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

不对其本土的先人、盟友以及仇人给予密切而持续的关注，要理解盎格鲁-美利坚的形成是不可能的。

准确地说，入侵者也知道其他欧洲人会质疑他们的事业的道德性。因此他们(准备了)……大量的宣传品，以排除其同胞的迟疑。这些宣传渐渐成为一种带有习惯思维与含义的意识形态标准。我们今天仍生活在其中。

记忆说：“我做了。”但虚荣心说：“我不可能那样做。”最终，记忆让步了。

在这整个国家里，没有一个印第安人不会因为这些教科书而深陷苦闷和沮丧之中，也没有一位印第安人的孩子不是带着羞辱与眼泪回家。

古老的神话从不会消亡——它们只是深藏于教科书之中。

从历史上看，美洲印第安人是我国居民中蒙受谎言伤害最多的一群人。这就是为什么迈克尔·多瑞斯说，在了解土著美洲人时，“人们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零下十度开始”。^[7]中学生从零度以下开始，因为他们的教科书用白人的眼光论述土著美洲人，并且毫无歉意。今天的教科书应该有所改进，特别是由于历史学家所称的“印第安史”(尽管印第安人也是多种族的)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盛，而编写新教科书所需要的那些资料目前在图书馆都已经上架。

近些年来，教科书在土著人问题上有所进步。1961年，畅销的《美利坚民族的兴起》包含了十幅土著人肖像插图，有的是单独的，有的是与白人一起(白人插图共268幅)。这些插图大多数都集中于原始生活以及蛮族战争这类主题上。25年后，该书以“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为名再版，这一版本包含了15张美洲印第安人的图片，更重要的是，土著印第安人不再被描绘为单向度的原始人，而成为一群积极为坚守自己的身份与土地而斗争的人，其中包括：梅塔科米特(Metacomet,即“菲利普王”)、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Crispus Attucks，美国革命中的第一位伤亡者，带有一半黑人血统)、希科雅(Sequoyah，发明了切罗基族字母表)，以及“二战”中的一批纳瓦霍人(Navajo)密码员。2003年，该书又以“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为名再版，这个版本里有43幅美洲印第安人插图。2000年以后出版的其他教科书继续保持这一重视土著美洲人的倾向。《美国人》最为突出，它忠实地写进了本章以下将要讨论的一些事件。《美利坚之旅》这本初中教科书次之。

然而，正如詹姆斯·阿克斯特尔1987年所指出的，美国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仍“需要参加一个文化相对主义和种族敏感性的速成班”。《美国人》是这些教科书中卖得最好的，但连它一开始也仅花了两页去介绍本杰明·威斯特^[8]的油画《佩恩与印第安人的条约》。这幅画作于1771年，它所描绘的事件过去几乎一个世纪了。威斯特遵循惯例，描绘穿戴整齐(甚至戴了帽子、领带，穿着大衣)的欧洲人与几乎赤身裸体的美洲人交换货物。当然，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哪两群出现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人，会穿着如此不同。艺术家无意于写实，他想要展示“原始”(美洲印第安人)与“文明”(欧洲人)的对比。

阿克斯特尔还批评教科书仍然使用诸如“杂种”、“血案”、作战时“嗷嗷叫”之类的字眼。^[9]实际上，把一些较温和的词语，比如“边疆精神”、“定居者”等留作形容白人，也同样是有偏见的。如果我们丢掉我们的美国气，听一下博茨瓦纳的这句经常听到的话(取自《美利坚之旅》)就非常奇怪了：“1637年，在康涅狄格，‘定居者’与皮科特族(Pequot)发生了战争。”实际上，皮科特人在康涅狄格的村庄里可能生活了几千年之久，他们才是“定居者”，而英国人是新来者，在那里至多才生活三年；英国商人也只是在1634年才开始在温莎镇安营扎寨。用“白人”来代替“定居者”，表达起来较为准确，但也更“令人不安”；而用“入侵者”来表达则更为准确，同时也更为令人不安。

这个砂石雕塑伫立在国会大厦里。我曾在8月到过费城，我敢说,如果那时真的有这个谈判，潘几乎会被热死。我也曾在感恩节过后到过费城，我敢说，如果那场谈判发生在冬天，土著人可能会被冻伤。

更糟糕的是，教科书作者们总是用“习惯性推断和用语”构成的总体性解释框架“解释”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关系，这个框架已沿用了几个世纪。教科书的作者们仍然在为取悦“定居者”的后人而书写历史。

我们对印第安人及其与欧洲和非洲入侵者之间的关系的探寻，不可能是一次令人愉快的旅程。土著美洲人不是、也不应该是摆在某种历史主题公园里的一些道具，让我们去消遣快乐的时光，体验异国风情。人类学家索尔·塔克斯指出：“我们对世代生活在北美的人所干的那些事，是我们的‘原罪’。”^[10]如果我们正视印第安人的历史，我们就会变成“红眼人”；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那就是我们的过去。现在，是教科书该让白人孩子靠边站了，即便不带着一双“红眼”，也要带上几个令人深思的发问。

今天的多数教科书至少想正确对待印第安文化。在我所考察的12本教科书中，一开始都几乎用了不下五页的篇幅预先讨论土著人的社会。^[11]从一开始，美洲印第安人社会就是教科书的一个难点。^[12]教科书的作者们只是考古学、人类植物学、语言学、人类生理学、民间传说研究、文化人类学、人种史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消费者，而非专业人士。这些领域的学者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尽管尚属假说——关于欧洲人和非洲人到来之前，美洲所发生的事情。不幸的是，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把考古学等当作死的学科，希望从中发掘答案。诚然，这些领域研究的是死人，但是死人是活生生的争论话题。每年，都有报刊用大幅标题报道诸如在巴西发现的四万年前古人取火造饭留下的碳化物，宾夕法尼亚的新的考古挖掘，或者关于中国、欧洲或非洲某个新的人类遗存、器物或观念的推论。2007年，有证据显示，彗星可能在一万三千年前进入过地球的大气层，使北美的多数地区一片火海，结果大火可能灭绝了大型动物，比如马、乳齿象，并使地球上的人口急剧减少。^[13]

然而，“可能”这一措辞并不适合教科书的风格，教科书需要给出准确的答案。只有《美国的冒险历程》承认不确定性。该书坦言，“本书今天读起来或许已经过时”，进而断言，人类在美洲生活了一万两千、两万一千或四万年。结果，《美国的冒险历程》虽然是这12本教科书中出版最早的，但它对于前哥伦布时代的描述仍没有过时。^[14]其他的教科书大多数仍带有往常的正规语调。关于人类在美洲的居住时间问题，有人认为始于一万两千年以前，有人提出已居住了七万年以上。^[15]一些科学家认为，几千年间，早期定居者一浪接着一浪地到来；还有一些科学家根据基因的相似确信多数土著人都源于一个小群体。^[16]多数教科书只选择其中的一种观点，并认为那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某些新出的教科书加入了这样的“可能性”，比如《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提到人“可能尾随着兽群而至”；但接下来，像其他的教科书一样，它们只提供一种单一的知识给学生去记忆。

教科书的作者们需要走得更远些。徒步穿越白令海峡的说法只是一种假说。他们应该同时让人听到其他的学说，比如“渡船说”。他们不应该自己包揽一切，而要让学生在网络和图书馆里任意浏览，学生和老师脑子里都应该时刻想着要发现什么，想着如何找到真正有价值的新发现。这样一来，每一学年的课程都可能从学生们的争论开始，学生们选择不同的数据和路径，每个人都从词源分析、遗传学、考古学以及其他学科中搜罗证据去证明自己的结论。学生们会乐此不疲。从一开始，他们就会意识到，历史还有很多疑问，历史不是一堆让人记忆的毫无生气的史实。

我们刚才看到了教科书从一开始就缺乏思想活力。那些人是如何到达那里的？每本书都说着与布尔斯廷及凯利同样的话：

地球表面如此多的水都冻结成了冰，白令海峡的海平面下降了。这样，他们在追逐野味时，能够步行穿越那段从西伯利亚到阿拉斯加之间的56英里的路程。在不知不觉中，他们发现了两块大的陆地，那里完全无人居住，但却到处是野味……几千年过去了，其他的人群随之而来。这一小群人渐渐蔓延到北美洲和南美洲。

实际上，多数学者仍然接受的那个徒步穿越白令海峡的说法，其考古证据是很薄弱的；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相信，当时可行的方法是乘船漂洋过海，或者是有意为之，或者是出于偶然。毕竟，人们至少在四千年前才到达澳大利亚，不论在冰川期的陆地上堆了多厚的冰，你也不能徒步穿越华莱士线^[17]这个海洋分际线到达澳大利亚。当然，考古学家还没有从世界任何地方发掘出一万年以前的渡船遗迹。但是，另一方面，除了石器以外，没有什么人工制品能够保存这么持久，也没有哪种人类原始到使用石船的程度。但证据的缺乏不证明事实就不存在。^[18]

我认为，教科书的作者们之所以喜欢写穿越白令海峡的故事，是因为那符合他们整个故事的生硬的进步线索。那些人被刻画为原始和野蛮的，并被含糊地称为“尼安德特人”。这种描述——他们是蒙昧的，只知道与自然以及他人做斗争——或许为其关于“一定是徒步的”这一论断提供了基础。早期美洲人与我们不同，他们没有那么聪明，只能徒步行走。^[19]他们当然是蒙昧的，因为“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发现了两块大的陆地”。这真是令人震惊的论断。真不知道我们的作者们在至少一万一千年后写作那一事件时，是如何知道这些第一批的定居者是如何思考的，或者，换个说法，是如何知道他们没想到自己到达了新大陆的。约翰·加勒蒂的《美国历史》给出了同样的论断：“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发现了新大陆。”今天，“大陆”指的是“一个大块的、四周被水环绕的陆地”。那时的人如何能知道加拿大的庞大——它本身比澳大利亚还要大，又如何不知道自己发现了一个大块的陆地呢？这些第一批定居者想必是愚蠢之至了。^[20]

当加勒蒂说“流浪者们缓慢地向南和向东迁徙……几千年过去，他们的足迹遍布南北美洲”时，依然在坚持那种“精神迟钝”的描述。实际上，许多考古学家认为，当时人们在一千年之内就到达了美洲的大多数地区，其速度之快，使考古学家们不能轻易地判定他们迁徙的方向和时间。当我们的考古发掘向西北进展，穿越育空河(Yukon)，跨过阿拉斯加时，发现的古物并非渐次古老。^[21]而且，即便第一批美洲人的确是徒步到达的，他们也一定只是一些像哥伦布那样的探险者。

加勒蒂喋喋不休，继续说第一批定居者是相当傻的：“没有哪群人能够发明哪怕是最简单的机械，用机械甚或畜力代替人力。”但这不是美洲人的“缺陷”。那里当时没有“畜力”。换句话说，在欧洲与亚洲，在1769年之前的时代，大多数的“简单机械”主要依靠马、黄牛、水牛、骡子等家畜——这些牲畜在美洲还不为人知。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贾雷德·戴蒙德指出，至少，找到这些动物进行驯养，是促成发明机械和我们称之为“文明”的劳动分工的关键因素。^[22]

所有的教科书都拘泥于“野蛮—半开化—文明”这一人类学的旧学派，这一学派可追溯到L. H.摩尔根和1875年前后的卡尔·马克思。这些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很可能在大学时代的人类学课堂上接触过这种思想；然而，这类学说今天已经没有人讲授了。加勒蒂照搬老套的进化论说：“那些耕种土地，而不只是狩猎和采集食物的人会生活得更安全、更舒适。”显然，作者没听说过“原始丰裕论”：这种学说四十年前就告诉人类学者，狩猎与采集生活会更加舒适。《美国历史》当时还说出这种更愚蠢的错话：“这些农业人口虽然有时也会为自己的土地激战，但大体上是和平的。另一方面，猎人和漫游者更加好战，因为他们需要四处流动，因而常常与其他人群发生冲突。”这里，加勒蒂夸大了“文明社会”与“文明”的优越性。几十年前，大多数人类学者开始挑战这一过时的思想体系，断言狩猎采集人群比农业人群生活得更加和平，现代社会更加好战。我们只要还记得20世纪的历史，就立刻明白，暴力可以与文明一同成长。

大多数教科书的确认为某些土著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和玛雅人——是文明的，但这只是基于当年西班牙征服者的这样一种假设：财富等于文明。《美国的冒险历程》里有句话：“与加勒比海的未开化的人不同，阿兹特克人是富裕而繁荣的。”布尔斯廷和凯利甚至对此也不愿接受。在仅用一页介绍了玛雅人、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的先进文明后，布尔斯廷和凯利接下来对他们给予了较低的评价：“与欧洲人不同，他们没有造船航海，没有远航世界。在他们的封闭环境里，他们很难学习新的方法。西班牙人到来时，印加人、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似乎停止了进步。他们过于成熟，只待被征服了。”

这段话与其他问题一样，都是糟糕的历史学。事实上，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西半球的变化日益加速。印加人在此前的一个世纪里就建立了自己的广阔帝国。阿兹特克人也通过联盟和军事手段在更晚近的时期统治了墨西哥的中部地区。

对于布尔斯廷和凯利而言，北部地区——相当于今天的美国——的土著人要比那些“不进步的”阿兹特克人、玛雅人和印加人更加落后。当然，如果布尔斯廷和凯利全面考察一下1392年的世界，他们就不会认为美洲与欧洲的文明有着如此决定性的差异。历史学家谈论着那些人的被征服，并提出种种理由证明那是对的，这是“宿命论”的世俗版本。在社会学中，我们把这种说法叫作“责难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美利坚盛典》的作者们所做的，就是如此：

欧洲人很快得出结论：人是地球的主宰，人通过技术改变地球的面貌；土著美洲人则不同，他们既不想、也没有办法主动地控制自然……他们稀疏地散落在大陆各处，那里广大地区实际上都人迹罕至。在1492年这一关键时刻，或许只有不到400万土著美洲人“插足”安静而原始的森林，或者在北美的各条波光粼粼的处女河里泛舟。他们沉浸在欣喜中，茫然不知封闭的美洲历史即将一去不复返。

这段话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体现了出版商试图出版一本可以不断再版的教科书时所造成的可悲结果。1956年，托马斯·贝利写出了这本貌似不朽的教科书的第一个版本，其实当时就有人知道关于土著美洲人的这些陈词滥调是错误的。前面第三章也指出了这类“蛮荒论”的谬误，仅从一点看，它的数据就有问题，仅在墨西哥的中部谷地，当时就生活着大约2500万人。在北美洲的其他地方，居住着大约2000万人。而且，设想习惯穿鹿皮鞋的印第安人“插足”原始大森林是说不通的；而生活在今天的美国一带的土著美洲人大多数都从事农业。该书初版于大约半个世纪以前，现在已经是第13版。1956年的初版可能有其“作者”——托马斯·贝利。现在的版本出自谁手，则要由人猜测了。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人——当然不是托马斯·贝利，他早已不在人世；可能也不是那两位署名作者——意识到教科书需要提到“哥伦布交换”，以及1492年之后导致美洲印第安人口锐减的流行病。结果，该书在后面一页讲到了这些令人惊愕的人口锐减，但又没有认识到这与上面那段话前后不符。因此，托马斯·贝利用他自己的著作证明他说过的话：“古老的神话从未消亡，它们只是深藏在教科书之中。”布尔斯廷和凯利更不合格，他们仍然完全忽略了“哥伦布交换”。

即便最好的教科书也难免会把“原始”美洲人与现代欧洲人相对照。这些书籍的部分问题在于，它们把北美乡村与欧洲城市相比——把马萨诸塞与伦敦相比。将特诺奇蒂特兰城与苏格兰乡村相比，会给人完全不同的印象。当科特兹^[23]到来时，特诺奇蒂特兰城是一个拥有10万到30万人口的城市，根据随行的伯纳尔·迪亚兹记载，它的中心集市繁忙喧闹，“嘈杂之声四英里以外都能听见”。^[24]如果作者们能够抛弃“野蛮—半开化—文明”这一线索，事情就会好得多。毕竟，从那些普通居民的眼光看，生活在马萨诸塞或苏格兰，与生活在伦敦或阿兹特克的墨西哥一样地“先进”而舒适。

长期以来，土著美洲人一直在谴责教科书的作者们把“文明的”这一形容词留着指称欧洲文化。1927年，一个名叫“美洲印第安人篝火大会”的土著领导人组织批评教科书“对我们人的生活的不公正”。他们追问：“什么是文明？文明的标志是：高尚的信仰和哲学、悠远的艺术、动人的音乐、丰富的故事与传说。这些我们都有。因此我们不是野蛮人，我们是文明的种族。”^[25]

即便赞赏土著文化，但如果没能挑战那种“原始—文明”的模式，也将助长种族主义。那种模式不可避免地夸大了“文明的”这一词语的日常意义——“优雅的与开明的”，以及人类学家对其下的唯一定义——“复杂的劳动分工”。当我们仔细考察这一模式时，它立刻变得问题重重。比如，德意志第三帝国是文明的吗？大多数人类学家会说是的。我们怎样才能认为文明的第三帝国要比哥伦布所遇到的那个原始的阿拉瓦克社会要好？

如果我们拒绝为第三帝国贴上“文明”的标签，我们是否就不把这一术语用作表示“礼貌与优雅”？如果这样，我们就应该说阿拉瓦克人是文明的，并且应该把哥伦布及其西班牙同行们说成是原始的——即便不是野蛮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以复杂的劳动分工为特征的社会，其突出标志常常是不平等，并且供养着一支大规模的、专业化的军队。恰恰是这些“文明的”社会有可能使用野蛮的暴力去征服那些“原始的”社会。^[26]

不假思索地运用“文明的”与“文明”这两个词语，阻碍了对“不文明”的人或社会的世界观及其社会结构的真正探寻。1990年，乔治·H.W.布什总统指责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说：“整个文明世界都在反对伊拉克”。——这恰是一个讽刺：贯穿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是已知的最早的文明发祥地。

在我所考察的新历史教科书中，有三本“从头开始”的新教科书要比老式教科书有所进步。他们认识到了土著社会的多样性。他们讲到了东北部易洛魁人的“五族同盟”、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的“冬节”、西南地区的崖居生活，以及东南部纳齐兹族(Natchez)的等级制度。然而，它们用6或8页的篇幅描写10或20种不同的文化，这些教科书很难达到精细的学术水平。因此，它们只是在猎奇。即便乔克托族(Choctaws)比纳齐兹族人数更多，在美国历史上更为重要，他们仍是平常的。学生们并不会在他们的教科书中所刻画的那些土著美洲人身上找到自己会认同的很多“正常人群”。

在接触到欧洲人和非洲人之后，美洲印第安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土著美洲人把许多事物加入自己的文化，不仅有枪支、毛毯和水罐，而且还有新的食物、新的居住方式以及基督教思想。多数美国教科书只强调一支印第安人——大平原印第安人的这种转变。西班牙人把马引入美洲西部后，多彩文化开始快速繁殖，这是文化融合方面的一个令人愉快的例子——它把两种不同的文化的一些因素融合在一起，创造出某些新的东西。^[27]然而，大平原人的文化转型，只是文化变迁的冰山一角，当欧洲人把土著人与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联系到一起的时候，更深刻的变形发生了。直到今天，这一过程仍在影响着那些原本独立的文化。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挪威的拉普兰人用雪地汽车代替了狗拉雪橇，结果发现自己容易受到阿拉伯石油封锁的打击。^[28]20世纪90年代，很多土著美国人用他们新的娱乐业与旅馆业将自己与世界经济连到一起，不仅发家致富，而且赢得了自己的那些非土著邻人的尊重。这种联系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或许难以对其做出褒贬；但它不能被忽视，因为它对理解欧洲人当年如何占领美洲是至关重要的。

在北美大西洋岸，许多印第安族都拥有高超的技能，从编织不漏水的篮子，到懂得什么植物可以止痛。一开始，土著美洲人用玉米、海狸皮、鱼、檫木等物品交换法国人、荷兰人以及英国人的车轴、毯子、布匹、珠子和水罐，等等。然而，很快，欧洲人劝说土著人专门从事毛皮和奴隶贸易。土著美洲人比欧洲人更擅长追猎和铺设陷阱，使用欧洲人出售给他们的枪支，使他们更得心应手，而其他的一些本土技艺开始衰落。既然用十分之一的时间就可以捕到海狸，换来水罐，那为什么还有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去编一只不漏水的篮子呢？甚至连土著美洲人曾向欧洲人炫耀的农业，也开始衰退了，因为交换粮食要比种植粮食容易得多。每个人都理性地、自利地加入了这一机制，也就是说，土著美洲人并不只是牺牲者，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至少理论上如此。

发生在那个东部印第安社会的某些急剧变化很好地说明了这种文化融合。当易洛魁人把欧洲的枪支与土著美洲人的战术结合起来、重创休伦人时，他们尚且控制着自己的文化，对欧洲文化有选择地融合、改造、摒弃。土著美洲人学会了如何修理枪支，如何把子弹射出去，如何修筑更强大的堡垒，如何展开歼灭战。^[29]土著美洲人还作为语言专家而闻名遐迩，他们经常说两种欧洲语言(法语、英语、荷兰语、俄语或西班牙语)和至少两种美洲印第安语言，英国殖民者不仅是在与土著美洲人打交道时，而且有时在与西班牙人或法国人打交道时，都请土著人做翻译。

然而，这种发展并非总是令人惬意的经济活动或者自愿的文化融合和变化。土著人做这一切，乃是处在某种军事与文化的威胁之下，并且他们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很快就明白，欧洲的枪支远比自己的弓箭厉害。欧洲人也很快意识到，商品贸易可用来赢得和维持与印第安各族的联盟。为了应对新的威胁，也由于“白人要求各种机构能反映他们自己的相关利益”，很多土著团体强化了他们的部落政府。^[30]部落首领得到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权力。这些土著政府的治理范围空前广泛，因为日益升级的战争和瘟疫使小的部落要么消亡，要么加入较大的部落以求保护。大的民族成为种族的熔炉，吸收进了白人、黑人乃至其他印第安人。于是，出现了新的联盟和民族，比如，克里克人联盟(Creeks)、西米诺尔人联盟(Seminoles)以及拉姆毕人联盟(Lumbees)。^[31]各部落在效仿欧洲人的过程中，或者由于其文化中战斗本领变得日益重要的缘故，越来越成为男性主导的社会。^[32]

与欧洲人最亲近的部落最先得到枪支；那些还没有得到枪支的人，也能够练习枪法。突然，某些民族取得了相对其他民族的军事优势。结果，印第安人战事不断升级。当然，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土著民族之间已经有冲突。然而他们很少一决雌雄。一些部落并不想要夺取属于其他部落的土地，部分原因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圣地。对一个民族而言，要消除近邻总是很难的，因为所有的民族的军事技术都处于同一水平。现在，一切都变了。欧洲势力蓄意扩大印第安人的内部争斗，从而坐收渔利。比如，西班牙使用各个击破的策略击败了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在苏格兰和英格兰，英国人曾挑起部落争斗从而扩展不列颠人的统治；现在，他们在北美又故伎重演。^[33]

对很多部落来说，不断发动战争只是为了把其他印第安人变成奴隶卖给欧洲人，以换取更多的枪支和水罐。北方部落专事毛皮贸易，而某些南方部落专做人口生意。在欧洲人尚未到达之前，一些土著美洲人早已互相奴役。现在，欧洲人大大加强了印第安人的奴隶化。^[34]我曾以为，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能够找到那些关于土著美洲人不会成为好奴隶的老套说法，但其实只有《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与《美国的传统》两本书才那样说。《美国历史》在讨论非洲奴隶贸易问题时，捎带了这样一句话：“少数印第安人也被奴役。”除此之外，教科书都对发生在今天美国的那片土地上的这一土著美洲人奴隶贸易问题缄口不言——只有一本书不随波逐流。《美利坚盛典》有一段话讲述了卡罗来纳殖民者是如何要求沿海的大草原印第安人从内地给他们带来奴隶，把这些“身带镣铐的印第安人……加入到这块年轻的殖民地的主要对外输出品之列”。该书还告诉人们，印第安俘虏在西印度群岛和新英格兰是如何最终变成奴隶的。^[35]

欧洲人对土著美洲人的奴役由来已久。庞塞·德·莱昂^[36]当年来到佛罗里达并非真的为了寻找神秘的不老泉，他主要是为了寻找金子，以及为伊斯帕尼奥拉岛捕捉奴隶。^[37]在新英格兰，对印第安人的奴役直接导致了对非洲人的奴役——1638年，第一批黑人被从西印度群岛运到那里，以调换那些来自康涅狄格的土著印第安人。^[38]1712年，纽约市的土著和非洲奴隶联合造反，当时，在这个城市，四个居民中就有一个是奴隶，而四个奴隶中就有一个是北美印第安人。1730年罗德岛的南金斯敦的一项人口普查显示，该地有935名白人、333名非洲奴隶和223名土著印第安人奴隶。^[39]

《美利坚盛典》认为(也只有它这么说)，土著北美人奴隶与非裔美洲人奴隶一样，主要集中在南卡罗来纳。该地区1708年共有3960名自由白人、4100名非洲奴隶以及1400名印第安奴隶和120名契约奴(据推测是白人)。然而，这些数字并不能反映土著奴隶的巨大数量，因为它们不包括被输出的那些土著奴隶。殖民者把印第安人奴隶从卡罗来纳、新英格兰送到西印度群岛(有些中途逃跑，但到达后从没有人逃脱)，以交换黑人奴隶。从查尔斯顿，一年之内曾有至少10000名土著奴隶被带上镣铐送往西印度群岛。^[40]再往西，许多波尼族(pawnee)印第安人被卖给白人，以致“波尼”^[41]成了所有奴隶的通称，不论他们来自印第安还是非洲。^[42]在西海岸，皮尔森·雷丁，这位约翰·萨特^[43]在加利福尼亚中部的庞大地产的管理者，赞叹自己1844年的舒适生活说：“加利福尼亚的印第安人作为奴隶像南部黑奴一样温顺而卑贱。”在西南部，白人对纳瓦霍族(Navajos)和阿帕契族(Apaches)一直奴役到内战中期。^[44]

战争和奴隶贸易的不断升级，致使本来稳定的定居生活不再安全，这有助于土著美洲人的去农业化。为了避免成为捕猎目标，美洲印第安人放弃了他们的玉米地和村庄，开始生活在一些更小的定居点，以便更快捷地逃入森林。最终，他们不得不从欧洲人那里交换粮食。^[45]欧洲人从土著人那里学会了种植什么、如何种植，由此更少地依赖印第安人及其技术；而印第安人却变得更加依赖欧洲人和欧洲技术。^[46]这样一来，那些暂时对土著美洲人有利的东西从长远看却对他们造成不利，印第安人被奴役和死亡，印第安技艺失传，印第安文化被瓦解。到马萨诸塞部落可悲的余部改信基督教，并加入清教徒的“祈祷的印第安城镇”之时，面对文化入侵，面对诸如“自己的信仰是错误的，基督教才是对的”这类劝告，印第安人所做的，就是如此。这一过程证明了人类学家所称的文化帝国主义。甚至自豪的大平原印第安人的文化命运也是如此，当他们将西班牙人的马和枪支与土著的艺术、宗教、狩猎方式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也反映了这种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在苏族语中，wasichu(指碧眼白人)的意思就是“拥有一切好东西的人”。^[47]

要想成为研究文化碰撞的人类学学者，学生们就应该熟知“文化融合”以及“文化帝国主义”这两个术语，至少熟悉它们所指的概念。我所考察的教科书中，没有一本提到这些术语，其中的大多数对于文化的演变过程都讲得很少，只有一点除外，那还是关于大平原印第安人的马文化。因此，这种文化看来与众不同。在最好的新教科书中也欠缺分析，它们没有论述融入全球经济的重大意义——融入全球经济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欧洲人有时与土著人互相交易、一起生活，另一些时候又攻击他们。没有哪本教科书讲到文化碰撞是如何夺去了土著美洲人的传统技艺。

美洲社会在遭遇白人时发生了变化。同样，欧洲人的社会在遭遇土著人时也发生了变化。教科书完全忽略了文化的双向调适过程的方面。^[48]相反，他们对于印白关系的理解，受到“边疆”思路的支配。教科书把这一文化过程说成是白人(以及黑人)定居界线的移动过程——印第安人在一边，白人(以及黑人)在另一边。在教科书所描绘的历史中，除了波卡洪塔斯和斯宽托这两人的事例，除了白人不断向西驱赶印第安人，土著人与欧洲人并没有怎么相遇过。事实上，白人与土著美洲人在今天美国的所在地一起工作，有时还一起生活，争争吵吵，从1565年第一批西班牙永久居民，到1890年苏族人与阿帕契人自治的终结，达325年之久。

“边疆”指的是某种边界线，用这一术语来描述文化交流过程是有失公允的。接触，而非隔离，才是通则。“边疆”还把观察者置于东部城市，从那里看，边疆属于“外地”。“最先到来的究竟是什么？是文明，还是野蛮？”教科书的作者们似乎没有遇到过这一狡猾的问题。回答是文明，因为，只有“文明的”头脑才会把那些与森林、作物、动物相伴为生的土著农夫、渔夫、采集者以及猎人定义为“野蛮人”。把远离欧洲人安全控制的区域称为“边疆”或“蛮荒地带”，巧妙地使得那些区域成为外族。

这种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欧洲中心论”，并且使非城市居民——无论是土著还是非土著——的活动被边缘化了。^[49]

在彼此交流的人群中，存在着惊人的文化多元性。1635年，“在新阿姆斯特丹的定居者中，可以听到16种以上的语言”，人们操着北美、非洲和欧洲的不同语言。^[50]1794年，文化碰撞的区域延伸到“中西部”的东部地带时，仅一个叫作格雷兹的俄亥俄北部小镇，就有肖尼族人、迈阿密族人、特拉华族人等数百名印第安人，有英国和法国的商人和工匠，有一些南蒂科克人、切罗基人和易洛魁人，有少数非裔美洲人，还有被俘的白种美洲人，以及与印第安人联姻或被印第安人收养的白人。格雷兹还在节日上呈现出真正的多元文化性，有“滋润的星期二”^[51]、圣帕特里克节^[52]、英国女王诞辰日，以及各种印第安节日。^[53]1835年，当文化碰撞的区域逼近西海岸时，约翰·萨特经墨西哥当局的允许，征募土著美洲人收割小麦，创办酿酒厂、织帽厂、毯子公司，并构筑要塞(今萨克拉门托)。萨特从俄国商人那购得制服，又从欧洲招募军官，组成了一支200人的印第安人军队，他们穿着沙皇俄国的军服，由德国人指挥!^[54]

我们的教科书还剔除了“边疆”生活在种族和文化上的多元性。布尔斯廷与凯利告诉我们：“约翰·萨特建造的那个要塞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焦点。”但他们根本没有提到，“社会”主要由印第安人组成。《美国历史》有一整页都是介绍萨特的那个要塞，但仅仅把土著美洲人说成是敌人：“他渐渐建成了一个防御小镇，把它叫作‘萨特要塞’。整个辖地被厚厚的、18英尺(大约6米)高的城墙包围着，墙头架设大炮，以防止那些不友好的印第安人的攻击。”从这一论述中，没有人会推论那个堡垒是友好的印第安人“建造”的。

历史学家加里·纳什告诉我们，文化互动始于弗吉尼亚，“并由于以下原因而得到发展：一些印第安人作为日工生活在英国人中间，而一大批殖民者也由于不堪忍受独裁的英国人统治下的严酷生活而逃进印第安的村落”。^[55]实际上，很多新来的白人和黑人选择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米歇尔·克雷夫科尔^[56]在《美国农夫书简》中写道：“在印第安人社会组织中，一定有某种异乎寻常的吸引人之处，那远胜于我们所吹嘘的那些东西。数以千计的欧洲人成为印第安人；但我们找不到例子说明，那些土著居民中哪怕有一人愿意选择做欧洲人。”^[57]克雷夫科尔有点言过其实：我们从斯宽托的例子中已经看到，有一些土著人一开始曾选择生活在白人中间。但实际上，移民通常朝着另外的方向发展，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指出的，“没有哪位品尝过‘蛮荒生活’的欧洲人后来能够忍受生活在我们的社会中间”。^[58]

欧洲人一直竭力阻止人口外流。当年赫尔南多·德·索托不得不设置岗哨，禁止自己的男女出逃到土著人中去。“始祖移民”们也非常害怕被印第安化，连男人留长发都被定为有罪。卡伦·库柏曼告诉我们，如果被抓回，“出逃印第安的白人将被处以极其严厉的惩罚，甚至被处死”。^[59]但是，一直到1890年土著印第安人失去民族独立为止，一直有白人叛逃；而那些按照印第安人方式生活的白人，比如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则成为白人社会的文化英雄。

共产主义的东欧建立“铁幕”，以阻止人民外逃。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是地球上最繁荣的社会，那为什么他们要阻止人民出逃呢？对此，很难做出解释。美洲殖民者的尴尬同样恰恰在于他们核心的意识形态——那也是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东欧与美国的教科书都以同样的方法处理这一问题，那就是：忽略事实。没有一本美国历史教科书提到土著社会对欧裔美洲人以及非裔美洲人的吸引力。

非裔美洲人常常为逃避奴役而逃入美洲印第安人社会中。

那么，什么对于白人具有如此大的诱惑力呢？本杰明·富兰克林指出：“他们的所有政府机构都是由‘贤人’会议掌管。那里没有军队，没有监狱，没有官员强令服从或实施处罚。”或许，首先是美国东部土著社会中没有社会等级之分，吸引了欧洲人的羡慕的眼光。^[60]边疆人被认为享有土著美洲人同样程度的自由。在多数土著社会，妇女也被赋予地位与权力，其程度要超过同时代的白人社会，对此，白人妇女曾以羡慕的口吻津津乐道。在墨西哥北部的美洲印第安人社会，虽然某些民族的领袖人物实质上是世袭的，但那些社会要比17和18世纪的西班牙、法国乃至英国更民主。1727年，纽约总督凯德沃拉德·科尔顿少尉夸张地说：“在‘五族同盟’中，没有一个人不是由于其品行而获得职位的。他们的权威仅仅在于人民的尊敬，一旦没有了尊敬，也就没有了权威。”科尔顿用易洛魁人的语言称颂“人的自然权利”：“在这里，我们看见，所有权力与威望的自然源头都在于自由的人民之中。”^[61]

实际上，土著印第安人的观念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已经知道，土著人的自由、友爱和平等的观念是如何传到欧洲，影响到诸如托马斯·莫尔、洛克、蒙田、孟德斯鸠以及卢梭的。这些欧洲思想家后来又影响到美国的富兰克林、杰斐逊和麦迪逊。^[62]近年来，历史学家开始争论，美洲印第安人的思想是否也对我们的民主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在150年的殖民接触中，易洛魁人联盟作为一种客观教材伫立在殖民地面前，告诉他们如何以民主的方式治理一个辽阔的疆域。凯德沃拉德·科尔顿上尉所说的那句话回响在50年之后的《独立宣言》中。

18世纪40年代，易洛魁人厌倦了与几个经常争吵的英国殖民地打交道，建议他们像自己一样组成一个联盟。本杰明·富兰克林曾为考察易洛魁人的思想而在他们中间度过很长时间。1754年，他建议殖民地的领导人们考虑他提出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如果6个未开化的野蛮民族能够提出这样的结盟设想，并且实施起来就像它已经存在了很久，显得不可拆散，那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类似的联盟，在10个、或者12个英国殖民地之间却很难行得通。”^[63]

殖民地拒绝联盟方案。但那一方案是《邦联条例》与《宪法》的前身。大陆会议与制宪会议都公开提及易洛魁人的观念和具体做法。1775年，大陆会议通过了一项由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签名的致易洛魁人的宣言，其中就引用了易洛魁人自1744年以来的建议。大陆会议写道：“‘六族人’是英明的人，让我们倾听他们的建议，并教导我们的孩子听从它。”^[64]

约翰·莫霍克^[65]指出，对公开集会的习俗、言论自由、民主以及“与《人权法案》相关的所有事物”，美洲印第安人都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若没有土著人的示范，“你能相信，在一群因为宗教问题上的不宽容就与他人厮杀千年的人中，真的会产生出所有的这些观念吗？”^[66]莫霍克或许高估了土著人的民主，因为在很多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等级制度在官员任命方面仍然起着主要的作用。然而，莫霍克是有道理的，因为欧洲人在美洲所到之处，就在土著社会中扶植一批君主(“菲利普王”)或不民主的领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做法出自欧洲人的自身利益的考虑，这样他们就可以宣称，他们是通过与某个人或某一派人的交易买到部落属地的。这一做法也暴露了欧洲人的习惯思维：欧洲人不相信那些民族没有这样的统治者，因为这是他们所知的唯一的政府形式。

革命后一百年间，美国人奉土著美洲人为自己的民主制度的源头。革命年代的一些漫画家用美洲印第安人的图像来表现殖民地对不列颠的反抗。弗吉尼亚的“爱国者来福枪小分队”在与“红衣军”^[67]们作战时，身着印第安人的服装和鹿皮鞋。当殖民地人反对不公正的当局，发起“波士顿倾茶事件”时，当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发起抗议活动，反对将哈得逊河谷地租借给荷兰种植园主时，他们也都选择像美洲印第安人那样穿着，非但没有指责印第安人的示范，反而视之为自由的象征。^[68]

当然，荷兰传统也影响到了普利茅斯以及纽约，英国的普通法与《大宪章》也是如此。美国的民主似乎是又一个文化融合的例子，它把欧洲思想与土著美洲人的思想综合在一起。土著文化的影响力很难说清，因为这一影响有着多种方式。教科书可以视其为一定程度的假说，而非铁的事实；但是教科书不能否定这种影响。在我所考察的所有的教科书中，只有《发现美国历史》这一本书有一个标题提到了土著美洲人对欧裔美洲人的思想影响——该书中有一幅富兰克林的著名漫画，画的是一条被割断的、垂死的蛇，在漫画的上边，配有一串贝壳串珠，而那个标题就是“富兰克林的《奥尔巴尼联盟计划》受启发于易洛魁联盟”，“贝壳串珠代表以联盟形式实现的部落联合。试将其与富兰克林的漫画相比较”。其他的教科书都没有提到这些。

但是，教科书仍然遗漏了土著美洲人对美国文化的多数贡献。我们的地方美食——那些独特的美国食物——常常将印第安元素与欧洲和非洲的元素混合在一起。这些食物包括从新英格兰的猪肉和黄豆到新奥尔良的秋葵、得克萨斯的红椒等。^[69]

非裔美洲人与土著美洲人之间的双向交流——这源于共同的奴隶经历，特别是黑人向土著社会的逃亡——说明了其所谓“黑人传统食品”(soul food)部分地发源于印第安人，从玉米面包、粗玉米粉到青菜和玉米球。^[70]土著地名遍布我们各地，从“奥克弗诺基”到“阿拉斯加”^[71]。土著人的耕作方法并不“原始”。某些部落的农夫从土壤中收获的营养物质比我们多两三倍。^[72]地名还反映了不同思想间的相互交流。白人曾问印第安人：“我在哪里？”“这地方叫什么？”“那动物是什么？”“那座山名叫什么？”

虽然教科书“赞赏”土著文化，但真正的文化融合的可能性，特别是思想融合的可能性，对它们来说仍是不足称道的。这是令人羞耻的，因为作者们会因此忽略了大多数使美国区别于欧洲的事物。彼得·卡尔姆^[73]曾在1750年写道：“法国人、英国人、德意志人、荷兰人及其他欧洲人在遥远的省份，与印第安人或远或近地生活了几年之后，其举止变得与印第安人如此相似，以至于只有靠肤色才能辨别。”^[74]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其著名的《美国历史上的边疆》一文中指出了边疆如何支配了欧洲人，如何“剥去了文明的外衣”，使得他们从衣着到思想都变成印第安人。“很快，他们开始种植印第安作物，用锐器犁地。”渐渐地，他们创造了新东西，“但那些东西已不是旧欧洲那样的了”。那是融合的，是美洲的。^[75]

承认我们的文化多么老土——即美国和欧洲也曾受到土著美洲人以及欧洲思想的影响——就要求对我们的教科书进行重大改写。如果我们承认美洲印第安人是我们政治结构的重要的思想先驱，我们就得承认文化融合是一条双行道，我们也将不得不重新评价那个为整个征服活动辩解的所谓印第安人文化原始论。^[76]1970年，印第安史学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针对我们的史学的批评著作《教科书与美洲印第安人》。该出版社决定是否出版某本书籍的标准是：“教科书是否描述了美洲印第安人的信仰、哲学，及其思想所受到的影响？”^[77]不幸的是，回答一定仍是否定的。

让我们考察一下教科书是如何将各种土著宗教混为一谈的。《美国之路》用这样一段话来描述土著美洲人宗教：“这些(东南部的)土著美洲人相信大自然充满了精灵。每一种生命形式，比如植物和动物，都有一个精灵。地球和空气也是有精灵的。人从来就不是孤独的。他们与自然的精灵分享自己的生活。”《美国之路》想表达对土著美洲人信仰的尊重，却没达到效果。如果只是泛泛地这样谈论信仰，信仰就似乎是虚幻的，而非一种高级文明的精致神学。让我们以一种同样简洁的方式去总结今天多数基督徒的信仰：“这些美洲人相信，有一位伟大的男性的神统治着世界。美洲人有时把他一分为三，分别叫作圣父、圣子和圣灵。他们吃饼干，喝葡萄酒或葡萄汁，相信他们是在吃圣子的骨肉、喝圣子的血液。如果他们笃信于此，他们将在死后获得永生。”

教科书从来不这样描写基督教。那是亵渎。信众们会立刻反驳说，这样一种描述没能表达圣餐的象征意义或精神享受。

教科书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介绍各种美洲印第安人的信仰，那就是，重视它们，并把它们视为有魅力、有说服力的信仰体系。^[78]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曾指出，印第安人相信每个动物、每块石头都有灵，而当白人对这些东西说三道四时，他们就是在承认自己失去了与地球的深刻的精神关联。特纳写道，土著美洲人是“整个有生命的宇宙的一部分；人只有接受环境，并试图与之和谐相处，才能获得精神健康”。特纳主张，这种世界观比欧洲的那些世界观更健康：“我们的世界观是令人震惊的死寂宇宙观。我们是宇宙中唯一能够提供真正活力的事物，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也是半死不活的。”^[79]这样，特纳证明，重视土著美洲人的信仰就要求重新考察犹太-基督教传统。没有教科书会提出这样有争议的观点。

如果从土著人的角度看，那些发生文化接触的地区又是什么样子呢？对此教科书作者同样没有给读者提供线索。他们重视那些投靠到入侵者一边的土著美洲人，比如，波卡洪塔斯和斯宽托。他们巧舌如簧，把白人侵略者描述为“定居者”，而把土著美洲人常常说成是侵略者。美国曾强迫各部落放弃他们的土地，撤退到所谓“保留地”中；《美国之路》在描述这一政策时却指出：“美国内务部曾试图送给每个部落金钱和土地。”该书还说，白人受到了忘恩负义的土著人的阻挠，他们不愿意被“提供”这种土地；“美国白人无法理解印第安人；对他们自己来说，拥有土地无异于梦想成真。”实际上，当时的白人很少受到阻扰。菲利普·谢里丹将军曾说过一句臭名远扬的话：“印第安人中只有死人才是好人。”但即使是他，也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他曾写道：“我们夺走了他们的家园，以及他们的生计；正是为此，他们发动了战争。怎么可能不是这种结果呢？”^[80]教科书完全颠倒了事实。

让我们试着公正地看这一问题。“菲利普王战争之后，新英格兰边境一直冲突不断。在佛蒙特，定居者害怕野蛮人会剥他们头皮。”这一描述是正确的，但读者们须知，定居者是土著美洲人，而剥别人头皮的是白人。即便是最好的美国历史书籍也没有提到，不得不生活在白人控制区的土著美洲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白人战争行为的氛围之中。那种氛围太糟糕了，土著人无依无靠。1786年，当一个白人只身骑马突然闯入位于北卡罗来纳的卡托巴部族人(Catawbas)的村庄时，族人们“四处逃窜”。而卡托巴部族其实是友好的部落!^[81]

在大陆的另一侧，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它有助于人们理解这种逃窜行为：“一位年老的白人定居者将一段来自自己的牛仔和印第安生涯的故事告诉自己正在写俄勒冈边疆生活故事的儿子：一些牛仔未经引见闯入印第安人的家庭，他们像往常一样，追赶族人，打算强奸印第安‘丝裤’^[82]。然而，有一位妇女为使强奸者不能得逞，竟在自己的阴道里塞满了沙子。”^[83]这样的抵抗使这件事不被人遗忘。否则，它就太寻常了。平常事件是我们的教科书所忽略的。教科书不敢挑战劳拉·英格斯·怀尔德^[84]所描绘的那幅爱好和平的白人定居者时而遭到残忍的印第安人伤害的不常见图景。如果它们这样做了，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部落，即便是在1815年之后反抗注定要失败的情况下，仍然诉诸战争。

在我们的历史上，与土著美洲人各部族的战争比比皆是。

大卫·霍洛维茨^[85]指出：“约两百年来，战争几乎一直肆虐着美洲大陆，这个大陆上的冲突比任何民族要面对的冲突更具危险性。”在华盛顿执政期间，美洲印第安人战争耗尽了联邦全部收入的80%；对于其继任者们来说，印第安人问题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构成一个主要问题，成为一项主要的开支。而我所考察的12本教科书，几乎都没有提到这一点。《美利坚盛典》提供的“美国主要战争中的经费支出与人员死亡统计表”仍然完全忽略了印第安战争。该书写了美西战争，据它的统计，这场战争共死亡385人；但它没有提到1790年至1795年间的俄亥俄战争，仅其中沃巴什河一役，就有630名美军士兵死亡或失踪。^[86]

今天的教科书至少不再把所有暴行都归罪于土著人，但民权运动之前，多数教科书却并非如此。历史学家那时经常说：“我们对于他们的战争是文明战争；他们对于我们的战争是野蛮和凶残的战争。”^[87]在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中，已没有一本把土著人描绘为野蛮人。新版教科书的作者们都谨慎地承认双方都有残忍性。有些作者还提到发生在沙溪和翁迪德尼这两个地方的对毫无防备的土著美洲人的大屠杀。像我们关于土著美洲人的多数“知识”一样，所谓“野蛮人”这类老生常谈不仅源于旧式教科书，而且源自我们的大众文化——特别是某些西部电影与小说，如达纳·富勒·罗斯的“西部马车”系列。这些平装书销售量很大，它们公然宣称自己“忠实地遵循着历史的总体框架”。这类小说以州名为标题，在封面上警示人们“劫掠成性的印第安匪徒正在杀戮惊魂未定的定居者”。^[88]在好莱坞的西部片中，马车队总是被野蛮的印第安游牧者围追堵截。土著美洲人围着“定居者”一圈圈地奔跑，约翰·韦恩^[89]把他们从马车轮边和箱子旁甩开。好莱坞从“野牛比尔·科迪”^[90]的“西部秀”中借鉴了印第安人骑马转圈的倒霉形象，在那些“西部秀”中，他们不得不扮成靶子骑马转圈，因为他们是在马戏团的帐篷里!

在真正的西部，在那些1840年至1860年间穿过大平原的25万白人中，只有362名拓殖者(以及426名土著美洲人)在有史可考的双方战争中丧生。更普遍的是，美洲印第安人为新来的定居者引路，指给他们水源，卖给他们食物和马匹，买他们的布匹和枪支，不少人还充当向导和翻译。^[91]这些事情在电影、小说和我们的教科书中都很少有反映。因为学生们接受的都是大众文化的那种错误信息，他们无法理解土著人其实认为欧洲人的战争要比他们自己的更为凶残。

大多数新教科书的确谈到了新英格兰的第一场对印第安战争——1636至1637年的皮科特战争，这是关于欧洲人带到美洲的惨烈战争的个案研究。通过与皮科特人的宿敌——纳拉甘塞特族人的联盟，殖民者在拂晓发起了进攻。英国人包围了皮科特人的村庄，当时里面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英国人烧毁村庄，向那些试图逃出火海的人开枪射击。威廉·布莱德福德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那真是可怕，那些人在火中煎熬，血流将火焰淬灭，从中发出的臭味更令人感到恐怖。但是，胜利似乎是一场甜蜜的牺牲，殖民者们口诵对神的赞词，似乎神为他们造就了这壮观的一切。”^[92]纳拉甘塞特族人也对屠杀感到震惊，他们本来只想使皮科特人臣服，并没想要对他们斩尽杀绝。纳拉甘塞特族人指责英国人的作战手段，他们大叫：“完了，完了，那太激烈了，杀人太多了。”但是，约翰·安德希尔^[93]却不屑一顾，说什么纳拉甘塞特族人式的战斗就像是“消遣，不能压倒和征服敌人”。安德希尔对战争在纳拉甘塞特族人社会中作用的分析是对的，或许这种分析也适合其他的部落。几个世纪里，白人经常指责他们的盟友作战不够努力。清教徒甚至要把皮科特人从人们的记忆里根除。他们通过一项法令，规定说出“皮科特”这个词就是犯罪。布莱德福德自豪地总结说：“剩下的人四处逃散，而四周的印第安人极其恐慌，不愿给那些人提供避难所。”^[94]上面引的这些话，没有一句出现在我们的旧式教科书里，那些教科书对这场战争平均起来也只有一两句话。新教科书也没有一本引录了布莱德福德的话——它们经常不引用任何人的话，但是，它们的确提到了英国殖民者打击了皮科特人。或许，将来的大学生不会像我的学生这样，当被要求用5个形容词来描述印第安人时，会选择“野蛮”这个词。

今天的教科书还对菲利普王战争——它或许是所有对印第安人战争中最惨烈的——予以大量的关注。菲利普王战争始于1675年，当时，新英格兰的白人处死了三名印第安的万帕诺亚格人，致使万帕诺亚格人发起反击。导致失和的另一个原因是毛皮贸易，这项贸易一直是联系土著人与欧洲人的经济纽带，但现在在马萨诸塞却开始衰落了。^[95]《走向今天》引用一位土著人首领梅安特努莫的话，从土著人的角度向学生介绍这场冲突：“我们的父辈有充足的鹿和毛皮，我们的草原上到处是鹿，我们的森林里也是，到处都有火鸡，我们的小溪里都是鱼和飞禽。但是，这些英国人抢占了我们的土地，他们用长柄镰割掉我们的草场，用斧子伐倒我们的树木，他们的牛马吃我们的草，他们的肥猪拱翻了我们的蛤蜊塘堤坝。我们就要饿死了。”《美国人》也引用了梅安特努莫的话，还有几本教科书也公正地解释了菲利普王战争。这很重要，因为这场战争并非无关紧要。据加里·纳什介绍：“在90个清教徒城镇里，有52个遭到袭击，12个被捣毁。到战争结束时，几千名英国人，以及或许双倍的印第安人死去了。”^[96]在菲利普王战争中死去的美洲的土著人和盎格鲁人，绝对要比在法国印第安人战争、美国革命、1812年战争、墨西哥战争或美西战争中死去的要多。从人口比例上看，伤亡人数要比美国的其他任何一场战争都多。^[97]

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战争始于1598年的新墨西哥，当时，西班牙征服者企图占领一个名叫“阿科马”^[98]的印第安人“普埃布洛”^[99]村落，村民杀死了他们中的13个人。^[100]战争蔓延到东南部，在那里，“由于印第安人的猛烈和顽强的抵抗，西班牙人用了100多年才得以在佛罗里达确立殖民统治”。^[101]在1890年，翁迪德尼发生了一场大屠杀。在此之后，除了一些小规模的冲突之外，战争基本平息了。那些战争太多了，我们的历史书无法一一详述。但是恰恰是因为那些战争太多了，忽视对印第安人战争就更会歪曲历史。

我们还必须承认，我们其他的一些战争也都带有印第安人的印记。从1600至1754年，欧洲战事不断，其中包括三次世界性战争：奥格斯堡联盟战争(1689-1697，在美国被称为“威廉国王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在美国被称为“安妮女王战争”)，以及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4-1748，在美国被称为“乔治国王战争”)。在北美洲，英国、法国和西班牙这些欧洲强国以印第安人居住地为缓冲区，并通过各自的印第安盟军互相开战。土著美洲人自身承受了战斗的冲击，但无意间给各殖民地馈赠了相对的和平。

另外一场世界性战争——“七年战争”(1756-1763)，在美国被称为“法印战争”(法国与印第安人的战争)——在北美也主要是双方印第安人进行的战争。土著美洲人不仅参加了美国革命，而且是那场革命发生的重要起因。《1763年公告》^[102]禁止殖民者拓殖阿巴拉契亚大陆分界线以外的土地，这安抚了土著印第安人各族，但激怒了很多殖民者。殖民者认为自己为供养英国军队出钱，但反过来却受到阻挠，不能获取西部边疆的印第安人土地。然而，在采取了对英国的敌对行动之后，1775年新诞生的“联合殖民地”一开始更为关心的是他们与印第安各族的关系，而不是与欧洲的关系，于是，他们派富兰克林先到易洛魁人中去，然后才去法国。^[103]土著印第安人还在1812年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还参加了墨西哥战争和内战。^[104]在每一场战争中，土著人主要是与其他土著人相互仇杀，而每一次都有更多的人联合起来，先是反对各殖民地，后来则是反对合众国。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他们正确地意识到，合众国的对手，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机会，给予他们人权，维护他们的土地。

即便是在讲述法印战争时，一些教科书居然也不提印第安人!美洲印第安人给予白人军队最严重的一次打击，是1755年布拉多克将军的宾夕法尼亚的大溃败。布拉多克当时率有1460名士兵，包括8名印第安侦察兵和一支由乔治·华盛顿领导的附属弗吉尼亚民兵。他们的对手是600到1000名土著美洲人和290名法国士兵。但是，如果按照《美国的传统》的描述，你绝不会想到那里面还有印第安人。该书说：“7月9日，当他们逼近要塞时，法国人打响了伏击。布拉多克的军队被包围并被击败。身着红衣的英国士兵由于不习惯荒野作战(原文如此)，伤亡达900人以上。布拉多克身负重伤，临死前悔恨地说，‘我们下次就知道该如何对付他们了’。”《美国的传统》使得布拉多克的遗言失去了原来的意思，因为，他所说的“他们”，并非指法国人，而是土著美洲人。

在美国革命中，易洛魁联盟的大多数部族站在英国人一边，打击纽约及北宾夕法尼亚的美洲白人。1778年，美国遭到了重创，当时，数百名托利党人和塞内卡族人在宾夕法尼亚的四十堡(Forty Fort)与400名民兵和正规军遭遇，打死了340人。革命后，虽然英国人投降了，但其土著美洲人盟军并没放弃战斗。我们坚持视印第安人为手下败将，这导致了1790至1795年的俄亥俄战争与1812年战争。

土地是无休止的纷争之源。为解释这一长期的纷争，我所考察的半数教科书，包括某些当前通用的版本，都依赖于一种陈词滥调，即：土著美洲人对土地所有权问题的理解是前现代式的。比如，学生们从《美利坚之旅》中了解到，荷兰人“用少量的珠子和其他一些物品从曼哈顿人手中买得了曼哈顿”。这时，学生们或许就会哑然失笑，好一桩交易!多么愚蠢的印第安人，看不到这块岛的潜在价值!没有一本教科书指出荷兰人购买曼哈顿时找错了部落——他们“付错了帐”。无疑，布鲁克林人眼中的坎纳西土人对这桩交易非常满意，因为根据记录，可能没有任何珠子，而是一些金属壶、钢刀和钢斧、枪支、篮子，价值大约今天的2400 美元以上。而维克魁斯基克人(Weckquaesgeek)则很不高兴，他们一直生活在曼哈顿，是曼哈顿的真正主人。后来很多年，他们一直与荷兰人摩擦不断。荷兰人为防止维克魁斯基克人进攻新阿姆斯特丹，建造了一个围墙(wall)；或许，今天美国最著名的街道华尔街(Wall Street)，就是以此命名的。这证明荷兰人自己也很少认为他们是从真正的主人手中买得曼哈顿的。但是我们的历史书对这一部分历史弃之不顾。《美利坚盛典》的作者们或许本来知道荷兰人“付错了帐”。然而，他们对此的描述方式——荷兰人“用一些不值钱的琐物从一些印第安人手中”(他们并不真的拥有曼哈顿)买得了“曼哈顿岛”——只会再次使读者们去想，土著美洲人并不在乎土地所有权，在交易中不够精明。^[105]

欧洲人总会“付错了帐”，或者把钱付给较大民族内的较小派别。对此通常他们无所谓，他们只是为自己的窃取行为寻找正当性。这种欺诈的交易很适合他们的口味，因为他们常常让一个部落或派别反对另外一个部落或派别。最大的一宗“付错了帐”的交易发生在1803年。所有的教科书都描述了杰斐逊如何“通过从法国购买路易斯安那从而使美国领土翻了一倍”。但没有一本指出，那被出卖的土地并不是法国的——它是印第安人的。法国人在出卖土地之前从未与土地所有者协商，甚至连大多数土著美洲人都从不知道这笔买卖。实际上，法国并未真的以1500万美元卖掉路易斯安那。法国只是卖掉了它对这片疆域的“声称拥有权”。美国在整个19世纪一直仍在为路易斯安那向土著美洲人付钱。我们还不停地为其战斗：《军队年鉴》列举了1819年至1890年间涉及“路易斯安那购买”的50多场印第安战争。把法国说成是卖家——就像我们的所有教科书那样——是一种“欧洲中心论”。教科书用以说明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的那些地图，同样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甚至最新的地图还在泰然自若地继续把那些巨大的扩张区域标示为“西班牙领地”、“不列颠领地”或“法兰西领地”，而土著美洲人不见了，似乎美国从法国手中购买的是空地。曼丹人(Mandan)曾招待了1804至1805年冬季到来的远征者，次年冬天克拉特索普人(Clatsop)也是如此；但尽管如此，这些部落仍被忽略掉。看起来，刘易斯和克拉克完全是在自力更生了。

一些新版教科书仍然指责土著人不懂得，当他们出卖自己的土地时，他们出让的不仅是耕种权利，还包括在这笔财产上从事运动、渔业以及纯粹娱乐的权利。《美国人》说：“对于土著美洲人来说，没有人是土地的主人——土地就在那里，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胡说!美洲印第安人与欧洲人的财产观念大体相同，只不过土著人并不认为个人有权买卖土地，只有整个村庄才有这种权利。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们似乎并不知道20世纪之前的那些土地买卖——包括白人之间的土地买卖——一开始出让的是耕种权、井矿权以及用某种方式扩展土地的权利，而不包括禁止穿越土地的权利。未开发的私人土地被视为公共的，只要行为得体，任何人都可以进入。^[106]而且，部落协调员通常要保证，一些契约与协定都要特别保护土著印第安人的渔猎、聚集和穿越权利。^[107]

大多数教科书的确指出，土地纠纷是我们对印第安发动战争的根源。比如，《走向今天》在开始讨论1812年战争时，介绍了特库姆塞^[108]如何会见印第安领地的总督威廉·亨利·哈里森，抱怨白人侵越了印第安土地。最近出版的一些其他教科书同样强调与印第安人的那些冲突，并认为英国人在背后支持印第安人是造成冲突的关键原因。实际上，沿佛蒙特到乔治亚的皮埃蒙特山麓高原一线，美洲白人总想把白人居住点的疆界推至印第安人区域。这是一种很有意义的改进。早期的教科书只是重复当年麦迪逊政府提出的那一借口——尽管这一借口毫无道理：英国人拒绝对美国船只和海员表示适当的尊重。毕竟，在某些边疆州把“战鹰”们——那些发誓要用军事行动拓展合众国疆域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选派到1810年的国会中之前，英国的海事法律并没有导致战争。边疆州的白人叫嚣战争。

1811年11月，针对特库姆塞的抱怨，哈里森采取的行动却是攻打肖尼人(Shawnee)及与之结盟的部落，这就是“蒂帕卡努河战役”，边疆的战火由此燃烧起来。在1812年战争中，美国发起的七次重大地面战争中有五次是主要针对土著美洲人。^[109]

关于战争的关键后果，除两本教科书外，其他教科书几乎完全忽略了。有些作者居然把“星条旗永不落”引为主要的结果!

其他的一些作者声称战争形成了“民族自豪感”，或者“帮助美国人赢得了欧洲人的尊重”。《美国的冒险历程》还算不错，它指出，“美洲印第安人是战争唯一的真正输家”。《美利坚民族的胜利》表达了同样的倾向，只是稍微委婉一些：“1815年后，美国人开始了激动人心的占领西部土地的行动。”其他的所有教科书都忽略了关键的结果：作为对我们放弃加拿大的回报，大不列颠放弃了与今天美国所在地范围内的各美洲印第安民族的联盟关系。失去了来自欧洲盟国的军需物资和其他援助，后来的对印第安战争从主要是国际冲突转变为国内的扫荡行动。这一结果成为印第安与美国在19世纪余下时间里的关系发展的核心内容。因此，1815年之后的对印第安战争虽然夺走了双方数千人的生命，但不再对合众国构成严重的威胁。^[110]虽然土著美洲人在接下来的不少战争中赢得了胜利，但是谁是最后的赢家，向来是毫无疑问的。

1812年战争的另外一个结果是，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部分历史。正如历史学家布鲁斯·约翰森所说：“一个世纪的(向土著印第安人)学习逐渐终止了；不止一个世纪的遗忘——把历史改编成替征服者说辞的工具——开始了。”^[111]1815年之后，美洲印第安人再也不能起到社会学家所称的“冲突对手”——他们是重要的“他者”，应该得到重视——的作用了。因此，美国人忘记了土著人曾经在我们历史上举足轻重，甚至连术语也发生了变化：在1815年之前，“American”通常被用来指土著美洲人，但从那之后，它指欧裔美国人了。^[112]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少教科书忽略了菲利普王战争以及土著美洲人在1812年战争中的作用，却把注意力放到诸如1885年至1886年间杰罗尼莫领导的“阿帕契战争”——大约只有40名阿帕契族战士参加了这场战争——等小规模的大平原战争上。^[113]大平原战争适合教科书的1815年之后的故事线索，因为，那些战争使白人定居者与半游牧的印第安人对立。大平原印第安人是教科书所热衷于哀悼的土著美洲人：作者们哀叹大平原人的逝去，但又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说法不会引起麻烦。

教科书也没能说明持续不断的印第安战争如何在我们的文化中引起反响。卡勒顿·比尔斯写道：“我们默许对印第安人的剥夺，这铸就了美国人的品性。”^[114]一旦土著人不再是“冲突对手”，他们在很多白人心目中的形象就降低了。卡伦·库柏曼向我们展示了印第安人17世纪40年代遭遇失败之后，这一变化是如何在弗吉尼亚展现出来的。他指出：“是印第安人最终被削弱了力量，而不是他们的种族卑劣性，才导致了他们有可能被视为无需权利的一族。”^[115]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认知失调”：土著人在1610年还被视为“机灵”、“勤劳”和“理解力强”的，但现在变成了“懒散、恶毒、消沉和散漫的”。像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一样，乔治·华盛顿也改变了对印第安人的态度。华盛顿在早年曾对印第安人抱以肯定的评价，但在革命战争以及1790年俄亥俄战争中对他们发起攻击之后，他开始把他们贬斥为“猎物”。^[116]

这种论证思路在1812年战争之后演变成一种非官方的国家政策。1845年，威廉·吉尔莫·西姆斯写道：“我们用残忍无情的双手，捣毁(美洲印第安人的)居住点，把他们赶出家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盲目的偏见……被不断助长，并成为证明我们的手法之正确性的必要工具。”印第安事务委员会专员弗朗西斯·A.沃克认为美洲印第安人道德水平低下，1871年，他写道：“与野蛮人打交道时，就像与野兽打交道一样，无论如何也不能升起一种把他们当作一个民族的尊敬之情。”美国所做的一切，出发点都是“图己之便”。^[117]这样，这种认知失调败坏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理想主义精神。从1815年起，我们非但没有传播民主，反而是输出白人优越论的意识形态。渐渐地，我们寻求对墨西哥、菲律宾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很多国家的霸权，并且间接地谋求对其他国家的霸权。欧洲国家虽然表示，他们对我们的西部边疆感到震惊，但很快他们也效仿起我们了。英国灭绝了塔斯马尼亚岛^[118]的居民，德国人对纳米比亚的赫雷罗人(Herrero)发动总体战。多数西方国家还有待正视这段历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道夫·希特勒甚至要比那些照本宣科的美国中学教师们更熟知我们是如何对待印第安人的。希特勒称赞我们在西部为美洲印第安人设立的集中营。根据其传记作家约翰·托兰的介绍，希特勒“经常向自己的身边人夸赞美国有效的种族灭绝政策——饥饿、以多制少的战斗”，并把它作为自己对犹太人及吉普赛人(罗姆人)实行灭绝政策的榜样。^[119]

在历史上，除了战争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当然有。

实际上，法国、俄国和西班牙都曾在美洲采取不同的做法。然而，由于那些非战争方式基本上是美国没有采纳的，因此成为历史学家的一个棘手问题。正如爱德华·卡尔^[120]指出的：“总体上，历史是人们所做的事情，而不是所没有做的事情。”^[121]另一方面，我们试图使今天的一切看似不可避免，这种做法剥夺了历史的生命力和大多数意义。历史在于人们行为的偶然性。“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戈登·克雷格^[122]提醒我们，“恢复过去曾经有过的各种可能选择。”克雷格还指出，这才是我们讲授历史并使人们记住历史的可取方法。^[123]美国白人们取舍于众多的现实可能性之间，而且常常因此分裂。在美国历史的各个关节点上，反印第安政策本来或许是另外一种样子。比如，1812年战争在新英格兰非常不受欢迎的一个原因就是，新英格兰人认为它是奴隶主在肆无忌惮地抢占印第安土地。

白人与土著美洲人曾经和平共处，这或许能说明取代战争手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真的可能吗？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们须小心不要把静态的印第安文化与不断变化的现代文化相比较。我们已经看到，独立的土著文化中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欧洲军事行动面前放弃了耕种、多种语言的百花齐放、更正式的等级制的发展，以及大平原印第安文化的一体化。这类变化无疑一直在延续。因此，我们不是在谈论身背弯弓、腰缠利箭的猎户与计算机旁的都市人并肩而坐。

我们必须记住，在美洲，数以千计的白人和黑人加入印第安人社会，他们一定相信这种共处是可能的。然而，从一开始，白人的行为就阻碍了和平共处。数以千计的小侵扰最终使得美洲印第安人最终无法在白人的临近耕种土地。在普利茅斯周围，印第安人把他们的牧场租让出去，只保留了自己的种植用地。但等他们发现这并不能阻止殖民者放任牲畜践踏自己的庄稼时，为时已晚了。土著美洲人提出抗议，但他们常常发现，殖民者的法庭拒绝采信他们的证词。另一方面，“印第安人胆敢杀死英国人劫掠的牲畜，就要被立即带到一个敌对的法庭上”。^[124]大西洋岸的先例——美洲印第安人不是欧洲人的国家的公民，他们没有法律权利——阻碍了白人与印第安人在整个殖民地时期乃至后来的合众国时期的和平共处。即便是在那些被认为是土著人控制区的“印第安人领地”内，到底是印第安人侵犯了白人的土地，还是白人侵犯了印第安人的土地，这类纠纷的审判都必须在数英里之外的密苏里或阿肯色的白人法庭上进行。^[125]

既然很多白人从侵占印第安人土地上得到了切实的利益，既然当瘟疫肆虐大陆时，土著人口急剧下降但欧洲人和非洲人的数量却不断增长，那么，合众国统治的建立就是自然的了。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只是延缓了这种必然性。还有一种方式本也可以取代战争，那就是明确地维护种族和谐——合众国可以以欧洲人为主，但不能是种族主义的，不能在印第安人与非印第安人之间制造种族歧视。^[126]美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几个种族主义相对较弱的种族居住区的先例。社会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三族飞地”^[127]，因为这些居住区传统上同时存在着白人、黑人和红人的元素。几个世纪以来，这些社群占据着沼泽及其他无人问津的土地，主要只是想不受打扰。革命战争的英雄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是一个万帕诺亚格人与欧洲人、非洲人的混血后裔、逃跑的奴隶，他也是这种隔离社群的一员。北卡罗来纳的拉姆毕族印第安人中有最多的这种隔离社群。其他的“三族飞地”部族还有：马萨诸塞的万帕诺亚格人、佛罗里达的西米诺尔人，以及从路易斯安那到缅因州的一些较小的种族居住地。^[128]

英国人1585年在北美建立的第一个居住点罗亚诺克岛(Roanoke Island)或许并未消逝，而是逐渐融入附近的克罗亚坦族(Croatoan)印第安人之中。用历史学家J. F.弗茨的话说：“他们由此成功地建立了一个‘两族’社会，并一直在逃避殖民种植者。”渐渐地，英国人与克罗亚坦人成为拉姆毕人的一部分。然而，英国人从来不懂得那“失去的殖民地”的意义。弗雷德里克·特纳曾指出，他们并不想去思考英国殖民者通过与土著美洲人的融合而得以生存的可能性。J. F.弗茨告诉我们，相反，“失去的殖民地”的故事被用作一个缩影，以反映敌对的印第安人背信弃义的本性，由此还被用作一种“血衫”神话，以证明我们若干年后对波瓦坦人(Powhatan)的入侵是正当的。“三族飞地”通常只是得到白人邻居的蔑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选择离群乡居的原因。我们的教科书也在隔离他们：没有哪本书提到了这一术语或这类人群。^[129]

土著人、欧洲人与非洲人还有可能通婚。通过婚姻的方式结盟是两个社会之间常见的交往方式，在美国，印第安人反复提倡这种方式。^[130]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西班牙男人娶土著女人为妻，使她们遵循西班牙的生活方式。而法国皮货商在加拿大和伊利诺伊娶了土著女人，开始过上土著生活。教科书本可以不无益处地向学生透露这一过时的说法——法国人渗透进了印第安社会，西班牙人改造了他们的文化，英国人则驱逐了他们。这种说法提供了对欧洲人与印第安人关系的大体上正确的总结。^[131]在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英国殖民者很快发布命令，禁止种族通婚。^[132]波卡洪塔斯是最早、也几乎是最后一个通过婚姻被英裔美国人社会——由此我们可称之为“白人社会”——所接纳的土著人。在她之后，大多数跨族配偶则更容易被土著社会所接受。在那里，他们的孩子常常成为首领，因为，融入复杂的世界乃大势所趋，这些孩子的双重文化背景对于这些部落来说是宝贵的财富。^[133]但在盎格鲁社会，“混血儿”非但不受尊重，反而是一种蔑称。

另外一种可以取代战争的方式是在合众国之内建立某种美洲印第安人州。1778年，特拉华的印第安人提议土著印第安人可以作为独立的州加入邦联，但国会甚至拒绝考虑这一提议。^[134]在19世纪40年代，“印第安人领地”要求与其他地区一样，拥有向国会派驻代表的权利，但是南方白人拒绝了他们。^[135]通过许诺如果南方赢得内战南部“联盟”^[136]就接纳这个领地为一个州，“联盟”赢得了“印第安人领地”内多数土著美洲人的支持。内战之后，土著美洲人向合众国提出同样的要求；合众国再次拒绝了，但最终接纳了印第安人领地，建立了以白人为主的俄克拉荷马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乔克托语中，这个州名的意思是“红人(的土地)”。

我们的教科书对这些可能性置若罔闻。它们沉湎于另外一种未曾实现的模式：向白人社会的完全单向的转型。多数美国历史教科书用这样的总体思路来讲述美洲印第安人：我们试图使他们欧洲化，但他们不愿、也不可能接受，因此我们驱逐了他们。这种讲述虽然比早期教科书对印第安人保有较多的同情，但仍然落入圈套：19世纪政治家们只是把“土著美洲人阻碍了进步的道路”这类宣传口号作为驱逐土著美洲人的理由，但教科书却把这类宣传当作真实的历史。唯一真正的差别在于语气的不同。为美洲白人的驱逐行径辩护，其腔调更加刺耳。他们把土著文化贬低为原始的、野蛮的和游牧式的。教科书的作者们还常常借上帝之手，或上帝之口，向那些在土地上“勤勉有加”的人赐福。^[137]现在，驱逐已经完成，我们的1980年以后的历史教科书就能够在被征服的文化中看到更多的美德了。但是，它们仍然把美洲印第安人看作悲剧性的另类，说他们不能、或不愿意进行文化融合。

麻烦的是，事情并非如此。问题并不是土著人没能实现文化转型。实际上，很多欧裔美洲人并不真的想让印第安人实现文化转型，那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这种事有时候很明显：1789年，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通过一项法律，禁止教授土著印第安人如何读写，“违者处以死刑”。^[138]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于1808年告诉切罗基族代表团说：“因此，我恳求你们，每个人到你们现在所得到的土地上(原文如此)去建立一个农庄，把地圈起来，去耕种，去盖一个温暖的房子，在你们死后，土地属于你们的妻子和孩子。”^[139]实际上，切罗基人早就是农民，他们去找杰斐逊，恰恰是要求总统把他们的土地作为私人农场分发给他们，并让他们成为公民。^[140]杰斐逊搪塞他们。《美国之路》问学生：“为什么印第安人要被赶往大西部？”该书的教师用书所给的答案是：“他们被赶走，以便定居者能够在土地上种庄稼。”对这个提问，我们或许还要补充问一句：“印第安人在土地上做什么？”答案是：“他们在种庄稼!”当杰斐逊向他们讲话时，白人正在焚烧他们的房子和玉米地；这把火自1622年在弗吉尼亚点燃以来，已经烧了186年。

不论土著美洲人的文化转型有多么彻底，他们都不可能在白人社会取得成功。白人不让他们成功。纳什说：“印第安人总被视为异类，他们很少被允许生活在白人社会里，最多只是生活在他们的周围。”^[141]土著美洲人积攒财富，置办欧式房产，或许还经营锯木厂，结果却成为白人暴徒的首选目标，那些白人对他们的土地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垂涎已久。在战争时期，归化的印第安人的地位变得特别凄惨。就拿宾夕法尼亚来说，在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期间，萨斯奎哈纳人(Susquehannas)本来在白人的城镇里与他们和睦相处，现在却丧命于这些邻人的板斧之下。白人后来从政府得到奖赏——政府并不在意他们剥了谁的头皮，只要是印第安人的，一概有赏。几个世纪里，在这个国家，这种事屡有发生。又如，1860年，加利福尼亚的牧场主们屠杀了800名维约特人(Wiyots)中的185人。这个部落本已与白人结盟，但现在，白人却震怒于“外族”牲畜的袭扰，而使他们遭此大祸。^[142]

一些新教科书做得不错，它们讲述了“文明五族”——乔克托族、契卡索族(Chickasaws)、切罗基族、克里克族以及西米诺尔族——如何成功地实现文化转型，却又被排挤到俄克拉荷马^[143]。无论如何，这些教科书的作者们从来不让这些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印第安人妨碍自己的传统的故事线索。忘记白人是如何逼迫印第安人迁徙，忘记是谁教会“始祖移民”们在最初的土地上耕作，我们的文化和教科书仍然在把土著美洲人描绘成原始的狩猎民族，并由此把他们说成是历史进步的不幸牺牲品。

布尔斯廷与凯利指出：“在墨西哥北部，大多数人过着漫游式的、简单的部落生活。北美印第安人主要从事狩猎和采集。少数例外者——在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在某处定居下来，开始成为农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土著人眼中，欧洲人才是游牧民族。对此，1855年，西雅图酋长^[144]曾指出：“对我们而言，祖先的骨灰是神圣的，他们的安息地是圣地。你们却远离自己祖先的坟墓四处游荡，似乎从不心生悔意。”相比之下，印第安人的“漫游”无非是从夏季房子搬到冬季房子，然后再搬回来而已。^[145]

只要设想一下，美国纵容针对所有姓氏首字母为L的人的非法歧视，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多数土著人不能实现文化转型。“我们”能呆多久？第一批非L姓的人想夺走我们的房子或工作，他们把我们赶走，于是我们失去了各种资源。我们周围的人会谴责我们这些L姓的人是游民。这就是土著美洲人所遭遇到的。在马萨诸塞，殖民者不断地向印第安家庭挑起事端，因为结果很可能是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146]在俄勒冈，240年之后，这种情况仍在继续。到1862年，1万名白人移居内兹佩尔塞族(Nez Percé)的“保留地”，因此一位俄勒冈州的参议员建议，合众国应该除掉这个民族。缅因州参议员威廉·费森登指出了这一问题：“我认为，在俄勒冈，要不使他人染指白人所拥有的那些土地，毫无困难。但是，如果那些土地恰巧是印第安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147]没有合法权利，文化融合就不能成功。英穆图亚哈拉特拉特(Inmuttooyahlatlat)——白人称其为“约瑟夫酋长”──雄辩地说道：“我们要求对所有的人实行同样的法律。如果印第安人违法了，他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白人违法了，他们也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让我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在我所选择的地方自由地旅行，自由地停歇，自由地工作，自由地贸易，自由地说我想说，想我所想，做我想做。”^[148]但事实并不如此。大多数法庭根本拒绝听取土著美洲人驳斥白人的证词。人类学家彼得·法布指出了非印第安人是如何在土著社会的等级制中一步步上升的，并接着说：“在美国历史上，印第安人即便愿意归化，也几乎从来没有得到同样的机会。”^[149]文化转型后的土著人像靶子一样惹眼。

历史教科书的作者们在写作时有时也会坦露自己的意图。

在《美国之路》的教师用书中，南希·鲍尔指出：“本书的目的在于使读者理解美国，为国家的强大而自豪，为其进步的决心而振奋，并以积极公民的姿态迎接‘美国之路’所带来的机遇。”从逻辑上推理，这位作者或许不可能对印第安人的历史予以适当的注意。不难理解，这类教科书的作者们的写作方式都带有这样一个特点：要让“定居者”的子孙们因为好的过去而感觉良好。自豪感是人所共需的，但是它导致一种困扰，使得历史很难不变得简单化。土著美洲人不能、或不愿意实现文化转型，因此使其历史蒙上悲剧色彩，这契合白人的历史自豪感。教科书对印第安战争轻描淡写，这有助于我们忘记是我们从土著美洲人手中夺取了大陆。今天的大学生们在被要求列出一串美国战争的名单时，从来没想到要写进印第安战争，不论是一场，还是整个的印第安战争。印第安人与白人之间的战争占据了我们从1622至1815年的历史的主线，直到1890年，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现在却从我们的民族记忆里消失了。

反对贬低对印第安战争，并不意味着要对其无限夸大。把印第安人历史讲述成白人恶棍的表演，或许很契合那些急于推断美国很坏或白人是坏人的人的口味。然而，事实远为复杂得多。因此，我们所讲的历史也不能简单化。一些教科书开始介绍白人内部的某些分歧，那种分歧其实就包含了众多可以避免战争的可能性。有些教科书谈到了萨勒姆的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 of Salem)。17世纪30年代，此人向马萨诸塞殖民者发出挑战，否定他们关于这片土地的王室特许权。他断言，“土著人才是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除非他们将它出售。(清教徒们拒绝了威廉姆斯，后者只好逃至罗德岛。)^[150]大多数教科书现在也会提到海伦·亨特·杰克逊^[151]。1881年，她自费印刷了其著名的谴责我们的土著美洲人政策的作品《一个世纪的羞耻》，并分发给每一位国会议员。^[152]最近的所有教科书都介绍了安德鲁·杰克逊与约翰·马歇尔在佐治亚州征服切罗基人问题上如何争执不下。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支持切罗基人，但杰克逊总统非但不把最高法院放在眼里，反而说：“约翰·马歇尔已经做出了他的判决，那就让他自己去执行好了!”但是，没有教科书展开论述，把它视为我们国家诞生之后整个一个世纪里的核心问题。也没有哪本教课书提到一些基督教派别——贵格会、“夏克会”(Shakers)、摩拉维亚教、长老会，以及一些辉格党成员——是如何动员大众舆论去为土著印第安人谋求平等待遇。^[153]通过忽略辉格党人，教科书使得切罗基人的消亡似乎不可避免；这成为又一个例证，以说明未实现文化转型的土著人在进步历程里是没有希望的。

土著美洲人将迫使教科书表明，尽管遭遇各种各样的战争、瘟疫，以及针对自身文化的各种压力，美洲印第安人依然生存了下来——不仅是身体上，而且是文化上，并且与美国保持着政府与政府的关系。及至1984年，一项关于美国历史教科书的调查指责道：“当前对于土著人来说最重要的那些问题却被完全忽略了。”^[154]我所考察的那些教科书有所改进。“美国印第安人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起了三场重要的印第安人接管运动，他们接管了旧金山湾的恶魔岛、华盛顿特区的印第安人事务局，以及南达科他的翁迪德尼。大多数新教科书对这三场运动的前因后果都做了恰当的解释。

针对印第安人的种族主义在20世纪大幅减弱。通过充分利用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很久以前所宣布的印第安人作为“独立的国内民族”的独特地位，很多部落发展起博彩业和旅馆业，建立了与全球经济的稳固联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美国开始允许土著人成功地实现文化转型，但由于方式是盎格鲁式的，结果仍对土著人的文化完整性构成新的威胁。贫穷和歧视长期以来一直加剧了美洲印第安人的孤立。如果他们现在能够找到好的工作——有些人的确找到了，能够购买新的交通工具和卫星电视——有些人的确买到了,能够过上半城市化的生活——有些人的确过上了，可是，要想保持印第安文化的那些核心价值，反而困难得多了。^[155]只有一本教科书——我所考察的最早的教科书之一——提出了这一现在威胁着土著美洲人的关键问题：独特的印第安文化能够保存吗？《发现美国历史》用一个例子说明了这一问题：它同时要求学生说几句美国土著青少年常说的话，以体会那种困境。新教科书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它们选取的是非印第安人的素材，停留在非印第安人的解释框架之内。一些教科书仍然把土著美洲人说成是与文明相对立的，并且继续相信印第安文化就像人类学家就这个种族所谈论的那样——在与白人一接触时就凝固了。教科书对美洲印第安人为保持自身的单一生活方式所做的“艰苦斗争”表示同情时，也只会证明自己的视野狭窄。土著美洲人从来不只有“一种”生活方式，他们有很多种。即便没有欧洲人和非洲人的到来，美洲印第安人也不可能使这些生活方式在过去的五百年里保持不变。印第安人一直在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的自治就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甚至在今天，我们把土著美洲人的首领分为两类：想实现文化转型的“进步派”，与想“保持印第安风格”的“传统派”。教科书的作者们并不给其他的美国人套上这个紧身衣。我们这些非印第安人从历史中或从其他文化中任意选择接受自己想要的东西。18世纪80年代，我们抛弃了我们的医学传统，但同时保留了我们的宪法。但是，土著美洲人执业医师如果放弃了他们的传统治疗方式，从法国接受了巴氏杀菌法，或从英国接受了抗生素，就会被视为放弃了自己的印第安方式。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交通或居住模式，但仍不失为“美国人”。但印第安人在我们眼中却不能既有所改变又不失为“印第安人”。

历史学的进步或许会增加我们意识形态领域中对垒双方的融合机遇。如果我们认识到美洲印第安人的思想对形成美国文化的作用，美国就能够把土著美洲人社会视为一种值得我们继续学习的文化财富。但现在，我们的教科书没有一本提到了这种可能性，甚至那些最开明的教科书也只是呼吁善待印第安人，而没有提议我们的社会应该继续汲取美洲印第安人的思想精华。

然而，即便我们中间不再有土著人或土著文化，我们仍要意识到那些本来会发生的多种可能性，要记住那些战争，要了解白人—印第安人关系的原貌。印第安人的历史是一剂良药，能够治疗宣扬“美国例外论”的那种虔诚的种族优越感——所谓欧裔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印第安人的历史告诉我们，美国及其前身英属殖民地对这个世界罪孽深重。对此我们必须永记不忘——当然，这并不是要纠缠于我们的过失，而是要理解并记住，我们再也不能制造伤害。我们应该通过自我批评来调整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就像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维克西指出的：“深入研究我们与印第安人的关系，设想一下美国人自身的黑暗面，就会逐渐形成这种有力的自我怀疑感。”^[156]通过“红眼”看历史，而不是把历史说成一群好人必然胜利的故事，将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更为深刻的理解力。

1. 红眼人，red eyes，在此一语多关，既表示印第安人据说的红皮肤和红眼球，又表示印第安人及其同情者因其苦难而哭红了双眼，还表示用印第安人的视角去看待历史。
2. James Axtell,“Europeans, Indians, and the Age of Discovery in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s,”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2(1987):629-30.
3. Francis Jennings, The Invasion ofAmerica(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5), vii.
4. Friedrich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New York:MacMillan,1907),86.
5. Rupert Costo,“There Is Not One Indian Child Who Has Not Come Home in Shame and Tears,”in Miriam Wasserman, Demystifying School(New York:Praeger,1974),192-93.
6. Thomas Bailey,“The Mythmakers of American History,”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68):18.
7. Quoted in Calvin Martin, ed., 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102.
8. 本杰明·威斯特(Benjamin West，1738-1820)，美国画家。
9. Axtell,“Europeans, Indians, and the Age of Discovery,”621-32.
10. Sol Tax, foreword to Virgil Vogel, ed., This Country Was Our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2), xxii.
11. 但也不尽然：《走向今天》，在其1088页中，只有一页半，或者说0.1%的篇幅讨论了印第安人问题。而《发现美国历史》的831页中只有两页，占0.2%。《美利坚盛典》(1991),1077页中只有4页，占0.4%。《美利坚盛典》(2006),1162页中只有4页，占0.3%。而Boorstin and Kelley的书的1056页也只有4页，占0.2%。《走向今天》对美国历史从头讲到尾，但我所编撰的那部分更重视现代；另一个版本在印第安文化方面花了更大的篇幅。
12. 我将交替使用“部落”和“民族”这两个词，因为土著美洲人的领袖认为“民族”是一种欧洲式的结构，它更强调国家，他们认为这不适合大多数印第安社会。就像前面一章指出的，我还将“土著美洲人”以及“美洲印第安人”等同使用。我所考察的那些教科书也陷入了这一语言困境。有趣的是，那些使用“土著美洲人”这一术语的书籍所提供的解释未必就是最新颖的。我是先用他们的对非本土读者更熟悉的名字来介绍土著人，然后再用他们的土著名字称呼他们。
13. Robin McKie,“Diamonds Tell Tale of Comet That Killed Off the Cavemen,”The Observer,5/20/2007;observer.guardian.co.uk/,5/20/2007.
14. 还有一本书：《合众国：共和国的历史》，虽然拒绝放弃教科书惯常的“无所不知”的腔调，但也提到了考古学中的一些争论和分歧。
15. John N. Wilford,“New Mexico Cave Yields Clues to Early Man,”New York Times, May 5, 1991,描述了Richard MacNeish的研究，后者提出35000年说。David Stannard, American Holocaus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10,提出32000年到70000年说。Sharon Begley“The First Americans,”in Newsweek’s special issue When Worlds Collide(Fall/Winter 1991),15-20。中对此提出了一个有益的总结。参见Andrew Murr,“Who Got Here First？”Newsweek, 11/15/99;Marc Stengel,“The Diffusionists Have Landed,”Atlantic Monthly 1/1/2000,35-48, theatlantic.com/issues/2000/01/001stengel.htm;Steve Olson,“The Genetic Archaeology of Race,”Atlantic Monthly,4/2001,70-71;and Steve Olson,“First Americans More Diverse than Once Thought, Study Finds,”Washington Post,7/31/2001。
16. 根据Robert F. Spencer, Jesse D. Jennings et al., The Native Americans(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8,大多数考古学家相信小基因库学说。
17. 华莱士线(Wallace’s line)，是英国科学家华莱士(A. R. Wallace)于1868年提出的著名生物地理学界线，大致位于印度洋与大洋洲之间。
18. 既然12000年前人类到达澳大利亚，并且是步行到达，我们就不能确信印第安人没有渡船到达这里。虽然考古学在这一区域没有发现船只，但是当时他们不可能用石头造船，木船也很难保留至今。
19. 根据American Journey，“因纽特人(Inuit)是最后一批穿越大陆桥到达北美的移民。”这样推测，这些著名的爱斯基摩人大概是用肩膀扛运他们的船只。
20. 诚然，海平面下降形成了一个沟通白令海峡的峡谷，南北美洲都并不完全被水包围，因此，第一批殖民者就没有理由说它们被水包围了——Boorstin, Kelley, Garraty也都不能这样说。欧洲在初具大陆特征的年代，远未被水包围；这是作者们的挑剔，而非见解。
21. 这再次说明，证据的缺乏不证明事实就不存在。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考古工作尚显不足，今天已被海水浸没成为海岸线的地区也几乎没有考古发现，去证明早期的人类移民。
22. 骆驼是美洲的唯一驮重动物，Diamond解释了它们为什么并不真的适合。
23. 科特兹(Hernand Cortés，1485-1547)，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探险家。后文的伯纳尔·迪亚兹(Bernal Diaz)是其随从，著有《新西班牙征服记》。
24. 迪亚兹引自Sources in American History(Orlando, FL: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6)。人口数引自Robert F. Spencer and Jesse D. Jennings, The Native Americans,480。
25. 引自Costo and Henry, Textbooks and the American Indian。
26. 在The Cunning of History(New York:Harper,1987),91的一段关于纳粹大屠杀的反思中，Richard L. Rubenstein强调“大屠杀见证了‘文明的进步’”。
27. 圣诞节是欧洲文化融合的一个例证，它把诸如弥赛亚的犹太信仰与欧洲北部诸如“冬至”以及重视冬青植物(冬青树、常春藤、常绿树、槲寄生灌木)的“异教徒”仪式结合起来。易洛魁人与其他地方民族的谷物文化，把源自墨西哥和秘鲁的谷物与东北部既有的思想观念结合起来。
28. Pertti Pelto, The Snowmobile Revolution(Menlo Park, CA:Cummings,1973).
29. Fred Anderson, review of The Skulking Way of War,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9, no.3(December 1992):1134.
30. Robert Utley, The Indian Frontier of the American West(Albu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84),12.
31. 土著社会中人口的这种混合使人很难鉴别今天人的生理类型。“克里克人”与“拉姆毕人”(Lumbee)是文化而非种族称谓；见J. Leitch Wright Jr., The Only Land They Knew(New York:Free Press,1981),230。更有力的集权政府也是由欧洲势力针对本土居民所建立的，这样他们就有了可对付的竞争对手。
32. Gary Nash, Red, White, and Black(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 Hall,1974),257;James Axtell, The European and the India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257.
33. 关于爱尔兰，见Allen Barton, Communities in Disaster(Garden City, NY:Doubleday,1970),11-12。墨西哥和秘鲁的大规模的民族，像欧洲的民族一样，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在今天美国所处的大多数区域，特别是西北部，部落战争在欧洲人的影响到来之前有时是凶残的。
34. Wright, The Only Land They Knew,138;Patricia Galloway,“Choctaw Factionalism and Civil War, 1746-1750,”Journal of Mississippi History 44, no.4(11/1982):289-327;Joseph L. Peyser,“The Chickasaw Wars of 1736 and 1740,”Journal of Mississippi History 44, no.1(1/1982):1-25.
35. 18本书中有6本提到“皮科特战争”或“菲利普王战争”的幸存者被卖为奴隶，但是它们认为那是个别的事件，并且没有提到印第安奴隶贸易。
36. 庞塞·德·莱昂(Ponce de Leon)，16世纪初到达美洲的西班牙殖民者。
37. Wright, The Only Land They Knew,33,130.
38. Peter N. Carroll and David Noble, The Free and the Unfree(New York:Penguin,1988),57.
39. Almon W. Lauber, Indian Slavery in Colonial Times Within the Present Limits ofthe United States(Williamstown, MA:Corner House,1970[1913]),110.
40. Lauber, Indian Slavery in Colonial Times,106.另外，Nash, Red, White, and Black,113,119,提供了一些不同的数据：5300名白人，可能包括契约奴以及2900名黑人和1400名印第安人。
41. 在现代英语中，pawnee有“典当”、“人质”的意思。
42. J. A. Rogers, Your History(Baltimore:Black Classic Press,1983[1940]),78.See also Frederick W. Hodge, ed., Handbook of the Indians(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Bulletin, vol.30, part 2)(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6),216.
43. 约翰·萨特(John Sutter，1803-1880)，瑞士殖民者，曾到达加利福尼亚。
44. 关于加利福尼亚，见Albert Hurtado, Indian Survival on the California Frontie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75.关于西南部，见Jack Forbes, The Indian in America’s Past(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 Hall,1964),94-95. Cf.Alan Gallay, The Indian Slave Trad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
45. Wright, The Only Land They Knew,81-83.
46. Henry Dobyns, Their Number Become Thinned(Knoxville: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1983),332。他还指出，由于瘟疫使一些有专门技术的人丧生并使人口锐减，由此导致劳动分工程度降低了，这对土著人技艺失传起到重要影响。另外参见Nash, Red, White, and Black,97;Jennings, The Invasion ofAmerica,41,87;Anthony F. C.Wallace, The Death and Rebirth of the Seneca(New York:Alfred A. Knopf,1970),24-25;Neal Salisbury, Manitou and Providence(New York:Oxford,1982),56-57。
47. Utley, The Indian Frontier ofthe American West,21.“绿眼白人”(Wasichu)在拉科他语(Lakota)中还指“肥胖的贪食者”(Wendy Rose,“For Some, It’saTime of Mourning,”The New World[Smithsonian Quincentenary Publication], no.1[Spring 1990]:4)。切罗基语中“白人”同样指“贪婪的抢夺土地的人”，引自与Ray Fadden的一次私人谈话，November 25,1993。
48. 《美国人》的确提到欧洲人“需要向他们竭力征服的人取经”，但连一个例子也没给出。
49. D. W. Meinig,“A Geographical Transect of the Atlantic World, ca.1750,”in Eugene Genovese and Leonard Hochberg, eds., Geographic Perspectives in History(Oxford:Basil Blackwell, 1989), 197;Patricia Nelson Limerick,“The Case of the Premature Departure:The Trans-Mississippi West and American History Textbooks,”Journal ofAmerican History 78, no.4(3/1992):1381。教科书的观点可以与一部名叫Koyaanisqatsii的电影相对照，该电影以霍皮人(Hopi)的视角，描写了恬静的西部大峡谷，并与纽约市的不平静的城市峡谷相对照。
50. Ronald Sanders, Lost Tribes and Promised Lands: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sm(Boston:Little, Brown,1978),373-74.
51. “滋润的星期二”，源自法语“Mardi Gras”，是天主教徒进入斋月前一天的一种娱乐聚会。后演变为今天美国的一个狂欢节，多在二月的某一个星期二。
52. 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是每年的3月17日，是为了纪念爱尔兰守护神圣帕特里克。
53. Helen H. Tanner,“The Glaize in 1792:A Composite Indian Community,”Ethnohistory 25, no.1(Winter 1978):15-39.
54. Hurtado, Indian Survival on the California Frontier,47-49.
55. Nash, Red, White, and Black,60.
56. 米歇尔·克雷夫科尔(Michel Guillaume Jean de Crévecoeur，1735-1813)，法国贵族、作家，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
57. 转引自Peter Farb, Man’s Rise to Civilization(New York:Dutton,1978),313。
58. 本杰明·富兰克林，引自Bruce Johansen, Forgotten Founders:How the American Indian Helped Shape Democracy(Cambridge, MA:Harvard Common Press,1982),92-93.另外，Farb, Man’s Rise to Civilization,313;Frederick Turner,Beyond Geography(New York:Viking,1980),244;Nash, Red, White, and Black,317-18;以及James Axtell,“The White Indians”in The Invasion Withi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302-27也认为，反过来，更多的白人变成了印第安人。
59. Turner, Beyond Geography,241;Karen Ordahl Kupperman, Settling with the Indians(London:J. M. Dent,1980),156。另参见Axtell,“The White Indians,”and The European and the Indian,160-76。
60. 本杰明·富兰克林，引自Jose Barreiro, ed., Indian Roots of American Democracy(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American Indian Program, 1988),43;Vogel, ed., This Country Was Ours,257-59。并非所有的印第安社会都奉行平均主义：密西西比流域的纳齐兹人和墨西哥地区的阿兹特克人带有严格的等级制。
61. Cadwallader Colden quoted in Vogel, ed., This Country Was Ours,259.
62. Alvin Josephy, Jr., The Indian Heritage of America(New York:Alfred A.Knopf,1973),35;William Brandon, New Worlds for Old(Athens:Ohio University Press,1986),3-26;Michel de Montaigne,“On Cannibals,”in Thomas Christensen and Carol Christensen, eds.,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and Other Myths(San Francisco:Chronicle Books,1992),110-15.
63. 引自Bruce Johansen and Roberto Maestas, Wasichu:The Continuing Indian War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9),35。
64. Jack Weatherford, Indian Givers(New York:Fawcett,1988), Ch.8;Johansen,Forgotten Founders;Barreiro, ed., Indian Roots of American Democracy,29-31.另参见Bruce A. Burton,“Squanto’s Legacy:The Origin of the Town Meeting,”Northeast Indian Quarterly 6, no.4(Winter 1989):4-9;Donald A. Grinde Jr.,“Iroquoian Political Concept and the Genesis of American Government,”Northeast Indian Quarterly 6, no.4(Winter 1989):10-21;以及Robert W. Venables,“The Founding Fathers,”Northeast Indian Quarterly 6, no.4(Winter 1989):30-55。这带有几分恭维，在这份文件以及同时期的其他文件中，国会反复从易洛魁人中借用符号和观念。不仅富兰克林，托马斯·杰斐逊以及托马斯·潘恩都了解并尊重印第安人的政治学说。然而，Elizabeth Tooker否认“The U.S. Constitution and the Iroquois League”中的这种影响,Ethnohistory 35, no.4(Fall 1988):305-36。另见“Commentary”on Tooker in Ethnohistory 37, no.3(Summer 1990).在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New York:Norton,1992),127, Arthur Schlesinger Jr.提出了一种“欧洲中心论”式的论断：“还是那些追求个人解放的自由学说的源头——唯一的源头……”，但他只是断言，而没有提供证据。显然，他并没意识到，欧洲人不仅惊叹土著美洲人的自由，而且震惊于中国和土耳其的信仰自由。马可·波罗曾介绍了他27年的“中国”(Cathay)之旅中神话般的所见所闻。最令他震惊的就是宗教自由：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教以及佛教信仰在国内社会里自由畅行。当西班牙在1492年驱逐犹太人时，土耳其接纳了他们，并承认他们的信仰。
65. 约翰·莫霍克(John Mohawk)，美国当代学者。
66. John Mohawk,“The Indian Way IsaThinking Tradition,”in Barreiro, ed.,Indian Roots ofAmerican Democracy,16.
67. “红衣军”，redcoat，代指英国军人。
68. James Axtell,“The Indian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Colonial Period,”in The Impact of Indian History on the Teaching of United States History(Chicago:Newberry Library, 1984),20-23;Barreiro, ed., Indian Roots of American Democracy,40-41;Bernard Sheehan,“The Ideology of the Revolution and the American Indian,”in Francis Jennings, ed., 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Chicago:Newberry Library,1983),12-23;and Stewart Holbrook, Dream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Garden City, NY:Doubleday,1957),137-45中的纽约州部分。
69. Weatherford, Indian Givers, Ch.6.
70. Wright, The Only Land They Knew,264.
71. “奥克弗诺基”(Okefenokee)位于美国南部，又称“大沼泽”，地名原意为“颤抖的大地”；“阿拉斯加”(Alaska)位于美国遥远的西北部，地名原意为“大土地”。
72. Alfred Crosby Jr.,“Demographics and Ecology”(paper presented a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Seminar, Washington, D.C.:September 1990),4。安第斯山脉的印第安人懂得一种耕作方式，据说其新生的土地要比其耗竭的土地还要多。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农业中，还有很多未解之迷，它们似乎把水上花园、沟渠和渔业结合到一起。
73. 彼得·卡尔姆(Peter Kalm,1716-1779)，瑞典生物学家，于1748年赴北美考察，写下《北美游记》。
74. Vogel, ed., This Country Was Ours,268.
75. 同上，266-67。
76. Faith Davis Ruffins,关于专利药品商标问题的讨论会，the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Washington, D.C.:April 25, 1991).另参见American Indian Medicine, Virgil J. Vogel(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0). Bruce Johansen, Forgotten Founders, 117;Warren Lowes, Indian Giver(Penticton, British Columbia:Theytus Books,1986), 51;William B. Newell,“Contributions of the American Indian to Modern Civilization,”Akwesasne Notes(Late Spring 1987):14-15;Lewis Hanke, The Spanish Struggle for Justice in the Conquest of Americ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49),90,都谈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77. Costo and Henry, Textbooks and the American Indian,22.
78. 一位名叫Vine Deloria的美国印第安人写了这样的一本书：God Is Red(Golden, CO:North American Press,1992[1973])。
79. Calvin Martin,ed., The AmericanIndianandthe Problemof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21.
80. 引自Lee Clark Mitchell, Witnesses toaVanishing America(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260。另见Richard Drinnon, Facing Wes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0),539。
81. James Merrell, The Indians’New World(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9),193-95.
82. “丝裤”(squaw)，土语对印第安妇女的戏称。
83. Drinnon, Facing West, xvii-xix. Thomas Sanchez在其著名小说《兔老板》(Rabbit Boss)(New York:Vintage,1989[1973])中，讲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加利福尼亚的瓦肖印第安人的故事，生动地刻画了得不到平等法律地位的人所发生的事情。
84. 劳拉·英格斯·怀尔德(Laura Ingalls Wilder，1867-1957)，美国作家，著有《大森林里的小木屋》等“小木屋”系列作品。
85. 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美国20世纪历史学家。
86. David Horowitz, The First Frontier(New York:Simon&Schuster,1978),14;Stephen Aron,“Lessons in Conquest”(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1993,打印稿),15;Wiley Sword, President Washington’s Indian War(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85),191-97。《希望之地》是一个例外，它有一个副标题：“150年的战争”，出色地对印第安人战争做出了一般性介绍，并对菲利普王战争进行了具体介绍。
87. Jennings, The Invasion ofAmerica,146.
88. 引自Missouri!(New York:Bantam,1984)一书的护封.Ross系Noel B.Gerson的笔名，他在其中共撰写了325页。
89. 约翰·韦恩(John Wayne，1907-1979)，美国著名影星，以西部片见长。
90. “野牛比尔·科迪”(Buffalo Bill Cody，1846-1917)，是一位猎人、美军侦察兵及印第安战士。下文的“西部秀”指他发起的“西大荒及世界级驯马师大会”巡回表演。这种表演享誉全球并塑造了独特的美国西部形象。
91. Joe Feagin, Racial and Ethnic Relations(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84),181. John D. Unruh, The Plains Indians(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9).
92. 引自Kupperman, Settling with the Indians,185。另见Jennings, The Invasion ofAmerica,220。
93. 约翰·安德希尔(John Underhill，1609-1672)，马萨诸塞英国殖民者，曾参加皮科特战争。
94. Bradford, Of Plimoth Plantation,由Valerian Paget提交(New York:McBride,1909),284-87. Underhill引用了Jennings, The Invasion of America, 223,以及Segal and Stineback, Puritans, Indians, and Manifest Destiny,106。印第安人很快调整了对欧洲人的战斗方式，相应地提高了他们的暴力程度。皮科特人并没有被静静地消灭，一些人仍然在康涅狄格保留地或其附近活了下来，并且在那里拥有一个大的“娱乐场”(casino)。
95. Peter A. Thomas,“Cultural Change on the Southern New England Frontier,1630-1655,”in Fitzhugh, ed., Cultures in Contact,155.
96. Nash, Red, White, and Black,126。另见Jennings在The Invasion ofAmerica,324.中的较小的数据。
97. 为说明这一点，我包括了双方的死亡人数，因为万帕诺亚格人和纳拉甘塞特族人现在都是美国人。如果只算殖民者的死亡数，菲利普王战争也要比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的战争、1812年战争、美西战争死亡人数大。另见Stephen Saunders Webb, as paraphrased by Pauline Maier,“Second Thoughts on Our First Century,”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8/7/1985。
98. “阿科马”，建立于1100年至1250年，被认为是美国最古老而且一直延续下来的印第安民族居住群落。
99. “普韦布洛”，源于西班牙语pueblo，指一种印第安人的村落形式，以土石结构房屋为特色。
100. Weatherford, Indian Givers,225.
101. Jan Carew, Fulcrums of Change(Trenton, NJ:Africa World Press,1988),55.Carolyn Stefanco-Schill,“Guale Indian Revolt,”Southern Exposure 12, no.6(11/1984):4-9.
102. 《1763年公告》，又名《1763年皇家宣言》(Royal Proclamation of 1763)，为英国王室在赢得七年战争后发布。
103. Dorothy V. Jones, License for Empi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125.
104. The novel Okla Hannali by R. A. Lafferty(Garden City, NY:Doubleday,1972),136-42,186-89, treats the Civil War within Indian Territory.
105. Irving Wallace, David Wallechinsky, and Amy Wallace, Significa(New York:Dutton,1983),326. Cf. James W. Loewen, Lies Across America(New York:New Press,1999),385-89.
106. 即使今天也是如此：人们有权在私有的乡村土地上打猎、钓鱼或散步，除非张贴了公告，告知土地新开垦过。
107. Carleton Beals, American Earth(Philadelphia:Lippincott, 1939),327-30;Steven Hahn,“Hunting, Fishing, and Foraging,”Radical History Review 26(1982):37-64;Peter A.Thomas,“Cultural Change on the Southern New England Frontier,1630-1655,”in Fitzhugh, ed., Cultures in Contact,151.
108. 特库姆塞(Tecumseh)，印第安人领袖，曾发起反白人联盟。
109. 比如，参见Pierre Berton, The Invasion of Canada,1812-1813(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1980),27。这七次战役并不包括蒂帕卡努河战役，它在正式向英国人宣战之前就发生了。
110. 1815年之后我们的印第安战争的新特点在下一场发生在西北的战争——1832年的“黑鹰之战”(the Black Hawk War)——中得到展现。虽然这种战争几乎毁灭了那个“袋与狐”(Sac and Fox)的民族(“黑鹰之战”的土著一方——译者注)，但它相比1812年战争中的那些更具威胁的战役，是无足轻重的。见Brian Dippie,The Vanishing American(Middletown, CT: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2),7-8。
111. Johansen, Forgotten Founders,118。另见Frances FitzGerald, America Revised(New York:Vintage,1980),90-93。
112. 根据William Clark(of Lewis and Clark fame),1815年之前，“离我们的居住地最近的那些部落是强大而令人生畏的敌人，但从那以后，他们的力量受到打击…… 他们沦为可怜的对象。”引自Dippie, The Vanishing American,7-9。
113. Fergus M. Bordewich对David Roberts’s Once They Moved Like the Wind的书评，in Smithsonian,3/1994,128。
114. Carleton Beals, American Earth,63-64. See also Reginald Horsman,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1,3,190-95.
115. Kupperman, Settling with the Indians,188;and Dippie, The Vanishing American,7-9.
116. Nash, Red, White, and Black,63;Jennings, Empire of Fortune,63;Horsman,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32-36. Cf. Leon Festinger,A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Evanston, IL:Row, Peterson,1957).
117. William Gilmore Simms引自Mitchell, Witnesses toaVanishing America,255。另见Vogel, ed., This Country Was Ours, 286以及Francis A. Walker于1871向他的部门做的汇报。
118. 塔斯马尼亚岛，Tasmania，澳大利亚东南部的一个岛屿。
119. John Toland, Adolf Hitler(Garden City, NY:Doubleday,1976),702.
120. 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英国20世纪历史学家，著有《历史是什么？》和《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均有中译本)。
121. Edward H. Carr, What Is History？(New York:Random House,1961),167.
122. 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美国当代历史学家。
123. Gordon Craig,“History asaHumanistic Discipline,”in Paul Gagnon, ed.,Historical Literacy(New York:Macmillan,1989),134.
124. Jennings, The Invasion ofAmerica,144.
125. Ronald Satz, American Indian Policy in the Jacksonian Era(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75),143.
126. 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似乎在1573年就替北美的英国人想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从未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见Sanders, Lost Tribes and Promised Lands,218-19。
127. “三族飞地”， triracial isolates，尤指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三个人种的互相隔绝的生活状态。
128. 后来，拉姆毕人和西米诺尔人变得更为种族主义。拉姆毕人禁止附近的“三族隔绝”地区的“黑人”(blacker)进入自己的学校。西米诺尔人把“黑西米诺尔人”从他们在美洲印第安人民族博物馆的展览中剔除出去。
129. J. F. Fausz,“Patterns of Anglo-Indian Aggression and Accommodation Along the Mid-Atlantic Coast, 1584-1634,”in William Fitzhugh, ed., Cultures in Contact(Washington, 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85),234-35;Adolph Dial and David Eliades, The Only LandIKnow(San Francisco:Indian Historian Press,1975),2-13.另见Turner, Beyond Geography,241-42.而Challenge of Freedom并未提及“失去的殖民地”的后裔有可能在今天的拉姆毕人中被发现。Peter Hulme, Colonial Encounters(London:Methuen,1986),143,同样认为，“失去的殖民地”的人很可能变成了克罗亚坦(Croatoan)印第安人。《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也的确认为，“失去的殖民地”可能融入了附近的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否则就不太可能有“两族”或“三族”社会。
130. Robert Beverly,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Virginia(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47[1705]),38.
131. Lauber, Indian Slavery in Colonial Times;Lonn Taylor,“American Encounters,”(address at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上的发言,Washington, D.C.,4/29/1993)。
132. Thomas,“Cultural Change on the Southern New England Frontier,1630-1655,”in Fitzhugh, ed., Cultures in Contact,141。在一开始，英国人在弗吉尼亚鼓励种族通婚，以促进与临近印第安人的联盟，甚至为此奖励那些愿意娶印第安妇女的弗吉尼亚白人。但是，这种奖励没有维持多久，并且只有很少的殖民者希望得到这样的奖励。
133. Wright, The Only Land They Knew,235;Nash, Red, White, and Black;Axtell,“The White Indians.”
134. Francis Jennings, Empire of Fortune(New York:Norton, 1988),479. See also Charles J. Kappler, Indian Treaties 1778-1883%(New York:Interland, 1972[1904]),5.
135. Satz, American Indian Policy in the Jacksonian Era,216-18.
136. 中国学界习惯将美国内战时期的北方称为“联邦”(Union)，将南方称为“联盟”(Confederacy)。内战初，南方七个州宣布脱离合众国，它们是：南卡罗来纳、乔治亚、阿拉巴马、佛罗里达、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得克萨斯诸州。战争期间，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田纳西、阿肯色等四个州先后退出联邦参加联盟(有的又重新加入联邦)。
137. Pearce, The Savages ofAmerica.
138. S. Blancke and C.J.P. Slow Turtle,“The Teaching of the Past of the Native Peoples of North America in U.S. Schools,”in Peter Stone and Robert MacKenzie,eds., The Excluded Past(London:Unwin Hyman,1990),123.
139. Reginald Horsman,“American India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Manifest Destiny,”in Francis Prucha, ed., The Indian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1),22.
140. Drinnon, Facing West,85.
141. Nash, Red, White, and Black,285. Cf. Evon Vogt,“Acculturation of American Indians,”in Prucha, ed., The Indian in American History,99-107;and Axtell, The European and the Indian,168.
142. Hurtado, Indian Survival on the California Frontier,122.
143. 俄克拉荷马州现有大量克里克族印第安人后裔。
144. 西雅图酋长(Chief Seattle)，历史上一位对白人移民友善的印第安人酋长。今天的美国城市西雅图以他的名字命名。
145. Chief Seattle,“Our People Are Ebbing Away,”in Wayne Moquin with Charles Van Doren, Great Documents in American Indian History(New York:Praeger,1973),80-83。今天的曼哈顿人到佛蒙特避暑，他们一定能够理解印第安人的这种迁徙模式。
146. Ruellen Ottery,“Treatment of Native American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lymouth Colony”(Johnson, VT,1984, typescript),8-9;Jennings, The Invasion of America,144-45. Alden Vaughan, New England Frontier(New York:Norton,1979)。该书声称印第安人在新英格兰的法庭上受到保护，但这种观点受到新学术界的攻击。
147. David A. Nichols, Lincoln and the Indians(Columbia: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1978),189-90.
148. Inmuttooyahlatlat quoted in Robert C. Baron, ed., Soul of America(Golden,CO:Fulcrum,1989),289.
149. Farb, Man’s Rise to Civilization,317.
150. Charles M. Segal and David C. Stineback, Puritans, Indians, and Manifest Destiny(New York:Putnam,1977),48. Turner, Beyond Geography,215-16,也说，在威廉姆斯看来，印白关系以及白人对土地的豪夺是“不公正和亵渎神明的”，这是他出走的关键原因。
151. 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1830-1885)，近代美国女作家，著有多部同情印第安人的作品及其他一些儿童文学作品。
152. Prucha, ed., The Indian in American History,7.
153. Satz, American Indian Policy in the Jacksonian Era,25.
154. Blancke and Slow Turtle,“The Teaching of the Past of the Native Peoples of North America in U.S. Schools,”121.
155. 这种观点暗含于Dean A. Crawford, David L. Peterson, and Virgil Wurr,“Why They Remain Indians,”in Vogel, ed., This Country Was Ours,282-84。另见Robert Berkhover, The White Man’s Indian(New York:Alfred A. Knopf,1978),192-93。
156. Christopher Vecsey,“Envision Ourselves Darkly, Imagine Ourselves Richly,”in Martin, ed., The American Indian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126. Jennings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见The Ambiguous Iroquois Empire(New York:Norton,198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