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蛮生长

政治家跟企业家的关系，在东方社会，例如大陆和台湾，同欧美相比也有很大不同。这一百年以来，政商关系做得成功的有几个人，在这里我就讲讲他们的故事。

1949年以前的代表人物是虞洽卿，他是宁波人，小时候很苦，然后到上海在油漆行做学徒。他很聪明，逐步成长起来，成为经理。后来，他去了荷兰银行。现在你们去上海外滩看，那儿仍然有栋楼，是荷兰银行。他当那个地方的总经理。从一个学徒，到去荷兰银行做买办，这很了不起。在商业鼎盛的时候，他又从荷兰银行出来，自己创办企业，做运输和一些其他的贸易。办了这个企业以后，他当时在上海滩上成为炙手可热、非常发达的一个民族资本家。他的企业由于太红火，以至有一条街道都改成了他的名字。同时，他还是宁波甬商在上海商会的会长。今天这个会长是郭广昌。

就在这时，虞洽卿有过一段特别的经历。蒋介石在日本学军事的时候，认识了浙江的一个同乡，就是张静江，然后还有陈其美这批人；他学完军事以后，有一阵在上海，又通过这些人，认识了同是宁波老乡的虞洽卿。他还在虞洽卿家住过一个多月。蒋介石在虞洽卿家住的时候，闲来无事，虞洽卿便介绍他到交易所，所谓蒋介石曾在交易所混的说法，就是指的这一段。这期间，蒋又认识了杜月笙、黄金荣，他们都是一帮码头上的人。

虞洽卿就因为这样一个机缘，和蒋介石、浙江财团，以及上海滩的黄金荣、杜月笙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后来蒋介石到黄埔军校以及北伐，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北伐军打到九江的时候，虞洽卿就坐不住了，他心里犯嘀咕：如果都是扶助农工，那我怎么办？于是他赶到九江行营，见到蒋介石以后，就问了蒋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就只帮助穷人吗，那我这儿怎么办？蒋介石就说了一句话：“穷赤佬怎么靠得住？”他说的是浙江话，意思是说，你放心吧，我是不会信穷人的，穷人怎么靠得住？！这虞洽卿就踏实了。他又问：那北伐军要打倒列强，我在洋人那儿干过，我还跟洋人做生意呢。蒋介石又说了一句话：“洋人怎么打得过？”虞终于清楚了，蒋并不跟洋人真干，于是就说：那我回去，我怎么帮你？蒋介石说：我不日就会攻克上海，抵近南京，你跟杜先生、黄先生说一下，帮我维护好上海治安。

虞洽卿说行，这个没问题（都是哥们儿），我能干什么？蒋介石让他帮自己筹集一些经费，因为到了上海要花钱的。这就是后来我们党史里头讲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背景。很简单，就是杜月笙、黄金荣出打手，虞洽卿买单。虞洽卿曾三次筹集行动经费，他们叫作“革命善款”。他是商会会长，帮助蒋介石募捐，发动“四一二”政变完成了清党。

正是有这样一层关系，虞洽卿这个民营企业，在上海受南京政府的关照，发展得越来越大。抗战的时候，整个运输都归虞洽卿管；抗日期间政府搬到重庆以后，从缅甸往重庆运物资也由虞洽卿负责。所以虞洽卿的生意一直一帆风顺。而且，任何时候，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只要找政府，宋子文就直接给钱，算是归还“革命善款”，而且批了他一个交易所。没有人敢得罪虞洽卿，抗战最激烈的时候，在宁波的一个城防司令，也是黄埔军校老蒋的学生，这个人向虞洽卿募捐，虞洽卿耍了他，答应捐了，回头说没带支票，赖账不给。那个人就把虞洽卿的客船给扣了，结果虞洽卿就告诉了蒋介石，说那个人破坏抗战，把船扣了，到处都是滞留的难民。蒋介石居然下令把那个人给枪毙了。由此可见虞洽卿当时的官商地位。

所以，1949年以前，所有的民营企业里面，在政治家跟“企业家”关系上最顺风顺水的应该说就是虞洽卿。由于在荷兰银行做过，跟洋人关系也不错，加上跟蒋的这样一层关系，他在国民政府时期，自己的企业一直是最顺风顺水的。

而荣家却是相反。作为民营企业，荣毅仁怎么跟政府打交道的呢？他在上海留下来以后，当时陈毅接管上海，他就把他的财产全捐给共产党，由此获任了一个副市长职位。那个时候能捐出财产配合共产党，共产党就会记住这个好处。而当时的背景下，多数的资本家就像《上海的早晨》中写的那样跟共产党玩猫腻，要么藏藏掖掖，要么假装给，要么就不给，还企图维持原来的秩序，对共产党是隔心隔肚皮。但荣毅仁却不一样，慷慨捐赠后当上了副市长，后来还当上了纺织部副部长。

后来邓小平希望筹备中信，以此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举措。

当时他找了几个老的工商业者来商量，也找了荣毅仁，还有古耕虞等人。古耕虞那些人做法与荣毅仁不一样，那些人只是说说，没有太多参与；但荣毅仁当场表态，积极支持，而且出来领头；不光领头，他又将发还给他的定息拿了出来，一共两千万，用来筹备中信。这个钱至今也没有算资本金，也不知道算什么，反正中信现在百分之百国有，他的钱就在里面。正因为这样子，所以共产党就感谢他，还让他加入了共产党，最后当了国家副主席。

荣毅仁去世之后，开追悼会那一天，《福布斯》杂志同一天宣布荣智健是中国首富。半个世纪的历史，折射出荣毅仁跟政府的关系，跟邓小平，跟陈毅，跟政治领导人的关系。他的逻辑就是奉献、信任、合作，是予而不取，也就是只要他有、只要共产党要，他都给。

荣毅仁就一直是这样地应对多变的政策环境，共产党说起来就像在江湖上讲道义，你帮我，我也帮你。所以，荣家这个家族，如果算两代人的账，从1949年一直到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代，他们的家族是赢的。虞洽卿只能算一代整，因为抗战后期他就去世了，内战结束后，蒋的政权在大陆也不存在了，所以他们家族也就完全衰败了。

荣毅仁一生信奉一句话，叫“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择高处立就是说立得要高；就平处坐讲的是坐的时候要放下身段，找低的地方坐，大家都一样。向宽处行，意思是路要越走越宽。

他一生都是这么去做的。所以，民营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关系，我觉得这两个人都处理得很好。他们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政府和政治家，不同的政权性质，采取的不同的方法，但是都很成功。

从这个人的身上或可看出，当时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最佳选择有两条：一是要择高处立，只有最高权力者才能成为庇护者；二是要“同心同德，予而不取”，“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在台湾，处理政治家和企业家的关系最成功的是辜振甫先生，他在国民党鼎盛时期是唯一的企业家出身的“中常委委员”。辜家和政府也很有渊源，在抗战以前，他是一个大地主。后来日本人来了以后，他们开始转向做生意，也有人说，他曾经给日本人带路，是汉奸。国民党在台湾执政以后，搞了一个“土改”，地主就变成了资本家，他们家也就变成了资本家，形成了台湾水泥等企业，现在的大本营是和信集团（包括台湾中信金控）。

他跟政治家之间，跟国民党之间，有非常好的互动。所以在国民党时期，他的最高地位是海基会会长、台湾国民党中常委，也是企业界最受尊敬的人，又代表当局处理两岸关系，同时本人又很儒雅，而且他们的企业一直都做得非常稳定，一直延续到辜启允、辜濂松这一代。

辜振甫一直讲一句话：人生就是个舞台（他喜欢唱京剧），最重要的不是上台亮相，而是下台的时候背影要优雅。所以他一生上台、下台的时候都演得非常好，到目前为止没有传出任何他跟政府的黑幕。和信的企业发展，跟他的政治地位有很大的关系，他的政治地位在国民党中举足轻重，在蒋经国时期，他就是“中常委”；当时国民党执政，而且相当一段时间里国民党是一党独大，所以能帮助他的企业建立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当然，在大陆的今天我们也能举出典型的人物事例，然为生者讳，暂且不表吧。实际上在华人社会，处理政商关系，研究企业家对我们会有很多的启发。

目前在大陆，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关系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很成熟的模式。一方面，大陆的企业家本身的规模还比较小；另一方面，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关系更多还都处于一些低层次的权力和利益的交换上，并没有着眼于重大格局的一种同盟关系。在大陆，早年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就叫作边缘核心化和核心边缘化。指的是这最近20年，由企业进入到核心的人，大部分都是原来的边缘人口，比如说乡镇企业家，原来的民工、包工头、农民，他们是边缘人群，然后进入到政府核心（政协、人大）。原来在政府核心机关的，转出来下海做生意了，都边缘化了，就是往江湖、往社会底层和边缘发展。

政治家跟企业家之间，还有工商联这个渠道关系，让一些最优秀的企业家，通过这儿跟政府和政治家形成良性的一个沟通。但现在，一些杰出的企业家，比如马云、李彦宏、江南春、马化腾这些企业精英，工商联不去找他们，他们也从来不去工商联。所以目前，中国企业家跟政治家的关系，还没有形成规范化和建设性的一个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