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出卖的台湾

魏主席上任的第二天（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五日）立即宣布解除戒严令，并不再逮捕与二二八事变有关的人，这粉饰工夫就是华盛顿所期待看到的改良样子。

逮捕、处刑仍继续着，平民出身的魏博士很少有左右国民政府军及国民党坏蛋的能力。沈重的负担现正加在台湾的中等阶级人民身上，这些人是小地主，他们有多余的金钱送子女在台湾上中学，到日本本土上大学，并在城内做小型的商业投资，这是产生一九四七年早期领袖人物的阶层。

此刻政府特别关心的对象是高等学校，这是反中国意识的中心，教育制度呈现一片不稳的现象；一九四八年台湾大学有五十名中国教授、八名日本教授，及两位副教授系台湾人。甚至於台籍的工友也被解雇而由中国乞丐所递补。在短短一年内，法学院接连地就有五位以上的主管被调换，而每人上任时都引起职员的全部变动。有一时，变动带来异常混乱的局面，政府只好要求日籍教授充当财产保护人，因为他们是唯一能代表学府中稳定的象徵。

搜索学生和地下组织的行动更是残忍，他们制造莫须有的故事，说政府已经发现一个遍布全岛报复中国人的阴谋组织，将在八月二十二日造反（即8-22，2-28的反写，二二八事件）。彭孟缉将军定十月三十一日为所有「共产党员」登记的截止日期，彭及喽罗们不放过机会宣布说，若是有「外国干涉主义」或「独立」念头的人就是等於「共产主义」，与共产党徒同罪。

着名的台湾人被迫签名作为「新文化协会」的会员，宣布他们自己坚决反对托管这个念头。省市及地方议会、学校及私人组织都得订阅这些宣言，若稍微迟疑即会被指控为「共产破坏份子」，反对外国干涉的声明由数千人签名後被送往华盛顿或纽约，做为「没有一个『真正的台湾人』要求独立或愿使台湾成为托管地」的证据。

现在，顾及自己家族安全变成每一个家庭中第一要事，每个人都尽量避免卤莽不谨慎的言论，以免使家人遭殃，政府提供可观的奖金来收买有关「干涉」、「独立」言论的小报告，有人说，若有十个台湾人聚在一起，其中就有一个人是政府的奸细，据说在高雄的一个聚会上，有人问所有与会客人，若是敌人攻进来，他们将怎麽办，其中有位不小心的台湾人，想起一八九五年一位台湾人与日本人合作而获得一笔丰富的报酬的事，因此他笑说愿意做「第二个辜显荣」，几天之後，这个人就失踪了，从此再没有人听到他的消息。

与外国人友好的出名台湾人开始变成警察特别注意的对象。省主席夫妇曾在太平洋彼岸的华盛顿培植外国人的嘉许，这是很有用的，但是反过来，台湾人在台湾把自己的悲哀、忧患诉说给外国人听，却又是另一回事。当魏就任省主席的当天，报纸就隐约透露外国人是不受欢迎的，他们将受到更严厉的监视，「因此，我们将加强护照查证及外国人出境管理，并在他们逗留台湾期间，好好控制他们。」❼

有外国朋友的台湾人现在发觉他们的家常受到警察的再三搜查，甚至於他们的亲戚及附近的朋友也受到频频的查问，他们若被发现有外国人来拜访附近的台湾人家，则必须立刻到附近的派出所去报告，如果获知谈话内容，则可得到一笔奖赏。

政府又公布一张为数多达三十人的「通缉犯名单」，为要使外国记者迷惑，并要使他们对已经发布在外国报纸上的故事发生怀疑，政府把一些在三月初确已被杀死的人名也列在通缉名单上。政府又把一些对联合国与美国干涉感兴趣的知名之士与谢雪红及其他共党份子的名字并列，以假设他们犯同样的罪行，这些人都被冠以三月事件的「首谋」罪名，他们被警告要悔罪、自首、改过自新，否则就要被处死刑，魏主席的大赦令对军队来说是没有半点意义的。

Pierre Sylvain博士是从海地来的联合国善後救济总署的农业专家。他曾在一九四七年六月撰文指出政府继续在狭窄的街道及小巷做「军事演习」，以维持其恐吓村民的事实——枪上刺刀俱备——使得每个人都不敢出门，并随时提醒他们无助的处境。他又说高雄尤其受到特别的压力，稍为富有或小康的农人、镇民，都被逮捕并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说他们曾参加三月事变，必须缴出一笔金钱做为赎金。❽

然而，即使处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人仍继续请求帮助。

他们要求美国领事舘组一个台湾人代表团到纽约或华盛顿去申诉他们的处境，有位熟人写信给远在美国的我，说道：

每天，为数甚多的中国人从大陆逃到台湾，他们破坏了这个美丽的岛屿⋯⋯

我们知道中国人与台湾、人是永远不相容的，现在，我们在台湾已经绝望了。

百分之九十九的台湾人要求台湾与中国分离，并受到美国的托管，这是真正的事实，要台湾来支持国民政府的战争费用是一项过重的负担，事实上我们没有兴趣来效忠中国，自二二八事变以後，除了少数傀儡之外，所有台湾人已认清唯有托管一途才是使台湾从「地狱」解脱的方法。

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在美国的帮助之下自己实现民主政治，当然我们可以尽我们最大的能力从各方面与美国合作，抵御我们将来的敌人⋯⋯❾

1. 1947年5月1日的新生报（台北）。
2. 1947年6月27日Ira D. Hirschy博士引用Pierre Sylvain（UNRRA-海地）博士致E. E. Paine（UNRRA-USA）的信，上海，1947年6月27日。
3. 1947年9月6日从台北寄给Kerr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