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认知发展
20世纪20年代,皮亚杰的理论在欧洲和美国都掀起了认知发展的热潮。在美国,热潮迅速撤退了,因为当时行为主义正如日中天。到了60年代,认知主义再次受到欢迎时,皮亚杰迅速被重新发掘,按他的方式进行的智力发育研究再次成为热门项目。
但是,皮亚杰的理论很快遭到大批博士生和心理学家的挑战与修改。过去的30年内,尽管认知领域仍受皮亚杰的影响,但已长成一个繁杂的花园。这个繁杂的花园生长着无数美好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只随手采摘几朵以观赏30年来的研究所开出的鲜花和结出的硕果。
记忆力:婴儿不会说话,甚至连通过表情或手势表达认知都不可能,我们如何来调查他的记忆力呢?研究者想出许多聪明的办法。
在1959年进行的一项实验中,他们对不到1月大的婴儿进行训练,使其在听到某种特定声音时转动自己的头(他们在碰触面部时转头,并得到奶瓶奖励)。一天之后,他们听到响声后仍然转过头来。这种方法在不同年龄的婴儿身上试过之后,即可得出记忆力成长的数据。
在几个月大的婴儿中,用得最多的是通过范茨法来观察他们的眼部运动。由于婴儿观察新事物时用时要长于其观察旧事物的时间,此方法可直接指示婴儿对所看到物体的记忆。
另一方法可见于1979年的一项实验。此方法需要将一个活动物吊在婴儿床上,受试者2~4个月不等。当婴儿踢腿时,研究者就让活动物自己动起来,婴儿很快学会踢东西,以便让活动物动起来。接着,在一周内不使其看到该活动物。结果是,他一看到活动物就开始踢腿。间隔两周之后,他就不踢了。这个办法使记忆力的成长得到了准确的测量。
这样的记忆力(识别力)与婴儿寻找遮掩物时更积极地得到利用的记忆力大不一样。如果8个月或9个月大的婴儿两次从两种类似的覆盖物下找回一个玩具,如果研究者将其放在另一个覆盖物下——在婴儿看着时——除非允许他在几秒钟内寻找玩具,否则,婴儿会在原来找到玩具的地方翻找。他的记忆力仍在原始的水平上发挥作用。可是,几个月后,他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了。这种进步是大脑中某些线路的成熟所致。大脑前皮层中某个特定区域受到破坏的猴子总是学不会在正确的覆盖物下寻找东西。
到5岁时,儿童可毫不费力地记住几千个单词,但他们听读后所能记住的最长数字却只有四位数;到6岁或7岁时,他们可记住五位数字;到9~12岁时,可记住六位数字。这种能力的增加与其说来自成熟,毋宁说来自如何记忆数字的知识。到上学之前,孩子们还不会“排练”(重复或复习)信息,也不会使用相关的技巧。一年级孩子的父母常感到奇怪的是,他们的孩子记不住当天在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但在学校里,孩子们慢慢地学会了记忆技巧,很快就会知道如何想象自己在学校一天的开始时自己在班上的情形,或回忆起学校里所发生事情的先后顺序。
自我感、竞争感:小孩子对自己世界的探索,是衡量其自我感和竞争感的尺度。9个月大时,孩子们会用嘴咬物件,或把东西砸得砰砰直响,或毫无目的地一次又一次转动物件。但在1周岁的末尾,他们开始探索这些物体的实际用途:试着从一个玩具杯里喝水,对玩具电话“说话”等。他们对探索新的世界产生兴趣,有时也喜欢爬到母亲看不见的地方。他们见到旋钮就拧,抓到转盘就拨;他们打开衣柜和壁柜,把所有的东西都拖出来。这些行为显示了被许多发展心理学家叫作“竞争力获取”的东西。探索行为与行为主义的理论完全相反,不是受奖励行为的后果,而是自发和自我启动的。婴儿和孩子是在调查自身对物件发生作用、干涉事件的发展和扩大视野的能力。
显示竞争感成长的另一项实验是,接近2岁的孩子在成功搭起一座塔后,将最后一片积木插到正确位置,或给玩具娃娃穿好最后一件衣服时会微笑,即使没有人在场。同时,孩子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失败及其意义。在15个月和24个月大的孩子中,如果成人展示了某种高级的游戏,然后告诉他们说该他们玩了,此时,婴儿往往显示出一种焦虑感。譬如说,让一个玩具娃娃在锅里做菜,然后让两个玩具娃娃吃饭,或让三只动物散步,然后藏在一块布下躲雨。面对这样一种遵守相对复杂的游戏规则的挑战,孩子们会感到烦躁,要么大哭,要么抱在母亲身上。这种现象证明,孩子对不能记忆或不能当着成人的面完成游戏感到害怕。如果没有旁观者,孩子常会尝试着照示范进行游戏,或完成游戏的某一部分。
语言及思维:皮亚杰相信,逻辑思维基本上是非语言的,是从行动中派生出来的。首先是就身边的世界做事,然后是按自己对这些事情的印象做事。苏联和美国的发展心理学家找到了相反的证据。尽管有些思维是非语言的,但语言是一套符号,可让孩子们得到超凡的自由来通过心理控制这个世界,并按相应的方式对新的刺激产生行为,而不需要直接体验(很烫——别碰)。
下面是一些研究证据,可证明语言在思维中所起的作用。给幼儿园预备班的孩子们观看三个黑色的方框,然后让他们选择一个。如果选择最大的一个,对他们实施奖励。等他们学会选择最大时,再让他们观看新的方框,最小的一个与前面三个方框中最大的一个一样大。然后,又是选择最大的方框得到奖励。由于孩子们没有心理符号来告诉他们“总是选择最大的”,故而不断地选择前面得到奖励的那一块,当然也根本得不到奖赏。然而,更大的孩子们却很快能选择“最大的一个”,不管其实际的尺寸有多大。
如果单词用以指导思想,则更复杂和更高级的问题也能解决。告诉一组9~10岁的孩子,他们可以一边解决复杂问题,一边说话;另一组的孩子则没有得到这样的指令。这些复杂的难题涉及以最少的步骤将一些圆片从一个圈子里移至另一些圈子里。边做边说的那组孩子很快就有效地解决了问题,没有得到指令的一组则慢许多。有意使用单词使他们找到试一种或另一种方法的全新理由,因而有助于他们找到正确的答案。
语言获取:发展心理学家和心理语言学家(对语言获取和利用感兴趣的心理学家)在最近几十年里花费很多时间听孩子们讲话,揣摩他们学习新词的速度有多快,寻找他们所犯的错误和纠正类型,等等。其中的一项发现是,孩子们以相对一致的顺序(词尾、动词形式、介词等)获取新词。在2~4岁时,他们的词汇量从几百个增加至平均2600个(每月获取50多个新词)。他们先模仿听到的动词形式,然后对动词词根进行总结,合理的(但错误的)假设,语言在所有地方都是符合规则和一致的(“I taked a cookie”“I seed the birdie”。注意,这里的问题是taked 与seed,前者应为took,后者应为saw),只是后来才慢慢地学会使用不规则动词形式。他们顽固地倾向于这些语法错误,如下面这段由心理语言学家记录的对话:
孩子:Nobody don’t like me. (没有人不喜欢我。)
母亲:No, say, “Nobody likes me.”(不,应该说:“没有人喜欢我。”)
孩子:Nobody don’t like me. (没有人不喜欢我。)
(这样的交换重复8次。)
母亲:No, now listen carefully, say, “Nobody likes me.”(不,现在仔细听我说,应该说:“没有人喜欢我。”)
孩子:Oh! Nobody don’t likes me.(哦!没有人不喜欢我。)
对语言获取研究的最重大进步是孩子理解句法的方法。句法是词汇在句子里的排列顺序,主要表明词汇彼此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决定句子的意义。1957年,斯金纳出版了一本名叫《言语行为》的书,他在其中解释了孩子的语言获取情况:当孩子正确地使用词或句子时,父母或其他人会表示赞许,这种奖励会激励孩子下次也正确地使用它。
智力发育:研究者设计出许多远好于皮亚杰的实验方法,虽大多单调乏味,却也不乏创造性。如前所述,这些方法的确对皮亚杰的方法进行了重大修正,甚至有的还敢于对他的部分研究进行全盘否定。例如:
——4个月婴儿的心率在某个物体消失或重新出现时会加快,这表明他已产生惊讶感。这件事说明,与皮亚杰理论正好相反的是,婴儿期望物体继续存在。(但也同样可解释为,婴儿在物体消失后立即将其遗忘。)
——皮亚杰曾就“数字恒定”问题(即认识能力,比如,6个排得很近的物体跟排得很开的物体的数目是一样的)测试过孩子,结论是,除非孩子们达到约7岁时的具体操作阶段,否则将不能获得这一认识。但最近一些研究者利用不同的实验方法证明5岁甚至更小的孩子也可以分辨多少。
——某些研究者就孩子们采纳他人观点这一问题发明了远自然于皮亚杰大山试验的方法。他们不问物体从不同角度看呈什么样子,而是让孩子们与不同的人谈话,讲出他们对玩具原理的理解。令人吃惊的是,4岁的小孩会使用较短的简单句子与2岁的孩子谈话,而与成人谈话时却使用较长和较复杂的句子。显然,学龄前儿童并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能够替他人着想,这一点与皮亚杰认定的有所不同。
——若干心理学家以大量实验为基础,认为人类智力的成长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即不像皮亚杰所描述的样子,其中大多数现象互相重叠或逐渐变化。有证据表明,有时孩子能在完全掌握其所在阶段的能力之前完成——或经过训练后完成——某些较高级的心理任务。心理发展步骤的顺序并非一成不变的。
——当心理学家利用皮亚杰的理论去研究来自其他文化的孩子的智力发展时,他们往往找不到符合理论的迹象。皮亚杰晚年时开始思考,他所谓的“正式关系”过多依赖于儿童所接受的科学教育,而并非其自然的心理成长过程。
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又叫跨文化心理学,对深入了解发展理论起到了重要作用。众所周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所作所为可能差别不大,也可能有天壤之别。比如,巴基斯坦女人一旦通奸,其家人会为了家族的名誉把她处死。然而,阿拉斯加的因纽特人和巴西的图皮人则有“借妻”的习俗。我们都知道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而大部分心理学方面的研究都是美国大学本科生做的,所以得出的结论可能适用于受试者,但不一定适用于来自其他国家的人。
文化心理学对发展心理学的贡献不可小觑。请看下列例证:
——研究表明,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取决于其所在社会的价值取向。皮亚杰让儿童完成的任务,在他本人看来是合适的,是很有价值的。然而,正如一位研究人员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让同一批孩子去织布,那么他们在危地马拉的玛雅儿童面前将相形见绌,显得力不从心。
——很多美国人从未认真考虑过自己做过的梦,除非是在接受治疗的时候或者就读于心理学系。然而,在许多美国以外的文化中,解梦是人们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厄瓜多尔的印第安男人每天早上要坐在一起,分享前一天晚上的梦。“这对他们的生活非常重要!”一位研究人员这样写道。“他们认为,每个人的梦都不是为自己做的,而是为整个部落做的。”
文化心理学家经过努力,发现了很多心理过程中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包括推理方式、动机、对时空和色彩的看法、处事方式、情感经历、克己自律以及自我表达等等。
演化心理学:这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领域,它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早期的倡导者认为自然选择将某些行为植入人们的大脑。然而,新的演化心理学者则认为,自然选择植入人脑的是一些认知策略,使人的行为能很好地适应周边的环境。
利用欺骗达到某个目的就是“认知策略”的一个好例。很多理论家认为,人们之所以会欺骗,是因为会欺骗的祖先与当时不会欺骗的人相比具有很多优势,他们生存下来、传宗接代的概率更高。他们的子女遗传了这种能力,其数量远远超出不会欺骗的人,最终,欺骗成了人类的共性。不过,请注意,欺骗不是遗传行为,而是一种认知策略,它可以以多种行为方式出现,包括撒谎。无论哪种形式都极富欺骗性,而且,因文化差异及所处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怎么证明这一点呢?
演化心理学家认为,文化共性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证明。如果世界各地的人都表现出某种特质或某种行为,这不大可能与文化传递有关,这极有可能是遗传所致。文化共性除了欺骗以外,还包括讲故事、饶舌、使用专有名词、通过面部表情表达情感、舞蹈、送礼等等。
另一个证据源自对演化心理学理论的实际验证。首先,我们已知男性在选择配偶时,更加注重外表。其次,做一个有关演化的假设,即女性的长相为男性传宗接代提供了线索。最后,用下面的实验证明这一假设。给男性一大堆长相各异的女性的照片,让其从中挑选。结果证明,男性普遍青睐腰细臀大的女性。大家公认这种体型繁殖力很强,更受男性喜欢,这极有可能是进化的选择。
于是,许多问题都找到了答案。
为什么人类的行为要符合所在社团的信仰和规范?这是因为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稳定。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即便是在注重个体的文化当中,人们也希望自己成为社团中的一员。
为什么男性的空间能力要比女性强?这是因为在原始社会,男性要出去打猎,空间能力出众的人生存能力强,传宗接代的概率自然就增加了,而女性不受这种选择力的影响。
为什么人类打心眼里需要自尊?演化心理学家认为原因很多。首先,自尊在一定程度上源自他人对你的尊重。因此,能够把人团结在集体周围,从而提高集体生存能力的行为便成为进化的选择,并最终成为人类的特质。其次,自尊可以确保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安全感。过高或过低估计自己都会减少其在社会中生存的机会。最后,自尊是配偶选择过程中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机制,有了自尊就能确保自己的基因可以代代相传。没有自尊的人最终必然会遭到进化的淘汰。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