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出卖的台湾

美国官方的态度是对於留在台湾的外国人问题一概不加追问，这在一九四〇年也许是如此。但在一九四六年麦克阿瑟将军命令将驻台的日本人集体遣回日本，其中包括一万四千九百零六个琉球人。那些住在离基隆太远的人不是把他们的家产变卖就是给了别人，搬到台北或基隆，等待离开台湾。大槪三分之一的人已经上船遣往琉球，结果麦克阿瑟却又下了一道命令，要那些尚留在台湾的琉球人暂留台湾，因为被破坏无遗的琉球无法照顾他们。

此後几个月的期间，八百个无家可归的琉球人只好露营在总督府的废屋中，另外几百个则随便栖身在公园的简陋草棚或路旁的屋檐下。他们被迫只好饮用消防栓里的水，在路旁阴沟大小便。联合国救济总署人员调査的结果发觉，二千多人已濒临饿死边缘，疫病不断蔓延，老人和婴孩死亡率甚高，强盗小偷及私娼已经变成主要的生计。绝望已经在失业的青年之中产生极端的议论和不安。

年纪大些的琉球领导人——有些是战前我就认识的医生和教员——跑来要求美国领事舘帮助他们苦难的同胞。中国人坚持他们的立场，认为琉球人是日本臣民，同时是外国敌人，很显然该由东京政府去负责，台北政府对他们不能关心。

五月廿七日这一天，琉球的首要发言人要美国领事证实或否认，外间的谣传说联军的最高统帅（SCAP）已经再度开始商讨琉球人的遣送问题。琉球人都处於绝望之中，假如不尽快将他们遣回的话，必须再让他们散布到台湾各人口比较不密集的地方去寻找食物。

领事否认他知道联军最高统帅的计划；他很清楚地表明，美国领事舘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琉球人的命运是军事机构方面应该关心的事情。领事旣没有接到任何指示，领事舘也没有适当的方法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出以引起东京的注意，这一点绝不是领事舘的过错。

琉球人於是转而向联合国救济总署去求助，暂时得到救济，等待东京方面的许可把他们遣回。

八月时，我照常写我的军事、社会、经济、政治情况报告，这是「外务规程」上面规定必须做的事。因为怕琉球人的问题已有人先报告到华盛顿去了，所以我被命令在报告中加上下面这些仔细的推卸之词：

虽然此间美国政府与数千被拘留的日本「技术服务」人员的问题无关，也与挣扎在饿死边缘的数千琉球人的问题无关，但他们在等候美国许可将其遣回故乡的期间，这问题的可能发展和他们在台湾的後果是不容忽略的⋯⋯这种两面说词的官样文章，在记录上告诉了华盛顿问题是存在的，但也告诉国务院，我们对於这个问题其实什麽事也没有做。

在战争结束时，有各种外国人聚集在台湾。大部分的人都希望美国能帮助他们，不管他们値不値得帮忙。最使我们失望的是，被拘在台的日本技师的发言人也很投机地表示他们要靠美国的保护。有一个说：「最使我们放心的是尚有人肯以公正不偏的态度来听听我们这些留在岛上的日本人。」他指的是联合国救济总署并非领事舘。

领事对於遣送日人的船上情况之关心是迫使中国人放弃他们原来计划的唯一原因。那些载运日人回国的船上，过分拥挤和危险的情形经人向领事指出，并称万一这些船只在海中沈没的话将引起国际间的注意，这个责任将落到美国政府的肩上。

我在台湾当大使舘海军副武官的短期任内，曾於一九四五年底写过报告，关於台湾岛上的一些好奇和有趣的外国人。有的是安南人被放逐到台湾，当日本被撃败而退出安南半岛时，他们就被遗弃在此。有一大群爪哇的海员为日本商船工作一段时间之後，已经破产而在港口附近游荡。还有曾经替日本人做过事的菲律宾人。两个苏联小贩在战争爆发时曾住在台湾。我找不到他们，但也不觉得太惊奇，有一天一通电报送到我手上，要寄给「驻在基隆的苏联代表」，这一时之谜直到现在尚未解。德国人在大城市里住得无声无息，战争中一切顺利时，他们敎德文和科学，为德国的同盟国日本服务，当战争结束日本投降时，他们反过来一口咬定是为盟军工作的「秘密情报人员」。像他们这种货色，在中国沿海各地屡见不鲜。一九四六年有个持秘鲁护照的德国人跑来找我签证，并要我替他写介绍信使他到美国以後容易找到科学方面的工作。他说他硏究的是温泉中的微生物，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更兴趣於放射性矿物质。他原是在德国的一个科学机构受训，由纳粹政府送到秘鲁，从秘鲁取得护照以後再到日本和满洲。战争结束时，他是在宋子文的大企业中工作。他说，他为了宋子文的利益而到台湾。他不喜欢那大难将临的麻烦，所以要我们准他到美国去。

我们给他的答覆是「不行」。

台湾这一大批的外国国民实在有必要向华盛顿报告。领事却说「不行」，他说外国人在台的活动对我们美国领事舘「绝无关系」。

年底的时候，我送了一份以密码写成的附属秘密报告给大使舘和国务院，指出台北政府中一切很明显的内部冲突和城中几个要人的资料。我的报告引回一通电报催促更多的详细报告，这被认为是个惩戒；原来我提出一个题目而自找麻烦，已经犯下了官场不可原谅的大错。

我第二个关於一九四六年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半年报告被允许译成密码，经由南京送到华盛顿。报告中警告：台湾岛内的紧张气氛已达到了爆发点，我们随时都可能遭遇一个暴乱的危机。这份报告特别定了一个号码，同时在我们的秘密记录本上登记下来。

一九四六年整年之间，我们领事舘是个双重人格的机关。

老领事代表的是老朝代，领事舘是个官方的机构，只与其他官方机构来往，办理纯粹贸易的事情，这是按照「规程」的规定。另一方面，美国新闻处这个机构代表的是战後的新秩序。

世界已经变了，美国政府和人民已经进入一个长期的，以文字、语言、意见和人类感情为武器的冷战之中。

当我们开始看到在台湾的中国人在外国情报人员眼前所表现的反应时，我们马上就想到这种冷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