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上下）

我的判断是，麦独孤尚未解决机械论—生机论（mechanistic-vitalistic）的冲突。在我们的第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把机械论视作一切无生物行为（inorganic behaviour）的原理使生机论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麦独孤不一定接受这个假设，他所考虑的无生物过程很有可能是策动论的。但是，在一个方面，他的理论仍然是生机论的：它的主要概念是人们必须形成的概念，如果人们以机械论哲学作为出发点的话，将会发现它的不适当性，并设法通过补充来对它进行补救。麦独孤的策动论在我看来至少是这样一种补充的概念，即便它准备去包罗万象。当我们考虑麦独孤对唯理主义的态度时，同样的观点也出现了。所谓唯理主义（intellectualism），是我们西方文明中所达到的特定场组织的结果，在这种特定的场组织中，自我的某些亚系统居于支配地位，从而影响场的其余部分，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我们的哲学。它预先假设了亚系统的区分和分离，以某种方式创造了它的对立面，正像机械论创造生机论那样。因此，采纳这种对立的观点对我来说似乎不是一种最后的解决办法，因为它接受了上述所说的那种分化，并为迄今为止被疏忽的部分提供了不恰当的显着地位。今日的某些政治倾向也使我证实了我自己的判断。实际上，我认为对理智的完全放弃将会导致比对它进行颂扬更加危险和更具破坏性的后果。根据我的观点，激进的解决办法通过走向分化的背后而得到发展，通过把业已肢解的东西统一起来而得到发展。因此，阿波罗的理智可能具有狄俄尼索斯的特征，而狄俄尼索斯的冲动也可能表现出阿波罗的明晰性。我们应当学会去理解，为什么在某些时期，在某些人身上，阿波罗的倾向占优势，可是在另外一些人身上，则狄俄尼索斯的倾向占优势。

勒温的概念

我们关于麦独孤理论所作的评说引发了远远超出我们目前讨论范围的问题。因此，让我们尝试着用勒温介绍的方法来处理意志问题。我们至少在两种不同背景里运用了随意活动（voluntary action）这个术语：一方面，我们把它与冲动和本能活动相对照，另一方面，我们又把它与自主活动（automatic action）相对照（勒温，1926年a）。于是，当一只狗在我们给它一块肉时猛咬一口，我们便不会说这是随意活动，同样，当一个人跳开以躲避汽车的车轮时，我们也不能说这是随意活动。在其他一些情形里，能否把一个活动称之为随意活动，我们也存在怀疑。例如，我们周期性的穿衣服和脱衣服，我们坐下来吃饭，我们步行或开车子去上班，我们有礼貌地回答一些客套的问题，等等。另一方面，意图（intentions）的贯彻一般称做随意活动，而且是自发的，没有预见的，并在一场争吵中不作有意干预的活动，或者，对一个不客气的问题给予礼貌的回答等。诸如上述这些例子具有双重目标。从消极意义上讲，它们告诫我们在科学地运用这些流行的术语方面必须谨慎从事。流行的术语通常充满着意义和关联，但同时却不大适合于作为一种科学分类的基础。正因如此，我们看到把一切活动截然分成随意活动和非随意活动，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这种分类原则肯定是错误的。从积极意义上讲，我们的这些例子为我们提供了问题的复杂性，并使我们熟悉我们称之为随意活动的一些特征。

如果我们尝试着把所有的例子结合在一起，从中提取它们的共同经验，以此发现随意活动的本质，那么这样做显然是荒谬的。如果用一种“我想”或者“我同意”的经验去界定在此之前发生的随意活动，并用这种经验的强度去测量意志的强度或至少去估计意志的强度，那将是错误的。正如勒温已经指出的那样，像“我想干这干那”这种十分强烈的决心，多半表明了我实际上不需要它，结果便是我实际上不去做它。这并不意味着，在其他一些条件下，决定去做这件事而不是那件事，“我想干这件事”的经验可能并不真正表明强大的和决定性的力量。

场活动和控制活动

但是，我们的程序不可能从这些意志—经验（will-experiences）中出发。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例子表明，我们把许多活动称为随意活动，它们是不伴随着这种经验的。相反，我们必须对不同情境中的动力进行功能分析。这样一种分析使勒温把“场活动”（field-actions）和“控制活动”（controlled actions）进行了区分。这种区分涉及对执行者进行控制的力量，但它不是对下述情形的简单区分，即把完全受环境力量或环境—自我力量所控制的活动称做场活动，把完全受自我力量所控制的活动称做控制活动。对于纯粹的冲动或本能活动来说，诸如一个饥饿动物的活动，主要是受自我力量所控制的，而一种真正的控制活动，诸如从燃烧的房子里营救一个人，则是在环境的有力控制下进行的。如果有人冲进他那着火的房子，结果抢出来只是一顶破旧的帽子，而非那些无法替代的手稿，那么，这个人的活动便不能称之为控制活动。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个活动中，自我未被动力地涉及，那么，我们也不能把这样的活动称之为随意活动。但是，这种区别不是具有自我之力的活动和不具有自我之力的活动之间的区别，而是自我组织和非自我力量之间的区别，它解释了勒温的区分。在讨论一种意图的无控制执行时，勒温说道：“在这种情形里，该过程似乎是通过先前存在的情境力量［心理场（psychic field）］而发生的，意图作为一种新的力量而被补充，活动本身按照这种新的力量分布而以完全冲动的、无控制的方式自行发展”（p. 377）。

意图

根据我们上面摘引的话语，一个意图的执行在这个意义上说是无须控制的活动。我们可以称它为随意活动，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下决心的活动“受到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创造是有控制的活动，而需要的解除可能仍是有控制的或无控制的。

力的冲突

如果自我和场力具有同样的方向，那么我们是否仍应谈论有控制的活动，这就很值得怀疑了，因为这些力中究竟哪一种力更强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例如，我决心对A这个人表示友好，我期望中的A是一个自负而骄横的人。结果A来了，他快活而简朴。于是，我自己的友好反应便不再受到控制。可是，当A与我的期望一致时，情况又完全不同了。这里，场力将通过自身的作用激发我去给他一点教训，但是，我的决心又把我从不同的方向拖了回来；只要我坚持自己的决心，我的活动是会得到控制的。所以，控制的活动意味着冲突的力量，这一观点是与那些认为意志导源于冲突的意志理论［例如克拉帕雷德（Claparede）的理论，1925年］完全一致的。

作为基本的动力学结果的随意活动的多样性

这样的冲突将依靠力的组织来解决，而力的组织依次依靠自我的场组织。一旦具有强大的场—自我的统一，那就极少有冲突发生或者甚至没有冲突发生，这时场活动将具有规律。如果自我被强烈地分隔，那么一切便有赖于运作力量的相对强度，而运作力量又依次依靠特定自我的性质。麦独孤在他的《概论》一书中讨论了与意志行为有关的各种人格类型。有道德的运动员瞧不起任性和放纵，并与环境进行斗争，以便增强他的优越感；而一个以码头和海港为家的流浪者则是另一个极端，他到处漂游，他的自我已经丧失了一切自尊。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无数的其他可能性，正如在场和自我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分隔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情形里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把一种活动称为随意活动或非随意活动的原因。前面，我们批判了一种夸张的唯理主义，它是西方文明的典型。同样，事实也诱使人们对过度膨胀的唯意志论（voluntarism）进行批判，这种唯意志论是从同样的土壤中冒出来的。给一名克制自己的欲望并做出仁慈举动的人以较高评价，而对于另一名愉快地做出仁慈举动的人则评价较低，这是整个场内过度隔绝自我并给它过大的支配权这一倾向所产生的荒唐结果。鉴此，我们可以向一名在教会学校读书的中国学生学习，他严肃地批判了那则葡萄园寓言，因为在他看来，那个拒绝前往并最终前往的儿子要比他的兄弟差得多，道理很简单，他的拒绝冒犯了父亲。自我—环境动力学不仅具有个体情境的特征，而且具有个体的特征，以及较小的团体和较大的团体的特征。它们甚至会使民族的特征，伟大的历史文明的特征，清楚地显示出来，不论是古还是今，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情形都一样。

特殊的问题：遗忘、习惯

我们关于意志的讨论还把我们引向虽低下但却十分紧迫的任务，因为它们对于确切地阐述我们的要义是必要的。具有真正实验性质的心理学研究可以这个理论为基础。这些观念确实是勒温学派的研究赖以完成的基础，我们经常提及它们，而且我们将会重新遇到它们。此外，我将仅仅提及（但不进入具体细节）G. 比伦鲍姆（G. Birenbaum）对意图遗忘（forgetting of intention）的研究。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记忆问题，而是意志活动的问题。遗忘这个术语在我们的习语中有两个极端不同的含义。一方面，它意指我们“不能”记住，另一方面，它意指，尽管我们的记忆能力未受损伤，但在特定时刻却未能记住。你可能已经忘记了开普勒定律（Kepler's laws），无论如何努力都使你无法回忆起这一定律——这是第一种含义的例子。当你去上课时，你原本打算在路上寄出一封信，可是你却忘了，现在你记得信仍旧在你的外衣口袋里——这是第二种含义的例子。比伦鲍姆所关心的正是这第二种含义。它产生了一种情境，在这情境中，如果决定得到立即贯彻，结果是张力的解除。但是，如果决定未被立即贯彻，则决定必须再度贯彻。它表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需要将被再度创造出来，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需要则不会被再度创造出来；在第一种情形里，随意活动将得以贯彻，而在第二种情形里，随意活动将被遗忘。

另外一个遭到实验抨击的问题是意志对习惯的问题。我们把这个问题推迟到我们讨论“习惯”时再提及，也就是搁至第十二章再讨论，至于第十一章，我们将讨论遗忘的一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