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出卖的台湾

联合国救总的医生、护士、食物专家和社会福利工作人员，很快就赢得台湾人和一些中国救总的同事们的尊敬和合作，但是他们实在来得太迟——迟了七个月。城里的街容已经开始沦于汚秽，像中国大陆上的城市那样肮脏。当蒋介石的「保安队」於一九四五年把台北的垃圾车队充公去运输赃货到码头时，大批的垃圾开始堆积在公园里、街旁和巷尾。一种很原始的人工推车代替垃圾货车，只能把每天堆积下来的垃圾搬去十分之一。老鼠的数目疯狂地增加。

台湾的大城市里本来都有定期的下水道和阴沟的清理工作，以及挨家挨户的消毒服务。这些工作都是经过仔细规划督导，并由公共税金支付，而且是众人皆可利用的。现在在中国人统治之下，这件工作变了样，由每户人家自己直接和清阴沟收垃圾的人去接洽。因为生活费用不断在高涨，垃圾的收费也一直在增加，假如用户不能立刻付钱的话，秽物就没人收。到处都可看到粪水外溢和闻到粪臭，造成了极危险的不健康的情形。

在一九三七年时，全台湾各城市的自来水设备不下九十七个，此外当时计划中或正在建筑中的还有二十八个。这些设备可供一百二十七万人口的需要，亦就是全岛的四分之一的人口。

中国人无法使这些公共用水设施恢复工作，致令联合国救总代表们深感不安。中国救总最初的一点努力想恢复台北的供水设施完全失败了，因为抽水设备大量被偷，就连公共消防水的水龙头和私家的水管也照样被盗取。

未经检验出的漏水现象，使得在人口聚集的地区无法维持适当的水压。未经过滤的水与城里经过处理的水混合使用。有时用於蓄水库抽水站的消毒品却卖到黑市去了。

疟疾、天花和肺病造成了严重间题。联合国救总调査的结果发现，他们检査过的学童有百分之六十到九十都患营养不良症。大战期间的艰难使城市居民的一般体力减低，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间，数千儿童被送到海滨地带去站哨，都患了疟疾或肺病，有时两者都患，因为他们长期住在防空壕或简陋的草棚，而这些都是在村落间草草搭建而成的。

港口的检疫工作在战争最末期曾一度中断，检疫所里留下的设备和器具等，都於一九四五年底那段「抢劫时期」和其他被抢劫的物品一样全被搬走。新政府对於检疫工作不感兴趣，所以来往大陆之间的交通运输都没什麽检疫限制。那些来台的中国人带进一种特毒的天花而变成了传染病。尽管人民公开呼吁，政府一点也无动於衷，根本不想推行战前强迫接种疫苗的工作。联合国医生们调査的结果，确定了中国警卫部队中某些单位的人员百分之九十患有性病，地方人民被传染的高达百分之二十五。

医药稀少、设备陈旧，并且被严重炸毁的医院，引不起政府修理的兴趣。当时大约有二千个登记的医生，包括一些新来的中国人，但是没有几个经过适当训练的护士。幸好台湾人在日本医药学校和短期医科训练出来的人，都能与日本医生及留在台湾的公共卫生人员合作无间。他们都很欢迎联合国救总的专家们带来的新意见、新技术、新设备及医药补给。到处都有日本人因为受的是德国的老式训练，所以对於改进或变化常加以抵制，但一般而言，外国专家在各阶层的工作中都能获得支持。

在发展联合国救总的医务工作中，只有中国的衞生局局长——出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Johns Hopkins）——一个人拒绝合作。（译者注：卫生局在民政处之下）

陈仪还算相当有理地把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的工作从警察局的控制下移到民政处。新任局长经利彬（受过生理学和药学的训练）在上海时开了一家药店而被陈仪看上了！他对公共衞生的行政根本没有过任何经验。不久他马上表示他对公共衞生没有兴趣。原来他被陈仪请来台湾照顾他私人的医药利益，当他的台湾医疗物品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任，这是陈仪的工矿处属下的一个机构。

经医生的公共权能是控制医生、护士、医药人员的发照工作，及控制医药服务工作。他控制接收的日人医院、诊疗所、医药补给品和医疗设备。医药的进口、岛内的医药制造和药品的出售都是在他控制之下。因此只要有人和他的医务利益或陈仪的利益竞争的话，他就有极大的权力可以阻挠或限制岛内的药品用途或供给，包括联合国救总送来台湾的救济药品。

经医生的「私人权能」很快地为陈仪组织了一个制药中心和分配公司。出售专利药品和处方药品是一种极有利的生意。

我们这位卫生局局长把他大部分时间用来经营生意。他最初的几件私人建树之中有一项卽是制造和出售一种肺病的专利治疗品，而且还是用他自己的名义公开出售。

联合国救总的专家们终於避免不了和这位卫生局局长的正面冲突。他抓住任何机会贬低联合国救总的工作，和外国工作人员的资历，并且向各个医学院、医院、及台湾医药学会大施压力，限制他们聘请外国专家演讲、示范或影片。例如在台湾医药学会的第三十九届年会中约有七十篇论文发表，事後经医生要政府的报纸刊出这样的评语：

⋯⋯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贺薛博士提出的那篇「传染病的预防」的文章不过是初步的报告罢了。那是些基本常识。看来像这样的文章实在不适於在医学会中提出来一读，因为那是浪费时间。有些人认为外国的医生应该多多熟悉熟悉本省的医药标准。❺

在消灭疟疾的运动中，经医生曾想尽办法阻止抗疟剂的免费分发，同时阻止私家的商人接受分配药品的竞争。大约四千五百万片抗疟剂被储藏在仓库里，而经医生却提议由他的私家制药公司来生产处理奎宁药品的生意。後来接替经医生做卫生局局长的，提议应该把这四千五百万片抗疟剂全部从仓库里取出平分给每个台湾人，使每个人能分到六片，这样便能「把台湾的疟疾一扫而光」。那些药品在仓库里被放了一年，政府乐得向联合国救总报些储藏费的帐！

台湾人和来台的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深深地被向井医生事件弄得不安。向井是个日本妇产科医生，他开的私家医院在一九四六年的台北算是最好的妇产科医院。有一次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中国人的太太成了他的病人，经过切腹生产，但她不愿照医生给她的指示做产後的医疗，结果死了。她的丈夫拒绝把屍体带回，并向医生敲诈一大笔「慰丧费」。（译者注：此後利用这种苦肉计来敲诈的风气大开也！）

不久其他的病人被吵得只好离开医院；向井医生也被逮捕，他的医院被政府抢过去，马上又转手由一个大陆来的无能的女人去开业，听说她也有个医生的学位。

全岛上的台湾医生和日本医生很清楚地看到这个向井事件所带来的危险。他们联合起来一方面在金钱方面支持向井医生，另一方面要政府保证类似的事件不再发生，否则他们将不再为中国人医病。

经过一番强而有力的法律辩护之後，向井医生终於被释放。他後来再被他自己的医院「雇用回去」，但是马上很明显地让他知道在新人的经营之下无法继续工作下去。虽然台湾妇女曾经为他请愿，并向政府要求留他在台湾，希望取回他的医院，可是他已经受够了这一切。（这位很成功地为向井医生辩护的台湾律师，因为敢於摆出事实而使检察官和那位控诉的官员「失尽面子」，因此在一九四七年的事件中他被杀了。）

私人的医院和诊疗所是极値钱的财产；大部分很快就被抢光，有时还算规规矩矩地拿出一大堆盖有红印的充公令，有时抢劫的人乾脆就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那些将被遣回琉球的医生曾要求带走他们的医疗用具，以便到了被严重炸毁的那覇之後，至少能够贡献一点医术给那里的重建工作，而不致沦为无一技之长，无法谋生。但是美国领事舘拒绝考虑他们的请求，连非正式地向中国当局提出这个问题也不肯。

1. 1946年5月2日的新生报（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