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出卖的台湾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六日，美国认为台湾不过是西太平洋边缘的一粒小岛，要是与亚洲大陆的广大背景对照起来，它便消失无踪了。但十二月七日引起了残酷的觉醒：日本之攻击菲律宾是由台湾的飞机场出发，不久日本军力又经台湾侵入印尼群岛和东南亚一带。台湾重新恢复它的传统角色，成为亚洲水道的纠纷点。

由於台湾处於海运的中站，且时常笼罩在邻近大陆的阴影之下，使它屡次成为国际纠纷的触点。在此地有两边界交叉线重合。当空运未发达时，台湾的地位可由大陆与台湾岛间的广大水道予以明确区分。大家应注意这一水道比欧洲大陆与英伦三岛间的海峡更宽。但由目前的大陆观之，台湾代表了错综复杂的大陆利益之最东端，也是中国寻求海界利益的最东端。从海洋观点，这小岛代表西太平洋边缘最西端的一点，是日本、琉球，和菲律宾群岛之海上交通的前锋，也是海上贸易和国际政治的地带。

这岛屿和大陆的拉锯式冲突，至少已有二千年了。中国最早有关台湾的文献指出，汉人从黄河流域向南推进移居福建沿岸之前，台湾已被一些勇猛的非汉人的原住民定居着。这些南洋系的原住民时常横越海峡突击沿岸村落或寻找物物交易，而中国派出远征军来处罚他们或探险这漫长的岛岸。这时一小群汉族渔民出现於澎湖，他们没有企图取代原住民或永久居住台湾的意思，但却有另外一批人作这样的准备。

倭寇是最早建立小移民村的人。几世纪以来，他们航海途中经台湾到中国港口，再到东南亚和印尼群岛。碰到暴风雨或需要补给及船只修理时，他们退避於澎湖或台湾西部沿岸。最後一批数目可观的日本移民定居在离现在的台南不远的地区。（这批人命名该地为高砂）

西班牙人和荷兰人随後来到。十五世纪末叶，当日本大独裁者丰臣秀吉威胁吕宋岛之时，在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提议占领台湾。一六二六年西班牙於岛的北端设立堡垒和传道所。同时荷兰人已到澎湖群岛，正寻找海军基地，以便挑战在澳门的葡萄牙之贸易，以及干扰靠近菲律宾的西班牙航运。一六二三年荷兰人放弃马公，正规地移入台湾，奠定了安平和现在的台南市。有时他们跟附近的日本人吵架，但自日本幕府采取禁止日人海外旅运的锁国政策後，高砂村很快地消失。一六四二年，荷兰新教徒把西班牙的天主教徒从他们狭小的北部立足点赶出，之後，荷兰人掌握此岛达廿年之久，没有受到严重的挑衅。

这段时期也许可称为台湾的「欧洲式的半世纪」，因为荷兰人创造台湾最初的政府，设立学校和传教所，开拓乡村农业以及派遣传教士远至山中。因此十七世纪中叶，欧洲的武力和执政替汉系移民开路。当时中国的明朝民变，并且受长城外的敌人的重压，地方军阀和皇帝的爪牙们处处强徵无理的税金及贡品，以图支持摇摇欲坠的中央政府；乡民、农夫和渔人不顾官方移民的禁令，纷纷离开故国，政府视他们为反叛者、变节者或逃出法网者。成千的人跑至爪哇、马来亚、婆罗洲、暹罗以及菲律宾，成千的人中有百分之一越过水界到台湾，不久他们就晓得台湾实在是太近太近了。

这些「逃出法网者」就是今日台湾大多数人的祖先。他们是苦干的开拓者，勇敢且具有冒险精神。那些超越荷兰政权管辖，寻觅新土地的人是真正的开路先锋，这和同时期远在美洲的人情形相似。他们必须携带武器和农具进入新天地，并且他们住於桩围内。每次的前进，当地原住民就退入山中，汉系的新来者认为这些原住民是「劣等人」，或是「非人类」，这些人若不能在山脚下被灭掉，就必须被赶至高山上。

因为欧洲人被证实为严格的主人，他们要求渔猎的执照，并且对交易和生产课重税，所以没多久，定居於荷兰边境内的原住民和移民产生反抗心。郑成功为最後一位商人冒险家，当他在澎湖组成舰队勇敢地采取行动反抗荷兰人时，汉人移民已准备帮助他。

郑氏（在欧洲以国姓爷闻名）之母为日本人，其父为汉人。他自称他自己和他一家为「明朝爱国者」，但当他於一六六二年把荷兰人从岛上逐出去後，他就在欧洲式的堡垒内以「东都王」自居。以这岛为基地，他建议征服大陆，发誓从满人的统治下解放汉人。这故事含有一些以後将重演的记录，因为外国（英国）商人冒险家的机关提议供给武器给这些「明朝的爱国者」，而以一旦大陆解放後取得商业特权为报偿。这是第一次对台湾的军事援助而非最後一次。

然而过了廿年的独立，这岛上王国被集结澎湖之不可抗拒的清国武力所威胁，停战协定是由控制台南的政府和北京做成。为了报酬和平的投降，这东都王第三世——国姓爷的年轻孙子，遂由北京赐封响亮的头衔和辅助金，而终身过着安逸的生活。

北京派遣警备部队、长官和一群地方官吏来到这岛上，做了两个世纪无效率及暴虐的统治，因此产生了当地台湾人愤慨的传统，并且酝酿出对大陆当局的敌视心理。暴动和流产的独立运动时常发生，以致在中国谈起台湾来，就说是「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乱」，十九世纪就有卅次以上激烈的暴动。

岛内距离警备部队所驻屯的城市较远之处，长期都在混乱之中。这些由宗族和党派议会统治的偏僻村落，彼此间时常在打仗，并且在他们的领土内，他们自己就是法律。

这就是一八〇〇年後，西方世界想回亚洲水域寻觅贸易时的台湾情景。所有在邻海有船只的国家都表示莫大的关心。此岛被视为东方最危险和最不健全的地点，海岸没灯，也没有巡逻；在东海岸不幸遇难的船员们任由猎人头的原住民所摆布，在西海岸他们成为「抢劫者」的牺牲品。据说地方的清国当局常对这些行动予以帮助。

当国际海运增加时，船只遇难和打劫事件也加倍地增至无法忍受。然而，每次外国政府请求纠正这举动时，北京方面总是圆滑地推卸责任，对此，英国和美国企图强调这问题。在一八五三年～一八五四年，伯里司令想合并台湾，但知道华盛顿当局一定不批准，他提出中美经济和行政合作的计划，他於计划中指出，他认为设立一个良好的美国社团是请求将该地并入美国的适当途径，正如美国人於夏威夷做此提议一样。他幻想台湾为美国确保西太平洋的和平及秩序的前锋基地。英国方面则以一八六八年派遣炮艇而卷入当地的「樟脑战争」。日本於一八七四年派远征部队到南台湾，此举迫使北京承受责任并且付了一笔可观的损害赔偿费。法国於一八八四年占领澎湖及基隆，并且於安南中法战争时封锁台湾一年。

最後北京政府於一八八七年将台湾从福建的属地昇格为一行省，虽然此岛的三分之二地区仍非清国地方官吏所控制。

这种改变地位和改进计划来得太迟。由於朝鲜的纠纷，日本於一八九五年打败清国，条约的一部分规定澎湖和台湾「永久」割让给日本。在这里提出一点讽刺的事，因为清国聘请了一位美国律师约翰・福斯特，他是曾任国务卿的人物，他从头到尾在辱国条约的会议里指导北京代表们。为了道义上支持他的雇主，福斯特当时曾前往基隆帮助正式的领土移转。这是他告诉他当时八岁的孙子，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艾森豪总统的国务卿，以极端反共着名，南越吴廷琰政权的制造者——译者注）的另一冒险故事。

这以後，日本的统治扑灭了台湾水道的海盗行为，设立有效的海岸保卫队，并且让海岸灯塔大放光明。不久这岛屿的海港秩序有所改进，贸易也开始繁荣起来。当它步入「日本半世纪」时期，台湾不再是国际间头痛的问题。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在尼罗河畔的开罗会议以前，没有外国势力挑战日本在台湾的主权地位。除了把一中型的茶叶和樟脑的贸易正规化，以及发展美国产品的中型市场之外，美国始终没有表示进一步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