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共情

其他众所周知的对人类非理性的证明是什么样的呢？举个例子，人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常常会忘记考虑基线水平。假设你正在等待针对一种致命的疾病的检验结果。如果患有此病，检验结果一定会呈阳性。但检验结果也有5%的误报率，也就是说，可能结果呈阳性但你没有患病。再进一步说，每20个没有患病的人中，就有一个人的检验结果会呈阳性。

如果你的检验结果呈阳性，你需要担心吗？大多数人会认为需要担心，因为95%这个概率听起来很吓人。但实际上，真正的风险取决于基线水平，也就是取决于这一疾病在总人口中的发病率。假设你知道这一疾病的发病率是1‰，那你还需要担心吗？你患病的真正概率是多少呢？

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个概率其实挺大的，但其实只有2%。假设有20000人接受检验，那么其中大概有20个人真的患有该疾病且检验结果都呈阳性。但在剩下的19 980个健康人中，也会有将近1 000个人的检验结果呈阳性。也就是说，一共有1 020个人的检验结果呈阳性，但真正患病的只有20个人，大概占2%。这里的数学计算其实很简单，只是不太符合我们的直觉。

再举一个例子：英文中以“ng”结尾的单词与以“ing”结尾的单词，哪种数量更多？大多数人可能会说以“ing”结尾的单词数量更多，因为这些单词更容易被回想起来。但如果仔细想想，你就会发现这肯定是错的，因为以“ing”结尾的单词肯定也是以“ng”结尾的，也就是说，以“ng”结尾的单词的数量至少不会少于以“ing”结尾的单词的数量。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很多易得的证据会怎样误导我们。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假设你需要给一个争夺抚养权的案件做判决，下面是父母双方的相关信息：
• A在收入、健康水平、工作时长等方面都是平均水平，与孩子的关系融洽，社交生活稳定。
• B的收入高于平均水平，跟孩子很亲密，社交生活极为丰富，但因为工作出差很多，所以有一些小的健康问题。

那么，谁应该获得抚养权？或者说，谁的抚养申请应该被否决？

这个问题可能没有正确答案，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特定的思维框架不应该影响你的判断。也就是说，给一个人抚养权就是否决另一个人的抚养申请，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如果你认为“谁应该获得抚养权”的答案是A，那么“谁的抚养申请应该被否决”的答案就是B，反之亦然。

但这并非人们回应这个问题的方式，事实上，不论是给予抚养权，还是否决抚养申请，人们都倾向于选择B。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人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倾向于只精确地收集针对这个问题那个方向的信息。所以，当被问及“谁应该获得抚养权”时，你会去寻找与获得抚养权相关的因素，并会发现B收入高且与孩子关系亲密。反之，当被问及“谁的抚养申请应该被否决”时，你会去寻找与否决抚养申请相关的因素，并会发现B社交生活频繁、出差太多以及存在健康问题。于是，这就会导致非理性，并且是会在现实生活中造成不良后果的非理性。

还有很多类似的证据。但这些心智缺陷的存在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自身的生理天性决定，有些非理性的思维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能力有限，所以自然会做错事。这里可以用视错觉来进行类比。视觉是一个经历了进化，最终成为在特定环境下处理复杂任务的生理系统，所以，机敏的科学家往往能通过让人们看一些在自然界里不可能存在的图像，来找到方法扭曲、蒙蔽视觉。同样，每当面对统计概率和抽象情景中的问题时，我们往往就会困惑不已，容易犯错。我们更擅长对那些用事件的频次来表达的问题进行推理，因为脑就是从这样的环境中进化而来的。

心理学教授约翰·麦克纳马拉（John Macnamara）认为，这些推理失误其实揭示了人类心智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一方面，这些发现揭示了人类的非理性、会如何犯错误以及思维的局限。另一方面，这些发现也揭示了人类的智慧有多高以及改写自己偏见的能力。归根结底，我们有能力意识到这些都是错误的！通过反思，我们能理解基线水平的重要性，能认识到以“ing”结尾的单词不可能比以“ng”结尾的单词多，也能明白“谁应该获得抚养权”与“谁的抚养申请应该被否决”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问法。实际上，每一个证明人有多么非理性的证据，恰恰也是证明人有多么聪明的证据，因为如果不聪明，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这些证据了。

本书很大一部分都在呈现这种动态过程。我们对自己的优点喜闻乐见，对自己的缺点置若罔闻，这也是非理性的一点。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有关心智模式的信息，但我们也会因此而理解，用这种方式做道德决策是有问题的。恰恰是这种批判性地评估自身思维局限的能力，让我们能走得更远，成就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