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共情

在某些领域，我们确实表现得非常愚蠢，政治就是其中之一。社会心理学家常常用政治领域的非理性来揭示人类普遍的心理局限性。

政治领域的非理性情况非常明显。一方面，政治总是跟某些古怪的事实性信念相关，比如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或者乔治·布什直接参与了“9·11”事件等。我妻子曾经看到过一个帖子，说美国总统即将把所有纸币上的“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字样去掉，这个谣言最初来自一份讽刺性的线上杂志，却被我妻子和她的很多朋友不加判断地信以为真。这并非一个独立的事件。

在政治领域，理性似乎一直供给不足。杰弗里·科恩（Geoffrey Cohen）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

共情研究室

研究者告诉被试他们需要表态，是否同意一个由共和党或民主党支持的福利项目。研究者告诉部分被试这个项目非常慷慨，同时告诉另一部分被试这个项目极为吝啬，但这似乎对他们的态度没有丝毫影响。真正起作用的是哪个党派支持这个项目：民主党人支持有民主党背书的项目，共和党人支持有共和党背书的项目。而且，被试对自身的偏见毫无知觉，他们坚持认为此事与党派之争毫无关系，认为自己是在客观公正地考量了这个项目的收益后做出的审慎判断。

其他实验发现，当人们被要求为自己的政治立场做辩护时，即便是那些立场十分坚定的人，也会含糊其词。例如，很多人声称自己坚信限量交易制度或平头税，但实际上，他们对这些政策的内容所知寥寥。

这看起来确实很不明智，但可以换个视角来看待这些发现。的确，有些政治态度和信念并非经过审慎推理得出的，但或许本来就不是这么回事。想想体育迷是怎么思考的吧。他们并不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理性决策才成为某个球队的球迷的，他们对自己支持的球队忠心耿耿、无怨无悔。或许，人们对全民医保、全球变暖的看法也是这样的，所有态度都不是清晰明辨的推理结果，而是“我的球队就是棒！”或者“见鬼去吧，对手！”因此，抱怨某些人对全球变暖的态度并非以事实为基础其实是不得要领的，就像抱怨一个球迷对自己支持的球队的狂热忠诚是错误的一样。

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态度跟对体育团队的态度很相似——其实本就无关紧要。如果我对鸡蛋应该怎么炒的看法是错误的，鸡蛋就会被炒得不好吃；如果我对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伦理的看法是错误的，我爱的人就会被我伤害。但是，假如我坚信自己反对的政党的领袖跟猪发生了性关系或者把与外国的武器交易搞砸了，那么，除非我是非常有权力的那一小撮人的一分子，否则我的信念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影响。

他们也不必非得说清楚事实，因为真相对我的生活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我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并不感到愉快，因为我自己的道德让我倾向于采取另一种视角，那就是必须对问题抱有正确的认识，无论是否有实际的效果。例如，尽管我知道这与日常生活没有半毛钱关系，但如果我儿子认为我们的祖先骑着恐龙到处跑，我会觉得惊骇莫名；如果他因为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支持某些荒谬的想法，我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我们应该尽量去相信正确的东西。

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其他人可能有不同的观点。我想说的是，人们在政治领域对数据置若罔闻并不代表他们的推理能力有问题，这只是反映了大多数人是怎样看待政治问题的：他们对事实并不在意，因为对他们而言，这本就与事实无关。

在理性思考真正起作用的时候，也就是利益相关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就会好得多。如果在政治领域的表现真的代表了我们思维的一般工作方式，那恐怕我们每天早上连床都未必起得来。所以，如果你好奇人们的推理能力究竟如何，那就不要去考察对错、观点都无关紧要的情况，而是去考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应对各种事情。比如考察成年人之间关于是否应该买房子、把孩子送到哪里上学或者怎么照顾年迈的父母的对话；朋友之间关于决定去哪里吃饭、如何规划一次远足或者怎么帮助一个家里刚刚添丁的朋友的对话。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郑重其事地进行理性的对话。由于知道自己正在参与真正的决策过程，因而他们就会运用自己的理性思考能力，会提出论据、表达观点并能听取他人的意见，有时甚至会改变自己原先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