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进化的证据

但是，现在我想完全放开经济学不谈。我们还是依循一位计划者——一位设计师的思路。不过，我们的计划者会是一位道德哲学家，而不是一位经济学家。你会理想化地认为，一位仁慈的设计者将寻求苦难的最小化——这和经济福祉是可以兼容的，不过，这样创设的制度，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可惜，这种事情（又一次地）并没有在自然界发生。有什么理由应该发生呢？悲惨的现实是：野生动物的痛苦，实在令人发指，敏感的头脑还是不要思考这类事情为妙。达尔文知道这种事情，他在一封写给友人胡克（Hooker）的信中说：“关于笨拙、浪费、愚蠢低级和残忍骇人的自然界的作品，一位‘魔鬼的牧师’（devil’s chaplain）写的书，会写些什么呢？”这个难忘的名词“魔鬼的牧师”已被我用作了我以前的一本书的书名。在另一本书中，我是这样描写的：

但是大自然既非仁慈，也非不仁。它既不反对遭受痛苦，也不支持遭受痛苦。除非影响到DNA的生存，否则大自然对这样或那样的痛苦，根本不感兴趣。很容易设想一种基因，比如说，当瞪羚在遭到致命一咬时，这种基因能使它们平静下来。但是，这种基因能否得到自然选择的偏爱呢？不能——除非使瞪羚平静的行为能提高该基因传播给未来世代的机会。但我们看不出该基因会有这种功效，我们可以因此猜想，瞪羚在被追捕至死亡时，承受着可怕的痛苦和恐怖——就像它们大多数终将要承受的那样。自然界中每年产生的“痛苦”的总量，大大超过了任何宽容的期望。就在我构思这句话的时间内，数千只动物正在被生吞活剥；其他一些动物则正在惊恐地呜咽着逃命；还有一些正被使其焦躁的寄生虫从内部缓慢地吃掉；数以千计的各种动物正死于饥饿、干渴和疾病。必然如此。如果真有富足的时代，这一事实会自动导致动物群体增长，直至饥饿和苦难的自然状态重现。

寄生虫引起的痛苦，可能甚于肉食动物引起的痛苦；而当我们考虑它们的时候，对它们的“进化方面的存在理由”的了解，则增加了（而不是减轻了）我们所经验的徒劳感。每一次我感冒了，我都怒斥这种进化方面的“存在理由”（我现在正在感冒）。这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不便，但它是如此地毫无意义！至少，如果被水蟒吃掉，你可以感觉到自己献身给了一个“生命霸主”。当你被一只老虎吃掉，你在最后一刻也许会想：什么样非凡的手和眼睛，能塑造它一身惊人的匀称？（什么样遥远的海底、天边，烧出了做它眼睛的火焰？） 但是，一种病毒！病毒有什么用？病毒的DNA本身就是了无意义的[普通感冒的病毒具有的是RNA（核糖核酸）]，但原理仍然是一样的。病毒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制造更多的病毒。好吧，虎、蛇也同样是要制造更多的虎、蛇，但它们看上去不是那么“了无意义”。老虎和蛇可能是DNA复制机器，但它们是美丽、优雅、复杂、昂贵的DNA复制机器。我会捐款以保护老虎，但谁又会想捐款保护普通的感冒病毒呢？就是这种了无意义的徒劳，传染了我——我要擤鼻子、打喷嚏、呼吸困难。

了无意义？真是胡说！多愁善感的人类胡话！自然选择本来就是徒劳、没有意义的——它只是自我复制指令的复制和生存而已。如果一个变种DNA通过水蟒吞食我整个人来实现生存，或另一个RNA变种通过让我打喷嚏来实现自己的生存，那这就足以为我们提供解释了。病毒和老虎都是编码的指令构建出来的，其终极信息（像电脑病毒一样）就是“复制我”。在感冒病毒的例子中，该指令被（相当）直接地执行。而老虎的DNA也是“复制我”的程序，但其基本信息的有效执行却有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了超乎寻常的一段“离题经历”。“离题经历”是化身为一只老虎，有完整的獠牙、爪子、灵活的肌肉、跟踪和突袭的本能。老虎的DNA说：“复制我，但通过一个迂回的路线，首先生成一只老虎。”同样，羚羊的DNA说：“复制我，但通过一个迂回的路线，首先生成一只羚羊，有完整的长腿和快捷的肌肉，胆怯的直觉和精湛的感官，以探测老虎的威胁。”苦难是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的一个副产品、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在自己最有同情心的时刻，可能会担心“苦难”这类事情；但不能期望一只老虎也多愁善感地担心“苦难”——如果说老虎也会担心某些事的话，你也肯定不能指望它会操心“基因”。

神学家们忧心于“受苦”和“恶”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甚至发明了一个名字，“神义论”（theodicy，从字面上看，就是“神的正义”），企图调和痛苦与认定的神恩之间的矛盾。进化生物学家认为不存在这种问题，因为在基因为生存而作的算计中，种种邪恶和苦难都不算什么。然而，我们仍然需要考虑“疼痛”这个问题。根据进化的观点，疼痛是从何而来呢？

我们推测，像生命中的其他事物一样，疼痛也是一种达尔文式装置，它的作用是提高疼痛者的生存。生物的大脑，内建了一个拇指规则（经验法则）：“如果你遇到疼痛的感觉，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要再做它了。”为什么会有如此剧烈的痛苦，它仍然是一个有趣的讨论。从理论上讲，你可能会觉得，每当动物做害己之事（如拿起炽热的煤渣），这时让一个小红旗升起在大脑中的某个地方，但不引起任何痛苦，这样不是很好吗？让小红旗发出一个命令式的训诫：“不要做了！”或大脑通信线路中发生不引发痛苦的变化，然后动物就不再这样做了——表面上来看，这就应该足够了。被热煤灼烧的痛苦，为什么可以持续数天，并且这种痛苦从此再也忘不掉？解决这个问题也许需要“进化论自己的神义论”。为什么要那么痛苦？小红旗的方式为什么不行？

我这里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有一种有趣的可能性是这样的：如果大脑处于互相矛盾的欲望和冲动之下，发生了某种内在的“天人交战”，将会如何？客观地说，我们很熟悉这种感觉。例如，我们一方面饥饿欲食，另一方面想要身材苗条，这就发生了冲突。或者，我们发生愤怒和恐惧之间的冲突。或者在性欲和害怕被拒绝（或良心上要保持贞节）之间的冲突。随着我们这些冲突的欲望发生交战，我们真的可以感觉到自己内部的“拔河”。现在返回疼痛问题，以及疼痛如何可能优于一套“红旗”系统。正像对苗条身材的渴望，可能打败饥饿欲食的渴望一样，逃避痛苦的渴望，很明显也是可以被压倒的。刑讯逼供的受害者，最终可能屈服招供了；但他们往往经历了一个相持阶段，承受相当大的痛苦，而不出卖自己的同志（或国家、或意识形态等）。如果说自然选择想要某种东西的话，那么它想要的就是：个体不要为爱国而牺牲自己；或者为了一种意识形态、党派、群体或物种，而牺牲自己。自然选择反对个体抑制“痛觉警告”。自然选择想让我们生存下来，或者更具体地说，想让我们繁殖下去，而不顾国家、意识形态或其余此类事物。自然选择所关注的就是“只有小红旗永不被压倒，才能受到青睐”。

现在，尽管有哲学上的复杂性；但是我认为，如果真有一个“红旗”在大脑（而不是真实、完整、无法忍受的痛觉），那么因非达尔文主义原因（忠于国家、意识形态等）而无视剧痛的情况，将会更加频繁。假设出现基因突变，产生了一些不会感到剧痛的人，他们只依靠“红旗”系统来远离身体伤害。这将使他们非常容易抵御酷刑，他们会立即被招募为间谍。除了招募能承受酷刑的间谍很容易之外，酷刑作为刑讯逼供的手段，将被停止使用。但是，在野生状态下，这样没有痛觉的红旗突变体的生存，会优于大脑中有真正痛觉的竞争对手吗？他们会生存下来，传递“红旗”这种“痛觉替代品”的基因吗？即使撇开酷刑和忠于某种意识形态这些特殊情况，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出，答案可能是“不会”。我们也可以想象非人类的动物的类似情况。

事实上，这种有悖常理、感觉不到疼痛的人是存在的，但他们通常没有好的结果。“先天性无痛无汗症”（CIPA）患者对疼痛不敏感，是一种罕见的遗传异常，患者皮肤缺乏疼痛受体细胞（并且也不出汗，这就是“anhidrosis”的意思）。诚然，CIPA患者没有一套内置的“红旗”系统，以弥补失效的痛觉系统，但显然他们可以被教导从而认识到需要避免身体伤害（一个习得的“红旗”系统）。在所有情况中，CIPA患者因为无法感觉到疼痛，而承受各种不愉快的后果，包括烧伤、断裂、多发性疤痕、感染、得不到治疗的阑尾炎和眼球划痕。更意外的是，他们的关节也遭受严重损害，因为与我们平常人不同，他们或坐或卧在一个位置很长时间，也不改变自己的姿态。有些患者设置闹钟来提醒自己白天经常改变姿态和位置。

即使大脑中的“红旗”系统可以很有效，似乎也不能仅仅因为“其不适程度较轻”而令自然选择积极地青睐于它，而“辞退”一个真正的痛觉系统。与我们假设的“仁慈的设计师”不同，自然选择对于痛苦的强度是冷漠的——除非它会影响生存和繁衍。而且，正如我们应该想到的，既然适者生存（而非设计）构成了自然世界的基础，自然世界似乎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步骤，以减少痛苦的总量。就此问题，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曾写了一篇不错的关于“不道德的自然”（Nonmoral nature）的论文。我从中得知：达尔文广为人知的对姬蜂科的反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家中，是屡见不鲜的（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引用过）。

姬蜂科的物种有这样的习性：它们麻痹而非杀死其受害者，把卵产在受害者体内，其幼虫会在未来把受害者从内部吃空；此外，自然界还有各种普遍的残忍现象，这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神义论”需要面对的当务之急。很容易看出来为什么这会是当务之急。雌蜂在活的昆虫（如毛毛虫）体内产卵，它们首先会用针刺仔细地逐个刺每一个神经节，其方式虽令猎物瘫痪，但仍保持活的状态。猎物必须保持活的状态，以为里面寓居的姬蜂幼虫提供鲜肉。而幼虫的工作，则是按明智的顺序，小心地吃掉其内脏器官。它首先吃掉脂肪组织和消化器官，把重要的心脏和神经系统留在最后（这是维持毛毛虫的生存所必需的）。达尔文如此尖锐地想知道，什么样“仁慈的设计师”才会想到这样一种主意？我不知道毛毛虫是否也会感到疼痛。我虔诚地希望它感觉不到疼痛。但我明白，自然选择如果可以更经济地完成工作，而致其行动瘫痪，那么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采取任何步骤平息它们的痛苦。

古尔德引用了威廉·巴克兰牧师（William Buckland，19世纪领先的地质学家）的话，他设法为肉食动物造成的痛苦赋予了一种令人安慰的乐观色彩：

通过肉食动物而致的死亡（这种终结动物之存在的普通途径），其主要结果是施放仁爱；它消灭了普通死亡那种累加起来的痛苦；它为残忍的造物缩短了（几乎是消灭了）疾病的痛苦、意外伤害和长期腐败这些痛苦，并施加了有益的克制，防止过度的增长，使得粮食供应永远保持在一个适当的需求比例。其结果是，大地的表面和水域的深处，从来都挤满了无数的生命，它们生命的愉悦与其寿命共存，并且享受分配给它们的小日子；其得尽天职之时，也充满欢乐。

是啊，这对它们多好啊！

[108]唐太宗在一次科举考试结束后，站在午门城楼上看着新进的进士们鱼贯进入朝堂，高兴地对左右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译者注
[109]在军队里，我们有三种树木：杉树、杨树和丛顶。
[110]“杰克的豆茎”（Jack’s beanstalk），著名的童话，故事中的豆苗一直长上了天空。——编者注
[111]即使有，也是互相矛盾的。
[112]两位徒步旅行者被一头灰熊追赶，其中一个迅速逃跑，另一个停下来穿跑鞋。“你疯了吗？即使穿了跑鞋，你也跑不过灰熊的。”“是的，但我只要跑过你就行了。”
[113]或者“她”。狮子的特例被下列事实复杂化了：在狩猎过程中母狮子通常比较尽力，但一般是雄狮获得“大份额的猎物”。请不要纠结于我假想案例中的“狮子”。想象一个广义的捕食物种，再设想一下那些避免过度捕猎的“谨慎”个体，以及那些打破协定的“非谨慎”个体。
[114]对“达尔文式适应”的泛泛之谈，往往会让人错误地认为进化具有预见性（不是明确的认定，结果更为有害）。第八章“秀丽隐杆线虫部分”的英雄悉尼·布伦纳，他的诙谐幽默和他的科学才华，堪称珠联璧合。我曾经听说，他为了讽刺“进化前瞻性”这一谬论，曾假设一个寒武纪的物种在基因库里储存了一个看似无用的蛋白质，因为这些蛋白质在白垩纪会方便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