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战争史

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义和团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今河北）交界地区。它是在义和拳等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不少无业游民。义和团的名称最早见于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次年秋起，清政府在公文中也开始使用这一名称。此后，“义和团”一词逐渐取代了“义和拳”，或与“义和拳”并用。

山东的教会势力极为猖獗，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也就异常激烈。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军事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地区，群众经过长期酝酿，奋起抗教，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发源地。至1899年，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冠县一带的义和拳，以及朱红灯、本明和尚（亦称心诚和尚）领导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带的义和拳，已相当活跃，声势甚大。他们在反洋教斗争中相互声援，有力地打击教会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为之震惊。

长期以来，直隶人民也不断反抗教会的欺压，参加斗争的群众相当广泛。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不时攻打教堂。

义和团兴起以后，提出了许多反帝口号，如“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扶清灭洋，替天行道”①和“兴清灭教”、“洋人可灭”②等等。在斗争过程中，义和团也张贴过反清的揭帖，如“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③等。

义和团以宗教和军事合一为其组织形式。基层单位是坛（或称厂、炉、尝团），各坛人数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则五十人或二十五人。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总团）。各总坛之间互相独立，不相统属。作战时分编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负责人称哨长（或队长、百长），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设班长（或称十长）。就其总体来说，义和团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指挥机构的松散组织，主要靠揭帖聚会，有事时“传单一出，千人立聚”④，事毕即散。青年妇女也有类似组织，名为红灯照，蓝灯照等。她们一般担任勤务工作，有时也参加战斗。

义和团的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大师兄平时掌管坛内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⑤。有的义和团还有大元帅、副元帅、大先锋、军师、总管粮台等称谓⑥。其中总办、统领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师担任；前敌、催阵由勇敢能战者充当（作战时他们骑马当先，往来督战）。义和团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并有少量鸟槍、抬槍、抬炮等火器。

义和团有较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扬神道相助，刀槍不入等。但义和团制定的某些团规戒律，如“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①、“毋贪财，毋好色”②等，则体现了义和团反对邪恶、反抗压迫、保护善良等劳动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婬威，曾先后多次下令“速为剪除，……实力搜剿”①，“切实弹压，毋令滋事”②，“从严惩办，以靖地方”①。但是，清军的武力镇压，动摇不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决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胜“剿”。于是有些官吏认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势必“激之生变，铤而走险”②，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③，以求民教相安。清政府这种改“剿”为“抚”、被迫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日大，更加有力地打击了传教士和教民的凶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10月中旬，朱红灯指挥义和团击退数百名清军骑兵的进攻，后又进至距平原县城仅十八里的森罗殿。不久，朱红灯率众冲出重围，转至茌平。同年11月，朱红灯及本明和尚被清军游击马金叙部逮捕，后在济南遇害。此后，鲁西北地区的义和团在高唐县人王立言等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廷决心把山东义和团镇压下去。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12月25日，袁世凯统率装备精良的七千名武卫右军到达济南。他见山东“民情强悍”，义和团民“所在多有”，便“分布队伍逐处弹压”。④至1900年夏初，“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⑤王立言等首领相继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二、义和团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发展

当义和团在山东蓬勃发展时，与山东交界的直隶大名府、河间府等地区的义和团也积极开展斗争，其活动迅速遍及直隶东南各州、县。直隶总督裕禄虽一再调兵镇压，但义和团冲破重重障碍，从1900年春季起，向冀中地区迅速扩展。至4、5月间，保定、清苑、定兴、涿州（今涿县）、新城等地，已成为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地区。

1900年5月12日，涞水县高洛村的义和团围攻正在添槍增炮、扩大反动武装的教堂，邻近的定兴、涿州、新城、易县各地义和团也纷纷前来相助，将教堂焚毁。定兴县的仓巨村也发生类似事件。法国天主教驻北京的大主教樊国梁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廷命裕禄派兵镇压。裕禄派练军左翼马队统领杨福同率骑兵前往涞水县高洛村，逮捕和残杀数十名团民，迫使义和团向定兴县撤退。接着，杨福同又率部前往定兴县。5月21日，义和团二三千人在石亭村设伏。22日，清军刚到石亭村外，义和团突然发起围攻，持械猛扑，用长矛将杨福同刺死。5月27日，义和团攻占涿州城，并乘胜继续北上。

为了阻止清政府调兵，义和团先后破坏了高碑店、琉璃河等处的铁路电线，烧毁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芦沟桥等车站，连慈禧、光绪乘坐的“龙车”也被焚毁。清廷急命裕禄饬令直隶提督聂士成“将芦保、津芦两路电线铁道专派队伍妥为保护，毋任再有疏虞”①。聂士成命驻保定的武卫前军统领邢长春和杨慕时迅速带兵沿芦保铁路北上，分别驻扎于保定至芦沟桥的大小十七个车站（大站驻一哨，小站驻半哨），企图阻止涞水、涿州等地的义和团北上。由于义和团逼近北京，慈禧紧急调兵加强布防。除调武卫前军加强京南兵力外，又调端郡王载漪的虎神营、庆亲王奕的神机营加强京城各门的防御（除永定门加派五营兵力外，其余各门均加二营）。慈禧还命军机大臣荣禄亲率武卫中军至马家堡、丰台一带布防。荣禄以三个营驻防马家堡，五个营驻防丰台。但是，清政府的增兵防堵，阻止不了义和团进入清王朝的心脏北京。

1900年初春，北京城内就有了义和团的活动。开始仅在僻静之处，后来公开在大街小巷传授拳艺，并在交通要道和教堂周围张贴揭帖。6月上旬，京郊各县义和团分批涌进北京。同情义和团的守城士兵，不仅不予阻拦，反而给他们喝道让路。北京居民也积极参加义和闭，数日之内，全城设坛千余处。至6月下旬，北京城内的义和团“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①。

北京城内义和团的迅猛发展，使清朝统治者极为不安，唯恐祸起肘腋，危及他们的统治地位，不得不采劝因而用之，徐图挽救”②的控制利用政策，派庄亲王载勋等总统义和团事务。

6月15日，北京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17日，当慈禧听信载漪等人伪造的列强要勒令她归政光绪的假照会后，她便利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义愤，煽动义和团及武卫后军于20日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但是，慈禧集团不久即玩弄明攻暗保的手腕，一面虚张声势，一面暗中向使馆运送粟米瓜果，为日后议和预留后路。

与此同时，天津义和团运动也在蓬勃兴起。早在1900年2月，天津南门外就有人设坛练拳。6月初，静海义和团首领曹福田、新城义和团首领张德成和女首领林黑儿等，率领团众先后进入天津。旬日之间，神坛林立，铸刀之声日夜相继，参加者约五万之众。他们烧毁教堂，惩办贪官污吏，打开监狱释放被捕的义和团员，夺取海关道军械库，用新式武器装备自己。裕禄慑于义和团的声势，也不敢再以武力镇压，便转而采取笼络手段。他对义和团首领以礼相待，请张德成当军师，给曹福田“大令一支，使掌生杀之权，并可调用各兵队”①。裕禄此举，既可避免义和团对自己的威胁，又可利用其对付洋人，同时又不悖逆慈禧的意图。而义和团也就在6、7月间，以合法身分英勇地参加了围攻天津租界内的侵略军以及抗击八国联军进攻天津城的战斗。

一、起义的爆发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境内多山，土地瘠薄，各族人民在清朝地方官吏、土司头人和地主豪强的重重剥削压迫下，生活异常困苦。清政府每年向云南征收赋税达白银四十万四千二百两以上，各级地方政府的费用和官吏的“养廉”以及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随征科派。鸦片战争失败后的赔款，也分摊到云南各族人民头上，使其负担越来越重。

清王朝为镇压人民的反抗，在云南驻有绿营兵近四万人，每年所需俸饷及军械弹药、恤赏等费甚巨，其中半数以上由地丁银中支取，余由江南各省的协饷银补给。太平天国起义后，江南各省自顾不暇，断绝了协饷银的来源，于是云南地方当局进一步横征暴敛。“军费不足，则加赋税；赋税不足，则抽厘金；厘金不足，则逼捐输”①。各地团练更是“任意科敛，弊窦丛生”②。云南各族人民遭受残酷的压迫剥削，被迫起而反抗，以致“聚众抗粮”、“闭门拒赋”的现象时有发生。

为转移云南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目标，统治阶级不断挑起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云南是多民族的省份之一，有汉、回、彝、白、哈尼、壮、傣、苗、景颇等几十个民族。除汉、回两族外，清统治者对其他民族统称之为“夷”。回族人数约占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二。由于统治阶级的挑拨，回族和汉族之间不断发生纠纷。早在嘉庆初年，就因回汉上层分子争夺厂矿利益，开始发生仇杀。道光朝以后，回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械斗和仇杀的次数越来越多，并愈演愈烈。这种情况，使得云南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1855年（咸丰五年）冬，云南临安府（治今建水）的汉族地主恶霸和楚雄府（治今楚雄）回民为了争夺楚雄府南安州（治今楚雄南）石羊厂银矿，发生纠纷。楚雄府知府崔治中等地方官吏乘机施展“暗中挑拨，意在两伤，借邀功利”的伎俩，“见临人（按：即临安府汉人）势强，则召临人杀回人；见回人势强，又使回人以杀临人”①，导致事态扩大，矛盾激化，从争吵发展到回汉械斗。

1856年春，临安汉族恶霸煽动汉人入南安州和楚雄府城捕杀回民，“老弱鲜得免者”②。楚雄府的汉族官绅也残暴地屠杀回民。临安汉族恶霸等在广通（今禄丰县广通镇）、罗川（今禄丰县西南）、禄丰等地逞凶之后，拟前往省城昆明屠杀回民，回众起而自卫。新兴（今玉溪）回民首领马凌汉率回民千余，在距昆明二十里的小板桥，将临安汉人恶霸打败。这本来是正当的自卫行动，却被统治阶级污蔑为“纠众谋逆”、“陰谋作乱”。云南巡抚舒兴阿和团练大臣黄琮竟“饬各府厅州县聚团杀回”，署布政使清盛也下达了对昆明回民“格杀勿论”的命令。①

统治阶级策划的对云南回民的野蛮屠杀，终于迫使回民群众走上武装起义的道路。同年6月，姚州（今姚安）回民首先起事，7月即攻占州城。各地回民相继响应。在滇西，杜文秀起于蒙化（今巍山），蔡发春起于顺宁（今凤庆），杨荣、虎应龙起于鹤庆、丽江；在滇南，马德新（字复初）起于新兴，马如龙起于临安北面的曲江，马凌汉、杨振鹏起于昆陽（今晋宁），徐元吉起于澂江（今澄江）；在滇东，马联升起于曲靖，马荣起于寻甸。回民起义的烽火遍及云南全境。与此同时，汉族和彝、哈尼、白、壮等兄弟民族也纷纷起义。哀牢山区李文学领导的彝族人民起义队伍，一开始就同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军并肩战斗。其他起义队伍也或者单独作战，或者与回民起义军彼此支援，相互配合，有的则直接参加了回民起义的行列。这时，虽然民族仇杀事件在不少地区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是以杜文秀为代表的各族人民群众，通过斗争实践，逐步认识到封建官吏和地主武装团练才是回汉仇杀的真正罪魁祸首，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敌人，从而摒弃民族相仇的偏见，走上了共同反对清朝封建统治者的武装斗争道路。

二、滇东、滇南起义军的反清斗争

以回民为主体的云南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极大地震动了清廷。咸丰帝（清文宗奕詝）立即令正在贵州镇压人民起义的云贵总督恒春折回云南，“痛加剿洗”。但自太平天国起义以来，清廷不断征调各省清兵赴江南镇压太平军，云南防军也“半经外调”，所剩清军不敷派遣，顾此失彼。回民起义军正是趁此有利时机，迅速发展力量，开展反清斗争。

滇东、滇南各族人民起义之初，组织比较分散。曲靖、临安、东川（治今会泽）、开化（治今文山）等府和广西州（治今泸西）的许多小鄙起义军，各自为战，击败了前来“围剿”的清军和地主团练武装，进而主动进攻，围攻敌人盘踞的城市。滇东起义军控制了平彝（今富源）至嵩明之间的大道。徐元吉部回民军则占据了接近省城昆明的澂江府城。随着斗争的发展，各地起义军力量不断壮大，并逐渐从互相支援发展到联合行动。1857年夏，马如龙、马德新、徐元吉等率领滇东、滇南回民起义军二万人，经晋宁（今昆明市晋城）、呈贡向昆明进发。当时昆明城中清军很少，团练因无人督率，纷纷溃散。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和团练大臣等束手无策，只得紧闭四门，等待援军。7月12日，起义军占据距城仅五里的江右馆为大营，分据大树营、王家桥、堡基、马街子、碧鸡关、红庙、西坝等村寨，随即发动对省城的围攻。城内粮源断绝，战守无兵，云贵总督恒春无计可施，自缢而死；巡抚舒兴阿也“引疾乞假”，藏匿家中。

其时，清廷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无力顾及云南，只得调四川总督吴振棫为云贵总督，带川兵二千名赴任。吴振棫慑于起义军的声威，一面奏请清廷将“主剿”回民的团练大臣黃琮、窦垿革职，以麻痹回民的反抗意志，一面召请在外省任职的云南籍回族官员回滇，以拉拢和收买回民军首领。滇东、滇南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马德新和马如龙都是回族上层分子（马德新是云南回民的总掌教，马如龙则是出身于官宦之家的清朝武生），他们公开声明，起兵“止欲报仇，不敢为逆”①，只要当局惩办“倡首灭回者，以服众心，即行解散”②。由于他们根本没有触动清朝反动统治的决心，因此，在统治阶级的利诱之下，于1858年春与官方订约，承诺“永不滋事”，并将围攻省城的起义军撤离，散归各地，滇东、滇南起义军第一次围攻省城遂告结束。

三、滇西起义军的胜利发展

（一）大理革命政权的建立

当滇南、滇东回民起义军由于马德新、马如龙等人的妥协遭受挫折的时候，滇西回民起义军在杜文秀的领导下，不断地发展壮大。

杜文秀（1828—1872）字云焕，号百香，云南永昌府保山县金鸡村人，回族。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永昌府汉族地主团练组织“香把会”，在官府的支持和纵容下，大肆残杀回民。杜文秀以家属被杀，未婚妻被掳，于1847年上京控诉，但冤仇终不能伸。失望之余，他逐渐认识了清王朝的腐败，激发起反抗清王朝民族压迫的革命思想。回到云南之后，便在云州（今云县）、蒙化等地暗中组织回民，酝酿起义。

1856年8月，杜文秀乘云南提督文祥率兵离大理赴楚雄的有利时机，在蒙化率众起义。9月7日，杜万荣、蓝金喜在大理府城起义。杜文秀闻讯，立即率起义军前往大理，与当地回民会合，大败清军，毙迤西道林廷禧、太和（今大理）知县毛玉成等。9月16日，大理知府唐惇培败逃宾川（今宾川南），起义军胜利占领大理城。夺据大理的胜利，使一部分起义军首领昏昏然，他们不去组织力量防御清军的进攻，却自恃有功，争权夺利。有的起义军首领抱有传统的民族偏见，任令部众抢掠汉人，引起群众不满。这时，杜文秀挺身而出，组织指挥部众粉碎了鹤丽镇千总张正泰对大理的进攻，并且明确提出：“欲做大事，必须收拾人心，不宜专尚威力。且汉众回寡，尤须重用汉人。”①杜文秀的正确主张，得到大家的赞同。由于他“精力强壮，忠直廉洁，素为众人所敬仰”②，遂被推举为总统兵马大元帅。10月23日，滇西回民起义军齐集大理校军场，筑坛拜帅。杜文秀以原提督署为大元帅府，组织大理革命政权。授蔡发春为扬威大都督，总各路军事，其他文武官员也各有职称。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召号，革命满清”，并通令“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③，以示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决心。

杜文秀“总统兵马大元帅”印

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杜文秀领导下的大理政权制定各种法律法令，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革命事业的方针政策，主要是：第一，对各族人民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改善民族关系。还在起义之初，杜文秀就提出了“重用汉人”的正确主张，大理政权建立以后，即实行“不分汉回，一体保护”的方针，对其他民族，也采取同样的政策。杜文秀制定的《管理军政条例》规定：“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营干事，均宜一视同仁，不准互相凌虐。”①这种“无分汉回夷，一以公平处之”②的民族政策，改善了大理政权控制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欢迎。

第二，减轻人民负担，努力发展生产。大理政权规定废除丁银（人口税）和其它苛捐杂税，田赋只征粮米；“地方税课，旧有例者，方准抽收。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③，以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农业方面，发放耕牛、农具，招民垦荒，奖励农耕。对工商业，采取保护和促进的政策，严禁文武官员“以官压市，轻价估买”④，积极发展纺织、采矿、制盐等工业生产。随着生产的发展，不但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而且使起义军有充足的军饷，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进行。

第三，制定军事制度，严格组织纪律。起义初期，凡属回民青壮年都要当兵。大理政权建立后，规定回族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对汉族和其他民族，则分派一定的数额，由其各自出兵。起义军的编制，以十人为什，百人为棚，什有什长，棚有参军或参谋，三五棚有一统领或都统率领，十棚以上有将军或都督统率，将军、都督以上则有大司、大将军、大都督和元帅。一切军机事宜，须集体商酌，最后由元帅裁决。遇有大的军事行动，派出统带官作为元帅代表统率部队，带兵官不论何职，都要服从统带官
的指挥。起义军中有严格的军纪和赏罚制度，鼓励将士服从命令，英勇作战。杜文秀还特别强调群众纪律，规定起义军不得“无故下乡，滋扰良民”，或“故意纵放牲畜，践踏田禾”，严禁“毁拆庙宇，扰害民房”，不准“强买估卖”等等。①以上规定和军纪，保证了起义军的兵源，统一了帅府的军事指挥，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提高了起义军的战斗力。

（二）粉碎清军的多次“进剿”

大理背靠苍山，面向洱海，以上下两关为咽喉，地势极为险要。大理革命政权建立之后，杜文秀领导起义军利用良好的地理条件，修营筑垒，屯集粮草，做好了防御敌人进攻的准备，从而使处于劣势的起义军，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进剿”，保卫了革命政权，并使起义军队伍和控制地区不断发展壮大。

千总张正泰失败之后，清军又多次组织力量向大理进攻。宾川团练头目董家兰和太和县逃亡地主豪绅赵云寿、李根香等人组织“义兴营”团练军，联合败退到鹤庆的张正泰和屯扎姚州的提督文祥所部清军，企图摧毁大理革命政权。1857年夏，文祥指挥清军进攻下关东面的赵州。时值滇东、滇南起义军围攻昆明，滇西起义军便乘机袭击文祥部后路。清军腹背受敌，溃不成军，文祥退回镇南州（今南华），弥渡和云南县（今祥云）为起义军占领。1859年2月，董家兰指挥“兴义营”团练军水陆两路对大理发动突然袭击。潜伏在大理城下的数百名练勇利用夜暗，用棺木装火药将城墙炸开，夺占了东门城楼，但从洱海进攻的团练主力因遇到大风浪，未能按期到达，以致对大理的袭击又遭失败。不久，董家兰因援邓川（今洱源东南）被起义军击毙，张正泰亦因内讧被部下杀死。张董二人既死，所部团练军一蹶不振，陆续被起义军消灭。于是滇西起义军声势大振，乘机向四外发展。统治阶级惊恐万状，以致“是时无敢言复大理者”②。

因清军屡败，新任云贵总督张亮基于1860年1月奏请以总兵褚克昌署理云南提督，办理滇西军务。褚克昌率兵西上，经禄丰、楚雄，于3月间至镇南州，接任提督。他一面分兵进攻起义军占据的姚州、大姚，一面率主力继续西进。起义军为了收缩兵力，主动放弃沙桥（镇南西北）、云南驿（云南县东南）等据点，退守云南县城。褚克昌尾追至云南县城下，指挥所部清军进攻县城和弥渡、红岩（弥渡西北）等地。面对褚克昌部清军的大举进攻，杜文秀一面派人发动滇东、滇南回、汉、彝各族人民起义，以牵制清军，一面催调正在进攻缅宁（今临沧）的大都督蔡发春率军回援。同时，致书澂江马德新，请求派兵支援配合，以切断褚克昌部的后路，造成东西夹击的态势。

1858年，滇东、滇南起义军从昆明撤围散归各地之后，当时任巡抚的张亮基即调集清军向回民进攻，回民被迫起而自卫。马德新、马如龙因个人目的没有得到满足，也乘机再次起兵，于是滇东、滇南回民起义军又得到了发展。1860年春，马如龙受马德新之命，率部西援，4月底与李芳园部会合，共万余人，由南安州直逼楚雄。5月3日，攻克广通。5日，在回镫关（广通西南）大败楚雄援军，毙游击高天泽。8日，又在小腰站歼灭楚雄清军千余人，毙千总苏镇东。“楚雄得力将弁，无出高天泽、苏镇东右者，相继败没，兵勇夺气。”①5月21日，滇东、滇南起义军包围了楚雄府城。

连败两仗、士气低落的楚雄清军无力阻挡起义军的锐利攻势，楚雄知府杨觐向褚克昌求救。褚克昌正在进攻弥渡、红岩，无兵可派，只得尽撤镇南大营清兵赴援楚雄。6月4日，褚克昌亲抵楚雄府城。马如龙、李芳园指挥起义军昼夜围攻，于6月11日，用地雷轰塌城垣二十余丈，攻入城内。清军一部投降，大部被歼。知府杨觐、副将庆连等被打死，褚克昌逃往镇南。

起义军攻占楚雄，不但切断了清军的后路，而且由于清军官兵的父母妻子多寓居楚雄，以致军心瓦解，无意作战。尽避褚克昌部将杨有才、张玉柱所部清军攻占了弥渡和红岩，却无法摆脱这种不利的困境。而此时滇西起义军又从西面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使清军腹背受敌，更形狼狈。起义军大都督蔡发春于1860年4月底攻陷缅宁后，即率领云州、顺宁、蒙化、缅宁起义军二万余东下，杨德明等也率大理、蒙化起义军八千余人，在云南县与之会合，联合向弥渡、红岩等地进攻。连日交战，清军伤亡惨重，褚克昌得力将领张福保、杨有才、陈开榜、王有才等被打死。褚克昌慌忙从镇南回到云南县大营指挥作战，仍无法挽回败局。清军粮尽兵溃，游击张玉柱、守备孙占魁率部投降起义军，红岩、弥渡先后失守。起义军随即进攻云南县清军大营，并分兵一路，由虎应龙、保文明、桂春亮率领，北攻宾川。这时马如龙率领的滇东、滇南起义军也先后攻占了南安州、镇南州和定远（今牟定）县城，控制了楚雄府全部州县。褚克昌见处在起义军东西夹击之下的云南县清军大营危在旦夕，便以往援宾川为借口，率部撤离，仅留守备周士杰等防守。蔡发春便集中兵力猛攻云南县清军大营，经十几天激战，全歼守敌，接着又转攻宾川。褚克昌扎营于宾川县城以北的太和村。蔡发春率起义军赶到后，首先占据宾川北山，切断清军粮路，然后实施包围。8月18日，起义军发起进攻，9月9日攻破宾川清军大营，全歼守敌，并杀死褚克昌。褚克昌全军覆灭，云南清军闻风丧胆，“自此愈不敢言西上矣”①。

这时的形势对回民起义军非常有利，如果杜文秀和马如龙加强团结，把滇西和滇东、滇南起义军统一起来，或者继续维持一定形式的联合，乘胜出击，扩大战果，则有可能置敌人于死地。但是，马如龙自谓有功，不愿居杜文秀之下，竟率滇东、滇南起义军返回澂江。不久，马如龙等第二次围攻昆明，徐元吉牺牲，围城仅十日即被迫撤围。

在杜文秀的指挥下，滇西起义军迅速扫清了大姚、姚州等地的残余清军，各将领乘胜向滇西各地清军发起进攻。蔡德春到楚雄与已参加了滇西起义军的李芳园会合后，于11月率军攻占了禄丰县和安宁州城。与此同时，陈义、杨德明、马金保、张遇泰①等率部攻占了鹤庆、剑川和丽江城；虎应龙、桂春亮率部进攻永北厅（治今永胜）；蔡发春则率部返回云州、顺宁，转攻永昌府（治今保山）。1861年3月，蔡发春、陈义率部由南北两路包围了永昌府城，经数月围攻，于7月底攻克。8月，杨荣、张遇泰克云龙州城（今云龙），姚得胜、保文明、虎应龙克永北厅城。9月，马成克龙陵厅城。10月，蔡发春、马国玺克腾越厅城（今腾冲）。在此期间，滇西起义军还粉碎了署云南提督申有谋进攻大理的陰谋，夺回了被清军一度占领的广通、禄丰等城。申有谋狼狈不堪，率残兵不足千人逃回省城。至此，西达龙陵、腾越、云龙、永昌，东至楚雄、广通、元谋、禄丰，南至缅宁、顺宁、云州，北抵剑川、鹤庆、丽江、永北，滇西二十余厅州县都在大理政权的控制之下。

（三）杜文秀反对投降，坚持斗争

1861年底，马如龙联合昆陽杨振鹏和新兴田庆余部回民军，再次向昆明进发，开始对省城的第三衣围攻。1862年（同治元年）初，云南府所属各州县大都被起义军占据，昆明成为一座孤城。当时，兼署云贵总督的云南巡抚徐之铭迫于形势，改变了一意主剿的态度，一面准备向起义军发动军事进攻，一面派署提督林自清和署澂江知府岑毓英到起义军中“议和”，用高官厚禄引诱他们投降。马如龙认为机会难得，立即拜倒在敌人面前，声言“世受皇恩”①，“志在报效，历年汉回仇杀，不得已铤而走险，非敢叛逆，今愿率众投诚”②。1862年3月，马如龙、马德新、杨振鹏等人正式向敌人投降。为了表示对清朝的“忠顺”，马如龙等亲自到各地说降，胁迫起义军将士解散或撤退，将起义军占据的昆明四周的昆陽、新兴、晋宁、呈贡、嵩明、罗次、易门、富民等城拱手献给清军。他们的叛变行径受到了统治阶级的赏识，清廷授予马如龙“署理总兵”的官职，授予马德新以“二品伯克”之衔。

马如龙、马德新等降清后，杜文秀继续坚持反清斗争，滇西起义军成为统治阶级的心腹之患。马如龙、马德新等人在云南督抚大臣的授意下，接二连三地对杜文秀进行诱降活动。1862年夏，马如龙写信给杜文秀，并派杨振鹏前往大理，一面以高官厚禄诱劝杜文秀投降，一面以军事进攻相威胁。马如龙在6月2日（五月初六日）的信中声称：“如以和为非，则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官处必发兵西向。此时两迤（指滇东、滇南）既和，迤西（即滇西）孤立。前省［军］西发，每为东南所扰，故尔无功返。……刻下省垣无南顾之忧，官兵得专西伐之力，则迤西虽有数城之众，恐难敌全省之师。尔时欲迤南赴援，弟等已授职官，宜报朝廷，必无赴救之理。”③杜文秀既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也不理睬马如龙等的恐吓。在给杨振鹏的信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府的所谓和议，“不过因江南未靖，西洋复来，各省纷争，天下鼎沸，暂为缓此急彼。俟彼处稍定，必将举全师以压我境。迨至彼时，［我兵已散，我将各离，］始知朝廷包藏祸心，则谋不及施，勇不及逞，嗷嗷待毙，悔之晚矣1①6月下旬，杨振鹏到达大理，杜文秀仍严词拒绝，“坚执不从”。1863年夏，马如龙又派他的亲信马负图到大理劝降，杜文秀斩钉截铁地回答：“马云峰（马如龙号云峰）做马云峰的官，我杜文秀造我杜文秀之反。想我杜文秀归顺，除非黄河水清。不然，万万不能。”②
1864年，马德新亲自出马，前往大理游说。杜文秀仍然拒绝讲和，说他“看不起那些身为革命领袖，倒反去接受压迫者手下的一点官职”③。这铿锵有力的言词，表现了杜文秀与清廷势不两立的坚定立场，粉碎了统治阶级的招降陰谋。

四、滇西起义军东征昆明（参见附图十一）（一）东征前的形势

1863年6月，清廷调前两广总督劳崇光为云贵总督。劳崇光令署云南提督马如龙防守省城，筹集粮饷军火；令署理布政使岑毓英率军进攻滇西。8月，岑毓英率清军从昆明出发，于11月20日占领楚雄。此后，岑毓英以楚雄为基地，分兵向大理进犯。清军虽先后占领了大姚、永北、邓川、宾川、浪穹（今洱源）、赵州、云南、鹤庆、丽江等地，逼近大理的南北门户上下两关，但岑毓英所率主力却被起义军阻挡于镇南和姚州，无法前进。1864年2月，起义军在上关大败清军，并收复邓川、浪穹、鹤庆、丽江；不久，又败敌于下关，收复云南、赵州、弥渡。杜文秀乘胜派马得才率领援军从弥渡、三街间道插到镇南清军侧后，突然向敌人发起猛攻。清军大败（岑毓英也头部中槍），狼狈逃回楚雄。

粉碎岑毓英部的进攻之后，杜文秀领导滇西起义军乘胜向外发展，南面达于镇沅，北面达于维西。至1866年初，起义军控制了滇西二十三座城市，对清廷在云南的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于是，云贵总督劳崇光认为，“当以征剿迤西为急”①。3月，劳崇光到达昆明，便积极部署对大理的进攻。

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署云南提督马如龙率领兵练八千九百余人，于1867年2月由昆明出发，并指挥督标中军副将杨振鹏、楚雄协副将李维述、参将杨先芝、游击合国安、昭通镇总兵杨盛宗、腾越镇总兵田仲兴、普洱镇总兵李锦文等部清军和地方团练，分数路向滇西进攻。清军虽然兵力不少，但士气低落，特别是其中的回民将领和士兵，大都不愿同滇西回民军打仗，加之遭到起义军的顽强抵抗，兵疲粮缺，进展缓慢。起义军除在各地坚守外，杜文秀又派出部队袭击清军的后路。清军惊慌失措，李维述败于镇南，杨振鹏溃于宾川，杨先芝、合国安溃于姚州，楚雄、大姚两地的清军先后告急。杨盛宗、田仲兴等也因粮饷不继，分别从永北、蒙化、威远等地败退。马如龙见败局已定，遂托病由定远撤军，逃回省城。回民起义军占领定远、大姚之后，进而包围了楚雄。

马如龙进攻滇西及其失败，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它对杜文秀的影响极大。在此之前，杜文秀虽然拒绝了统治阶级的诱降，但对马德新、马如龙等的叛徒嘴脸缺乏应有的认识，由于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原因，与他们撕不破脸皮，反而与之达成协议，以楚雄、镇南东西分界，“各守疆界，各行其是”②，“不相侵犯，仍通互市”①。为恪守协议，杜文秀主张首先巩固滇西，必要时向川、黔发展，以避免与马德新、马如龙发生冲突。尽避由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云贵总督劳崇光力主“进剿”，清军对大理政权的威胁越来越大，杜文秀仍然不准备向东发展。迨至马如龙进攻滇西，首先毁约，杜文秀才感到如果仍遵前约，无异于作茧自缚，加上这时清廷在云南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劳崇光病死后，斩任云贵总督张凯嵩托病逗留四川，新任云南巡抚刘岳昭所率湘军尚在贵州，布政使岑毓英率所部清军赴贵州镇压猪拱箐、海马姑苗民起义未归，仅马如龙率一万五千残兵败将，龟缩省城。因此，杜文秀提议趁机东征昆明，并为绝大多数起义军将领所接受。

为大举东征，杜文秀发布了《帅府布告》、《誓师文》、《兴师檄文》等文件。在《誓师文》中说：“此次出师，本为兴汉，戒勿滥杀。如临其境，如遇其民，各当发明宗旨。但得汉回一心，以雪国耻，是为至要。”“战胜攻取之际，毋肆掳掠，毋贪财货，毋凌妇女。遇官吏顽梗不服者，杀之。良善被挟者，抚之。诸恶元凶，法所必诛，严加惩办，理宜不赦。”②同时，传檄全省：“滇南一省，回汉夷三教杂处，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尝有畛域之分？慨自满清僭位以来，虐我人民二百年余［于］兹矣。”可恶，妖官“置苍生亦［于］不问，弃黎庶其如遗。甚至汉强则助汉以杀恶，回，回强则助回以杀汉，民不聊生，人心思乱。”“本帅目击时艰，念关民寞［瘼］，不忍无辜之回为汉所杀，更不忍无辜之汉被回所，伤。爰举义师，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汉。”③这些文告，控诉和揭露了清朝统治阶级制造民族矛盾，挑起民族仇杀的罪行，进一步阐明了以反清为主要目标的革命立场，提出了团结回汉各族人民共同进行斗争的方针政策，同时，对起义军规定了严格的群众纪律。这就从政治上打击了敌人，动员和争取了各族人民积极参加东征昆明的战争。

（二）昆明外围的激烈争夺

粉碎马如龙对滇西的进攻并进行必要准备后，杜文秀调集大理、楚雄、丽江、永昌、顺宁、永北、蒙化等地起义军十万余人（一说二十余万），由十八大司统率，分兵四路，向云南省城昆明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其部署如下：北路由大司衡杨荣、大司阃马旭、大司勋米映山率领，从定远出发，占领琅黑等盐井、罗次、武定、富民后，进攻昆明城北；西路由大司政刘诚、大司令马清、大司藩安长兴、大司隶刘纲率领，在占领禄丰、易门、安宁、碧鸡关后，进攻昆明城西；东路由杨威大都督蔡廷栋、大司平马兴堂、大司寇李芳园等率领，从大姚出发，攻占元谋、禄劝、柯渡、杨林等地后，攻昆明城东；南路由大司戎马国春等率领，在占领楚雄、南安、广通等地后，攻昆明城南。杜文秀坐镇大理，指挥各路大军。

防守昆明的清军，是马如龙所部残兵败将，无法与起义军相抗衡。正在贵州与起义军作战的云南巡抚刘岳昭，令业已镇压了贵州猪拱箐苗民起义军刚回到云南的布政使岑毓英“严扼曲靖，控制省城”①。岑毓英驻军曲靖，派出一万一千余清军赴援昆明、楚雄等地，企图阻挡起义军向昆明的进军。

十万起义军分路并进，尽避围攻楚雄的起义军暂时受阻，但其余各部进展颇为顺利。1867年9月，起义军占领黑、白、琅等盐井，控制了盐井的税收，断绝了云南反动当局至关重要的财源；随后，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连陷广通、禄丰、南安、元谋、武定、禄劝，切断了楚雄与昆明的联系。楚雄清军孤立无援，军火粮饷皆缺，
12月18日，起义军一举攻占了该城。至此，起义军控制了滇西全境，后路毫无牵掣，军锋直指昆明。

1868年2月19日，杨荣等部北路军攻陷富民，西路军占领安宁。20日，上述两路起义军进至昆明城郊：北路军由富民进占昆明西北的团山、大普吉、梨烟村、夏家窑一带；西路军由安宁攻占昆明西面的碧鸡关、高嶢、梁家河、普坪等村寨。28日，南路军攻陷易门。起义军东征的节节胜利，使清军中的许多回族将领备受鼓舞，昆陽杨振鹏、新兴田庆余、澂江张元林、曲靖马天顺、寻甸马世德等，“悉举所据地方响应”①，杜文秀均授予大司之职。3月9日、10日，在杨振鹏、田庆余等配合下，南路起义军袭占了晋宁、呈贡，随后即进占昆明城南的西岳庙、五华寺等处。至此，起义军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了省城昆明。护理云贵总督宋延春惊呼：“人心惊惶，省城危在旦夕”②。

清廷令云南巡抚刘岳昭率领所部湘军火速由黔入滇，以解昆明之围。在刘岳昭到达之前，防守昆明的署提督马如龙因在城外作战屡败，退入城内，采劝以防为剿”的方针，坚守不出，等待援军。他以“谋叛”的罪名捕杀了总兵合国安等数名回族将领，设立巡防总局，强迫军民日夜登城防守，并以自己和劝捐得来的资财充当军饷，以安定军心。

在有利的形势下，兵力居于优势的起义军不是一鼓作气向昆明城发动猛攻，而是列兵城下，利用附城的寺庙、堡寨，筑墙挖壕，企图凭借坚固的营垒“坐困”清军。这种持久围困的方针，使清军争得了时间，以调整力量、调派援军向起义军反扑。无疑，这对于远离根据地的起义军是极为不利的。而且，起义军虽然包围了昆明，但对城东封锁不严，金马寺至宜良的通道没有完全截断，城内清军仍可由此得到粮食接济以苟延残喘。起义军为阻截岑毓英的援兵，曾准备控制曲靖，由于行动不迅速果断，此计未行，而岑毓英的援军已进到昆明城下，从而使形势变得复杂起来。

1868年3月6日，岑毓英督率三万余清军，由曲靖赴援昆明：游击杨玉科率兵一部绕道四川会理，出奇兵抄袭起义军后路；岑毓英自率主力，进攻昆明城外的起义军。为了达成进攻的突然性，岑毓英扬言师出陆凉（今陆良），实际取道马龙、宜良，于3月14
日秘密地进至离昆明七十里的七甸。随即指挥清军由黄土坡、水海子一带向起义军进攻，数日之内即占领了大小石坝、小板桥、官渡等地，切断了呈贡和江右馆起义军大营之间的联系。为了夺回小板桥要隘，扬威大都督蔡廷栋、大司戎马国春会同大司略杨振鹏、大司抚田庆余等率领数万起义军，于3月25日由呈贡猛攻该处清军。清军扼守要隘，以逸待劳，顶住了起义军的锐利攻势。待起义军疲惫之时，清军猛然出击，将起义军战败。接着，清军又攻占了昆明城东金马寺、古庭庵、大树营等地。这时岑毓英部副将杨国发等亦在杨林、大板桥等地扎营，准备进攻嵩明、寻甸。这样，就打通了省城东面的通道，保证了城内外清军的粮饷供给。

岑毓英指挥清军继续向江右馆、石虎冈等起义军据点进攻。起义军凭借坚固的工事，顽强抵抗。由于这些据点挖有地窖、交通壕和池塘，清军开花大炮的威力无法充分发挥，因此进攻难以奏效。同时，为了牵制进攻的清军，并重新控制滇东通道，切断清军的粮食补给，驻守晋宁的大司治张元林在击败临安兵练之后，乘胜进攻呈贡清军军营；蔡廷栋、李芳园联合寻甸、嵩明等地起义军，猛攻岑毓英部清军占据的杨林。呈贡、杨林同时吃紧，岑毓英“以杨林为东路咽喉”，只得“先其所急”，于5月7日亲自率部增援杨林。

5月上旬，新任云贵总督刘岳昭率二万余清军由贵州毕节到达曲靖，他认为“心须进攻寻甸，方可早解省围，争保东路”①，因而决定亲率所部湘军往攻寻甸，令新任云南巡抚岑毓英配合马如龙解昆明之围。岑毓英在解了杨林之围后，于7月初回到昆明城外距城十二里的响水闸大营，继续向昆明城郊起义军据点进攻。清军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占领了地处呈贡、宜良进省要道上的石虎冈和另外少数几个据点，但由于寻甸、澂江、新兴等地起义军不断供应粮米弹药，围城起义军仍可以凭借工事长期固守，使清军无法解除省城之围。因此，岑毓英决定改变战法，由马如龙坚守昆明，以一部兵力牵制围城起义军，而以主力围攻昆明外围州县的起义军，企图先“去其羽翼”，然后集中力量消灭孤立无援的围城起义军。8月，岑毓英率其主力亲赴呈贡前线，指挥清军作战。这样，连同杨玉科部滇军在内，清军在昆明外围东、南、北三个战场上，与起义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1.呈贡、晋宁之战

晋宁、呈贡为昆明以南的重地，在昆陽、新兴等地起义军的支援和配合下，驻守晋宁的大司治张元林、驻守呈贡的大将军马开义各率起义军英勇作战，多次击败敌之进攻。岑毓英到呈贡前线时，正值晋宁和昆陽起义军在击溃临安兵练之后，前来救援呈贡，他趁晋宁城内起义军兵力薄弱之机，令署总兵梁士美部偷袭晋宁。8月19日傍晚，梁士美遣其弟梁士伟率军由江川（今江川江城）出发，夜行八十余里，绕过起义军的营垒，于20
日凌晨前抵达晋宁城外。守城起义军疏于防守，清军夺门而入。大司治张元林率起义军英勇反击，驻扎城外的起义军也入城与之配合，挫败了敌人一举夺占全城的陰谋。岑毓英一面令游击何秀林、王正坤等猛攻呈贡，牵制起义军兵力，一面派游击岑宽德、都司刘重庆等带兵二千六百人由水路援晋宁。梁士伟因在城内进攻受阻，即分兵一部，与援军内外夹攻，占领了晋宁城外四乡。昆陽杨振鹏率起义军援救，遭水陆两路清军阻截，未能到达。8月底，清军攻占晋宁北面的归化，截断了晋宁、呈贡之间的陆路交通。接着，岑毓英又派总兵马忠等带兵三千名，由归化向晋宁进攻，截断了晋宁通澂江、昆陽的通道。晋宁起义军孤立无援，形势危急，但张元林仍率起义军在城内与敌人相持。

岑毓英见晋宁一时难以攻下，便令何秀林、王正坤日夜不停地猛攻呈贡。尽避晋宁危急，呈贡后路已断，起义军仍英勇奋战，打退了清军的多次进攻。9月29日，岑毓英“传齐各营，填壕而进”。清军四面架梯登城，冲入城内。起义军与清军展开巷战，奋战一夜，大将军马开义等三千余人英勇牺牲，呈贡终于失守。

清军攻占呈贡后，岑毓英即令何秀林率部攻澂江，王正坤率部助攻晋宁，他本人亦驰赴晋宁督战。杜文秀为救援晋宁起义军，派张禧和马天朝率援军万余人前往，扎营于城西南的观音山一带。澂江起义军也前往支援，扎营于城东的盘龙寺。为了阻止援军与城内起义军会合，岑毓英又调派张保和等率兵三千余赶至晋宁。11月2日，清军向观音山进攻，经过激战，起义军受挫，马天朝等牺牲。从澂江前来的援军亦因何秀林部清军进攻澂江而撤走。在晋宁起义军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清军于11月3日发动总攻。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起义军弹药告竭，将士一千余人壮烈牺牲，张元林仅率少数人突出重围，转移至澂江。自8月20日清军攻入晋宁城内，至11月4日晋宁失守，起义军与清军在城内日夜交战，相持七十七日之久，充分表现了起义军将士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

呈贡、晋宁先后失守，澂江日益孤立。张元林在作战中身受重伤，退入城内后，思想动摇，暗中向清军乞降。11月27日黎明，清军乘起义军不备，在张元林接应下，突然攻城。中郎将张鹏程等一千余起义军将士在战斗中牺牲，澂江落入敌手。

清军在南面战场上的胜利，打通了由省城通滇南的通道。岑毓英随即进驻省城昆明，与马如龙一起策划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由于丢失了呈贡、晋宁、澂江等重要地区，昆明城下部队的侧后暴露在敌人面前，处境十分不利。

2.富民、武定之战

为了牵制起义军的兵力，截断围攻昆明起义军的后路，杨玉科曾奉岑毓英之命，率领清军数千人，由东川绕道四川会理州，从阿鸡鲁渡口渡过金沙江，进入云南。杨玉科联络当地的团练武装，采取声东击西的手法，于1868年3月相继袭占了大姚县的苴却（今永仁县城）、元谋等地；4月，又占领了武定、禄劝。5月，驻守罗次的征南大将军张遇泰不战而降。随后，杨玉科率清军向富民进攻。

杨玉科部的迂回行动，威胁着起义军的后路。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杜文秀派大司卫姚得胜等率军数万由大理东援。6月中，起义军由大姚、禄丰、富民三路齐进，分攻元谋、罗次、武定。杨玉科在富民连吃败仗，只好收缩兵力，退守罗次。驻守富民城的大司衡杨荣率起义军尾追敌人，与禄丰起义军一起进攻罗次城。清军接连失败，杨玉科又被迫率部退守武定。起义军在收复元谋、罗次之后，立即集中兵力于武定方向，迫使岑毓英再次派兵前往增援。杨玉科在武定修筑土城碉楼，妄图扼险顽抗。起义军以湿木柴堆积成比城楼还高的柴楼，上面架设槍炮，轰击城内清军。柴楼遭清军破坏，起义军又挖掘地道，埋设地雷炸城，终于在11月1日占领了武定州城和禄劝县城。

3.寻甸之战

1868年3月，当滇西起义军进至昆明城郊时，马如龙部将杨先芝、马天顺、马文成等率部倒戈响应，随即东进占领了寻甸和嵩明州城。寻甸、嵩明是昆明东北的门户，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寻甸、嵩明起义军与围攻昆明的起义军互相呼应、配合，对清军威胁甚大。当时，刘岳昭所部湘军仍在贵州，仅总兵李家福率领的少数先遣部队到达曲靖，岑毓英则在昆明城下与起义军激战，均无力顾及寻甸、嵩明。

刘岳昭于5月7日，率军到达曲靖后，经过三个多月的准备，于8月开始督率所部湘军和新募黔勇二万余人，向寻甸进攻。其部署是：总兵李家福率部自马龙进，总兵谢景春率部自沾益进，总兵全祖凯率部自功山进。三路分进合击寻甸。8月9日，李家福部占领了寻甸东北的七星桥。接着，谢景春、全祖凯等部也相继夺占了清水沟、金所等要隘。清军扎营于近城的文笔山、凤凰山、望城坡等处，用大炮不断地向起义军轰击。起义军固守城内，顽强抵抗，清军久攻不下。12月，四川候补道刘岳曙（刘岳昭之弟）率领湘军二千八百名，由贵州到达云南，赶至寻甸增援，但仍无进展。

大司卫姚得胜、大司衡杨荣于攻占武定之后，即转旗东向，于1869年 1月21日占领果马，进至寻甸城下。
1月30日夜晚，起义军突袭望城坡清军，敌营中大火突起，全祖凯部四处逃散。次日黎明，总兵谢景春部仓皇撤退，副将贺连璧也弃营逃窜，起义军乘胜占领七星桥、草坝等地。2月1日，起义军向文笔山清军大营发起攻击，清军纷纷败退，逃往曲靖、马龙、沾益等地，寻甸随之解围。

寻甸一战，回民起义军重创了刘岳昭部清军。刘岳昭哀叹：“诸军精锐大半损折，势难裹创复战”①。岑毓英也承认：“此次寻甸失利，……全局几至动冶②。

（三）东征的失败

昆明外围东、南、北三个战场的激烈争夺，起义军和清军各有胜负，总的形势是双方处于相持状态。岑毓英进驻昆明后，即派总兵李维述、参将张保和等配合杨玉科部向北线进攻，从1869年
1月中旬到3月上旬，先后占领了富民、禄劝、武定、罗次等地。同一时期，杨荣、姚得胜率所部起义军在东线作战。当杨玉科率部进攻武定等地时，杨荣、姚得胜为牵制清军，由滇东向昆明进军。3月，起义军一举攻占省城东北重镇杨林，清军守将何秀林率部退守宜良。起义军乘胜由长坡向大板侨一带进攻，占据昆明城东小偏桥、十里铺、羊房凹、牛街、兴福寺等地，使省城清军大为震惊。4月，由马周率领的一支回民起义军也乘澂江空虚袭占了该城。

岑毓英慌忙调集杨玉科、张保和、吴永安、徐联魁、李廷标诸部救援省城。起义军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各部之间不能协调一致地行动，因而没能趁此有利时机狠狠打击敌人。岑毓英利用起义军这个弱点，集中兵力向小偏桥一带猛攻。清军采取分割战术，将起义军隔为数段，然后各个击破。经过近二个月的反复争夺，至6月初，小偏桥、十里铺、长坡等要地均被清军攻占，起义军伤亡万余人。

起义军屯兵昆明城下一年有余，由于战线过长，后勤供应难于保证，粮食弹药时有短缺，加之传染病流行和频繁战斗，部队大量减员，特别是久攻昆明不克，战斗意志大受影响，士气逐渐消沉起来。清军攻占小偏桥、长坡等地之后，即向杨林进攻。起义军因大量伤亡，于6月11日撤出杨林。接着，岑毓宝由杨林、杨玉科由昆明合攻嵩明。在清军威逼之下，守将大司寇李芳园、大司平马兴堂挟持杜文秀派到前线监军的女儿蔡杜氏（蔡廷栋之妻）于6月13日不战而降。在此期间，刘岳昭部将李家福、刘岳曙亦率湘军向寻甸进攻，相继占领了七星桥、文笔山、望城坡等要隘，进逼州城。留守寻甸的大司理马天顺等动摇妥协，在清军剿抚兼施之下，竟于6月20日率军投降，寻甸、果马等地遂为清军占领。至此，清军完全控制了昆明以东地区。

岑毓英和马如龙坐镇省城，积极准备向围城起义军进行全面反攻。他们除雇请外国人训练清军使用从国外买进的新式大炮外，并调集大量清军回昆明，其中有岑毓英部将岑毓宝和岑毓琦所率滇军、刘岳昭部将李家福所率湘军及马天顺等部降军。1869年7月，清军首先进攻城南起义军阵地。至8月初，李家地、老鸦营、大营寺等地均为清军占领。老鸦营距南门外三捷桥清军营垒仅一里左右，是通起义军大营江右馆的必经之路。老鸦营失守，城西起义军和江右馆的联系便被切断。岑毓英一面派副将张保和率部攻昆陽、副将范清率部攻安宁、总兵李维述率部攻广通、副将杨玉科率部攻元谋、副将何秀林率部攻易门；一面施行离间计，使起义军将领不能团结对敌，反而互相疑忌。大司疆段成功粮尽，求借于扬威大都督蔡廷栋和大司令马清，蔡、马二人都不借给。9月18日，段成功遂向清军投降，将城南西岳庙一带二十余处营垒全部献给清军。岑毓英、马如龙乘起义军内乱之机，指挥清军向城南、城西、城北的起义军发动全面进攻。起义军营垒多被攻破，仅存城南江右馆、城北马村、城西土堆三处，但兵力已不足万人。9月20日，岑毓英、马如龙指挥清军合攻江右馆，起义军总理内阁大监军杨崇章被俘，扬威大都督蔡廷栋、大司徒安文义退守棉花行。马如龙亲临喊话，要求起义军首领“自相擒献”。在敌人的威逼下，蔡廷栋竟将安文义出卖给清军，向敌人屈膝投降。江右馆失守后，城北马村和城西土堆更加孤立。9月21日夜，驻守马村的大司勋米映山率五千名起义军冒雨突围，转移到城西土堆，与大司政刘诚率领的二千名起义军共同坚守。

至此，昆明东、南、北三面起义军阵地完全丢失，元谋、易门、大姚、广通、安宁等地也已失守，尽避城西土堆仍由起义军坚守（12月17日失守），但其后路已被切断，对省城昆明不再有多大威胁。这样，滇西回民起义军从1867年开始的东征就彻底失败了。

东征昆明是杜文秀起义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也是云南以回民为主体的包括汉、彝各族人民在内的反清斗争的最高峰。它的失败，是云南回民起义战争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五、大理保卫战

（一）战前形势

滇西起义军东征昆明失败之后，云南清军和起义军在力量对比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清军已逾十万，而起义军的力量则大大削弱了。占滇西起义军总兵力一半的十万东征大军，是最精锐的部队，几乎完全损失在东征战场上；众多的能征善战的起义军首领，有的作战牺牲，有的死于瘟疫，有的被俘，有的投敌，领导力量大不如前。形势的变化，越来越有利于清军而不利于起义军，因此，云南巡抚岑毓英决定进军滇西。

昆明解围之后，岑毓英和马如龙一面指挥清军继续围攻城西土堆等残存的起义军据点，一面调派部队向昆明外围州县进攻。至1869年10月初，清军相继占领了南安、楚雄、定远等地，进一步稳定了省城的局势。为了进攻滇西，岑毓英派人分赴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等地，催调协饷，并奏请在重庆设立滇饷总局，以便于转解协饷入滇。总督刘岳昭也于10月7日由曲靖进驻昆明，留总兵谢景春部分防曲靖、马龙、寻甸等处，以保护滇东饷道。

在攻占南安、楚雄、定远等地之后，岑毓英即指挥清军分三路向滇西大举进攻。其部署如下：南路由迤南道张同寿、署普洱府知府许继衡等率领，由普洱进攻威远（今景谷）、缅宁，以牵制大理以南各地起义军；北路由永北厅同知刘昌笏等进攻永北厅城，署维西协中军都司张润等率部自维西进攻丽江府城，以阻止鹤庆、丽江、邓川、浪穹等地起义军南援大理；中路是主力，由杨玉科率部进攻姚州，都司张士进率部进攻镇南，都司钱大川等率部进攻云南县，守备陈定邦等率部进攻宾川，都司王钟祥等率部进攻弥渡，署镇沅州同知尉迟品玉等率部进攻镇沅与景东接壤之马街一带，待姚州得手后，直攻大理。

为了保卫大理，阻止清军长驱直进，杜文秀采取重点防守姚州、镇南等地，以一部兵力节节阻击的方针。

（二）大理外围的激战

姚州是起义军最早占据并大力经营的城市之一。它东界定远，北接大姚，南连镇南，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有大理屏藩之称。为防御清军进攻，起义军加固城墙，并在城外修土城、筑碉楼、挖壕沟，使它成为一座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1869年10月，杨玉科占领定远后，即率徐联魁、段瑞梅、蒋宗汉、冯长寿等分数路包围了姚州。杨玉科扎大营于龙岗卫，指挥清军昼夜围攻。大司军马金保和大将军蓝平贵、大都督契有明率领起义军依托环城修筑的碉楼营垒，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杨玉科无可奈何地说：“相持数月，射火鸦、翻草龙之技已穷，均不能克。又昼夜迭攻，贼殊死战。……枯索计谋而不得。”①
12月中旬，清军攻占禄丰后，岑毓英增调总兵李维述部与张士进部合攻镇南。镇南为大理门户，地理位置同样十分重要，起义军“加意布置，以全力据守，猝不可拔”。②由于起义军在姚州和镇南两个军事要点顽强抵抗，牵制了清军大量兵力，迟滞了敌人的进攻，为杜文秀组织兵力阻击清军在其它方向的进攻赢得了时间。

南北两路清军进展较为顺利，至1870年初，南路占领了缅宁，北路占领了丽江、剑川。与此同时，中路的刘兴、王钟祥、丁跃龙、段瑞梅、钱大川、陈定邦等部清军（本为牵制起义军兵力的助攻部队）不顾主力受阻于姚州、镇南等情况，突出冒进，先后占领了弥渡、浪穹、邓川、红岩、云南驿和宾川等地，逼近了大理。为了保卫大理，杜文秀派大司衡杨荣率领一支机动部队赴援云南县，并分兵进攻宾川、浪穹、邓川等地清军。由于这些地区的清军孤军深入，兵力不足，这时营垒多陷，纷纷败退。起义军收复了邓川、浪穹、弥渡、红岩、云南驿等地。4月初，杨玉科部清军挖地道炸开城墙进入姚州城内，起义军顽强抵抗，与敌逐点争夺。清军付出了大量代价，才于5月1日全部占领该城。起义军将领马金保、蓝平贵被俘，契有明自焚而死，起义军六千余人壮烈牺牲。在镇南，尽避岑毓英派都司陆得成、林大任率开花炮队增援攻城清军，昼夜轰城，但仍无进展。

岑毓英认为，清军西进缓慢并屡次失利的原因：一是东南尚未肃清，不能集中全部兵力进攻滇西，特别是“澂江、新兴两城，围久不下”，“实为省城肘腋之患”①；二是军队纪律不严，诸将各不相下。因此，决定加紧对昆明东南回民军的进攻：马如龙亲率兵练与总兵田仲兴部合攻新兴；岑毓英亲率兵练往攻澂江。对进攻滇西的各部清军，则区分任务，各专其责：委杨玉科署鹤丽镇总兵，督办大理、丽江军务；委总兵李维述负责蒙化、赵州、云南军务。杨玉科派段瑞梅、蒋宗汉、徐联魁、冯长寿等各率所部分援邓川、浪穹、宾川、云南。起义军和清军在上述地区展开激烈争夺，各处得而复失，数易其手。

1870年9月3日，北路清军黄世昌、刘昌笏部占领了永北厅城。9月15日，杨玉科联合北路清军攻占鹤庆，接着率军南下，于10月底11月初夺占浪穹、邓川，进攻上关。至此，大理以北各州县尽为清军占领。

在大理东南，起义军和清军争夺也很激烈。1870年9月21日，李维述部终于占领了镇南，随后向云南县进攻。弥渡等地数次为清军占领，起义军又几次夺了回来。1871年5月，起义军大败清军，击毙都司陈定邦，又一次收复弥渡。徐联魁等部进攻下关，也为杨荣部击败，退回宾川。刘岳昭、岑毓英鉴于以上情况，令杨玉科部清军转攻为守，严扼要隘关口，以整训部队，筹集粮饷，待秋收以后继续进攻。

在大理西南，大司空李国纶率部守腾越，大司马杨德明、大可武马年玉率部守永昌，与当地清军相持。鉴于永昌为大理西南屏障，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杜文秀令东征时投敌后又逃回的蔡廷栋、段成功各率所部往援。但蔡、段二人不和，纠众相攻。后蔡廷栋遣人刺死段成功，兼并其众，率领大军于1871年6月25日占领永平，对于援救永昌并不积极。在此期间，杨玉科却派蒋宗汉等率军一万增援围攻永昌的参将李凤祥部清军。在蒋宗汉、李凤祥部联合进攻下，永昌城于9月7日失守。

1871年秋，岑毓英复令各部清军同时向起义军发起进攻，于是杨玉科部围攻水平，李维述、杨国发部急攻云南县，企图进而东西夹攻下关。11月，清军在攻占云南驿之后，李维述令参将李栋材率部进攻弥底（蜜滴）、瓦录、天生营等处。这一带是彝族聚居区，彝族起义军领袖李文学接受杜文秀授予的“大司藩”称号，负责镇守哀牢山区。清军攻瓦录逾月不下，李栋材中伏而死。起义军因胜而骄，遭清军袭击，弥底、瓦录、天生营一带遂于12月失陷，李文学突围他走。

1872年春，杜文秀派杨荣、蔡廷栋率援军由南涧、古郎一带攻云南驿等地，欲截断清军后路，但在小桥一带作战失利退回。5月初，清军攻占弥渡、红岩、南涧等地之后，李维述、杨国发遂率清军合攻云南县，5月22日占领县城。杨玉科部清军已于3月4日攻占曲硐（永平南），4月21日占领漾濞，继而进攻下关。当得知李维述等已占领云南县城时，杨玉科立即赶至云南县，部署向赵州进攻。赵州是大理南路咽喉，逼近下关。6月1日，杨玉科督率徐联魁等部由云南县、都司周作祥部由洱海东向陽堡南下，两路夹攻赵州。6月4日，杜文秀亲率杨荣、蔡廷栋等万余人由大理下关援赵州，遭清军截击败回。6月8日，赵州陷落，清军进逼下关。

6月9日，杨玉科即指挥清军同时向上下两关发起进攻。其部署是：段瑞梅率部攻上关，都司李应举率部由间道进扎花甸以袭上关之后；徐联魁等率部助攻下关，并由蒋宗汉率部由漾濞越点苍山，偷袭下关侧后；杨玉科率主力从正面进攻下关；守备董良弼率水勇乘船往来于洱海之上，侦察起义军的虚实。上关和下关各距大理数十里，是大理的南北门户。起义军在上下关均筑有石城，城外又筑起数道长垣。驻守上关的是马国玺、马锡晋，驻守下关的是蔡廷栋。由于起义军防守严密，清军无隙可乘，几次进攻都遭失败，杨玉科只得退回赵州城北的汉邑村。他探知驻守下关清风桥和天生桥的董正兴、鲁达二人不是回民，便派人进行分化瓦解，“招其来降，约期内应”①。同时，又派出兵士扮作盐贩，混入两关，收买居民，以配合清军的进攻。6月12日，清军又发起进攻，蒋宗汉率部翻越点苍山斜陽峰，鲁达投降，清军抄入关后。幸大司勋马荣耀率援军赶到，截其归路，清军战守失措，狼狈逃窜。杨玉科急派千余清军渡过洱海攻起义军营垒。驻守下关外关的董正兴投降，清军夺占清风桥，进入内关。蔡廷栋和马荣耀被迫退守大理，下关遂为清军占领。同日，上关也被段瑞梅、李应举等部清军攻占。上下两关的丢失，严重地威胁着大理的安全。

（三）大理失陷与起义的最后失败

进入上关、下关的清军达十余万人②，大理城内的起义军连同家属老小仅五六万人，力量相差甚大。尽避如此，杜文秀和起义军将士仍然毫不畏惧，为了保卫大理政权，决心与清军战斗到底。

1872年6月12日，清军乘胜从南北两面向大理发起进攻。当南路清军进至离大理城仅一里左右、北路清军经喜洲进至湾桥时，杜文秀命杨荣等率起义军主动出战，予敌人以迎头痛击。清军大败，蒋宗汉等率南路退至太和村，段瑞梅等率北路退至喜洲。正在这时，进攻蒙化的李维述部清军告急，杨玉科率二千五百人往援。大理起义军随即出击，大败蒋宗汉、徐联魁部清军，占领大井旁、砖窑、葭蓬村、重邑村等处。

6月22日，清军攻占蒙化城，李维述率所部向蒙化厅属大小围埂进攻，杨玉科则回到下关，继续部署进攻大理。由于起义军固守营垒，顽强抵抗，清军只得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对大理周围的村寨和起义军营垒逐点攻击。起义军浴血奋战，英勇杀敌，杜文秀也经常亲自披甲上阵。但终因兵力不足，武器不如敌人，城外一百余碉楼营垒陆续失守。11月初，清军进至城下，包围了大理城。

起义军在城周围挖有壕沟，壕边修有隐蔽的地下工事数十座，上面覆以泥土，四周砌以砖石，并有地道与城里相通。清军进至壕边时，隐藏在工事里的起义军通过工事的暗孔向敌人射击，清军屡进屡却，死伤颇多。后清军引苍山溪水淹灌地下工事，迫使起义军退回城里。清军随即越过城壕，在城下扎营，并筑起高过城墙的炮台数座，用大炮不断向城内轰击。杨玉科又指挥清军开挖地道，准备炸城。

大理被围日久，情况一天比一天险恶。当时，滇东、滇南地区的起义军已完全被岑毓英、马如龙镇压下去。滇西除大理外，仅腾越、顺宁、云州数地未被清军占领。顺宁、云州等地起义军屡欲赴援大理，都被清军杨萃、尉迟品玉等部阻截，因此，大理完全成为一座孤城。为了早日攻下大理，岑毓英于12月初亲自率军由昆明启程西进。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形势的不断恶化，起义军中的投降势力逐渐抬头，内部危机加深。

12月10日，清军地道挖成，炸开东南角城墙攻入城内。起义军顽强抵抗，清军死伤甚众，被迫退出。以后，清军又多处挖地道炸城，攻入城内，起义军拚死反击。至17日，清军终于占领了城内校尝莲花池一带，起义军退至西北半城。20日，清军又到援军五千余人，杨玉科改单从东南一个方向进攻为四面同时进攻，又将开花大炮二十门排列城上，昼夜轰击。起义军营垒碉堡大半被毁，形势十分危急。杜文秀决心与清军决一死战，至万难固守之时，再弃而他走，或率全家老小，投洱海以殉。但杨荣、蔡廷栋思想动摇，暗中向清军求降，并力劝杜文秀出城投敌。杜文秀还收到赵州知州唐澍的劝降信。他考虑到“与其陷万人于锋镝，曷若捐一驱［躯］以救生灵”，遂决意出城“请罪伏诛”，以求“过咎归某一人，法律休波万姓”。①
12月27日，杜文秀服毒后乘轿子到达杨玉科大营。杨玉科将其头割下，向岑毓英报功。岑毓英急从离大理一百二十里的红岩赶到大理，纵兵血洗大理城。

大理陷落后，岑毓英移兵攻顺宁、云州、腾越。1873年3月，清军攻陷顺宁，4月又占领云州。5月，起义军最后一座城市腾越失守。至此，坚持了十八年之久的云南回民起义完全失败了。

护法运动兴起后，段祺瑞政府决定对西南各省用兵，企图实现袁世凯未能实现的“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

护国战争结束后，各派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拚命扩编军队。到1917年6月止，全国正规陆军已由护国战争时的五十万人增加到六十余万人②。其中北洋政府陆军部直辖的部队，已由护国战争前的十二个师、二十个混成旅增加至二十一个师、二十三个混成旅①；加上张勋的定武军七十营、倪嗣冲的安武军四十余营、姜桂题的毅军二十营②，总兵力达三十四万余人。其中能调往前线作战的部队，约在十万以上。这是段祺瑞赖以发动内战的基本力量。

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所统辖的军队及响应护法的军队，主要有由陆荣廷控制的驻广东的两师两混成旅、驻广西的两师一旅，由唐继尧指挥的分驻滇粤川的六个师，还有贵州的一师一旅和湖南的两个师①，以及由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率领的第一舰队（包括巡洋舰三艘，炮舰六艘，其它辅助舰只四艘）和陈炯明统带的二十营海军陆战队②，总兵力约十五万人。与北洋军相比，南军总兵力虽居于劣势，但由于在本地区作战，可将大部兵力投入战斗，因而在战场兵力对比上与北军不相上下。

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广东，因广东不仅是护法军政府所在地，也是滇、桂、粤军的联合基地和西南各省与海外交通的枢纽。关于北洋政府的战略意图，段祺瑞的心腹智囊徐树铮后来透露说：“盖欲定大局，非谋统一不可，欲谋统一，非川粤同受政府节制不可。以川较粤，川可稍缓，而粤宜急，粤定川或随之而自定。我之争湘者，为图粤计耳；粤不定，湘即危，湘有事，鄂亦不安，大局则时有摇动之虞”①。简言之，段祺瑞要想武力统一全中国，必须征服粤、川，并以征粤为先，而征粤又必先攻湘。因此，湖南就成了北洋军阀进攻的首要目标。

湖南北通江汉，南接两广，西邻川、黔，是北军攻取西南诸省的必经之地。早在广州军政府成立之先，段祺瑞便利用北洋政府的“合法”地位，于8月6日下令免去湖南省长兼署督军谭延闿的督军职务，以皖系人物前陆军部次长傅良佐代之，并调北洋军第八、第二十师随傅入湘，企图不战而控制湘剩与此同时，段还派部分军队入川，企图控制川省；并令闽、浙、赣抽调军队攻粤，以策应湖南战场作战，使南军首尾不能相顾。

谭延闿是个介于进步党与国民党右翼之间的“八面玲珑”的政客，由于利害关系，和桂系头子陆荣廷关系甚密。谭被免职后，忙向陆荣廷求救。陆荣廷等桂系军阀清楚地看到，“湘省为两粤门户，又系滇黔咽喉，湘失则西南腹背受敌，不特进取之机全无，且（北军）得湘实足以制西南之死命而有余”②，故一面令桂军向湘边运动，做出援湘姿态，一面致电冯国璋，请冯设法收回撤换湘督的命令，维持湖南现状，并提出划湖南为南北军事缓冲地带，以保持南北和平。冯国璋把电报转给段祺瑞，段严辞拒绝，说：“今日文人不能将兵，已成各国通例，为军事计，为湘省计，为组菴③计，皆以专办民事为宜”；并声称“明令早颁，势难反汗”④。

谭延闿并不就此甘休，他电请西南各省迅速派兵援湘，以与段祺瑞兵戎相见。唐继尧、陆荣廷对谭的主张表示赞同。8月16日，陆致电西南各省说：“湘督易人，北方疑忌西南之心业已揭露。唇亡齿寒，急应力筹对待。”①次日，滇督唐继尧复电陆荣廷，表示：“湘危则全局破坏，亟宜协力援助”②。唐、陆虽表示援湘，但又各保实力，不愿在作战中打头阵。桂军陆裕光第一师进抵湘桂交界之黄沙河后，便顿兵不前，观望形势。

滇、桂不及时发兵增援，湘军主要将领对抵抗北军也表示冷淡，谭延闿出于无奈，于9月9日向傅良佐移交督军印信，微服潜往上海。至此，北军势力得以首先伸入湖南。

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即接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出师北伐的战略方针问题。10月9日，提出了基本战略设想，即：1.派员与陆荣廷及两广督军等磋商抵御龙济光①的计划；2.以滇军第三师援湘；3.以滇军第四师及海军即日誓师攻闽；4.饬陈炯明、朱执信两军长加紧招募训练部队，为滇军、海军后援；5.电陆荣廷、唐继尧火速出大军，会师武汉。

不久，护法军政府确定了基本作战方针：“以长江沿岸为主作战地，先克武昌，次定南京，击攘敌军长江一带之势力，再图直捣北京。”②据此，拟动员南军约十个师，组成中央、左翼和右翼军，分三路北伐。同时，拟定了分期作战的计划。第一期作战计划是：中央军由两广进击长沙，肃清入湘北军，待左翼军（滇黔军）进据四川并东入湖北时，与之合攻武昌；左翼军首先攻占四川，尔后派一支队扼守川北，牵制晋陕之敌军，主力乘势东下，与中央军合攻武昌；右翼军与海军协同，合攻闽、浙，再取淞、沪，待中央军、左翼军攻克武昌后，与之会攻南京，并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海军在随右翼军占领淞沪后，即以吴淞为根据地，封锁长江门户，并消灭江内之敌舰，配合陆军进攻南京。第一期作战计划预计在1917年11月下旬全部完成。尔后，各路南军在长江以北过冬，补充给养，休养兵力。第二年春季开始实行第二期作战计划：中央军由津浦路北进；左翼军由京汉路北进，其川北支队出秦晋，袭击北军侧背，策应正面行动；右翼军则由海路北上。三路军分道并进，会攻北京。上述作战计划，虽然反映了孙中山的革命气魄和军事胆略，但以有限的兵力，分散于广阔的战线上，企图一举破敌，囊括全国，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后来由于军政府“有府无兵”，西南各省军阀“有兵无府”，根本不听孙中山的调度指挥，这一作战计划也就未能实行。

一、广东天地会发动武装起义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外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加紧压榨，鱼肉人民，社会危机更趋严重。广东在鸦片战争中首当其冲，受害最深，战后分担的战争赔款又最重，因而对人民的剥削压迫更为残酷。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小商贩、船民、无业游民等加入天地会组织，走上反清斗争的道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尤其是1853年定都金陵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东天地会会众，终于在1854年夏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广东天地会武装起义。

1854年6月10日（一说6月8日），东莞天地会首领何六等率众在东莞县石龙镇起义，17日占领县城，揭开了广东省城附近天地会起义的序幕。起义队伍很快发展到三万余人，拥有船六百余只。7月5日，佛山天地会首领陈开在佛山石湾附近的大雾冈发动起义，随即占领南海县属的佛山镇（今佛山市）。接着，李文茂、甘先、周春等在广州北郊的佛岭市、陈显良等在城东燕塘、林洸隆等在省河（珠江）南岸纷纷聚众起义，关巨和何博奋等也率领珠江船户起而响应，迅速形成了对广州的包围。起义者头裹红巾，或腰缠红带，自称“洪兵”，又称“红兵”。

武装起义的烽火迅速燃遍广东全省，数月之内，攻克了四十余座府、州、县城，并先后形成了几个中心地区。在广州附近地区，除陈开、李文茂等外，还有陈金刚、练四虎、侯陈带、林大年、陈吉、梁楫、刘观秀、陈松年、吕萃晋、冯坤等分别领导了花县、三水、清远、顺德、龙门、新会、鹤山等县的天地会起义。在西部的肇庆地区，陈荣、伍百吉等率众起义，于8月5日在水勇内应下，一举攻占肇庆府城（今肇庆市）。在北部的韶州地区，首先由英德县的陈义和、乐昌县的葛耀明发动起义，后与其他起义军一起，三次围攻韶州府城（今韶关市）。在东部的潮州、惠州地区，由陈娘康、郑游春、吴忠刷翟火姑等领导的起义军，积极活动于惠来、潮陽、澄海、普宁、揭陽和归善（今惠陽）、博罗等地。此外，嘉应州、高州、廉州府属各县也都有规模不等的起义。各地的起义军，大股有数万人，小鄙有数千或数百人，但由于没有统一领导和缺乏作战经验，为时不久，多数被清军和地主豪绅组织的团练各个击败。有的如周春、翟火姑、葛耀明等部分别于1855年和1856年转移至湖南、江西，参加了太平军，成为太平军中的“花旗”。有的如陈金刚部流动于湘、粤、桂边境地区。而陈开、李文茂等领导的起义军，先则围攻广州，后转移至广西，建立起“大成国”政权，在广西天地会起义武装配合下，坚持了较长时间的反清战争，成为当时遍布全国的各族人民起义队伍中一支重要的反清武装力量。

二、围攻广州之战

（一）双方作战部署

1854年7月，陈开、李文茂等率众起义后，立即相互配合，开始了围攻广州的作战。其部署情况是：陈开部以佛山镇为据点，由南向北进攻；李文茂部以佛岭市为主要据点，以萧冈、龙潭观等为辅翼，直逼北门；陈显良部以燕塘为主要据点，以三宝墟为后应，进攻东门；林洸隆部驻省河南岸，牵制清军；关巨、何博奋的水军截击清军内河水师，断绝其水上交通。各路起义军的总兵力号称二三十万，实际约有十余万人，没有统一和正规的编制。部队除装备部分鸟槍、火炮外，大部分为刀矛等冷兵器。

两广总督叶名琚广东巡抚柏贵等因城内兵力空虚，立即关闭城门，并采取如下应急措施：将派至与湖南、江西、广西交界地区的绿营兵四千余名调回省城，与八旗兵一千三百余名共同防守炮台和水陆要隘；令各地豪绅地主从速组建团练，并以“优给口粮”、“加倍给予工价”等办法从省城、香山、新安、东莞、新会、潮州等地先后雇募乡勇二万七千余名，增添内河战船数百只，选蓖水勇、炮勇一万六千亲人，配合八旗、绿营作战（同年秋，守城的兵勇、团练增至五万多人）；奏清清政府速从福建、湖南等省调兵来粤会剿；组成以大买办伍崇曜为头子的“筹饷局”，后又无耻地乞求港英当局出兵救援。随着兵力的增加，叶名琚柏贵与广州将军穆特恩、右翼副都统托恩东额会商，作了具体的防御部署：参将卫佐邦率所部绿营分驻东路和防守保厘炮台；千总黄大荣、熊应荣率绿营及部分团练驻守小北门外各要隘；游击曾廷相、参将济山率绿营及部分团练驻守城北各要地；游击陈定邦率部分绿营、炮勇分守耆定、拱极、保极等炮台；协

领来存、王镇雄及佐领格绷额等率八旗守卫北门外永康炮台；游击陈国辉、水师把总王显等率绿营反团练一部驻守城西的西山寺、泥城等处；协领托云全、太承恩、国荫等率八旗及部分团练分守老城；副将怀塔布率广州协绿营防守新城。叶名琛等每日登越秀山五层楼（镇海楼）亲自指挥。上述部署，以城北为重点，其次为城东和城西，同时加强炮台的守卫。

（二）迫使清军转入防御

7月18日叶名琛等为了先发制人，派出副将崔大同、游击洪大顺率绿营兵三千余人，欲进攻北路起义军的据点江村。李文茂等闻讯，决定依托佛岭市周围的有利地形，伏击敌人。清军进至佛岭市前时，忽遇滂沱大雨，火药、火绳尽被淋湿，只得在山坡扎营。埋伏在周围的起义军突然冲上山坡，与清军展开白刃格斗，杀死崔大同、洪大顺等。清军大量被歼，余皆溃散。起义军缴获大批军械物资，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7月20日，起义军分三路进攻广州东、西、北各门，被清军击退。7月26日，叶名琛等派出兵勇约五千人再次对北路起义军的据点牛栏冈发起进攻。李文茂一面组织起义军进行正面阻击，一面派千余人绕至清军背后，袭击敌人。经过激战，起义军再次将清军击退，一直追到离广州城仅十里的三元里，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此后，起义军乘胜转入进攻，兵锋直逼广州城下。叶名琛等不得不采劝只守为战，严密设防”的方针，依托城垣和炮台进行防御作战。

（三）攻城作战一再受挫

从8月初至9月初，北路、东路和西路起义军，连续发起攻城作战（有时一路单独进攻，有时两路或三路同时进攻），企图先夺占炮台，进而攻入城内。由于清军拚死抵御，起义军进攻一再受挫。例如，8月3日，北路起义军数千人冒着狂风暴雨，从三元里绕至飞鹅岭，进攻永康、耆定炮台。守台清军发炮拦阻起义军的进攻道路，接着，千总熊应荣率部从正面迎战，游击陈国辉、千总黄大荣率部从三元里进行侧击，迫使起义军后撤。8月17日，东路起义军猛扑距东门五里的保厘炮台。清军同样以部分兵力从正面迎战，以部分兵力从“旁径绕出，夺据要隘”，前后夹击，将起义军击退。8月29日，起义军十余万人从东、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亦未获胜。9月2日，北路起义军又兵分两路出击：一路由三家店至飞鹅岭进攻白云庵，一路向三元里方向进攻。结果，进攻白云庵的起义军遭到两路清军的截击，前进受阻；向三元里方向进攻的起义军进至流化桥时，遭到永康、耆定、保极、拱极和越秀山各炮台清军的炮击，也只好再次后撤。

起义军在连续攻城作战中既不能正确估量主客观条件，又不讲求战术，一味盲目硬攻，忽视侧翼保障，结果，不但没有攻占一座炮台、一个据点，反使自己遭到不小的伤亡，进攻能力日益减弱，给尔后作战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

（四）起义军被各个击破

广州清军虽然击败了起义军的多次进攻，但叶名琛仍感兵力不足，顾此失彼，“攻剿则兵分而见寡，堵守则路歧而难防，策应维艰，战守非易”，决定采取集中兵力“专注一处，先行扫荡”，然后并力进攻他路的作战方针。①

清军的第一个进攻目标是东路起义军。其部署如下：参将卫佐邦率所部绿营及部分团练为中路，出东门直攻燕塘；千总马超亮率城东团练乘船至东涌登岸，先占簸箕村，然后从右侧进攻燕塘；把总黄镛和县丞郑锡琦分率东莞、潮州兵勇从左侧进攻燕塘；外委赖永清率安邑团练为后应。各路清军于9月7日晨突然向燕塘发起攻击。起义军仓促应战，力不能支，只好突围外撤。一部分由陈显良率领从瘦狗岭撤至新造，另一部分撤至佛岭市。清军攻占燕塘后，将所有草房百余间全部烧毁，实行残酷的烧杀政策。

东路起义军战败后，李文茂北路起义军失去了左翼屏障，便由进攻转入防御，并采取如下防御措施：加强各据点间的联系，主动配合作战；在主要据点周围挖壕筑垒，配置火炮、抬槍，在山坡、田耿交通要道插上竹签，撒布蒺藜；在有树林的山坡上暗设火炮，布置伏击阵地。

叶名琛在取得东路作战胜利后，即集中东、北两个方向的部队，进攻北路。鉴于北路起义军数量多，据点密布，他决定采劝先分其势，复截其援”，“逐一剿洗”①的方针，即首先围攻靠近省城的几个较小的据点，然后进攻主要据点。9月22日至10月1日，清军先后攻占了棠夏、沙涌、三家店、瑶台等起义军据点。10月11日，清军向义勇祠进攻时，突遭分散在附近各乡的起义军截击，被迫后撤。为此，决定首先分路“清剿”东北、西北各乡小鄙起义军。至10月21日，十三乡的起义军均被击溃。这时，北路起义军尚有佛岭市、萧冈、龙潭观、牛栏冈等重要据点，彼此呼应，互为犄角。迨至11月3日，上述据点也逐一被清军攻占，起义军伤亡重大，余部退向石井、石门等处。

清军攻占北路起义军主要据点后，即采取水陆夹击战术，进攻西路起义军。至1855年1月中旬，石井、石门以及附近各乡的起义军均被击败。起义军首领何六、周春、甘先等率部北上，参加围攻韶州的战斗，后又退入湖南；李文茂则率部转移至南海县的九江。

正当清军疯狂进攻北路起义军之际，英国侵略者接受叶名琛的请求，于12月13日公开派遣舰队，闯入珠江，充当清军镇压起义军的后援。叶名琛有恃无恐，便立即进攻省河以南的起义军。但由于省河港汊纷歧，东连狮子洋，西连佛山镇，起义军水军出没无常，曾于大黄滘、新造等处大败清军水师，使清军的“堵剿倍形吃紧”①。这时，候补道沈棣辉提出了先破佛山的建议，他认为佛山是起义军的重要据点，是辎重和精锐的集结地，佛山一破，其余便可一战而定。叶名琛接受了这一建议，命沈棣辉统一指挥陆路兵勇近万人，战船百余只、水勇三千人，连同原驻佛山附近的兵勇四千七百余名，向佛山进攻。

当李文茂、陈显良等起义军勇猛攻打省城之际，佛山陈开起义军竟被南海县的大沥、梯云、扶南、太平四堡九十六乡的团练阻止了北进的道路，以致数万起义军偏处佛山，无所作为。沈棣辉在进攻佛山前，察看了各处地形，决定先破与大沥团练对峙的桥头、谢遥村等据点。1854年12月25日至1855年1月14日，清军将佛山外围的据点全部攻占。沈棣辉鉴于佛山道路盘旋，街巷纷歧，事先绘制地图，分发各营，使部队熟悉进攻的街道，明确各自的攻击目标。1月27日，清军分十三路同时进攻佛山镇，起义军首尾不能相顾，纷纷突围。陈开率部向南海县的九江退却，后与李文茂部会攻三水县城不克，遂一齐西进肇庆，与伍百吉部及由广西东下至肇庆的梁培友部会师，进行休整。2月下旬，南路起义军的主要据点也全部失守。至此，长达半年多的围攻广州之战，以起义军失败而告终。

广州解围后，叶名琛下令“凡昔通匪者，吏民格杀勿论”①，对广东人民进行血腥镇压。全省被害者约在百万以上，仅广州一地就有十万余人惨遭屠杀。英国军舰也参与围捕退到海上的起义军，几乎把所有北里湾和石浦港的起义军船只击沉，并伙同清军成批地捕杀起义军战士。

广州城墙高厚，四周炮台环列，构成坚固的防御体系。刚刚兴起的天地会起义军，虽然人数众多，但组织松散，武器装备差，战斗力不强，而且没有城内居民的响应，在这种情况下，强攻坚城，显然是不明智的。广州城虽然处于起义军四面包围之中，实际上是围而未死。叶名琛等仍能通过水路，在英、美、法殖民主义者的帮助下，将军需民用物资运进城内，支持其持久作战，并最终挫败了起义军的进攻。半年多的围攻广州之战，起义军不仅消耗了很大力量，而且丧失了向敌人统治薄弱地区发展革命势力的有利时机。

三、转移广西，开辟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

（一）占领浔州城，建立大成国

陈开、李文茂率部到达肇庆不久，就面临清军从西江上下游夹击的不利形势。1855年4月13日，广西按察使张敬修部攻占了德庆城。5月中旬，广东盐运使沈棣辉部攻占了九江、三洲等据点，并于羚羊峡外击败起义军的水军。21日，乘大雾迷漫之际，抢占起义军的羚羊峡炮台，战船冲过峡口，直驶肇庆。

面对上述形势，陈开、李文茂等接受对广西情况非常熟悉的梁培友的建议，决定放弃肇庆，向广西转移。在广东各地起义军已遭清军和团练的血腥镇压，武装起义已转入低潮，而广西的天地会起义又仍很活跃的情况下，此种战略性转移自然是正确的。当时，广西比较大股的起义武装，桂西南有以吴凌云为首的起义军，桂东南有以黄鼎凤和范亚音为首的起义军，桂东北有以张高友为首的起义军，永淳（今峦城）、横州（今横县）一带有李文彩为首的起义军，苍梧县有罗华观起义军，湘、桂边有陈永秀、黄金亮起义军。此外，还有活跃在各地的许多小鄙起义军。至于广西的清军，自太平军兴起并向湘鄂地区转进后，主要用之于对付太平军，留下的部队不多，广西地方当局不得不依靠团练来对付各地起义武装。陈开、李文茂等毅然率领起义军向革命势力比较活跃，反动势力比较薄弱的广西进军，对于保存和发展自己，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1855年5月下旬，陈开、李文茂、梁培友、区润、梁昌等率战船千余艘，溯西江扬帆直上，在德庆冲破张敬修部水师的堵扼，越过封川，进入广西。在进攻梧州不克后，即西走藤县，过平南，进据大黄（湟）江口，于6月5日直薄浔州府城（今桂平）。浔州城三面临水，起义军战船分泊南、北两河，发炮轰城，步军则在东、西两门外扎营安炮，从陆路进攻。浔州知府刘体舒督率清军、团练闭门坚守。起义军在屡攻不克的情况下，一面派兵控制交通要隘，一面在城外筑墙设垒，阻击清军的援兵，切断城内的粮饷接济，实行长期围困。7月23日和8月28日，起义军两次采用穴地攻城法轰塌南门城墙，但缺口很快被清军封闭，未能突入城内。

广西巡抚劳崇光因无兵可调，贵县勇练的增援亦为起义军所阻，只得把希望寄托在业已进至梧州的张敬修身上。可是，张敬修所部不仅兵力有限，而且士气低落，并需换乘适应浅水作战的战船，筹措欠发的粮饷，因而进展十分迟缓。叶名琛不得不于8月中下旬先后增派参将尹达章率浅水船八十只、兵勇三千名，已革知县谢效庄率团练千余名，加强张敬修部，令其立刻水陆并进，解浔州之围。9月21日，清军战船驶至石咀时，被扼守大黄江口的起义军击败，纷纷逃回梧州。

浔州城内的清军粮尽援绝，士气更加低落，起义军便于9月27日乘机发起总攻，由南城登梯缘墙，一举攻入城内，俘杀了知府刘体舒和桂平知县李庆福等人。

占领浔州城后，陈开等宣布建立“大成国”，改元“洪德”，改浔州城为“秀京”，并蓄发易服，颁发制度，分官设守，开炉铸钱（称“洪德通宝”），开始进行政权建设。为了防御清军进攻，在城外修筑土城二道，在东门外的三角咀修筑炮台，在沿江两岸筑垒设营。

（二）攻占武宣、平南

浔州城的攻克和大成国的建立，大大鼓舞了广西各地起义军的士气，陈、李起义军开始成为广西各支起义军的中心，出现了一派大好形势。

广西巡抚劳崇光鉴于广西兵单饷竭，只得采取消极防堵的方针，其部署如下：提督惠庆率绿营千人，与右江道黄辅相等所率绿营分驻武宣、蒙墟，防堵起义军北上柳州；新任署浔州知府张鹏万驰赴平南与署知县李载文等招集溃散兵勇、团练，防堵起义军东进；左江镇总兵色克精阿率部驰赴横州，防堵起义军西进。

起义军攻占浔州后，立即发起了攻势作战。10月初，李文茂、梁培友等率军数万，攻占浔州西南的贵县县城，当地起义军首领黄全义、黄鼎凤和活动于横州、永淳一带的李文彩率部参加大成国起义军。不久，李文茂又挥军进攻浔州东北的平南县。由于平南清军防守坚固，以致从1855年10月中旬至翌年2月，久攻不克。清军乘机攻占平南以西的一些沿江据点，并从广东陆续调来援兵，向浔州推进。在此情况下，李、梁等一面以部分兵力在大黄江口一带依托有利地形扼阻广东清军的水陆援兵；一面毅然率部北上，于1856年4月15日夜一举攻陷武宣城，毙浔州协副将福格、守备朱锦兰等多人。起义军袭占武宣，不仅威胁象州、柳州，而且威胁蒙墟清军的安全，打乱了清军进攻浔州的部署。此后，梁培友率水军南返浔州，李文茂率部继续北上，于5月7日攻占象州。李文茂联络荔浦张高友起义军，于7月进攻柳州。劳崇光忙调桂林和浔州附近的清军、团练前往增援。起义军进攻柳州受挫，张高友率部退守象州，李文茂于8月率部返回浔州。

梁培友率水军南下后，准备再攻平南。6月17日至23日，连日大雨，江水猛涨，清军设置于大黄江口下游的拦河铁链被急流冲断，岸边的炮台多被淹没，陆路各营也因洪水阻隔，彼此不能应援。梁培友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6月26日一面派兵围攻清军陆上营垒，一面集中战船数百只，顺流连樯而下，火攻清军水师。清军广东水师的一百余只战船被烧毁殆尽，张敬修、尹达章以及候选知府谢邦瑞、已革肇庆千总柯维和兵勇四百余名被击毙。起义军打了一次漂亮的水上歼灭战。接着，起义军水陆并进，围攻平南，于8月29日攻克县城，击毙和俘虏李载文等多人。在围城期间，起义军水军还在藤县的白沙击毁由广东水师千总苏海率领的战船三十余只，缴获米船百余只，一度进抵梧州城外。起义军攻占武宣、平南后，又于10月初拔除了威胁浔州的清军据点蒙墟，提督惠庆败退石陇。

起义军进入广西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占领了浔州府属的广大地区，初步开辟了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开始在广西立定了脚跟。这些胜利的取得，客观上由于广西清军兵力薄弱，而起义军能得到广西起义武装的积极配合，主观上则由于李、梁等起义军首领能在作战中注意集中兵力，乘敌之隙，出敌不意。起义军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但与广西清军和团练的力量对比，仍然处于劣势，根据地还很不巩固。

（三）夺取柳州、梧州、南宁

1856年10月，陈开召开了起义军将领会议，分封诸王：李文茂为平靖王兼陆路总管，梁培友为平东王兼水路总管，区润为平西王，梁昌为定北王。陈开自称镇南王，不久又改称平浔王。此外，还分封了公、侯、元帅等职官。会议还确定：由李文茂率部北攻柳州，梁培友率部向东发展，区润、梁昌率部向西发展，陈开则坐镇浔州。部署既定，各王便分别率部向北、东、西三个方向发起攻城作战，以便进一步扩大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

1.北攻柳州之战

1856年11月，平靖王李文茂率水陆两军由象州北上，再次进攻东、西、南三面临水的柳州城。11月11日，起义军战船直驶城下，步兵则占据了铜鼓、长塘、欧陽等据点。12日，起义军向东门、北门外清军营盘发起进攻，清军不支，退入城内。起义军占据了城外各要隘，完成了对柳州城的包围。

柳州城仅有游击韩凤所部二千余人及右江道孙蒙、参将汤遇珍所率的少数部队固守待援，而这时陈永秀、黄金亮、张高友部起义军，正积极活动于兴安、灵川、永福地区，威胁省城桂林。劳崇光一面调兵防守桂林，一面催令道员张凯嵩由庆远（今宜山）率部驰援柳州。张凯篙收罗绿营一百五十名和团练三千名，于12月3日进驻与柳州城隔江相望的二都。同月21日，提督惠庆也由石陇率绿营近千人赶到该处。因兵力有限，并受到柳江南岸起义军的牵制，张、惠二部清军均滞留二都，不敢渡江作战。而起义军的围城作战正日益加紧，曾于1857年1月2日炸塌城墙一段，虽未能突进城内，却给守军以极大震惊。劳崇光催促驻二都的清军迅速渡河增援。1月8日，惠庆率部渡江。他自知难于解围，便约韩凤由城内出击，内外夹攻。但韩凤龟缩城内，拒不出战。起义军一面阻击惠庆援军，一面加紧攻城。这时，城中粮食已尽，兵丁饥饿难忍。3月14日，韩凤率亲兵二百余名企图突围逃跑，刚出城门，就被起义军击散，韩凤仅率少数人逃往桂林。15日，李文茂乘机挥军攻入城内，歼灭了其余守军，击毙孙蒙、汤遇珍等，胜利地攻占了柳州府城。惠庆见柳州已失，慌忙向桂林撤退。

占领柳州后，起义军乘胜攻占了柳城（今柳城南）、罗城、庆远、融县（今融水），控制了柳州、庆远二府所属各州、县，打开了通向贵州的道路，并与贵州苗民起义军取得了联系。李文茂坐镇柳州（改称龙城府），建立平靖王府，设丞相、都督、将军等职，所占州、县派部将分任知州、知县。在军事上，将起义军编为前、后、左、右、中营，此外尚有御林军、常胜军、长生军、祷天军等番号。在经济上，注意恢复生产，发展商业，并自铸“平靖胜宝”钱币，俨然自成一统。

2.东取梧州之战

平东王梁培友拟首先肃清平南县属的地方团练，保障后方安全，然后东攻梧州。1857年4月3日，梁培友率部从平南县大乌墟出发往攻廖洞村团练，不幸中炮牺牲。起义军失去了一名得力将领。之后，陈开亲自统率梁部继续东进，于5月30日占领藤县后，率战船千艘顺流东下，直抵梧州，在活动于苍梧一带的罗华
观起义军配合下，发动了进攻梧州城之战。6月22日，起义军抢占了梧州城外浔江和桂江汇合处的三角咀，居高临下，炮击梧州城。接着，占领了梧州对岸的戎墟镇（今苍梧县），水军战船还控制了广东封川至德庆间的江面，从而封锁了水陆交通，完成了对梧州城的包围。

梧州城内有按察使黄钟音、知府陈瑞芝、副将蒋福长等统带的潮勇、香山勇一千二百余人，加上当地团练，共三千人左右。叶名琛得悉梧州被围后，一面令肇罗道张承修、肇庆知府史朴加强肇庆方向的防御，一面派广东陆路提督昆寿率绿营五千人、水师守备苏海率战船九十余只，增援梧州。起义军水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一面在梧州城外游弋，发炮环攻，一面积极打援，主动进攻广东援军。7月28日，起义军水军在广东都城（今郁南县）江面对正在逆水上驶的广东水师发起突然袭击。苏海所率的战船不是被击毁、击沉，就是缴械投降，苏海也当了俘虏。昆寿所率绿营也遭到起义军有力的打击，被迫向肇庆溃退。从此，梧州城内守军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梧州被围日久，城内粮食渐罄。劳崇光先在桂林采办粮食，准备由桂江南运梧州，但因中游的平乐县已被杨西安起义军占领，运输受阻；后又令怀集、贺县团练从陆路开辟粮运通道。叶名琛也令肇庆知府史朴、高要知县黄家仁率兵练千人向梧州运米，但水陆要隘均被起义军控制，以致粒米片薪未能进入城内。至9月中旬，城内粮米颗粒无存，每天饥饿而死者达数百人。陈开得悉这一情况后，命令部队奋勇攻城，于9月27日夜一举攻入北门。在广东镇压起义军颇为卖力的潮勇等这时也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被歼千余人，除陈瑞芝乘乱逃脱外，黄钟音、蒋福长等都当了俘虏。起义军占领梧州后，将该城改名秀江府。

3.南宁不战而得

定北王梁昌、平西王区润、定国公李文彩所部起义军，于1857年2月和4月先后占领了永淳、横州两县，恢复了李文彩起义时的根据地，受到当地壮、汉人民热烈欢迎。5月27日，梁昌、区润、李文彩率部四万余人、战船数百只沿邕江水陆并进，往攻南宁。驻守该城的左江镇总兵色克精阿等慑于起义军的声威，率文武官员事先出城走避，起义军不战而得南宁城。

占领南宁后，梁昌、区润率部西攻百色不克，又折回南宁；李文彩率部东攻灵山，后又折回横州、永淳。在此前后，隆柄公黄鼎凤率部攻占了宾州（今宾陽东北）、上林等县，活动于容县、岑溪地区的荣国公范亚音率部攻占了北流，进围郁林（今玉林），在南线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自1855年9月占领浔州至1857年9月占领梧州为止，起义军经过两年鏖战，先后攻占府、州、县城数十座，控制了大半个广西，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起义军在这一时期的攻城作战，克服了起义初期不顾主客观条件盲目强攻的缺点，在广西清军缺乏机动力量的情况下，改用长期围困的方针，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胜利，反映出作战指挥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四、被迫转入防御，根据地日益缩小

（参见附图十）正当起义军不断发展进攻之际，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首先，太平天国经过1856年内讧以后，元气大伤，使清政府得以腾出较多的力量去镇压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湖南巡抚骆秉章应劳崇光的请求，派候选知府蒋益澧率湘军一千六百人，段莹器率祁勇一千人，江忠浚率楚勇千余人，共三千六百余人，在蒋益澧统一指挥下，于1857年6月中旬进入广西，配合广西清军进攻正在威胁桂林的陈永秀、黄金亮起义军，9月占领了全州、兴安、灵川等县，进入桂林城。陈永秀、黄金亮部被迫转移，分别参加了活动于粤、桂边的陈金刚部和柳州的李文茂部。其次，起义军占领梧州后，广东当局加紧添制和改造战船，抽调部队，雇募壮勇，积极进行收复梧州、浔州的准备。再次，南宁城于1857年10月3日，竟被色克精阿等纠集的数千团练所攻占，梁、区仓促率部东撤，退入灵山（后来梁、区发生内讧，梁昌在合浦被团练所擒，区润被其部下杀害）。由于上述种种不利情况，大成国起义军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逐渐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以致形势急转直下，开始由胜利走向失败。

（一）会攻桂林计划落空

1857年12月，当蒋益澧所率湘军在平乐、贺县一带进攻陈金刚、陈永秀起义军时，陈开、李文茂没有主动支援，而是准备以陈开为东路、李文茂为西路，会攻桂林。

1858年1月，李文茂由柳州率部北上，占领永福。2月，李文茂率万余人进驻桂林西南六十里的苏桥镇，并在此等待沿桂江北上的陈开部的到来。可是，当陈开部于4月抵达平乐县时，由昆寿指挥的粤军已由肇庆向梧州开进。5月，陈开部遭到已经占领平乐的湘军的攻击，前进受阻。梧州是两广咽喉要地，粤军一旦攻占梧州，西进则可直接威胁浔州，北上则可与湘军夹击正在平乐一带的陈开部主力。陈开在北进受阻、梧州告急的情况下，立即率部南返，保卫梧州。这样，进攻桂林的任务完全落到了李文茂所部身上。

当李文茂屯兵苏桥，威胁桂林的时候，蒋益澧所率湘军虽已增至五千余人，但兵力分散，桂林仅有二千余人。为防止李文茂部进攻，蒋采取不时调换部队防地、布设疑兵的办法，迷惑对方。并由右江道张凯嵩纠集团练进攻庆远，牵制李部。李文茂未作周密侦察，不知湘军的虚实，结果万余人长期滞留苏桥，不敢进攻，丧失了打击湘军和地方团练的有利时机。陈开率部南返后，蒋益澧便命令驻平乐的湘军折回桂林，并秘密调动一千五百人绕到苏桥后面，于1858年5月下旬开始对李文茂部实行前后夹击。李文茂不幸负伤，便率部撤出苏桥，后退守柳州。起义军进攻桂林的计划宣告失败。

（二）梧州失守

当李文茂与湘军作战失利，向柳州撤退时，在梧州与粤军作战的起义军也节节败退。

此次进攻梧州的粤军，由广东巡抚江国霖和提督昆寿亲自编组。他们认为，过去几次作战失利，主要是“选勇未精，配船无法”，以及进攻时机选择不当，必待“西水未涨，东风当令之时，水陆并进，步步为营，方能得手”①。据此，他们得到署理两广总督柏贵同意后，抽调外海、内河水师，根据战船大孝火炮轻重、行驶快慢，分别编为前、中、后三队。即以能装载四五千斤火炮的红单等大型船六七十只为前队，能装载二三千斤火炮、桨多人众，转棹方便的扒船五十只为中队，能装载一千斤火炮、行驶快速的湖南麻陽舢板船一百只为后队。前队主要发挥火炮射程远的优势，便于先发制人；中队既可掩护前队，又便于进退；后队可以在前队、中队的炮火掩护下，迅速接近对方，实行近战。陆路方面，兵力增至一万余人，一半掩护水师溯江前进，一半专门进攻陆上起义军的据点。此外，还督令沿江各县团练于西江两岸配合作战。部署就绪后，粤军于4月19日趁江水尚未大涨、水流较缓之际，由昆寿统一指挥，从肇庆西上，往攻梧州。

起义军对粤军的兵力和进攻部署缺乏了解和研究，仍然袭用过去的老办法，在封川江面集中战船二三百只，于4月29日顺流下驶，直冲敌阵。当驶至德庆的春牛坪江面时，预有准备的广东水师前队首先发炮，击沉起义军前队战船数只。起义军水军右营安国公李发、先锋李明中炮牺牲。这时，粤军水师中队扒船向两翼展开，后队麻陽舢板船在炮火掩护下迅速接近起义军战船，槍炮齐放，岸上的兵勇也配合作战。经过激战，起义军不少战船被击沉、击伤，人员伤亡也不断增加。在危急情况下，起义军自焚战船十余只，利用烟雾掩护，转棹撤回封川江面。起义军在封川添筑炮台，并由梧州增兵四五千人，准备堵击粤军；还联络广宁、怀集等地起义军南下抄袭粤军后路，进行牵制。但水、陆部队不久即被敌击败，广东水师扬帆直驶梧州。5月30日晨，起义军的主要据点戎墟被苍梧、西宁的数千名团练攻占。梧州城守军面临两面受敌的不利形势，遂于30日深夜撤至城外。粤军占领梧州后，便停止了追击。

（三）柳州陷落

蒋益澧所部湘军在苏桥击败李文茂部后，便乘胜向柳州逼进。李文茂派其弟李文辉率部扼守白沙江口，扎竹为筏，横锁江中。白沙江口是洛清江和柳江的汇合处，李文茂以为守住这一咽喉要地，湘军水师便难于攻取柳州。然而，蒋益澧事先摸清了李文茂的防御部署，湘军由桂林乘坐麻陽船驶抵雒容（今鹿寨西南）后，不再下驶，而是于夜间拖船上岸，由陆路抬运至柳州城附近的洛垢下水，出其不意地直逼柳州。1858年6月24日，李文茂以为白沙江口已经失守，便慌忙从柳州撤退。蒋益澧占领柳州后，立即分兵两路，一路追击李文茂，一路进攻李文辉。驻守白沙江口的李文辉部因孤立无援，大部溃散。李文茂部先后在柳城、融县反击湘军失利，便转入贵州东南部，与苗民起义军配合作战。8月，在围攻黎平失败后，旋又折回广西融县一带。11月，李文茂不幸病笔于怀远（今融安北）山中，余部由陈戊养统领，仍归陈开指挥。

柳州、梧州之所以失守，除了清军兵力增加这一原因外，主要由于起义军由一味进攻而被迫转入防御作战，丧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李文茂从苏桥撤退后，在兵力上仍占有优势，如果沉着冷静，集中力量对南进之敌进行一二次歼灭战，仍然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陈开部在梧州方向的作战中，在兵力上也占有相对优势，同样由于事先缺乏防御准备，对粤军的进犯虽然进行了节节抗击，但因仓促应战，以致难于阻止准备比较充分的敌人的进攻。

五、秀京沦陷，起义军余部坚持斗争

梧州、柳州等地相继失守以后，大成国起义军受到很大削弱，根据地也缩小了很多，原来的五王只剩下陈开一人，形势已非常不利。但当时大成国尚据有十多个州、县，拥有水陆两军十余万人。此外，还有陈金刚和罗华观等起义军分别活动于贺县和苍梧下郢一带，构成犄角之势。以后，又有石达开部进入广西活动。因此，在兵力对比上，起义军仍占有优势。如果陈开等能够客观地分析形势，采取正确的决策，还是有可能扭转不利局面的。但是，由于主观指导上的原因，这种可能非但未能实现，而且每况愈下，最后终于失败。

（一）作战指导一再失误

蒋益澧所统湘军占领柳州以后，由于炎夏酷暑和水土不服等原因，病员日益增多，不得不分驻柳州、庆远一带治疗休整，就地清剿起义军余部。昆寿所率粤军在攻占梧州以后，因梧州至浔州三百余里的浔江滩多流急，原有的战船过大，难以上驶，需换船添兵，筹措军费。所以，湘、粤两军都停止了进攻，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战争间隙。这正是陈开起义军补充休整队伍，加紧准备防御作战的有利时机。但是，陈开没有这样做，因而为以后的防御作战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1858年11月，蒋益澧率湘军主力进攻贺县的陈金刚起义军。陈开乘柳州守备空虚之际，率兵一举袭占了柳州，并恢复了柳城、融县等地，收容了李文茂余部。这一作战行动是正确的。但是，在攻占柳州等地之后，陈开没有及时转旗东向，配合陈金刚部夹击正在回援柳州的湘军。当时，陈开、陈金刚都拥有数万之众，湘军不过五千余人，如两军实行左右夹击，完全有可能消灭敌之一部或大部。陈开却未能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也没有加强柳州等地的防御，而是率主力南下浔州，接着东攻梧州。梧州一带的粤军有兵勇万余人、战船三百只，1859年3月下旬，又得到副将杨超所率拖罟船二十余只和把总钟春元所率步兵一千人的增援，水陆防御都比较坚固。4月2日，陈开率战船三百余只，在罗华观部千余人配合下，发动了对梧州的进攻。4月14日至16日，连续攻击梧州外围的三角咀、白云寺等据点，结果均未攻下，战船和兵员却遭到不少损失，以后不得不退回浔州。这一作战行动说明，陈开没有认清当时决定广西战局的主要环节，因而不能正确选定打击对象和作战方向，并采取灵活的战法。

1859年7月，原石达开部将石镇吉率部由广东进入广西，8月围攻桂林未下，转移至宾州。稍后，石达开军二十余万人又进入广西，于10月中旬占领庆远城。湖南巡抚骆秉章立即抽调正在湖南休整的广西布政使刘长佑部湘军十八营八千人、萧启江部湘军九营四千五百人进入广西。尽避如此，湘军在数量上仍居于劣势，如果大成国起义军与太平军密切协同，联合作战，仍然有可能争取战场上的主动权。但由于彼此互争领导权，没有形成统一的革命力量，给湘军造成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当石镇吉部撤围桂林转移至宾州以后，刘长佑一面令蒋益澧再次率部对付贺县的陈金刚部起义军，保障湘军的翼侧安全；一面自率湘军主力趁江水未涨之时，于1859年12月发动了进攻柳州之战。面对湘军和团练共数万人的围攻，守卫柳州的数千起义军顽强抵抗，固守待援。陈开几次从浔州派水军北上援救，无奈水浅滩多，沿途又遭团练堵击，始终未能抵达柳州城下。1860年1月31日，湘军炸开东北城墙，攻入城内。起义军牺牲二千余人，损失战船二百余只，柳州再次失守。

1860年3月，刘长佑率部进攻柳城。陈开不是配合柳城守军侧击刘军，而是再次进攻柳州城。刘长佑率部及时回援，陈开率起义军与敌人苦战三十余日，虽然使湘军受到较大损失，但自己的有生力量也损失不少，不得不于4月中旬再次退守浔州。

这时，石镇吉部太平军已在百色一带被敌人消灭。石达开部太平军则由于不断分裂他走而大量减员，石达开不得不于5月底弃庆远，率余部偏处广西西南部的宾州、武缘（今武鸣）一带。在这种情况下，湘军、粤军便加紧了进攻浔州的准备。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刘长佑、蒋益澧等决定首先进攻据有贺县、怀集等县的陈金刚部和下郢一带的罗华观部。7月，贺县、怀集失守，陈金刚率万余人走开建（怀集西南），下苍梧。9月，湘军围攻下郢，罗、陈等部因得不到陈开部的配合，作战一再失利。11月，罗华观部退入浔州，陈金刚部南走广东信宜。在此期间，据有荔浦、永安（今蒙山）的张高友起义军向清军投诚。这样，陈开部起义军便成了孤军，而湘军却打通了桂林至梧州的水陆交通，与粤军联成一气，造成了进攻浔州的有利条件。

（二）秀京落入敌手

1861年2月，已升任两广总督的劳崇光与记名按察使蒋益澧、广东陆路提督昆寿等在广州策划进攻浔州的部署，决定裁撤所有不适于在浔江作战的红单船等（用以保卫梧州的四艘除外），另行添置扒船、巡船、舢板船等共一百三十只，以便对付起义军的水军。劳崇光等鉴于过去广东水师“在平南、藤县、德庆等处四次败绩，屡覆全军”的教训，认为“非大队陆勇与水军相辅，断难进兵”。①为此确定如下进攻部署：由总兵李扬升率水师溯浔江上驶，蒋益澧率湘军七千余人沿浔江两岸西进，作为进攻浔州的水陆主力；由候补道刘坤一率湘军一部从柳州出象州、武宣，由北而南，配合进攻浔州；由署郁林知州邹德淳和署左江道吴德征分别纠集团练，堵扼起义军南下和西走的道路；并令平南、桂平县的团练随时策应水陆各军，充当向导。此外，还命记名道刘式恕统率练勇数营、铜底大船四艘守卫梧州城，以防起义军偏师绕袭，并就近筹集军火粮饷。至4月上旬，清军进攻浔州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陈开在多次进攻失利后，也作了一些防御准备，如加紧铸炮造船，增调水陆两军加强平南和象州的防御，准备抗击来自梧州和柳州的清军。但因仓促从事，为时已晚。

4月17日开始，蒋益澧陆续派出部队夹江西行，为广东水师打通前进道路。至8月初，湘军攻占了藤县至平南的起义军所有据点，扎营平南城东。8月12日，起义军万余人主动袭击湘军营垒，激战数日，毙敌数百名。18日下午，起义军战船四百余只顺流而下，鼓角齐鸣，支援步兵作战。面对起义军的强大攻势，蒋益澧惊恐不安。他登高东望，从望远镜中看到水师快要赶到，便下令连夜移营后退，与水师靠拢。19日黎明，李扬升率全队水师驶抵平南城东二十里的丹竹，得悉起义军战船飞桨下驶，立即传令各船收缆下帆，准备迎战，并将巡船、扒船等九十余只排列北岸，舢板四十余只驶泊南岸，形成犄角之势。部署刚完，起义军大队战船即“结队而来，纵横满江，炮声震动山谷”①。李扬升命令各船一齐发炮。起义军水军毫不畏怯，继续顺流下冲，击伤广东水师战船二三十只，毙伤不少水勇。李扬升急忙调派部分扒船驶往南岸，实行两面环攻。战斗正酣，忽然东风大作，起义军战船处于逆风顺流、进退两难的不利地位。李扬升乘势令各船挂帆上驶，进行近战，抛掷火箭、火罐、火弹，毁起义军战船数十只。接着，起义军的火药船又被击中起火，顿时浓烟蔽江，起义军被火烧死和落水淹死者不计其数，有的凫水上岸，也大部被清军截杀。此次水战，起义军伤亡近万，战船大部被俘被毁，仅有少数逃脱。在水战的同时，支援水军作战的陆路起义军也遭到湘军和团练堵击，伤亡惨重。

丹竹一战，起义军水陆精锐大部丧失。败讯传出，浔州城内及其它各地起义军的士气大为沮丧。蒋益澧、李扬升率水陆两军乘胜直趋浔州，桂平县的团练数千人也闻风而动，直抵浔州城下。当时浔州城内虽有守军数千人，但军心涣散，已无坚守的决心，竟被团练攻破城门。起义军虽进行了巷战，但湘军大队人马已随后赶到，难于挽回败势。8月21日夜，陈开率部撤离浔州城，向贵县退却，准备投奔石达开，讵料这时石部已由贵县退至横州。9月2日夜，当陈开等泊舟于横州东北的大滩时，不幸被赖联桂等所率团练俘获，后被押回浔州城，英勇就义。至此，经营了六年多的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除贵县等少数据点外，已全被清军占领。

（三）起义军余部继续战斗

浔州陷落和陈开牺牲以后，一部分起义武装和李文彩的壮族起义军约三万人投奔石达开，不久即撤离广西；另有约四万人由隆柄公黄鼎凤统率，就地坚持斗争。

1861年9月，蒋益澧率部进攻贵县，黄全义开城投降。黄鼎凤则率领部众以覃塘为根据地，高举恢复大成国的旗号，坚决抗击湘军的进攻，并企图重占浔州。12月3日，黄部大败湘军于兰田村。1862年（同治元年），趁蒋益澧所部湘军调赴浙江之机，于6月重占贵县城，进而攻占了通向浔州的要隘蒙墟，前锋抵达距浔州城仅十余里的岭头铺。广西巡抚刘长佑因浔州告急，即将桂林的防务交给布政使张凯嵩办理，自率五营湘军奔赴浔州。6月15日，刘长佑部进攻岭头铺，起义军据险抵抗，打退了进攻之敌。8月，黄部退守贵县，分兵据守太墟、龙岩、登龙桥、覃塘、平天寨等据点。10月28日，当刘长佑进攻登龙桥时，黄鼎凤分兵两路，一路南攻陆村、横岭，牵制进攻之敌，一路北取大墟，威胁清军后路，保住了登龙桥据点。当月，清廷任命刘长佑为两广总督，张凯嵩为广西巡抚，刘坤一为布政使，并接替进攻起义军的前线指挥任务。1863年，张凯嵩又调七个营增援刘坤一（于5月下旬到达贵县）。刘坤一在援兵到达后，便分兵三路，对黄鼎凤部发起进攻。7月6日占桥墟，10日占登龙桥和贵县城，18日占龙岩，8月11日占覃塘，黄鼎凤率万余人退守最后一个据点小平天寨。

小平天寨石壁陡立，地势险要，起义军早在山顶修筑了三道围墙，安设大炮，并筑有碉堡等防御工事，凭险固守。1864年2月至4月，刘坤一部连续多次仰攻，都被起义军击退，部队伤亡惨重；又在大平天寨架炮轰击，未能奏效；施展招抚伎俩，也没有得逞。于是改用开挖长壕、长围久困之策。但刘坤一认为湘军一万数千人被长期牵制在那里，劳师糜饷，终非善策。后来发现
后山尚可攀缘而上，便派兵一部于5月24日深夜悄悄爬上后山，埋伏于碉堡附近。25日凌晨发起攻击，伏兵将火罐、火弹纷纷投进起义军的碉堡。起义军遭到突然袭击，不知所措，纷纷弃堡入寨。26日，刘坤一组织湘军分四路发起总攻。黄鼎凤在危急情况下，竟于28日和军师周竹歧自投刘坤一军营，希图保全起义军的生命。5月30日，湘军攻破小平天寨，起义军被俘、被杀近千人，逃出者亦大部被俘。黄鼎凤等起义军首领后被刘坤一杀害。

至此，在广西坚持了十年之久的大成国起义武装全部失败。不隶属于大成国的起义武装也相继败亡：转战湘、粤、桂的陈金刚部于1863年9月在广东失败；活动在广西太平府的吴凌云余部于1865年由广西退入越南；其他较小的起义武装，有的降敌，有的溃散。轰轰烈烈的两广天地会起义战争又一次遭到清军的残酷镇压。

六、起义的历史意义与失败原因

（一）起义的历史意义

这次起义战争，是历次天地会起义战争中规模最大、给清政府的打击最沉重的一次，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起义武装在广东一度攻占了四十余座府、州、县城，几占全省之半；在广西控制了梧州、浔州、平乐、庆远、柳州、南宁、思恩七府的三十多个府、州、县城。起义军所到之处，都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了地主阶级和当地的反动统治。特别是被清政府视为南方可靠后方和粮饷主要供应地的广东，自从起义武装控制了两广的许多地区和水陆要隘，阻塞了通往省城的交通以后，严重影响了厘金和各种捐税的收入，而军费开支却急剧增加，因而出现了饷银匮乏的困难局面，不得不请求清政府从山西、陕西、四川等省调拨饷银，协济两广军队。在军事方面，起义武装不仅牵制了两广地区的一万余名清军（不包括临时招募的兵勇）和千余只战船，还牵制了从福建、湖南等省调来的清军二万余人。根据两广地方当局大大缩小了的数字统计，起义军毙、伤、俘清军最少在万人以上，击沉、击毁和缴获战船五六百只。这就在实际上支援了太平天国和其它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战争。

（二）起义失败的原因

这次起义战争终于失败，从军事方面讲，主要有以下原因：1.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基本上各自为战，互不协同

作为秘密会党的天地会，向来具有山堂分立，互不统属的弱点，这次起义后，又吸收了大量无业游民和流氓无产者，使这一弱点更加突出起来。在反清作战中，各股起义武装之间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时合时分，分多于合。每遇敌人进攻，往往彼此观望，缺少主动配合。如围攻广州之战时，虽有“以陈开为盟主，远近听其号令”之说，实际上既无统一的指挥，又无统一的作战行动。李文茂、陈显良等部在省城的东、北部与清军激战近四个月，而佛山的陈开与省河以南的林洸隆等所率部队，都没有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和牵制清军，使其得以集中兵力，先北后南，将起义军各个击破。进入广西浔州以后，虽然封了五王，陈开坐镇秀京，实际上各王并不完全听从陈开的号令。李文茂攻下柳州后，未经陈开同意，就自行封官设吏，开炉铸钱；柳州失守以后，不向浔州退却，而拉着队伍远走贵州。梁昌、区润在南宁失守以后，也不向浔州退却，擅自跑到广东的灵山。这些情况说明了领导集团之间的不统一，没有全局观念。至于当地的起义武装，有的虽然接受了大成国的封号，实际上只是松散的联盟关系，并不能由陈开实行统一的领导和指挥，更谈不上主动配合作战，这就给敌人提供了各个击败的机会。

2.只顾进攻，不顾防御

起义军勇于向清军进攻的精神是可贵的。但任何军队不能只顾进攻，不顾防御和退却。尤其是处在敌人战略包围的情况下，不能不十分注意防御问题。只有审时度势，在主客观条件有利于进攻时，不失时机地进攻；不利时，则毫不犹豫地转入防御，才能争取主动，避免被动。起义军围攻广州城是明显的错误，但能适时向统治力量薄弱的广西转移，使战略的退却和进攻结合起来，则是明智之举。进入广西之后，趁该省清军力薄饷绌之际，及时实行进攻作战，很快发展了革命力量，也是正确的。但是，当全国起义高潮开始低落，湘军进入广西，粤军厚集兵力准备进攻梧州，梁昌、区润所部从南宁退避广东，形势开始发生了不利于起义军的变化时，陈开、李文茂没有及时准备防御作战，仍然冒险进攻桂林，无疑是很大的失策。结果，苏桥作战失利后，很快陷入被动不利的局面，李文茂由轻敌变成了畏敌，由冒险进攻变成了退却逃跑，使大成国起义军的力量受到重大削弱。陈开在南宁、柳州、梧州相继失守，敌情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进行防御作战的准备，而是继续进攻柳州、梧州，打了许多消耗战，最后在湘、粤、桂军联合进攻下，丧失了还手的能力，不得不慌忙从浔州撤退。还应指出，大成国起义军在进攻作战时，偏重于攻取爱、州、县城，不重视通过机动作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也是指挥水平不高的表现。起义军进入广西后，曾四次予广东水师以歼灭性的打击；在攻取浔州、柳州、梧州等城时，水陆配合，严密包围，主动打击援兵，取得了夺取坚城，一次歼敌数百人至千余人的胜利。但是，后来在柳州、梧州方向，与湘军、粤军作战中，打了不少失多于得的消耗战。在广州外围作战时，李文茂曾运用伏击战术，取得了两次歼灭清军数百人的胜利。但到广西以后，这种战术几乎弃置不用了，以致丧失了不少歼敌良机，影响了战场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起义军的方向转化。

3.只注意根据地的扩大，不注意根据地的巩固

陈开、李文茂在广西最富庶的腹心地区建立根据地，使起义军既能解决粮食问题，又能利用江河纵横的地理条件，充分发挥水军的威力，对于坚持起义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与另一些长期流动作战，忽视建立根据地的天地会起义武装比较起来，是颇为高明的一着。但是，陈开等只注意扩大根据地，而不注意巩固。如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配合起义军打击、瓦解为虎作伥的团练武装，以致团练在根据地内仍然广泛存在，连秀京所在地的桂平县也不例外；没有在根据地的主要城市、水陆交通要冲和重要山寨构筑必要的防御工事，屯积粮食和武器弹药，做好防御作战的准备。由于忽视了这些工作，所以根据地的面积虽然不小，但很不巩固，当清军向根据地进攻时，不能更好地发挥战略基地的作用。

4.偏重于扩大部队，忽视巩固提高

大成国起义军最多时众达数十万，数量是相当可观的。但就整个部队来说，由于组织松散，缺乏正规的编制和集中统一的领导，缺乏严格的训练，尤其是缺乏有勇有谋的军事将领，因而部队的战斗力不能很快提高，步军尤弱于水军。起义军不仅在与战斗力较强的湘军作战中很少取胜，就是在与战斗力很差的广东绿营兵作战中，也多次打了败仗。尤为突出的是，驻守南宁的梁昌、区润的数万部队竟败于数千团练手中；陈开派出的解柳州之围的援军也因遭团练阻击而无法接近柳州。这说明起义军的战斗力和顽强精神，还是不够的。此外，在部队的巩固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弱点。某些起义领袖如梁昌、区润因个人利害矛盾，发生了内讧。某些起义领袖如黄全义、陈戊养等在革命处于低潮时，竟率部投降清军。只注意扩大部队，不注意巩固提高部队，是不少农民起义武装的共同弱点，山堂林立、成份复杂的天地会起义武装，在这方面显得更为突出。这不仅不能使部队从不断战斗中得到提高和加强，而且成为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双方作战方针和部署

在法国侵略者强迫越南封建王朝签订第一次《顺化条约》之后，清政府对法国武装侵略的态度虽已转趋强硬，但统治集团内部在作战方针上存在很大分歧。主战派鉴于黑旗军屡创法军，越南义军也在北圻红河三角洲地区纷纷响应，而法军增援部队又未赶到，极力主张采取饱势。兵部尚书彭玉麟建议由广西、云南“各派骁将，率领精兵数千，督同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疾捣顺化河暨西贡敌营，覆其巢穴”①。内阁学士周德润等建议迅速调回在德国定购的两艘新式军舰，会同广东水师，“突入越洋，直泊海防，封住海口”，然后以滇桂之师，由北宁、山西会攻河内。②清朝最高统治者排斥了上述主动进攻的主张，决定采取保守求和的方针，即：在越南，“保守北圻，力固滇粤门户”③；在中国，扼守沿海各海口与长江沿江一带。总的指导思想是希图“久与相持”，使敌“情见势绌，自愿转圜”。④其实质依然是以军事上的防守达到政治上求和的目的。基于上述方针，作了如下部署：北圻方面——以北宁为重点，山西为犄角，分别命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驰赴前敌，督率各营，严密防守，以固门户。鉴于“保全北圻，总以克复河内为要著”，决定“激励刘永福整顿队伍，联络越南义兵，相机进取，力图恢复”。⑤

沿海方面——鉴于广东当南洋首冲，天津为畿辅重地，确定以天津、广东为重点，在沿海各省海口择要布置，以防法国海军袭扰；同时，命令长江中下游各省察看沿江形势，分布扼守，防敌兵船沿江内犯。

法国用兵北圻，其目的在于变整个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然后以之为基地，进窥中国。在清政府发出法军不得侵及北圻清军驻地的照会之后，以茹费理为首的法国内阁便决计用武力攻取山西、兴化、北宁等地，驱逐黑旗军及中国驻越军队，完全占领北圻。

山西、北宁互为犄角，瞰制河内。清军欲取河内而保北圻，非守此两地不可；法军欲保河内而取北圻，亦非夺此两地不可。因此，山西、北宁实为中法两军必争之地。法军鉴于当时山西主要由黑旗军驻守，若先攻北宁，须渡红河、新河（今急流河），且后路空虚，黑旗军随时有可能从山西直捣河内，届时难以回救；若先取山西，驻守北宁的清军不一定渡河策应。因此，决定采取先攻山西，后取北宁的方针。

1883年10月25日，法国以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在北圻的海陆军队。在待援过程中，法军在河内、海防、海陽、嘉林、丹凤等地不断增筑炮台，加强防御，同时，加宽河内至丹凤的道路，以便向山西发动进攻。12月初，北圻法军已增至九千余人，大部分集中于河内地区，作战准备基本就绪。

在法军即将大举进攻之际，负责北圻东线防务的广西巡抚徐延旭托病滞留谅山，所部桂军计三十余营，主要集结于北宁及其附近地区，由广西提督黄桂兰、道员赵沃担任前线指挥①。

负责西线指挥的岑毓英虽奉命力保山西②，但尚未起程；革职留任的云南巡抚唐炯也远在云南边境。驻守山西的部队只有黑旗军三千人，以及12月初才赶到的滇军三个营、桂军两个营，共计五千人左右。

二、山西保卫战（参见附图十四）1883年12月11日，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按照其先攻山西、再取北宁的作战方针，率军六千人，分成水陆两队，由河内向山西进发。法军企图先夺取山西城东北的扶沙要塞及城北的堤岸阵地，再从右翼迂回城西，切断山西与兴化的联系，一举攻占山西。其部署是：第一队，以大炮舰三艘、小炮舰十余艘和民船数十只，载兵三千三百余人，溯红河西上；第二队二千六百余人，由陆路进至丹凤后，渡喝江，沿红河南岸向山西推进。陆路随行的还有大量胁从的民夫，以及五百辆弹药车。

山西位于红河南岸，是控制红河中上游的战略要地。城周长约二十里，有砖石内城和土质外城。黑旗军进驻山西后，进一步加强了这里的城防工事，并在红河上设置竹筏阻塞河面，沿河岸修筑炮台，北门至河堤相距五里，筑栅五重。刘永福鉴于山西的存亡关系重大，而协助防守的滇、桂军队为数既少，斗志又不高，因而决心发扬黑旗军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依托城垣及外围工事粉碎敌人的进攻，并以确保河堤和城北市区为防御重点。在得知河内法军倾巢出动的情报后，刘永福和唐景崧（清政府派至黑旗军的官吏——吏部主事）立即巡视阵地，激励将士，准备痛击来犯之敌；同时，函请北宁清军会同越南义军乘隙进取河内，或于新河、嘉林方向佯动，牵制敌人。

山西守军五千人的防御部署是：黑旗军六个营加桂军一个营扼守城北河堤；黑旗军五个营扼守城东；黑旗军、桂军各一营扼守城南；滇军三个营扼守城西。此外，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炎等率领的越军约二千人，驻扎于南门外村落中。

12月14日上午9时左右，法军发起攻击，以舰炮和哈齐开斯机槍掩护其步兵展开，并摧毁了扶沙要塞。防守堤岸的黑旗军奋起还击，竭力迟滞敌军的行动。与此同时，刘永福命令东门外的黑旗军五个营利用地形秘密地向敌人侧后机动，以便配合堤岸守军夹击敌人。约中午12时许，迂回敌后的黑旗军突然出现于陆路法军及水路舰队之间，从翼侧攻击向西运动之敌，法舰炮火无法发挥威力。孤拔见情况危急，立即命令法军转入防御，并集中所有炮火还击黑旗军。在敌人密集炮火和机槍的阻击下，黑旗军迂回部队伤亡较大，被迫撤退。下午4时，法军重新发起攻击，城北黑旗军顽强抵抗，战斗非常激烈。当法军迫近城北堤岸时，黑旗军从工事中一跃而出，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经过一小时激战，法军以死伤士兵二百人、军官二十二人的代价，夺取了河堤阵地。

15日凌晨1时，守军一部乘夜接近河堤，突然发起反击，冀图夺回河堤阵地。由于当晚月明如昼，加上法军拚死抵抗，偷袭未获成功，但毙伤不少敌军，并生俘非洲兵二十名、法海军陆故队兵士五名。刘永福、唐景崧知沿河阵地难保，便将守军撤至外城，分段固守。当日上午，双方调整部署，法军不停地进行炮击。下午，孤拔以主力向西机动，企图夺取扶里炮台，从西门攻入城内。刘永福判明情况后，亲率黑旗军主力增援西门，并加强防御工事。

16日拂晓，法军猛攻北门和扶里炮台。北门守军沉着应战，连续向城下投掷火药包，阻止了敌人的前进。防守扶里炮台的滇军也奋起还击，但终因炮台设施陈旧，被敌突破，撤入外城，以致敌人得以进逼西门城垣。当日上午，法军炮兵配合舰炮以猛烈炮火将西门城楼轰塌，并摧毁全部防御工事。守军伤亡较大。下午，法军由西门突入城内，守军依托市区建筑物顽强阻击，激战至夜。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黑旗军和清军乘夜从南门和东门撤出山西城，经不拔县向兴化集中。城南村落中的越军随即溃散。

侵略军入城之后，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据英国记者披露：法军“把所遇见的男人、女人、小孩——一切生物，全都杀死”①。《泰晤士报》记者于次年2月前往山西采访时，目睹那里的炮台及滨河之村落，“悉被法人焚毁”，城北大村“屋宇虽存，惟寂其无人，只觉鸟鸣于屋巅而已”。②

山西虽然失陷了，但守军在伤亡逾千和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浴血奋战，毙伤法军近千人，给了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黑旗军，在刘永福“纵敌人我重地，始能痛歼”③的思想指导下，敢于以劣势装备和优势装备的敌人拼杀，顽强抗击。在指挥上，刘永福能根据法军水陆并进的特点，着重加强河堤及城北城东的防御，并善于抓住战机，适时地对突入之敌实施反击。当法军集中注意力攻击城北河堤守军之际，果断地集中所有可能机动的兵力，迅速隐蔽地迂回敌后，插入进攻之敌及法军舰队之间，给敌人以突如其来的打击。对此，法军中的外国随军记者也佩服地说：“他们的迂回动作是聪明地设计出来的：华军就在法军及舰队之间，所以舰队不敢开炮……”④这次反击，虽然未能奏效，但刘永福在掌握反击时机、选择反击方向、适时机动兵力等方面，表现出了他的指挥才能。

山西作战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驻守北宁的桂军无所作为。他们临战观望，既不增援山西，又不乘隙向河内方向出击，给敌军以必要的牵制，致使法军得以集中兵力西上，而山西守军则得不到友军支援，陷入孤军作战。同时，由于云南巡抚唐炯消极避战①，以致滇军主力推进迟缓。直至战斗前夕，才有少量部队进至山西、兴化，起不到支援山西守军作战的作用。此外，刘永福等在作战指导上也有不当之处。如面对优势敌人的进攻，未能利用有利地形，伏击、袭击敌人于运动之中。单纯采取碧守城池的战法，自难抵挡住拥有强大炮火之敌的强攻。

山西保卫战是清廷被迫应战后的首次作战。首战失利，丢掉了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要地，不但失去了对河内法军的威胁，而且使东西两线的联系增加困难，给尔后的北圻作战造成很不利的影响。

法军占领山西的消息传到巴黎，法国反动当局兴高采烈，得意忘形，大叫什么“色当被山西掩蔽了”，企图以侵占山西掩盖和粉饰其在普法战争中色当大败的羞辱。

三、北宁等地的失陷（参见附图十四）山西失守后，清廷命广西巡抚徐延旭严守北宁，令云贵总督岑毓英迅即出关，加强兴化方面的防御，并令两广总督张树声“选派得力将领，统带劲旅，驰赴镇南关（今友谊关），以实后路”②。

1884年2月22日，岑毓英进抵兴化前线。这时，黑旗军经过休整补充，编为十二个营，共计四千余人。滇军调至兴化、临洮、端雄、宣光一线的兵力已逐次增至二十余营，约一万人①。鉴于东线军情紧急，岑毓英遣唐景崧偕同刘永福率领全部黑旗军赶赴北宁。当时，岑毓英被指定为北圻东西两线军事总指挥，但他以两线阻隔，不便指挥为由，不愿挑此重担，以致东西两线军队始终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

负责东线作战指挥的徐延旭，是一个贪生怕死而又体羸多病的投降派。他拥兵五十余营，二万余人②，却不亲临前线积极部署作战。他一面向清廷吹嘘“北宁守御，固可无虞”③，一面借故留在谅山，将前线指挥权仍委诸左右两路统领黄桂兰和赵沃。黄桂兰虽为淮军“宿将”，但有勇无谋；赵沃则文弱书生，不懂军事。二人又彼此不和，对战守之策，并无通盘谋划，只注意沿北宁至河内的大道布阵设防，正面防守，不注意翼侧的掩护。

法军在攻占山西之后，由于伤亡较重，后方又不时受到越南义军的袭扰，无力继续发展进攻，只能固守山西、河内一线，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

1884年2月，由法国陆军部派来的一个步兵旅和两队炮兵、一队工兵到达北圻，使远征军总数达到一万八千余人，炮舰二十余艘。根据法国政府指令，新到的米乐将军于2月12日接替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孤拔重返舰队，指挥海上作战（后被任命为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升为中将）。米乐接任后，将法军分为两个旅，分别由副总司令波里也和尼格里二将军指挥，又以莫列波约统率北圻江防舰队。米乐按照原定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驻守山西，牵制兴化方面的清军；主力集中于河内、海陽两处，以便大举进攻北宁。

北宁西接山西，东临海陽，南拒河内，北蔽谅山，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驻越清军全力经营的军事重镇。它的得失，对北圻全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1884年3月7日下午，法军开始行动。米乐、波里也率第一旅由河内出发，于当夜渡过红河，扬言由嘉林波新河沿大道向北宁前进。实际上，米乐决定避开清军设防坚固的正面，从翼侧进攻北宁。

3月8日晨，法军从两个方向同时进军：尼格里率第二旅从海陽出发，乘船沿太平江北上；米乐、波里也则以一部兵力佯攻新河，主力沿新河南岸向东疾进。水陆两路各六千人左右。同日上午，法军第二旅主力在舰炮掩护下，由扶朗两侧登陆，围攻驻守该处的四营清军。当地天主教民也四出响应，为虎作伥。守军凭借炮台工事抵抗，并派人赴北宁乞援。黄桂兰派出的三营清军于半路得悉扶朗已失，折回北宁。扼守扶朗的清军向西退至桂陽时，黑旗军一部赶到，与之并力堵截法军，使其前进受阻。黄桂兰调扼守三江口一带的党敏宜所部八营回防北宁；党敏宣避战自保，拒不执行命令。

3月11日，法军第一旅在北宁东南方向渡过新河，与第二旅会合，准备次日从北、东、南三面会攻北宁。

3月12日，法军第二旅一部在舰炮火力支援下，向桂陽、春水等地进攻；第一旅迅速向西机动，从北宁南面发起攻击；第二旅另一部由水路绕至城北，企图夺占涌球（今答求，北宁东北四公里），切断清军后路。涌球对北宁的防御有重要作用。据当时随军者记述：该处“有河宽十丈，深八尺，轮船可至河边。有土山两座，商民无不言，敌若据此山，将开花炮近指入城，点滴不差，昼夜不绝，则城断难守”①。可是，黄桂兰只派陈朝纲两营守涌球，直至3月11日，才调黑旗军千人加强该处防御，并挖地营（有被覆的野战掩体）十座。但是，第二天早晨黄又突然变计，将黑旗军调离涌球。就在这天下午，法军第二旅轻取涌球，“曳炮阜顶，俯击北宁城。弹三落，城市哗奔，越官张登憻等开城遁”②。正在城外督战的黄桂兰、赵沃见情况紧急，竟放弃指挥，分别向谅江、太原方向逃跑，清军顿时全线溃散。黑旗军及少数清军试图抵抗，因大势已去，不得不撤往太原。黑旗军不久又从太原返回兴化。

3月15日起，法军分路追击清军。至19日，谅江、郎甲（今盖夫）、太原相继失守。东线清军被迫退至山区，大部溃散①，余部集结于谅山、镇南关一带。

4月初，法军为转移兵力夺取兴化，主动放弃太原，仅以少数兵力在郎甲一带筑垒防守，主力经河内向山西集中。岑毓英闻风丧胆，随即将滇军主力后撤至保胜、河口一带，于是，兴化、临洮、宣光一线不久就被法军占据。至此，法国侵略军达到了占领红河三角洲全部重要城市的战略目的。

北宁作战，是双方在第一阶段中的主力决战。清军东路主力二万余人，全聚于此，为数不为不多，经营防备，不为不久。其所以一触即溃，主要是由于清廷墨守其消极应付的战争指导造成的。山西失陷后，清廷仍只是要求前敌将领“严饬各军，力保完善之地，毋使再行深入”②，以致在山西战后至北宁作战前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东线清军竟无所作为，坐待法军增兵进攻，各个击破。其次，作为东线指挥官的徐延旭，“平日既无调度之方，临事复无应变之策”③，前线指挥一概由彼此不和的黄桂兰、赵沃二人负责，以致北宁失陷前一日，对于前线紧急情形一无所知，失后两日，仍未得信。为此，清廷责备他“于前敌军情，形同聋聩，殊堪痛恨”④。以如此昏庸之辈指挥一个方向的作战，要想取得胜利当然是不可能的。此外，桂军临战扩兵，缺乏训练，纪律涣散，也是北宁失守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延旭筹办广西边防以来，广西防军由原来的十余营增至五十余营；但求多而不求精，以致粮饷不敷，兵无斗志，且未经训练，不习火器。尤有甚者，将弁贪污腐化，毫无纪律，“此次法人进攻北宁，不过遥遥相击，并未逼攻城池，该军弁勇有室家者居半，吸食洋烟者居半，闻警先携妇女逃走，致使军械饷银概以资敌”①。

四、《中法简明条约》的签订

山西、北宁之战以后，清廷下令将徐延旭、唐炯等人革职查办，党敏宣等军前正法，以署湖南巡抚潘鼎新为广西巡抚，以贵州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以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署理广西提督，并命原广西提督冯子材速赴前敌，接替黄桂兰统率关外各营。西太后还乘机把战败的责任推到和她有矛盾的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诉身上，更换全部军机大臣，命礼亲王世铎管理军机处，并让她的妹夫、光绪帝（载湉，谥德宗）的生父醇亲王“会同商办军机处要政”，又任命贝勒奕（后封为庆亲王）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但是，清廷关于中央和前线人事方面的变动，仅仅是为了掩饰败绩，丝毫不意味抗战决心的加强；相反，前线的军事失败，给了主和派以可乘之机，李鸿章等又加紧进行妥协求和活动了。为迎合法国侵略者的意图，李鸿章通过总理衙门，任命淮系的李凤苞接替湘系的曾纪泽（主战派）为驻法公使，以便为和谈铺平道路。法国也希望有一段休整时间，因而趁北圻取胜的有利形势，一面扬言进攻广州，一面加紧向清廷诱和。

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二）中国将驻北圻的军队调回边界，并对越法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条约一概不加过问；（三）法国不索赌款，但商品可从云南、广西输入中国内地；（四）法国答应在与越南订约时，决不出现有损中国体面的字样；（五）三个月后，双方各派全权大臣，照以上各节，制定详细条款。6月6日，法国又强迫越南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以确定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中法简明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法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

一、北京政府的平乱决策及川滇

两军的作战部署

正当西藏亲英分子驱赶驻藏川军之际，川边地区的藏族上层分子，由于赵尔丰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危及他们的统治，加之受西藏亲英分子的指使①，于1912年5月也发动了叛乱，并得到西藏叛乱武装的直接支持。两月之内，川边地区的不少州县先后落入当地和西藏的叛乱武装之手。巴塘、昌都被围，乍丫（今西藏察雅东）、江卡（今西藏芒康东）、乡城、稻城、理塘相继失陷，河口（今四川雅江）岌岌可危，川藏交通因之断绝。滇、川两督屡请北京政府出兵西征。全国各族人民一致谴责英国勾结西藏亲英分子分裂中国的罪行，猛烈抨击北京政府的对外妥协政策。在舆论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于1912年6月14日正式电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川军入藏平乱，令云南都督蔡锷派滇军入藏增援；同时，通告英国驻华公使，声明“此次川军入藏全为平乱，至希英国严守局外中立”①。

尹昌衡接电后，迅速作了西征的准备。其作战计划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取南北两路“首尾夹攻”的方针，首先控制川边重镇理塘和进藏咽喉要地昌都，而后分别南下，夺取稻城、乡城、乍丫、江卡等地，以巩固川边地区。第二阶段：从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以西的十余营边军中，选拔“有志之精兵”数百名为前锋，其余各军继后，乘胜直趋拉萨。同时派得力喇嘛前往拉萨劝说达赖脱离英国的羁绊，维护祖国的统一。

蔡锷接令后，命滇军参谋厅总长殷承为西征军司令，率队进发。蔡锷考虑到川滇两军如先会师巴塘，再行进藏，不仅粮秣难继，而且可能扩大由辛亥革命以来所引起的川滇两军之间的矛盾，因此主张滇军经维西及西藏东南地区直趋拉藏。这样，既可缩短路程，又可形成军事上的有利态势，使“滇犄其南，川捣其东，首尾策应，形势都归掌握”②。北京政府不同意蔡锷的主张，而令滇军取道中甸北上，先支援巴塘，以固滇边门户。

二、击退藏军向川边的首次进攻

1912年初秋，川滇两军按既定计划分路开进。

7月上旬，尹昌衡率川军从成都出发。原计划出兵八个团，因“器械不备，师皆未练，饷亦无储”①，遂先以朱森林团为先锋，尹自率三个营为本队，总兵力约三千人（一说五千人），兼程西进。其部署是：朱森林率所部两个营及先遣队陈步三一个营为南路，由打箭炉直趋理塘；副官刘瑞麟率蒯书礼营为北路，经甘孜进援昌都；本队三个营驻雅安，相机应援。朱森林以南路藏军势大，设防坚固，力请集中兵力于南路，尹昌衡未允。朱部至打箭炉后，以军孤势单，迟疑不敢前进。尹

昌衡遂亲赴打箭炉进行动员，指出：今川边部队尽被围困，损失甚重，急需支援，只要川军进展神速，出藏军之不意，兵力虽少，必能起到救援作用。经过动员后，川军遂分两路并进。

8月，被尹昌衡破格提升为北路督队官的刘瑞麟，率蒯书礼营由打箭炉出发，日行百余里，往攻道坞（今四川道孚）。沿途扬言尹都督率师十万亲征，即将到达。藏军闻讯，不战而溃，道坞、瞻对（今四川新龙）之围遂解。刘瑞麟便令边军牛运隆部守道坞，刘筱廷部守瞻对；令杜培基、刘赞廷率部从间道驰援巴塘；自率所部及顾复庆、时传文、朱宪文等营往援昌都。当时，驻守巴塘的顾占文部四五百人，已被围三月有余，

粮弹将尽，水源断绝，处境十分危急。援军到后，内外夹击，迅速解围。刘瑞麟率部突然逼近昌都时，藏军不战而逃，防守昌都的彭日升立即率全部三百人出城追击，缴获辎重无算，并俘藏军首领呼图克图①。与此同时，朱森林率南路各营亦顺利完成了既定任务。其先锋部队两个营，先在河口击败藏军，又于8月12、14两日收复了麻盖宗、剪子湾、西俄洛三要隘，继而向理塘进逼。围攻理塘之藏军闻风溃逃。至是，川军西进未及三月，即以破竹之

势收复了理塘、巴塘、昌都诸要地。于是，尹昌衡令顾占文部守巴塘，刘瑞麟部守昌都，分援乍丫、江卡、盐井等地；令营长邹衍贵肃清河口一带残存藏军。

在川军进军川边之际，滇省西征军司令殷承率新军一混成协、防军十九营，从滇西北取道盐井支援巴塘。8月15日，前卫司令李学诗率部进至溜筒江附近。该地藏军依险据守。经李部奋力攻击，藏军退守隔江之墨里村，并斫断江上溜索，以阻滇军前进。李学诗派人另架溜索，命防军、土军各四个排溜渡过江，迂回墨里村。藏军又将村外木桥砍断，据险死守。16日，滇军发起猛攻，于下午3时将该村攻占。

8月19日，殷承率部抵丽江，随即作了如下部署：以郑开文为左纵队长，率步兵四大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槍兵各一小队①及李学诗的西防国民军，取维西大道直趋盐井；以姜梅龄为右纵队长，率步兵三中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槍兵各一小队及杨汝盛的西防国民军，取中甸大道直趋乡城；司令部及其余各队暂驻丽江，相机进止。

滇军经充分准备后，于8月26日夜突袭侵占盐井之藏军。经激烈战斗，将藏军击溃，并俘其指挥官鲁宗甲约，遂克盐井。

当滇军向川边进军时，怀有军阀割据思想的尹昌衡竟发电阻止，声称“川军围攻理塘，不日可下，滇军无须由维（西）援巴（塘），请由原议，直抵拉萨”②。滇军收复盐井后，尹再次电阻，并令顾占文部向盐井一带开进。蔡锷则连电北京政府，以速克巴塘、理塘，“早日规复西藏”为由，要求继续向川边进军。川、滇两军互相攻讦，矛盾加深。后尹昌衡以“若滇军兼进，酿成（英国）交涉，则咎不在川”①为辞，要挟中央。北京政府恐“两军逼处，别生枝节”，遂于9月致电蔡锷，令滇军酌留陆军一大队及防军一、二营，专顾滇省门户，余悉撤回。滇军的平乱作战至此遂告结束。

当川军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基本完成后，尹昌衡认为：“控边制藏，非同时并举，无以全领土、维国权”②。根据这一方针，他对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作了如下部署：命邹衍贵营驻打箭炉、河口，保护川军的后方供应线；命朱森林团为南路，驻巴塘、理塘，相机进攻稻城、乡城；命团长向树荣率所部两个营及陈步三营为北路，进攻甘孜、登科（今四川邓柯）；从朱、向两团中各抽一营驻昌都，作为机动部队；以打箭炉为大本营，随时策应南北两路。不久，南北两路部队连战皆捷，惟乡城久攻不下。之后，尹昌衡任命黄煦昌为司令，由他指挥集中于昌都一带的川边部队，命张茂林为前锋，率部进据江达，待命入藏。

三、英国胁迫北京政府停止向西藏进军

西征军在川边作战中取得重大胜利，引起了英帝国主义和西藏亲英分子的极度恐慌。为了制止川军入藏平乱，英国于1912年8月17日令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干涉，以“不承认中华民国，并以实力助藏‘独立'”①相威胁。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正急欲获得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遂屈从于英国的威胁，于9月下旬一再电令川军停止入藏，以江达为界，“先行肃清川边，万勿越境深入，致启外衅”①，从而丧失了进军西藏的良机。

四、击退藏军向川边的第二次进攻

1912年底至1913年初，藏军经波密窜至川边，再次向川军发动进攻。乍丫、江卡、盐井等地首当其冲。川军陈桂亭营败退巴塘，舒云山营被围于南墩（盐井东北约四十公里）。巴塘守军粮食已绝，正欲撤退。尹昌衡急令嵇廉率部驰援，才守住巴塘。不久，黄煦昌率部至乍丫，与顾占文部夹击东犯之藏军。激战十余次，将其击退，乍丫、江卡、南墩之围遂解。藏军战败后，在嘉裕桥（今西藏洛隆东北之嘉玉桥）以西密布碉卡，驻扎重兵，进行防御，并派人四出煽动藏民，准备伺机再行进攻。尹昌衡根据北京政府提出的“步步稳进，以期慎固封城”②的方针：令刘瑞麟部守昌都，西遏藏军，南控江卡；顾占文部守巴塘，南防盐井，东控乡城、稻城；朱森林部守理塘，西援顾军，南防稻坝；刘筱廷部驻甘孜，镇守北路。以上各部，有事互相救援，无事坚守不动。另由嵇廉率兵六百于乡城一带游动，以牵制该地藏军。

1913年初春，藏军连续向嘉裕桥、江卡发动进攻，均被川军击败，遂退守烟袋塘（乍丫西），并继续增兵。刘瑞麟见藏军势众，遂调昌都彭日升、时传文两营由西北方向，傅青云、牛运隆两营由乍丫方向，对烟袋塘藏军实行夹攻。2月28日，傅、牛两营首先发动进攻，将凭借碉房、哨卡顽抗的藏军击退。3月3日，彭、时两营进至距烟袋塘十余里处，发现藏军据守山顶，碉卡密布，难以从正面进攻，遂派数十人绕至山后，实行偷袭。藏军猝不及防，惊惶逃窜。彭、时率部追击，与傅、牛两营会师，将烟袋塘之藏军击溃。上万藏军纷纷西撤。至此，藏军的第二次进攻又被粉碎。

一、云南武装讨袁的酝酿和发动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和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历史上屡受英法殖民者的侵凌，是爱国运动发展较早并受辛亥革命影响较深的省份之一。“二次革命”失败后，东南各省相继为袁世凯的势力所占据，唯有西南之云南、贵州、广西等少数省份，尚未被袁全面控制，在军政界仍保留着较多的革命力量，尤其在滇军中保留着一批拥护民主共和的中下级军官，因而有较好的群众基矗

当袁世凯的走卒紧锣密鼓，为复辟帝制大造舆论的时候，就引起滇军中一些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中下级军官如罗佩金、赵又新、邓泰中、杨蓁、黄毓成、董鸿勋等的强烈义愤。他们秘密商议，坚决反对帝制。1915年8月，与孙中山关系密切的革命党人吕志伊等也积极活动，鼓动讨袁。云南将军唐继尧①开始时态度暖昧，意存观望，后来受到广大中下级军官的敦促和梁启超、蔡锷的鼓动，反对帝制的态度日趋明朗。袁世凯的御用工具“筹安会”成立后，云南的部分中高级军官多次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对待帝制的态度和对策。在1915年9月11日召开的团以上军官秘密会议上，一致赞同反对帝制。并议决下列三事：积极提倡部下爱国精神；整理武装，准备作战；严守秘密。在10月7日的会议上，鉴于袁世凯实行帝制日益明显，遂商讨了起义的时机问题。当时决定，在中部各省中有一省响应、黔桂川三省中有一省响应、海外华侨或民党接济饷糈，这三个条件中具备一个条件时，即举行起义。如以上三个条件均不具备，则云南为争国民人格计，亦孤注一掷，宣告独立。会后，派李宗黄、刘云峰、赵伸等前往江苏、广西、四川、湖南诸省联络讨袁。在11月3日的会议上，推举罗佩金拟制作战计划，同时确定了扩充军队、筹备军械的办法。扩充军队的办法为召集退伍士兵和闲散军官，编练警卫两团，招添讲武堂学员，添练新兵，补充各团营缺额。筹备军械的办法，除派人赴日本购买万余槍支外，组织人力修配库存槍械；令兵工厂赶造槍炮子弹；令各县将所存之快槍全部集中到省，修配备用。除以上两项外，还决定设立筹饷总局，负责办理筹饷事宜。

此外，为控制入川要道，还确定由邓泰中、杨蓁率两支队伍，以“剿匪”为名，于12月提前向川边进发。至此，云南的讨袁战争，已经作好了初步准备。

12月19日，蔡锷秘密地由北京取道日本、香港，经越南抵达昆明。先期从国外秘密抵达昆明者，还有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革命党人。这样，无论是进步党、中华革命党，还是欧事研究会、西南地方实力派，都有代表汇集云南，形成了反袁统一阵线。特别是蔡锷、李烈钧等人抵滇，对于加强武装讨袁的领导力量和加速护国战争的发动，起了重要作用。

蔡锷向唐继尧介绍了全国日益发展的反袁形势及袁世凯政权的内部矛盾，更加增强了唐继尧等人的讨袁信心。12月21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罗佩金、方声涛等举行秘密会议，共商讨袁大计。会上，蔡锷宣读了梁启超从南京转来的电报，其大意为“外交紧急，袁将卖国，请即发动，是首义之期，不宜在远”①。与会者误认为梁启超已在南京，冯国璋已同情起义，可以居中策应，于是决定提前宣布独立。当即议定，先致电袁世凯，令其取消帝制，杀杨度等十三人以谢天下，否则，“即以武力求最后之解决”。会议还议定了组织临时政府以及各种军事计划。

12月22日，唐继尧又召集外来同志、本省上校以上军官及各机关长官三十九人，歃血为盟，共同宣誓兴师讨袁①。

23日，按议定计划，以唐继尧和巡按使任可澄的名义致电袁世凯，要他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并限24日上午10时前答复。袁逾期未复。25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召集各界集

会，宣布云南独立，成立护国军②，武装讨袁，并联名通电全国。会上群情激奋，欢声雷动。昆明市民自动张贴“拥护共和万岁”的标语，遍悬国旗，并争纳捐款，云南举义，得到全国各地响应，迅速掀起了反袁热潮。海外华侨也积极汇款支援。

二、护国军的战略设想和作战编成

云南宣布独立后，唐继尧、蔡锷等决定仿照辛亥革命的办法，设都督府为全省最高军政领导机关，并推举唐继尧为都督。

起义的领导者认为，云南之西、南两面与邻国接壤，东、北两面与川、黔、桂毗连，要讨袁护国，应以云南为根本，向川、黔、桂三路出师，以震撼全国。其基本战略设想是：一路由云南入四川，以一支部队出叙州（今宜宾市）、泸州，进据重庆、夔州（今奉节），直下宜昌、武汉，另一支部队出宁远（今西昌），过成都，越岷州（今甘肃岷县）、洮水，趋甘肃、陕西，进据西北。

另一路由云南入广西，驻师梧州，然后以一支部队东下广州，北出震动江左，东出进据闽浙，另一支部队由梧州向桂林，逾衡陽、永州（今湖南零陵），浮湘直下，取长沙、岳陽，震动武汉。

第三路由云南入贵州，直抵湖南辰（溪）、沅（陵）地区，然后以一支部队经新化取长沙，北上岳陽，逾洞庭，迫武昌，另一支部队下沅水，取常德，北扼虎渡，规荆州以指襄陽。

进军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首先进占黔、桂、川三省；第二步进而抵达武汉、闽浙、陕甘；第三步，以闽浙方向取守势，以陕甘之兵相机威逼袁军右侧，以武汉方向之主力大举北向，直捣袁逆巢穴。①

上述战略设想，固然反映了起义将领们气吞山河的宏图大志，但以云南一隅之地和十分有限的兵力，要实现这样大的战略目标，显然带有相当的冒险成分和不切实际的空想。

护国起义之前，云南驻军计有两师一混成旅，连同驻防各地的警备部队，总兵力不足一万五千人①。护国军领导者根据上述设想，将原有部队扩编成三个军（编制序列见附表一）：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三个梯团①入川，拟在分取叙州、沪州后，进攻重庆；以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率两个梯团入桂，拟直趋南宁，会合桂军后，分进湘、粤；唐继尧兼任第三军总司令，遣兵出黔、湘、取武汉。唐先派徐进为先遣纵队长，同戴戡等入黔发动起义；继派赵钟奇率一个梯团入黔，拟会合黔军，直取湘西辰溪、沅陵；又派李友勋率一支队出会理、宁远（今西昌），相机进取成都；此外，尚编组一挺进军，由黄毓成统率，拟直趋辰、沅，取常德，游击于武汉、荆襄一带。另委原国民党员熊克武为四川义勇队总司令，程潜为湖南招抚使，分别回川、湘两省集合讨袁武装，开辟敌后战常

第一军是护国军的主力，每支队配有山炮二至四门，机关槍二至四挺，槍支多为德国造①，全军共有官兵六千余人，部队一般都经过严格训练，战斗力较强。其余两军的官兵质量和武器装备均差于第一军。

护国军多路出兵，原有兵力已不敷分配，为适应作战需要，遂实行紧急扩军。其办法是：以蒙自道尹兼护国军第二军参谋长何国钧为义勇军司令官，募集当地义勇约四千人，随第二军行动；派马文仲等募集游击队七营，负责省区防务；派马为麟在省城设立征兵事务所，规定征兵区域，选派干员分赴各县督办，除召集退伍士兵外，还募集识字壮丁，带回省城编练；集合各县的保安团、保商团进行正规训练，补充作战部队。由于滇省人民认识到护国讨袁系正义之战，均“志切请缨”，踊跃参军。在很短的时间内，滇省正规部队由原来的两师一混成旅（共十二个团）扩充到三十六个团，约二万二千余人①，使三个军的兵力得以充实。

随着军队的扩充，军费开支急剧增加，这对于地瘠人稀的云南来说，是个严重的问题。都督府决定采取以下筹饷措施：向省内各机关提借存款；裁并闲冗机关，停办中学以上学校，将其所有款项移助军费；将原拨付中央的盐税协款全部截留；设立筹饷局，动员各县殷富绅士捐款，并规定各县应捐数额。通过以上措施，共筹款二百七十多万元。另外，派吕志伊、龚振鹏等前往香港、越南、缅甸及南洋一带向华侨募捐，共得十二万八千余元。至1916年初，加上云南中国银行所存银币二百万元，共筹款近五百万元，初步解决了军费的困难。因此，部队出发时，给每个士兵预发三个月薪饷①，官佐按级留薪一半，由其家眷按月到军需局领龋这样，官兵无后顾之忧，参战部队“皆意气奋扬，有不斩楼兰不生还之概”，②士气大大超过北洋军。

三、袁军的攻滇方略和兵力部署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派大批北洋军南下，控制各战略要地：曹锟的第三师进驻湖南岳陽，王占元的第二师进驻湖北武汉，李纯的第六师进驻江西，杨善德的第四师、卢永祥的第十师进驻淞沪一带。同时，袁又在北方大规模扩军。护国战争爆发前，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军队③，已由原来的七个师两个混成旅，猛增至十二个师三十二个混成旅、团①，若加上姜桂题的毅军、张勋的定武军、倪嗣冲的安武军和龙济光的振武军，总兵力达三十八万余人。袁还拥有三十九艘舰只的海军和八个较大的兵工厂。袁世凯依靠这架反动战争机器，自以为对云南的护国起义，“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①。

云南宣布独立后，袁世凯下令褫夺唐继尧、任可澄和蔡锷的职爵，同时密令驻岳陽的第三师师长曹锟、驻南苑的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和驻江西的第六师师长马继增，立即率部分别向四川、湘西开进，准备对滇作战。1916年1月5日，袁又饬令靠近云南各省的将军、巡按使“一体严筹防剿，毋稍疏忽，并派虎威将军曹锟督率各师，扼要进扎，听候调用”②。接着，袁在新华宫丰泽园组织“征滇临时军务处”，亲自主持“征滇”军事。关于“征滇”的进军路线，他最初打算调重兵入湘西，取道贵州进攻云南，但遭到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的婉词拒绝。各统兵将领也诉说黔省山岭险峻，道路崎岖，行军困难，要求改道。旋得到滇省向川边进军的消息，遂变更原来的企图，拟定了由湘、川、桂三路攻滇的方略，并作了具体部署：湘西方向为第一路军。第六师师长马继增为该路军司令，统率所属第六师（欠十二旅）以及原驻湘南的第三师第五混成旅和湘军胡叔麒混成旅。以后奉调入湘者，尚有由河南出发的唐天喜第七混成旅和刘跃龙第二混成旅，驻湖北的卢金山第三混成旅，由奉天入关的范国璋所属第二十师一加强旅和由安徽出发的倪毓芬所属安武军十二个营，总兵力约三万九千人左右③。该路军队拟先在辰溪集中，然后经湘西入贵州，由东面进攻云南。

四川方向为第二路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为该路军司令，统率所属第七师（欠骑兵两营、炮兵一营）、驻岳陽的第三师（欠第五旅）、驻南昌的第六师第十二旅、驻保定的第八师（欠一个团），取道长江水路入川，在重庆集结。加上已在川南的北洋军三个混成旅和川军两个师又两个混成旅，总兵力约为四万二千人①。该路军为北洋军的主攻部队，拟由北而南进攻云南。

虎威将军曹锟被任命为第一、二两路军总司令，负责组织前方作战。

广西方向为第三路军。袁世凯原打算由海路运北洋军到越南，沿滇越铁路抄袭昆明，但遭到法国殖民当局的拒绝。继而又欲派北洋军经广西攻云南，但广西宁武将军陆荣廷以损害商业为词，拒绝北洋军入境。于是，袁唆使广东振武上将军龙济光派粤军入广西，胁迫陆荣廷共同攻滇，抄袭云南护国军的后方。

为加强前方作战的威势，袁世凯还动用了刚刚引进的飞机②，分两个航空队（每队飞机两架）。一队进入湘西，建场于麻陽；一队入川，先建场于重庆，后转场于泸州。这些飞机在实战中，仅仅扔了数枚炸弹，虚张声势，并未起重要作用。此外，还在作战部队中增设了无线电，以加强对前线各部队的通信联络，提高指挥效能。

一、日本侵华的军事准备

日本政府为对中国和朝鲜发动一场侵略战争，在军事上进行了长期的准备。

（一）改革军制

日本的明治政府从诞生之时起，就具有浓厚的军国主义倾向。在“富国强兵”的总方针指导下，加紧进行军制改革，建立和扩充适应近代军备的军队。早在1871年，便从参加倒幕军事行动的部队中挑选精壮八千人，组成“御亲兵”（后改称近卫兵），然后整顿原属各藩的军队，并实行中央集权的“镇台”制①，在全国设立东京、东北（今仙台）、大阪、西海（今熊本）四个镇台（后又增设名古屋、广岛两镇台）。1872年，为适应武装力量的发展，废除1869年设立的兵部省，分设陆军省和海军剩1873年初，颁布《征兵令》，用普通义务兵役制取代武士职业兵役制，正式着手建立拥有现役和预备役的近代常备军。1878年，设立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与内阁并行的机关），由它掌管用兵作战等军事大权，政府无权过问。这意味着军国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强化。为适应对外战争需要，日本还陆续创办各种军事学校，制定各种军事条例、章程、官制等，并多次修改陆军编制和《征兵令》。

（二）扩充军备

早在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就以其详细论述中国军备情况的《邻邦兵备略》呈于天皇，力言为了准备日中战争，扩充军备是当务之急。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之后，参谋本部便着手制订具体的对华作战方案，变本加厉地进行扩军备战活动。至1890年，日本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30％，1892年高达41％强。自1883年至1895年，共开支陆海军费二亿六千九百余万日元。①

七十年代前期，日本陆军兵力按平时编制为三万一千余人，战时编制为四万六千余人；海军只有十七艘军舰（大部为木制舰），总排水量为一万三千八百吨。经过大力扩充，至甲午战争时，按新的战时编制进行动员，陆军七个师团（含近卫师团），加上屯田兵团和对马警备队等，总兵力可达二十二万余人。②海军则拥有军舰三十一艘，鱼雷艇二十四只，加上四艘代用军舰（武装商船），总吨位达七万二千六百余吨。③其中一部分舰只编成常备舰队，其余分属于横须贺、吴、佐世保三个镇守府。

按照新的战时编制，日本陆军每个野战师团的兵力编成为：两个步兵旅团（每旅团辖两个联队，每联队辖三个大队，每大队辖四个中队）、一个骑兵大队（辖三个中队）、一个炮兵联队（辖两个野炮大队、一个山炮大队，每大队辖两个中队）、一个工兵大队（辖两个中队）、一个辎重兵大队（辖两个中队）。七个师团总计将佐以下十二万三千余人、马三万八千余匹、野炮一百六十八门、山炮七十二门。根据战时需要，可将若干师团合编为一个军，军配有野战电信队和军兵站部等。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实际动员兵力达到二十四万零六百一十六人，其中十七万四千零一十七人在国外参战，六万六千五百九十九人留守本土。

在扩军备战过程中，日本当局还抓紧军国主义教育，对士兵灌输绝对尊崇和效忠天皇的思想，培养封建的“武士道”精神。1878年以陆军卿名义发布的《军人训诫》，1882年以天皇名义发布的《军人敕谕》，都是强调军人应该绝对遵守“武士道”的“忠节”、“武勇”、“礼仪”等等，使之成为穿军装的奴隶，在侵略战争中盲目地为统治集团卖命。

（三）改善武器

明治初年，日本大多使用从英、法、荷等国购入的旧式槍炮，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适应军国主义的需要，建立起本国的军事工业体系。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日本军工生产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生产了一定数量的槍炮弹药和舰船，为发动侵略战争提供了初步的物质保证。

1880年（明治十三年），日本陆军中佐村田经芳对“施涅德”、“李·恩飞”等后装线膛槍作了改进，制成“村田十三年式”单发步槍（口径十一毫米、最大射程二千四百米），后又改进为“村田十八年式”（加大初速，缩短槍身，以减轻重量）。随着无烟火药的使用，又于1889年制成“村田二十二年式”连发槍（口径为八毫米、最大射程达三千一百多米）。甲午战争中，日军步兵除近卫师团和第四师团装备有村田式连发槍外，其余主要使用村田式单发槍。

1885年以后，日军装备的火炮，主要是大阪炮兵工厂生产的口径七十毫米、最大射程为五千米的青铜野炮，和最大射程为三千米的青铜山炮。野炮以六匹马拖行，山炮炮身和炮架可以分解，用三匹马驮载。

从1872年起，日本着手自造军舰，以求改变海军落后的局面。1877—1884年，共自造六百至一千五百吨的军舰六艘，并基本掌握了英法造船技术。以后执行新的造舰计划，在1887—1893年间，造成钢骨铁皮舰和钢质舰共八艘，总排水量为一万三千二百五十吨。与此同时，又从英法等国购入军舰八艘，总计二万七千余吨。①这些军舰都具有当时较先进的技术水平，装备有较多的速射炮。它们编入舰队以后，使日本海军面貌为之一新，战斗力大为提高。不过，由于日本财力毕竟有限，无力购买和建造大型装甲舰，而又企图击穿中国北洋舰队七千吨级的装甲舰“镇远”和“定远”，只好在四千二百多吨的“桥立”、“严岛”、“松岛”三艘军舰上装配三十二厘米口径的大炮，开创了世界造舰史上罕见的“奇迹”。

（四）实地侦察

在扩军备战的同时，日本当局还不断派遣大批特务，到中国和朝鲜进行实地侦察，搜集有关情报。早在参谋本部成立的第二年，就以“武官”、“留学生”等名义派遣官员来华，刺探清朝政府各方面的情况。1880年山县有朋上呈天皇的《邻邦兵备略》，就是根据派遣人员的见闻与调查编撰而成的。1893年4—7月间，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等又亲自溜到朝鲜釜山、仁川和中国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重点窥探中国的军备、士兵训练、军队装备、地形地貌等等。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侵略者早就绘好了包括朝鲜和中国东三盛渤海湾在内的详细军用地图，上面标明了这些地区的每一座小丘和每一条道路。

（五）战备演习

为做好实战准备，日本还多次进行各种军事演习。1889年2月，专门制定了《陆海军联合大演习条例》。在次年3月举行的陆海军联合大演习（“尾参大演习”）中，共动员官兵三万余人、军舰二十艘、运输船三只。1892年10月，又举行有二万七千余人参加的陆军特别大演习，除检验一般内容外，还特地演习了预备役的动员、军队的铁路输送等项目。

1893年5月，日本制定《战时大本营条例》。至此，侵华战争的各种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二、中国的军事概况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陰谋，清朝政府缺乏清醒的估计，始终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没有进行足够的战争准备。但自琉球事件以来，清朝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对于日本的狂妄野心，还是有所察觉的，因此，随着洋务运动的继续进行，不断增强防御能力。特别是朝鲜“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之后，清朝政府加深了对“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①的认识。鉴于中法战争的教训，深感有必要加强防御措施，以备不虞。由于日本是东方岛国，因此，清政府为对付日本侵略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始终以筹办海防、建设海军为第一要务。

（一）筹办海防

日本侵台事件之后，李鸿章等见日本学习西方兵制兵法，与英国勾结，“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今虽勉强就范，……将来稍予间隙，恐仍狡焉思逞”①，建议清廷从速筹办海防。于是，经过总理衙门奏准，海防问题被列为“当务之急”、“久远之图”。可是，当时中国生产力很低，加之宫廷挥霍，官吏贪污，外债累累，财政拮据，海防筹款非常困难，只好由各省必协款，分年呈解。户部初定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四百万两，实际上历年解送不足半数，以致海防建设进展缓慢。尽避这样，南北洋沿海各口的防务毕竟有所加强，主要是兴建或重修了一些新式炮台，添置了一批新式岸炮，并在重要海口增设水雷营，加强海防兵力。

北洋所辖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沿海各口较南洋为少，但由于地近京师，又和日本、沙俄二强相近，故北洋海防始终被置于优先地位。其中直隶的津沽海口更是京畿门户，“北连辽东，有旅顺、大连以为左翼，南走登、莱，有威海卫以为右翼，为北洋第一重镇”②。清朝政府一贯重视此处防务，鸦片战争以后，又陆续修筑了大沽、北塘、新城等处炮台，并以芦台为北塘后路，设营驻守。筹办海防以来，李鸿章复于上述各处增筑近代炮台和营垒，增调淮、练各营驻守，并将沿海防区一直延伸至山海关一带。李鸿章又鉴于旅顺和威海卫扼渤海之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对其防务同样予以特别关注。从1882年起，在旅顺口的黄金山顶，仿筑德国新式炮台③，安设巨炮，海口内布置水雷，并于沿岸便于登陆之处择要埋设地雷，后又在大连湾老龙头等处筑炮台多座。在威海卫，则筑南北岸炮台，继又增筑黄泥崖、灶北嘴等新式炮台，并于刘公岛新筑地阱炮台，设二十四厘米口径后膛巨炮于隧道内，用机械升降，颇为灵便，其西之黄岛，水中之日岛，都筑炮台，与南岸相应。经过多年经营，使旅顺和威海卫两处成为两个重要的海军基地。甲午战争前，总计直、东、奉三省沿海各口驻有马、步、水师共五十余营，其中约二万人用于把守沿海各炮台。①

（二）建设海军

建设海军是与筹办海防紧密相关的一环。早在筹建之初，李鸿章等就积极主张购买外国铁甲军舰，认为“必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②。所以，尽避筹款至艰，还是耗费巨资，从国外进口了一些舰船。据统计，自1875年至甲午战争前，共向英、德等国订购舰艇四十六艘，计有七千吨级铁甲舰二艘、钢甲舰一艘、巡洋舰八艘、炮舰十三艘、鱼雷艇二十二只。与此同时，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造成各种小型舰船二十三艘。这些舰只，大部分编入由李鸿章直接控制的北洋海军。

中法战争中，福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但所损舰只大多属于同治年间福建船政局自造的木质兵船，故对整个海军实力的影响不大。1885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成立，标志着筹建海军的活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此后数年，除加紧训练南北洋所属各舰外，又添购新舰，并增设水师学堂，抓紧培养海军专门人才。1888年，海军衙门奏定北洋海军官制，设提督一、总兵二、副将五、参将四、游击九、都司二十七、守备六十、千总六十五、把总九十九、经制外委四十三。同年，拥有舰艇二十五艘的北洋舰队正式成军。由李鸿章推荐，委派淮系将领丁汝昌为海军提督，由留学英国的刘步蟾、林泰曾分任右、左翼总兵兼“定远”、“镇远”舰管带。甲午战争爆发前，中国拥有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共计大小军舰七十八艘（不包括其它武装运输船）、鱼雷艇二十四只，总排水量八万余吨，约有炮六百余门、鱼雷发射管近七十具。除北洋舰队外，其余三支舰队船数虽不算少，但大多为陈旧小舰。战争爆发后，参战海军只有北洋舰队和参加北洋操练的广东舰队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

（三）整顿陆军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陆军一直处于新旧并存的局面，既有防军、练军和勇营，又有早已形同虚设的八旗、绿营，兵制相当混乱。中法战争以后，清廷力图通过裁额并饷等办法改革绿营，并加强防、练各军的整顿。由于偏重海防，陆军的改革和整顿收效不大。直至甲午战争前夕，能出征的部队主要是防军、练军，其中防军保持的编制又比练军较为接近战时水平。按照当时编制，步兵每营定额为五百人，骑兵每营二百六十三人，由于军饷不足和各级官吏吃空额，实际上步兵平均每营只有三百五十人左右，骑兵每营约二百五十人。全国防、练各军（不含八旗、绿营）步兵八百六十二营、骑兵一百九十二营，按上述人数推算，共约三十五万余人，加上战争爆发后临时招募的数十万新兵，总共有近百万军队。但是，这些军队分散于全国各地，由于交通不便和各分畛域等原因，战时很难集中。甲午战争爆发后，实际参战的主要是直隶、山东和东三省的军队，后期从其它各省调来的军队，特别是刘坤一统率的湘军，只是赶上尾声，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四）改善装备

中法战争以前，中国只能生产几种弹药和水旱雷，以及来福前膛槍、马梯尼后膛槍和林明敦后膛槍等，而且为数不多。中法战争以后，军工生产能力有所提高，为改善清军装备创造了一定条件。但由于自造数量甚为有限，不得不继续以高价从国外进口武器装备。各地将军、督抚各自与外商订购，以致式样参差，弹码互异，彼此不能通用，给作战和后勤供应带来不少困难。甲午战争中，参战清军主要使用前膛来福槍和后膛毛瑟、黎意、马梯尼、哈齐开斯、林明敦等槍。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土槍、抬槍和刀矛等旧式武器。

在备战过程中，清朝政府除仿造和购买近代槍炮等武器以改善装备外，还兴办了一些为军事服务的其它企事业，如铁路和电报等等。

“初，法越事起，以运输不便，军事几败。事平，执政者始知铁路关系军事至要。”①于是，把铁路视为“海防要工”，并归入海军衙门管辖。至甲午战争爆发时，已修通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并向关外延伸六十四公里，加上台北至基隆与台北至新竹的铁路，总长约四百公里。尽避为数甚少，但对于增强沿海军事运输能力，改善海陆联防态势，确曾起过不小的作用。

出于同样动机，李鸿章极力倡办电报事业。1880年，于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次年，即建成津沪陆线，使南北洋讯息相通，调兵馈饷，大为便捷。至甲午战争前，除沿海各要地之间以外，内地各主要城市之间也陆续建立了电报联系。战争爆发后，李鸿章还提出：“各军相隔较远，应设行营电线，以通声息；沿海各要口，凭高了远，应设德律风（电话）电线，以报敌情。”②

战区内的电信设施，大致如下：由奉天（今沈陽市），西与山海关、天津、北京连接，东经凤凰城与朝鲜义州相连，南经营口、复州、金州达于大连、旅顺；在山东，从成山角西经威海卫、烟台至莱州，通过济南、济宁分别与天津、上海相连；在朝鲜境内，以汉城为中心，北经平壤、义州与中国相连，东北经加平、春川、狼川直达元山，西通仁川，南达釜山，再通过海线与日本连接。

一、清军在武汉的部署和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

清政府鉴于武汉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对该地的设防一向十分重视。189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仿效西法，编练了两镇装备齐全、训练有素的湖北新军。1906年，按全国陆军编制序列，第一镇改称陆军第八镇，张彪任统制；第二镇改称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任统领。两部共有官弁兵夫一万七千二百五十九人（第八镇一万二千零七十一人，第二十一混成协五千一百八十八人）。此外，在武汉及湖北各地还驻有相当数量的巡防营、水师营等旧军①。巡防营由张彪兼管；水师营统领为陈得龙，归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管辖。武昌起义前夕，新军在武汉的部署情况是：约有三千人分驻武昌城内，四千人驻武昌城外南湖、塘角等地；约有千余人驻汉口；约有五百余人驻汉陽。另有武装警察二千人和巡防营、督署卫队等旧军，驻武昌城内。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澂在武汉驻扎重兵，目的是为了镇压革命。而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新军已被革命党人所控制，瑞澂等文武大员已经坐在火药桶上而不自知。

为了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湖北各地的反清群众，1911年9月上旬，瑞澂等奉命将第八镇第三十一标及第三十二标两个营调赴四川（少数人留守武昌），另将第四十一标和第二十九标的几个营、队分别调往宜昌、襄陽、郧陽和湖南岳陽等地。新军的调动，固然分散了一部分革命力量，但也使湖北反动统治的腹心地区兵力空虚，有利于发动起义。同年9月14日，在同盟会中部总会②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消除门户之见，联合武装反清。两个革命组织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军事方面，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政治方面，由刘公任总理，设军务、参议、内务、外交、理财等部，负责制造炸弹，起草文告、印信，赶制旗帜、符号等工作。同时，派人往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等来汉主持起义。黄兴得知武汉的有利形势后，便致电在国外的孙中山，介绍了湖北革命党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和起义的决心，提出了“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的起义方针，认为如此则“大事不难一举而定”③，并要孙中山迅速筹款接济。黄兴对形势的估计，基本上符合客观实际，但他没有及时去武汉领导起义。这时，瑞澂等已闻到起义的风声，开始四处搜捕革命党人，加强了防范。在这紧急情况下，孙武等人便于9月24日召开了六十余人参加的骨干联席会议，讨论了起义日期和总动员计划，制定了起义方案。会议确定于10月6日（陰历中秋节）举行起义，并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对各标、营的任务确定如下：（一）混成协辎重、工程两队负责在塘角放火作为发难信号；同时掩护该协炮营进占凤凰山炮台及青山，拦击海军舰船。

（二）第八镇工程第八营负责攻占中和门内楚望台军械库，并占领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入城。

（三）第八镇二十九标二营和三十标一、三营以及测绘学堂学员见到信号后，立即赶往楚望台，协同工程第八营向总督署发起进攻。

（四）第八镇炮兵第八标在三十二标（留守部队）掩护下，从中和门进城，在楚望台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总督署轰击。

（五）第八镇和混成协的骑兵，负责城外警戒和通讯联络。

（六）第八镇三十一标、混成协四十一标（留守部队）负责占领蛇山，掩护炮队占领发射阵地。

（七）混成协四十二标驻汉口的部队占领武胜关；四十二标驻汉陽兵工厂的部队控制兵工厂和占领龟山炮台。

（八）宪兵营起义者，负责侦察官方情报，将军事要点之防备情况随时报告起义总司令部。

此外，派人通知湖南的焦达峰，请他按原定成约，届时起事响应。

会议当天，发生了南湖炮队少数参加革命团体的士兵反抗长官压迫而企图暴动的事件，引起了湖北统治当局的注意。10月3日，湖广总督瑞澂召集首县①和管带以上文武官员紧急会议，决定调巡防营、教练队等驻守督署及附近各要道；令张彪、黎元洪督率所部日夜巡城；派舰船游弋江面；对楚望台军械库加派人员监守；收缴士兵子弹，实行械弹分离。革命党人鉴于清军已有戒备，加之湖南策应起义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遂决定延期起义，并派人催促随队前往岳陽的蒋翊武速回武汉。

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配制炸药时，不慎引起爆炸。孙武受伤被送入医院，其余人员仓促转移。俄国巡捕闻声赶赴现场，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印信等物，并转交总督署。瑞澂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急调巡防营分守各街巷，四出搜捕革命党人。在风云突变之际，适蒋翊武从岳陽赶回武昌起义总机关，当即与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①等研究对策。刘复基认为“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举义”。蒋翊武亦认为，“再无别法，只有前干，或可死中求生。”②遂决定于当晚12时，以城外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发动起义。蒋翊武根据原定计划，以临时总司令名义下达了起义命令，重新明确了各标营的具体任务。不料就在当天，杨宏胜往工程第八营运送炸药时不幸被捕；起义总机关也突然被军警包围，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被捕，蒋翊武乘隙逃脱，离开武汉。武昌戒备森严，城内外交通断绝，起义的命令未能及时送达城外的炮队，城内的部队亦未全部接到命令，结果南湖的炮声未响，各标营均未行动，起义计划遂告流产。

10月10日清晨，瑞澂下令将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杀害；加强督署的防卫及要道的巡逻；传令各标营停止操课，子弹一律上交，禁止官兵出营。在巡警的搜抄下，又有一些革命机关遭到破坏，三十多名革命党人和不少无辜群众被捕入狱，武昌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二、武昌首义，光复武汉三镇（参见附图二十三）（一）工程营首先举事，夺占军械库

瑞澂采取严厉镇压措施，武汉革命党领导人有的被捕，有的走避，对武装起义无疑是个沉重打击。瑞澂洋洋自得地电奏清廷，声称他“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现在武昌汉口地方一律安谧”。①愚蠢的瑞澂对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

由于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工作比较深入，组织比较隐蔽，各标营中的革命组织未遭破坏，革命力量未受大的损失。在危急关头，第八镇二十九标、三十标的革命党人蔡济民、吴醒汉与工程第八营的熊秉坤、金兆龙等秘密联络，约定于10月10日晚，以槍声为号，按原计划发难，并立即分头通知各标营。驻城外的混成协辎重队的革命党人也不约而同地进行了举义的部署，与附近的炮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

当晚，工程第八营的革命代表将收集所得的数盒子弹分发各革命党人，打死了反对武装起义的军官，并连放三槍作为起义信号。熊秉坤等急率数十人赶赴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库，该营左队守库的革命党人立即响应，顺利地占领了该库。楚望台军械库为湖北新军的重要军火库，储有从国外购买的双筒毛瑟槍一万余支，单筒槍一万五千支，汉陽造步槍数万支，炮

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起义军首先占领该库，对武昌起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工程第八营占领楚望台后，陆续集合了二百余人，推举原日知会干事、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吴便整理队伍，作了如下部署：以两个排防守军械库；以两个排袭击军械库东西两侧的三十标及宪兵营的旗兵；以一个队夺占中和门，迎接炮队入城；派数人向通湘门、中和门一带侦察敌情，并切断敌人的电话线；派人分头递信，催促各营响应；指挥部设在军械库南端，预备队在军械库北端集结待命。与工程营起义同时，驻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的革命党人李鹏升，亦举火发出了起义信号。炮兵营与工程队立即响应，并同辎重队一起向武胜门挺进，因城门紧闭，一部绕道至中和门，直趋楚望台。

（二）各标营立即响应，迅速攻占总督署

当工程第八营打响起义的槍声，混成协辎重队点燃革命的火焰后，其它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纷起响应。二十九标的蔡济民、三十标的吴醒汉等分别率领部分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测绘学堂的近百名学兵也迅速向楚望台集中。其它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也先后率众起义。清军军官大部逃逸，部分士兵自动走散。这时，武昌城内除防守督署等机关的旧军仍企图顽抗外，已有近三千人参加起义；但大多散处各地，到楚望台集中的仅约七八百人。吴兆麟与熊秉坤、蔡济民等商议，认为单纯防守楚望台，不迅速进攻，待至天明，清军集兵反扑，处境将很危险，遂决定兵分三路，趁夜向总督署及紧靠督署的第八镇司令部发起进攻。

武昌城东西长约五里，南北长约六里，周长约二十二里。蛇山横亘其中，将城区分隔为山南山北两部分。山南东部为各标营驻地，西部有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山北有藩署（布政使所在地）。当时，守卫督署的部队，计有巡防队三个营、教练队一个营、武装消防队一队、骑兵一队、机关槍一队及部分督署卫队和警察。瑞澂、张彪在得知起义消息后，又急忙将辎重第八营调入城内，总兵力约有三千人。其部署如下：辎重第八营为左路，以长街为主要防线，前沿伸至王府口街、南楼一带，防御由武胜门入城及从阅马场西进之起义军；巡防队、消防队为右路，以保安门正街为主要防线，前沿伸至津水闸一带，防御城内及从南湖入城之起义军；警察则分布在督署以北及长街以东各街巷，前沿达阅马尝紫陽桥一带。

起义军的进攻部署是：第一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二十九标一排及其它零星部队组成，从紫陽桥经王府口街进攻督署后院；第二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组成，从水陆街进攻第八镇司令部及督署翼侧；第三路由工程第八营一队及二十九标、三十标各一部组成，从津水闸经保安门正街进攻督署前门。同时，令已入城之炮八标迅速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轰击。其余人员编为预备队，在楚望台待命。

晚10点30分，起义军开始进攻。因事先未将敌人的部署侦察清楚，加上兵力有限，南湖炮队尚未完全进入阵地，不能给步兵以有力支援，以致初次进攻受挫。第一路进至紫陽桥附近时，遭敌军猛烈射击，伤亡较大，一部退回楚望台。第三路之一部进至津水闸，遭敌顽抗，前进受阻；另一部虽进抵保安门附近，亦被敌击退。

正当起义军进攻受挫时，又有一部分起义士兵自动前来参战，炮队也已进入蛇山阵地，开始射击，于是士气更加高涨。

晚12时后，起义军发起第二次进攻。第一路向紫陽桥发动猛攻，战斗异常激烈。第三路之一部转至大朝街，对紫陽桥守敌形成翼侧威胁，迫使其向西撤退。起义军乘势追击，一举突破敌人防线，向督署进逼。这时，四十一标一部起义队伍已攻占官钱局和藩署，随即分兵一部南攻督署；第二路及第三路之一部已进至水陆街西口，接近督署；第三路之另一路进至保安门正街恤孤巷时，遭敌伏击，进攻受阻。为了突破敌人防线，第三路起义军组织了四十余人（一说一百人）的敢死队，向前猛冲。其余部队攀登保安门城楼，沿城墙西进，配合敢死队实行上下夹击，迫使保安门正街之敌节节败退。这时，第二路已进至水陆街西口外大街，与第一路会合，南向进攻督署，并联络第三路，在督署和镇司令部后门以及前门钟鼓楼等处放火，使蛇山和中和门的炮队对督署的射击更加准确。三路起义军紧紧包围了督署及镇司令部，在炮兵火力支援下，一举冲入署门，将大堂点燃。企图依托围墙进行顽抗的守军，见大势已去，一部投降，大部溃散，督署及镇司令部遂被起义军占领。

在起义军快要逼近督署时，瑞澂慌忙率少数卫兵从后墙凿洞，逃往“楚豫”号军舰，并在舰上致电湘、豫两省速派巡防营来鄂“会剿”，又电奏清廷，“请派大员，多带劲旅赴鄂剿办”①。张彪也率兵一部仓皇逃往汉口刘家庙，黎元洪则躲藏在其僚属家中，布政使连甲逃匿。清军失去指挥，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11日黎明，武昌城内各官署、城门均为起义军所控制；当日上午，一些处于观望状态的清军士兵也陆续向楚望台集中，听从革命党人指挥。革命党的十八星旗帜飘扬在黄鹤楼上，宣告了武昌首义的胜利。

（三）夺占汉陽、汉口

10月11日下午，驻汉陽的混成协四十二标一营（左队驻兵工厂，前队驻钢药厂）的革命党人，得知武昌起义获胜的消息后，决定于当晚8时30分举义，并派人与驻汉口居仁门的第二营取得联络。汉陽的起义者未遭任何抵抗，迅速占领了兵工、钢药两厂（，并拖炮布防于龟山。起义军随即向从武昌逃来的辎重第八营（宿于大校场）三百余人发起攻击。该部未作抵抗，即向汉口刘家庙方向逃窜。12日清晨，瑞澂派载有步兵的军舰一艘，从刘家庙直驶龟山，企图夺占兵工厂，结果被龟山上的炮兵发炮击中，被迫驶回青山下游。同日上午，驻汉口的第二营中的革命党人，在第一营派人策应下，亦率众起义，并拟夺占刘家庙车站。该营在进军途中，得知清河南援军已抵汉口郊外，因虑寡不敌众，遂退回大智门一带防守。驻汉口的三十标第二营中的旗兵，大部闻风逃匿，其余百余人与二营的起义者一起，分防汉口，维持社会秩序。至此，武汉三镇全部为起义军占领。起义军严守纪律，“无一兵入民家之房，无一人夺民家之食”（，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武汉三镇人民也积极支援革命军，军民关系十分融洽。

（四）湖北各地遍燃革命烽火

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出后，湖北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举兵响应。10月12日，梁钟汉、王守愚在汉川起事，杀死县令，组织军政分府。15日，刘英在京山永隆河起兵，很快攻克了钟祥、天门、潜江、监利等地。17日，武汉下游重地黄州（今黄冈）宣布独立，所属八县一齐响应。与此同时，驻守河南信陽的四十二标第三营革命党人刘化欧等率领起义士兵、工人、农民、会党千余人进袭武胜关（不久即被清军击退）。19日，唐牺支组织革命军攻克武汉上游重镇宜昌，先后夺取当陽、沙市、荆州等地。28日，施南驻军反正。11月下旬，郧陽、襄陽等地，亦被会党势力与起义的新军所控制。这些起义，巩固和扩大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成果。

三、成立军政府，编组革命军

起义军占领武昌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革命政权，巩固起义成果，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当时，孙中山远在国外，黄兴、宋教仁等重要领导人又迟迟不来武汉。而组织武昌起义的领导成员，孙武负伤，蒋翊武脱险离汉，在武汉的革命党人中缺少有威望的人物，加之革命党人对掌握革命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于10月11日上午成立军政府时，竟将曾亲手杀害过革命党人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②抬出来做了都督。其理由是可以利用黎的“威望”以“号召天下”。立宪派的头面人物汤化龙等也乘机混入了军政府。军政府内部成员复杂，从成立第一天起，革命势力与旧势力之间就存在着激烈的斗争。革命党人为了行使领导权，便由蔡济民等十五人组成谋略处①，实际负起领导责任。10月12日，复由革命党人詹大悲等组成汉口军政分府。

军政府成立后，首先进行了如下工作：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民众，废除清帝年号；发布檄文，声讨清廷的残暴统治和卖国罪行，号召各省人民迅速执竿起义；致电黄兴、宋教仁等，促其来鄂；电请孙中山“从速回国，主持大计”；颁布了一些具有进步性的政策、法令；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告以军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权，要求外国政府不得助清“以妨害军政府”，否则就是中国革命的敌人。

为了保卫武汉和推进革命，10月14日，军政府决定扩编革命军，在参加起义的三千人基础上，扩编成步兵四个协、骑兵一个标、炮兵二个标、工程和辎重各一个营。自军政府贴出招兵布告后，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和退伍士兵踊跃参军，四五天内即招足了约二万人的新兵，而四乡农民前来报名的仍源源

不绝。后来，随着战事的发展，又先后成立步兵四个协，骑兵、炮兵各一个标，工程、辎重各一个营，机关槍一队，以及将校决死团、学生军、宪兵队等。此外，还集中部分老兵组织了四个敢死队，并编组了荆襄、长江水师。总兵力最高额约六万人。

革命军的编制仍仿旧军队，军官的薪饷则不论职位高低，一律月支二十元，班长十二元，士兵十元。这样，士兵的生活有所提高，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也有改善。由于编制扩大，新兵数量骤增，军事干部极感缺乏，大部分老兵被提升为初级指挥官和军士。因战事紧迫，部队训练不多，战斗力受到一定影响。

军政府在扩军的同时，还部署了武汉三镇的防务：吴兆麟的步兵第一协防守汉陽；何锡藩的第二协防守汉口；成炳荣的第三协防守武昌武胜门外两望山至青山一带；张廷辅的第四协防守武昌；熊秉坤的第五协（10月16日成立）为预备队，驻武昌。马、炮各标营分隶各协指挥。

武昌起义后，经过革命党人的努力，迅速稳定了社会秩序，人心安定，商店照常营业，武汉三镇呈现出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

武昌起义之所以能获得胜利，绝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自《天津条约》规定汉口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竞相在此兴办企业，开辟航运，倾销洋货，不仅工人受到剥削，而且愈来愈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运输工人陷入破产失业的境地；加上洋务派首领之一的张之洞，不惜耗费巨额资金，在湖北积极推行“新政”，因而加在劳动人民身上的捐税分外苛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使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迅猛发展，这就为首义成功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矗另一方面，由于武汉和湖北的革命党人把着眼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在群众中特别是在新军中长期进行艰苦扎实的宣传、组织和发动工作，积蓄了相当的革命力量，从而为首义成功准备了主观条件。这次起义的军事行动也是很成功的。起义的部队首先抢占制高点和军械库，并由基层单位迅速推举出统一指挥的人员，立即组织部队实行步炮协同，很快攻占敌人的首脑机关，使敌军失去指挥，陷入混乱，从而很快控制了武昌城。

四、各省响应起义，纷纷宣告独立

武昌起义的炮声，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迅速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

首先响应起义的是湖南。10月22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发动新军和会党攻入长沙。巡抚余诚格外逃，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杀。焦达峰、陈作新被举为正副都督，建立了湖南军政府。湖南起义胜利后，军政府下令扩军，并先后派王隆中、甘兴典各率步兵一协赶赴湖北，支援武汉革命军，使首义地区增强了抗清实力，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日，陕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和哥老会发动起义，占领省城西安。曾参加过同盟会的新军管带张凤翙被举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后改称都督）。23日，江西九江新军起义，次日攻占湖口及马当炮台，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30日，南昌新军举义，占领南昌城，建立江西军政府。

接着，山西、云南、贵州、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先后宣布独立。至11月下旬，全国二十四个省区中已有十四个省和上海脱离了清朝的统治。宣布独立的省市主要在华中、华南地区，其中以长江中游的湖南、江西和下游的江苏、安徽对武汉影响较大。北方地区各省，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较为稳固，因而没有出现独立的省区，但当地的同盟会员及与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团体也发动了规模不等的起义和暴动。此外，东北、内蒙、西北的甘肃和新疆、西南的少数民族人民，也先后爆发了反清斗争。这些起义和暴动，对武昌起义起了积极的策应作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高潮。

由于同盟会对迅猛到来的革命形势没有足够的准备，缺乏坚强的领导和通盘的筹划，在各省的实力有大有小（不少省同盟会的实力小于立宪派），对革命的态度也不相同，参加起义队伍的更是鱼龙混杂，这就使各独立省份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有的省在革命派武装夺取政权后，被立宪派、旧官僚采取陰谋手段，窃夺了实权（如湖北、福建）。有的省被立宪派分子采取流血政变的办法篡夺了政权（如湖南、贵州）。有的省在革命洪流冲击下，迫于形势，采取澳头换面的手法，仅将旧衙门换上一块新招牌（如江苏、广西）。即使革命党掌权的省份，也有部分革命党人很快成为争权夺利的政客，或者变成了地方军阀（如安徽、山西）。这些独立的省份，相互之间各有打算，内部局势也不稳定，因此很难做到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尽避如此，各省的独立，毕竟极大地孤立了清政府，壮大了革命声势。还应指出，由于革命党人重视做新军的工作，自武昌新军打响反清第一槍后，不到三个月，在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四个标的新军中，先后反正、解散、溃败的约有七个镇、十个混成协、三个标，大大削弱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力量。所有这些，都为最后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矗

一、呼伦贝尔“独立”与胪滨之战

沙俄一手导演外蒙“独立”之后，即唆使哲布尊丹巴以“蒙古君主”的名义打电报和写信给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的王公，煽动他们率众叛乱，脱离中国。1912年初，沙俄驻呼伦贝尔领事乌萨蒂操纵和指使额鲁特旗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旗总管车和扎、索伦旗总管成德等人，调集附近各旗蒙兵一千人，以“大清帝国义军”的名义发动叛乱。1月15日，叛乱武装在俄军暗助下，进入呼伦（今内蒙海拉尔市）城内，占领官署，逼迫政府官员交出行政权和撤出当地驻军。当时，呼伦道台准备率兵反击，沙俄领事公然威胁说：“双方交战，炮弹若落入站界，即行调兵干涉”③。道台害怕引起中俄争端，被迫退出衙署，并电告黑龙江巡抚“速派兵剿办”。胜福等占领呼伦后，立即宣告“独立”，并成立了伪“自治政府”。哲布尊丹巴授胜福以“参赞大臣”头衔，作为伪“大蒙古国”驻呼伦的“总督”。

北京政府得知上述情况后，立即派人劝说胜福取消“独立”，同时电令黑龙江巡抚“派兵弹压”。沙俄驻齐齐哈尔领事照会黑龙江巡抚，声称：对于呼伦贝尔事件，依照俄国政府的训令，如果中国政府与蒙古兵开战，俄国将守中立，但不许在东清铁路开战，不许用火车运送中国军队。显然，沙俄竭力阻挠政府军的行动。

1月下旬，黑龙江巡抚多次派人劝说胜福取消“独立”。因沙俄从中阻挠，胜福不但不听劝说，反而继续发动武装进攻。2月2日晨，叛军四百人和化装成叛军的沙俄侵略军约一个营向胪滨城（今内蒙满洲里）发动进攻。守卫胪滨城的巡防兵一个营立即还击，毙沙俄西伯利亚第十五号联队军官劳喀普林斯基及俄兵四名、叛军二十名，伤敌多名，缴获沙俄军用地图十幅。

2月4日黎明，沙俄“马步兵二千余名，大炮六尊，并残败蒙兵二百余名”①，将胪滨府衙包围。上午11时，沙俄官员进入府衙进行威胁，“限12点钟交槍马，否则开炮轰击”②。北京政府害怕中俄冲突进一步扩大，遂命胪滨等地的驻军撤走。沙俄的侵略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

1915年11月6日，在沙俄的胁迫下，北京政府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关于呼伦贝尔之协定》。该《协定》虽然承认呼伦贝尔为直属中央政府的“特别区域”，但仍由沙俄扶植的胜福叛国集团的武装所控制，政府军队非经俄国准许，不得进入该地区。《协定》还规定除关税和盐税归中央政府征收外，其它一切税收和各业收入，均作为地方经费；北京政府承认沙俄与胜福集团订立的各种“合同”。这样，实际上使沙俄对呼伦贝尔地区的控制合法化。①

二、乌泰叛乱与洮南、镇东之战

沙俄和外蒙叛国集团侵占了呼伦贝尔地区后，又指使早被它收买的内蒙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即札萨克图旗治，今内蒙乌兰浩特东南）郡王乌泰发动叛乱。

1912年4月，乌泰拟联合哲盟十旗发动叛乱，因缺乏武器，遂派协理台吉诺庆额（即色楞旺保）和葛根庙的锡勒图喇嘛等为“特使”，赴库伦求援。哲布尊丹巴答应“兵力武器，尽力援助”，并任命乌泰为“进攻中华民国的第一路总司令”①。乌泰与外蒙傀儡集团私通的情况，被洮南（今吉林洮安）知府孙葆瑨侦知，报告了奉天都督赵尔巽。赵令孙严加查防。孙葆瑨要私赴库伦的“特使”到府谈话。乌泰认为“事已泄露，无法掩盖”，“与其受制于人，莫如先发制人”①，遂与科尔沁右翼后旗镇国公拉喜敏珠尔约定，由两旗首先发动叛乱。8月上旬，乌泰发布了征兵及编组叛乱武装的布告，令所有军队在洮儿河东岸集结待命，并发布了所谓“东蒙古独立宣言”。乌泰认为洮南、镇东（今吉林镇赉）位居要冲，夺占两地后，其它各县即可唾手而得。

乌泰计划分三路进兵：以锡勒图喇嘛为元帅，那孙德格吉勒胡为副元帅，硕代喇嘛图布新阿木尔为参谋，率四百人为中路，由乌泰王府出发，直取洮南；命葛根喇嘛为统领，协理巴图吉尔嘎拉为副统领，乌勒木吉为参谋，率五百人为左路，由葛根庙出发，进攻白城子；命嘎钦喇嘛为统领，孟和朝克图为副统领，布呼吉尔嘎朗为参谋，率三百人为右路，由嘎钦庙出发，进攻突泉，并夹攻洮南；命周福堂、陈辅廷为统领，招集民兵为预备队，并负责后勤补给。同时，催促其它各旗出兵接应。但各旗均抱观望态度，未敢马上附从。

8月中旬，乌泰叛军迅速逼近洮南。知府孙葆瑨急电赵尔巽告急求援。赵尔巽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奉天（今辽宁沈陽市）成立军政筹备处，在昌图设立兵站部；命驻郑家屯（今内蒙双辽）巡防队后路统领第二骑兵旅旅长吴俊升为先锋，率八个营驰援洮南，都统金寿山部为后续部队；电请黑龙

江都督宋小濂派兵在嫩江西岸警戒，并进攻镇国公府；电请吉林都督陈昭常派兵进至伯都讷方向，监视沙俄的动向，并经安广夹攻札萨克图旗（乌泰王府）；命新民屯（今辽宁新民）的第二十师抽调步、骑、炮、工兵共二千人（携大炮九门），第二十四师调骑兵一个旅及右路巡防队四营，溯辽河北上，至郑家屯集结待命。

在各路援军尚未到达前，孙葆瑨鉴于形势紧张，兵力单薄，决定采取缓兵之计，先派人与叛军谈判议和。结果，被叛军拒绝。孙又用疑兵计，将仅有的二百名城防队扮作援军，夜出昼入。乌泰受骗，迟迟未敢进攻。但孙葆瑨恐日久被敌识破，遂率队弃城而走。

在乌泰部署向洮南进攻的同时，科尔沁右翼后旗镇国公拉喜敏珠尔纠集本旗五百余人，集结于镇东城东二十余里之包特敖瑞村，以商谈民族纠纷为名，邀请城防队军官李把总赴宴劝降。李不允，被扣留。8月20日，拉喜敏珠尔率叛军攻城。该县知事命哨官李家成率军警二百余人竭力抵抗。已通敌的蒙古族士兵乘机在城内放火策应，城防队不明真象，纷纷溃散，县知事及李家成遂率余部撤往白城子。镇东城被叛军攻陷。8月22日，李家成部乘夜发起反攻。叛军疏于戒备，慌忙弃城东窜，于是镇东失而复得。

8月28日，由带队官王伯龙率领的黑龙江省援军三百余人向镇国公府发起进攻。经一日激战，占领了镇国公府。叛军向西北方向溃退。拉喜敏珠尔非常沮丧，携家眷逃往札萨克图旗的葛根庙。

8月底，吴俊升部到达洮南，立即向乌泰叛军发起进攻。中路叛军节节败退，左右两路也闻风溃逃。最后，叛军大部撤至归流河北岸设防。此时，归流河北岸有乌泰叛军约五千人，南岸有吴俊升等所率之巡防队约七千人，双方形成对峙。9月12日，吴俊升决定在吉林、黑龙江两省军队协同下，向乌泰叛军发起进攻。在炮兵掩护下，吴部步骑兵强渡归流河，直下王爷庙（札萨克图旗西北十五公里）。乌泰见库伦援军不到，败局已定，遂率残部数十骑，携带家属仓皇外逃，经索伦山（今内蒙索伦）入呼伦贝尔境，后乘车经俄境到达库伦。拉喜敏珠尔也率家属及少数残兵外逃。

乌泰等北逃后，札鲁特左旗的协理台吉官布札普和郭尔罗斯左旗的台吉多尔济公，纠集乌泰余党和部分土匪共千余人发动叛乱，于11月10日攻陷开鲁。这些叛乱武装很快被政府军镇压。至此，乌泰残部全被肃清，沙俄和库伦叛国集团苦心策划的这次暴乱彻底失败。

在英法等国准备发动新的侵华战争的时候，清王朝正被太平军打得焦头烂额，处于内外交困的窘境。尽避它对英法等国为攫取包大殖民特权而进行的“修约”活动等存有戒心，但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根本政策仍然是对内镇压、对外妥协，即力求和外国侵略者妥协相安，以便集中力量（乃至借助外国力量）镇压人民革命。在这种对内对外总的方针政策指导下，清政府对于应付外敌入侵缺乏足够准备，沿海防备相当松懈。

当时，湘军已经兴起，但由于与太平军交战的绿营兵大量溃散，因而清军在数量上并未增加①，而且绝大部分都用于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国内人民起义，用于边海防的军队为数甚少。对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遭到破坏的海防设施，战后进行了修复和扩建工作。鉴于虎门为广东海防咽喉，清政府对该要塞的设防予以特别关注。除在原址修复和扩建了威远、靖运、镇远、大虎等炮台外，还将横档和永安两台扩建为一座大炮台，在巩固炮台遗址附近添建了南北两台。另外，鉴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在下横档登陆的教训，新建了下横档炮台；并在威远炮台右侧山腰上，新建了威远山腰炮台；于镇远炮台左侧山腰上，新建了镇远山腰炮台。上述修复、扩建或新建的十二座炮台均用三合土筑成。安设的大炮数量有所增加，但质量并无多大改进，只是将固定的木制炮架改为能使火炮升降、旋转的滑车绞架，以便调整射击方位和距离。炮台前后挖有壕沟和掩体，并于后墙上开了炮洞、槍眼，便于对付敌之侧后抄袭。其它各地的沿海炮台也多少有些改进。但总的看来，海防设施变化不大，沿海防备仍然十分松懈。

早在1850年，就有人提出对于英国可能进行的新的侵略宜及早防范。清廷一方面认为应“于无事之时，为有事之备”，一方面又提出“总期不动声色，慎密筹防，断不可稍有泄漏，致启疑衅”。①闽浙总督刘韵珂甚至认为：备战“风声一播，夷人定启猜疑，将来首先张皇之地，即为首先纷扰之地，是防夷而适以招夷，未免失计。”②有的督抚则认为海防已臻完善，不需加强。如两广总督徐广缙等把广东水师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风涛耐于惯习，炮火熟于点放，船只长于驾驶，器械、火药在在极于精良”③，认为外国侵略者不敢进攻广州。还说什么“现就广东地方情形而论，内河外海，炮台林立，分驻台兵数千名，若得文武同心，士卒用命，即使深入，何能径出。”④上述畏敌和轻敌两种错误思想，都严重地影响对外敌入侵的防范，妨碍沿海战备的加强。

由于清廷仍然闭关锁国，妄自尊大，不采纳任何先进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不进行丝毫实质性的改革，军事上始终处于停滞落后状态。步兵除冷兵器外，仍然使用土制鸟槍、抬槍。火炮也无多大改进，并且依然没有专门的炮兵部队。除虎门要塞外，大多数炮台的火炮仍采用固定木制炮座，所有火炮都用火绳点火发射，射速慢，射程小（最远不过千米），而且命中率低。水师战船仍为木制的风帆船或划桨船，每船装备数量不多的数百斤至千余斤的火炮。1856年，新造炮船三百余艘，装备了从外国购买的火炮二百门，但主要用于镇压太平军。

一、收复新疆和“缓进急战”、“先北后南”方针的确定

当阿古柏入侵新疆和俄国强占伊犁之际，清王朝正忙于镇压内地人民起义。其间，清政府曾命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自甘肃赴新疆，会同尚留在巴里坤的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收复乌鲁木齐。但成禄一直逗留于甘肃高台，迁延不进。1873年，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肃州（今甘肃酒泉）之役结束后，清政府便抓紧收复新疆的准备工作，将成禄革职拿问，改派参加肃州之役的原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率军（包括成禄旧部）①出关，屯于巴里坤。景廉部则由巴里坤进驻古城。随金顺出关的还有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骑兵一营一起（一起相当于半个营）。先于金顺出关的则有广东陆路提督张曜所统河南嵩武军十四营（步兵十二营、骑兵二营），屯于哈密。出关的金、张、额三军的总人数共计一万数千人。1874年9月，清廷命景廉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帮办大臣；又命陕甘总督左宗棠督办关外粮饷转运事宜，以侍郎袁保恒为帮办。

正当清政府陆续派兵出关，准备收复新疆之际，日本侵犯台湾②，东南沿海防务吃紧，于是在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一场塞防与海防的争论。当时同治帝（清穆宗载淳）刚死，光绪（清德宗载淳）新立，西太后那拉氏临朝称制，因此，清政府在收复新疆问题上一度犹豫不定，难以决策。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张放弃塞防（也就是放弃新疆），专重东南沿海的防御。他声称“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③，要求把用兵新疆的费用移作海防之饷。陕甘总督左宗棠则主张塞防与海防不可偏废。他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而当务之急则是立即出兵收复新疆。“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今蒙古吉尔格朗图）、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哈朗特）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①

左宗棠镇压过太平天国和陕甘回民起义，但在国家领土完整遭到严重危害的关头，他主张抵抗英俄侵略，收复新疆，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和新疆各族人民愿望的。清廷在全国舆论要求抵御英俄及其走狗阿古柏的侵略的压力下，采纳了左宗棠等人的爱国主张，于1875年（光绪元年）4月正式作出了收复新疆的决定。5月3日，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仍帮办新疆军务。同时，撤销了景廉和袁保恒在新疆的任职，调回北京，从而使左宗棠掌握了收复新疆的最高指挥权。景廉调京后，所部各营由金顺接统。

左宗棠认为，阿古柏已与白彦虎、马人得等勾结在一起，占据了新疆大部地区，控制着南疆和北疆的许多战略要地及交通要道，是当前的主要威胁。沙俄虽然居心叵测，但对于占领伊犁地区，曾假惺惺地表示“并无久占之意”，“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②因此，决定以消灭阿古柏入侵势力为第一期作战目标，而驱逐伊犁地区的沙俄侵略军则作为第二期作战目标。

根据敌我情况和新疆地区的地理条件，左宗棠提出了一个“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

关于“缓进急战”。新疆地处西北边陲，远离内地，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产粮不多。经过长期的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战争之后，陕甘地区的粮食十分缺乏；新疆地区也由于连年战乱，“户口凋敝，田地荒芜”①，粮食同样短缺。因此，左宗棠认为：“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②鉴于这种情况，宜采劝缓进”的方针，以充分做好兵员的调集，军饷的筹措，粮食的采办、转运和屯集，以及军火的购制等工作。又鉴于运输线过长，极易遭敌袭扰和切断，决定在粮运和进军出发地准备好之后，则力求速战速决，避免旷日持久。

关于“先北后南”。在作战方向上，是先北后南，还是先南后北，开始清政府内部的看法并不一致。景廉在1874年曾有对天山南北同时发起进攻的三路并进的方案；1875年春，清廷又发出“张曜，宋庆两军，或北至古城，合兵进取，或由南路进攻吐鲁番”③的谕示。左宗棠受命之后，主张首先收复北疆，然后进军天山南路。从敌情方面看，当时，阿古柏的主力部署在天山以南，天山以北主要是马人得、白彦虎等武装，力量较弱。因此，左宗棠认为：“官军出塞，自宜先剿北路乌鲁木齐各处之贼，而后加兵南路”。当北路进兵时，阿古柏有可能督军北援，经过几次较大的战斗，马、白等部或可歼灭，而阿古柏军亦多就戮，“由此而下兵南路，其势较易，是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也”。④从地理条件看，左宗棠认为“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⑤，因而亦应先北后南。清军当时尚控制哈密、巴里坤、古城、济木萨等要点，可以保障新疆与内地的交通。尤其是天山东部的哈密，系新疆通往内地的咽喉，东北与乌里雅苏台相呼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政府虽然失去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要地，但仍有哈密、巴里坤可以作为进军北路的进攻出发地和补给地。只要收复了乌鲁木齐，就能扼其总要，驻守有地，然后加兵南路，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了。此外，左宗棠还考虑到，首先克复乌鲁木齐，对于制止伊犁俄军东窥，也是大有裨益的。

对于具体的进军方案，左宗棠本着“兵事未可遥度，然大致必须先为筹及”的精神，也作了安排，大体步骤是：“先北路而后南路”，进攻古牧地，乌鲁木齐时，如果阿古柏敢于增援北路，则“猛打数仗”，“挫其凶锋”，以张军威；北路克复后，刘锦棠部“下兵南路”，与此同时，张曜部由哈密西攻吐鲁番，“节节扫荡而前”，“壮后路声威”，以保证刘锦棠部“长驱大进”；待“吐鲁番之守既固，后路无虞”之后，张曜、徐占彪所部“分途并进，一向阿克苏，一向叶尔羌，则南路大局亦可速定”。①

二、以筹粮、整军为中心的战争准备

为保障收复新疆的战争得以顺利进行，清军根据左宗棠所提出的战略方针，进行了较充分的战争准备。

（一）筹集军饷

进军新疆，主要是继续使用原陕甘军费中的各省必协饷，即浙江、广东、福建等省的协饷和上海、福州、广州、汉口、宁波五个海关的关税，以及浙江、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江苏、安徽七省的厘金。此外，还通过举外债、借商款等办法，较快地解决了所需的大批军饷。军费的数量是庞大的，仅外债一项，据统计，自1875年4月至1881年5月，由左宗棠承借和胡光墉经手，以“西征借款”名义，先后向丽如、怡和、汇丰三个洋行借银就达一千三百七十五万两之多①。

（二）采运军粮

左宗棠组织了一套庞大的机构，专门负责军粮采运工作。粮源和粮运线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以肃州为起站，在此设一粮局，采购甘州、凉州、肃州等府州粮食。北路以归化（今内蒙呼和浩特市）为起站，在此设置西征采运总局，并在包头、宁夏（今宁夏银川市）等地设分局，采购归化、包头、宁夏一带的粮食，经由外蒙古南部商道运送到巴里坤和古城等地；同时，大力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带采购粮食，径运巴、古等处备用。在运输方法上，南路安西以东以车运为主，安西至哈密，哈密至巴里坤，均用驼运，在肃州、安西、哈密各建可存粮二万石的仓库，采取节节转运的方式；北路以骆驼运输为主，采取直达方式，即由归化驼行三十余日直抵巴里坤。截至1876年夏季为止，运存于安西、哈密、巴里坤、古城等处的军粮达二千余万斤。这些粮食主要是供给军队开进和战争初期的需要，尔后主要靠就地取傍和军屯生产解决。

左宗棠深知仅靠关内运粮是不行的，因而强调塞外用兵“非力行屯田不可”，并且认为，“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民有余粮，“皆可给价收买，何愁军粮无出？官军能就近买粮，省转运之费不少”。②在就地取傍中，巴里坤、古城、济木萨（今吉木萨尔）一带约可购粮四五万石。军屯产粮为数也不少，仅张曜部在哈密屯垦的二万亩地，每年就产粮数千石。在大力屯垦的同时，为了改变边塞荒凉和交通不便情况，左宗棠还下令大力筑路，并夹道植柳，后人称“左公柳”。①

通过俄商购粮也是一条途径。“俄商”索斯诺夫斯基（沙俄陆军上尉）愿意采买五百万斤粮食包运到古城。另一“俄商”也揽办了一千万斤粮食，由乌苏包运到昌吉。这批粮食实际上是伊犁地区出产的小麦。俄国准许出售粮食的真实目的，是企图利用军粮问题达到其坐观局势变化，伺机干预和梗阻清军的行动。②但是，由于阿古柏反动政权的迅速瓦解，沙皇俄国未能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清军从肃州至哈密的进军是很艰苦的。这段路程一千五百八十里，人烟稀少，水草缺乏，行军十分困难。从肃州到安西一段六百六十里，清军的开进方法是，先将甘、凉的粮秣运至肃州，再由肃州运至玉门，然后第一批部队开至玉门就食，接着用私驼把玉门存粮运往安西，腾出部队辎重队回肃州转运第二批粮食，第二批部队再随之出发。余均仿此办理。部队抵安西之后，稍作停顿，又分批前赴哈密。由安西到哈密一段九百二十里，一路戈壁，水草为艰，由于每日宿营地的水源不足千人之用，所以每批一千人，裹粮而行。

（三）整顿军队

左宗棠认为：“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①鉴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肃州之战刚刚结束，“各军劳乏过甚，损折亦多，亟须整理，……若干各营中零星抽拨，凑合成营，则兵将两不相习，恐难骤收实效”，因此，他主张在进军新疆以前，“酌量汰撤，稍节虚糜”。②截至1875年初，各路楚军和原在甘肃的部队陆续裁遣四十余营（二万余名），仅存一百四十一营，省常年饷银二百余万两。③其中金顺所部原来号称三十营，成禄旧部号称十七营，经过整顿，两部合并为二十营，减少二十七营。原在新疆的景廉旧部号称三十七营，由金顺接统后，汰弱留强，归并为十九营。其他原在新疆的部队也都先后逐加甄别裁并，以免虚糜粮饷。

（四）改善装备

通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大量购买外国武器装备，加之洋务运动④中兴办起来的军事工业陆续投入生产，为改善军队装备提供了一定条件。左宗棠接任陕甘总督以来，先后在西安、兰州创设制造局，就地制造军火，并在上海、汉口、西安等处设立采运军需军火的专门机构。这些固然是为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而设，但对于尔后收复新疆的战争，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至1874年，兰州制造局已能仿造当时较为先进的德国后膛开花炮和后膛七响槍，并改进部分清军旧式槍炮，以图“参中西之法而兼其长”①。鉴于阿古柏匪军的槍炮多系英国装备，数量较多，左宗棠也给出关清军补充了大量槍炮弹药（多系德国制造），从而改善了军队的武器装备。

清军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准备之后，于1876年开始了收复新疆的作战

正当沙俄剑拔弩张，准备向我东北地区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之际，关内战事十分吃紧，因此，东北三省只能依靠原有驻军和防御设施，抗击入侵之敌。至1900年6月止，东北三省辈有防、练军一百一十七营三哨。其中盛京省五十二个营，吉林省二十九营三哨，黑龙江省三十六个营。按编制计算，总数可达五万八千余人，但实际不足五万人。以后各省又进行扩兵，人数稍有增加。此外，东北地区尚有四万四千余名战斗力很低的八旗兵。这些清军装备的武器，除一部分由国外进口、内地拨给和吉林机器局仿制的毛瑟、曼利夏步槍及克虏伯、格鲁森火炮外，还有不少抬槍、抬炮及其它旧式火炮。

除清军外，东北三省还有义和团及人民群众协助清军抗敌。但义和团运动的规模不如关内，力量没有关内强，组织更为分散，所以难以承担较大的作战任务。

东北三省的将军及其他军政要员，在如何对待沙俄入侵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严重地影响了战争准备。

黑龙江将军寿山，在沙俄重兵压境，形势危急之际，多次上奏朝廷，历陈沙俄“乘我畿辅危急，日为增兵之谋”的种种事实，认为战争不可避免，提出了“不得不战”、“不可不战”、“不可失机”等抗战主张。①他还分析了抗战的有利形势，认为：甲午战争以后，人们“负痛方深”；义和团的兴起，足见民心对沙俄之忿恨；在军事上，可扼守陆路要地，以静待动，截击深入我境、前后不能相顾的俄军。为了集中力量守卫边防，他建议朝廷“先清内患”，对沙俄“护路队”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盛京副都统、育字军总统晋昌，积极支持寿山的主张。他建议三省联为一气，并力抗战。伯都讷副都统嵩昆，也赞同寿山等人的抗战主张。但是，吉林将军长顺和盛京将军增祺，却极力反对寿山和晋昌等人的正确意见，认为“当此各国合谋，何可再树一敌”②，主张对沙俄的进逼实行不抵抗主义。

由于上述分歧，三省无法进行统一部署。主战的黑龙江将军寿山，只能调派本省的力量，加强战略要地的防御。1900年7月8日，沙俄阿穆尔总督格罗杰科夫以“护路”为名，要求将数千俄军经瑷珲、齐齐哈尔运往哈尔滨。寿山严词拒绝了沙俄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并积极进行临战准备。他奏请清廷分别委任瑷珲副都统凤翔、呼伦贝尔副都统依兴阿、通肯（今海伦）副都统庆祺为北、西、东三路翼长，分别指挥三路战守；委任安徽候补知县程德全为行营营务处，负责来往联络。此外，还向清廷请求调拨粮饷，商请盛京、吉林两省匀拨槍械弹药等物，准备抗击沙俄的进攻。

畏敌怯战的吉林将军长顺则根本不作临战准备。练军六营约三千人仍然分布在各城镇；新募五营散驻于铁路沿线；主力靖边防军十八营三哨，分布在三姓、宁古塔、珲春等七个城镇。同时，长顺还在6月底7月初以“奉旨招练”为名，对伊通、宽城子、伯都讷、哈尔滨一带的义和团进行严密控制，并遣散铁路沿线的大量民工。此外，对哈尔滨等地的沙俄“护路队”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任其在哈尔滨至双城子的铁路以及松花江沿线自由往来。

由于晋昌的积极主战及义和团斗争的影响，盛京省作了一定的防御准备：西部由仁字军、奉军共八营两哨驻守锦州、山海关一带；北部由仁字军、奉军共六营驻守开原、铁岭一带；东部有四营清军驻守凤凰岭、岫岩一带；南部由晋昌自率育字军十余营驻守熊岳、海城一带。

1857年（咸丰七年）5月底，石达开自天京出走，率领听其指挥的数万部队①，在苏皖交界处的铜井镇渡江，途经无为，于6月中旬抵达安庆。一路上，他到处张贴布告，阐明离京出走的原因，并表示要继续忠于太平天国的事业。石达开出走后，天王洪秀全曾派人将“义王”金牌一道及合朝文武要求他返回天京的表章送达安庆，争取他回朝辅政。这时，石达开理应从太平天国的全局利益出发，立即返回天京，与洪秀全同心协力，共挽危局；即使暂不回朝，亦应协同在江北的陈玉成部对清军进行反击，或进军江南，打击围困九江等地之敌，以解天京上游之危。但石达开不顾全局利益，竟南进江西，招集旧部，独立进行新的远征。

一、进军江西

1857年10月初，石达开率部离开安庆，由安徽建德（今东至东北）进入江西，在景德镇会集各部，分路南进，经乐平、万年（今万年西），于10月21日占领安仁（今余江东北）。11月10日，石部与由闽入赣的杨辅清等部（约四五万人）会师于贵溪，联合攻城未下，遂西走东乡，于11月底到达抚州，与原驻该处的余子安部会合。12月初，派兵一部经进贤、丰城，西援临江（今清江西南）和吉安。吉安位于赣江西岸，1856年冬即遭湘军围困。石部到达之前半月，东岸的吉水已落入湘军手中，故要解吉安之围，须先攻下吉水。石部对吉水先后发起三次进攻，均为湘军所败。这时，石达开听取元宰①张遂谋的意见，决定放弃西援临江和吉安的计划，准备东进浙、闽。1858年（咸丰八年）1月初，石部经永丰、峡江、新淦（今新干）退回抚州。原驻江西各地的太平军，也陆续前来会合。2月26日，石部由抚州东进，3月19日败清军于上饶，进围广丰。因久攻不下，于4月15日撤围，经玉山入浙江，占领江山。杨辅清部则仍入福建，与石部分道而进。

石达开部南进之初，太平军在江西的兵力仍占很大优势（约十余万人），如坚持西援吉安、临江，给湘军以沉重打击，即可在江西开创新的局面。无如石达开轻率地放弃西援计划，东进浙江，结果继1858年1月22日临江失陷之后，九江、抚州、吉安等地也于同年夏秋先后失守，以致江西局势急转直下，使天京上游太平军的作战增加了困难。

二、转战闽浙

石达开率军占领浙江江山后，从4月20日开始，自统大军围攻衢州（今衢县），另由国宗石镇吉率兵一部连占常山、开化、遂昌、松陽（遂昌东南）、处州（今丽水）、缙云、永康、武义、云和、宣平（遂昌东）等州县，控制了浙西南大片地区，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清军。

石达开部由江西东入浙江时，江南大营清军正在围困天京，清廷判断石部入浙的主要意图是抄袭苏常，回救金陵，于是命在湘守制的曾国藩（曾于1857年春由江西返湘奔父丧）统率在赣湘军，东援浙江。其实，石达开并无回救金陵之意，在衢州久攻不克的情况下，于7月14日撤围南行，越仙霞岭南趋福建。石镇吉部也奉命由浙入闽。8月中旬，石达开与石镇吉、杨辅清、杨义清等部会师于福建浦城。但杨辅清、杨义清随即率部返回江西，脱离石达开，后取道皖南回援天京。

8月底，石部继续南进，于30日攻占建陽，不久又西占邵武。石达开的战略目标是经赣南、湘南西入四川，因此，9月22日又撤离邵武，分军两路前进：石达开自统大军于10月中旬抵达福建汀州（今长汀），18日占领江西瑞金；石镇吉等率部直趋赣南，于江西新城（今黎川）为湘军刘长佑部所阻，不得已退回福建，经建宁、宁化到达汀州。此后，石镇吉等也率部脱离石达开单独行动（后经广东、湖南进入广西，
1860年4月在广西百色被清军消灭）。

曾国藩自受命统兵援浙之后，7月中旬离湖南湘乡，8月底到达江西南昌，9月中旬抵赣东河口镇（今铅山）大营。随着石达开部向南推进，曾国藩又于10月中旬移驻江西建昌府（今南城）。

12月2日，石达开部由瑞金南进会昌，后经安远、信丰，于1859年（咸丰九年）1月3日攻克江西南安府（今大余），
11 日又克崇义。

当时，陈玉成、李秀成两支太平军主力，先后取得了二破江北大营和三河镇歼灭战的胜利，杨辅清部已攻克江西景德镇，长江南北又出现了对太平军较为有利的形势。但石达开部却孤军南趋，“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战斗力已大不如昔。①曾国藩命道员张运兰部由赣东之建昌驰援景德镇，命道员萧启江部四千余人继续尾追石部。萧部于2月18日进至南康，随即向南安府逼进。月底，石部弃南安、崇义，进入湖南境内。

三、围攻宝庆

石达开部由江西进入湖南后，于1859年3月2日占桂陽（今汝城），中旬连下兴宁（今资兴）、宜章、郴州（今郴县）、桂陽州（今桂陽）、嘉禾，准备取道湘西进入四川。

湖南是湘军的后方老巢。石达开率领号称二十万人（实约十余万人）的大军由江西大举入湘，不仅震动了湖南当局，也影响了各地湘军的军心。湖南巡抚骆秉章等急忙从本省镑地征调兵勇赶赴湘南防堵，湖北巡抚胡林翼还从湖北派兵往援。

石部攻占郴州、桂陽州后，本欲北攻衡州（今衡陽市），由于清军在常宁、耒陽一带防堵，乃转兵西向，由嘉禾经宁远北上，从4月6日开始围攻永州府（今零陵），因连连受挫，只得撤围，分兵两路北趋宝庆府（今邵陽市），于5月10日和24日先后到达宝庆城外。

宝庆是湘南重镇。太平军抵达时，清军已作了布防：城东由总兵周宽世部和道员赵焕联部防守，城南由副将田兴恕部驻守；城西的资江则由水师巡防。

石达开到达宝庆后，设大营于城南十里之澄水桥，傅忠信部配置于城东十二里之泥湾，赖裕新部配置于资江西岸之神滩渡，从东、南、西三面构成对宝庆城的包围。直至6月中旬，才切断北面通道，完成合围。

石达开部太平军所遗铁炮

从6月下旬开始，清军各路援军陆续抵达宝庆外围。25日，知府刘岳昭率部抵达城东四十里的洪桥。7月4日，道员刘长佑亦率江忠义、刘坤一所部到达宝庆城北三十里的严塘。两路援军自东北方向节节推进。不久，胡林翼从湖北派来的道员李续宜所率湘军五千余人（共十一营）也经益陽、兰田（今涟源）、新化进抵宝庆，使宝庆地区的清军总数达到近四万人。7月24日，奉命总统宝庆东路军务的李续宜与刘长佑等于高家冲（距城九里）商讨解围之策。刘长佑认为“东路势厚，且岩壑幽邃，不可用武”，李“乃定计由北路进攻”。①

石达开得知清军援兵大至，于7月25日督率各部包抄清军高家冲大营，与敌大战于蓝江铺、清水塘等处。27日，李续宜趁东路鏖战之际，率所部自高家冲西渡资江，在水师配合下，攻陷了太平军在田家渡至清水塘一带的营垒和哨卡。28日，西路的赖裕新所部太平军向北路湘军发起反击，又被李续宜等部击败，伤亡数千人，遂纷纷撤至资江东岸。西线既破，宝庆城内外的清军得以联成一气。此后十余日内，双方休战对峙。

8月10日，清军再次发起进攻，前锋推进到贺家坳、龙王桥一线。石达开鉴于清军兵力已厚，宝庆难以攻克，决定改变进军路线，南下广西，乃于13日一面派兵进攻贺家坳的湘军营垒，以掩护退却，一面命宰制陈亨容等率部南趋新宁，准备退路。8月14日晚，石部全线撤离宝庆外围，经白仓（今邵陽县南）南趋东安（今东安西南）。8月22日，各部由东安、新宁分别退入广西境内。

宝庆之战是石达开自天京出走以来所进行的规模最大历时最久（三个月）的一次作战。结果劳师费时，撤围而去。究其原因，一是敌已有备，而且援军大至，兵力相当雄厚；二是长途转战，部队攻击能力减弱；三是没有及早合围，尽快发起攻击；四是没有在城北部署打援兵力，阻止敌人增援。

石达开部从江西进入湖南，既属过境入川性质（这里姑且不论其入川是否可取），就应师行间道，不攻坚，不恋战，力求行动迅速，争取早日入川。可是，由于贪攻永州、宝庆，结果迁延时日，使清军得以在湖南集结兵力，实行围堵，从而丧失了进军四川的时机。

四、回师广西

石达开率军退入广西后，经兴安、义宁（今灵川西）、永福等地，于10月15日轻取庆远府（今宜山）。由于清军兵力不足，没有立即进逼，石部得以在此安然度岁，进行休整补充。但庆远一带是人口稀少的贫瘠山区，大军（由于沿途扩充，此时约有二十余万人）久驻于此，军需给养发生严重困难，因而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不断发生分化。1860年（咸丰十年）1月，先有傅忠信、谭体元等率部出走，继有郑乔等所率“花旗”部（即1855年底于江西参加太平军的原广东天地会部分起义武装）离桂返粤。不久，又有余忠扶部杀余入黔。由于敌军逼近，石达开于5月底弃庆远，率部南下，后进驻宾州（今宾陽东北）、武缘（今武鸣）一带。同年秋，彭大顺、童容海、朱衣点等又率部东走（后在江西会合复由广东北上的郑乔等部，众达二十万，1861年9月在江西河口镇并入李秀成部，重归天朝）。

鉴于众叛亲离，良将精兵尽去（当时仅剩万余人），石达开一度产生隐退的念头，但无安身之处。在无可奈何之中，他只得勉力支撑。幸好当时新任广西巡抚刘长佑等部清军正集中兵力进攻陈开领导的大成国起义军①，为石达开继续在广西活动和重整旗鼓提供了机会。1861年（咸丰十一年）8月下旬，大成国的京城秀京（即桂平）失陷，不久陈开被俘遇害，其余部约三万人即投奔石达开麾下。于是，石达开的队伍得以扩大，号称十万，但战斗素质已远不如前。为开创新的局面，石达开决定重新打起远征四川的旗号。不久即率全军离开广西，北进湖南，伺机西入四川。

五、辗转入川

1861年10月下旬，石部自桂北进入湖南，进攻绥宁（今绥宁西南），后沿湘黔边境北进，经靖州（今靖县）、会同、沅州（今芷江）、泸溪、永绥（今花垣）、于1862年（同治元年）1月底经龙山进入湖北来凤，2月中旬又经湖北利川进入四川境。

在石部入川以前，清廷除责令新任四川总督骆秉章饬令川东镇道督率兵勇严密堵剿外，又责令湖广总督官文、新任湖北巡抚严树森督饬在防将弁，会同新任湖南巡抚毛鸿宾等所派各部，实行“三面兜剿”，企图将石部一举歼灭于湘鄂川黔边界。由于四川清军主力未能及时赶到川东前线，清廷的上述计划未能实现。

石达开率军入川后，于1862年2月20日占领川东石砫厅（今石柱）。因北有大江阻隔，只好沿长江南岸向西推进。4月上旬攻涪州（今涪陵）不下，5月上旬攻綦江又不下，乃西走合江，入贵州仁怀厅（今赤水），复折入四川，于5月26日占叙永，6月16日克长宁（今珙县东）。由于沿途扩军，石部总数又达十余万。不久，各地清军赶到，北进之路受阻，不得不折而东走，于8月中旬再经贵州仁怀厅境趋建义、黔西，10月20日进围贵州大定府（今大方）。这时，一度曾随石镇吉行动的宰制曾广依部也来会攻，但终未攻克大定。于是，石达开率部西走毕节，入云南境；为了牵制清军，派宰制李福猷会同曾广依率部南走水城、郎岱（今贵州六枝西南），然后西入云南。

石部进入云南后，又分兵三路入川：宰辅方元祥等率数万人从川边屏山县进入，东趋叙州府（今宜宾市）；宰辅赖裕新率二三万人经昭通、东川（今会泽），西渡金沙江，北攻四川宁远府（今西昌）①，“使官兵不能兼顾”②；石达开自率本部大军由镇雄北进四川，于11月18日占领筠连，22日进占高县，并前出到横江镇、双龙尝玉黄楼一带，与方元祥部夹横江为营，伺机由横江顺流而下，抢渡金沙江，进图叙州府。不久，李福猷、曾广依部也前来会合。四川总督骆秉章为阻止石部入川，急调各路清军密集横江两岸：先调云南提督胡中和及总兵何胜必、萧庆高督军由犍为驰赴叙州以南，“相机截剿”；继调总兵唐友耕部由江安疾趋庆符，按祭使刘岳昭部由綦江驰赴长宁、珙县。云南巡抚张亮基在叙州闻警，也派参将杨发贵率部赴安边铺（叙州西南）协防。③12月下旬，清军连续向石部发起进攻，双方互有伤亡。1863年（同治二年）1月1日，清军进逼横江镇，同时大败横江西岸的方元祥部。1月8日，清军又大举进攻双龙常石达开挥军迎敌，将清军击退。此后，战事呈胶着状态。1月30日，刘岳昭、胡中和等再次率部猛攻双龙常由于石达开的部将郭集益等暗中通敌，石部大败，伤亡惨重，不得不于次日全部撤离四川，复入云南，驻扎于昭通一带。

六、石达开部的覆灭及其教训

1863年3月，石达开决定兵分两路，再次进军四川。自统西路，沿金沙江西行，伺机渡江北进；李福猷统率东路，绕道贵州北上入川。

3月24日，李福猷率队分路入黔，一由镇雄趋毕节，一由昭通趋威宁、水城。5月初，全部由仁怀东趋遵义。5月底，又自遵义、桐梓一带东进，经绥陽抵婺川（今务川）。7月，自婺川西攻正安不下，乃入四川境。8月下旬，经酉陽、彭水，进至黔江。

石达开于5月12日率三四万人自云南昭通进入四川宁远府境。四川总督骆秉章与布政使刘蓉早已沿大渡河严密布防：署雅州府（治今雅安）知府蔡步钟就近募勇，配合总兵唐友耕等部扼守北岸安庆坝至万工汛大小渡口；松林地（今石棉西北）土司千户王应元率“土兵”扼守松林河，并调胡中和部驻扎于化林坪（今泸定南）一带，以为声援；都司谢国泰部守猛虎冈，控制通打箭炉（今康定）之路；邛部（今越西东北）土司岭承恩率兵控制越嶲大路各隘，以逼迫石部“入夷地小径”，然后“从后路包抄”。①清军如此层层设防，对不熟悉当地地形而又孤军深入的石达开部来说，几如陷阱。

石部由宁远北进时，侦知越嶲大路有敌军扼守，便以“土人”为向导，绕经冕宁，抄小路北上，直抵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安顺场）。紫打地在崇山峻岭之中，大渡河横亘于前，松林河及察罗河分隔左右，又逢大雨，河水骤涨，敌军严守对岸渡口，石部实难飞渡。石达开只得命令部队搭棚驻扎，赶造船筏，准备强渡。5月21日，以四五千人强渡大渡河未成，船筏全毁，伤亡甚众。后决定西渡松林河，冀由泸定桥直趋天全，因遭土司王应元等部的阻击，西进计划又告落空。嗣后，清军四面逼玫，石部弹尽粮竭，陷入绝境。石达开曾致书王应元等，许以重金“买路”，但遭拒绝，乃于6月3日令所部分两队突围。一队抢渡大渡河，一队抢渡松林河，均未成功。他见大势已去，令妻妾五人、幼子二人投河自尽，自带五岁幼子石定忠及宰辅曾仕和等四人于6月13日前往清军营垒，幻想牺牲自己，保全部众。岂知反动派决不刀下留情，他们将石部所剩七千余人全部处死，并将石解往成都。8月6日，石达开于成都从容就义，时年三十三岁。

进至黔江的李福猷部得悉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消息，乃放弃入川会师的计划，东入湖南永绥，然后沿湘黔边境南下，经会同、绥宁重入广西，于10月9日攻占龙胜。10月17日，又经兴安东趋灌陽。此时，李福猷与其弟李福忠发生分裂。李福猷自率一部由灌陽东入湖南道州、江华，活动于粤桂边境，年底被清军消灭。李福忠则率部经湖南城步、通道入贵州，后在湘桂黔边区坚持斗争，直至1871年8月失败。

石达开于1857年率部出走后，行程数万里，进行了历时六年的远征，最后终于在四川大渡河畔全军覆没，这个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石达开率军他走，不符军心民意。随着其错误行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加上孤军远征，困难越来越大，广大将士感到前途渺茫，以致分化和投敌事件层出不穷，直至在广西境内发展到众叛亲离的地步。

石达开率军远征的目标是进入四川，这是他在起义初期就提出过的进军方向。四川是清王朝的战略要地之一，又利于割据，倘能入据该省，实行正确的方针政策，反抗清王朝的统治，对全国革命自然是有利的。但石达开在当时形势下，以其所处的战略位置（远离四川），不依靠革命势力强盛的江、浙、皖、赣，而孤军远征四川，胜利的把握是不大的。在进军过程中，石达开在作战指导上又缺乏一个正确的方针，东奔西走，强攻坚城，以致劳师费时，给了敌人以部署防御的时机。经过广西大分化之后，老部队所剩无几，而清廷已调骆秉章及万余湘军加强了四川的防御，石达开不能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放弃进军四川的计划，改取联合西南各族人民起义军共同反清的方针，以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再图大举，而是不顾主客观情况，执意进川，结果一败再败，造成全军覆没的可悲结局。

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前期战争中不愧为著名的战将，但自率部脱离天京之后，孤军冒进，没有后方的支持，没有友军的配合，成了流寇式的草莽英雄。尽避一度拥有号称数十万之众，却没有打过多少象样的胜仗，一直摆脱不了被动的处境，最后终于陷入绝地，被数量有限的清军和土司部队所歼灭。石达开这位“绝世英物”，竟成了清军的俘虏，这决不是什么“恶运使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不幸，而是他政治上不顾大局，军事上实行流寇主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牟取斑额利润，最大限度地掠夺中国人民，除了向中国输出一般商品外，还大力倾销鸦片。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①获得了印度鸦片出口的垄断权，即在印度大规模地生产鸦片，并以非法手段大量输入中国。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一段时期内，“印度的不列颠（英国）当局的收入当中，整整有七分之一是来自向中国人出售鸦片”②。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清王朝从嘉庆初年开始，便正式宣布禁止鸦片进口。这对英国的鸦片贩子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之后，英商在英国政府和印度的英国殖民当局的大力鼓励和怂恿下，贿赂和勾结清朝官吏，大规模地进行鸦片走私，一方面牟取暴利，一方面腐蚀清朝整个官僚体系。因此，尽避清王朝三令五申地严禁鸦片，年输入量仍由十九世纪初的四千箱左右，猛增到1838年（道光十八年）的四万余箱。

鸦片的大量输入，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和经济生活，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危机。上至贵族达官，下至绅商百姓以及八旗绿营兵丁，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据1835年统计，全国吸食鸦片者约在二百万人以上，而“现任督抚，嗜烟者约占半数”①，这就加速了清朝统治机器的腐化。鸦片输入激增，使中国在中英贸易中迅速由年出超白银七百余万两转为入超数千万两，造成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国库空虚等严重的经济后果。而这些后果最终又都转嫁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引起人民的更大不满与反抗。道光帝②迫于烟毒泛滥的严重形势，害怕有朝一日真会出现“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③的局面，乃于1838年冬，改变了以往既畏惧鸦片之害，又不愿放弃因鸦片走私而受贿获利的犹豫摇摆态度，决定摒弃与鸦片走私有密切关系的“弛禁派”的主张，采纳了“严禁派”④的建议。同时，任命在两湖地区禁烟卓有成效的湖广总督林则徐①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主持禁烟事宜，并节制广东水师。

林则徐于1839年3月10日到达广州后，立即与两广总督邓廷桢②等整顿海防，严拿烟贩，惩处受贿官弁；同时晓谕外商，限

林则徐画像

期呈缴烟土，出具“永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在当地人民的积极支持下，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广东迅速开展起来。林则徐排除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巨商的阻挠破坏，于4、5月间，共缴得英美等国输入的鸦片二百三十七万余斤，并根据道光帝的命令，于6月3日至25日在虎门海滩上全部当众销毁。这一果敢的举动，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鸦片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决心，给了英国侵略势力以沉重的打击。自然，英国侵略者决不肯就此罢休，他们决心借机挑起战争，以达其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目的。

英国决定发动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早在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密令大鸦片商胡夏米乘船自广州北驶，经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山东半岛、山海关等地，对中国沿海作了一次带战略侦察性的航行。1835年7月24日，胡夏米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提出：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足以制服清王朝。他还对舰队的组成、兵力数量、集结海域和行动季节等等提出了具体建议。①1838年7月，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遵照英国政府的旨意，率领军舰三艘，窜到珠江口，再次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和侦察。同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训令义律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获取中国沿海贸易场所和海岛的情报，并要他在广州或澳门的公务人员中指定专人从事此项工作，返回后，把所到地方的商业、工业情况以及所获悉的任何有关地理、博物等方面的知识，写成详细报告，以便转呈英国政府。②1839年4月3日，义律以中国收缴鸦片为由，建议英国政府“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扬子江江面”，给中国“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①林则徐虎门销烟后，义律命令英国船主拒绝在“永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上签字。7月7日发生英国海员在九龙尖沙嘴村殴毙中国百姓林维喜事件，义律又拒不交出凶犯。在此情况下，林则徐下令将英国人逐出澳门，并断绝其一切接济。义律离开澳门后，即派人驰报英印总督奥克兰，请求派兵船来华。不久，英舰“窝拉尼”号、“海阿新”号先后抵达广东海面。9月4日，义律率军舰“窝拉尼”号及武装船多艘，闯入九龙湾，炮击清军水师船只。清军水师奋勇还击，将其赶走。

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按照资产阶级中对华贸易关系密切的集团和鸦片巨商们的意见，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来中国海域，发动侵华战争。同年11月4日，巴麦尊正式训令义律和致函海军部，宣布英国政府决定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中国，封锁沿海港口，占领几个岛屿，用炮舰政策迫使清王朝屈服。与此同时，义律又率军舰“窝拉尼”号、“海阿新”号在川鼻湾阻止一艘具结的英国商船入口。清军水师前往查究，遭到英舰炮击，不得不开炮还击，将英舰击退。11月3日至13日，清军又多次与入侵之敌交火，仅在官涌一地，十天之内就打了六仗，均获全胜。以上情况报到北京，道光帝下令永远停止同英国贸易，并驱逐所有英船，于是，中英关系更形紧张。这时，英国为强行向中国推销鸦片而引起的矛盾，已发展到非战争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

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好望角海军司令、海军少将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由懿律率领侵华远征军前来远东。4月7日，英国议会下院经过激烈辩论，以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政府的对华政策。就这样，英国侵略者“为鸦片走私的利益而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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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它名义上是英国的贸易公司，实际上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推行殖民掠夺政策的工具。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该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其殖民统治形式：宣布公司解散，印度成为英王的领地。

②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第7页。

① 林则徐：《与弟元抡》，《林则徐家书》（上海共和书局印行）第9页。

② 道光帝（1782—1850），姓爱新觉罗，名旻宁，嘉庆帝（顒琰）次子，1820年即位，年号道光。他虚骄自大，对世界情势懵然无知，处事动摇不定，很少了解下情。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举棋不定，和战无计，最后妥协投降。1850年病死，庙号宣宗。

③ 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以下简称《鸦片战争》——（二），第142页。

④ 鸦片贸易给清王朝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在朝野舆论的推动和压力下，清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了主张严禁和弛禁两派。严禁派不满意对禁烟的因循敷衍，要求对贩卖和吸食鸦片者处以重刑。弛禁派则认为靠严刑重典不能禁止鸦片，主张弛禁征税，解决财政困难。弛禁派的主张为外国烟贩以及在鸦片贸易中获利的官吏所欢迎。严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黄爵滋等。弛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许乃济、穆彰阿、琦善等。

① 林则徐（1785—1850），清末进步政治家和爱国主义者。福建侯官（今闽侯）人。1811年进士。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提倡经世之学，主张刷新吏治，扫除贪污，整顿军备，加强边防等。1831年任东河河道总督，1832年改任江苏巡抚。1837年升湖广总督，任内提出六条具体的禁烟措施，在两湖地区成效显著。1838年9月上奏道光帝，极力赞同黄爵滋以死罪重治吸食鸦片的主张，成为严禁派的著名代表人物。

② 邓廷桢（1776—1846），江苏江宁（今南京）人。1801年进士。1826年任安徽巡抚，1835年升两广总督，1836年许乃济奏请弛禁鸦片时，他开始甚表赞同，后受严禁派的影响，且目睹鸦片危害严重，乃由弛禁派转为严禁派，后成为林则徐的亲密同僚。

① 参见《胡夏米致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信》，《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下同），第一分册，第52—55页。

② 参见《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16页。

① 《义律致巴麦尊的密信》，《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卷，第一分册，第58—59页。

①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6页。

一、英国的战争准备

西藏位于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西南部，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全境为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所环抱。南面的喜马拉雅山横贯边界，平均海拔六千米以上，山高坡陡，沟谷深窄，断崖陡立，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7—9月为最暖季节，雨水较多，12月至次年3、4月为严寒季节，一般平均气温在摄氏零下十至二十度之间。有些高山终年冰封雪冻，昼夜温差高达摄氏三十度左右。加上河岸陡，水流急，道路少，人烟稀，桥梁简陋，通行非常困难。中国的近邻尼泊尔、哲孟雄、不丹等国虽然被英国用武力和各种陰谋手段划入其势力范围，但由于历史渊源和宗教信仰的关系，这些国家的广大人民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因此，英国军队要攀越重山峻岭，进行高寒山地作战，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英国为了解除后顾之忧，首先拉拢尼泊尔、不丹参战。根据1856年的藏尼条约，西藏在受到外国攻击时，尼泊尔有援助的义务。因此，英国政府认为，要入侵西藏，孤立藏军，必须始终“与尼泊尔宫庭[廷]一致合作”①。1903年，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亲自出马邀请尼泊尔首相到印度德里会谈，向尼泊尔政府施加压力。尼泊尔首相终于同意与印度政府合作，不援助西藏，并为英军提供大量人力、物力支援。英国在不丹拒绝在其境内修筑通往西藏的道路以后，担心不丹与西藏联合抗英。英国侵略者认为：如果这样，“不丹即可从仁进冈到都拉截断英人的交通线。不丹人身体强壮，他们若要反对英军，可以动员同藏军一样的兵士，组成第二支军队”，打击英军。②为此，英军在进犯西藏之前，派大吉岭道尹（英人）到不丹活动。在英国的压力和收买下，不丹终于断绝了与中国的正常关系，派人参与侵藏活动。

为了解决高原运输，英国动用了巨大力量，抢修尼泊尔、不丹、哲孟雄与西藏接壤的许多通道。在修路过程中，对工兵进行了驾驶二轮牛车（载重八百磅）和轻便马车（载重四百磅）的训练；向尼泊尔当局征用牦牛四五千头和相当数量的骡马，并进行了现地运载试验；因牲畜染疫大批死亡，又从各地雇用民夫七千人，以保障物资的前送。此外，英国还在印度加尔各答一带组织骡马后备队，以应付紧急运输任务。

1903年6月，英国“谈判使节”荣赫鹏以两名间谍被西藏地方政府扣押和要求通商划界“谈判”为名，率兵二百及随从数百人，再次进犯西藏，由甲岗直趋干坝。西藏地方政府立即下达征兵动员令，派七百余人赴干坝一带构筑工事，组织防御。侵略者以要求谈判为由，在干坝以南地区盘踞数月之久。

1903年10月初，英国政府正式批准了进占江孜、拉萨的计划。荣赫鹏于10月11日折返印度，与寇松具体筹商进攻西藏的军事部署。12月10日，侵略军全部在纳汤集中，计有第二十三锡克步兵营七百人、第三十二锡克步兵营七百人、第八廓尔喀步兵营七百人、骑兵一百人、孟加拉和马德拉斯工兵各一队、野战医务队五队和其它后勤保障部队。①共配有步槍二千八百支、火炮六门、马克沁机槍若干挺。全军由少将麦克唐纳为指挥，易喀尔丹为参谋长，布雷哲尔负责后勤运输，另有大批随从人员，总计一万余人。英军筹集了一个月的粮食和十天的饲料，为了解决防寒问题，给士兵配发了帐篷、取暖燃料、羊皮、毡毯、毛织围巾、厚毛衣、毛袜等。

英军的进攻计划，原定兵分两路：一路由荣赫鹏率领进攻干坝，然后由干坝趋江孜；另一路由麦克唐纳率领，越过则利拉山口入藏，占领春丕（今亚东南二公里），然后向北进攻，在江孜与荣赫鹏所部会合。由于干坝方面西藏民军有了戒备，麦克唐纳认为，如果执行两路出击的计划，“将冒很大危险，且运输接济之部署，亦感困难。”最后决定：干坝一带的英军，仍以派遣使节进行“谈判”为名，牵制中国守军，而荣赫鹏、麦克唐纳则率领主力越过则利拉山口，直趋春丕谷②。尔后，干坝方向的英军再向春丕转移，与主力会合，集中兵力，向拉萨进攻。③

二、西藏的战备设防

西藏的自然条件对防御作战是非常有利的，但由于清政府和多数驻藏大臣腐败无能，不重视边防建设，致使防务废弛。清政府在西藏的驻军不仅数量少，而且装备非常落后。自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驻藏大臣福康安奏请建立了常备军，申定兵制、兵额以后，军队数量一直保持在三四千人左右。其组成及驻防情况如下：一是绿营兵步骑六百余人，从四川派遣，大部分驻于前藏，充当驻藏大臣的卫队，一部分驻于日喀则、江孜、定日等地，协助西藏地方部队进行训练和驻防。绿营官兵随同驻藏大臣三年更换一次。遇有战事，由驻藏大臣奏请川、滇拨兵支援，事平之后，仍留原额。其装备有亨利—马梯尼、斯涅德等各种类型的线膛步槍及部分火炮。平时虽有训练，多半为了应付校阅考核。此外，拉萨至四川打箭炉（今康定）一带还设有绿营兵八百余人，主要任务是保护粮台和运输，战斗力很差。

二是西藏地方军（即藏军），定额三千一百六十二名。凡二十五人为一定本，五定本为一甲本，二甲本为一如本，二如本为一代本。代本直接听命于驻藏大臣。这些军队平时驻拉萨、日喀则各一千零五十四人，定日、江孜各五百二十七人。除定额外，尚有守卡兵三百一十二人分守各关卡。藏军装备，定本以上军官配有线膛步槍，士兵十分之五使用土槍，十分之三使用弓箭，十分之二使用刀矛、藤牌。部队受宗教影响很大，战士佩有“护身符”，出征时求佛护佑，虽作战勇敢，但军官指挥能力低，战术落后。

此外还有民兵，遇有战事，由噶厦向各地征集，自备武器和口粮，由营官①率领，前往指定地点参战。他们熟悉地形，富有吃苦耐劳精神，能越野，善骑射，服从性强，作战勇敢，但装备差，缺乏训练，进攻时无一定队形，撤退时不易管束。

1888年隆吐山抗英时，藏民不顾升泰的反对，于纳金山（干坝正南）设边墙十余段，同时在丈结山建卡驻兵，后升泰为讨好英帝国主义，竟强令撤离。在帕里以南，自亚东辟为商埠后，升泰曾于1890年设卡三处，但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防御，而是为了“举办通商”，“所有西人即准抵关贸易，不能擅入关内，以示限制”②。在英国侵略面前，尽避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了动员，但缺乏统一的部署与计划，对敌情的了解也不够，仅在险要地点构筑了一些临时工事，进行防御。但西藏军民具有光荣爱国传统，为了保卫国土，他们敢于面对强敌，英勇战斗。

一、袁世凯的作战总方针和兵力部署

早在1913年4月30日至5月3日，袁世凯就连续召集段祺瑞、段芝贵，陈宧、江朝宗、冯国璋等亲信及归其统辖的各省军队要人开会，策划武力对付南方革命党人的办法。5月1日，调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确立了“战时内阁”体制。5月6日，再次召开秘密会议，初步拟定了对南方革命党军队作战的总方针。这个方针把用兵的重点放在湘、赣、皖、苏四省；而以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为交通运输线；以武汉、徐州为进攻出发地；以海军策应陆军作战；拉拢滇、桂、黔三省军队作为牵制力量。为实现这个作战方针，确定了如下作战部署：1、沿京汉路南进的部队，主要攻击目标为湘、赣、皖三剩以驻信陽的北洋第六师（欠一部）为主力，河南第一师及混成旅为预备队，由鄂向赣进攻；以驻皖北的倪嗣冲所部（约步兵一个师、骑兵二个营）、河南雷震春的护军一部（约步兵五个营、炮兵二个营、骑兵一个营）以及赵倜所部毅军（约步兵十一个营、骑兵二个营），进攻皖省；北洋第二师为京汉路方向总预备队。另以北洋第六师一部和黎天才的湖北第一师一部，分别驻守武昌、汉陽、汉口。黎师另一部及雷震春护军备补兵一部，自荆州至新沟、蔡甸一带设置防御阵地，警戒湘剩

2、沿津浦路南进的部队，主要攻击目标为江苏南京。以驻鲁南的北洋第五师、驻兖州的张勋武卫军（约十九个营①）为主力，驻天津的北洋第四师、山东混成旅之一部为预备队，经徐州进攻南京；山东混成旅另一部防守济南；扬州徐宝山①部（约步兵一个师）为牵制部队。

3、以拱卫军、北洋第二师一部并奉军一部，负责防守北京。

4、以驻张家口的何宗莲第一师为机动部队，防备粤军由海路北上，或准备由海路南下攻粤。

5、姜桂题毅军驻张家口一带，防御蒙军袭扰①。

6、调闽军一部进驻上海，并调驻西陵、南苑、定县等处的第三师一部随往，以防不测。

7、第三师及第一师另一部由海路运往南方，登陆地点临时决定。

此外，对由革命党人任都督的湖南、广东，也作了相应部署。对于湖南，一旦谭延闿响应讨袁，即三路出兵进攻：一路由贵州的唐继尧派驻在镇远的部队直下常德；一路由陆荣廷派广西的部队由南向北进攻；一路由黎元洪派部队由岳州向南进攻。对于广东，若陈炯明宣布独立，则任命副护军使龙济光为广东都督，令其率所部进攻广州。另派海军游弋于闽、粤海面，以防止闽粤两省与南京联为一体。

要进军南方，必先控制湖北，所以袁世凯极力拉拢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李烈钧被免职后，黎又兼江西都督）。而黎此时已完全投入了袁的怀抱，他致电袁世凯，表示“元洪惟知服从中央”，“决无瞻顾”②，决计让北洋军开进湖北，并取得了部分作战指挥权。

袁世凯将北洋系统的绝大部分兵力直接用于对南军作战，但按实际编制，各师的兵力只有七成左右，要实现其总的作战企图，兵力仍显单保为此，在直隶、河南、安徽、山东设立募兵机构，计划招募新兵二万左右。

这样，袁世凯完成了战争准备和部署，摆出了决心消灭南方革命军的咄咄逼人的阵势。

二、革命党人的讨袁决策

在袁世凯陆续派兵南下，战争端倪明显可察的情况下，孙中山再次呼吁革命党人丢掉幻想，实行武力讨袁。他指出：“除从速起兵以武力解决之外，实无其它办法”①。孙中山分别致电湘督谭延闿和粤督陈炯明，要求他们立即宣布独立，进行讨袁，但谭、陈在回电中均借故推诿。孙无奈，欲亲自赴粤发动讨袁，当即被人劝阻。孙又提议由陈其美先在上海宣布独立，打响讨袁第一槍。陈其美、黄兴等人坚不同意，认为“据数里之地以抗敌，犹执卵投石”①。此时，驻沪海军前来接洽，愿意宣告独立。孙甚喜，建议海军由海上进攻津沽。陈其美等人反对海军先发，认为“须海陆并起”②才行。不久，驻沪海军奉袁世凯命令开赴烟台。孙闻讯后，急欲劝阻，指出：海军“开赴烟台，恐将生变”。陈、黄则认为“海军既表同意于先，断不中变于后”③。结果，海军北上后即被袁控制。孙

中山别无他法，决定派人去策动南京第八师几个忠于革命的营长，先“冒险一发”①，以树立讨袁的旗帜。黄兴初则力言不可，认为那样将使“八师先自相战斗”②，后见孙中山主意已定，并准备亲往南京，只好服从孙的意见，遂定下武力讨袁的决心。但黄又认为孙“不善戎伍”①，且恐孙“轻身陷阵”，遭到不测，为留孙“以任大事”②，便自告奋勇代孙前往南京指挥作战。

革命党领导人在要否武力讨袁和如何讨袁问题上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结果丧失了战机。7月初，原江西都督李烈钧潜赴上海孙中山处，表示愿意率江西军队首先发难。孙遂决定李烈钧回江西发动，黄兴去南京发动，其它各省伺机响应。

孙中山等革命党领导人虽然确定了武力讨袁的决策，但整个国民党人在思想和行动上并未真正统一。在北方的国民党议员中，少数人离开国会到南方参加讨袁战争，不少人仍呆在国会中醉心于“法律倒袁”。在南方的国民党都督中，也是各怀心计，涣散不齐。湖南的谭延闿、福建的孙道仁及江苏的程德全，非旧官僚即立宪派，他们观望气候，随风摇摆，不积极参加反袁斗争；安徽的柏文蔚和广东的陈炯明，内部矛盾重重，没有完全掌握军队；唯有江西的李烈钧态度明朗，讨袁坚决，并掌握着一部分比较可靠的军队，但力量有限，难于影响全局。此外，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没有组织统一的作战指挥中心和制定统一的作战方案；对于与战争有关的其它重大问题，诸如军队的调遣、动员，兵员的训练补充，粮秣弹药的保障等，都未研究和解决。这都对以后的战争产生不利的影响。

此外，宣布独立的各省，曾制定过各自的作战方案。如粤省拟派三个支队出师北伐，以一个旅援助江西；安徽拟以一部兵力阻击倪嗣冲军，另一部兵力渡江援赣；四川拟在攻占重庆后，顺流东下；沪军则准备攻占制造局，控扼吴淞口等等。这些方案也因种种原因，均未能顺利实现。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发动“二次革命”前，已与白朗取得了联系，并派人在白朗的部队中工作。正当袁世凯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南方的革命军之际，河南省柄民党干事阎子固曾动员白朗“在淮上起事接应”①。白朗也曾派人到武汉，与革命党人接洽。“二次革命”战争爆发后，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又于7月20日写信给白朗，向他提出了“乘虚直捣”豫鄂，配合讨袁作战的建议。虽然信使在开封被反动军警逮捕杀害，白朗并不知道黄兴的具体意见，但这一时期，白朗起义军转战于已被北洋政府所控制的豫鄂两省，积极打击反动地方武装，牵制了北洋军的部分兵力，威胁着被袁世凯视为生命线的京汉铁路，客观上配合了革命党人发动的讨袁战争。

一、克唐县，占禹州

正当北洋军沿京汉路南调，准备向南方革命军发动进攻之际，白朗于1913年5月底6月初分兵两路，积极展开活动。一路由高鑫、宋一眼率数百人，在许昌、襄城、叶县一带袭扰敌人；另一路由白朗亲率二千余人，南下唐县（今唐河）、泌陽一带，声言攻占唐、泌等处后，即“与高鑫、宋一眼合股通南方，以图大举”①。河南都督张镇芳急忙商请河南护军使雷震春，派团长任昶武、南陽镇守使田作霖率部“追剿”高、宋起义军；派河南陆军第一师第三旅旅长王毓秀率一个团“兜剿”白朗所率的起义军。白朗利用唐、泌守军的离心倾向，事先与唐县守军取得联系，于5月31日夜一举攻克该县，缴获大炮六门、机槍两挺和许多槍械子弹，并争取豫军一个营起义。白朗破唐县后，立即率部北上，连克源潭、饶良、麦北、下洼、金汤寨，直逼裕州（今方城）。雷震春慌忙命右翼帮统王茂元率两个营星夜赶赴裕州堵截；由驻马店下车的王毓秀部亦由泌陽、唐县分路追击。白朗闻讯后，便率部西入檀山，复经南召直趋鲁山。雷震春急令王茂元部由襄城兼程西进，改援鲁山。起义军改变攻鲁计划，转移至鲁山西北的深山密林处，甩掉尾追之敌，然后穿山越岭，采取奇袭战术，直趋禹州。

禹州位于襄城以北。6月14日，该县城内正为不久前被起义军击毙的团勇开追悼会。白朗军混在群众中，趁机入城，攻取南门大街，并向凭借西街寨门顽抗的民团勇猛进攻。城内守军约三百人，惊慌失措，弃械而逃。起义军缴获颇多。15日晚，起义军主动撤离禹州城，直趋郏县、宝丰。在郏县以北八里之白庙寺，击退了雷震春所部三个营的堵截，转入鲁山西北山区。这时，起义军声威大振，“一时望风而归者，不数日间达一千五百人。所得军器，亦极精锐”②。队伍发展至五六千人。

二、西破淅川，南据枣陽

起义军转回鲁山地区后，雷震春率左翼统领申保亨，于6月21日由许昌进驻宝丰，调集部队，布置对起义军的围攻。其部署是：旅长王毓秀所部开赴鲁山，由东南向西北“搜剿”；左三营管带金聚率部开赴半扎（临汝南三十二里），由北向南“搜剿”；右三营管带雷存修率部开赴大营，由东向西“搜剿”；西大社社董督率社勇堵截山口，防止起义军西走；管带鞠得胜率马队在襄城、叶县、舞陽、裕州、南召、鲁山等处巡逻。此外，还收买和派遣间谍、坐探，进行侦察破坏活动。雷震春把这一部署吹嘘为“四面围剿之法，为一鼓荡平之计”。并向陆军部夸口说：一定要“严缉首要，以期拔本塞源，永绝后患。”①正当雷震春调动部队部署围攻之际，起义军悄悄离开山区西行，于6月底奔袭数百里外的卢氏城。7月1日，攻占浙川县的西坪。2日，攻占豫、鄂、陕交界的重镇荆紫关。驻守荆紫关的王天佑率残部向浙川逃跑，起义军乘胜追击，一举攻克浙川城。至此，雷震春的“四面围剿”计划完全落空，而邓州（今邓县）、内乡、镇平等县频频告急，纷纷请派援兵。镇守南陽的周符麟，急不可待地连电袁世凯和陆军总长段祺瑞，声称如不及时增援，不但邓州、内乡等县难保，即南陽亦岌岌可危，进而提出给他“另委一相当之事”①，准备临阵脱逃。

起义军攻占浙川后，又挥师南下，进至鄂北的郧县境内。此时已投靠袁世凯的副总统黎元洪立饬鄂、豫、陕三省军队，不分省界，联合“会剿”。7月14日，起义军与三省联军激战于均县贾家寨以东，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弹药消耗甚多，故未紧追败敌。随后，起义军乘船渡丹江东进，消灭了阻拦的敌军，复北入豫境。17日进围镇平县，威逼南陽。张镇芳急电奉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吴庆桐，请他派兵一团救援。8月，起义军又击败周符麟部于百泉山，获大炮数门，槍械甚多。随后，再次进入河南唐县、泌陽、桐柏和鄂北天河口等地，并在桐柏县建立第二个游击基地。

9月下旬，白朗又率部南进至鄂北随（县）、枣（陽）地区。25日夜，在枣陽守军两个连内应下，攻占县城。起义军逮捕了横行霸道、荼毒居民的外国传教士数名。枣陽被占后，吴庆桐电令驻樊城之第五团派步兵一营、驻钟祥之第五团第一营派步兵三连，由西、南两个方向进攻枣陽；令驻随县之第四团分扎边界防堵；由帮统李治云和团长赵福汇所率之部队也分别进至枣陽城下，形成四面包围。起义军据城固守，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毙敌团长、副官各一名。黎元洪下令调拨重炮两门，加紧轰城。起义军为保存实力，于10月6日晚从北门突围西行。虽敌军“四面云集”，结果依然“莫之阻也”②。大量敌人被起义军牵着鼻子团团乱转。

三、袭鲁山，占宝丰

起义军从枣陽突围后，旋即转移至唐县、泌陽、裕州、舞陽一带，于1913年10月中旬，进入鲁（山）、宝（丰）地区。10月19日晨，进攻鲁山城，因守军有备，攻城不克，遂退至鲁山西北山区。张镇芳急令河南第一师师长张锡元和旅长王毓秀分别率部“进剿”。起义军依托高山密林，与优势敌人周旋。22日，在娘娘山、青条岭、椅子圈一带与“进剿”军激战。23日，又在锯齿岭阻击敌人。“进剿”军既怕起义军夜袭，又怕起义军乘虚攻取鲁山城，所以只能朝发夕归，不敢在山地驻扎。起义军稍事休整后，即准备进攻宝丰城。首先派人潜入城内，主力于11月11日从百余里外向宝丰疾驰。次日凌晨，趁守城民团困倦之际，城内的起义军纵火扰敌，城外的起义军立即架梯登城，一举攻占宝丰。这时，新任河南护军使赵倜正率马步四营前往鲁山途中，忽闻宝丰被占，“即派马飞调赴鲁山之队回剿”①。起义军稍事抵抗，即撤出县城，回到鲁山西北山区。随后，又挥师南下，转至南陽地区。不少反袁的进步青年以及基层的革命党人投奔起义军，原季雨霖①第八师的士兵也纷纷携械投奔。

自1913年5月至11月，半年之内，白朗起义军转战豫、鄂两省，共牵制了北洋军及地方部队约五个团和十四、五个营的兵力，相继攻破十多个城镇，歼灭了敌人部分有生力量，不仅使鄂豫两省的军政头目惶恐不安，而且惊动了袁世凯和北洋政府。

这时，起义军已发展到近万人，并打起了“中华民国抚（扶）汉讨袁军”的旗号。随着快槍、大炮等新式武器日益增多，部队的编制也有了变化。起义军已分为步、马、炮、工、辎，“扎立营寨，放哨巡逻，悉如军队”②。这些重要变化，标志着这支起义武装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雉河集会盟

1853年初，清廷命工部侍郎吕贤基督办安徽团练，给事中袁甲三为帮办。同时，起用前广西巡抚周天爵为安徽巡抚，带兵千余分驻宿州、颍州。因兵力不足，安徽清军对捻军基本上采取守
势。10月，周天爵病死于颍州，旋由袁甲三负责安徽军务。袁手中兵力很少，便加紧筹办团练，驻守临淮关一带。河南方面，巡抚陆应谷拥有的兵力也很少，临时调集的数千清军，在商丘宋家集被太平天国北伐军打得溃不成军。10月，陆应谷被清政府撤职，遗缺由山东按察使英桂继任。英桂接任后，既要防止进至湖北的太平军北上，又要镇压豫北的“联庄会”军，也无法集中兵力攻捻。这就给豫皖边捻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854年3月，太平天国北伐援军由皖北进入豫东，张乐行、苏添福等部捻军配合太平军攻克永城县城，受到当地人民热烈欢迎。太平军北上后，负责办理归、陈二府团练的太康知县祝塏纠集豫东各县团练，进攻苏添福的家乡永城苏平楼，并乘机侵入亳州境内，烧杀抢掠。当地人民极为愤慨，纷纷参加捻军，保卫家园，一举打败了祝塏的团练和永城的地主武装“老牛会”，继又进攻蒙城等地的地主武装，于是捻军的声势日益壮大。1855年初，龚得树率领亳州捻军进入河南夏邑，与当地捻军王贯三部联合作战。这些行动，取得了两方面的成果：一是有力地打击了地主武装；二是使一些捻军领袖通过战争实践逐渐认识到了联合起来的必要性。

1855年秋，豫皖边的捻军首领齐集亳州的雉河集，举行了著名的“雉河集会盟”①。会上，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并决定建立五旗军制，推举了各色旗的总首领：黄旗由张乐行自兼，白旗龚得树，红旗侯士维，黑旗苏添福，蓝旗韩奇峰（又称韩老万）。五旗之外，还有各种镶边旗和八卦旗、花旗、绿旗等。会后，张乐行发布告示，痛斥清政府地方官吏“视民如仇”，残酷搜刮民脂民膏，阐明起义的目的是为了“救我残黎，除奸诛暴，以减公愤”，并宣布“禁止抢掠，严缉奸婬”，“贫民衣粮，不准扒运”。②此外，还制定了行军作战条例十九条③，以严明军纪。

雉河集会盟，对捻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会盟，多少改变了一部分捻军互不从属，各自为战的局面，为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提供了条件。由于制定了不侵犯群众利益的纪律，得到了群众的拥护，有利于依靠群众坚持斗争。但这时的捻军没有固定的编制，大旗之下的小旗，人数自几十人至数百人不等。旗中的成员也不固定，这次跟这一旗出战，下次可以跟另一旗出战，内部组织很松散。特别是各旗捻军基本上是按地域和宗族、亲戚关系结合起来的，因而彼此之间有很大的排外性，严重影响了在组织上和作战行动上的集中统一。在武器装备上，仍然十分简陋，除少量鸟槍、土炮外，主要是刀矛等冷兵器，加之各旗捻军并非脱产的专门武装，缺乏必要的训练，因而战斗力不强。由于皖北地势平坦，适于战马驰骋，所以捻军一开始就有少量骑兵。作战时，往往步兵在正面冲阵，骑兵从两翼包抄。这种作战形式，当对付装备较差、数量不多的清军和团练乡勇时，尚能奏效。

二、积极进攻守备薄弱之敌

雉河集会盟后，捻军很快发展到五六万人，斗志更加高昂。而这时皖北、豫东的清军兵力仍较薄弱。在豫东，只增加了道员张维翰率领的清军一千八百余人；在皖北，除原周天爵、袁甲三所部二三千人外，其余为颍州知府陆希湜、亳州知州绣纶率领的少量清军和团练乡勇。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捻军首领便乘此有利时机，发起进攻作战。

1855年9月27日，张乐行、苏添福等率三万余人首先打败陆希湜部于庙集，继败张维翰部于亳州东面的泥台店。随后，挥师北入河南，攻破夏邑，并西攻马牧集（今虞城），乘胜进围归德府城。正在进剿豫北“联庄会”的河南巡抚英桂急忙派遣驻陈州的道员王建泰等率部往援。张乐行等闻讯后，即转旗南返，于11月7日攻占安徽蒙城。

捻军四处出击，引起了清廷的不安。当时安徽巡抚福济和江南提督和春所部清军正被皖南的太平军所牵制，无力北顾。清廷遂提升曹州总兵武隆额为湖南提督，令其从山东南下，统辖总兵兴庆、道员张维翰、游击武全等所部清军数千人和地方团练，对付十倍之众的捻军。这时，捻军正集结重兵围攻亳州，河南按察使余炳焘率乡团万余人，于12月7日乘虚袭占了捻军根据地雉河集。张乐行等随即撤围亳州，率部沿涡河南下，旋又折向东北，在麻种集打败由徐州来援之清军兴庆部，进而围攻河南永城，迫使余炳焘乡团撤出雉河集而驰援豫东。张乐行等主动从永城撤围，于17日与武隆额部和乡团战于麻种集，首先将乡团击溃，进而包围武隆额部。激战约四小时，武隆额部大溃，军火尽弃，经马牧集向归德城逃跑。捻军乘胜攻占夏邑，再围归德府城。清政府斥责武隆额“恇怯无能”，将其撤职，命英桂急赴归德，督办豫、皖、苏三省剿捻事宜。同时，命江北大营派遣侍卫伊兴额、协领德昌率马队五百名取道滁州（今安徽滁县）入豫，命总兵朱连泰统带兖州、徐州清军千余人进驻亳州，均归英桂调遣。英桂还调南陽总兵邱联恩部及都司保英部约三千人驰援归德，使豫皖边的清军总兵力增至万余人。张乐行等得悉清军援兵纷纷赶至，便率部返回雉河集。

1856年3月，张乐行等集中四五万人，再次分路进攻豫东清军，分别击败参将成龄、道员张维翰等部，并包围归德城。这时，归德城内清军甚少，英桂惶恐不安。但捻军未能乘此有利时机，一面加紧围城，一面待机攻歼前来解围的清军，也没有抽调兵力分别攻歼豫东溃败的清军和地方团练，而是又一次撤回雉河集，使豫东清军获得了喘息整顿的机会。

张乐行等返回雉河集不久，又率部南下作战。4月15日，配合宿、怀、凤地区的捻军任乾、夏白部围攻涡河与淮河交汇处的怀远城。该城由总兵郑魁士部千余人及乡勇驻守。捻军轮番攻击，一度由城西南方向冲进城内，焚毁清军营盘，重伤郑魁士，击毙参将以下多人。后因蒙城等地的清军赶来增援，捻军便从城内退出。这次作战虽未最后攻占怀远城，却取得了重创清军的胜利。不久，捻军主力北返雉河集。

三、雉河集争夺战

1856年3月下旬，清政府令袁甲三随同英桂剿办河南捻军，后又“屡降严旨”，令豫军进攻雉河集。英桂认为：“雉河周围三四百里皆贼党屯踞，须渐次疏通，免为所袭”。①据此，他确定了分进合击、稳步前进的作战方针。其部署是：以袁甲三、邱联恩等部为主力，从亳州以北向东南进攻，以傅振邦、伊兴额等部从永城、宿州向西南进攻，夹击雉河集。由于捻军事先缺乏防御作战的准备，因而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不利的地位。

4月25日，清军傅振邦部四千余人和伊兴额马队千余人，从宿州向永城东四十里的茴村发动进攻（步队从两翼包抄，马队从正面进攻），捻军六千余人迎战。激战数小时，捻军损失二千余人，向南败退。初战失利后，张乐行命韩奇峰、苏添福等部三四万人进至宿州西北的濉溪口（今濉溪）和永城苗村桥一线阻击清军。4月30日，清军以傅振邦、伊兴额部奔袭濉溪口北面的丁家楼，捻军损失二千余人。接着，苗村桥方向的捻军也被清军击溃。其后，清军又乘胜占领了宿州的铁佛寺、临涣集等捻军据点。

当宿州方向的清军向南推进时，英桂命亳北方向的清军同时发起进攻。5月13日，邱联恩等部与捻军战于亳北之界沟获胜；22日再战于界沟南面的小柰集，又获胜；接着于5月31日与驻亳州的袁甲三等部会合，然后沿涡河向东南进攻。6月8日，捻军二三万人在亳州东南的翟村寺地区阻击袁甲三、邱联恩等部清军。激战半日，被清军击败。其后，捻军主力又在翟村寺东南四十里的白龙王庙一带沿涡河两岸列阵阻敌。张乐行、韩奇峰率黄、蓝两旗在涡河北岸，龚得树、王贯三率白、黑两旗在涡河南岸，掘壕立栅，用车辆树木堵塞路口，冀图阻止清军的进攻。袁甲三派出马队抄袭捻军后路。捻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再次撤退。清军乘胜推进，于6月19日攻占雉河集。

雉河集失守后，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捻军首领，为了调动敌人，毅然率部南下，于7月16日乘虚袭占了淮河流域的商业重镇三河尖（颍上西），获得了大量物资，补充了大批人员，士气复振。英桂害怕捻军西占河南的固始、光山，即移营陈州，就近调度，并令邱联恩部由雉河集移驻固始，袁甲三移驻颍州。河南的一些地方武装也纷纷向豫东南集中，准备拦截捻军西进。张乐行等乘清军南调，蒙亳一带守备空虚之际，便以船只满载大批胜利品沿淮河东行，在汪家集登岸后，经蒙城向雉河集挺进，于8月24日重返雉河集，处决了当地反动地主豪绅与乡团头目，为死难的将士和群众报仇雪恨。

捻军北返后，袁甲三、邱联恩等随即率部尾追，再次向雉河集进攻。9月10日，在亳州西面的十八里铺作战中，捻军黑旗首领王贯三不幸牺牲，部众伤亡二千余人，余部退往雉河集。张乐行等仍然冀图用外线出击的办法调动敌人，解雉河集之围。于是将捻军分为两路，一路东攻江苏的萧县、徐州，一路西攻太和等地。由于没有攻克要地和痛歼敌人，未能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11月28日，雉河集再次为清军攻占。张乐行等率捻军主力东撤，经曹市集退守临涣集。清军崇安等部追及，与捻军隔浍河对峙。崇安以连日进展顺利，疏于戒备。11月30日夜，龚得树率勇敢善战的敢死队，分四路袭击崇安军营。清军仓促应战，慌乱溃逃，西窜二百余里，退往亳州城。但是，捻军后来在庙集、尹家沟、赵旗屯等地的作战中接连失利，无法扭转被动局面。有鉴于此，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除留部分捻军在皖北坚持斗争外，率领主力再次南下淮河流域，于1857年2月中旬重占三河尖等地。此后，捻军开始了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新时期。

捻军从雉河集会盟到再次南下淮河流域，在一年半的时间内，随着参战清军的兵力由少变多，经历了由进攻作战转入防御作战的变化。在进攻作战期间，由于清军兵力薄弱，捻军“进退绰如，纵横跌宕，所向无前”①，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部队也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但这一时期的作战，除给少数清军和地主武装以歼灭性打击外，多数打的是击溃战，清军的有生力量没有受到重大损失，团练乡勇反而有所发展。在整个淮北地区，出现了捻军占领区与地主武装所控制的圩寨犬牙交错的局面，一些实力不大的捻军圩寨，不断遭到清军和地主武装的围攻。捻军的数量虽然迅速扩大，但组织程度和战斗力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和提高，战术上也没有多大改进，只注意击溃敌人而不注意追歼溃敌。这些，都给后来雉河集的防御作战带来了困难。在防御作战中，只有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几支捻军主力从正面阻击清军，其余分散的各支捻军只顾据案自保，极少配合作战。当时，在永城、夏邑、亳州、蒙城、宿州地区有许多旗色不同、人数不等的捻军，如果他们积极主动地从侧后袭击和牵制清军，势必使敌分散兵力，顾此失彼，即使集中了兵力，也因有后顾之忧，不敢放开手脚向雉河集推进。张乐行、龚得树、苏添福等在未能阻止清军进攻的情况下，没有与清军死拚硬打，而是跳出包围圈，进攻三河尖等清军必救之地，从而调动了敌人，保存了有生力量。这是捻军初期作战中的成功之处。

一、金田起义

1851年（咸丰元年）初洪秀全、冯云山等领导的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是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开端。洪秀全，1814年1月1日（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出生在广东花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年青时的洪秀全，用功读书，并曾参加农业劳动，十八岁开始在家乡当塾师。他曾多次赴广州应考秀才，均未考龋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他第四次到广州应

洪秀全

考，结果又落第。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广东及其它各地人民反对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以及洪秀全自己在科场中的一再失意，激起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严重不满，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思想。他研究了基督教传教士散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便利用基督教的一些宗教教义和仪式，加以附会解说，进行“传教”工作，并和他的同学冯云山①等共同创立了后来名为“拜上帝会”的革命组织。1844年5月，洪秀全与冯云山去广西贵县等地传教。同年底，洪秀全回到广东花县，以教书为业，从事拜上帝会教义的创立工作。他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等诗文，奠定了拜上帝会的理论基矗这些诗文，表面上似乎是些关于基督教的迷信说教，但实际内容却包含着要求平均、平等，反对压迫剥削，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等朴素的农民革命思想，因而为尔后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作了舆论上的准备。同一时期，冯云山则转入广西桂平县的紫荆山区，同样利用教书之便，进行深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在耕山和烧炭为业的贫苦农民中，发展了二三千名拜上帝会会员，其中不少人如杨秀清、韦昌辉和萧朝贵①等，后来都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领导者。

1847年夏，洪秀全前往广西紫荆山区，与冯云山会合，共同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在附近各县积极发展拜上帝会成员。参加者除贫苦农民外，还有不少失业的矿工等。

1850年7月，洪秀全下令“团营”（集中结营组军），各地会众纷纷向桂平县北五十里的金田村集中。会员们临行前将田产屋宇变卖，所得钱银悉数缴纳公库，衣食费用都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这就是“圣库”制度的开始。到同年底，远近前来“团营”的约达二万余人，均编入军事组织。这时，在拜上帝会内形成了以洪秀全为首，包括冯云山、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和石达开②在内的领导核心。他们决心为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而斗争。在军事方面，仿照《周礼》，制定了军队的编制，规定以军为基本单位。军设军帅，下辖五个师帅，师帅下辖五个旅帅，旅帅下辖

太平天国刻印的《太平军目》一书的封面

五个卒长，卒长下辖四个两司马，两司马下辖五个伍长，伍长下辖四个圣兵。军帅共辖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人。军帅以上，依次设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主将、军师。另设御林侍卫（直辖），职位在指挥、将军之间。此外，还规定了五条军纪：“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①同时，在金田村以制造农具为掩护，赶制火器、刀矛等。至此，起义准备基本就绪。

当时，广西各地天地会起义武装活动频繁，吸引了清廷和广西当局很大的注意力，这对洪秀全领导起义是一种很好的掩护。

广西驻有绿营兵二万二千余人，大部星散于全省镑营、汛，能机动作战的部队很少。为了镇压广西各地的起义，清廷不得不从外省调兵遣将。到1850年底，先后调往广西的有两广总督徐广缙与前云南提督张必禄（率兵一二千人）、陕西提督向荣（接替闵正凤为广西提督）、前云贵总督林则徐（授以钦差大臣头衔，因在赴任途中病殁，改由前两江总督李星沅继任）、前漕运总督周天爵（接替郑祖琛为广西巡抚）以及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兵勇共八千人。这样，连同原有驻军，广西清军的兵力达到三万以上。另外，还在广西各州县组织了大批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天地会等起义军。

拜上帝会力量的壮大和活动的加紧，逐渐引起了广西地方当局的注意。他们不断派兵“搜剿”，妄图把这股革命势力扼杀于搖篮中。1850年12月底，浔州协副将李殿元等率部包围了洪秀全和冯云山的驻地——平南县花洲山人村。杨秀清在金田闻讯，立即派众往援，把洪秀全、冯云山等接往金田村。1851年1月1日，总兵周凤歧和副将李殿元、伊克坦布等又率兵进攻金田村。洪秀全、杨秀清于村东五六里的蔡村江边设伏，击败清军，杀死伊克坦布。

洪秀全等在起义准备过程中打了两次胜仗，大大鼓舞了会众的斗志，接着，便于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的生日）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①，公开举起了推翻清朝、武装夺取政权的义旗。

二、转战广西

（一）西进武宣，北上象州

金田起义后的第三天，洪秀全即挥师东向，一举夺占广西浔江边上的大湟江口（今江口镇），准备向东南方向发展。不久，又接受了天地会罗大纲、苏三娘等部众二千余人加入太平军，声势更加壮大。

金田起义引起了清政府的震惊。钦差大臣李星沅急令广西提督向荣率兵二千，从横州（今横县）赶赴桂平一带，对太平军实行“围剿”。咸丰帝（清文宗奕詝）多次下谕，提出“围剿”起义军的方略：一是“聚集精兵全力攻剿”，各地团练“分段兜擒”，以期迅速就地歼灭；二是“解散胁从”，以便瓦解起义军。①同时，决定从贵州再调兵一千进入广西，妄图乘太平天国发难之初，将其一举扼杀。

1851年2月18日，向荣会同总兵李能臣、周凤歧，率部自东西两个方向向大湟江口进攻。太平军暗设地雷，佯败诱敌，并出奇兵抄袭清军后方，共毙清军守备以下数百人。但是，清军继续取包围态势。太平军向东南方向发展的企图受阻，便于3月10日夜撤出大湟江口，向武宣县的东乡一带转移。19日，太平军与敌战于东乡西面的东岭村，击败清军。此后，太平军与清军在三里圩一带对峙。3月23日，洪秀全在东乡自称“天王”，并分封了五军主将：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

4月3日，广西巡抚周天爵伙同向荣督军六千余人向三里圩进攻。洪秀全、冯云山亲自指挥太平军奋勇杀敌，再次打败清军。5月12日，钦差大臣李星沅因兵败于武宣忧郁而死（一说畏罪自杀）。5月16日，太平军乘机自东乡突围北上，后进占象州中平一带。清军尾随赶到，以新从广东调来的广州副都统乌兰泰所部千余人驻中平西北的梁山村，向荣部驻中平东北的界岭，堵截太平军的北进道路。独鳌岭（梁山村北）一战，太平军予乌兰泰部以迎头痛击。但太平军多次向西北、东北方向突进均未成功，不得不于7月初撤离象州境，经原路退回桂平紫荆山根据地。在西进武宣和北走象州过程中，太平军招集了不少没能赶往金田参加起义的拜上帝会会众，起到了扩大队伍的作用。

（二）官村伏击，大败清军

早在同年4月，清廷以广西将帅不和，剿办不力，命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湖南广西交界地方督办防堵，并声援广西；同时，派都统巴清德、副都统达洪阿随同协助，又从湖南调兵千名，四川调兵三千名，统归赛尚阿节制。7月初，赛尚阿到达桂林，随即派巴清德、达洪阿率部赶赴紫荆山地区，增援尾随太平军的向荣和乌兰泰所部清军，企图就地围歼太平军。清军的进攻部署是：向荣和巴清德部从西北方向进攻紫荆山区，乌兰泰和达洪阿部沿黔江而下，绕至紫荆山区东南，直扑莫村、新圩等地。

7月25日，清军发起进攻，展开了激烈战斗。太平军于各重要隘口挖断道路，垒石架木，严密防堵，多次击退进犯之敌。至8月底，清军相继占领了紫荆山区西北部要隘双髻岭、猪仔峡、风门坳等处，对太平军的紫荆山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9月11日夜，太平军向东北五峒山方向突围，后转移至平南县思旺一带。

清军发觉太平军突围后，由乌兰泰部尾随东进，向荣部则经大湟江口、佛子村、横岭，于9月15日进至思旺东南之官村，企图拦截太平军南下。当时，萧朝贵、冯云山已率部在此设伏，乘向荣部扎营未稳之际，突然发起攻击。向军措手不及，加之火药被大雨淋湿，槍炮失效，在太平军猛烈冲杀下，四处溃逃，军械辎重尽失。其后，向荣率残部逃入平南县城，托病不出，太平军得以从容地向永安州（今蒙山县）转移。

（三）占领永安，粉碎围攻

官村获胜后，太平军即北上大旺，然后分水陆两路向永安州进发。陆路为主力，由萧朝贵、罗大纲等统率，抄近路轻装急进；水路主要是辎重和妇孺，由冯云山、杨秀清等统领，沿大同江东下，再溯濛江北上。洪秀全随水路前进。太平军北进过程中，沿途不少贫苦农民踊跃参军，太平天国后期的优秀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就是这时参加的。

1851年9月25日，太平军一举占领永安城。这是太平天国起义后夺取的第一座州城。

永安是个小州，人口很少。州城位于南北东西长宽二十里左右的平坝中，四面崇山峻岭。太平军分兵防守城外各要隘：南守水秀（俗名水窦）、莫家村；北守上陽村、龙眼塘；并于各险要处竖木栅，筑土垒，掘壕沟，建炮台，埋地雷，准备长期固守。这时，太平军已达三万七千人，其中精壮能战者约六千人。

太平军占领永安的次日，乌兰泰率领其本部及别部清军共约六千人追至城南二十余里的文圩，28日又进至佛子村一带。接着，总兵刘长清、李能臣等率云、贵等省兵四千余人赶至永安西北的古排塘一带。以后，清军又大量增加，众达三四万人，四面包围永安，主要取南北夹攻之势。向荣自官村大败逃往平南后，不久经藤县、梧州绕至昭平，当时已被清廷革职，但仍“随营效力”。
10月19日，向荣派总兵李瑞率兵一部由昭平向永安逼近，在永安城东二十里之古苏冲遭到太平军伏击，大败而逃。向荣闻讯，丧魂落魄，不久即托病逃往桂林，所部各军暂由巴清德统率。

由于太平军防守十分严密，清军围攻永安数月，仍然不能得逞。1852年（咸丰二年）1月15日，咸丰帝下谕斥责赛尚阿“旷日持久，尚无制胜之谋”，令他亲赴前线，采劝层层逼近，前剿后应”的部署，聚歼太平军于永安。同时，令其严明赏罚，以“申纪律而振军威”；随时酌量裁撤勇团，以节饷糈；注意收买太平军中的动摇分子，以为内应。此外，还明令向荣复职。①咸丰帝的上述谕令，既反映了清廷妄图围歼太平军的急迫心情，也反映了清军战斗力不强和清廷财力不足的困难处境。

太平军在永安一面抗击敌人的进攻，一面进行军政建设。1851年12月17日，天王洪秀全下诏分封五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诏令还规定，“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②。此外，在永安还颁行天历，并进行了内部肃奸工作，揭露和打击了内奸周锡能等人的破坏活动③，进一步巩固了革命队伍，提高了太平军的战斗力。

太平军在桂平、武宣、象州等地与敌转战大半年之后，在永安停下来进行休整固然必要，但是，长期聚集于四面环山的小城市，很少积极出击，这在军事上是不足取的。当时，包围永安的清军众达四万余人，如果他们利用四周的有利地形，严密封锁各隘口，太平军就有被围歼或困死的危险。幸清军统兵大员赛尚阿是个“未历行阵”的蒙古贵族，优柔寡断，缺乏主见，而前线主将向荣与乌兰泰又意见不一①，以致南北两路清军各行其是，互不协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才得以在条件并不有利的永安停留半年之久。

1852年2月中旬，赛尚阿在咸丰帝督令下，由广西陽朔赴永安前线督师，命令南北两路清军日夜轮番进攻。太平军顽强抵抗，与敌人鏖战月余。清军伤病交加，减员甚多，进展甚微。但太平军也因长期困守，“粮草殆尽，红粉（火药）亦无”②，食盐更为短缺，决定突围。

永安的南北大道都有清军重点把守，但城东古苏冲仅有一千余团勇驻防，是清军包围圈的薄弱环节。4月5日，太平军冒着大雨从古苏冲突破清军的包围，向昭平西北之仙回前进。乌兰泰和向荣闻讯，立即提兵追赶截杀。太平军后队损失千余人。为了摆脱被动，太平军决定利用龙察岭大峒山谷地的有利地形，以重兵设伏，歼灭清军追兵。8日上午，清军进入伏击圈，太平军乘大雾迷漫，从四面八方突然向清军发起攻击。由于道路狭窄，天雨地滑，清军人马拥挤，不能列阵，槍炮亦无法施放。太平军将敌人前后围裹，左右冲杀，半日之间，歼清军总兵四人③及兵弁二三千人（一说四五千人）。事后，赛尚阿受到降四级的处分，向荣和乌兰泰则被革职留任。

太平军永安突围成功，为以后的胜利发展创造了条件，因而在太平天国前期战争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四）北攻桂林，进占全州

大峒山伏击战胜利后，太平军取道山间小径，过牛角瑶山，然后出荔浦之马岭，经陽朔之高田、临桂之六塘，前锋于4月18日进抵桂林城下。桂林是广西的首府，城墙高厚，但当时清军守兵仅千余人。向荣自大峒山败后，判断太平军将进攻桂林，急率清军千余，日夜兼程，抢在太平军之前进入该城，督饬守城兵勇团练紧急设防。5月3日，乌兰泰也率前队数百人驰抵桂林南门外之将军桥，被太平军炮火击伤，8日死于陽朔。不久，清军各处援兵赶到，城内外兵力增至二万余人。太平军使用了大炮和吕公车①等攻城器具，围攻月余，水陆二十四战。但因城坚，始终未能攻破，便于5月19日夜撤围北上，向湖南进军。

5月22日，太平军攻破兴安。25日路过全州时，南王冯云山被守城清军炮火击中，身受重伤。于是，太平军决心攻下该城。

这次战斗中，太平军首次成功地使用“穴地攻城法”②，于6月3日轰塌全州西门城墙二丈余，乘势攻入城内，杀知州曹燮培以下千余人。

全州为广西湖南两省交通孔道，在太平军围攻期间，广西清军约二万人（一说一万五千，一说七千人）陆续往援。湖南巡抚骆秉章也闻讯告急，咸丰帝命赛尚阿加强湖南衡州（今衡陽市）、长沙防务，以水路为重点，控制要地，以阻止太平军进入湖南。

6月5日，太平军撤出全州，分水陆两路沿湘江北进。全州北面十里之蓑衣渡，是湘江上游的一个险要渡口。这一带重峦迭嶂，树木参天，河床狭窄，江水湍急。湖南永州（今零陵）知州江忠源①为阻扼太平军北上，在渡口北面三里的水塘湾江中竖木栅，构筑木堰，以楚勇千余在西岸设伏，并飞函在后追赶太平军的总兵和春派兵在东岸阻击。水路太平军在此遭到伏击，船队受阻，不少船只被击沉。幸和春没有派兵赶到东岸，水路太平军得以弃船登岸，但辎重尽失。陆路太平军亦于西岸遇伏，一面力战，一面夺舟东渡。太平军与清军在蓑衣渡附近激战两昼夜，彼此均有较大伤亡。这时，冯云山伤势恶化，10日不幸牺牲。太平天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在广西境内转战了一年半的时间，攻城夺邑，屡败清军，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洪秀全、冯云山等选择阶级矛盾特别尖锐、反清力量相当活跃，而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广西为发难地，以偏僻的山区为基点，秘密地宣传和组织群众，并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逐步形成起义的领导核心，进行了较充分的军事准备，趁清军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对付天地会起义武装之际，不失时机地点燃武装革命的火炬，这是金田起义所以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起义后，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扩大革命声势，解决粮食军需等问题，决定立即向外发展，这也是正确的。不足的是，起义的领导者没有及时制定一个明确的战略计划，缺乏进一步动员和武装群众的有力措施，也没有主动联合天地会起义武装共同对敌。特别是全军在四面环山的永安小城停留了半年之久，与愈集愈多的清军就地对峙，以致丧失了在群众条件和地理条件很好的广西地区打开局面，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时机，造成战略上的失着。尽避如此，太平军在转战广西各地的过程中，经受了战争的锻炼，队伍日益扩大，战斗力不断提高，为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