salter）提出的“欧洲合众国”的思想深深吸引和折服。他结合自己当时从事的工作体会，在思想上坚定了他建立欧洲联合体的理想。

二战爆发后，莫内向丘吉尔建议，将英法两国合并成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议会和一支军队，集两国之力对付德国。英国和戴高乐同意了这个建议，但是，由于法国总理贝当元帅的反对而作罢。后来，莫内被丘吉尔派往美国求助，他说服了罗斯福，使美国开始了全国的军事总动员。在战后，戴高乐也不得不倚重莫内去打通与美国的关系，法国十分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援助。战后初期，莫内也主张彻底阉割德国的工业。但是，随着美国对欧洲政策的改变，善于应对的莫内开始筹划欧洲的整合计划，他的思想就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运程。他首先提出一个被冠以“舒曼计划”的草案，舒曼时任法国外长，此计划以他的名义推出，一来是因为作为法国的外交部长，必要之时，用他的口提出此方案更为妥当；二来莫内不想让自己直接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他的使命是利用他这几十年间培养的人脉，做一个与各方周旋、起着大脑作用的角色，这比直接冲锋在前的角色要重要得多。任何事情要运作成功，最需要的不是冲锋陷阵者，而是在幕后的谋划者。莫内甘当此谋划者的角色。他也因而荣获了欧洲统一运动的“总设计师”和“欧洲之父”的美誉。莫内通过他几十年的磨砺和实践，深谙谋划和运作之道。

“舒曼计划”的核心内容就是在欧洲建立起一个煤钢联盟，以消弭欧洲各国之间的摩擦与矛盾，进而为实现“欧洲合众国”开辟道路。莫内一开始找的是英国，可英国以贯有的思维认为这是一份有利于转化德法关系的计划，如果此计划实现，将削弱英国对欧洲大陆影响力。在英国碰了一鼻子灰后，莫内转身找到法德两国。

当时的法国面临着再次面对日渐强大的德国的巨大的威胁。法国很明白，以其自身之力，根本无法与德国抗衡，必须有一个既能永绝战争后患，又能控制德国这头黑熊的两全其美的办法，自己才能确保永离战争的威胁。莫内此时提出的“舒曼计划”恰好正中法国下怀——既以此消弭了战争的隐患，又得以拴住德国这头猛兽。于是，在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舒曼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了建立一个超主权的经济实体，将法国和德国的煤炭和钢铁生产置于该实体之下，大家共享资源，共同发展，共同管理，而且这一开放的实体面向所有欧洲国家开放，任何欧洲国家都可以申请加入进来。这就是所谓的“煤钢联盟”（European Coaland SteelCommunity，ECSC）。

该计划一经提出，立刻得到一片好评。美国首先表示支持，因为，这样一来，由于法德和好，拔掉了欧洲未来战争的导火线，也有利于欧洲经济的复苏。这有利于美国的利益。当时美国的生产能力如日中天，急切地希望更多地出口自己所生产的产品，而欧洲则是美国产品最主要的销售市场。美国当然不会料想到60年后欧盟和欧元将对美国和美元造成的冲击和麻烦。那时的整个西方世界都在为这个天才般的计划而欢呼，而雀跃。人们似乎在瞬间看到欧洲无比美好的明天！此时，只有英国在隔着海峡冷冷地看着欧洲大陆发生的这一切！那时的英国就已经把自己摆在了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直至现在。

1951年4月18日，由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六国参加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在巴黎签订。莫内当选为煤钢共同体高级机构的首任主席。莫内看到了欧洲在走向统一的道路上迈出了最为扎实的一步，他终生的梦想将要变成现实。

煤钢联盟实行三权分立体制：它的权力机构是最高理事会，它由1名主席和8名成员组成，他们均不代表本国的国家利益，他们就职宣誓维护的是共同体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最高理事会可以行使三种权力：一是作出具备法律效力的决定；二是提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建议；三是作出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见。它的议会是共同会议，其职责是监督最高理事会，它的议员由各国选举产生，同样，这些议员只代表人民，而不代表政府。它的司法机构是仲裁法院，负责仲裁各成员国间的法律纠纷。

如果煤钢联盟与成员国之间发生争执，将由具备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来加以规范。这个煤钢联盟已经具有了国家的性质，是欧洲的国中之国。

20世纪50—60年代，是西欧经济高速度发展的时期。特别是60年代，被称为欧洲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西欧各国在政治上出现了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趋势。莫内又抓住了这一机遇。1955年，莫内创建了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并担任该组织主席长达20年之久。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是一个国际民间性质的组织，其目的在于把西欧各国赞同欧洲联合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同探讨欧洲联合的步骤和方法，并在西欧进一步宣传欧洲联合的思想，对各国政府在舆论上施加一定影响。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根据《罗马条约》的规定，1958年1月1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始了西欧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因为欧盟最早的6个成员国就是此联盟的6个成员国，所以在欧洲人眼里，欧洲经济共同体便是欧盟的前身。1973年，英国、爱尔兰和丹麦加入；1981年1月，希腊加入；1986年1月，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共同体扩大为12个国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

在莫内的眼中，欧洲经济共同体并不仅仅是个经济组织，而是最终实现西欧一体化的第二步。第一步是关税同盟，第二步是经济同盟，第三步是政治同盟。1975年，已经87岁高龄的莫内，告别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在莫内离职不久，欧洲理事会通过决议，给予他高度评价：“莫内把毕生的精力全部献给了欧洲事业。”并授予莫内“欧洲荣誉市民”的光荣称号。在他去世9年、诞辰100周年的1988年，欧共体决定把这一年定为“莫内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发布行政令，将让·莫内的骨灰迁入位于巴黎拉丁区雄伟的“先贤祠”（Pantheon）中。从此，莫内与卢梭、孟德斯鸠、雨果等为法国和人类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伟人，永远地安息在一起，世代享受着欧洲人民的香火。

而煤钢联盟就是欧盟和欧元的摇篮和母体。没有煤钢联盟，就不会有今天的欧盟，也不会有今天的欧元。因此，欧盟将5月9日“舒曼计划”的宣布日期定为每年的“欧洲日”。

（三）天赋的使命

欧洲的政治家们在战后几乎都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要防止和避免在欧洲大地上再次发生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灾难，就必须结束德国和法国两强对欧洲的争夺。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1946年9月宣称，要防止新的大战，某种形式的欧洲国家联盟是绝对必要的。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在整个危机期间，欧洲各国只能听从美国的指示。在美国迫使英国和法国放弃它们对苏伊士运河的攻击后不久，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就对当时的法国外长克里斯汀·皮诺说了这样的话：

法国和英国将永远不可能再成为与美国和苏联平起平坐的强大国家，德国也一样。要在世界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欧洲只有一个选择——团结为一个整体。

到了20世纪50年代，西欧各国领导人都意识到，要先在经济领域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这是通往政治联盟的第一步，也是最佳路径。

1950年，长期担任法国总统戴高乐顾问的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埃夫说：要实现欧洲统一大业，只能通过货币的统一，否则就会一事无成。

在1955年6月召开的墨西哥会议上通过的《斯巴克报告》呼吁，为了推动欧洲统一大业，欧洲各国必须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并创建一个共同市场。

终于，1957年3月25日，欧洲煤钢共同体6个成员国的政治领导人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决定建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European AtomicEnergy Community，Euratom）和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Community，EEC）。此后不久，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on）宣告成立，其职责是负责执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日常事务。欧洲经济共同体除了致力于消除阻碍贸易的关税壁垒，促进货物、服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之外，他还有着更为远大的目标——最终实现欧洲政治上的联盟。

在《罗马条约》通过后不久，欧洲货币委员会（European MonetaryCommitte）于1958年3月成立。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协调欧洲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其成员包括各成员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1964年，出于同样的目的，中央银行行长委员会（Committee ofCentral Bank Governors）也宣告成立。1962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开始实施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CAP）计划，该计划涉及对农业进行价格补贴的政策。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货币剧烈波动危及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的继续实施时，欧洲委员会来自法国的委员罗伯特·马若兰，建议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部消除货币波动，1965年，他宣称建立欧洲货币联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义务。

1969年，欧洲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敦促强化欧洲各国经济和货币领域的协调工作。该备忘录以当时担任欧洲委员会副主席，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雷蒙德·巴雷的名字命名，称为“巴雷计划”。该计划在欧洲激起了欧共体各成员国建立一个货币联盟的热情。因为，当时各国正在为美国的通货膨胀政策烦恼。作为二战后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锚的美元，却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极不稳定。为了免受美国的通货膨胀政策的危害，当时的德意志联邦银行就要求西德马克升值。在经过与西德政府的激烈的辩论之后，最终德国马克和荷兰盾升值了5%。于是，在欧洲建立统一的货币联盟的思想已经得到欧洲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1969年12月，在海牙召开的欧洲经济共同体首脑会议达成了一个协议，决定成立一个由卢森堡首相皮埃尔·维尔纳担任主席的委员会来制定一个逐步实现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计划。1970年10月，维尔纳计划正式面世。该计划提出了一个时间表，提出要在10年内分三个阶段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在第一个阶段，限制汇率波动的强度、强化各成员国之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在第二个阶段，汇率波动和各成员国之间价格走势的差异将进一步缩小。在第三个阶段，汇率永久性地固定下来，并建立一个管辖权力遍及整个经济共同体的中央银行系统。但是，该计划将共同体分成了两派阵营——一派是德国和荷兰，另一派是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德国坚决不愿意放弃德国马克，德国人把德国马克看作是德国的旗帜和根基。德国人认为，除了德国马克，他们并没有太多其他东西。德国的基本立场是：要创建一个成功的货币联盟，必须创建一个政治联盟。他们坚持——货币联盟要求各成员国拥有一个共同的贸易政策、一个共同的财政政策和预算政策、一个共同的经济政策、一个共同的社会和工资政策，总而言之，全方位的共同政策。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全面的政治联盟，是根本无法达到一个高度一致的政策协调的，而没有这样高度一致的政策协调，任何货币联盟也是不稳定和不可靠的。德国的这一立场，曾经被人们解读为是一个用来阻止货币联盟建立的借口。同时，德国也十分强调中央银行必须独立于政府，不受政府影响。德国人坚持认为，未来欧洲的中央银行也应该坚持这样的独立性。

而法国人虽然也理解德国人对德国马克的感情和认知，但是，它与德国的一个最大的分歧在于：法国人认为，中央银行必须处于政府的监督之下。法国特别关注维尔纳计划的第一阶段，他们强调逆差国和顺差国都有同样的责任保证彼此顺利衔接。这就意味着，作为顺差国的德国和荷兰不能对传统的赤字国的法国和意大利施加政策影响。这个矛盾至今仍是法德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

面对法德之间的如此分歧，1971年5月，欧共体的决策机构部长理事会（Council of Ministers）决定，让德国马克的汇率在货币市场浮动，其顶点最终出现在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政府停止美元自由兑换成黄金的那一刻。1972年3月，欧共体各成员国的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收缩至2.25%。各方终于达成了协议，接受这种被称为“隧道中的蛇形浮动”（snake in the tunnel）的汇率体系。1973年1月1日，丹麦、爱尔兰和英国也接受了这种“蛇形浮动”体系，成为欧共体的新成员。自此，欧共体的成员国数量增加到了9个。

“蛇形浮动”体系建立后，许多国家的货币汇率都曾经偏离过这个隧道，然后在过了一段时间后又返了回来，有的国家的货币则经历了先贬值再升值的过程。因此，那时的欧洲并没有出现一个货币联盟。只有德国的浮动汇率政策取得了成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78年春天，法德两国一致认为，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来促使货币体系重新恢复正常。于是，1979年1月1日，欧洲货币体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EMS）正式启动，其核心是一个汇率机制（Exchang Rate Mechanism，ERM）。

根据此机制，任意两个成员国之间的货币平价都将固定下来，汇率上下波动的范围被限定在平价的±2.25%之内。英国也加入了欧洲货币体系，但是，英镑没有加入汇率机制。在欧洲货币体系内，还创建了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ECU）。该货币单位是一个计价尺度，它是一个人造的货币单位，其根据是欧洲货币体系内各货币的价值。每个加入该体系的货币在欧洲货币单位中的权重，要根据该国经济的总量在欧洲货币单位内所占的比重来确定。

在欧洲货币体系的谈判过程中，法德之间的一个焦点矛盾是由谁去支持体系内较弱的那些货币。法国认为，应该让顺差国家去支持较弱的货币，德国当然不干。虽然，提出了所谓比利时式的妥协机制——采用某个离散性指标来划定各国的责任，但是，此机制从未实施过。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个汇率机制曾经因法国持续增加的巨额贸易赤字和预算赤字而陷入危机。1983年初，法国甚至准备脱离该汇率机制。如果不是时任法国财政部长的雅克·德洛尔对法国总统密特朗和法国政府其他领导人的劝服，可能那场悲剧就如期地发生了。如果这场悲剧如期发生，对欧共体和欧洲货币体系造成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应当不亚于2016年6月23日英国的脱欧公投。在法郎做最后一次贬值之后，欧洲货币体系终于得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于是，1987年9月，欧洲货币体系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行长们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BIS）总部举行了一次会谈，会谈结果达成了一个协议，要求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必须保持固定不变，同时，各国的货币政策都要根据这个目标来进行调整。

该协议还规定了汇率面对市场压力时的干预措施。紧接着，欧洲货币体系各成员国的财政部长们在丹麦的尼堡举行了一次会议，上述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申。1985年，德洛尔被任命为欧洲委员会主席，他着手修改原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1987年7月1日，德洛尔推动达成的一项一揽子协议——《单一欧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正式生效。

该法案规定，1992年之前，欧洲经济共同体内必须实现服务和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1988年6月举行的欧洲理事会首脑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以德洛尔为首的专家委员会，以此来管理经济和货币体系的日常事务。理事会要求该专家委员会在下一次首脑会议之前提出具体建立。1989年4月，该专家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如何实现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报告——经济与货币联盟研究会报告（简称德洛尔报告），该报告的核心观点是，应该把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视为《单一欧洲法案》的自然结果。德洛尔报告设定了一个时间表——分3个阶段、花费10年的时间建成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其最终目标——确立固定汇率制度，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内实行单一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系统（European System ofCentral Banks，ESCB）来执行。

自此，欧洲的货币一体化运动，正式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