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共情

对接受医学训练的人来说，对共情消极影响的担忧可能会令他们感到非常惊讶。研究发现，医学生的共情水平在逐渐下降，这让很多人感到忧心忡忡。美国医学院协会已经将共情能力指定为“必要的学习目标”，并且在医学院开设了有针对性的共情课程。

对此，我在很大程度上是看好的。因为人们经常用共情这个词来代表很多好的东西，并且医学院的很多共情训练课程教的其实并不是共情，而是鼓励学生更多地聆听患者的声音，在患者身上花更多时间，并对患者表现出更多的尊重。只有当真的按照共情的字面意义去做事时，它才会造成麻烦。

作 为 一 名 外 科 医 生 ， 克 里 斯 蒂 娜 · 蒙 特 罗 斯 （ Christine Montross）是这么评价共情的：

当我聆听一位悲伤至极的母亲絮叨自己孩子停尸太平间的惨状时，如果真的设身处地地去想象自己的孩子也落到这般下场，那我就会濒临崩溃，丧失工作能力。我理解患者心智状态的能力会消失无踪，因为我已经自顾不暇了。同样，如果我出了事被拉到急诊室等待救治，我也不希望为我治疗的医生停下来对我的痛苦心境感同身受。

蒙特罗斯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对我写的一篇讨论医疗场景中的共情的文章产生了共鸣。就在那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我还收到了另一位医生的来信，她是一位急诊内科医生，她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一直觉得自己共情能力很强，这对我的工作是一把双刃剑。我已经觉得身心俱疲很多年了……但是，如果放下对患者所受痛苦的共情，我就会觉得自己没有提供足够的帮助。当我在“9·11”事件现场做灾难医疗救护工作时，这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我们在11月初到达世贸中心，那时现场已经没有需要救护的幸存者了，只有挖掘尸体的工人还在工作……我不仅敞开心扉与工人们在一起，感受他们所经历的痛苦，还身临其境地去感受那种恐怖和失去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不这么做就是不道德的。有一天，这共情带来的痛苦超出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我的精神不堪重负，感觉就像在从消防水管里喝水，我觉得自己就要被淹没了。

蒙特罗斯还说，我在文章中讲到的有关共情与仁慈之间区别的研究帮她更好地认识到了，那些与共情相关的问题并不会让她成为坏人：当了解到，我不需要刻意去感受那些需要进行临终抉择、刚刚得知爱人死亡或者需要被告知身患癌症或胎儿头部发育不良的人们的痛苦时，我感到如释重负。能够主动阻止自己的情绪反应而不失慈悲之心，这真是一个好主意。

共情引发的问题在此类职业中屡见不鲜。有一位做儿科医生的朋友对我说，他曾见过两个实习生因为无法面对绝症儿童及其父母的惨状而放弃了医生这一职业。一项研究发现，那些有更强共情能力的护校学生花在关怀患者上的时间更少，花在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上的时间更多，这可能是因为面对痛苦的患者会让他们也感到痛苦。

对心理治疗师来说，共情的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需要时刻与处于抑郁、焦虑、幻觉或强烈的情绪痛苦中的人打交道。很多人都在讨论心理治疗师和客户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但不论是谁，如果认为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应该对客户的抑郁和焦虑感同身受，那他一定根本就不明白心理治疗究竟是怎么回事。

事实上，很多人无法为他人提供心理上的帮助，恰恰就是因为他们无法关闭自己的共情反应，而优秀的心理治疗师却能在这方面得心应手。我有位朋友是临床心理咨询师，经常会持续不断地为不同患者进行心理治疗。如果是我，估计早就崩溃了。哪怕是跟一个处于抑郁或焦虑状态的人在一起待很短的时间，我也会感到心力交瘁。但我这位朋友却可以照单全收，而且甘之如饴。她总是全神贯注地面对客户的问题，对其中的挑战感到兴味盎然，并且因为能帮助对方改善生活而觉得兴奋不已。

她的描述让我想起了医生兼作家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22)所说的，一名优秀的医生在面对病患时所具有的“温柔而唯美”的态度：尊重对方，同时把对方看作亟待解决的问题。弗洛伊德也有过类似的比喻：我竭尽全力地想要告诉我的同仁们，精神分析治疗应该像做外科手术一样，治疗师应该把自己的情感抛在一旁，即便是同情心也要置之不理，全神贯注地把所有精力都贯注在一个任务上，竭尽全力地把眼前的“手术”做到尽善尽美。

当然，心理治疗师肯定会深入理解客户的处境，但他们并不会去感受客户的感受。他们会尽量去理解和关怀，但不会去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