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住那个鬼！
国民政府细菌学专家陈文贵的描述则谨慎的多：发生鼠疫的鸡鹅巷、关庙街一带，“地处市中心区，房宇栉比，街衢狭隘不洁，曾视察鼠疫死亡（者）寓所，发现室内阴暗，空气阻塞，无地板设置，垃圾散积屋隅，鼠洞随处可见”，这是一幅真实的贫民窟情景，这样的地方总容易疾病丛生，这样的地方总是人口密集，这样的地方死神也最容易下手。
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一场疫病的流行会有很多因素。特别是波及到对一个国家使用细菌武器用于平民的指控，更是一件大事。从当年留下的档案来年，民国政府的卫生防疫部门一直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尽管高度怀疑，但在找到确凿证据之前，所有的断言也只能是怀疑。
陈文贵是当时中国仅有的有鼠疫背景知识的专家。1936年曾受国际联盟卫生部的邀请，赴印度的哈夫金研究所从事鼠疫研究。哈夫金是当时世界上鼠疫研究最有名的研究所。1941年陈文贵的职务是中国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检验学组主任和红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检验指导员，解放后陈出任中央卫生部防疫司司长，曾赴朝鲜调查美军在朝鲜和中国边境使用细菌武器，并提出对美国的指控，提到演员陈冲，或许国人对陈文贵会加深一些印象，他是陈冲的伯父。
陈文贵是11月20日接重庆命令从设有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部的贵州省贵阳出发，24日到达常德。
在他到来之前常德已经出现连续死人的现象，广德医院的谭学华等人已经解剖了包括蔡桃儿在内的五名死亡者。
11月4号日军空投后的11天后，地方和中央的防疫机构才开始行动。疫情15日一路上报到卫生署、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等单位，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决议命湖南省卫生处在常德设置防疫处。
15、16、18日军政部第4防疫大队一个中队前、卫生署第2路防疫大队第14队等防疫队伍到达常德并携带了血清和疫苗。
几项防疫决定迅速做出：
设立隔离医院，向全市人口进行预防注射并发给注射证；鸡鹅巷、关庙街等地被划为疫区，警戒封锁，断绝交通，不准居民外出；开展灭鼠行动，动员居民捉老鼠；建立焚尸炉，疫病尸体一律烧掉；全城封锁，所有的泊船码头、交通站点设立检查站，只有持注射证的人才能外出；陈文贵来到常德，检查了前面进行的5例解剖报告，仍然要坚持再亲自进行尸体解剖。
陈文贵表现的相当谨慎，在谭学华看来，他似乎不相信之前他们的检验和解剖报告。陈文贵要亲自进行调查。或许在他看来，鼠疫和日军空投物的关系链，还需要进一步坐实。陈文贵走访了常德城内的发病区域，在病死人家房间里设置印度捕鼠器和特制的捕蚤笼，但都没有收获，对于亲自做解剖的愿望，当28岁的男性龚操胜死亡后得以实现。
陈文贵的作法相当严谨，在他向他的隶属机关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部正式书面报告时，甚至有两位同事为其操作的专业性作证。
在陈文贵报告书里，对龚操胜的病情和死亡做了详细的报道：龚操胜，28岁，住关庙街前小巷18号。23日夜里十一时骤发高烧、头痛疲乏等病状，二十四日晨感觉右侧腹股沟痛疼，午后开始呕吐，病情加重。军政部第四防疫大队应召前去就诊时，发现龚已一息奄奄。“当时诊视病者患高热，右侧腹股沟淋巴腺肿胀及有触痛按病历及病象颇似腺鼠疫，遂劝告送往隔离病院，但不料病者于未搬入以前，即在晚八时许死亡”。
龚操胜的尸体是在军警的护送下强制送到县卫生院的，龚脾部的组织涂在小鼠腹部，32小时之后，小鼠发病死亡。接下来，将死亡小鼠的心血、肝脾及腹股沟淋巴腺等再接种到2号小鼠身上，经过47小时的潜伏期后，小鼠发病，挣扎了44小时后死亡。
《陈文贵报告书》是自1949年衢县、宁波、金华等地发生鼠疫后最权威、严谨的一份医学报告，成为当年鼠疫最重要的一份历史档案，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指控日本施行细菌战时，使用的基本材料就是这份报告。其中的6份解剖报告，特别是龚操胜的报告，从发病病历，到尸体解剖纪录，到24小时细菌培养，再到动物接种实验，全部过程完备，从而在医学科学上坐实了对常德鼠疫的认证。
然而遗憾的是，这份“严谨的报告”却依然没有能够找到投放物和鼠疫之间的必然联系，陈文贵检查从常德带回去的谷物时，距离投放日已经过了34天，培养之后，只发现有大肠杆菌、葡萄状球菌等，没有发现鼠疫菌。接种到小白鼠身上，小白鼠活得好好的，什么也没发生。报告的最后写道：“结论：细菌培养及动物接种试验，该项麦谷等标本中，未发现鼠疫杆菌”。陈文贵的报告收录了谭学华等人进行了5份尸检报告，但却没有采信谭学华从现场收集物中发现鼠疫杆菌的报告。
日军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的消息不胫而走，英美两国都高度警觉。英国战时内阁非常急于证实情报的真伪，便将收集到的情报委托给伦敦卫生学校医学研究评议会的A.兰茨伯拉·汤姆森来进行判断。他在1月6日的回信中指出：“简直是无稽之谈。情况证据似乎并不充分。存在于大米或其他物质中的鼠疫菌可以说确实无害。
只有投下疫蚤或已感染鼠疫的老鼠会导致病例的出现，但那也只能是在最佳条件下才可能发生。”[7]
1942年3月31日，民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国际社会控告日本政府，提交的就是陈文贵的报告。分析陈文贵报告的任务交给英国当时最权威的波顿研究所，几天之后，他们做出分析报告：“在飞机和鼠疫病例之间显然不存在已经被证实了的关系”。这是陈文贵报告中致命的缺失：空投物里没有发现鼠疫菌，实验中也没有造成小白鼠的死亡。
最后波顿研究所认为陈文贵报告是：“为了宣传目的而写”。
这一判断，使日本细菌战阴谋如鲵在手一滑而过，那个躲在幕后的鬼魅，一旦没有被捉住，便继续进行一次又一次的细菌撒布，死亡也一次次降临毫无设防的城市乡村和懵懂的平民百姓。这个不应该有的延宕，使日本使用了细菌战的确信被延迟了二、三十年。
就在常德拉出防疫的架式准备迎击鼠疫时，死神突然止住了脚步。住在关庙街杨家巷的胡嫂在1942年1月11日发病，13日死亡之后，没有再发病的人，没有新的死亡者，一切突然沉寂下来。
陈文贵捕捉了200只老鼠，但“未发现感染鼠疫的病理变化”。早陈文贵几天来常德的国联专家伯力士，也没有发现感染鼠疫的老鼠。（谭学华写的材料中说有许多死鼠，不知是记忆将42年出现大量死鼠混淆还是其它原因，无法考证，作者注）
因为再没有新的病患出现，陈文贵12月2日带着由病人培养出的纯鼠疫菌种和少量飞机投下的粮食离开常德回贵阳。伯力士也因为战局紧张而离开常德。
但是，老鼠，就在两位大专家前后脚离开常德之后，开始频繁出现在大街上。
这些老鼠行为怪异，平常只钻地沟的它们，居然光天化日地在大街上踯躅，它们呆头呆脑，行动迟缓，脊毛倒立，任由行人踩踏而不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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