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战争史

一、起义的爆发与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上海成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从此，上海及其附近各县人民，深受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榨，日益陷于贫困破产的境地。早在明末清初，这一地区的棉纺手工业就相当发达，生产的土布畅销各地，成为劳动人民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但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英、美等国棉纱、棉布的源源输入，土纱、土布的销售日益受到排斥。上海开市三年以后，松江、太仓的土布市场消减大半，某些以纺织为业的农村，甚至陷入无纱可纺的境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纺织业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危害，结果就使社会生活受到了相当的破坏。”①上海是中国沿海“商贾云集，帆樯如织”的重要商业城市，水上交通历来比较发达，但自对外通商以后，外国轮船穿梭往返，逐渐排挤了长江和沿海一带木帆船的航运，使大批船夫失业。

与此同时，清政府为了填补鸦片战争的巨大消耗和大量赔款，满足封建官僚的挥霍浪费，不断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作为清政府主要财政收入的漕赋、地丁税普遍加重。鸦片战争期间，上海一带地区的漕赋已经很重，而战后又增加了二三倍。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也不断加重。一亩田最多能收米三石，少的不足二石，但地租额竟高达一石五斗。农民每年的收获所剩无几，终岁过着啼饥号寒的悲惨生活。

面对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残酷压榨，上海及其附近各县的劳动人民不断进行反抗。1848年，失业的漕船水手一万三千人在青浦集会示威，反对外国殖民者的侵略。1849年，嘉定农民冲进县城，开展反对大户和米商囤积居奇的斗争。在上海，则掀起了反抗外国侵略者为开马路、造洋房、建跑马厅而强迫人民迁移的斗争。1852年，青浦农民在当地小刀会首领周立春领导下进行抗粮斗争，烧毁官府的催粮船，并冲进县衙，活捉知县余龙光。苏州知府钟殿选率清军千余前往镇压，被数千农民用锄头、木棒击退。与此同时，嘉定、太仓、松江、南汇等县人民也不断掀起殴官、拒差、焚毁仓衙等斗争。这种日益高涨的反抗斗争，成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先声。

上海小刀会由广东、福建、浙江和上海等七帮联合组成，会员以小刀为标志，对外用“义兴公司”为代号，首领有刘丽川、李咸池、陈阿林、林阿福、潘起亮等。刘丽川原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县），初在家务农，后赴香港谋生，于1845年加入天地会，1849年到上海为一家外商洋行当通事（翻译），不久辞去这一职务，抄录医书，为人治玻由于刘丽川仗义疏财，名望渐高，加之上海小刀会中以粤帮人数最多，势力最大，他遂成了该会的总领袖。小刀会的成员有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船夫、搬运工人和城市贫民、游民等。当上海及附近各县农民和失业水手等展开反抗斗争时，小刀会的组织有很大的发展。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上海及其附近各县的官僚、豪绅惊恐万状，刘丽川等便趁机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他们一方面组织小刀会众加紧练习槍棒，一方面乘苏松太道吴健彰等通过福建、广东、宁波、上海等七会馆联名捐资和招募团练之机，派会员打入敌人内部，在反动武装中发展革命力量。随着青浦、嘉定一带农民反抗斗争的日益发展，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条件也就日趋成熟。

1853年8月17日，嘉定县南翔农民在该地小刀会首领徐耀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一度占领县城，捣毁县署，驱逐知县，放出被监禁的群众。之后，徐耀与青浦县的周立春联合，并取得上海小刀会的协助。9月5日，在周立春的领导下，发动第二次起义，再次占领嘉定县城。起义军纪律严明，获得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整个形势对上海小刀会的起义十分有利。同时，刘丽川等又得知吴健彰企图把四十万两白银运走，作为进攻太平军的军饷。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小刀会便毅然改变原定于冬季起义的计划，决定于9月7日乘上海城内举行祭孔大典的机会，提前发动武装起义。当日清晨，头包红巾，腰缠红带，手持武器、旗帜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在守城卫兵的内应下，以突然行动从北门冲入城内，与城内会员会合，经过短时间战斗，即攻入县衙，杀死了知县袁祖德。接着，又占领炮台，包围了苏、松、太兵备道衙门。吴健彰“象一只哀怜的小狈一样乞求饶命，拿出了他的官颖①，成了起义军的俘虏。但是，美领事金能亨却出面请求刘丽川“加意优容，准吴健彰还里”②，并由外国人帮助吴乔装逃出上海县城。吴健彰奔赴镇江后，便请兵围攻上海，成了镇压起义军的刽子手。

起义军占领上海后，即以文庙为总指挥部，依据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建立了“大明国”。公推刘丽川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李咸池为平胡大都督，陈阿林为左元帅，林阿福为右元帅，潘起亮为飞虎将军。其他首领也封以将军、先锋等名号。刘丽川等发布告示，揭露清朝官吏的种种罪恶，表明起义的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同时，严申军纪：“不听号令者斩，奸婬妇女者斩，掳掠财物者斩，偷盗猪狗者斩。”③起义军的主张和行动，得到群众的拥护，不少人自带刀矛参加革命队伍。

刘丽川、周立春为巩固革命政权，扩大革命势力，立即由上海、嘉定分兵出击，于9月9日占宝山，10日破南汇，13日克川沙，17日占青浦。从9月5日起，在十二天内，起义军即攻占了六座县城，声威大振。起义军原拟乘胜占领太仓，向苏州方向发展，后因苏州的天地会起义组织遭清军镇压，而进攻太仓又为清军所阻，故折回嘉定，转取守势。为了取得太平天国的领导与支援，刘丽川等遣专使携带给天王洪秀全的公文，分由水陆两路前往金陵，要求天京当局速派大员前往上海主持军政大事。同时，宣布上海小刀会起义军是“太平王的部属，在太平王的指挥下一致行动”，革命政权“奉行太平王的法令”①，并于9月下旬改用太平天国年号，竖立太平天国旗帜，刘丽川也改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

这时的小刀会起义军，包括嘉定、青浦两县起义军在内，总数万人左右。这些初起的义军由于没有战斗经验，武器又多为小刀长矛，仅有少数鸟槍，因而战斗力较弱；但是，他们凭着勇敢的革命精神，却能屡败清军。

二、上海城市保卫战

（一）起义军退保上海

起义军占领上海等县城后，不仅影响江浙漕粮的海运和清军江南大营军饷的供应，而且使江南大营清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因此，引起清廷及江苏督抚的震惊。他们急忙从各地抽调兵员，捐资募勇，企图一举消灭小刀会起义军。在周立春等率众第二次占领嘉定后，钦差大臣向荣即从江南大营清军中派出刑部主事刘存厚、云南参将秦如虎统兵一千六百名，前往苏州，归两江总督怡良调遣。上海小刀会起义后，怡良随即调兵六百五十名，由署理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统带，署江南提督和春也由镇江分兵六百，交游击长桂率领，另由吴县知县丁柄恩带勇一千三百余名，前往围堵。不久，向荣又抽调官兵一千人，由新任总兵虎嵩林管带前往增援，并由江南大营帮办、署江苏巡抚许乃钊节制围攻起义军的各部清军（共计五千余人）。①

清军的作战方针是首先夺取上海附近各县，最后集中力量进攻上海县城。1853年9月20日，丁柄恩部兵勇由太仓向嘉定进逼，潜伏在嘉定城内的地主豪绅乘机纠集反动武装充当内应，配合进攻。起义军与敌人进行了激烈巷战，于22日撤离县城。之后，一部分在嘉定以西农村坚持斗争，一部分在徐耀、周秀英（周立春之女）率领下，经南翔退入上海。周立春在掩护部队撤退时，力竭被俘，于苏州英勇就义。22日至27日，青浦、宝山、南汇、川沙的起义军也在清军和地主武装的进攻下撤离县城，退守上海。从此，开始了上海县城的保卫战。

许乃钊在清军攻占上海附近各县之后，便于10月纠集各路清军及上海附近各县的地主武装进逼上海，北面推进到苏州河，在新闸一带建立北营，南面推进到黄浦江下游的卢家湾、小马桥一带，建立南营，以钳形态势夹击上海城。另有红单船多艘，扼守吴淞口，并在黄浦江游弋。

这时，起义军虽然已由万余人减至数千人（有说三千人），且困守孤城，但上海城高墙厚，并储有一定数量的粮弹，因而士气高昂，决心固守待援（等待太平军的到来），与清军斗争到底。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他们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治上，反复宣传推翻腐朽的满清政府和铲除贪官污吏的革命主张，拘捕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法分子和混进城内的奸细，以鼓舞和安定士气民心。经济上，宣布豁免地方捐税，动员各铺户照常贸易，并派人秘密从常熟一带购运米粮进城，实行配给制度，保障军需民食。军事上，大力动员群众参加战斗，并设女将军和“孩兵局”；在高大建筑物上开凿槍眼，各要地增设炮台，于城外深挖陷坑，设置铁蒺藜，并控制城东黄浦江及城郊的水陆要道；用土办法自制火药、子弹，并通过购买和动员散勇上缴等办法多方补充槍支弹药。外交上，严正宣告起义军“与太平军已属一体，今日之中华实已与外邦并驾齐驱”，并斥责美国侵略者暗助清军，要求各国恪守中立。①

上海小刀会起义军战士

（二）挫败清军的水陆夹击

1853年10月初开始，围城清军连日从陆上水上向上海城内发炮轰击，并不断发起进攻，均被起义军击退。10月中旬，围城的清军增至八千余人，加上乡勇，共约二万人，并调集了水师战船数十艘。

11月9日，吴健彰以战船一队，混在外国军舰中间，发炮轰击东门外董家渡炮台。起义军不动声色，待敌船驶离外国军舰后，突然发炮还击，击沉清军战船一艘，重创两艘。这时，另一队清军战船开到，集中火力炮击起义军的五艘战船，将其全部击毁。随后，敌战船上的清兵登陆，企图占领东门外的炮台。起义军英勇抵抗，将其击退。

在城东作战的同时，清军约三千人向上海县城的北门发起攻击。起义军沉着应战，待敌人缘梯登城时，突然开火，使清军伤亡惨重。清军攻城失败后，纵火焚烧东门外的民房，并大肆抢劫。一天之内，烧毁房屋不下一千五百余幢，从江边到城墙，人烟稠密的商业区，仅剩下一些破壁颓垣。

此后，清军又不停顿地向县城进攻，并在城北宁波会馆墓地上筑起一座高与城齐的炮台，整天向城内开炮；吴健彰的战船也继续轰击城东起义军的炮台，企图切断城内至江边的通道。由于久攻不下，清军决定改取太平军常用的“穴地攻城法”，在城西秘密地挖了一条通向城脚的地道。1854年2月6日晨，引爆火药，轰塌西面城墙，二千余名清军从缺口冲入。起义军立即点燃火药袋和火罐，并用喷筒喷射火陷，封锁缺口。清军一片混乱，纷纷后退。飞虎将军潘起亮率二百人乘势冲出城外，追杀清军，缴获大炮十二门和许多抬槍，胜利返回城内。清军遭此挫败后，从3月到4月，基本上没有大的进攻行动。起义军则多次主动出击，摧毁清军的营垒、炮台，杀伤不少敌人，迫使其全部退出南郊，初步改善了防御态势。

5月25日凌晨，清军又将小南门城墙炸开一个缺口，二百名清军尾随几名外国兵冲入城内。起义军奋起反击，毙敌四十人，将敌军逐出城外。配合清军进攻的外国战船，也被起义军击伤一艘，击沉两艘。以后，清军又多次挖地道攻城，均被起义军击退。

（三）抗击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

小刀会起义武装占领上海县城后，标榜“中立”的英、美、法侵略者，想利用这个机会，要挟清政府对它们在上海的侵略特权作出更大的让步，然后帮助清政府镇压起义军。当时的外国租界位于县城以北的洋泾浜地区，英、美、法领事以避免清军和起义军的炮火毁坏租界建筑物为由，曾禁止清军从北面进攻起义军，并对清军采取威胁态度。1854年4月4日，英、美军队以清军侮辱、袭击租界外侨为借口，向驻于泥城浜（今西藏中路）的清军发起进攻，清军不战而退。事件发生后，许乃钊立即派员向英、美领事求和，第二天又派吴健彰出面“陪罪”，作出了“租界不可侵犯”的保证。不久，许乃钊、吴健彰又接受英国领事阿利国的建议，由英、美、法三国领事各指派税务司一人，组成所谓“关税管理委员会”，控制海关。6月29日，与三国领事签订“上海海关征税规则”九条，从而开创了出卖中国海关主权的先例。外国侵略者通过“泥城之战”，在租界地位、海关控制权等问题上获得了满意的结果，随即撕下“中立”的假面具，公开与清军勾结起来，镇压上海的起义军。6月中旬，英、美、法三国领事就达成协议，决定以武力强迫起义军退出上海城，将县城交给清军。

同年7月，清廷以“许乃钊督师上海，日久无功”，将其革职，吴健彰也被拿问，由吉尔杭阿升任江苏巡抚，节制围攻上海县城的清军。清廷令吉尔杭阿立即“督率各路兵勇，迅速筹攻，务将沪城克期收复”。①吉尔杭阿接任后，不断驱使清军挖地道、埋火药，爆炸上海城墙。有的坑道被起义军灌水破坏，有的虽爆炸成功，但始终未能攻入城内。7月24日，清军在城南的一次爆炸中，竟自毙官兵五十名。起义军趁势反击，“孩兵局”的少年战士在战斗中表现出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吉尔杭阿见上海久攻不下，便步许乃钊、吴健彰的后尘，求助于外国侵略者。他通过买办分子杨坊及其亲信吴煦奔走活动，征得外国侵略者的同意，于10月至11月底，筑成一条东起黄浦江边、中经陈家木桥直至洋泾浜北岸护界河的围墙，断绝县城与租界的交通，使起义军无法假道租界得到粮食与军火的供应。

在日益严酷的形势下，起义军中的少数不坚定分子（如李咸池、林阿福等）或者出走，或者降敌。但刘丽川等仍然不畏艰险，率部坚持斗争。12月上旬，起义军连续出击，摧毁了北门外的清军营垒，并于城外构筑炮垒，轰击围墙，以图打破敌人的封锁。

1854年12月6日，法国舰队司令辣厄尔蓄意寻衅，借口起义军的炮火将危及外国人的安全，竟要起义军拆除洋泾浜南岸的炮台。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起义军的严词拒绝。12月9日，法国战舰“高尔拜”号悍然开炮轰击县城和小东门炮台达两小时之久。14日，法国侵略者正式向起义军宣战。1855年1月6日晨，法国侵略军四百人伙同清军一部向上海北门发动进攻。法舰“高尔拜”和“贞德”号以及领事馆附近的大炮同时猛轰，将城墙打开一个缺口。接着，二百五十名法军首先突入城内。英勇顽强的起义军在潘起亮率领下，立即发起反击，使敌人前进受阻。法军慌忙打开北门，数千清军蜂拥而入，同样被起义军击退。有的清军来不及从城门逃走，直接由城墙往下跳，死伤甚众。此次作战，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共毙伤法军数十名、清军二千余名，取得了反击中外反动派联合进攻的辉煌胜利。从此，法军不敢力攻，惟配合清军加紧围城。

（四）弃城突围与最后失败

起义军英勇奋战，虽然粉碎了敌军多次进攻，但由于长期困守孤城，兵员、弹药的补充越来越感到困难，粮食问题更是难以解决。从1855年初起，城中粮食几尽，军民饥饿而死者与日俱增。2月16日，清军轰塌小南门城墙，冲入城内，法军也发炮助战。起义军忍着饥饿奋勇拚杀，再次迫使清军退出。尽避如此，起义军终因内无粮弹、外无援兵，势难继续坚守，便于2月17日（咸丰五年正月初一日）夜分路突围，约定到镇江与太平军会师。

起义军出城后，有的被清军截杀，有的散入租界。刘丽川率部由城西南冲出后，次日黎明到达上海西郊虹桥附近，与清军遭遇，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只有潘起亮和少数起义军突出重围，到达镇江，参加了太平军（1861年底太平军攻克宁波后，潘起亮以功封“衡天安”任海关主官，后随太平军余部转战赣、闽，1866年在广东牺牲）；另一部分突围后，于1855年冬参加了江西天地会起义军。还有部分起义军散入南翔、浦东农村，在以后太平军进攻上海时，积极配合作战。

三、起义的意义与教训

上海小刀会起义，是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鼓舞下掀起的一次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武装斗争，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比较有名的城市武装起义。它发生在我国沿海的重要商业城市和资本主义列强主要侵华据点之一的上海，不仅使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予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起义军占领上海期间，外国资本家的“商业陷于停顿”①，鸦片贸易“连续的不景气”②，整个贸易额不断下降，以致引起侵略者的极度不安。

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后，坚持奋战了十七个月，迫使江苏清军既要对付天京的太平军，又要对付上海的小刀会起义军，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态势。清廷由于兵力不足，不得不从江南大营先后抽调部队数千人，参加围攻上海的战斗。所以，小刀会起义军坚守上海城，直接配合了太平军的作战。他们不仅英勇地抗击了清军的围攻，而且毫无畏惧地抗击了外国侵略军的进攻，又一次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革命精神。

起义军最后终于失败了，从军事上看，主要是长期困守孤城的结果。上海县城虽然城墙比较高厚，但城内居民不多（起义前约有二十余万人，起义后因不断外流，最后只剩下三四万人），且东濒黄浦江，北有外国租界和苏州河，西、南多河浜，地势低洼，无高山屏障，地理条件也很不利。嘉定、青浦、川沙、南汇、宝山等县的起义武装均被清军镇压，城市的斗争无法得到附近农村的支援，势必陷于孤立。城外有数倍于己的清军包围，外国侵略军也近在咫尺。在这种极为不利的形势和条件下，起义军长期坚守上海孤城，显然是战略上的失策。

刘丽川等所以坚守上海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寄希望于太平军的援助，认为“纵本城面临困难，我南京太平天王决不忍坐视不救”③。但事实上，太平军占领金陵之后，由于同时分兵北伐、西征，还要对付江南、江北大营清军对天京的威胁，根本无力东顾，不可能给小刀会起义军以及时有力的支援。刘丽川等在待援无望，而自己的实力尚较雄厚的时候，本应毅然作出决定，弃城突围，迅速转移到围城清军的侧后，以及清军兵力薄弱的苏南农村，逐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开辟一个新的游击根据地，或主动向南京方面靠拢，与太平军密切配合作战。这样做，无疑地要比困守孤城主动得多，有利得多。这次起义的教训证明，城市的起义，如果没有附近农村的起义武装密切配合，是难于取得胜利的；同时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起义爆发后应采取坚决进攻方针的极端重要性。

1856年，太平军继西征战场转败为胜之后，又先后攻破了威逼天京数年之久的江北、江南大营，太平天国革命再次出现了有利的形势。可是，与此同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部危机日益加深，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杨秀清与韦昌辉、石达开之间的矛盾越来越表面化，终于在当年秋天发生了可悲的天京内讧。这是太平天国战争史上最大的转捩点。

总揽宗教、政治、军事三权于一身的杨秀清，成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之间各种矛盾的焦点。他有出色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但“自恃功高，一切专擅”，以致天王洪秀全“徒存其名”。①太平军一破江北、江南大营之后，杨秀清先则将北、翼、燕诸王立即分派离京，继则假托“天父神旨”，公然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②。洪秀全迫于杨秀清的权势，当面应允，暗中则采取措施，伺机铲除杨秀清。

当时，北王韦昌辉在江西战场，翼王石达开在湖北战场，燕王秦日纲在丹陽前线。9月1日夜，韦昌辉率三千余人从江西秘密赶回天京，随即对东王府发动突然袭击，于次日晨将杨秀清及其家属、近臣全部杀害。接着，韦昌辉又对杨秀清的部属进行了大屠杀，太平军将士和群众二万余人罹难，在天京造成了严重的恐怖。10月初（一说9月中旬），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责备韦昌辉滥杀无辜。不料韦昌辉又想加害于他，石达开便连夜逃出天京，其家属则被韦昌辉全部杀害。于是，石达开从安徽、湖北等地调集四万大军，集中于安徽芜湖、宁国府（今宣城）一带，准备回京讨韦。

韦昌辉的大规模屠杀和擅专朝政，激起了天京内外太平军将士和群众的极大愤慨。在此情况下，洪秀全下诏将韦昌辉处死，同时被杀的还有参与大屠杀的燕王秦日纲等约二百人。事后，洪秀全派人将韦昌辉等人的首级送安徽宁国府交石达开验看，并召其回京辅政。约11月底，石达开回到天京，延续两个多月的天京内讧，至此暂时告一段落。

石达开是东、西、南、北、翼五王中的仅存者，加之智勇兼备，在太平军中夙有声望，并为清军将领（包括曾国藩）所畏惮。因此，由他辅政，受到天京军民的拥护和欢迎。但是，内讧的陰云并未因此消散。洪秀全从天京大变乱中错误地汲取教训，自此之后，他只信任洪姓族人，排斥异姓。他在委托石达开辅政后不久，又加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并让他俩与石达开同主朝政，以牵制和监视石达开，最后并有图害之意①。石达开既无法施展其才能，更害怕遭到与杨秀清相同的命运，便于1857年5月底离京出走。

石达开被迫出走，实际上是天京内讧的继续。由于天京内讧和石达开从天京及其它地区带走大量部队，太平天国的元气大伤，整个战争形势也随之急剧逆转。

在江苏战场，江南大营的击破和向荣的死去，曾使清军遭到沉重打击。但由于天京内讧，给了敌人以重整旗鼓的机会。1857年7月16日，清军攻陷句容，
12月27日又攻陷镇江和瓜洲，太平军守将吴如孝逃回天京。1858年1月，清军恢复江南大营，再次围困天京。

在湖北战场，由于石达开东返天京，清军加紧围攻武昌。太平军守将韦志俊因困守已久，又不见援兵到来，加之其兄韦昌辉在天京被处决，丧失了坚守的决心，遂于1856年12月19日放弃武汉。武汉一失，鄂东各州县随之不守，太平军的湖北根据地全部丧失。

在江西战场，湘军于1857年10月26日攻陷湖口和梅家洲，被太平军分割二年多的湘军内湖与外江水师得以重新会合，这一带的长江水面又被湘军控制。1858年5月19日，九江城被新任浙江布政使李续宾所部湘军攻破。驻守该城近五年的太平军将领林启容率部进行了英勇的巷战，一万七千名将士全部牺牲。

太平天国虽然处于十分严酷的形势之下，但由于以下种种原因，没有发展到迅速崩溃的地步。

第一，当时全国仍处在革命高潮之中，北方的捻军、南方的天地会，以及西南各族人民的起义战争，正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使得清王朝顾此失彼，忙于招架，客观上给了太平天国革命以很大的支援。

第二， 1856年10月，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为了在中国攫取包多的殖民特权，悍然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虽然实行妥协求和政策，但也不得不以很大的注意力和相当一部分兵力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于是相对地减轻了对太平军的压力。

第三，石达开虽然离京出走，但他率军远征东南各省，吸引了一部分清军兵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清军对天京方面的压力。

第四，活跃在安徽战场的陈玉成和李秀成所部太平军，积极进击，顶住了清军沿江东下的势头。先是李秀成被围于桐城一带，势孤力单，后于1857年1月初与陈玉成在枞陽商定了破敌之策，确定对包围桐城之敌采取大包抄。1月中旬，陈玉成自宁国渡江北上，占无为、巢县，转攻庐江，然后直趋桐城。李秀成也率部出城，与陈玉成部协同，夹攻桐城外围之敌。2月24日，大败福建提督秦定三等所部清军，并乘胜于27日攻克舒城。3月初，太平军克六安，接着挥师北上，与捻军胜利会师。捻军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后，在淮河中游向清军展开积极进攻，牵制和削弱清军兵力，使陈玉成得以率军进入湖北，在鄂东地区转战经年，阻扼鄂军东犯，稳住了皖北太平军根据地。

正是这些客观条件，使太平天国得以继续坚持革命战争。

一、帝国主义在华争夺势力范围

《马关条约》签订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更加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虎视鹰瞵、争相吞噬的一块肥肉。实际上，当1895年初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时，帝国主义者就发出了“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有关的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①的狂叫。随后，“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拚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在行动上“开始瓜分中国了”。①

德国政府早就注意到，中国山东的胶州湾“作为港口而论，它在各方面都有重要的优越性”②，亟欲占领，以便建筑海军基地。1897年11月，德国借口两名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派军舰侵占了胶州湾。次年3月，又强迫清政府与之订立《胶澳租界条约》，不仅在“租借”的名义下强占了胶州湾，并把山东省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俄国于1897年12月15日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随后，俄国一方面从海参崴（今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派兵来华，以四五十艘舰船在中国海口游弋；另一方面又贿赂李鸿章、张荫廷，诱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和5月分别与之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及其《续约》。俄国强租旅大后的第二年，竟擅改租借地为“关东时，不仅霸占我辽东半岛，而且把东北全境划为它的势力范围。法国于1898年4月迫使清政府答应租让广州湾，不久便划两广和云南三省为其势力范围。英国以俄、法的扩张会妨碍其在华利益为借口，趁机于1898年6月9日强租九龙半岛及香港附近的岛屿，接着又强租威海卫为军港，并宣布广东和云南的一部分地区及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日本也于1898年4月胁迫清政府承认福建为其势力范围。美国当时正忙于向中南美洲扩张，无暇东顾，但它并没有放弃侵略中国的野心。1899年秋，它提出了一个各国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的“门户开放”政策，以保持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自由开放，保护其在华利益。

帝国主义在华夺取势力范围，强租军港，构筑炮台，建立军事基地，控制了北自旅大南至广州湾的许多沿海战略要地，并可将军舰驶抵渤海湾内各重要港口，从而使中国门户洞开，京畿腹心要地也处于侵略者的军事威胁之下。

二、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宗教侵略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首先，它们趁清政府无力筹付对日战争赔款之机，三次强迫清政府以高折扣、重利息向外国银行借了约三亿一千万两白银的外债①，加上其它各项债款，共约五亿两白银。当时，清政府每年的收入约八千万两白银，支出约九千余万两，根本无法从国家的财政收入中逐次偿还外债和利息，只得以关税、厘金、盐课作抵押，同时用增加苛捐杂税和发行内债等办法，把财政赤字转嫁给农民、手工业者及中小厂商、中小地主。其次，各国还从攫取的铁路修筑权中获取斑额利润。据不完全统计，自1895年至1898年，被它们攫取的铁路修筑权竟达一万零二百公里之多。同时，各国还通过在华开矿设厂及大量输出商品等渠道，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此外，帝国主义在华设立的银行，也从为其对华商品输出服务，变为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经济侵略中心。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垄断了中国市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使中国民族工商业受到压抑和摧残，广大农民、中小商人、运输业和手工业工人大批破产和失业。

在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帝国主义还利用宗教作为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自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各国传教士即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窜遍我国的通都大邑和僻野乡村。到1900年，西方的天主教、耶稣教、东正教等，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约四十个教区，六十多个教会，有外籍传教士三千余人，中国教徒八十余万。在帝国主义各国的胁迫下，清政府给予传教士以各种政治特权。他们所到之处，拆庙毁寺，霸田抢房，敲诈勒索，包揽词讼，私设牢狱，无故殴毙贫民。他们还收买地主恶霸、地痞流氓入教，纵使这些人为非作歹，肆无忌惮地欺凌百姓。还有不少传教士，实际上是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无孔不入地刺探中国的各种情报，有的还直接参与策划侵华活动。

据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①供认，他对中国内地消息的探知，主要是由于天主教牧师的帮助②。更为严重的是，当时许多教堂都拥有武装，有的教堂内甚至藏有数门大炮和几百支槍。对于这些无恶不作的传教士，中国人民无不切齿痛恨，不断掀起反洋教的斗争，并逐步汇集成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自戊戌变法③失败后，中国的朝政大权再次被泥古守旧的慈禧集团所控制，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不可能指望这样的政府抵御帝国主义的瓜分和侵略，只有自己起来进行殊死的斗争，以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民族的生存。波澜壮阔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一、法国武装入侵越南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国内资本空前未有的集中，金融资本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迅速膨胀，使法兰西共和国成了金融君主国。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法国的金融寡头们加紧向国外投资，并更加强烈地要求法国政府进一步推行殖民政策。列宁于1916年指出：“在法国，恰好是金融资本特别迅速的发展（在工业资本削弱的情况下），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使兼并政策（殖民政策）特别加紧地推行起来”①。残酷镇压过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茹费
理（1832—1893），正是法国大金融资本家利益的忠实代理人和殖民政策的狂热执行者。1880—1881年和1883—1885年，他代表法国温和派共和党人两次组阁。1881年，当他初次主持政府的时候，不经众议院表决，就出兵占领突尼斯。以后，又向非洲其它地区进行殖民侵略。在印度支那（通常指越南、老挝、柬埔寨）地区，法国企图完全占领越南，进而侵入中国。

越南位于印度支那半岛（即中南半岛）东部，东南两面临海，北面与中国云南、广西二省邻接，西面与老挝、柬埔寨为邻。南北长约一千六百余公里，东西最宽处（北部）约六百公里，最窄处（中部）仅五十公里，总面积约三十二万九千多平方公里。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人口约二千三百万，军队约七万人。越南全境五分之四为山地和高原，北部和西北部为高山、高原，红河以北地区海拔在五百至一千五百米之间。中越边境有的山峰海拔二千米以上，山间谷地较宽，高平、那岑、谅山等处的谷地为中越间天然通道。出于地处北回归线以南，气温高（年平均24℃以上），湿度大，风雨多，雨季（5月至10月）、旱季（11月至次年4月）明显，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十九世纪时，越南划分为南圻（南部十省）、中圻（中部四省）、北圻（北部十六省）三部分，国都为顺化。

法国凯觎越南，由来已久。早在十七世纪初，法国传教士就来到越南，大搞间谍活动。十八世纪下半叶，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势力被殖民劲敌英国排挤之后，越南更成了法国向东方扩张的主要目标。它企图在印度支那建立强大据点，阻拦英国人进一步向远东扩张的去路，以便自己独占在远东（主要是中国）的利益；同时，企图以越南为基地，开辟一条通向中国西南和中部地区的侵略道路。法王路易十六（1754—1793）曾根据百多禄主教（在越南等地传教的法国殖民主义者）1787年的奏议，制定了未来“法兰西东方帝国”的庞大计划，并采取了侵占越南的实际步骤。

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统治者拿破仑第三（1808—1873）继承路易十六的衣钵，加紧对越南推行炮舰政策。1856年，法国远东舰队借口越南处死传教士，公然炮轰土伦港（今岘港），并于1858年强行登陆，一度予以占领。次年，又攻占西贡（今胡志明市）。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随即从侵华法军中抽调三千五百人进攻南圻，先后占领嘉定、定祥、边和、永隆等省和昆仑岛，于1862年6月强迫越南阮福时封建王朝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即《柴棍条约》），把越南南方以西贡为中心的大片地区割归法国。这标志着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开端。1863年，法国又强迫越南承认柬埔寨受法国“保护”，进一步控制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湄公河下游广大地区。

在第一次《西贡条约》中，法国特地把法国船只（包括军舰在内）有自由航行湄公河的特权塞了进去，这是与它企图利用越南为基地向中国云南等省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经过几年的调查，法国侵略者发现湄公河的上游（中国境内称澜沧江）滩多流急，航行甚为困难，同时又得知红河为中越交通要道，于是，便把注意力从湄公河转移到了红河。它决定占领北圻（西方人称为东京），以便沿红河侵入中国西南地区。

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1870—1871年）暂时推迟了法国对越南北圻的军事侵略，但准备工作从未间断过。1871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堵布益①以帮助云南清军采购军火为名，对红河进行了实地考察，证明溯红河可以航抵中国，保胜（今老街）以下可通汽船。从此，占领北圻，由红河直达中国，便成为法国殖民者在亚洲扩张的主要目标了。

1873年11月，由法国驻西贡总督杜白蕾派出的一支侵略军在安邺率领下侵占河内，接着组织上万雇佣军，连陷海陽、宁平、南定等城。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驻在中越边境保胜地区的黑旗军帮助抵抗法国侵略者。

二、黑旗军援越抗法

黑旗军原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活动于中国广东、广西边境地区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因以七星黑旗为战旗，故称黑旗军。其领袖刘永福（1837—1917）系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雇工出身，早年参加天地会起义。1867年因受清军逼迫，刘永福率众数百，进入越南北部，后以保胜为根据地，聚众耕牧，势力逐渐壮大，发展至二千余人。与越南人民休戚与共的黑旗军，对法国侵略者十分痛恨，因而接受了越南政府的邀请，由刘永福率领千余人，配合越南军民抗战。1873年12月21日，黑旗军于河内近郊击毙法国侵略军头目安邺，大获全胜。然而，腐朽的越南阮氏封建王朝又怕黑旗军的胜利招致法国的更大报复，急忙与法议和，于1874年3月15日签订了第二次《西贡条约》，把越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另一方面，越南政府授予刘永福以“三宣副提督”之职，由他管理宣光、兴化、山西三省，利用黑旗军阻止法军对红河上游的侵略。

由于红河上游地区为黑旗军所控制，法国侵略者无法直窥中国云南，因而视黑旗军为眼中钉，决心拔去。1879年6月，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公开叫嚣：“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①1881年7月，在茹费理主持下，法国议会通过了二百四十万法郎的侵越军费。1882年3月，法国西贡殖民当局派海军上校李威利（又译为李维业）率军数千北上，再次发起对越南北圻的武装侵略，4月占领河内，次年3月又占领南定。法国侵略者还不断溯红河向上游进犯，并悬赏十万元攻取黑旗军的根据地保胜，气焰十分嚣张。

法国侵略者再次侵犯北圻，刘永福深知“法鬼贪心无厌，非武力不能解决”②，因而又一次接受越南政府的邀请，发兵数千人，会合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灸所部军队，向法军发起反击。1883年5月19日，黑旗军在越南军民配合下，于河内城西的纸桥附近以伏击战法歼敌数百人，毙李威利等法国军官三十余人，迫使法军残部龟缩河内。纸桥战后，越南政府任命刘永福为“三宣正提督”。

法国政府不甘心失败，立即以西贡法军司令波滑继李威利为北圻法军统帅，除增派陆军外，并成立北圻舰队，由海军少将孤拔（1827—1885
）指挥，又以法国驻曼谷领事何罗芒为特派员，代表法国政府监督侵越法军的军事行动。8月，法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波滑率领，沿红河进攻黑旗军；一路由孤拨率海军进攻越南首都顺化。由波滑率领的法军在怀德、丹凤等地屡遭黑旗军和越南军民的痛击，损失惨重，何罗芒不得不派波滑返回巴黎，要求增加援军。但是，由孤拔率领的海军却攻入顺化，趁越王阮福时病死、政局不稳之机，强迫越南政府于8月25日签订第一次《顺化条约》，企图把越南完全置于法国的严格控制之下，使其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接着，法国便肆无忌惮地把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

三、中法战争的爆发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彼此之间有着悠久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越南统治者与清朝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历史关系①，其国王接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并定期派人到北京“朝贡”，清王朝对越南则负有保护之责。正是根据这种特殊的历史关系，当越南遭受法国侵略时，其国王一方面邀请黑旗军协助抗法，一方面派遣使者向清朝政府告急，要求中国派兵前往救援。

可是，当时的清朝政府在西太后那拉氏的把持下，为了维护其反动腐朽的封建统治，实行对内残酷镇压、对外退让妥协的反动政策。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①的是恭亲王奕诉，而一切重大外交事宜，实际上经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办理。奕和李鸿章等俯首听命于那拉氏，对外推行退让妥协政策。面对法国的武装挑战，清统治者虽然从1882年起，应越南政府之请，陆续增派了一些军队驻扎于越南北圻，但一再交代“不可衅自我开”，对黑旗军的抗法斗争也不予公开支持，始终寄希望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②。

与李鸿章等为代表的主和派的态度相反，清朝政府中以两江总督左宗棠、山西巡抚张之洞、兵部尚书彭玉麟等为代表的主战派，积极主张抵抗法国的侵略。这种主张，客观上反映了
广大人民群众和清军中爱国官兵对法国侵略者的义愤和对中国西南边境危机的深切关注。清廷外受法国的逼迫，内有人民的压力，从其切身的统治利益出发，最后才不得已对法国的侵略行径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

1883年9月下旬，清廷命兵部尚书彭玉麟前往广东，会同两广总督张树声办理海防。10—11月间，清政府在给前敌将领的谕令中明确提出：“北宁为我军驻防之所，如果法人前来攻逼，即着督饬官军，竭力捍御，毋稍松劲”，山西“与北宁相距较近，必应固守，以成犄角之势”①；同时，公开奖励黑旗军的抗法斗争。

以越南为跳板，侵入中国云南等省，是当时法国政府的既定方针。1883年2月，茹费理第二次组阁，并由一贯蔑视中国、认为中国“不足道”的沙梅拉库担任外长，更加加紧了侵华步伐。侵略者供称：“我们在东京（越南北部）的行动所能获得的利益，主要将由中国领土的开放得来”②。同年5月15日，法国议会通过增加新的军事拨款五百五十万法郎，并决定派遣军队一千八百名，配以各种舰船十二艘，前往越南，支援驻越侵略军。第一次《顺化条约》签订以后，法国便威逼清政府撤退所有驻在北圻的中国军队，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占领，并要求中国和它签订不平等的商务协定和国境条约。清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法国便决定诉诸武力。

1883年12月，法国议会通过二千九百万法郎军费和派遣一万五千名远征军的提案，决定夺取山西、北宁，迫使清朝政府让步。12月中旬，法国侵略军悍然向驻扎在北圻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清军被迫应战，中法战争正式开始。

战争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83年12月到1884年5月，战争主要在越南北圻红河三角洲内的山西、北宁等地进行；第二阶段从1884年8月到1885年4月，战争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越南北圻两个战场上同时进行。

四、双方军队概况

（一）法军概况及其远征军的编成

在发动中法战争时，法国已从普法战争失败所造成的窘境中摆脱出来，军事力量有所恢复，但并不十分强大。普法战争前，法国有步兵三百七十六营，加上其它部队，约有常备军六十万人。普法战争失败后，为了适应殖民战争和对付普鲁士军事威胁的需要，法国加紧进行军事制度的各种改革。废止代役兵制度①，恢复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时期首创的国民义务兵役制，规定男子自二十岁至四十五岁止，凡符合当兵条件者，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一律不准替代赎免。由于实行举国皆兵的制度，每年可招新兵十五万人，保证了充足的常备军现役兵源和战时大量扩编部队的需要。根据1875年通过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法国总统为全军最高统帅，指挥海陆军全部。有关国防的重大事项，由高级国防会议决定。高级国防会议由内阁总理主持，有外交、财政、陆军、海军、殖民等各部部长参加。法国陆军分本国军及殖民地军二种。本国军由步、骑、炮、工、宪、辎重、经理、卫生诸兵种组成，殖民地军只有步、骑、炮、工、经理、卫生诸兵种。

在武器方面，法国在弥补了普法战争的损失之后，从1875年开始，又逐渐依靠自己的军事工业所生产的新式槍炮把军队重新装备起来。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能生产口径三十七到三百二十毫米的各种火炮，其性能与英国的阿姆斯特朗炮及德国的克虏伯炮不相上下。法军轻武器主要是夏什普式中心发火击针后装线膛槍，口径十一毫米，射速为每分钟七发，射程一千八百米。此外，还有克罗帕契克连发槍和哈齐开斯机关炮（机关槍的前身）等。普法战争后，法国海军舰艇工业也有较大发展。1873年，法国首建钢甲舰，至1881年，便能建造万吨级军舰，装甲厚达十五英寸，航速达十四节。舰艇主要装备口径一百至一百九十毫米的中重型火炮和三十七、五十七毫米的速射炮。速射炮的射速每分钟四十至六十发。

当时，法国扩军备战的军费开支是相当惊人的。据统计，1883年法国陆军经费为五亿八千四百万法郎，海军经费为两亿零五百万法郎，共七亿八千九百万法郎，占国家总开支的22％强。正因为这样，法国政府有恃无恐地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

但是，法国为巩固和扩大其在非洲的殖民掠夺，占用了不少兵力，加上财力毕竟有限，又要防备德国的进攻，不可能派出大量军队远涉重洋来远东作战。因此，中法战争过程中，法国远征军的兵力是逐次增加的，总兵力最多时也只有两万余人。在大举进犯北宁中国防军时，法国远征军司令部下辖两个旅和一个内河舰队。每旅辖三个步兵团和炮兵、骑兵、工兵、电信兵等部队。步兵、骑兵全部装备后装线膛步沧以及少数机关槍。炮兵每连有火炮六门，射程最大的可达十公里，有的是连珠炮（机关炮）。

法国远征军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本国兵约占三分之一；雇佣兵（由欧洲其它国家招募来的流氓打手）为数不多；附庸兵（阿尔及利亚和越南人）数量最大。这几种成分的军队待遇各不相同，装备、补给也不一样，因而互有矛盾。

（二）清军概况

中法战争时期，中国的洋务运动正处于发展阶段。当时，除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建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四大兵工厂以外，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规模较小的地方性兵工厂，仿制各种近代槍炮，并大量从外国进口武器，从而使军队装备有了较明显的改善。进口的步槍主要有英国1871年式马梯尼—亨利、李·恩飞后装槍，法国1866年式和1876年式夏什普击针后装槍，奥地利的曼利夏后装槍，美国的林明敦后装槍等。进口的火炮主要有英国阿姆斯特朗炮厂、德国克虏伯炮厂生产的各种口径的后装钢炮，美国的诺登飞和加特林机关炮等。仿制的近代槍炮也为数不少。其中江南制造总局在1867—1884年共生产了各种步槍近三万五千支，各种炮二百门。①但由于生产和进口的新式武器有限，远难满足全国军队的需要。据李鸿章当时奏称：“近年北洋购新式槍皆精坚适用，淮、练各军皆改习洋操；而滇、粤、闽、浙防军器械缺乏，操法尚未讲求。”②因此，和法国侵略军相比，清军不但组织编制和训练等方面相形见绌，在武器装备方面也差距很大。陆军武器土洋参杂，既有后装槍炮，又有不少刀矛、鸟槍、土槍等，且式样繁杂，质量较差，又无统一的后勤机构保障作战供应。这些，都使军队作战行动受到影响。

参加中法战争的中国军队主要是练军①和勇营。勇营包括湘军、淮军和由湘淮军演变而成的防军②，以及大量临时招募成军的地方部队。这些军队的营制饷章大体都沿袭湘军旧制，均以营为单位。营一般辖前、后、左、右四哨。各营兵额，大营约五六百人，小营约二三百人。战争过程中，由总督、巡抚或提督负责指挥一个方向的作战，统领数营以至数十营的兵力。“而兵与兵不相习，将与将不相能，统帅、疆臣又复观望迟徊，各怀畛域”③，极大地影响了军队的指挥和协同作战。

除陆军外，中国海军也部分地参加了战斗。早在光绪初年，清廷鉴于日军依仗军舰侵扰台湾，即有加强海防之议，认为“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④1875—1879年间，清廷对海防事宜抓得较紧，曾多次谕令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沈葆桢认真筹办。初未形成舰队，南北洋大臣分别向外国订购和自造舰只，自行节制。后由沈葆桢等倡议，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从关税和厘金中调拨四百万两作为筹建海军的专款，拟于十年内建成北洋、南洋、粤洋海军三大支。由于经费有限，建设的重点始终放在北洋。1879年，清廷鉴于海军建设进展缓慢，又令福建船政局将当时已有轮船先行练成一军，以备不虞。中法战争前夕，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初步形成，分别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曾国荃、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掌握。三支海军各有舰船十余艘，大多购自外洋，质量较好的铁甲舰以北洋居多，南洋次之。

中法战争时期，有线电报已成为军队指挥通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也开始采用这一手段，从而打破了几千年来单纯依靠驿站传递命令和报告的状况。从1881年底上海至天津的电报线路正式启用开始，两三年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福州、武汉等大城市之间，以及广州与龙州、天津与山海关等地之间，都建立了电报联系。不过，云南以及北圻战场方面，尚未通报，仍靠驿递，以致“奏折往返须五十余日。滇桂军队相距远，常月余不通问”①。迨至1885年初，龙州至宣光前线始通电报。

日本原是一个如同中国一样的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自1854年美国用武力强迫它打开门户之后，德川幕府（1603—1867年）相继同美、英、荷、俄、法等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促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连绵不断，反对幕府统治和外国侵略，要求实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尊王倒幕”、“尊王攘夷”运动迅速展开。1868年1月，日本倒幕派发动政变，迫使将军德川庆喜把政权交给十五岁的睦仁天皇。同年，睦仁改元“明治”，称明治天皇。接着，明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日本近代史上发生的这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史称“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取得了和中国的洋务运动截然不同的效果，使日本较快地摆脱了半殖民地化的危机，由封建社会迅速地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建成了当时亚洲唯一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国家。然而，明治维新又是一次很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这主要表现在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中保留大量封建因素，特别是天皇制及其军国主义。明治政权实际上是地主与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具有特殊的反动性和侵略性。它对内残酷压迫劳动人民，对外疯狂扩张掠夺，使日本很快走上了“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①道路。

早在明治政权成立之初，日本统治集团就确定了以侵略扩张为其最高国策，并炮制了一个把矛头首先指向中国和朝鲜的“大陆政策”②。明治天皇在即位当年发表的《天皇御笔信》中，声称日本要“开拓万里波涛”，使“国威布于四方”③，就是要以武力征服世界这一狂妄野心的明显暴露。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日本统治集团为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立即开始实践其“大陆政策”。1872年，日本政府擅自宣布琉球为其“内藩”。1874年，又以琉球船遇风飘至台湾，被台湾居民劫杀数十人为由，悍然出兵侵袭中国领土台湾。这次入侵，虽然因遭到台湾军民的英勇抗击而未能达到霸占台湾的目的，但腐败的清王朝却向日本赔款五十万两，从而助长了它以后的侵略野心。随后，日本便把侵略的魔爪伸进了朝鲜。

早在明治初年，日本统治集团中就有人积极主张西征朝鲜，掀起“征韩论”。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征韩论”更是甚嚣尘上。朝鲜毗连中国的东北地区，是日本通向中国的桥梁，也是日本海入口处的锁钥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日本侵略者把朝鲜视为“保全皇国之基幢，“进取万国之根本”①，亟欲占领它。这样做，虽然同俄国在远东的侵略政策发生尖锐的矛盾，但当时俄国在远东的势力有限，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兴建，没有力量阻止日本向朝鲜扩张。英国虽不愿意日本妨害它在中国的侵略特权，但为了钳制俄国南下，不反对日本的侵朝行径，甚至向日本官员示意，“如果日本不把矛头指向台湾而去侵略朝鲜，将得到英国的援助”②。德国当时正在觊觎中国和朝鲜，也希望日本发动战争，以便趁火打劫。美国则想“利用日本在远东与英法抗争”③，采劝对日友善”的政策。日本正是在这种有利于它的国际形势下，加快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步伐。

中国和朝鲜是唇齿相依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清朝统治者同朝鲜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历史关系。这种关系，成为朝鲜政府向清朝政府求援和清政府给予外交以至军事援助的根据，有利于中国和朝鲜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加强联系与合作。但是，当时光绪帝载淳尚未成人，由西太后慈禧垂帘听政。西太后是一个顽固的守旧派，她挥霍无度，置国家命运于不顾。而掌握清朝军事和外交大权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是慈禧的宠臣，在日本侵朝问题上，采取所谓“息事宁人之计”①。1876年日本胁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时，李鸿章不但不向日本提出抗议，反而密劝朝鲜政府与西欧各国通商，企图以此牵制日本和俄国。他在给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的信中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亦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至俄国所据之库页岛、绥芬河、图们江一带，皆与贵国接壤，形势相逼。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而俄亦必随即讲和通好矣。”②李鸿章的这种所谓“以敌制敌”的政策，不但没有牵制日本的步步进逼，反而使美、英、德等西方列强趁机侵入朝鲜。

1882年7月23日，汉城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胁迫朝鲜签订《仁川条约》，取得了在汉城驻军的特权。1884年，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机，在朝鲜制造“甲申政变”，又胁迫朝鲜签订《汉城条约》，并于第二年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这个条约肯定了日本有向朝鲜派兵的特权，为中日甲午战争时日本出兵朝鲜提供了借口。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鉴于清朝政府在中法战争中的怯懦表现，主张“速取朝鲜，与中国一战”；一部分人则认为日本实力尚弱，有待加强，同时，深恐战争一起，俄国趁机南进，夺占朝鲜，坐收渔利，因而主张继续积蓄力量，“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三五年后，“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③明治天皇采纳了后一种意见。

九十年代初，日本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国内各种矛盾十分尖锐。这时，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眼中，为了摆脱危机，除发动侵略战争外，似乎再没有其它可供选择的余地。于是，1892年组阁的伊藤博文，便抓紧进行侵华战争的临战准备了。

护国战争结束后，中国在表面上出现了南北统一的局面，但实际上社会矛盾非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尖锐激烈，突出地表现为军阀集团之间的纷争加剧，以及民主革命势力与军阀势力之间在维护与毁弃《临时约法》方面存在着尖锐的斗争。

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失去了控制中国的总代表，便各自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达到其继续侵略中国的目的。于是，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各派军阀，乘机扩大权势，割据称雄。在北洋军阀内部，逐渐分裂成两大派系，即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皖系军阀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控制着北京政府和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在各派军阀中势力最大；直系军阀逐渐投靠美、英帝国主义，占有江苏、江西、湖北等富庶省分，实力仅次于皖系。除以上两大军阀集团外，还有在东北崛起的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集团，和在护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以唐继尧、陆荣廷为首的滇、桂军阀集团，它们都具有相当的实力。此外，尚有盘踞于某一省或某一地区的军阀势力，如山西的阎锡山、徐州的张勋和琼州（今海南岛）的龙济光等。这些大小军阀为了各自的私利，招兵买马，争权夺利，纷争不已。

中央政权是军阀争夺的焦点。自1917年3月开始，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围绕着要不要对德宣战问题而展开的“府院之争”，标志着这种权力斗争进入了白热化。1917年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进入后期。日本政府为了控制中国，积极怂恿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为了捞到帝国主义的“参战借款”，以便购置军械，扩充实力，便进一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决意”对德宣战。4月25日，段祺瑞召集“督军团”①成员到京举行会议，拟定了对德“宣战案”，胁迫黎元洪和国会同意参战。当参战提案遭到国会抵制后，段便以督军团的名义要求大总统解散国会。黎元洪则在国会的支持下，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于是，段祺瑞愤然离京，当即唆使八省督军宣布“独立”②，并于6月2日在天津设立独立各省总参谋处，以武力威胁总统。黎元洪为了摆脱僵局，邀请徐州的张勋入京“调停”。

6月14日，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为名，率三千辫子兵开进北京。接着，便演出了一场蓄谋已久的复辟丑剧。7月1日，张勋带领清朝的旧臣遗老数十人进入清宫，将十二岁的已废皇帝溥仪重新拥上黄龙宝座，宣告清帝复辟。黎元洪发现受骗，逃离总统府，躲进日本使馆，电请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委托冯、段合力筹划“救国大计”。复辟消息一经传出，“全国民情，莫不反对”①。北京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以示抗议。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人民也纷纷口诛笔伐，愤怒声讨。本来暗中支持复辟的段祺瑞，见驱逐黎元洪、解散国会的图谋已经得逞，于是摇身一变，马上打起反复辟的旗号，于7月3日在天津马厂誓师，宣布出师讨逆。12日，段亲率“讨逆军”进攻北京。辫子兵一触即溃，张勋逃往荷兰使馆，其余复辟分子也作鸟兽散，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于是这一复辟丑剧仅演出十二天，就迅速破灭了。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站在反对复辟帝制，反对北洋军阀，为维护《临时约法》和国会而斗争的最前列。早在袁世凯死后第三天，孙中山即发表《规复〈临时约法〉宣言》，表示：“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不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①。1917年3月起，孙中山又接连发表声明或通电，反对对德宣战，维护国会职权。当段祺瑞和督军团怂恿张勋进京“调停”时，孙又揭露张勋将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推翻约法的陰谋，并吁请西南各省督军“克日誓师，救此危局，作民保障”①。西南军阀懂得，对他们威胁最大的乃是北洋军阀，因而在“府院之争”中，表示拥护黎元洪，支持国会，维护《临时约法》，反对北洋军阀专权擅政，客观上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当同年4月段祺瑞逼迫国会通过“宣战案”，北洋八省督军企图以武力倒黎时，云南督军唐继尧即发出通电，反对武力干政，拥护总统和国会。6月11日，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和驻粤滇军总司令李烈钧①联名通电，宣布联合西南各省，兴师讨逆。6月20日，陈、谭两督军以国会被解散为由，宣布桂、粤两拾自主”②，不承认非法内阁。张勋复辟后，孙中山立即在上海召开会议，主张武力讨贼，并制定兴师北伐的军事计划。西南各省也同仇敌忾，纷纷组织军队，准备出师北向，戡定复辟逆流。7月6日，孙中山偕同廖仲恺、章太炎、朱执信等人自上海乘“海璞号军舰启程赴粤，准备以广东为基地，组织护法讨逆。但孙中山等尚未抵粤，张勋复辟丑剧即告结束。

经过张勋复辟这场风波之后，黎元洪被迫下台，冯国璋为代理大总统，段祺瑞重任国务总理，中央政府实权仍操在皖系手中。段祺瑞一上台，就公开宣布“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①，顽固地坚持专制独裁统治。同时，为了对付革命势力，段祺瑞进一步投靠日本。他对日本首相寺内表示：“中国政府几经变化后，我再度出任总理。将来一切施政，当按预定方针进行。中日两国如欲加紧协作，确保亚洲的和平和安宁，舍此当无更好的时机。”寺内马上“表示出会心的满意”，决定以更多的借款和武器支持段祺瑞政府。②于是，段祺瑞更加有恃无恐，大肆扩充军备，调兵遣将，企图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

在这种情况下，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便将斗争的矛头直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决心坚持在南方领导护法斗争，以“建造真共和国家”。7月17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广州。当晚，孙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阐述了护法宗

旨，提出“以海陆军之力量，为国民争回真正共和”①，并呼吁各界人士共同为维护约法，再造共和而斗争。19日，孙电邀国会议员赴粤集会，组织护法政府。22日，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该舰队由吴淞口驶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一个月之后，一百五十余名国会议员到达广州，响应护法；驻粤滇军和广东地方派军人也多被吸引到护法的旗帜之下，或采取中立态度。8月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到粤议员，议定召集“非常国会”②，组织护法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在《临时约法》未恢复效力以前，中华民国的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

8月25日至9月1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开会，通过了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孙中山认为“拥护约法，实唯西南是赖”③，把护法的希望寄托在西南军阀唐继尧、陆荣廷身上。

两广和云贵军阀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孙中山的护法主张，是由于他们清楚地看到，段祺瑞推行的武力统一政策，除对付革命派以外，也是为了吞并西南各剩因此，他们都想借助孙中山的威望，与段祺瑞相抗衡，并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和实力。但是，他们又不想完全搞僵与北洋政府的关系，因而提出只反“非法内阁”，不反大总统，并注意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把军政府作为筹码，随时准备与北洋军阀讨价还价，进行“一番交换”。正是出于这种动机，故在军政府成立的第二天，陆荣廷即发出通电，反对以元帅名义另设政府；9月8日，唐继尧也通电表示不受元帅职。军政府成立伊始，内部就出现裂痕，表明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的联盟是非常脆弱的，护法运动的前途将不会是平坦的。

尽避如此，孙中山并未却步。9月10日，他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发布就职宣言，表示“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业，雪数岁无功之耻”①。并随即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段祺瑞等民国叛逆。在这种情况下，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暂时有所缓和。9月29日，冯国璋下令对军政府成员“一体缉拿交法庭依法迅办”。10月1日，段祺瑞宣布“出师剿灭”南方的军队。

不久，护法战争的战幕正式拉开，并先后遍及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而以湖南战场打得最为激烈。

十九世纪初，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苏、湖北等省的某些地区就有捻党的活动，而以安徽北部的亳州（今亳县）、雉河集（今涡陽）、蒙城、宿州（今宿县）、颍州（今阜陽）和河南东部的永城等地尤为活跃。当地的一些贫苦农民和无业游民，为饥寒所迫，自发地结成一个个分散隐蔽的集团，进行反抗封建压迫，寻求生活出路的斗争。在皖北一带的方言中，称一部分、一支、一股为“一捻”，因而习惯地把这种分散活动的小集团称为“捻子”。

皖北河流纵横交错，具有较好的运输和灌溉条件。但长期以来，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和地方官吏日益腐败，水利失修，河床淤塞，每遇大雨，便洪水横溢，泛滥成灾。1841年至1844年间，黄河连续三次决口，洪水经涡河奔腾下泻，使亳州、蒙城一带几度成为泽国，不少人流离失所，生活无着。1851年和1852年，又是久雨成灾，以致饿殍遍野，甚至出现以死人肉充饥等惨不忍睹的景象。然而，当地的官吏不但不采取抢险赈灾、休养生息等措施，反而勾结豪绅、地主，强迫农民照旧完粮纳税，并通过放高利贷、兼并土地等手段，敲骨吸髓地盘剥农民。苛捐杂税多达数十种，连耕畜、农具、树木、房屋、家禽，以至婚丧嫁娶等都要纳税。官府横征暴敛，凶狠异常，“差役横行，甲于他时①。

残酷的压迫与剥削，迫使皖北广大劳动人民进一步地起而反抗。许多城镇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船夫、码头工人以及被裁撤的兵勇，纷纷结捻而起，开展“打粮”、“吃大户”、抗粮抗差和杀富济贫的斗争。由于皖北的亳州、雉河集、蒙城、寿州（今寿县）、宿州以及河南的永城、夏邑处于安徽、河南、江苏三省交界，属于“三不管”的地方，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这就为捻党的活动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此外，皖北一带有不少人结捻进行贩盐活动，组织了不少保运私盐的武装集团，和盐巡作斗争。这些集团经常往返于皖北各地，甚至远及河南、山东、江苏三省，与那里的人民发生联系，对当地的捻党起义起了推动作用。

1851至1852年，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并向两湖胜利进军，影响所及，使北方捻党活动更趋活跃。“河南之归（归德府，治今商丘）、陈（陈州府，治今淮陽）、南（南陽府，治今南陽市）、汝（汝宁府，治今汝南）、光（光州，治今潢川），江苏之徐（徐州府，治今徐州市），山东之兖（兖州府，治今兖州）、沂（沂州府，治今临沂）、曹（曹州府，治今菏泽），所在有之。而安徽之凤（凤陽府，治今凤陽西）、颍（颍州府，治今阜陽）、泗（泗州，治今泗县）为甚，凤、颍所辖蒙、亳、寿为尤。”①当时，比较著名的捻党起义武装有：河南南陽的乔建德和李大、李二部；安徽合肥的高四八和寿州的程六麻子部等。在豫皖交界处，有张乐行、龚得树（龚得）等于1852年11月以雉河集为中心聚众起义，而与张乐行有联系的永城冯金标、亳州朱洪占、蒙城胡元众、寿州刘洪立、宿州李殿元等十八人也各自李众起义，号称“十八铺”，并推张乐行为其总首领。此后，捻党起义武装多以“捻军”称之。

1853年夏，太平天国北伐军先后占领凤陽、蒙城、亳州，进而占领豫东重镇归德府。当时，安徽、河南和江苏北部又有一批捻党举旗起义，和蒙亳地区的起义武装一起配合太平军作战。其中比较大股的有：永城的苏添福部和李月部，夏邑的王贯三、宋喜元部，固始的任二皮、刘疙瘩部，阜陽的李士林部，霍丘、固始边界的李昭寿、薛之元部，确山的雷六部等。此外，山东的曹县、城武（今成武）、菏泽、嘉祥、郓城等地捻党也都爆发了起义。这些起义武装，有的参加了太平军，有的给太平军当向导，有的单独攻城夺地。从此，揭开了轰轰烈烈的捻军反清战争的序幕。

当时，捻军的斗争还处于初始阶段，其活动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远大的战略目标。各支捻军即使在同一地区，也互不统属，分别由“趟主”（首领）带领，各自独立行动。“居则为民，出则为捻”，处于半农半军状态。另外，不少地区的捻军，有的为时不久即被清军镇压（如雷六等部），有的叛变投敌（如李士林等部），有的时降时反（如李昭寿、薛之元等部），而豫皖交界的张乐行①、龚得树、苏添福等领导的捻军，则逐渐发展成为坚持反清斗争的主力。

东北三省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是我国反抗外敌入侵的战略要地。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扩张由来已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沙俄政府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封建贵族向外扩张的需要，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规定沙皇为俄军的最高统帅，陆军大臣负责指挥全军的作战和训练；全国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降低士兵服役年龄，扩大新兵来源；改进士兵训练和军官培训制度，提高官兵素质；在全国建立十五个军区，加强平时对军队的训练和战时对军队的指挥；整顿陆军体制，精简非战斗部队，将野战部队和炮兵各增加60％；改进和统一军队的装备，使用射程为两千米的纳甘特步槍和马克沁机槍，统一了野炮、骑炮、野战臼炮的形制，海军舰队也得到了加强。至十九世纪末，沙俄已发展成为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我国东北地区进一步成为沙俄推行其向远东侵略扩张政策的重要目标。在侵略我国东北地区的步骤上，沙俄当时有两种主张：以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和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为代表的封建军阀、贵族和军事工业资本家，主张直接进行军事占领；以财政大臣维特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垄断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则主张以经济掠夺手段实现最终征服。沙皇政府综合两种主张，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侵华政策。

1896年，沙俄以联合德、法干涉日本还辽“有功”，诱迫清政府与之签订《中俄密约》和《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攫取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中国段（中东铁路）的建筑权。这条铁路通过黑龙江、吉林两省，直达海参崴（今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不但便于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经济掠夺，而且便于军事侵略。维特当时就露骨地宣称：有了这条铁路，俄国就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线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并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①1898年3月，沙俄又通过《旅大租地条约》，取得了从哈尔滨经宽城子（今长春）、奉天（今沈陽）至旅顺、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筑路权。同年5、6月间，沙俄大批铁路员工进入我东北三省，并从山东、直隶及当地雇用二十多万中国民工，分十九个工区，开始全线修筑铁路。通过筑路，沙俄得以派遣各种人员，搜集东北三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同时，又以“护路”为名，向铁路沿线派遣了六千余名武装“护路队”。此外，还在哈尔滨设立有二千五百余人驻守的铁路警备司令部。

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沙俄在抢修中东铁路的同时，又采取镑种手段，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河航运、公路交通以及外海通路。当时，东北三省的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等主要河流及其支流的航运，几乎均被沙俄所垄断。沙俄“阿穆尔汽船公司”拥有各种运输船三百余艘。其中有专为适合松花江航行而建造的汽船；有由十三艘大型汽船组成的运载量达一万五千余吨的海上运输队。1900年4月，中东铁路千余公里的路基和大部分铺轨工程已经完工，中东铁路支线除中段二百余公里外，也已竣工。至此，沙俄几乎完全控制了我国东北地区的交通命脉，为战时运送兵员和军需物资创造了条件。①

为了实现鲸吞我国东北三省的野心，沙俄还加紧进行大规模入侵的军事准备。自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沙俄在我国东北边境地区的兵力日益增加，到1900年6月初，统辖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地区的沙俄阿穆尔军管区，已有兵员九万八千余人，马一万五千余匹。②除要塞及留守部队外，这些部队大部驻扎于我国东北三省当面的俄国各边境城镇，如海参崴、双城子（今乌苏里斯克）、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海兰泡（今布拉戈维申斯克）、赤塔等地，直接窥视和威胁清军行动。

与此同时，沙俄还加强了旅顺军港的建设，使其成为具有一定独立作战能力的军事基地。至1900年7月初，沙俄驻旅大兵力达两万三千三百余人，游弋于黄海、渤海的各种钢铁军舰达四十一艘，水雷艇三十艘，控制了从黄海经朝鲜海峡及日本海抵海参崴的通路，沟通了南北各据点间的联系。

从1900年6月初开始，沙俄最高当局即密切注视着我国直隶地区义和团运动发展的趋势，寻找进攻我东北三省的时机和借口，同时加紧进行战争准备。6月8日，沙俄政府宣布关东一带进入战争状态，命令军队作好临战准备。6月15日，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命令驻伯力的阿穆尔军事总督格罗杰科夫中将，制订进攻东北义和团及清军的作战计划。6月17日，八国联军侵占大沽，沙皇尼古拉二世便于6月23日宣布，首先在阿穆尔军管区进行战争动员，全区进入战争状态，并立即编组先遣军。接着，在沙俄亚洲部分的西伯利亚、土耳克斯坦军管区以及欧洲部分的某些地区进行战争动员。7月6日，尼古拉二世宣布自任俄军总司令，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任总参谋长。不久，沙俄陆军部下令将原驻阿穆尔地区的西伯利亚军改编为西伯利亚第一军，并将新征调的部队进行统一编组和部署：西伯利亚第一军：集结于旅大、海参崴。作战部队约三万四千三百余人，计有步兵四个旅（共三十二个营）、骑兵十四个连、工兵一个营又一个连、炮兵两个营又六个连（装备各种火炮九十六门）。

西伯利亚第二军：集结于伯力。作战部队约三万六千二百余人，计有步兵四个旅（共三十二个营）、骑兵一个混成师（共二十七个连）、工兵一个营（一说一个营又两个连）、炮兵两个营又七个连（装备各种火炮九十门）。

西伯利亚第三军：集结于赤塔、涅尔琴斯克（原尼布楚）等地。作战部队约三万一千三百余人，计有步兵四个旅（共二十八个营）、骑兵一个师（共二十五个连，其中有一个装备六门炮的骑炮连）、工兵四分之三个营、炮兵九个连（装备各种火炮七十门）。

登陆军：集结于海参崴、双城子。作战部队约三万三千七百余人，计有步兵四个旅（共三十二个营）、骑兵十三个连（一说十一个连）、工兵一个营又一个连、炮兵三个营又一个连（装备各种火炮七十八门）。

以上共有作战部队约十三万五千余人，火炮三百二十八门。此外，各要塞和军区尚有留守部队四万余人。

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清廷因京城危急，已无力顾及东北三省的危局。沙俄陆军部抓紧这一时机，分别于7月18日和22日（俄历7月5日和9日）致电在伯力的格罗杰科夫和在旅顺的阿列克谢也夫，指示俄军三路从北部（铁岭以北，含吉林、黑龙江省）、一路从南部（盛京省）进攻中国东北地区：北部由西伯利亚第二军、第三军及登陆军一部担任主攻，司令部设于伯力，阿穆尔军事总督格罗杰科夫中将任总指挥；南部由西伯利亚第一军及登陆军一部担任主攻，司令部设于旅顺，关东省（沙俄擅自设立）总督阿列克谢也夫海军中将任总指挥。沙俄陆军部作战指示的要点是，多路出兵，攻取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长春、奉天等重要城市，以实现分进合击、速战速决，迅速夺取东北三省的战略目的。经格罗杰科夫和阿列克谢也夫建议对上述方案作某些调整，沙俄陆军部最后决定按下述五路部署进攻：西北路：以集结于赤塔、涅尔琴斯克的西伯利亚第三军一部为主力，越过阿巴该图，向东南进攻呼伦贝尔（今海拉尔市）、齐齐哈尔，尔后会同北路俄军及东北路俄军一部，向吉林、奉天推进。

北路：以集结于海兰泡的西伯利亚第三军一部为主力，渡过黑龙江，向南进攻瑷珲（今爱辉南）、墨尔根（今嫩江）、齐齐哈尔，尔后会同西北路俄军及东北路俄军一部，向伯都讷（今扶余）、长春推进。

东北路：除派兵一部支援海兰泡俄军作战外，以集结于伯力的西伯利亚第二军为主力，沿黑龙江、松花江水路，向西南进攻三姓（今依兰）、呼兰、哈尔滨，与“护路队”里应外合攻占哈尔滨后，分兵一部向东进攻宁古塔（今宁安），另一部向西助攻齐齐哈尔，尔后会同西北路和北路俄军，向吉林、奉天推进。

东南路（分两个方向进攻）：一部以集结于双城子、海参崴的西伯利亚第一军及登陆军为主力，向西进攻牡丹江、叶河宁古塔；另一部从克拉斯基诺出发，向西进攻珲春、鄂摩和。尔后合力向吉林、奉天推进。

南路：以集结于旅大的西伯利亚第一军和登陆军一部为主力。一部从水路进攻营口（今营口市）；另一部从陆路进攻熊岳、盖平（今盖县）。尔后向辽陽、奉天推进，并在铁岭同北部战场的四路俄军会合。

在部署上述五路进攻的同时，沙俄政府又向我东北三省铁路沿线增派“护路队”，使其由原来的六千余人增至一万一千人，借以牵制东北三省清军的行动，策应各路俄军的进攻。

一、炮制外蒙傀儡政府，攫取种种特权

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十九世纪中叶，沙皇政府即制订了吞并满蒙的计划，并不断派人与一些蒙古王公接触，灌输亲俄思想；同时，向蒙古地区进行经济渗透。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以“调停”为名，用卑鄙手段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取得了在蒙古通邮、通商，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设立领事等特权。1862年，沙俄又通过《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进一步取得了俄商在蒙古全境免税贸易的特权。与此同时，沙俄不断向蒙古地区派出“探险队”、“考察队”、“旅行团”，进行间谍活动，收买蒙古活佛及上层喇嘛、王公，培植亲俄势力。十九世纪末，沙俄公开叫嚣要进一步改变中俄边界，妄图直接占领一直到长城脚下的我国大片领土。1900年7月，沙皇政府在派遣侵略军大举入侵我国东北地区的同时，派哥萨克骑兵一大队（约五百人）强行进驻库伦。其后，由于沙俄在日俄战争中战败，它在我国东北的扩张受到挫折，便集中力量转向蒙古地区。1907年，沙俄同日本签订了以沙俄侵占我国外蒙、日本吞并朝鲜为内容的密约。1910年，日俄双方又订立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第二次密约。同年8月，日本吞并了朝鲜，沙俄则进一步向外蒙扩张。

1910年，清政府在外蒙古实行“新政”，沙俄乘机煽动一部分王公和活佛，进行分裂蒙古的罪恶活动。1911年7月，沙俄驻库伦领事操纵哲布尊丹巴活佛和亲俄分子杭达多尔济亲王等人，利用喀尔喀各盟王公、喇嘛会盟大典之机，密议外蒙“独立”，脱离中国，投靠沙俄，并组成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代表团”，冒充代表外蒙全体王公的公意前往彼得堡（今苏联列宁格勒），以“承认俄国保护”②和给俄国种种特权为代价，换取沙俄以武力支持外蒙“独立”。沙俄政府为了支援外蒙“独立”，令伊尔库茨克军区将步槍一万五千支、骑兵军刀一万五千把、槍弹七百五十万发，交给外蒙叛国集团。10月初，沙俄借口保护领事馆，又派步骑兵八百余人侵入库伦，使其在库伦的驻军增至一千三百余人。另外，还有由沙俄武装的外蒙军四千余人。接着，沙俄又要求清政府承认外蒙“独立”，不在外蒙驻军和建立行政机构，不得俄国同意不准在外蒙进行任何改革。这种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

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政府便利用中国政权交替、政局混乱之机，加紧炮制外蒙傀儡政权。同年12月1日，沙俄侵略军带领外蒙军队闯入办事大臣署，对办事大臣三多进行威胁利诱。3日，散发所谓“独立宣言”。4日，将三多等驱逐出境，并收缴了驻库伦防营（有步骑兵二百五十人）的槍械。28日，在沙俄一手操纵下，哲布尊丹巴“行登极礼”，自称“大蒙古国皇帝”③，以“共戴”为年号，成立傀儡政府。

外蒙的“独立”，立即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多次电告外蒙的王公、活佛，要求他们立即取消“独立”，勿被沙俄利用。

沙俄策动外蒙“独立”后，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于1912年11月3日，与外蒙傀儡政府非法签订了《俄蒙协约》和《商务章程》，宣称“蒙古对中国的过去关系已经终止”①，规定俄国政府“扶助蒙古的自治”，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不准汉人移居蒙地。通过不平等条约，沙俄在外蒙古取得了广泛的特权。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对俄蒙所订“条约”概不承认，并抗议沙俄侵犯中国主权。中国各族人民强烈反对《俄蒙协约》，蒙古爱国王公亦宣布“现在共和成立，正宜联合为一大国，蒙古断无独立之理”①，强烈要求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

二、支持叛军侵占外蒙要地

外蒙傀儡政府成立后，沙俄为了进一步控制外蒙，一面非法向外蒙增兵，一面援助外蒙傀儡政府，武装外蒙叛军，企图阻止中国政府军向外蒙进军。当时，沙俄在外蒙库伦驻有步、骑、炮兵十个大队，恰克图驻有步兵两个大队，乌里雅苏台（今蒙古扎布哈朗特）驻有步兵两个大队，科布多（今蒙古吉尔格朗图）驻有步兵一个大队、炮兵一个中队。

库伦傀儡集团在沙俄的援助下，也大力扩充军队。外蒙的土谢图汗部、三音诺颜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等地，原有蒙军九千七百余人。宣布“独立”以后，哲布尊丹巴向四汗部各抽调一千人，另招募土匪二千人，以后又下令四汗部各征兵一万人，共五万余人。其中多系未经训练的贫苦牧民，且散处各地，较有战斗力的不过数千人。其统兵官为土匪首领白差尔、乞卡尔、陶什陶胡等。所有叛军均受沙俄军官指挥。

库伦傀儡政府的成立，不仅激起了外蒙古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慨和反抗，也引起许多上层爱国王公、喇嘛的不满和抵制。当时，外蒙的某些要地仍驻有政府军队。外蒙傀儡政府依恃沙俄的支持，决心进行武力进攻，并煽动叛乱，迫使政府军和各地王公屈服，进而控制整个外蒙。

（一）科布多之战

1912年1月，沙俄驻乌里雅苏台领事策动该地反动王公叛乱，并派兵将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驱逐出境，占领了外蒙西北重镇。

同年春，在科布多附近杜尔伯特各旗活动的沙俄特务丹必占灿，勾结杜尔伯特反动王公发动了暴乱。当时，科布多驻军不足三百人。面对外蒙叛军的威胁，科布多参赞大臣溥

■ 在附近各旗爱国蒙民的援助下，迅速征集了蒙族士兵一千人，加强科布多城的防御；同时，急电北京政府派兵前往，并派人到新疆求援。北京政府令新疆都督杨增新、阿尔泰办事长官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伊犁镇守使广福派兵驰援。帕勒塔先派连长吴得山率三十余人赴科布多侦察军情，继派骑兵营长广肇率兵一营兼程向科布多进发。杨增新不顾沙俄驻新疆领事的干涉，先派马步各一营由古城（今新疆奇台）出发，继今后续部队三营陆续向科布多开进（为了在沙漠戈壁地区行军不致缺粮，步兵每人配一驼，骑兵每人配三驼，驮运三个月料粮）。广福也派兵从伊犁（今新疆伊宁市西惠远）赴援。

沙俄侵略者和库伦傀儡集团先派“使者”到科布多劝降，结果被当地爱国蒙民将其绑送官署，斩首示众。由于劝降失败，库伦当局决计出兵向科布多发动进攻。6月21日，由库伦派出“俄官教练之精兵二百，杂以俄兵二十名，佐以大炮两尊，子弹十余驼”，向科布多进发。抵达后，因见守军防御严密，未敢进攻，立即派人回库伦请求增援。傀儡集团又加派“精兵”三百名，并令其“沿途多方征调，足成四千之数”。①

7月底，俄军和外蒙叛军开始进攻科布多城。溥

■ 率军坚决抵抗，并乘隙发起反击，给敌以重大杀伤，将其击退。8月2日，阿尔泰援军广肇骑兵营进至距科布多十余里之黑山头，与叛军三千余人遭遇，卒以“寡不敌众，全军覆没”①。8月中旬，敌又从库伦增兵三千人，继续围攻科布多，终未得逞。沙俄领事库斯敏斯齐鉴于城坚难下，遂致函溥

■ ，要求出面“调停”，溥

■ 中计。8月20日，库斯敏斯齐带领俄兵三十人、外蒙叛军二百人，骗开城门，进入科布多。俄、蒙兵进城后，大肆抢掠，城内居民被杀过半。9月中旬，溥

■ 和所部官兵及内地商民约七百人，被沙俄领事派兵“护送”出境。

（二）察罕通古之战

科布多失陷时，新疆援军步骑两营在管带严保清、有世率领下，已进至距科布多五站路①之大营盘，因闻科城已失，大营盘又无险可守，遂于8月30日退守阿尔泰区②之要冲察罕通古（科布多南二百五十公里），以待援兵。杨增新电令后续部队由古牧地（今新疆米泉）取道绥来（今新疆玛纳斯），改援阿尔泰，并要求各部一到驻地，即仿照湘军办法，挖壕修垒，以备不虞。

俄军和外蒙叛军侵占科布多后，便调整部署，准备向阿尔泰进犯。当时，阿尔泰驻军不满千人，帕勒塔亲王惶恐动摇，企图后撤。北京政府一面电令帕勒塔“静守待援，力保疆土”，一面急电新疆的杨增新和广福迅速派兵援阿①。10月中旬，新疆援军十个营（二千余人）先后到达阿尔泰。杨增新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即进攻科布多城，牵制外蒙叛军，使其不敢直趋阿尔泰。为此，除令严保清、有世两营驻守察罕通古外，又急电步队杜发同和李华桢两营、巡防马队李策胜一营、古城旗兵步队全象一营，迅速进扎锡伯图（察罕通古西南五十公里）、察罕通古一带，“相机进缺；并令哈密之马队一营、炮兵一队，立即起程，令库车等地添募马步数营，均作为收复科布多城之预备队。同时，在哈密、巴里坤、古城、元湖（古城东北一百二十五公里）、绥来等地增设了马步炮队，并改善了台站、电讯及后方补给工作。

10月下旬，严保清、李华桢率步队两营向科布多开进。当时，北京政府正准备与沙俄谈判，因而下令“切勿轻率进兵，致碍大局”①，严、李两营被迫于11月24日退回察罕通古。于是，收复科布多的计划遂被搁置。

1912年12月10日，丹必占灿率叛军数千人在科布多城附近大肆抢掠，并声言不日进攻阿尔泰。杨增新增派步马队各两营，进驻元湖、察罕通古一带；并令严保清营开往布尔根河，与帕勒塔拨出的一营共同守卫该处；派团长张键到察罕通古统一指挥该地驻军。杨增新根据袁世凯的旨意，下达了“敌来则痛击，敌去则严备”的“正当防御”方针①，一再告诫部队不要向科布多进军。

1913年1月末，丹必占灿率千余人侵入阿尔泰区境内，驻扎于距布尔根河两站的乌梁海大庙。同时，由沙俄领事出面，阻止政府军进驻乌梁海的萨克赛河一带（今蒙古乌列盖西南一带），并派俄军官兵九人“假道”政府军驻地赴科布多，借以侦察军情。

4、5两月，叛军趁天暖雪消，积极整修道路，前送武器弹药，筹备给养，作进攻作战的准备。

6月17日，叛军近万人由蒿不都喀勒五苏山分三路窜犯：一路由乌梁海大道进攻布尔根河，一路由包墩庆（察罕通古北约三站地），一路由五云集（察罕通古东约一站地）夹攻察罕通古。当时河水暴涨，叛军先头部队被阻于包墩庆。杨增新立即调元湖炮队赶赴察罕通古支援。7月4日夜，叛军四五千人在俄军协助下，向察罕通古发起进攻。张键率部依托工事抵抗，5日拂晓发起反击，毙敌二百余人，将敌击退。这时，丹必占灿正率叛军三千人由乌梁海向布尔根河开进，并拟分兵绕道切断杨军后路。杨增新为了缩短战线，决定将驻布尔根河之马步两营撤至察罕通古，使该处兵力增至马步七营、炮队一连；同时，调马步七营分驻元湖、乌什克等处，加强察罕通古后方之防御。

7月11日晨，叛军马队三千余人再次从察罕通古正面发起进攻。张键率部反击，敌败窜山中。另路叛军七八百人，绕至察罕通古南面山中，向守军第四营发炮轰击。张键急派备补营长马得贵、团副杨庆明率队前往支援。经四小时激战，将敌击退，营长马得贵不幸阵亡。是役，先后击毙叛军三百余名、战马五百余匹。

外蒙叛军连遭失败，锐气大挫。不久，其统兵官“照会”政府军，提出两军“各辑地界”，并约“趁机退兵”②。杨增新亦列举不利于继续作战的各种“理由”，密陈北京政府，主张妥协停战。因此，丧失了乘胜反击的时机。

9月间，沙俄侵略者乘伊犁援军回防之机，以中国士兵刺伤俄领事为借口，出动俄军一混成旅（约千余人），侵入阿尔泰首府承化寺（今新疆阿勒泰）一带，又派俄兵数百人，侵占了布尔根河。同时，威胁利诱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背叛祖国，宣布“独立”。10月初，帕勒塔盗用“阿尔泰办事长官”的名义，与沙俄驻阿尔泰领事签订了所谓《临时条约》；12月，又签订了《中俄军队停战条约》，允许俄军和外蒙叛军驻扎阿尔泰区东部，规定新疆援军撤出察罕通古。消息传开，全国舆论哗然，纷纷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北京政府不得不下令将叛国分子帕勒塔撤职，并宣布由帕勒塔与沙俄非法签订的“条约”一概无效。经多次交涉，直至1915年3月，才确定外蒙叛军退出阿尔泰地区，新疆援兵从察罕通古退驻元湖，沙俄撤走部分侵略军，但仍有两连骑兵留驻该地。

清王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耗费了数千万两白银的军费，战后又要负担巨额赔款，财政更加拮据，于是大幅度增加地盯漕赋（清政府两项最主要的财政收入），人民负担更加沉重。《南京条约》及其它几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敞开了大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向中国不断倾销商品，使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受到打击，一部分农民、手工业者和运输工人因之陷于破产和失业，乃至一些中小地主和商业主也受到破产的威胁。同时，鸦片的输入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继续增加，由四十年代初期的每年两万余箱增到五十年代初的每年五六万箱，以致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更加严重（银价为十九世纪初叶的两倍多），鸦片烟毒更加泛滥于全国。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卖产品和劳动力所换得的是铜钱，而缴纳地租赋税却要以银两折算，这样一来，劳动人民除遭受直接剥削之外，又要承受新的变相盘剥。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迫展开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到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的八年间，各族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和反对清王朝的斗争风起云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广州城乡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企图在广州河南地区强行租地的斗争（1844年），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的斗争（1843—1849年），以及广东、广西和湖南等地的天地会起义和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一带的捻军、白莲教起义等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这些起义和斗争，表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后，社会阶级矛盾更趋尖锐，预示着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大风暴正在来临。

人民起义和反抗斗争声势最大的广东、广西、湖南等省，是当时全国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地区，而广西又是三省反清力量的汇合点。广西地处南陲，历来赋税苛重，封建剥削特别残酷。①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连年天灾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纷纷起来反抗。鸦片战争后，不少被裁撤的兵勇流入广西，湖南新宁等地天地会起义武装失败后也大都转入湘桂边界地区，他们和当地人民群众结合，成为一支强大的反清力量。对于两广地区，清王朝历来以广东为统治重点，在广西的统治力量则相对薄弱，两广总督、八旗将军均驻于广东，广西兵力仅及广东三分之一，加以广西吏治更加腐败，这就给了各种反清势力以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至1850年，散布于广西各地的天地会等反清势力，遍及全省十一个府中的八个府，多达三十股，使当地统治阶级惶恐不安。但是，天地会等旧式会党，组织松散，互不统属，缺乏集中统一的领导，因而易被统治阶级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而洪秀全（1814—1864）等创立的“拜上帝会”，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旧式会党不同的特点，既有较明确的纲领，又有较严密的组织，因而能在全国日益高涨的反清斗争形势的推动下，崛起于广西，终于把分散的人民反抗斗争汇集成一股革命洪流，迅速发展成震惊中外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

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北接新疆、青海，东接四川、云南，西面是克什米尔，南面与印度以及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和缅甸等国相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英、俄两国侵夺西藏的野心由来已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俄在亚洲争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阿富汗、伊朗和中国西藏等地区。英国亟图占领西藏，打通由印度进入四川，顺长江而下，直出东海的通路，以便把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都置于它的控制之下。沙皇俄国则不仅妄图吞并我国的东北三省，而且把蒙古、新疆、西藏都包括在它的“黄俄罗斯”计划之内，还想把侵略势力从中亚扩展到南亚次大陆，直达印度洋。因此，我国的西藏就成了英、俄两国为谋求亚洲霸权所必争之地。

一、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

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先后将尼泊尔、哲孟雄、克什米尔、不丹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哲孟雄境内的大吉岭设立军事基地，控制了这个“印度入藏门户”，随后又修筑通往西藏的道路。1876年，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其后，便以条约中有关允许英人入藏“游历”、“探路”等条款为依据，多次派人窜入西藏搜集情报，收买上层分子，挑拨班禅和达赖的关系，进而要求入藏“通商”和常驻“使节”。英国的这些要求，遭到西藏僧俗大众的坚决反对。为了防止英国的侵略，西藏地方噶厦①派兵二百名在隆吐山（龙头山）修筑堡垒炮台，设卡自卫。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但是，英国为了打开进入西藏的大门，先则无理声称藏军“设卡之地距大古岭甚近，意在阻止通商”，后又提出这是“横截廓尔喀东通印度之路”。②1887年，英国干脆撕下伪装，令其驻北京公使发出照会，胡说隆吐山属哲孟雄领土，要求限期撤卡，否则，将采取军事行动，武力驱逐。这一无理要求，遭到西藏地方政府的严词拒绝。英国见讹诈不成，遂向边界调集军队和物资，积极准备入侵西藏。西藏地方政府得悉，立即派四品仔琫（仔本）多尔济仁增赶赴隆吐山，并从各地抽调军队，准备随时增援。而清政府在英国恫吓下，竟一味退让妥协，命令“将隆吐兵速即撤回”③。但是，西藏人民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决心坚定不移，对清政府的媚外行径进行了坚决抵制。

1888年3月20日，英国悍然派兵四五百人，向隆吐山西藏守军发起进攻。多尔济仁增率领藏军用火铳、弓矢等简陋武器进行抵抗，毙敌军官一人，英军被迫后撤。次日晨，英军再次进攻。藏军依托阵地誓死抵御，毙伤英兵百余人。

英军不甘失败，调来援军和重炮。8月24日，英军在格累姆上校指挥下，以猛烈炮火向隆吐山前沿阵地轰击。藏军不支，退守纳汤，隆吐山遂被英军侵占。藏军据守纳汤北侧高山，在一夜之间筑起一道四五里长的齐胸墙垣，奋力抗击敌军。后在英军优势火力轰击下，被迫退却。英军占领隆吐山、纳汤后，一面整修道路，一面增调军队，准备继续向前推进。

西藏地方政府为了组织反攻，下令征调前后藏各地民兵前往增援。不久，陆续集中于亚东（今老亚东）前线的藏军约有一万余人，与英军形成对峙局面。为了加强前线的指挥，西藏地方政府又委派噶伦拉鲁为哲孟雄马噶基巧（兵营总管），负责前线总指挥，以仔本擦绒为帕里马噶基巧，负责后方运输事宜。以后又派噶伦然巴为帕里马噶基巧，与三大寺负责喇嘛一同前往加强领导。

正当西藏地方政府加强前线兵力和指挥，准备继续抗敌之际，清政府为达到与英国谈判媾和的目的，把主张抗英的驻藏大臣文硕革职，改任昏庸畏葸的升泰为驻藏帮办大臣，并下达撤兵媾和的命令。升泰在赴任途中，下令江孜守备及统领藏军噶布伦“严束藏兵，不准妄动”①，并将藏军撤回帕里一线，只准防守，不得出击，“如违节制，立即严参”②。在升泰的压制下，藏军虽未听命，但抗英士气受到了严重挫伤，抗英部署也受到了影响。同年8月中旬，藏军为了收复失地，拟组织反击，也被升泰制止。9月24日，英军二千余人向捻纳藏军营地发起进攻，藏军不支，被迫撤退。其后，英军相继占领了则利拉、亚东等地。

由于清政府执行妥协投降政策，西藏军民的第一次抗英战争终于失败了。但是，英国侵略者从这次入侵过程中，看到了西藏军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不可悔，不得不暂时放弃深入西藏内地的企图，同意与清政府进行“和谈”。1890年3月，升泰屈服于英国的压力，与之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承认哲孟雄归英国保护，并以则利拉为藏哲边界，使中国失去了大片领土。1893年，中英再订《续约》，清政府同意开放亚东为商埠。有关划界、通商、游牧等问题，容后再议，后来又成了英国进一步侵略的借口。

英国用武力撬开西藏大门后，随之以贸易手段进行疯狂的侵略和掠夺。英印货物充斥西藏市场，严重排斥了中国内地货物在西藏的正常销售。在通商的幌子下，英国还不断派人深入西藏腹地进行勘察，向清政府勒索开矿的特权。1899年至1901年，英国以印度总督名义多次致书十三世达赖，企图越过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当局直接谈判，陰谋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结果遭到达赖的拒绝。但英国并不甘心，1902年又派哲孟雄政治专员怀特率兵二百余人，以“划界”为借口，侵入西藏的甲岗和思补布纳一带，蓄意挑起边界冲突。他们拆毁中国的哨卡和原有国界标志的大石堆——鄂博，私立石堆，擅插英国国旗二十一处，并掠走大批牛羊。

二、俄国觊觎西藏，与英国进行争夺

在英国入侵西藏的同时，早就觊觎西藏的沙皇俄国为了“在亚洲打败英国（夺取整个波斯、蒙古和西藏）”①，多次派遣间谍，组织武装“探险队”、“调查团”，经蒙古、甘肃、青海潜入西藏，搜集情报。1883年，在英军进犯隆吐山之际，借“游历”为名进入西藏的俄国间谍，乘机给西藏地方某些头目密函三件，“约令遇有急难，将函驰送俄境，即可电达，助兵援应”②，妄图以“助藏抗英”为幌子，达到其侵占西藏的目的。1900年11月，窜入西藏的沙俄武装间谍在察木多（今昌都地区）琐图地方烧毁藏民房屋，抢掠马匹，制造了杀死杀伤藏族同胞四十人的流血事件③。此外，俄国还派遣宗教特务德尔智④打入西藏农奴主贵族中间，并窃取了十三世达赖侍讲的要职。德尔智用俄国供给的金钱收买西藏上层分子，大造亲俄舆论，挑拨藏族与祖国的关系。达赖见清廷软弱无能，在德尔智的煽动下，产生了联俄抗英的倾向。1901年，达赖派德尔智以“西藏特使”的身分，率领所谓“西藏使团”赴俄活动，并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接见。俄国借此大造舆论，称达赖决定与俄国缔结最友好之关系，“俄国为唯一能破英国陰谋的强国”。随后，俄国又派出两支全副武装的队伍，分别以“科学探险”和“经商”的名义，用二百头骆驼、五十五匹马和二百头牦牛驮载槍弹器械，取道库伦、青海运往拉萨。从此，“俄商及军队潜踪入藏者络绎于途”⑤。

英国见沙俄加紧进行侵藏活动，多次向俄国提出质问。1903年2月，英国外交部提出警告：“俄若派兵西藏，英必效之”。俄国亦针锋相对，提出“如果该地方现状发生变乱，则俄国政府不能置之不理”①。于是，英俄两国为争夺中国西藏，大有剑拔弩张之势。但是，当时俄国的侵略矛头主要是指向中国的东北，且与日本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拖住了它的手脚。英国趁此时机，利用1902年与日本缔结的反俄军事同盟，怂恿日本进攻俄国，自己则积极准备再次武装入侵西藏。

一、英俄对中亚的争夺

1861年以后，沙皇俄国由于对农奴制度实行了改革，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迫切要求掠夺新的地盘，以便从国外攫取包多的财富，加速自己的发展，赶上和超过西欧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由于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的失败，俄国企图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遭受严重挫折，于是，把侵略扩张的矛头转向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1864年，俄国开始向邻近中国新疆的浩罕①发动军事进攻。同年，沙俄从中国西部边境割去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领土；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妄想侵吞整个新疆。当时，英国已完成了吞并印度的计划，正在积极向北扩张，不仅力图占领中亚，而且还妄想把新疆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因此，英俄两国在中亚和中国西部地区的对抗，以及中国反对英俄侵略扩张的斗争，不可避免地紧张和复杂起来。

二、阿古柏侵入新疆

新疆古称西域，历来属于中国。它地处我国西北边疆，绝大部分地区海拔千米以上。天山山脉由西向东，横亘中部，习惯上常称天山以南地区为南疆（或南路），天山以北地区为北疆（或北路），哈密、吐鲁番盆地一带为东疆（或东路）。南疆气候干燥，终年少雨，沙漠居其大半，人口聚居于塔里木盆地边缘的富饶地区，主要城市有喀什噶尔（今喀什）、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今焉耆），总称南疆八城。北疆气候湿润，多雨雪，水草丰盈，主要城市有巴里坤、古城（今奇台）、乌鲁木齐、玛纳斯、伊犁（今伊宁市西惠远）、塔尔巴哈台（今塔城）等。清朝政府平定了准噶尔贵族的叛乱之后，于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正式宣布西域改名新疆。三年后，清政府在伊犁设将军，统辖新疆一切事务，并在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归伊犁将军节制），统辖天山南路及葱岭以西诸地，从而加强了对新疆的统治。

新疆是我国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回、蒙古、乌兹别克、俄罗斯、塔塔尔等十多个少数民族人民的聚居区。清乾隆以后，大兴屯垦，至同治初年，约有一百余万人，其中维吾尔族约占三分之二。由于地广人稀，宜于放牧（特别是北疆），居民以畜牧业为主。家畜以羊、马、牛为大宗，骆驼次之。

1864年（同治三年）夏，新疆的回、维吾尔等各族人民，在内地人民起义特别是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起义，先后占领了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乌鲁木齐、玛纳斯、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和伊犁等地。但是，这次起义不久就被当地封建主和宗教上层人物窃取了领导权，迅速改变了起义的性质。他们乘机实行封建割据，进行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混战，有的甚至勾结外国侵略者，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当时，新疆地区出现了几个互不统属的封建割据政权，其中主要的有：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了和卓（即黄和卓）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包括玛纳斯和吐鲁番在内的妥明（或称妥得璘）“清真王”政权，以和阗为中心的哈比布拉“帕夏”政权，以伊犁为中心的塔兰奇“苏丹”政权，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回族金相印和柯尔克孜族思的克为头目的封建地主政权等。

思的克、金相印等占领喀什噶尔回城（今喀什市）后，久攻仍由清军控制的汉城（今疏勒）不下，便向英国支持的浩罕汗国乞援。同时，思的克为了利用宗教贵族的力量统治喀什噶尔一带人民，要求浩罕统治者将匿居于浩罕的新疆宗教贵族后裔张格尔①之子布素鲁克遣返喀什噶尔为王。当时的浩罕摄政王阿里姆·库里，决定派遣在军队中颇有名气的阿古柏“护送”布素鲁克前往喀什噶尔，乘机排除阿古柏这个政敌。1865年1月，阿古柏与布素鲁克纠集一批歹徒侵入我国境内。阿古柏善于玩弄陰谋权术，他被思的克迎入喀什噶尔回城以后，立即把思的克赶走，夺取了统治权。同年4月，阿古柏派兵攻占由思的克控制的英吉沙尔回城，随即又占领英吉沙尔汉城，守城清军二千人惨遭杀害。9月，困守喀什噶尔汉城的绿营守备何步云接受阿古柏的重金贿买，率清军三千人投降。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奎英等举家自荆不久，一伙在塔什干败于俄军的浩罕兵七千余人侵入南疆，到达喀什噶尔，进一步增强了阿古柏的势力。布素鲁克见阿古柏的权势不断扩大，密谋剪除他。但事机暴露，许多人因而被杀，布素鲁克也成了阿古柏的阶下囚。这样，阿古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成了喀什噶尔至英吉沙尔一带地区的最高统治者。

1866年秋，阿古柏侵略军攻占叶尔羌。年底，又用诱骗手段擒杀哈比布拉而据有和阗。1867年初，阿古柏将布素鲁克驱逐出新疆，于喀什噶尔自称“毕条勒特汗”（又译作“巴达吾来特汗”，意为“洪福之汗”），并悍然宣布成立伪“哲德莎尔国”②。同年夏，阿古柏率军东侵，夺占了热西丁和卓占据的乌什、阿克苏、库车、库尔勒等地。1870年10月，阿古柏军先后攻占妥明控制的达坂城和吐鲁番，妥明军头目马仲、马人得投降。11月下旬，阿古柏军又攻占乌鲁木齐，妥明投降。接着，又派兵袭取玛纳斯。之后，阿古柏返回南疆阿克苏新建的宫殿，俨然以全疆统治者自居。

1873年9月，陕甘回民起义军首领白彦虎从甘肃逃到新疆，不久在吐鲁番投降了阿古柏，与侵略者勾结在一起，进行危害祖国统一的罪恶活动。

阿古柏侵入新疆，建立起反动的“哲德莎尔”政权后，对新疆各族人民实行极其残暴的殖民统治。他将侵占地区划分为若干个维莱耶特（相当于州），其下又分为若干个阿克莎卡尔（相当于乡）。维莱耶特设阿奇木（相当于州长），阿克莎卡尔设谢尔卡尔（相当于乡长）。

在阿古柏的反动统治下，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广大农牧民在交纳宗教税、农业税、军税、附加税等种种赋税之后，只剩下收获的二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除了敲骨吸髓的剥削外，阿古柏还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并利用宗教信仰进行殖民统治。他规定妇女不戴面纱不准上街，并强令“军民髡发，易回服”①；对于不愿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则肆意残杀。

阿古柏的军队（约五六万人）分为骑兵（吉杰特——意为“年青的兵士”）、步兵（沙尔巴兹——意为“勇敢的兵士”）和炮兵（托普奇）组成，还有部分抬槍兵。轻武器起先以火绳槍和燧石槍为主，后来装备了大批撞针槍，还有部分连发槍。炮兵大都使用克虏伯和阿姆斯特朗等较先进的火炮。这些轻重武器大多数来自英国和俄国，其中又以英国供给的为主。阿古柏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还在占领区内大量建筑碉堡和城池。

对于阿古柏建立的殖民政权，英俄两国从各自的侵略野心出发，都极力予以拉拢。阿古柏为了巩固自己的殖民统治，也积极投靠英国和沙俄，成为它们的走狗。因此，由于阿古柏入侵新疆而造成的我国西北边疆危机，实际上有着明显的英俄侵略和争夺的背景。

英国早在阿古柏入侵新疆之初，便经常以“经商”、“游历”、“传教”等为幌子，派遣间谍到新疆进行陰谋活动。从1868年开始，英国的商品、军火和特务，便从土耳其、印度等地不断涌进阿古柏占领区。1869年，阿古柏派人去印度接受了英国驻印度总督给予的一大批槍支弹药。1870年，以外交部官员福赛斯为首的英国特派使团，带着英国女王维多利亚（1819—1901）给阿古柏的亲笔信，经印度来到喀什噶尔，打算与阿占柏进一步勾结。适遇阿古柏在东路指挥进攻吐鲁番，因而福赛斯此行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进一行密切了双方的关系。不久，阿古柏便派人前往印度“答礼”。1873年底，一个由三百人组成的庞大的福赛斯使团，第二次来到喀什噶尔，向阿古柏转交了英国女王的信件和英印总督送给的一万支步槍及若干大炮。经双方密谋，于1874年春签订了“通商条约”十二条，阿古柏给英国以在新疆驻使、通商和设领等特权，英国则承认阿古柏反动政权为“合法的独立王国”，公开进行分裂中国的罪恶活动。

对新疆凯觎已久的沙皇俄国，也陰谋假手阿古柏来达到侵占中国新疆的目的。在阿古柏侵入新疆之后不久，沙俄便吞并了浩罕的北方领土，并随着浩罕被肢解和布哈拉（中亚三汗国之一）军队在1866年被击溃，俄国的侵略矛头便直接指向新疆。阿古柏为了谋求沙俄对他入侵南疆的认可，于1866年非法与沙俄订立所谓“协议”，约定双方互不干涉对方的行动，互给对方入境追捕逃人的权利等。1867年，沙俄将尚未完全征服的中亚三汗国命名为“俄属土尔克斯坦”（亦称“西土尔克斯坦”），称我国新疆为“东土尔克斯坦”，其侵吞新疆的野心已暴露无遗。次年，沙俄先后派遣使者和军官至喀什噶尔，和阿古柏进一步勾结。由于此时沙俄在中亚的扩张已经得手，它要求阿古柏步中亚诸汗的后尘，向沙皇称臣纳贡，借以将阿古柏窃据的中国新疆南部地区纳入沙俄的统治范围。但沙俄的贪欲，引起了阿古柏的疑忌，使他进一步向英国靠拢，以谋求英国的更大支持。

三、沙俄强占伊犁

由于阿古柏进一步投靠英国，沙皇俄国政府恼羞成怒，积极图谋用武力强占伊犁地区，进而夺取整个新疆北部。因此，当阿古柏由南疆向北疆窜犯时，俄国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立即上奏沙皇，“列举各种理由，说明必须对伊犁进行占领，以保障边境安全和对抗阿古柏的意图”①。1870年秋，俄国派兵进驻特克斯河上游，侵占天山穆查尔特山口（冰岭），扼住伊犁通往南疆的交通要道；同时，派兵入据我国博罗胡吉尔（赛里木湖西）地区，对伊犁构成夹击之势。这是俄国用武力侵占伊犁并进一步侵略新疆的一个重大步骤。

伊犁位于伊犁河谷地中心，是我国西北边陲重镇，清政府统辖新疆南北两路的伊犁将军治所，即设于此。伊犁河横贯伊犁地区，自东向西注入巴尔喀什湖。伊犁既是通往中亚的要冲，又是新疆西部地区联系南北两路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沙皇俄国对我国伊犁地区垂涎已久，亟欲侵占。1871年夏，俄国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命科尔帕科夫斯基率兵近二千人，悍然进犯伊犁地区。伊犁人民同俄国侵略军浴血苦战了五十个昼夜，最后由于粮尽弹绝，加上地方割据政权上层人物的叛降，伊犁九城①被俄军侵占。同年冬，俄国又派军队由伊犁东进，企图夺取乌鲁木齐。俄军把前锋部队伪装成商队，带着大批驼马货物向东开进。新疆人民识破了敌人的陰谋，民团领袖徐学功预先在玛纳斯西八十里的石河子布置埋伏。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伏兵四起，歼敌数十名，并缴获驼马二千多匹（峰），迫使俄国侵略军狼狈逃回伊犁。

沙俄强占伊犁，也是向阿古柏炫耀武力，阻止其由玛纳斯继续向西北扩张。阿古柏在俄国的军事压力下，于1872年6月同俄国非法签订了“通商条约”五条。俄国承认阿古柏为“哲德莎尔元首”，阿古柏则同意俄国人可以在南疆自由通商和旅行，设置商务专员，并规定进出口税仅按2.5％征收等等，从而扩大了俄国对新疆的侵略特权。

沙俄强占伊犁地区后，撤销中国设在那里的一切机构，非法拘留和拷打清政府派去的官吏。同时，对占领区人民“横加赋敛，中户每年纳丁畜税银十数两，上户数十百两，最下亦须数两，兵役、通事人等供应需索在外，日朘月削，劳扰不堪”①。

对于阿古柏和沙俄的最黑暗最野蛮的统治，新疆各族人民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例如，被阿古柏任命为乌鲁木齐阿奇木的马仲，就是因他充当侵略者的走狗、鱼肉人民而被民军所诛杀的。在伊犁，“所有满、绿、索伦、锡伯、察合尔、额鲁特各营，以及民人，并有晶河（今精河）土尔扈特贝勒等人众，均已同心能死，不降俄夷”②。新疆人民为了摆脱黑暗统治，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盼望中国政府早日出兵赶走侵略者，光复失地。

1903年，英国派兵入侵西藏，遭到当地爱国军民的无情打击。以后，英国便加紧采取在西藏统治集团内部寻找代理人的政策。1905年，英国以所谓会见英国皇太子的名义，用武力劫持班禅九世去印度，优礼款待，百般笼络，企图以班禅取代达赖，充当英国傀儡，结果遭到班禅的拒绝。此后，英国把注意力转向拉拢拉萨地方当局。以大贵族夏扎·边觉多吉为首的一部分封建领主，由于在对英贸易中获得了许多好处，便越来越倾向英国侵略者，并影响了徘徊于内地的达赖十三世的政治态度。

英军于1903年发动侵藏战争后，主张抗英的达赖于1904年英军侵占拉萨前，在沙俄间谍德尔智的怂恿下离开西藏，准备前往俄国，后在外蒙库伦被清政府阻留。1908年10月，达赖辗转到达北京。由于他在抗英斗争中未能得到驻藏大臣的帮助以及其它原因，对清政府怀有某些不满情绪。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乘机进行拉拢，大肆挑拨西藏地方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使达赖的对英态度有所转变。1909年12月21日，达赖返回拉萨，后在西藏亲英分子的影响下，逐渐倾向英帝国主义，疏远中央政府。

清政府鉴于英军多次入侵西藏，逐渐意识到加强西藏的治理和防御帝国主义侵略的紧迫性，于1906年4月命张荫棠领副都统衔，以驻藏帮办大臣的身分入藏，“查办藏事”。张抵拉萨后，参革了在抗英战争中严重失职的驻藏大臣有泰等十余名官员，获得西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随后即着手整顿西藏内政，推行“新政”。1909年（宣统元年）夏，清政府接受驻藏大臣联豫的建议，派川军二千人，编为三营，由知府钟颖统率，从成都出发，取道昌都开赴拉萨。同时，命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进驻昌都，屯兵据守，以便策应入藏之川军。这些，本为中国内政，英国却公然表示反对，并乘机煽动西藏上层中的亲英分子发动叛乱。达赖回藏后，亦下令藏军阻击入藏之川军。

1910年2月初，钟颖率领川军在西藏江达（今太昭）击败了藏军的阻拦，于2月12日进驻拉萨。达赖于当夜与少数亲英分子离开拉萨，逃往印度。清政府革去达赖的名号，下令通缉随同叛逃的几个西藏地方政府高级官员。达赖逃印后，英帝国主义以帮助西藏“独立”为诱饵，百般拉拢。3月5日，英国政府竟然为川军入藏和达赖被革一事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6月，英国又派步兵两个纵队及工兵一部（携炮四门），进驻印藏边境，并叫嚷“倘若达赖回藏，藏境发生变化”，英军“则须入藏以当保护之任”，公开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①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拉萨后，驻藏官员和川军内部分成维护帝制与赞成共和两派，内讧不已，并危及藏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英帝国主义决定利用这种局势，实现其分裂西藏之陰谋。英印总督与达赖密谈后，随即派遣亲英分子达桑占东（又名擦绒）潜回西藏，策划武装叛乱。与此同时，英国还在西藏边境一带集结军队，以为声援。西藏部分大农奴主乘机以达赖名义发布了实际上是脱离祖国的“驱汉”命令，大肆驱杀汉人，并组织以达桑占东为总司令的“民军”（即藏军）万余人，围攻拉萨、日喀则、江孜的川军，且进扰川边地区。在亲英分子的操纵和毒害下，具有反帝爱国传统的藏军，竟成了破坏祖国统一的工具。

1912年春，达桑占东调集五千藏军向江孜进攻。驻守江孜的川军百余人，固守依山的造纸厂，并向拉萨求援。由于粮食不济，援兵不至，该部川军在英商务专员及尼泊尔驻藏代表的“调停”下，被迫以槍支弹药换取路费，离开江孜，经印度返回内地。不久，日喀则守军也被迫放下武器。同年4月，达桑占东又调集大批藏军围攻驻拉萨的川军。钟颖率千余人据险防御，等待援军。经数月苦战，伤亡不断增加，粮食亦将告罄，处境异常危险。藏军虽人数众多，但战斗力不强，一时也难于攻破川军防线。后经尼泊尔驻藏官员“调停”，双方达成协

议：川军交出武器，由汉、藏、尼三方共同封存，不得擅取；川军全部退伍，经印度回国；中央政府派出的官员照旧驻藏，并保留一定数量的卫队。8月中旬，川军交出毛瑟槍一千五百支、开花炮三门、机槍一挺、子弹八十箱。此时，钟颖已被北京政府任命为驻藏办事长官，但西藏亲英分子拒不承认，屡次促其起程。钟颖因未得中央同意，执意不走。双方遂复开战。此时，钟颖所部仅约二百人，粮弹俱缺，处境更加困难。后经尼泊尔驻藏官员再次“调停”，钟颖及其所部终于被迫离开西藏。

驻拉萨川军被缴械撤离后，英帝国主义于1912年底武装护送达赖回到拉萨。达赖周围的一小撮亲英卖国分子，公开策划西藏“独立”，并以极其野蛮的手段镇压坚持反帝爱国的僧俗人士。英军亦以“护商”为名，由江孜侵入拉萨。西藏人民和一些爱国上层人士，坚决反对亲英分子分裂祖国的罪行，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独立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表现出热爱祖国的坚定决心。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十余年间，英、法、美等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迫切要求向外侵略扩张，以便寻找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英国资产阶级原以为凭借《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不平等的通商关系，可以迅速打开中国市场，获取巨额利润。但是，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居于统治地位，在沉重的封建剥削下，亿万贫苦农民的购买力很低，以致洋货经常滞销。同时，英国对华鸦片走私贸易的急剧增长，也直接排挤了其它商品的销售。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①然而，贪婪的英国资产阶级既想尽量扩大鸦片贸易，又想大量倾销商品，因而迫切要求中国增辟商埠，开放长江和内地贸易，减轻洋货转输内地的税收，以实现其攫取包多殖民特权的目的。

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以后，中国出现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与清王朝对立的局面，清王朝的统治不稳。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列强对太平天国革命一开始就怀有敌意，但慑于太平军的胜利进军，不敢轻易进行武装干涉，加之对太平天国抱有一定的幻想，因而暂时打起“中立”的旗号，静观中国政局的发展。1853年和1854年间，英、法、美等国驻华代表在太平军占领区频繁进行活动，发现太平天国毫无媚外的表示，并坚决拒绝输入鸦片。他们意识到中国人民不可侮，要想进一步攫取殖民特权，唯一办法是以武力迫使清廷屈服，然后再和它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太平军。可是，当时英、法正竭力对付沙俄在近东的扩张，不可能马上发动武装进攻来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因此，它们联合美国，利用清王朝面临的国内危机，在1854—1856年间向清政府进行了全面修改《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的交涉，企图通过外交手段达到其侵略目的。

1854年初，英国驻华公使包令勾结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麦莲，联合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其中包括开放中国沿海和内地各城市、长江自由通航、鸦片贸易合法化、废除进出口货物的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等等。他们还以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为诱饵，说什么只要同意修约，“自当襄助中华，削平反侧”。同时又威胁说：“否则奏明本国，自行设法办理。”①以咸丰帝（清文宗奕詝）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虽然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而对外国侵略者心存畏惧，但仍力图维持自己的“大国体面”，不愿意放弃闭关自守政策，不希望外国侵略势力深入中国内地，更害怕外国公使驻京，损害其封建体统。他们意识到太平天国是危及其统治地位的“根本之患”，希图“借师助剿”；但又对外国侵略者存有戒心，甚至害怕他们和太平军“联合”起来，推翻其封建统治。因此，清廷决定采劝坚守成约”的方针，拒绝了“修约”的要求。英、法、美未达目的，叫嚷要诉诸武力。但当时英、法正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力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美国也因国内局势不稳，不可能发动侵华战争，“修约”问题便暂时地搁置起来。

1856年，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巴驾勾结英、法驻华公使，再次要求清政府“修约”。侵略者软硬兼施，一方面扬言“各国条约章程，必求更改，否则恐致生事”②，另方面又表示愿将便于在内河作战的蒸汽炮艇卖给清政府，帮助清廷镇压农民起义武装。这时，咸丰帝从1854年底1855年初英法军队协助清政府镇压广东天地会和上海小刀会起义等事实中，看到外国侵略者确有援助清廷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意向，因而态度有所松动，但仍坚持原订条约的“大段断无更改”，只同意“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变通一二条，“以示羁縻”，拒绝全面“修约”。①英、法、美鉴于外交讹诈失败，决心用武力来达到它们的目的，而这时克里米亚战争已以英、法获胜而告结束，于是，便积极准备发动新的侵华战争。

英国是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它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获得了侵华经验，认为以武力迫使清王朝屈服是轻而易举的事。这种自信，促使它进行新的军事冒险。早在1849年，英国
外交大臣巴麦尊就曾给驻香港的英国公使发出如下训令：“……只要形势需要，英国的军事力量能够毁灭广州城，叫它片瓦不留，从而使该城居民受到最厉害的惩罚。”②这次新的侵华战争的挑起
和扩大，以巴麦尊为首的英国内阁的侵略意旨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法国也想扩大对华经济侵略，特别是不满足于《黄埔条约》中关于只在通商城市设立天主堂的条款，力图通过使用武力取得深入内地传教的合法地位，以实现其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野心，因而成了英国发动第二次侵华战争的主要帮凶。

美国对华贸易当时尚有逆差，其商业地位决定了它对清政府尽量保持伪善的温和态度。它一面支持英国侵华，以便援例均沾侵略利益，一面积极表示愿意扶助清廷镇压人民起义。

沙俄一贯怀有极大的侵略扩张野心。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它就非法侵占中国黑龙江的庙街和库页岛等战略要地，并继续将侵略魔爪伸入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和西北边疆。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沙皇俄国企图从土耳其、巴尔干半岛、黑海地区进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计划无法实现，便把侵略目标转向东线，加紧侵略中国。它愿意与英、法握手言欢，支持它们的侵华行径，以便从中渔利。

正由于英、法、美、俄在侵华问题上存在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因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尽避各怀鬼胎，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实际上紧密配合，结成了一条侵华联合战线。

当时，英、法等国军队的数量和组织体制等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相比，没有多大变化。如1855年时，英军总数约二十万人，其中：步兵一百零三个团，约十二万人；骑兵二十六个团，约一万人；炮兵一万二千人，火炮约六百门；海军五万八千余人，各种舰船五百余艘。此外，还有国民军六万人左右。当时的法军总数近六十万人，其中：步兵三十九万八千人，内有基干步兵团一百个，猎兵和非洲兵等四十余营；骑兵八万六千余人，六十个团；炮兵约七万人，十七个团，火炮约一千二百门；海军有战舰一百七十一艘，其中主力舰二十五艘。与四十年代初期相比，英法军队在武器装备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其步兵已装备有米涅式、李恩飞式和兰开斯特式线膛步槍，提高了射速、射程和命中精度。火炮也由滑膛炮改为线膛炮，由实心弹发展到榴霰弹，提高了射击精度，增大了杀伤面积，射程增加了近千米。海军舰艇方面，英国的蒸汽舰已超过三分之一，舰速由八节以下增至十节以上，排水量、续航力、攻击力都有提高。此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还制成了一种适于浅水航行、舰炮射程远的蒸汽炮艇。军事技术条件的这些改进，增强了英法等国实现其殖民扩张政策的军事力量。

一、胁迫选举总统，废弃临时约法

由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以为主要障碍已除，便加快步伐向民主共和势力进攻，采取种种卑劣狡猾的手段，为复辟封建帝制、建立袁家王朝进行准备。

首先，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举他当正式大总统。为达此目的，他收买一些议员拼凑成“公民党”，与原进步党一道，操纵国会通过了先选总统、后订宪法的提案，并于1913年10月4日草草公布了《大总统选举法》。10月6日进行总统选举时，袁组织便衣军警及地痞流氓数千人，自称“公民团”，包围国会会场，胁迫议员投他的票。从早8时至晚10时，议员们连续投票三次，袁世凯才勉强当眩次日，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袁世凯当上正式大总统后，认为国会和政党已无存在的必要，决心把它们一脚踢开。11月4日，袁公然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914年1月10日，袁又下令停止其余国会议员的职务，每人发给旅费四百元，令其返回原籍。于是，象征民主政治的国会，被袁世凯彻底破坏了。

取消国会后，袁又着手毁弃束缚他手脚的《临时约法》。他匆匆拼凑起一个名为“约法会议”的立法机构，按其意旨草草炮制了一部《中华民国约法》，于1914年5月1日公布施行。该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统治权”，集内政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年底，袁世凯又炮制了一个《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其中规定总统任期为十年，任期届满时，如认为“政治上有必要”，不用改选即可连任；总统的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不仅成为终身总统，并可世代相传，与专制皇帝没有多大区别。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梦想名副其实地登上皇帝的宝座。

二、签订“二十一条”，寻找复辟靠山

当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之际，欧洲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正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暂时无暇东顾，这就给日本进一步侵吞中国提供了良机。它借对德宣战之机，于1914年秋派遣军队在中国的山东半岛登陆，侵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取代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对此，袁世凯政府竟宣布“局外中立”，听任日军在中国领土上横行。1915年1月，日本又以赞助复辟帝制为诱饵，向袁世凯提出了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要求①。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的支持，竟于同年5月9日接受了“二十一条”中除第五部分内容以外的全部要求，其卖国贼的面目已暴露无遗。

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换取了日本的支持，袁世凯以为复辟帝制的条件业已成熟，便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唆使其亲信幕僚杨度等六人，于1915年8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冒充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公开鼓吹恢复帝制，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变更国体。袁世凯在各地的亲信也闻风而动，有的上书“劝进”，有的组织各种“请愿团”，拥袁称帝。在袁世凯操纵下，从10月28日开始，各省区的“国民代表”在当地进行所谓“国体投票”，至11月20日全部结束，“一致赞成”改民主共和为君主立宪。12月11日，参政院②又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12日，袁世凯申令接受帝位，次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并对文武要员大加封赏。31日，宣布改民国五年（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至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达到了高潮。

三、复辟帝制不得人心，全国掀起

反袁浪潮

袁世凯的称帝复辟活动，进一步激起了全国各个阶级、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打倒袁世凯成为举国一致的目标。

人民群众是反袁的主力军。除上海等城市的工人积极开展反袁斗争外，许多地方的农民也实行武装起义，攻州占县，动摇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基矗

在政治集团方面，国民党被袁世凯非法解散后，孙中山于1914年7月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武装讨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成为资产阶级各派中反袁斗争最坚决的革命力量。1915年夏，该党决定组建“中华革命军”，指派干部分赴上海、山东、陕西等地，筹设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等四个军的总司令部，联络军队和会党，策划武装起义或进行暗杀活动。1915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广东革命党人在惠州、博罗、佛山等地组织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1月10日，上海革命党人刺死了袁的重要爪牙、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接着发动了“肇和”舰起义③。1916年2月，山东的革命军积极开展武装斗争，连克十余县，威胁省城济南。此外，由中华革命党人发动的其它零星起义遍布全国各地。但是，由于中华革命党人仍然不注意发动群众，仅仅依靠暗杀或策动一些会党和旧军队进行军事冒险，最后都难免失败，因而并没有对袁世凯的反动统治造成重大的威胁，也未能把全国的反袁力量领导起来。尽避如此，这些武装起义，对于全国的反袁斗争起到了激励和鼓舞作用。

在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的同时，一部分拒绝加入该党的前国民党骨干，在东京成立了“欧事研究会”④。由于他们开始时没有提出反袁的口号和纲领，因而在群众中影响不大。后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等人投入云南的讨袁行列，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李根源、程潜、钮永建、柏文蔚等后来也先后参加了护国战争。

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本为袁世凯的追随者，后来由于遭到袁的冷落和遗弃，同时也看到袁的复辟帝制活动遭到广大群众的激烈反对，一个“普天同愤”的局面即将出现，才决定改弦更张，转而反袁。当时的进步党，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实力和影响，并得到一些官僚、政客和军阀的支持。他们利用革命党人脱离群众的弱点，把领导反袁斗争的旗帜抓到了自己的手里。梁启超与进步党军人蔡锷①密商后，决定了一文一武两步方案：梁启超发表文章，夺舆论先声；蔡锷伺机离京回滇，策动军事讨袁。

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北洋军阀内部也产生了离心倾向，甚至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等心腹干将，亦纷纷离袁自保。1915年5月末，陆军总长段祺瑞称病退居北京西山，不问政事，不久便被免职。江苏将军冯国璋对复辟帝制持敷衍态度，并与反袁势力暗通声气。袁对冯拥兵外省很不放心，12月调其任参谋总长。冯以“害脖为借口，拒不到任。国务卿徐世昌对复辟帝制既不阻止，也不赞成，并于10月辞职离京。北洋军阀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直接削弱了袁世凯的统治力量。

一、破坏临时约法，实行专制统治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虽然把持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控制了许多省份和大量军队，但还没有控制整个中国；以孙中山为领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仍然据有江苏、江西、安徽、广东、福建等七八个省和几十万军队，在临时参议院中还有相当的力量，在人民中间依然具有较大的影响。为此，袁世凯采取镑种手段，处心积虑地分化、打击革命力量，破坏民主政治，以便建立专制独裁统治。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前，曾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体制，并对临时大总统的权力作了种种限制。其中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命国务员和外交官员，制定官制、官规以及宣战、媾和、缔约等，须经参议院同意；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及命令，须经国务员（包括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副署才能生效。孙中山企图用这些条文束缚袁世凯的手脚，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但袁世凯上台不久，就违背了“谨守宪法”的誓言，无视共和政体，肆意践踏临时约法，凡事置内阁于不顾，专横跋扈。1912年6月，袁在王芝祥的任命问题上，公然破坏公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的规定①，独断专行，将内阁总理唐绍仪逼得弃职出走，农林总长宋教仁和教育总长蔡元培等也愤而辞职。唐绍仪辞职后，由陆征祥任国务总理。不久，又由袁世凯的心腹赵秉钧取而代之，把内阁变成了他的御用机关。

1912年4月，临时参议院由南京迁到北京，各党派经过激烈的争夺、分化和改组，逐渐形成了以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以章炳麟为首的统一党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这三党主要由一些立宪派、旧官僚政客、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为骨干组成①。它们反对同盟会，拥护袁世凯，力图控制国会。同盟会则在宋教仁等主持下，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几个小党派，于1912年8月建立国民党，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由于孙中山当时表示自己从事实业，故整个党务由宋教仁代理。国民党企图在妥协中求发展，幻想在暂时维持袁世凯个人权位的前提下，通过“新旧合作”、“朝野合作”、政党竞争、发展实业等措施，扩展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实力，进而组织责任内阁，把中国纳入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轨道。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多数的议席。宋教仁大受鼓舞，于是四出奔走游说，宣传“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希望由国民党组织内阁，以分袁之权。宋教仁的活动，触怒了寸权不让的袁世凯。他派人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车站将宋暗杀。“宋案”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一些革命党人开始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重新走上讨袁的道路。首先主张武力讨袁的是孙中山。3月26日，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当晚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孙中山认为“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主张立即发动“二次革命”，兴师讨袁。但黄兴、陈其美等认为革命派“元气未复”，兵力不足，对于“宋案”，主张“静待法律解决”①。当时，不少国民党要人与黄兴持相同态度，孙中山孤掌难鸣，只好暂时作罢。革命党人的犹豫不决，为袁世凯进行战争准备提供了充裕时间。

二、加紧战争准备，策划镇压革命

（一）裁遣革命军，扩充北洋军

以武力消灭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实现专制独裁统治，是袁世凯的既定方针。以欺骗手段削弱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则是袁世凯进行战争准备的第一步。

从武昌起义到民国建立，全国陆军总数约九十八万六千四百余人①。这些军队，分别以南京临时政府统辖的南方革命军和袁世凯的北洋军为中心，形成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军事阵营。南方革命军共有陆军八十个师团，约四十五万人①。仅江苏一省就集结了二十多个师，约十五万人①。临时政府迁至北京后，黄兴以南京留守名义主持留守府，统辖南方各军。革命军控制的南方各省，地形复杂，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商业发达，有比较优越的地理和物质条件。袁世凯的嫡系部队有北洋新军第一至第六师和第二十师，禁卫军一个师和一个混成旅，总数约十一万四千人。北洋军主要驻扎于冀、鲁、豫三省，其势力延伸到长江以北各个地区②。这些地区除山东外，多为贫瘠之地，农业产量较低，工商业不够发达。因此，北洋军缺少坚实的经济基矗

靠反动军事力量起家的袁世凯，深深懂得军权的重要性。在他就职之初，首先颁布“训勉军人令”，提出“军人对于本大总统，有服从之义务”①；接着，袁又借口“南方军队骤增，糜饷过巨”而“倡议裁兵”①，同时对驻宁十几万军队扣饷不拨，并散布南京留守府“拥兵自卫”、“势同树敌”②的舆论，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迫其撤守、裁军。革命党人看不清袁世凯的险恶用心，认识不到兵权对革命的利害关系，客观上也遇到了军饷匮竭的困难。黄兴等为使“南北嫌疑尽泯”，达到“行政统一，民国基础自趋巩固”③，立即对革命军进行裁撤。驻宁军队按照“客军各回原省，留宁之军汰弱留强”④的原则，先后解散了十余万人。南京留守府也于1912年6月14日主动撤销。在江苏的影响下，南方各省纷纷效法。如湖南原有五个师两个旅，缩编为五十三个守备营和一个混成旅；湖北原有八个师两个混成旅，先后裁减五个师；江西也裁减八个团以上。到讨袁战争爆发时，由革命党人控制的军队仅剩十余万人。其中，江西有两个师一个混成旅，江苏有四个师两个混成旅，安徽有一个师，湖南有一个混成旅，广东有两个师一个旅，福建、四川各有一个师。

此外，袁世凯还施展种种伎俩，拉拢收买南方革命军的军官，破坏南方革命军的团结，并制造借口，槍杀革命军将领，排斥革命党人，使革命势力受到削弱。

与此相反，袁世凯所控制的武装，非但没有减少一兵一卒，反而大大膨胀起来。在此期间，除继续加强北洋陆军七个师和中央禁卫军一个师外，袁又命冯国璋将原直隶陆军第一标扩编为混成旅，以刘询为旅长；把为镇压武昌起义而招募的备补军五路（每路五营）改为拱卫军，另增募备补军五路（1913年2月改编为护军，直隶中央）；将原驻奉天的陆军第二混成协改编为陆军第二混成旅；令倪嗣冲在皖北编练新军二十余营；另增编骑兵第二旅和陆军混成第一团，直属陆军部。这样，到1913年初，仅北洋军和直、豫、鲁三省军队，就已达二十二万一千四百余人①，总数远远超过南方革命军，改变了武昌起义后南多北少的兵力对比情况。

（二）大量购置军火

袁世凯在加紧扩军的同时，还大量购置军火，提高军队战斗力。1913年4月29日，袁指令陆军部派专员赴天津，通过奥国洋行向德国订购大宗军火，计有野炮十八门、机关炮四十门、机关槍八挺、1888年式快槍五万支、各种子弹四百万发。另向奥国订购1895年式曼利夏步槍一万四千支。同时，密令上海制造局将槍弹五十万发解送扬州，交徐宝珍师储存；令福建、德州制造局和汉陽兵工厂赶制槍炮运送北京，装备北洋各师。袁还通过大军火商雍剑秋接收德国艾哈德兵工厂“无偿送给”的步槍六千支，口径为二百四十毫米的大炮十尊（战争打响后，德国公使又通过雍剑秋送给袁世凯步槍一万支、口径为七十五毫米的大炮二十尊和斯密特手槍等军火一批）。另由海军总长刘冠雄出面，向德、美、奥等国订购新式鱼雷艇，其中德国四艘、美国三艘已于1913年初驶达上海。这样，北洋军在装备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南方革命军。此外，袁还秘密派人携大宗款项，到武汉等地购买粮米，以备军用。

（三）举借外债，筹集战争经费

袁世凯大搞扩军，使国家财政更显拮据。根据北洋政府的预算，1913年度的财政收入为四亿一千二百六十六万余元，而支出则为四亿九千七百八十七万余元，赤字八千五百二十余万元②。而这一年全国军费开支预算，仅陆军就达二亿元以上，后虽一再压缩，仍达一亿六千余万元。加上海军用费九百八十七万元和各项临时开支，全部军费约占总支出的五分之二。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仍远不能满足袁世凯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需要。为了筹集战争经费，袁不惜饮鸩止渴，以各种手段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据统计，从1912年1月到1913年4
月中旬，袁世凯向外国借款共二十八次，其中全部或大部用于购买军火、充当军政费用的借款有十七次。款项较大的有：1912年上半年从外国银行取得的五次垫款（总计银一千二百余万两）；1912年至1913年瑞记洋行的三次军火贷款（共三百五十万英镑）；1913年4月10日与奥国签订的购买军舰借款（三百二十万英镑）③。这些借款都是以出卖国家主权或接受高额利息而获得的。但是，袁世凯仍不满足于以上借款，又于1913年4月26日背着国会，与俄、英、法、德、日组织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巨额借款合同，即所谓“善后大借款”。该借款合同规定四十七年还清，以盐税为担保，并由银行团指派外国顾问和会计监督中国财政开支。

袁世凯通过“善后大借款”，博得了帝国主义的欢心和支持，同时更加引起了中国人民的不满。革命党人尤表愤慨，纷纷通电指责，要求袁“立罢前议”。孙中山向五国银行团写信声明：中国人民不承认非法借款。对于革命党人要求严惩暗杀宋教仁的凶犯和反对借款的呼声，袁世凯斥之为“有意破坏，煽动讹言，逞少数人权利之私图”④。5月21日，他公开发表声明，攻击孙中山、黄兴“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除捣乱外无本领”；声言“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1⑤6月，他借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三都督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是不服从中央，先后下令将三人褫职。与此同时，密令北洋军沿京汉、津浦路向南开进，决心推行其蓄谋已久的“武力统一”计划。

一、起义的爆发

贵州是个多民族的省份，有汉、苗、布依、侗、彝、水、回、仡佬、壮、瑶等十多个民族。由于地处云贵高原东部，土地贫瘠，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在清王朝封建统治下的贵州各族人民，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

雍正、乾隆时实行“改土归流”①后，贵州名义上废除了土司统治，实际上形成了“土流并存”的局面，各族人民遭受流官和土司、汉族地主和本民族地主的双重压迫。“土司、通事挟其诈力，剝剥无已。一切食米、烟火、丧葬、嫁娶、夫马供应之费，无不取之于苗民。……借事勒索，不倾其家不止，而苗民之生机绝矣。”①少数民族地区大量肥田沃土被屯军侵占，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也以种种残酷手段榨取财物，掠夺土地。少数民族农民失去土地，被赶进深山老林。所耕之田，皆山头地角，收获很少，往往劳累一年，全家不得温饱，甚至“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能得一粟入口”，“而差徭采买，仍出于原户”，以致“当秋冬催比之际，有自掘祖坟银饰者”。②

在残酷的封建统治和剥削下，贵州各族人民已经难以活下去了。“犯法可以赊死，忍饥则将立毙”，为了生存，只有起而反抗。

1854年3月，布依族人杨元保领导本族农民在独山的丰宁上司起义，揭开了贵州各族人民起义的序幕。起义军先后向都匀、荔波、独山等地进军，因遭清军和团练围攻，被迫退往广西。当年5月，杨元保被俘遇害，起义失败。

同年9月，汉族斋教（白莲教支派）领袖杨凤（隆喜）和参加过杨元保起义的舒裁缝，领导群众在桐梓县九坝起义，一举攻占桐梓县城，创建“江汉”政权，改九坝为赛波府。杨凤被推为都督大元帅，舒裁缝为皇帝。他们发布文告，声讨清王朝的罪行，提出了“复明灭清，吊民伐罪”，“扫清四海，杀尽八旗，以除暴虐，以安民［良］善”③的战斗口号。不久，起义军攻占仁怀，人数发展至二万以上，建立了以赛波府（九坝）为中心，包括桐梓、仁怀和遵义城郊的根据地。后又分兵进攻绥陽、正安、黔西，席卷黔北，威逼贵陽。云贵总督罗绕典率滇军入黔镇压，因作战失利，惊吓而死，起义军声势大振。1855年1月，兼署贵州提督的四川提督万福率川军入黔，向起义军根据地进攻。起义军作战失利，南走黔西，接着采取流动作战，转战于都匀、平越（治今福泉）等府州的广大地区；因遭川、滇、黔三省清军和地方团练围追堵截，力量损失很大。4月22日，起义军在石阡葛彰司战败，杨凤身负重伤，自刎而死。余部由舒裁缝率领，进入铜仁府、松桃厅，又由思南府回到遵义府境。6月2日，舒裁缝战败被俘，惨遭杀害，起义失败。

杨元保和杨凤、舒裁缝领导的两次起义虽告失败，但他们在贵州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推动了各族人民的起义。因此，“歼除首要之捷甫奏，而上下游之变蜂起”①。在黔东南，台拱（今台江）苗民在张秀眉、包大度等领导下首先发难。接着，潘新简领导水族农民起义于荔波县九阡，姜映芳领导侗族农民起义于天柱县执营乡，潘名杰领导苗民起义于麻哈州（今麻江）坝芒，罗光明领导汉族农民军活动于都匀、八寨（今丹寨）一带。在黔北，白莲教领导的汉族农民相继起义。同时，又先后爆发了黔西南回民起义和黔西北苗民起义。这些起义汇成一股洪流，冲击着清王朝在贵州的反动统治。

二、起义的胜利发展

咸丰初年，清王朝倾全力镇压太平军，在贵州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贵州绿营兵额设三万六千余名，因调赴湖北等地与太平军作战，所存无几，而且战斗力极弱。杨元保等起义之后，与贵州相邻的云南、四川、湖南等省先后派兵入黔，但为数不多，且多在边境一带活动。这种情况，为起义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苗军控制黔东南地区

1855年4月30日（咸丰五年三月十五日），张秀眉和包大度、李鸿基等人在台拱首举义旗，黄平、清平等地苗民起而响应，起义很快扩展到整个黔东南苗民聚居地区。起义军股数众多，互不统属，各自为战。张秀眉主动与各地起义军联合，积极向清军进攻，很快就占领了台拱、黄平、清平、丹江（今雷山北）等地清军的大部分汛堡。7月16日，张秀眉指挥苗民起义军智取岩门司①，毙署古州厅（治今榕江）同知彭汝玮、署龙里县知县陈毓书等多人。接着，起义军又相继攻占了施洞（镇远南）、重安驿（今重安江）等地。“岩门失而黄平危，施洞失而镇远危，重安失而驿道塞”②。这些军事要点的占领，对清军造成很大的威胁，使其占踞的城市更加陷于孤立。清军因补给线被切断，粮饷短缺，以致“草根树皮剥食殆尽，孑余之众，骨立菜色，守既无力，逃亦无路”③。于是，各地苗军乘机进攻困守城市的清军，10月23日克丹江厅城，12月6日克下江厅城（今从江西）。1856年，苗军更加壮大，先后攻克了永从（今黎平南）、凯里、施秉、清江（今剑河）、台拱、黄平、清平等厅州县城和军事要地，歼灭了大量清军和地主团练武装，并经受了战斗考验和锻炼，提高了军事素质。

咸丰帝对贵州的局势大为恼火，以“剿办不力”，“调度无方”等罪名将云贵总督恒春、贵州巡抚蒋霨远“革职留任”，命贵州提督孝顺“督办全省军务”。

1857年初，苗军又主动出击，以扩大胜利。在黔南方面，杨大六、金干干、柳天成等领导的苗军与罗光明、潘新简领导的汉族、布依族、水族起义军活动于都匀、麻哈、独山一带，不断向清军进攻，迫使贵州提督孝顺困守都匀城一隅，一筹莫展。3月，起义军数万人合攻丁家山营，孝顺亲自督战，兵败自杀。其后，新任贵州提督佟攀梅以数千之众，株守麻哈州城。1858年2月，清廷以“拥兵株守”的罪名，将佟帮职，“仍留军营差遣委用”。3月7日，苗军金干干和柳天成部攻入麻哈城，歼敌二千余人。已革提督佟攀梅、署知州何铤等文武官员悉被击毙。起义军乘胜南下，于3月14日攻占黔南最大的城市都匀，毙署知府高廷英等数百人。总兵巴扬阿连夜向贵定逃窜，起义军跟踪追击，直至贵定瓮城桥，于是龙里告急，省城贵陽震动。

贵州苗民起义军用过的铁杈

在东线，早在1856年底，苗军即挺进到湘黔边境的锦屏一带。1857年春，苗军进图镇远府，在镇远附近与援黔川军参将蒋玉龙部对峙。1858年2月，蒋玉龙补授贵州提督，离镇远赴思南镇压号军。苗军乘机进攻镇远府卫二城。镇远府城东、西、北三面依山，南临镇陽江（今陽河），卫城与府城仅一水之隔。1858年9月，苗军包大度部北攻卫城。署知府吴登甲率川军和练丁抗拒。10月5日，苗军趁川军因饷乏擅自向思南溃逃之机，一举攻占镇远卫城，并连夜渡江直扑府城。清军兵练惊恐四散，署知府吴登甲、署知县杨淮等均被击毙。苗军随即占领了湘、黔大道上的军事要地镇远城，控制了镇陽江、清水江等水路交通线，使黔东南苗军和其它民族起义军同黔东北号军的占领区联成一片，各部起义军得以互相支援，配合作战。

经过三年多的起义战争，至1858年底，苗军基本上控制了东起湘黔边、西至贵陽城下的黔东南大片地区。

（二）号军建立根据地和围困贵陽

号军是白莲教支派灯花教组织的起义武装，因用不同颜色的头巾裹头（号褂和旗帜颜色亦各不相同），有红号、白号、黄号等名称。

贵州东部白莲教组织比较普遍。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王朝令各地举办团练，白莲教徒即利用办团练的合法地位，公开发展武装，准备起义。1855年11月，铜仁府举人徐廷杰、梅济鼎聚众起义，突入铜仁府城，刘世美和田宗达、吴灿奎等也分别起义于江口和印江，是为红号。不久，起义失败，田瑞龙、包茅仙等继起，坚持斗争。1858年1月，年近八旬的白莲教教主刘义顺和油匠何冠一等在思南府城北面的鹦鹉溪率众起义，称为白号。3月，杨和风、贺济泮、胡胜海在安化（今思南）、婺川（今务川）一带分别起义，称为黄号。

号军攻破了不少城市，但均弃而不守，只占据一些险要的堡寨，往来游击。新任贵州提督蒋玉龙虽奉命率川军由镇远前往思南等地镇压，但见号军势盛，驻军于偏刀水（今凤冈南琊川）大营，坚壁自守。1859年11月，白号军攻占偏刀水川军大营，增修营垒，据为根据地。蒋玉龙退至遵义城东要隘三渡关。11月17日，白号军攻克湄潭县城，接着乘胜进捣三渡关，大败清军，兵锋直逼遵义近郊。

1861年4月，城头盖（今思南西）号军经由文家店渡过乌江，占据荆竹园（今思南西南）等地。荆竹园周围数十里环山拱卫，峭壁悬崖，形势险要，黄号便以此为根据地。不久清军由思南来攻，号军以攻为守，主动出击，逼攻石阡和思南府城，使敌人顾此失彼。号军荆竹园根据地在斗争中逐渐巩固起来。此外，余庆轿顶山，瓮安玉华山、平越尚大坪，也是黄号军的重要根据地。

刘义顺虽为白莲教老教主和各部号军的共同首领，但实际上并不能统一指挥互不统属的各部号军。这种状况，成为号军继续发展的障碍。因此，刘义顺等推举冒充明代皇帝朱氏后裔（冒名朱明月，一作朱民悦）的遵义人张保山为秦王（又称朱王），并继续采用杨隆喜的“江汉”年号。不久，又立朱明月为嗣统真主，铸印铸钱，并提出了“灭此胡党，宏我汉京”的政治口号。刘义顺自封为大丞相，以下有王、公、侯、乡正、元帅、将军、千里等职，分别拥有武装。此后，号军各自为政的局面虽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各部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有的还与苗军等友军联合行动。

1863年，罗光明部起义军占都匀，苗军潘名杰部据贵定，号军何得胜部占开州（今开陽），彼此联合作战，对贵陽实行长期围困。清军将领哀叹：“我军若右出都匀，则罗光明据其前，（潘）名杰袭其后，左出平越，则（何）得胜据其前，（罗）光明、（蓝）三寿袭其后，都难得志。若中出贵定图麻哈，则（潘）名杰据其前，罗、何左右夹击，更难得手。数年来贼踪不常，我军无可如何”。①12月，潘、何联军在贵陽以北黑石头大败赵德昌部清军，进逼贵陽。“附郭一带，烽火相望，阖城皆惊”。②但贵陽城池坚固，又有重兵防守，起义军一时难以攻下，潘名杰、何得胜部遂时分时合，活动于城周各地。其后虽数次攻城，终未能下。

在此期间，号军活动地区逐渐扩大，除黄号何得胜部在贵陽附近活动外，白号势力发展到遵义、大定（治今大方）二府的广大地区。1864年和1865年，先后攻下桐梓、仁怀、黔西、大定、正安等城，整个黔北地区都成为号军的势力范围。

（三）黔西南回民军和黔西北苗民军的节节胜利

1858年12月，黔西南普安厅（治今盘县）回民在张凌翔、马河图等领导下起义，后队伍迅速壮大，并粉碎了兴义府（治今安龙）署知府胡霖澍的多次进攻。兴义府的回、汉、布依、苗等族群众纷纷起义响应。

1859年秋，张凌翔联络张福田（回族）、涂令恒（汉族）、陆王松（布依族）、杨树森（苗族）等部起义军围攻新城（今兴仁），并设伏全歼前往救援的团练。困守新城的清军闻援兵溃败，加之粮饷匮乏，水道又被起义军截断，军心离散。11月28日夜，清军兵练开城取水，埋伏在城下的起义军乘机攻入城中，占据新城。

新城三面环山，形势险要，为黔西南的军事要地。张凌翔、马河图等便以此为根据地，建立了大元帅府。张凌翔为大元帅，马河图为副元帅，总理全局。另设都督、将军、都统、参军、中郎将、营长、先锋、队长等职。张凌翔、马河图一面派人与太平军和云南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联系，一面在新城扩建城垣，修碉挖壕，准备长期坚守。

1860年，太平军曾广依部由广西进入黔西南，牵制了大量清军兵力，使回民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861年，回民军由新城向周围清军发动进攻。4月，攻占贞丰州城。7月1日，攻入普安县城，因城中无粮，旋即退出。1862年1月，在苗族群众的配合下，回民军攻占册亨城。4月，张凌翔率军攻克兴义府城。9月，回民军再次攻克普安县城，10月1日攻占普安厅城，11月15日攻占安南（今晴隆），11月20日攻占兴义县城。至此，黔西南兴义府和普安厅所属广大地区均为回民军占领。

当各族起义军在黔东南、黔北和黔西南各地蓬勃发展的时候，在黔西北也爆发了农民起义。1860年5月，苗族农民陶新春利用一万四千余苗、彝、布依族群众在韭菜坪（今赫章县境）举行降仙大会的机会，发动起义。起义军一举摧毁三个土司衙门，攻占黔西北要隘七星关，控制了黔、滇、川三省的交通咽喉。1861年2月，清军参将李有恒指挥湘军、滇军和团勇各一部向七星关进犯。陶新春率苗军坚守月余后，主动撤向毕节县西北的猪拱箐。猪拱箐地处滇黔边界，地势险峻，自然条件非常优越。苗军在此修建房屋，开垦耕地，在险要关隘修筑营垒，派兵据守。不久，李有恒从七星关进至猪拱箐东南峰顶山下，多次进攻未逞。同年夏，太平军曾广依部经由大定府北上，李有恒闻讯，慌忙回守毕节。陶新春率领起义军积极配合太平军围攻毕节县城，为太平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李有恒龟缩城内不敢出战。由于长期未能攻克毕节，加之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已率领大军到达四川东南，曾广依决定率部入川与之会合。6月19日，太平军从毕节撤围，拟取道黔西、仁怀、桐梓等地前往四川，陶新春便率苗军和太平军伤员退回猪拱箐。

1863年，石达开部将李福猷率太平军经过黔西北，陶新春将其迎至猪拱箐休整。在太平军的帮助下，苗军整顿了队伍，逐步建立起各种制度，加强了军事训练，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在斗争中，苗军的领导核心逐步形成，陶新春自任统兵元帅，周国瑞（汉族，太平军成员）、基哉先生（彝族）为军师，陶三春、杨应再、熊万顺、杨八、张项七、张项八（均为苗挨）、罗幺大（布依族）等人为将军，顾朝礼为经略，此外还设有掌柜、宰辅、巨帅、礼师等职。这样，黔西北苗军逐渐壮大，猪拱箐根据地日益巩固起来。

陶新春部苗军以猪拱箐为根据地，活动于贵州大定、黔西、威宁、毕节以及云南镇雄、彝良、大关、昭通和四川边界地区，与各族起义军互相配合，不断打击清军。1864年，黔北号军向贵州西部发展，先占仁怀县城，11月13日又占黔西州城。贵西道沈西序令署大定知府刘正朝率军从大定赶往黔西救援。岩大五领导的苗、彝、布依族联军①与黔北号军乘大定空虚，于12月14日袭占大定府城。陶新春率部由猪拱箐来到大定府城，与岩大五及号军领导人共同商定，分区作战，互相配合。由于陶新春部苗军与黔北号军、岩大五部苗军等密切配合，主动向敌人进攻，清军往往不战而溃。

至此，各族人民起义的烽火燃遍了贵州全省，使当地的统治阶级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清政府也为之忧心如焚。

三、起义军转入防御作战

（一）清军的谋黔方略与湘军三路“进剿”的破产

1864年7月，太平天国天京陷落，全国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但杜文秀领导的云南回民起义和贵州各族人民起义仍在蓬勃发
展。1865年3月，清廷以“江浙肃清，东南底定”，令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就滇、黔两拾妥为区划”，“不以地属边陲，稍存漠视”。①4月，曾国藩奏称：“滇省于天下为最远，黔省于天下为最贫。……谋滇当以蜀为根本，即以筹饷责之四川总督；谋黔当以湘为根本，即以筹饷责之湖南巡抚。蜀之南多与滇邻，湘之西多与黔邻，进剿即所以自防，势有不得已者，义亦不得而辞。惟既令其专谋一方，则不能兼顾他剩”②曾国藩提出的川、湘两省镑谋一方，“谋黔当以湘为根本”的方略，得到清廷的认可，但由于这时太平军余部还在福建等地活动，湖南当局尚需预防太平军由福建经江西入湘，暂时还无力大举援黔。

1866年初，南方的太平军余部均遭失败，清王朝便调集湘、黔、川、滇、桂等省大量清军，向贵州各族起义军大举进攻。早在1865年，四川总督骆秉章即派刘岳昭率湘军六千五百人援黔，先后攻占了正安州城和绥陽县城。1866年初，清王朝一面令已升任云南巡抚的刘岳昭率湘军向黔西、大定、毕节一带进攻，一面令湖南巡抚李瀚章筹划进黔事宜。李瀚章系曾国藩的老部下，李鸿章的胞兄，与湘军的渊源甚深。湘军攻陷金陵后，大批被裁撤的湘军官兵回到原籍，李瀚章从中选练兵将二万余人，分三路向贵州“进剿”：新授贵州布政使兆琛昂责黔东军事，于湖南辰州府（治今沅陵）、沅州府（治今芷江）招集旧部五千人，编为“龙武军”十营，进驻贵州镇远，督同贵州黔军与湘军分途“进剿”，是为中路；已革浙江按察使、原湘军统领李元度与总兵王永章、候选知县李光燎等率兵六千人，由湘西麻陽（今麻陽西南）进驻贵州铜仁，向号军进攻，是为北路；总兵周洪印原率二十营湘军计万余人防守湘黔边界，待李元度等进至铜仁后，即由天柱直趋清江、台拱，与中路湘军成犄角之势，合攻黔东南苗军，是为南路。

面对清军的进攻，苗、号等起义军互相支援配合，利用当地山深林密的自然条件，节节阻击，迟滞和打击敌人。虽然起义军处于防御地位，但黔东南苗军采劝深入疾归”的战法，插入湘西敌后，袭扰湘军后方，牵制敌人，配合了号军等起义军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妄图一举消灭黔北号军和黔东南苗军的陰谋。

1866年夏，李元度等率部自铜仁向号军根据地分进：李元度、王建章出印江大坝尝何家寨攻大小屯，李光燎自石阡西攻荆竹园。号军在思南南八十里的高家田进行防御。由于大小屯号军首领投敌，形势突然逆转，高家田号军被迫撤退，荆竹园便暴露在敌军面前。为了救援号军，包大度等率领一支苗军由镇远进至铜仁，于12月1日猛攻府城，迫使北路湘军回援。当敌军迫近时，苗军迅速撤离铜仁，转向湘西。1867年1月，苗军由湘西回到铜仁，在离府城二十里的马脚岩击溃湘军罗建章部，毙参将周洪福，迫使李元度等再次回援。由于苗军的支援和配合，号军顶住了敌人的攻势，守住了荆竹园根据地。

在北路湘军向号军进攻的同时，兆琛率中路湘军由玉屏、青溪沿镇陽江西进，总兵周洪印率南路湘军由天柱西进，向黔东南苗军发起进攻。苗军依托险要地势节节抗击，并派兵袭击湘军后方粮路和驻地。湘军进展缓慢，迟至1866年11月，周洪印部才进至邛水（今三穗）以西的下德明、横坡地区，企图与兆琛部联络一气，共同向台拱地区进攻。12月，苗军以四五千人猛攻龙西坡湘军军营，并由高寨绕出敌后，径扑邛水城垣。另一部苗军六七千人深入湘军后方玉屏县，攻击洋坪湘军营地，然后进入湖南，逼近湘西晃州厅（今新晃东北）城，后又直薄沅州府城下，迫使天柱地区的湘军李金榜部回师湘西。1867年2月，清江、台拱地区苗军向东南方向出击，攻克了锦屏县城，威胁南路湘军的后方，周洪印急忙回军湘西。

兆琚李元度、周洪印等部湘军三路入黔作战，不仅未能消灭号军、苗军，反而招来了苗军经常东进湘西，袭扰湘军后方，使湖南籍和在湖南的官吏大为不满。1867年11月，清政府给予兆璋先行开缺，交部议处”、周洪影降为参将”、李元度“降为二品顶戴”的处分，宣告了湘军三路“进剿”计划的破产。

（二）猪拱箐保卫战与黔西北苗军的失败

1866年4月，清王朝令贵州当局厚集兵练，与新任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率领的滇军约期“会剿”猪拱箐。

猪拱箐包括八座大山，纵横数十里，三面峭岩绝壁，仅北面稍缓，由青松梁子可登上山顶。其下为吴家屯，附近有二龙关和大溜口两个要隘，间道可通威宁州海马姑（今属赫章县境）。海马姑距猪拱箐八十里，地势险峻，七星河环绕其下，是苗民起义军的另一个重要据点，与猪拱箐互为犄角。为对付清军的进攻，陶新春领导的苗民起义军一面收缩兵力，一面在根据地内添筑营垒，扼守要隘。附近地区的其它起义军，如号军何大五部，苗军岩大五、祝万春、何玉堂等部都派兵支援猪拱箐和海马姑。

1867年春，岑毓英由云南镇雄州到达贵州毕节，随即督军进攻黔西北苗军根据地。他派一部兵力牵制海马姑的苗军，截断猪拱箐的外援，以主力进攻猪拱箐。3月下旬，滇军攻占吴家屯，然后两面夹击，夺占了二龙关和大溜口等要隘，迫使苗军退回山顶坚守。其后，滇军在猪拱箐半山腰扎营，准备向山顶苗军发动总攻。云南巡抚刘岳昭一面指挥所率湘军进攻平远州（治今织金）牛场苗军，以断绝猪拱箐苗军外援，一面将军火粮饷源源不断地运往滇军阵地，并将滇军后队三千余人调到猪拱箐前线。岑毓英部在猪拱箐苗军阵地周围挖掘壕沟，构筑木城，修筑营垒，连营一百七十二座，把起义军阵地重重包围。岑毓英为彻底孤立猪拱箐苗军，派总兵王丕烈会同贵州地主武装向红岩尖山进犯。王丕烈驱使土目伪装苗军援军，混入起义军阵地，与清军里应外合，于6月21日占领了红岩尖山。从此，海马姑与猪拱箐的联系被敌切断。

苗军与清军对峙数月之久，军火、粮食极度缺乏，形势日趋危急。更为严重的是，在革命高潮时迫于形势参加起义的土目，这时大都动摇，纷纷投敌。岑毓英等还根据少数民族“连袂踏歌，此唱彼和，以传心事”的习俗，编写瓦解起义军斗志的歌词，让清军中的苗、彝族士兵“遍山环歌”，致使起义军“闻歌而逸去者万余人”。①

7月20日晨，清军利用起义军哨兵轮换吃饭之际，发动总攻。潜伏在起义军内部的投敌分子“导官兵自其守处入”，清军大队束草填壕，攻入起义军阵地。经过激烈战斗，陶新春率领起义军余部退到山顶继续抗击。中午，清军发射火箭，焚烧山顶的房屋和棚帐。起义军和敌人展开最后的肉搏战，许多人壮烈牺牲，陶新春、熊万顺、周国瑞等人力尽被俘遇害，猪拱箐苗军根据地终于陷入敌手。8月16日，海马姑也被滇军和贵州兵练攻占。苗军首领张项七牺牲，陶三春在突围中被俘。

由于猪拱箐保卫战的失败，苗军队伍大部丧失，黔西北农民起义基本上被镇压下去了。

（三）黔北号军的失败

湘军三路援黔失败后，清王朝对贵州的用兵方略发生了某些变化。1867年秋，太常寺卿石赞清以“贵州全省糜烂，万难自强”，乃上书清廷，提出了“料理黔事，心须川楚合力”的主张。对云南、贵州两省，他认为应“先黔后滇”，“黔省肃清，然后移得胜之师料理滇事”。他分析了黔北号军和黔东南苗军的情形，认为苗军“多坐守巢穴，攻之似易而实难”，号军“飘忽游移，击之似难而实易”，故建议集中湖南、四川、贵州三省兵力，先攻号军，再攻苗军。①虽然石赞清的建议为清廷所否定，但他的基本观点却为不少人所接受。因为贵州各民族起义军经常进入四川，危及四川当局的利益，所以四川总督骆秉章早就有“滇事似宜缓图，而黔寇亟应剿办”②的意见，并派遣湘军将领刘岳昭等率兵援黔。1867年，骆秉章又奏请以候补知府唐炯率川军援黔。接着，署四川总督崇实奏请由唐炯督办援黔军务，令其先与湘军并力进攻荆竹园，再攻玉华山、尚大坪，认为“号匪既平，苗贼亦必敛而归巢”③。1867年11月，清政府令席宝田代替被免职的兆琛总理湖南援黔军务（席宝田首先向荆竹园的号军进攻）。这样，清政府事实上承认并实行了“川楚合力”、“先黔后滇”、先号后苗的方略。

1868年1月初，席宝田率湘军到达贵州铜仁，以一部留防湘黔边界，自率七千余人驰赴荆竹园。1月17日，席宝田与李元度两部湘军会师于三道水（距荆竹园仅八里），随即察看地形，研究进攻计划。荆竹园西临大河，东、南石壁陡立，唯有北面地势稍平，但黄号军防守严密。席宝田决定以步步为营的战术，指挥湘军从北面交替前进。湘军营垒距号军营卡最近的仅数百步。号军多次出卡反击，在湘军洋槍洋炮的轰击下，伤亡很大。27日夜，湘军凭借火力优势，席宝田部攻北卡，李元度部攻东卡，于第二天黎明冲进荆竹园寨卡。号军顽强抵抗，战斗异常激烈。黄号军首领肖继盛、何瑞堂等牺牲，仅有二三千人突围转移到罗家岩。湘军随即攻占罗家岩，守寨号军伤亡殆荆

2月，席宝田部攻陷轿顶山，黄号兴明王石廷士、大元帅马文祖被俘，惨遭杀害。不久，因苗军攻入湘西沅州，威胁湘军后方，席宝田被迫回军湘西，轿顶山复为号军占领。

与此同时，李元度部湘军向乌江西岸的白号军进攻，并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大搞招降活动。由于军事上接连失利，一部分号军领导人发生动摇，接受招抚，这就加速了白号军的失败，使湘军逐渐攻占了偏刀水的外围据点。3月24日，湘军先向距偏刀水仅四里的觉林寺进攻，遭到号军英勇反击，遂用劈山炮猛轰。这时，早已投敌的孙洪顺从里面接应配合，湘军乘势夺卡，攻入号军营垒。称为嗣统皇帝的号军领袖朱明月突围后被俘。4月初，四川候补知府唐炯和总兵刘鹤龄率川军相继到达偏刀水，占据西、南两面。唐炯、李元度一面派军队截击来援的黄号军，一面乘虚攻占了黄号军的重要据点水源沟等地。清军将偏刀水周围的神仙峰、黄家寨、朱村、拖尾营等堡寨逐次攻占，并在周围挖壕堑、树木栅，派兵昼夜守护，使偏刀水白号军愈形孤立。号军奋力坚守，打退川军、湘军的多次进攻。清军以新式后膛开花炮向偏刀水轰击，号军伤亡渐多。唐炯又派叛徒庞向忠潜往偏刀水号军内部诱降。5月26日，川军、湘军会攻偏刀水，秘密投敌的号军首领向成高暗中打开寨门。在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之下，偏刀水终于失陷。白号军首领——寄信王田应武、黔陽王何继述、元帅何发喜、军师老教主王礼廷、李长俊等被俘遇害，号军战士七八千人被剃发遣散。偏刀水失陷，标志着白号起义军基本失败，并使黄号军陷于孤立。

川军继续向余庆轿顶山、瓮安玉华山、平越尚大坪等地的黄号军进攻。黄号首领何得胜已于上年10月病死，何妻黎氏统其众，由进攻转为防御，并放弃了与潘名杰苗军的联合。之后，谭超凡（光前）在瓮安自称皇帝，与黎氏发生矛盾，导致武装冲突，自相残杀，使黄号军受到极大削弱。贵州巡抚曾璧光令贵州提督张文德进攻龙里、贵定，牵制潘名杰部苗军，以便唐炯集中力量进攻号军。唐炯采劝剿抚兼施”的方针，将部分投降的号军编入总兵刘鹤龄军中，令其引导川军前进；策动谭超凡暗约五十九寨黄号军向川军投降，作为内应；根据降众提供的有关黄号占领区的地形和叛徒的献计，制定攻击玉华山、轿顶山和孤立尚大坪的作战方案。7月27日，三路川军同时渡过清水江（乌江支流）。左路邓锜率兵一千五百人和五百降众，从袁家渡渡河，谭超凡率已降清的五十九寨号军与川军配合，于8月7日占领瓮安县城。8日，川军向大轿顶山进攻，号军降众从中纵火内应。黄号军首领石士贵、张义方阵亡，大轿顶山为川军占领。右路总兵唐大有从龙坑渡河，在号军叛徒配合下，于8月7日夜夺占小轿顶山，黄号首领何双富等被俘。中路总兵刘鹤龄从江界河渡河，8月6日夜袭占长安营，逼玉华山而垒。在叛众的煽惑下，黄号军军心涣散，纷纷出降。川军乘势攀藤附葛上山，黄号军文定王陈绍虞乞降，并将拒不投降的王超凡捆献清军，致使玉华山陷入敌手。至此，余庆、开州、瓮安等州县全部为川军控制。

川军攻占大小轿顶山、玉华山后，便合兵会攻尚大坪。唐炯继续采用“剿抚兼施”的方针，将玉华山降众留强汰弱，编为五营。8月14日，唐大有部川军和降众抵达大坂，控扼尚大坪之前，唐炯、刘鹤龄列营于左右。这时，黔军参将唐天佑部也已渡过清水江，攻占王卡，切断了尚大坪的后路。于是尚大坪号军处于川军、黔军四面包围之中。15日夜，川军冒雨袭占岩门关、平果两处要隘，逼尚大坪而垒，并发动政治攻势。8月16日，何黎氏等率号军及太平军数千人投降清军。刘义顺和秦崽崽等数十人由小道突围被俘，后在成都惨遭杀害。

号军最后一个根据地尚大坪的陷落，标志着坚持了十四年之久的号军起义的最后失败。

（四）湘、川、黔军三路进攻黔东南苗军

1867年猪拱箐陷落和黔西北苗民起义的失败，1868年荆竹园失陷和黔北号军起义的失败，使贵州各民族起义军与清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起义战争转入了低潮，黔东南、黔西南等地的起义军面临着更为艰苦的防御作战任务。

1868年5月，席宝田由湘西沅州还军贵州邛水，于5月19日围攻邛水西南的苗军重要据点寨头。“该处地当山半，三面劈削，一面下临深涧，坚垒重壕，层层环互”①，形势极为险要。苗军守将甘保玉亲率苗军主力坚守在前哨阵地钉耙塘。湘军从正面进攻，伤亡惨重。席宝田便改变战术，一面从正面佯攻，一面派部队抄至寨头侧后，从高处袭击苗军。苗军腹背受敌，甘保玉不幸牺牲，寨头终于失守。其后张秀眉、包大度等率苗军数次反攻寨头，均未奏效。后由于席宝田请假返回湖南，湘军便以酷暑为理由，暂停向苗区进攻。

唐炯在攻占尚大坪黄号根据地后，即率川军南下，进攻苗军。8月25日，川军与黔军参将唐天佑部攻陷平越州城，11月3日攻陷麻哈州城。唐炯利用号军叛徒陈绍虞等，由平越以东沿重安江东进，会合川军总兵刘鹤龄部，于11月28日占领黄平旧州城，12月7日占新州城。

贵州巡抚曾璧光则遣提督张文德率黔军由贵陽东进，连陷龙里、贵定，威逼都匀。都匀地区苗军首领潘名杰投降。余部在杨开国领导下继续战斗，终因寡不敌众，于11月27日撤离都匀。

同年11月初，席宝田又由湖南回到寨头湘军大营，继续向苗军进攻。处于清军包围之中的苗军，一面依托险要山势节节抵抗，一面派兵绕袭敌后。一部苗军进攻邛水东北的青溪、玉屏，并进入湖南，另一部攻击被湘军占领的荆竹园和上河等地，牵制湘军，使其不能全力进犯苗区。金干干也率五千苗军，轻装深入川军后路，袭击其补给线。席宝田、唐炯均感后路空虚，兵力不足，屡请增兵。

1869年，清政府进一步调兵增援贵州。湖南巡抚刘昆遣记名按察使黄润昌、道员邓子垣率万余湘军入黔。1月初，黄润昌进抵贵州青溪。席宝田令黄润昌沿镇陽江西进，令记名提督荣维善由寨头北上，夹攻镇远。3月10日，湘军攻占镇远府卫两城。其后，黄润昌率军西攻施秉，荣维善则率军南下，与沿清水江西进的李光燎、戈鉴部会合，于4月9日攻占清江厅城。接着，席宝田命荣维善由清江、彭芝亮由石阡，分率所部赴镇远，与黄润昌部会合。4月30日，黄润昌、荣维善、彭芝亮等部湘军攻占施秉县城，苗军向西撤退。

（五）黄飘大捷

湘军攻占施秉后，为了迅速打通驿道，并与业已占据黄平、重安、清平等地的川军会合，便乘胜向黄平前进。1869年5月1日和2日，由黄润昌、荣维善、邓子垣等率领的湘军一万八千余人占领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寨（施秉南二十余里）和瓮谷陇（黄平东南四十余里）。瓮谷陇至黄平，中有黄飘（黄平东南二十里）等苗寨，地势奇险，仅有羊肠小道可以通行。当时有人提议停止攻击，但黄润昌、荣维善等因胜而骄，认为“功在指顾”，“若舍之而去，则驿路仍被梗阻，计不如乘胜追之”①。5月3日，湘军以荣维善为前队，总兵张宜道为二队，总兵苏元春为三队，邓子垣为四队，黄润昌为后队，由瓮谷陇出发，沿山路鱼贯而行。

尽避由于湘、川、黔军节节进逼，苗军遭受的威胁越来越大，但他们仍然保持着顽强的战斗意志。苗军首领张秀眉令部将包大度率军万余人，在黄飘一带山上设伏，而以小部队前出诱敌。当湘军进入伏击区时，苗军突起，前阻后截，“山上木石如雨”。湘军争相逃命，但因道路狭窄，入马拥挤，乱作一团，自相践踏，死伤甚众。苗军趁势由山上冲下，喊杀之声响彻山谷。黄润昌为“飞炮”击中头部，顿时毙命。邓子垣企图救护，也被苗军乱刀砍死。荣维善率亲兵二百余人冲出包围圈，沿山东逃，又为苗军包围，全部被歼。

黄飘一战，苗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湘军主力荣维善、黄润昌、邓子垣部大部被歼，仅苏元春率数千残兵逃出重围。

黄飘大捷之后不久，苗军又取得了重创黔军的巨大胜利。1869年5月初，贵州提督张文德指挥黔军三四千人分五路从都匀向八寨进犯。苗军奋起阻击进犯之敌，并由金干干率军数千人，绕至平口、吴秀等地，从侧后袭击敌人，阻截敌人粮道。黔军腹背受敌，到达八寨以西四十里的鸡贾河一带时，已无法前进。由于从贵定、独山等地转运的粮食，多在途中被苗军截获，军中无粮，先则杀马为食，继则以草根树皮充饥，士无斗志，纷纷溃逃。7月中旬，张文德迫于形势，率部向独山转移。苗军早在楼山口埋伏重兵，当黔军从高寨坡登上楼山口时，伏兵突起，黔军顿时乱作一团，总兵马永胜、副将何遇春等当场毙命，兵勇死伤枕藉，三四千人全行溃灭。张文德仅带亲兵二十余人徒步经独山逃回省城贵陽。苗军乘胜于7月19日收复都匀府城。

当时的形势对苗军极为有利，如果各部力量团结一致，乘胜向敌人进攻，是有可能进一步变被动为主动的。可惜苗军满足于已有的胜利，除了有限的几次小辨模的军事行动外，无所作为，从而失去了继续歼敌的良机，给了敌人以休整恢复的时间。

四、起义战争的最后失败

（一）湘、川军继续向苗军进攻

湘军黄飘大败之后，湖南巡抚刘昆极力为席宝田开脱，并从人力物力方面予以大力支援（由湖南增兵万人，又增设援黔营务处，负责转运粮饷）。1870年4月上旬，席宝田率新募湘军回到贵州，进抵镇远以南二三十里的塘头，连同原有在黔湘军，共三十余营，随即部署向施洞口进攻。

施洞口位于清水江南岸，是镇远入台拱的要隘。苗军首领九大白和报南烧率部坚守施洞口，张秀眉和潘老冒也率部前来助守。湘军占据清水江北岸的金钟山，几次抢渡清水江，都被苗军击退。4月15日（三月十五日），是苗族人民一年一度的“吃姊妹饭”节，苗军放松了戒备。席宝田指挥湘军乘机从上下游暗渡，以一部由正面佯攻，一举袭占了苗军的重要据点施洞口，取得了继续向清水江南岸苗区进攻的出发地。但是，席宝田决定先攻清水江北岸，以期与川军会师。5月，湘军相继攻占新城、瓮板、蓑衣坡等苗军据点。6月上旬，又占领了施秉城南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和岩门司。

与此同时，唐炯指挥的川军相继攻占了黄飘、白堡、瓮谷陇等苗军堡寨，迫使苗军数千人退守叫鸟硐。该硐“宽广三里余，上下四门曲折相通，中有暗河一道，环护硐门，其内门遍开炮眼，势极坚险”。①6月10日，川、黔军各一部联合发起进攻。苗军从洞内开槍开炮，大量毙伤敌人。后清军伐树木数万捆，加上硫磺，堆积洞口，乘风纵火。苗军为烟火熏灼，无法作战。27日，清军进入洞内，将五千余人全部杀害。接着，川军与湘军在瓮谷陇会师。至此，镇远至黄平的驿道被打通了，清水江和重安江以北地区全被清军控制，苗军只得退守江南。

清制，客省军队的军饷应由主省暴给，因贵州贫瘠，仍由客省暴给。号军失败，苗军退至清水江以南，已不能直接对四川、湖南造成威胁，两省的统治者便不愿出钱为他省代劳。湖南巡抚刘昆强调“湖南自援黔以来，岁需饷银甚巨，积欠已多，湘中近日情形，尚须防维补救，自固根本”②，提出湘军拟暂缓南图；在此以前，席宝田以天暑疫作为由，返回湘西沅州，将军事付与唐本有等。四川总督吴棠提出，全撤川师，以月饷五万交贵州，由其自办；接着，唐炯以疫重粮竭为由，率川军撤至平越、瓮安一线。清廷不同意停饷撤兵之议，规定客省军队仍由客省暴给军饷，但为了解决粮饷困难，允许裁汰老弱。川军因此军心不稳，提督陈希祥部先溃，其它各部继之。贵州巡抚曾璧光以此弹劾唐炯。清廷令贵州提督周达武（原川军将领）率领本部马步勇丁五千九百余人由川入黔，驰赴本任，唐炯各营分别裁撤，于是贵州与湖南、四川的矛盾暂时解决。

1870年10月，席宝田又指挥湘军，采取先攻台拱周围苗军堡寨，后攻台拱，数路分进，昼夜力攻的办法，大举向台拱地区进攻。已有十余年没有遭受清朝官兵和地主豪绅压迫的台拱苗民，为了保卫家园，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张秀眉、金大五、杨兄洋等，率军沿途阻击，节节抵抗。但湘军用洋槍、洋炮向苗军坚守的山寨轰击，给苗军造成很大伤亡。不久，山丙、凯塘、革夷等据点相继失守，金大五冲出重围，杨兄洋被俘牺牲。张秀眉见无险可守，主动退出台拱城。11月17日，台拱为湘军占领。

1871年春，清军继续向苗军进攻。贵州提督周达武一面指挥黔军向苗军进攻，一面对苗军首领进行诱降。2月，八寨苗军首领闻国兴（即小播五），为高官厚禄所诱，约同独山大河苗军首领唐大煊降清，“自率团众收复八寨、上江、下江、三脚各城”。①都匀、麻哈、清平、黄平等城亦先后为黔军攻占。4月，席宝田指挥湘军攻陷丹江厅城，5月，占领苗军的最后一座城市凯里，接着向苗军占据的雷公山进逼。苗军在张秀眉领导下，撤出雷公山，退守丹江、凯里之间的山区。由于天暑瘴发，湘军停止用兵，战争暂处间歇状态。

（二）乌鸦坡之战与苗军的失败

1871年秋，清军继续向苗军进攻。11月，湘军攻占黄茅岭各寨，尽得苗军存粮。张秀眉、杨大六、姜老拉、潘老冒、九大白、包大度、金大五等苗军将领率苗军和群众二十万人，齐集乌鸦坡。乌鸦坡位于丹江、凯里边境，虽然“冈峦环抱，叠隘重关”，形势险要，但苗军除此之外，据点尽失，二十万人据此弹丸之地，不但没有机动回旋的余地，而且粮秣皆缺，形势极为不利。在这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以张秀眉为首的广大苗军将士，主张就地坚守，与清军决一死战。李文彩（原为广西天地会起义军首领之一，后投奔石达开）则认为，在此固守，无异于坐以待毙，因而建议“广集苗船，乘春水涨发，引众浮清水江东走，径指洪江，下趋常德，以扰湖南腹地”①。李文彩的方案，没有被张秀眉接受。

1872年春，湘军和黔军分数路向苗军进逼：湘军唐本有、谢兰阶部由凯里南下，攻乌鸦坡西北，龚继昌、苏元春部由开怀南下，攻乌鸦坡东南，戈鉴部由乌溜前进，与龚继昌等部相犄角；黔军则由漫洞进至舟溪，扼乌鸦坡西南。苗军扼守牙塘、乌遂、猴子坳、小坳等数十寨。4月19日，清军发动进攻。苗军用原始武器与装备洋槍洋炮的清军激战十昼夜，清军每攻占一寨，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4月30日，苗军各寨先后被敌攻破，各部乘雨夜分头突围。张秀眉、杨大六和九大白等率众由乌堡、冷水沟北走，为清军冲散。负责断后的九大白英勇牺牲。张秀眉、杨大六率余部走雷公山。从5月7日开始，清军开始搜山。姜老拉首先被俘。张秀眉、杨大六退至乌东山时，仅剩四五百人。在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张秀眉、杨大六仍率苗军战士持短刀死战。后战败被俘，于湖南长沙慷慨就义。潘老冒、金大五、李文彩、金干干、包大度等亦被清军俘获。至此，为时十八年的苗民起义战争在湘、川、黔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三）新城之战与回民军的失败

当黔东南苗军在乌鸦坡等地与湘、黔军苦战时，黔西南回民军也正在兴义府城和新城浴血奋战，反击滇、黔军的联合进攻。

早在1864年10月，兴义府代理知府孙清彦等策动驻守兴义府城的回民军都督马忠叛变。张凌翔、马河图闻讯，率军讨伐，马忠弃城逃跑。后马忠引导清军向兴义府城反扑，回民军苦战失利，张凌翔、马河图壮烈牺牲。1866年4月，金万照、张定中等设计杀马忠于新城，并再克兴义府城。张、马牺牲后，起义军失去了核心领导，金万照名为经略大臣，总理全局，但实际上各不相属，力量逐渐衰弱。当时清军主要兵力用于镇压号军和苗军，对黔西南回民军暂取守势，因此，两军处于相持状态。但是，清军加强了对回民军的分化瓦解，有的起义军将领思想动摇，与敌人暗中勾搭。

1871年11月，原驻守盘江北岸的安义镇总兵何世华率领七营黔军，越过盘江上的铁索桥，向回民军进攻。早已暗通清军的谭五受和杨九（杨树森）公开投敌，何世华部顺利地占领了安南县城，不久进至贞丰州城下。12月19日夜，清军四面逼攻，守城的回民军和岩大五部苗军经激烈巷战后退出贞丰州城。撤退途中，岩大五被俘，英勇就义。之后，何世华指挥黔军和团练向占据兴义府城和新城的回民起义军进攻。起义军顽强抵抗，何世华久攻不下，请求增兵。贵州巡抚派记名道吴德溥、总兵文德盛率黔军赴援；云贵总督刘岳昭和云南巡抚岑毓英派云南盐法道沈寿榕、总兵吴奇忠（即吴元彪）等率滇军入黔，与黔军“会剿”起义军。

1872年3月，吴德溥至普安厅，即通知何世华以一部兵力牵制新城回民军，集中力量先攻兴义府。何世华派部占据兴义府城北万寿山。4月，吴奇忠率滇军赶至兴义府，扎营于城南铜鼓山，随即与黔军合力攻城。张福禄、张福荫率回民军在城内坚守，并伺机出去，屡败清军。5月19日，清军挖地道炸塌城墙数丈，起义军用事先准备好的木石迅速堵住缺口。清军进攻失败，遂施用离间计，使中郎将马宗连等人互相猜忌，并暗中向敌人投降。5月31日夜，在马宗连等的内应下，清军攻入城内。回民军二千四百余人战死，张福禄、张福荫投水自尽，兴义府城为清军占领。

兴义府城失陷后，滇军、黔军和团练集中力量向回民军占据的最后一座城市新城进攻。回民军对新城曾花大力经营，使它成为一个城坚粮足的据点；但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城市外围据点的建设。对于敌人的进攻，回民军采取了单纯守城的方针。新城城池高深坚固，回民军在四周险要之处皆修有石碉，各碉之间均有交通壕相通。回民军白天坚守石碉，夜间则主动出击。1872年4月，吴德溥率所部黔军至新城。同年5月黔东南苗军失败后，贵州提督周达武令原镇压苗军的黔军除以一万五千人留守外，全部调赴新城前线，归何世华、钟开兰统领（合计二十营）。不久，滇军亦从兴义府城赶来。清军兵力不断增加，攻城却毫无进展，不得不采用吴德溥军中英国人麦根之策，沿城掘长壕以作久困之计。回民军被围城中，外援断绝，处境十分困难，但在经略大臣金万照的领导下，仍英勇作战，使清军“动辄受创”。

1872年10月底，贵州提督周达武抵达新城前线。他认为尽避滇、黔军多达数十营，团练数万人，但强攻伤亡太大，“以弹丸黑子之地，至掷万众之命以争之，亦殊得不偿失”，乃下令进行“招抚”。①他一面让黔军打出“贵州提督周达武”的旗帜向回民军示威，一面派间谍潜入城内，诱降了一贯动摇的回军首领张定中。11月5日，张定中将金万照骗出城外，让清军捉获，然后回到城中，命令起义军放下武器。清军随即入城，将起义军将士及其家属残酷地加以杀害。金万照被囚送贵陽，英勇就义。至此，黔西南的回民军也最后失败了。

黔西南回民起义被镇压以后，贵州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并没有停止，但就全省范围而言，较大规模的起义战争至1872年底即基本上结束了。这次战争历时十九年，由汉、苗、布依、侗、水、回、彝、瑶、仡佬等各族人民组成的数十支起义军，攻城略地，纵横驰骋在贵州高原上，不但控制了广大的村寨，而且先后攻陷府、厅、州、县城五十余座，捣毁反动政权机构，惩办贪官污吏。在湘、桂、滇、川、黔五省军队的联合镇压下，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及其在贵州的封建统治，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和意义是相当深远的。

河南宝丰、鲁山一带，是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发源地。这一地区的农民，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十分严重。清末民初，约有70—80％的土地被地主所霸占，地租高达收获量的60％以上。农民除受地租剥削外，还受高利贷的盘剥，比较普遍的是借银一月，索利三分，借粮一季，交息五成。反动政府征收田赋本较苛重，承包人又从中侵吞，中饱私囊，外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为地主、官府服各种无偿劳役，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1911年，宝丰、鲁山地区遭大冰雹袭击，农业歉收，但封建剥削却有增无减，致使广大农民无法生活下去，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出现了“千百成群，揭竿起事”的革命形势。由贫苦农民、采煤工人、“蹚匠”②和部分被裁士兵组成的许多小鄙农民武装，纷纷开展反抗地主豪绅的斗争。

在封建统治阶级巧取豪夺，土豪劣绅横行乡里，不少中小地主遭到破产的情况下，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白朗也被迫走上了起义的道路。

白朗字明心，1873年生于河南省宝丰县大刘村，家有土地二百亩。1908年被人诬告入狱，经变卖土地营救，才被释放。之后，经历了当兵、贩盐、炼铁等活动，比较广泛地接触了贫苦群众。1911年10月，白朗公开扯起义旗，组织了一支起义武装。最初只有二三十人，多为衣衫破烂的贫苦农民。所用武器除一支快槍外，其余尽是“笨炮”（即土铳一类武器）和大刀，因此有人称他们为“笨炮队”或“袄片队”。

白朗起义武装成立后，即于11月联合以张群为首的义军共约一百人，进攻靠近叶县的鲁山张官营地主武装。因遭叶县军队和地主武装夹击，损失八十余人。张群阵亡，白朗负伤。虽然初战受挫，但白朗并不灰心，继续坚持斗争。1912年4月，白朗率起义军二三十人，在宝丰东北交马岭设伏，袭击宝丰卸任知事张礼堂的保镖，缴获快槍十余支。不久，又和郜永成（又名秦椒红）的起义军联合作战，多次击败叶县知事温少良率领的反动武装，使其龟缩城内，不敢出战。

这时，宝、鲁一带各股起义武装活动频繁，声势日益壮大。当地反动政府无力镇压，便使出了招抚伎俩。一些起义军首领中计受骗，惨遭杀害。白朗识破了反动派的欺骗勾当，拒绝“受抚”。他率部北上禹州（今禹县），一举攻克神垢镇。后又南下舞陽县，以母猪峡为基地，往来游击，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鄂豫边境。起义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每到一地，将地主富商的粮食、银钱、衣物、首饰分给穷人，加之起义军的纪律也比较严明，因而深受群众的拥护。当时流传着不少赞扬白朗及起义军的民谣。由于白朗的威望日高，许多小鄙起义武装纷纷投奔。特别是袁世凯篡权后，变本加厉盘剥民众，使民生更加凋敝，河南人民“十（之）八九不能自活”③。于是，参加起义的群众日益增加，一年之内，部队迅速发展到二三千人。

白朗起义军经过初期战斗活动，建立了一支比较能打游击战的武装，并有一小块游击基地，给了地主豪绅、反动地方官吏以应有的打击。但是，军队的组织形式比较原始，没有正规的编制和番号，只有人数不等的“杆”（分马队和步队），由各杆头统率，以杆头的姓名为旗号，无统一的职称。

一、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对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瓜分中国的陰谋，由于受到中国爱国军民的打击和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的影响而未能实现，便转而采取扶植清廷，“以华治华”的策略。为了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和对中国的掠夺，各帝国主义国家在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要害部门派遣了顾问，以左右清廷的重大决策；在京津、京榆沿线驻扎军队，以武力挟制清廷；迫使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以扩大在中国开辟商埠、增加投资、修筑铁路、开发矿藏、内河航运等特权。至1911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开设的通商口岸达八十二处之多，在十六个城市内设有租界，霸占了十几个省的矿产开发权，取得了粤汉、正太、津浦、陇海等十多条铁路的修筑权。帝国主义还通过增设银行，扩大资本输出，垄断中国的财政金融。它们在掠夺中国时，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1904年2月，在中国东北境内爆发的日俄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清政府完全放弃了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职责，竟无耻地宣布“局外中立”，听任人民遭受屠戮和凌辱。俄国战败后，东北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英国乘机再次入侵西藏，迫使清政府与之订约，攫取了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日俄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经过肮脏的交易，暂时缓和了紧张关系，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清政府听任帝国主义驱使，实际上已成为“洋人的朝廷”。神州大地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正处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

随着清政府卖国残民的面目更加暴露，人民的反抗情绪也不断增长。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清政府挂出了一块实行“新政”的招牌。自1901年1月（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那拉氏发布“变法”上谕以后，清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如裁汰制兵练勇、编练新军，裁撤冗衙、节省啊费，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堂等等。清政府在推行“新政”中，最重视的是练兵。1903年，在北京设练兵处，任命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事务大臣，袁世凯①为会办练兵大臣。1904年9月，练兵处和兵部会同奏定《新军营制饷章》、《陆军学堂办法》和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确定陆军以镇为经常编制。镇设统制，每镇辖步兵两协。协设统领，每协辖两标。标设统带，每标辖三营。营设管带，每营辖前后左右四队。队设队官，每队三排，每排三棚，每棚目兵十四名。每镇有马队、炮队各一标，工程、辎重各一营。合计一镇将弁兵夫共一万二千人。遇有征调，则以二至三镇为一军，由朝廷钦派总统节制。全国计划编练常备军三十六镇，除近畿四镇、四川三镇外，其余各省编练一至二镇，限二至五年内编成。新军的编练工作，大多数省份没有按期编成。直至1911年清王朝灭亡时，全国建制完备的新军只有十四镇，其余只有一协或不满一协，总人数约二十六万人。在编练新军的同时，还把部分绿营练勇等改编为巡防营，以加强镇压力量。清政府推行“新政”，虽然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了一些促进作用，但却同时又给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提供了方便条件。为了编练新军，需要大批饷款，而当时的清廷已“帑藏大绌”，于是巧立名目，加捐加税，摊派勒索，无奇不有。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在此期间，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把武装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提上了议事日程。

二、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成立及其领导的反清武装斗争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由于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摧残，所以发展非常缓慢。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1911年，投资在万元以上的厂矿企业已有五百多个。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形成独立的阶级，并产生了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先进者对深重的民族灾难忧患倍增，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纷纷向西方学习；发行各种书刊，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组织各种革命小团体，积极开展爱国革命活动，其中较著名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①等。由于经济地位不同，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之间的亲疏关系不同，因而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中下层之间的政治态度也不相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他们虽然也介绍过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参加过爱国宣传活动，但是不愿与清王朝决裂，只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以取得参政的权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主张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发展资本主义开拓道路。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号逸仙。童年时，对洪秀全的反清壮举怀有敬慕之情。青年时代，对清王朝的腐朽暴虐深为憎恨，但也受到改良主义的影响。1894年2月，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主张，结果遭到拒绝。从此，他便毅然摆脱改良主义的羁绊，率先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1894年，他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1895年与1900年，在广州和惠州（今惠陽）三洲田组织了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却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反清揭开了序幕。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奔走国外，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东京促成了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一致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于为庶务（负责本部日常工作）。会议还通过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不久又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政治纲领，并决定暂设总部于东京，在国内外分设支部，支部之下设立各省区分会。同盟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全国性的统一政党，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同盟会成立后，一面同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坚持只有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中国才有前途；一面积极在国内外发展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在同盟会的领导和影响下，从1906年起，各地革命党人组织的武装起义，先后达十多次，大致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以运动会党为主的武装起义。如1906年12月湘、赣边界的萍浏醴起义习；1907年5月的广东潮州黄冈（属饶平县）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属归善县）起义，9月的钦州防城起义，12月的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的广东钦州上思起义，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此外，还有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秋瑾发动的皖浙起义。革命党人之所以依靠会党，是因为会党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容易一呼而集，其成员大多处在社会最底层，富有反抗精神，且与农民群众有较多的联系，在反清起义中常常可以起冲击作用。但会党的成分复杂，纪律松弛，缺乏明确的政治方向，没有充足的饷械，更少训练。孙中山等虽然提出了“整理和指导”会党的主张，但一般都是在未经认真教育改造的情况下，便仓促起义，以致“发难易，成功难”，不能坚持长期的斗争。上述这些起义，大多在粤、桂、滇边陲地区。这与孙中山先夺取南方数省，然后挥师北进的指导思想有关；同时，这些地区便于从国外购运军火，获得财力、人力的援助。从单纯依靠会党和依赖外援这两个侧面，反映出孙中山等人对武装起义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广泛而又深入地发动工农群众的必要性，还缺乏认识。

另一种是以运动新军为主的武装起义。当时，运动新军具有一定的便利条件。一是新军士兵多数来自比较贫苦的农民家庭，容易激发其革命情绪。二是新军选募的士兵，一般需要粗通文墨；其薪饷也高于旧式军队。当时正处于废除科举前后，许多贫寒的知识分子为寻求出路，便“投笔从戎”，“秀才当兵”成为较普遍的现象。而这些知识青年，容易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三是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多数从武备学堂的学生中选拔任用，另一部分则从日本等国的军事学校留学归国的学生中选拔。这样，就有一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入新军，其中有些人是同盟会员，他们利用合法身分，秘密地从事革命活动。经过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开始出现了以新军为主的起义高潮。如1908年11月由熊成基等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1910年2月由倪映典等率领三千新军进攻广州城的起义，1911年4月27日爆发的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①。这些起义，或因势寡力单，或因布置不周，或因缺乏统一指挥，且与当地群众均无联系，因而也都失败了。但愈来愈频繁的武装起义，引起了清廷极大震惊，于是三令五申，严饬各省督抚加强对新军的防范。而在革命党人方面，则不断吸取了经验教训，激励了革命斗志。

新军工作做得最有成效的是武汉革命党人。当时在武汉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是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是由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振武学社等革命小团体演变而成，成立于1911年初，由蒋翊武①任社长。该社成立不久，组织迅速发展，约有社员三千人。共进会是一部分原籍长江中上游的同盟会员，因不满意总部只注意在华南边境发动起义，于1907年秋在日本东京成立的。1908年10月，孙武、焦达峰①等奉命回国，在汉口设立机关，秘密发展组织，到1910年冬，会员已发展到二千余人。

在文学社与共进会成立以前，湖北的许多革命党人就以运动新军为工作重点。他们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参加行伍不可”①，因而纷纷投笔从戎，在敌人营垒中开展革命活动。他们注意积蓄革命力量，不轻率发难，反对“暗杀主义”，长期深入士兵之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文学社与共进会成立后，这方面的工作更有成效，并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在宣传教育方面，首先从“灌输知识”着手，在新军中秘密散发革命书刊，启发官兵的爱国思想。他们还注意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工作，如邀入参加演讲会，宣传民族危机，抨击时政；或在个别交谈中“迎机启示”；或借“讲有关故事以激励之”；或编唱歌曲、吟诗联句以传播革命道理。他们还利用报纸揭露清廷的各种黑幕和新军中的贪污舞弊行为，以激发官兵的反抗情绪。

在组织工作方面，开始时曾“专以发展军官为主”，后发现军官“人数过少，一旦发生变故，又以地位关系，不能坚持到底”，遂改为“专从士兵着手”。①在吸收会员方面，注意严格手续，保证组织纯洁。文学社简章中规定：“凡愿为本社社员者，须得本社社员三人以上之介绍，经本社派员调查，认为与本社宗旨相合者，方得为本社社员”。（为了便于领导，根据新军的建制，建立自己的组织系统，各标、营、队设代表一人，平时由标代表参加会议，研究情况，部署工作；各营、队代表分别按上级代表的部署进行活动，起义时即可成为临时指挥员。为了免遭敌人破坏，均按秘密工作原则，实行单线领导，“只有直的关系，并无横的联系”②。湖北革命党人运用“借矛夺盾”的手段，长期进行争取新军的工作，使驻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1911年秋，在一万七千多人的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组织的将近三分之一，并有许多革命的同情者。另外，在武汉周围各县，革命党人还联络了一批会党、农民、士兵和学生。

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急剧激化，革命时机趋于成熟

与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策动新军组织武装起义的同时，全国各地群众的抗租、抗粮、抗捐、抗税、抢米、反洋教等自发斗争，也呈现急剧高涨的形势。据统计，1909年自发的群众反抗斗争为一百三十多次，1910年猛增到二百九十多次。参加斗争行列的有各民族和各阶层的人民，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有些斗争还把反清和反帝结合起来。蓬勃发展的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预示着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为了阻遏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清王朝于1906年又抛出了“预备立宪”的骗局。结果，不仅遭到革命党人的激烈反对，而且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裂。1908年，光绪帝和那拉氏相继死去，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改年号为宣统，由其父载沣摄政。载沣积极推行集权于皇族的政策，首先将掌握军权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罢黜回籍。接着，载沣自任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并任命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管理军谘处事务大臣，兄弟三人总揽了军政大权。同时，对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权作了种种限制。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新订内阁官制，任命奕劻为总理大臣，成立了所谓“皇族内阁”。结果引起汉族官僚的普遍不满，清朝亲贵集团的处境更加孤立。至此，清政府的“预备立宪”骗局，已被彻底戳穿。资产阶级立宪派多次请愿，要求参政的希望成了泡影，其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多数对清政府产生了离心倾向，少数开始同情或参加革命。特别是“皇族内阁”成立后，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911年5月悍然宣布所谓“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行接收广东、四川、湖北、湖南四省商办铁路公司，将人民多年争得的路权重新拍卖给帝国主义。这一卖国行径，更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其中尤以四川最为激烈。四川同盟会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人数不下二十万。随之全省沸腾，各地保路同志军揭竿而起，攻州占县，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起义。吴玉章、王天杰还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揭开了辛亥革命战争的序幕。为了扑灭四川的革命火焰，清廷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各省帮命党人在四川保路斗争的鼓舞下，积极准备起义。湖北革命党人乘时而发，首义武昌，一个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风暴终于来临了。

1840—1842年，英国殖民者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其导火线是由于英国强行向中国推销鸦片，故称鸦片战争，也叫第一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以后，中国由封建社会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1840年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世界与中国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迅速发展时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等）经过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为主要标志的产业革命，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创造了过去任何时代无法比拟的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日益加深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资产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贪得无厌地追求利润，对内加紧剥削、压迫工人和广大劳动人民，对外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大规模地掠夺殖民地，开辟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常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争夺殖民地的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次战争，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并随着工业的发展，不断改进军队的组织编制和武器装备。

由于战争频繁，战争的地域和规模不断扩大，欧洲各国的常备军不断增加。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整个欧洲约有二百万军队（战时倍之），其中为数五十万以上的有法国和俄国。英国当时主要是海上强国，陆军约有十四万，连同用于内卫的国民军，共二十万左右。鸦片战争前，欧洲除英国外，各主要国家已普遍实行征兵制，英、法等国还招募外籍雇佣兵。各国普遍设立培训军官的军事学校。法国曾规定所有军官都要经过军事学校训练。平时，大多数国家军队的最高编制单位通常是团，也有的编基干军；军（军团）、师、旅的建制多半在战时才采用。步兵一般以营为基本战术单位，编制人数在八百至一千之间。英军每营有十个连，每连九十至一百二十人；法军每营六个连，每连人数不等。骑兵一般以连为基本战术单位。

在武器装备方面，到十九世纪初，欧洲各国都能用生铁和铜铸造各种滑膛前装火炮，并依其口径与炮管长度之比例，区分为加农炮、榴弹炮和臼炮；炮身重量从几百斤、几千斤直至万余斤；口径从几英寸到十余英寸；炮弹有实心弹、霰弹、燃烧弹和爆炸弹（英国已发明空中爆炸的榴霰弹）；火炮的有效射程达到千余米。随着炮车的不断改进，火炮的机动性能大大增强，逐渐成为西欧各国作战的重要武器，有的在一次会战中，双方各自动用的火炮达四五百门之多。步槍的改进则比较缓慢，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始终以前装滑膛为基本型式。英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使用的博克式和布伦司威克式步槍，也都是滑膛槍，有效射程为三百米左右。

为适应对外贸易和掠夺海外殖民地的需要，西方国家十分重视发展海军。自1807年美国发明第一艘用蒸汽作动力的客轮[1]以后，英国于1827年首先将蒸汽机装在军舰上。这种舰只可以不受风向和水的流向的影响，从而加快了航速，增强了机动性。但由于蒸汽机体积庞大，机器和燃烧用煤占了很大的面积和重量，以致装载火炮的数量大受限制，加以机器和划水轮都暴露在外，作战时易被敌方炮火击中，因此，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后，装有蒸汽机的明轮舰只一般只用于巡航、侦察、通信和短途运输。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的战列舰仍全部依靠帆力，大型战列舰有二至三层甲板，分别装备有七十到一百二十门火炮，发射三十二磅炮弹，舰首和舰尾装有可发射五十六和六十八磅实心弹的加农炮，或装有可发射爆炸弹的大口径加农炮。英国是海军发展最快的国家，1836年时，已拥有大小舰艇五百六十艘，并积累了许多海战和登陆作战经验，成为称霸世界的最大的海军强国。

英、法等资本主义列强，正是凭借装备有先进的军舰、大炮和具有战争经验的侵略军，实行炮舰政策，到处横冲直闯，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大门。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一些邻近地区和国家，有的已经变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有的正在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威胁。中国也早已成为它们觊觎的对象。

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向世界各地猛烈侵略扩张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封建制度没落和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盛到衰的时期。

自康熙（1662—1722年）到乾隆（1736—1795年）年间，清朝封建统治者从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采取了一些客观上有利于休养生息的措施。经过各族人民的创造性劳动，使明末清初陷于崩溃的社会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口不断增长①，社会渐趋安定。与此同时，清军经过断续百余年的征战，平息了分裂叛乱，巩固了清王朝的统治，并使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封建国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但是，从乾隆后期开始，清王朝的统治趋向腐败，整个统治机构变得因循守旧，死气沉沉；官场贪污成风，豪门贵族巧取豪夺，皇室骄奢婬逸，挥金如土，加上浩大的军政开支，造成国库日益空虚。到嘉庆（1796—1820年）时，国家财政已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而解决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自然是加重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土地兼并不断扩大，贵族官吏贪污腐化，和日益苛重的封建剥削，使社会危机不断加深，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加之满族统治者虽然口称“满汉一家”，实际上是以满族为主，联合蒙族压迫汉族，联合蒙、汉贵族和大地主压迫各族人民，因而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出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各族人民武装反抗清王朝反动统治的高潮。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795—1806年的贵州东部、湖南西部的苗民起义，1796—1804年的遍及湖北、四川、陕西等九省的白莲教起义等。各族人民的起义，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加速了它的衰亡。

清王朝的衰败和腐朽在军事上的表现，主要是军制的落后和军备的日益废弛。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经制之兵，由八旗①和绿营②两大部分组成。八旗兵在入关前后是比较骁勇善战的。但自满族地主阶级掌握全国的统治权以后，可以世袭的八旗子弟一生下来就享有优厚的薪饷，还有俸地和种种特权，养尊处优的特殊地位使这支部队迅速腐化。平定“三藩之乱”时，清政府先调用八旗兵，结果师久无功，最后只得改用绿营兵打头阵。清代中叶以后，征战之事，就全赖绿营兵了。绿营兵在清朝前期和中期所进行的一些战争中，曾起过显著的作用，但由于制度上存在许多问题，加之乾隆以后，承平日久，暮气日深，战斗力不断下降。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与白莲教起义武装作战表明，绿营和八旗一样，战斗力已经很低。此后，不得不由官吏、地主招募民壮，组成团练武装，对付人民起义。

清统治者长期把骑射奉为“祖训”，制造火器的技术停滞不前，这就使清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西方军队。西欧陆军在十八世纪已全部使用火器，而清军则仍然是冷热兵器并用，部队装备着大量弓矢、矛戟、刀斧、椎梃等原始武器。直至1836年，清统治者才提出“军储利器，槍炮为先”③，但不久又继续强调“槍箭并重，不容偏废”④。因此，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清军的装备始终处于冷热兵器并用的落后状态。

清王朝一直保持七八十万常备军，可是，既不注重将弁的培养，又忽视部队的训练。提升将弁，片面强调行伍出身，对于武科出身的往往不予重用。这样，将弁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较低，加上缺乏严格的培训，不但平时组织部队训练难于胜任，战时指挥作战更是笨拙无方。至于部队训练，虽规定有春操、秋操、冬季行围等制度，但往往敷衍应付，而且只偏重于演阵图、习架式，近于演戏，基本上没有脱离冷兵器时代的密集阵式，对于实战毫无裨益。

除军队建设问题外，清政府在设防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由于清朝是满族少数民族统治着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因而在设防的指导思想上，表现为防内重于防外。乾隆以前，清代用兵的重点一直在东南、西北和西南，因而这些地区逐渐成了设防的重点。固然，上述设防重点地区的军队也负有防外的任务，但主要任务还是防内。从水师建设和沿海设防情况也可看出其防内重于防外的指导思想。清政府虽建立了外海和内河水师，并在少数口岸筑有炮台等防御工事，以防外敌入侵。但就整个水师而言，主要任务在于防止走私和缉捕海盗。正因为这样，在战船的制作上不是侧重于考虑如何有利于海上作战，而是侧重于考虑如何更适于追捕走私船和海盗船。十九世纪初期，清军水师的外海战船共有八百九十余艘，数量比英国的战舰还要多，但质量却相差甚远。军事上防内重于防外的指导思想，还源于清政府长期闭关锁国，和盲目地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心理。由于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扩张政策缺乏认识，因而也就谈不上从军事上认真进行对付外敌的准备了。

正是由于清王朝政治和军事日趋衰败，又不重视对外设防，因此，当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以武力入侵时，就难以作出及时而有力的反应，给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