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战：鼠疫围城

王华璋，1922年生，今年93岁。世居石公桥乡王家桥村。

王华璋现住在常德和生源尊老院里。他向我们解释，是他自己坚持要来尊老院的，女儿因为要照顾上学的孙子，他一个人在家里，房子很大很空，住在这里大家都省心一些。

93岁的王华璋是个瘦瘦的和善的老人，行动还能自理，可能是因为中过风，说话有点拖长音。在养老院打饭的铁皮车推过过道水泥地的巨大噪音里，他说：“日本死都不认帐，安倍更硬，默克尔的风格我很赞赏”。他是想和我们讨论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日本之行。

“所有的国外首相对战争的看法，我都关心，都知道，我看电视”。他掏出一个巴掌大磨损厉害的小本，上面用很小的字写着默克尔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历史问题认错的内容。他说，对他来说，细菌战，只要他还活着，就不会成为过去，因为日本人没有道过歉。

“1941年日本人在常德空投鼠疫的时候，我19岁，第二年在石公桥鼠疫大流行，我20岁了，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

石公桥离常德30公里，日本飞机偏一下就到了我们这里，投了谷米、棉絮。

1942年9月（农历）深秋时，石公桥出现好多死老鼠，白天天气晴朗时，它们也在街上缓慢爬行，不晓得躲人。米店鱼行里死的最多，拿撮箕撮，当时不知道是鼠疫。

我家原来住在石公桥西北公里的乡下，1942年时家里有5个兄弟，2个妹妹。读了几年私塾后，母亲安排我习商，到石公桥北横街的熊三顺绸布南货店做学徒，那一年我13岁，几年出徒后，就到同一条街上的‘大德昌’绸布店当采购先生。我虽然年轻，但不打牌不喝酒，得到老板彭偑陔的信任，我把一船船的稻谷运到长沙、武汉卖掉（一船一千多石），换钱采购上海工厂里出的哔叽（一种当时流行的高档机织布料）、纺绸运回来。老板很信任我。

10月中旬的时候，北街开始死人，那一天吃过晚饭，街上突然沸腾起来，和我们在同一街的丁长发鱼行里家里加上雇工一共11个人（一个儿子在外上学幸存下来）都死了，成为一时奇闻，街上的人都去看，我也去了。

丁老板鱼行围拢的人不少，但又不敢进屋，我也是隔门往里张望，屋里横一个竖一个倒了6－7个人，死人皮肤是黑的，眼睛都鼓出来。没有人敢去收尸。当时刮南风，一阵风吹在我身上，那种感觉特别怪，现在也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反正不舒服。我赶紧回自己的店里。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精神不振，身上软得起不了床。大德昌的老板很厚道，让我回乡下多休息两天。我走了8里路，回到乡下自己家时，就不行了，人昏昏沉沉的，不停地口渴要喝茶，那是在高烧，左大腿根起了砣（淋巴肿大），很疼。

母亲守了我一夜，可能是她看再不想办法我就会死吧，天不亮就敲邻居的门，央求他们送我去石公桥看郎中。当时我根本不能走路，两个邻居一个叫丁来亭，一个丁进堂，就用毛竹杆梱了个架子，抬着我，我母亲小脚，在后面跟着一路小跑。

快抬到石公桥时，正巧遇见了我们保里的政务干事周文善，他对我母亲说，我可能得的是鼠疫，现在县里在石公桥南的邓家庄设有医院，到那里治可能能救你儿子一命。

就这样我住进了邓家庄的隔离院，当时医院已经有很多病人，医生进进出出的。一个个子很高，50多岁的大鼻子外国人让人抽我胳膊上的血，抽出来抹在玻璃片上。大个子的外国人会讲中国话，但讲得很慢，他告诉我：‘你幸亏来得及时，迟一天就无法救活了，你得的是鼠疫’。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叫伯力士。他给我一天打三针，吃两种药丸，一种是黄色的扁圆的，一种是白色的。一个星期以后，我渐渐的有精神了。

到冬天后，死人少些了。防疫队在镇上灭鼠，打预防针，还把我们的被子衣服拿到樟树山用蒸笼蒸，我记得春节时防疫队还在石公桥，第二年3月份他们才走。

没有我母亲遇事果断，没有巧遇周文善，没有伯力士他们来石公桥防疫，我也活不到今天。73年时光如水，把很多东西都冲淡了，但用细菌杀我们的事怎么能冲淡呢？虽然年深日远，但永远也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