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鼠疫围城

“这是一次迟到的审判，”南香红用一根手指轻敲着桌子，神情严肃，“对它的意义和认识，也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突显出来的。”接着，她滔滔不绝地讲起了细菌战。

在1946年到1948年的东京审判中，细菌战的事实被日美联合的政治戏码掩盖了。事实上，美国很早就发现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施了细菌战，第一批占领军进入日本的时候，美国就专门派了调查官去调查。起初731部队的成员并不和他们讲实情，尤其刻意回避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于是美国的两任调查官都被蒙蔽了，没有拿到细菌战的核心证据。1946年9月，苏联军方终于撬开在押的日军原731部队，也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细菌制造部部长长川岛清、课长柄泽十三夫的口，证实该部队进行人体细菌实验，并大量生产细菌武器，在中国战场各地实施细菌武器攻击。^[1]

就在苏美两国就细菌战的材料展开激烈争夺的时候，日本细菌战的核心人物石井四郎，以提供“人体实验”技术资料为交换条件，要求“免责”——不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起诉，追究日本细菌战战争犯罪责任。于是在东京审判中，关于细菌战的问题说了不到10分钟。

细菌战原本就是国家的犯罪，是上至天皇下至军队的一致战争策略，而东京审判放弃的对天皇的战争责任追讨，放弃的对细菌战战犯的审判，早已经使问题超越了民间，超越了法庭的范围，而成为国与国之间需要坐下来重新对谈的大问题，而这一问题战后从来没有得到认真对待，双方也没有机会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就在最近，王选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东京审判的材料时发现，当年的翻译大有问题。同时熟练掌握英文和日文的王选一眼就看出来，“各种有毒细菌”这一敏感词，在从日语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被偷换了概念，直接被译成了“有毒血清”（serums）。抗菌血清，在本世纪40年代以前曾用于治疗肺炎、百日咳等疾病，可用于防疫，和“细菌”的意思相去甚远。据王选了解，当时担任庭审翻译督导的是一位日裔美国人伊丹明，精通中文，本身是一名情报人员。他的工作主要是解决翻译过程中的法律术语问题，监督翻译译得是否精准。尽管东京审判的翻译制度存在各种问题，伊丹精通中文，又具有美国陆军情报人员的背景，“细菌”与“血清”这两个语义完全不同的一般用语的混淆，按常理很难逃脱他的双眼。^[2] 这其中必有猫腻，且可以判断是国家层面的掩盖行为。

2005年夏，南香红利用了5年时间调研、撰写的将近6万字细菌战长篇报道《极罪》在《南方周末》刊出。这是《南方周末》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一名记者做专刊。

南香红为了这篇报道，跟报社领导磨了一个月，最后写下书面保证。《极罪》详细地记录了1940年到1945年间，日军对中国的浙赣地区，包括宁波、衢州、金华、温州、义乌、台州、常德等地实施的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南香红仿佛亲身经历过这场劫难一般，细致入微地写衢州城一带从天而降的大量含有病毒的麦粒、粟粒，写日军投放的携带病毒的跳蚤遍地，写大白天出现在居民家中的死老鼠，以及村民们不明原因的惨死。

南香红愤怒地写道：“一边是那些今天伤口仍然流淌脓血的老者，他们的人生完全陷于悲苦，还有那些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妇女和儿童、青年和老人，那些死于鼠疫的蜷曲的黑色身躯；一边却是实施这惨绝人寰的屠杀的所有战犯，安然地逃脱了他们的罪责，在芸芸众生中恬然度日。”

那些曾经以科学的名义、以造福人类的名义杀人的凶手，至今仍然在日本社会中继续产生影响，甚至身居要职。他们之中，有的成为细菌学的研究专家，站在大学的讲堂上讲授从细菌战中积累的知识。有的成为政坛上可以呼风唤雨的人。有的做起了生意。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再提起那段往事。

细菌战诉讼及调查的意义，历时越久越显示出来。过去因为掩盖，人们忽略了它的存在，也没有认识到它的残酷性。王选们为期十多年的诉讼，正是对当年逃脱了的罪犯的一次迟到的审判。尽管官司以败诉告终，但细菌战的事实，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承认、被记录、被全世界的媒体报道，中国的死难者也第一次被纪念。

而在王选看来，这仅仅是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