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鼠疫围城

1941年11月4日，星期二，大雾笼罩着洞庭湖和湖畔的常德。

6：50，空袭的警报突然响起，毫无准备的人们拖儿带女，哭喊着往外跑时，飞机已经在常德的上空。

这是一次奇怪的空袭，从1938年就遭受空袭的常德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空袭，以至于让人措手不及。

它来得太早了！

空袭一般是在早上9点至下午5点之间。经历3年不间断猛烈空袭的常德，人们的生活样态早已经被空袭塑造，一种新生活在常德城形成：做生意的在早上7点和9点之间开门，当第一声警报响起，就关门出城往乡下跑，下午5点警报解除后，再回城开门营业。

但是，今天它一大早就来了，人们甚至都来不及跑。

“当时没有拉疏散警报，而是敌机临空了才拉紧急警报，部份人来不及穿衣服和鞋袜，也来不及跑远，因为天还未亮，加上浓雾看不见有几架日机，只听得轰鸣声”。张礼忠老人说，当时他9岁。

大雾天它也来！

这是第二个异常之处。一般雨天雾天，空袭警报不会响起，因此整个常德城的人都盼望这样的天气，可以安心地呆在家里过生活，做生意。

更怪异的是只有一架飞机来！这在几年的空袭里绝无仅有。所有的空袭，日军飞机都是以编队进行。9架飞机为一个编队，通常是2组、3组，更甚时是64架飞机同时来袭。

而11月4日这一天更更怪异的是，这个飞机丢的居然不是炸弹！

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火烧长沙，放弃了这座城市，之后，常德便成了日军的新目标。11月12月间，猛烈的空袭到来，炸弹和燃烧弹在城市的居民密集区炸响，对于四处逃窜的人们，日军飞机则低空对其扫射。仅12月的一次空袭，就超过1500人死亡或受伤。

1939年6月19日、23、24日更猛烈的空袭来到常德。“我躲在路旁的篱笆里，看到炸弹在常德的主要商业中心爆炸了。燃烧弹和烈性炸药纷纷投掷而下，常德城瞬即变成了一片火海。当时正吹着猛烈的南风，而且因为这片区域的消防员——数量太少——形势变得无法掌控。炸弹投掷的时间大约是下午6：45，而火势一直持续到次日中午。人们迅速挖了一条穿越常德主干道的防火带，长约1.6公里，宽从180米到360米不等。死亡人数达约200人，另有的60人受伤……上个星期，常德又再次受到火的洗礼，这次死亡数量更多，当然房屋也损毁严重。23日，一大群飞机，没有人知道确切数目，但是我想有27架——再次造访常德。”时任美国长老会教长的巴天民在他的日记里写道。^[4]对于空袭，常德是一个无处可躲的城市。这个城市到处被水环绕，没办法挖防空洞，一挖，地下水就会冒上来，空袭来时，人们只有往乡下跑，或者躲在树下，于是现在80岁以上的老人嘴里有一个词，叫做“跑日本”。

跑日本时家家都准备一个“警报袋”，张礼忠老人说那是一种用蓝、灰、黑色布料做成的简易布袋，每家都备几个，放好钱财、衣服、食物、必需品在里面，警报一响，背起就跑。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常德遭轰炸时的情景。警报一般拉两次。首先黑山嘴的观察所发现敌机后，会拉响长短相间的警报，这是“空袭警报”；接下来在德山乡的观察所发现敌机后，会拉响连续短促的“紧急警报”。老人和孩子基本上听到“空袭警报”就开始往城外跑，年轻人和男人们多是听到“紧急警报”响起后才往城外跑。有时候遇到下雨天等天气不好的时候，观察所没能发现敌机入侵，等飞机接近了才直接拉响紧急警报，想出城也来不及了。”生于1927年的李光中说。

“1939年端午节后的初七初八，日军飞机分6批来轰炸，还丢了燃烧弹。初七这天，我父母抱着半岁的五弟国成和徒弟2人一起去天主教堂防空洞躲警报，洞里人已满，只好躲到一小砖房内。一颗炸弹正中防空洞，洞内200多人全部遇难。”张礼忠说，1941年秋，他和父亲一起跑警报，“一颗炸弹飞到“长沙毛笔店”爆炸了，老板和家人全被炸死。我亲眼看到毛笔店老板的头被炸弹削去了半边。我的左小脚也被弹片炸伤，血流不止。我几乎吓破了胆，拔腿就跑，跑出后门，冲到街上，一边哭一边跑，一直跑到城门外7～8里地的姻缘桥，见到祖母母亲等人，又大哭一场。”

“下午警报解除回城后，看到墙上粘有人血人肉，电线上挂着人的五脏、手、脚残片，街上到处是残缺的尸体，防空洞内外死了不少人，可怕极了。我腿上的伤口在乡下搞了一些烟丝包扎，后来感染化脓，双腿都烂了，臭不可闻，直到1950年才好。”1933年出生的张礼忠，当时只是个8、9岁的孩子，留在他记忆中的来自空中的袭击，是炸弹、机枪扫射和燃烧弹。

但这一次完全和以往不同。

大雾天一大早，一架飞机独自飞临常德，它飞得很低，低到离地面只有20多米，它从西边进入城市，沿着繁华的法院街、关庙街、鸡鹅巷、到东门外五铺街、水庙街，然后又折回，在中心区低空盘旋了三周，扔下些什么东西，就飞走了。

在常德的文美莉牧师“这天早上正坐在一辆重型水运驳船的露天甲板上，她最近从桃源带了一位患有伤寒的小女孩到长老会医院进行诊治，不料小女孩医治无效而亡。这天，文牧师正等待着乘坐快艇回桃源。她和同伴循着声音往上空看去，能清楚地看见两个人，身着白色服装，坐在飞机的驾驶舱里。这架飞机在东门附近贫民区盘旋，之后，扔下了什么东西就飞走了。这显得非常之神秘。”

居住在常德城内五铺街的杨志惠和母亲、弟弟没来得及跑，母亲听到飞机响，二话不说拉一张桌子到房中，又抱几床棉被铺在桌上，三人躲在桌子下面。“不久，听见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的飞机声，在空中盘旋。接着听见的是飞机尖利的俯冲啸声，似乎是什么东西落在屋上、街道上。这时，母亲面色沉重而紧张，不说一句话。”

“飞机去后，我们看到在五舖街一带的大街小巷乃屋顶上到处是谷、高粱、麦粒、破布、烂巾等东西。”^[5]“当时是秋天，阴历九月十六日，日照时间短，六点半钟后天才亮，因此正大街上投下的物品天亮后才被清道夫随同垃圾扫走了大部分，小巷子遗留最多，时间最长，清道夫摇铃铛收每家的垃圾，大家都围着这些东西看，猜测日机扔下的是什么东西，议论纷纷”。张礼忠老人说。

一位充满好奇心的男子很有头脑，他在这些东西被清扫完之前，留了满满一簸箕，并把这些东西带到教会医院。

“我们用无菌生理盐水洗涤这些谷子，用离心沉淀，取其沉渣作涂片染色，在显微镜下（油镜头）发现有许多杂菌，其中亦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革兰氏阴性杆菌，类似鼠疫细菌”。1972年谭学华在劳改农场写道。

当时的送检物里，并没有跳蚤。为了排除敌人“使用精神恐怖战术”谭学华决定进行细菌培养。

但是，当时条件有限，很难找到培养细菌的培养基，谭学华和技师汪正宇从住院的肝硬化病人腹中抽取了30CC腹水，在无菌的状态下分别装入3个试管，在2个试管中装入收集来的粮食，在另一个里装入粮店里粮食，经过24小时的培养，再做涂片观察。

24小时后，三个试管从外观上看有明显不同，粮店粮食的试管很清，收集来的粮食很浊。“取此种浊液再做涂片，在显微镜下发现多数革兰氏阴性两极着色之杆菌，及用测微器测量大小，平均为1.5×0.5兆分……因此我们的疑虑更深”。汪正宇技师回忆当年的情景。^[6]

“日军飞机撒下的粮食里有类似鼠疫细菌的存在，而粮店取来的粮食对照，则无此等细菌发现。”谭学华1972年回忆。

为了进一步确定其致病力，在没有试验用小豚鼠的情况下，“故只好以现有白兔两头，供作实验。虽知其对于鼠疫不易感染，然姑一试之”。于是，一头注射了浊液，一头注射了清液。

第二天上午，由市防空指挥部出面召开警察局、卫生院、县政府等人员的座谈会上，谭学华提出此次空投极为可疑，鉴于曾经有日军在浙江金华、衢县等地空投物引起鼠疫暴发的消息，提出四点建议：1、由警察所负责组织居民收集、打扫空投物并用火焚之；2、在报刊上宣传鼠疫症状及防御方法，并开展灭鼠；3、立即打电话给湖南卫生处，要其派鼠疫专家来；4、找一合适房子做防疫医院，一旦流行，可作为隔离处。

谭医生的建议在事后只得到了部份落实。省里迟迟没有回电，到了8号再报，则只要求“切实查明据报”，没有派专员来。实际上省里将消息报往国民政府，但得到的回电是：“事关国际信誉，不得谎报疫情”。防疫医院由常德卫生院落实，但因为“该院院长怕负责任，未能及时做到”。谭学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