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飘》:美国历史教科书隐瞒种族主义
历史,尽管充满痛苦,
但仍不可能被遗忘;
只要我们勇敢地面对,
就不会悲剧重唱。
黑人与白人之间的裂缝处于美国历史的核心。我们必须用对自由的最大热情,去迎接这一巨大的挑战。如果我们忘记——我们忘记了奴隶制的最大污点就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心脏里,忘记了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教训,忘记了我们是谁;那么,我们就会使那一裂缝更深、更宽。
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不能把我们内战期间或之后的那些经验用于启迪和提升人类。
更多的美国人是从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而非关于那一时期历史的各种大部头著作中了解内战与重建中的南方历史的。
在我们现在称作“合众国”的这块土地上,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定居呢?如果我们暂不考虑上一章的内容——土著印第安人首先定居;那么,最好的答案或许是1526年。那年夏天,500名西班牙人和100名黑人奴隶在大约今天的南卡罗来纳州的皮迪河口建立了一个小镇。在定居之初的几个月里,疾病加上与附近印第安人的冲突使很多人死去。11月,奴隶们反抗,杀死了一些主人,逃到了印第安人那里。到这时,只有150名西班牙人幸存下来,他们撤退到了海地。以前的奴隶留了下来,并且可能与附近的印第安人融合到了一起。[7]
这只是鸡尾酒会上的闲谈。我们不能挑剔美国的历史教科书没有提到美国的第一批非本土定居者是黑人。然而,从教育的角度来考虑,这段历史还是有用途的。它说明非洲人(这里称他们为非裔美国人还为时太早吧?)从一开始就反对奴隶制。它指出了三边种族关系(印第安人—非洲人—欧洲人)这一被大多数教科书完全忽略的重要主题。[8]它告诉人们,奴隶制如果失去国境的保障,要想存在下去将不那么容易。同时,作为某种象征,它表明,自第一批欧洲人尝试定居之日起,非裔美国人本身以及与之相伴的黑─白种族关系问题,就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
或许,我们历史学中最为常见的主题就是黑美洲被白美洲所支配这一问题。种族是美国社会里最尖锐、最深刻的争端。黑人和白人的关系问题曾使辉格党瓦解,曾促成了共和党的形成,并且导致民主党在几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标榜自己是一个“白人的政党”。1866年,共和党违背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愿望,通过了《民权法案》,这或许是国会否决总统否决案的最早案例之一。1964年,为反对《民权法案》,一些参议员曾发起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阻挠性演讲——534小时。托马斯·伯恩·埃德萨尔展示了种族问题曾如何推动了1964年至1972年政治阵线的大改组,当时,白人主导的南方由民主党的堡垒变成为共和党的据点。[9]今天,种族关系依然影响着政治。在2004年大选中,乔治·W.布什只赢得黑人选票的11%,而白人选票为57%。
几乎没有哪种大众文化与种族问题无关。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或许内战和重建时期除外,以一种反常的方式发源于种植园奴隶制下的黑脸滑稽表演,是美国大众娱乐的主要形式。在那一时期,《汤姆叔叔的小屋》是最为经久不衰的作品,印刷量以千计。美国第一部史诗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歌手》以及电影巨片《乱世佳人》,实际上都和种族问题有关。《阿莫斯与安迪》一直以来都是最受欢迎的广播节目,节目中两名白人假扮成滑稽而无能的非裔美国人。[10]最受欢迎的电视连续短剧《根》激起人们对宗教和种族背景的兴趣,从而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在音乐方面,种族关系为我们的圣歌、蓝调乐曲、“雷格”音乐[11]和说唱音乐的创作提供了基本的主题和素材。
围绕种族奴役的斗争或许是美国历史学最突出的主题。直到19世纪末,棉花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出口产品,而它从种植、护理、采摘到去籽,大部分都是由奴隶来完成的。[12]我们今天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那些优雅漂亮的大房子,大部分都是当年的奴隶们建造的,或者是受益于当年的奴隶和棉花贸易。内战夺取了许多美国人的生命,其数量相当于我们在其他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而在内战期间,黑人和白人的关系是一个中心话题。内战结束后,黑人和白人的关系又成为重建的主要焦点。美国没有赋予非裔美国人平等的权利,这最终导致了一个世纪之后争取民权的斗争。
在我们最不怀疑这一问题的地方——阿拉莫,在整个西米诺尔人战争期间,甚至在摩门教徒被逐出密苏里时,这一问题反而表现得愈加激烈。[13]斯特兹·特克尔是对的:种族问题是我们“美国人的魔怔”。[14]自从第一批非洲人和西班牙人1526年登上卡罗来纳的海岸后,我们的社会就不断地被这种黑白关系所撕裂,有时也因此而团结起来。
长期以来,白人主导的美国本身就一直在讲述着关于奴役黑人的各种故事。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H.B.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和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飘》——都是以奴隶制为背景。两部书讲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故事:《汤姆叔叔的小屋》把奴隶制描述成理应反对的恶的制度;而《飘》则暗示,奴隶制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结构,它的消失令人惋惜。在这一时期,一直到民权运动,美国历史教科书都十分赞同米切尔的观点。1959年,我所用的中学教科书称奴隶制并非那么糟糕的事情。既然奴役对非裔美国人来讲是一种负担,那么,奴隶们也是旧式奴隶主老爷及夫人的一种负担。此外,奴隶们生活还算快乐,被主人们喂得饱饱的。这些言论构成了“木兰神话”[15]。根据这种神话,人们认为奴隶制是一个和谐的、上天恩赐的社会结构,它不会对任何人,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造成真正的危害。出版于1950年由塞缪尔·艾略特·莫里森和亨利·斯蒂尔·康麦格编撰的一本书籍竟然说:“山伯[16]们遭受的冤屈使废奴主义者陷入怒火与泪水之中;但是有理由相信,对于山伯们来说,他们从南部的‘特殊制度’中受到的伤害要比南部的其他阶层少得多。”[17]当然,“特殊制度”意味着奴役。该书这里对这一制度的描绘,直接取材于《飘》。
然而,今天的教科书中不再这样说了。自民权运动以来,教科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斯托夫人对那一制度的控诉之路上。《美国历史》在讨论这一制度时,一开始以一种肯定的态度描述了奴隶们的生活环境:“通常,他们被给予足够的衣物、食物和栖身之所。”但接下来作者指出:“奴隶们绝对没有权利。他们没有选举权和个人财产权,不仅如此,他们的主人完全掌控他们的生命。”作者总结道:“奴隶制简直是非人性的。”《美国的经历》告诉我们:“奴隶制导致了绝望,绝望有时会使黑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在一些情况下,绝望还会使奴隶们造反,以反抗白人奴隶主的奴役。”《生活与自由》轻快地写道:“历史学家并不认为奴隶们受到了多么严重的伤害。”但该书又指出,在某些地方,鞭打奴隶的情况是很常见的,从没听说过没有这种情况的种植园。此外,《生活与自由》在其最后一节介绍奴隶生活时,引用了一些灵歌的标题——“我所有的磨难,哦,上帝,就要结束”,还列举了奴隶法典中的一些非人道条文。读过这三本书的人,没有谁会认为奴隶制是好的。实际上,我所考察的大多数教科书都提出奴隶制对于奴隶而言是无法忍受的。[18]
今天的教科书还向人们描述了19世纪上半叶奴隶制问题如何逐步深入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之中。它们说轧棉机使奴隶制更加有利可图。[19]它们还讲述了19世纪30年代南方各州和联邦政府如何把印第安人逐出密西西比、阿拉巴马和佐治亚等广阔地带,而奴隶制的范围也在扩大。此外,它们还提到,在1830至1860年间,为奴隶制辩护的意识形态要求越来越尖利,也越来越公开地宣扬种族主义。种植园主和奴隶贩子们曾说奴隶制是一种邪恶但必要的制度,并为此感到抱歉,但到这时,这些观念都已远远不够了。用《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中的话说,他们开始认为奴隶制是“对奴隶本人有积极价值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极端主义与一些更加粗暴的法律和习俗相唱和。《合众国:共和国的历史》说:“在南方,谈论奴隶解放问题变得越来越危险。”在一些蓄奴州,仅仅是接受鼓吹废奴的文献就构成重罪。南方各州颁布新的法令,干预奴隶主释放奴隶的权利。已经获得自由的非裔美国人的法律地位变得更不稳定,甚至在北方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南方白人在联邦政府中占上风,他们使限制奴隶制的企图在全国任何地方变得更加艰难。[20]
与此同时,许多北方白人和一些生活在“梅森-狄克森线”[21]以南的人越来越不满,他们认为国家已经丧失了理想。[22]关于奴隶制的争论愈演愈烈,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主题。1848年,一位来自密苏里的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把该问题的普遍性比作《圣经》中的“蛙灾”[23]:“你不忍看饭桌,那里青蛙蹦跳;你不愿赴宴入席,那里青蛙蹦跳;你不能踏婚床掀锦被,那里青蛙蹦跳。这场蛙灾搅乱了我们,我们目不能视,手不能触,无计可施。”[24]
奴隶制是南卡罗来纳州以及随后另外10个州脱离联邦的根本原因。1860年,该州领导人明确宣布他们为什么要脱离联邦。圣诞节前夜,他们签署了《南卡罗来纳脱离联邦宣言》。他们第一个不满是“有14个州长期以来故意拒绝履行他们的宪法义务”,特别是这一条款:“没有一位根据一州的法律在该州工作和服务的人逃到它州时,可以免于在该州的工作和服务;此人应该被遣返该州。”这当然是指“逃亡奴隶条款”。根据这一条款,国会曾通过了《1850年逃亡奴隶法案》,对于该法案,南卡罗来纳州当然赞同。它要求,自由州的执法官员乃至每个公民都应积极抓捕和遣返那些一旦被白人称为自己的奴隶的非裔美国人。这使得自由州与奴隶制为伍。一些自由州巧妙周旋,试图逃避部分责任。例如,宾夕法尼亚州颁布了一项法律,它承认联邦法案的最高权威,但同时指出,宾夕法尼亚人依然有权决定是否支付他们的执法官员的工资,并且可以拒绝为抓捕和遣返所谓的奴隶支付报酬。南卡罗来纳州抨击对州权的如下理解:
但是,非蓄奴州方面对奴隶制度的日益敌视,已经导致了对本州义务的漠视……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罗德岛、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密西根州、威斯康星州以及爱荷华州都颁布法律,要么宣布国会该法案无效,要么阻止任何实施国会该法案的企图。
因此,当自由州主张州权时,南卡罗来纳州却反对,这是可以理解的。从历史来看,美国的任何在野党都呼吁州权。南方白人在19世纪50年代掌控着联邦政府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并且还通过民主党掌控着立法机构。因此,他们当然反对州权。1857年,最高法院大法官坦尼判定:在全国范围内,不管州或者准州的政府意愿如何,黑人不享有白人所必须尊重的权利。这时,奴隶主们高兴了。第二年,奴隶主们敦促总统布坎南动用联邦权利使蓄奴在堪萨斯合法化。只是在1860年大选中失去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之后,奴隶主们才开始建议限制联邦权利。
南卡罗来纳州的领导者们还谴责纽约州甚至不给奴隶过境权,并谴责其他北方州让非裔美国人有投票权。在南北战争之前,这些本都属于各州自己的权利。然而,南卡罗来纳州声称自己有权决定纽约州是否能够在纽约州范围内禁止奴隶制,或者佛蒙特州是否有权限制佛蒙特州范围内的公民权。卡罗来纳人甚至辩称其他州的居民没有权利对他们的特殊制度做与自己不同的思考。他们将北方人“宣布奴隶制度是有罪的”作为自己脱离联邦的又一个理由。简言之,奴隶制问题从一开始就反映到这份文件之中。当然,虽然林肯当选成为一个导火线,但是脱离联邦的长远目的在于保护、维持和加强奴隶制。南卡罗来纳州脱离联邦时,就是以此为理由,其他州也不例外。
尽管这一点已很明显,但在1970年前,很多教科书虽然承认导致南方脱离联邦的各种原因,比如,它们承认在关税与内部改革方面的分歧,承认以农业为主的南方与以工业为主的北方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州权”问题上的冲突,但唯独不承认奴隶制是其原因之一。这是为南方的辩护。[25]如此糟糕的学术表述是永远不能被原谅的。自民权运动之后,大多数教科书作者开始同意亚伯拉罕·林肯当年在其第二任就职演说上的讲话:“(奴隶制)在某种程度上是战争的起因。”1981年,《合众国:共和国的历史》指出:“冲突的核心在于奴隶制,这个问题不会自动消失。”
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们那些最新的历史教科书在这一问题上反而倒退了。比如,《美利坚之旅》说:
南方以“州权”为由脱离联邦。它们认为,每个州自愿加入联邦;宪法是独立州之间的契约。现在,全国政府违背了这一契约——它拒绝推行《逃亡奴隶法案》,否定南方诸州在那些新领地享有平等的权利,因此,这些州就有理由退出联邦。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全国政府并没有拒绝推行《逃亡奴隶法案》,不管是南方州还是北方州,都没有被剥夺其“新领地的权利”,因此,这段话与其说是在解释,不如说是在混淆黑白。其他几部最近出版的教科书也同样在制造混乱。《走向今天》画了一个小方框,将“南方的目的”与“北方的目的”相比较。它引用1861年7月25日的国会决议,证明合众国是在“为维护联邦”而战。就战争起因而言,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在1863年之前,结束奴隶制一直并非战争的目的。)但是该书为说明南方的战争目的,只引用杰佛逊·戴维斯就职演讲中的这句话:“我们竭力确保安宁,希望我们既有权利得到尊重,但徒劳无功。”什么权利?南方为什么要脱离联邦?该书缄口不言。布尔斯廷与凯利从未讨论南方为什么要脱离联邦,只是提到林肯当选成为导火线。那为什么不干脆只引用南卡罗来纳州的《脱离宣言》呢?毕竟,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宣言》就是为了“证明脱离联邦的正当性”。[26]
大多数教科书在关于奴隶制对于南方脱离联邦的作用这一问题上都有所倒退,但除此之外,它们现在都能从更深层次来处理这类问题。教科书为什么又有所进步呢?这一问题涉及“历史编撰学”,即,关于历史写作的考察。谁写的教科书?在什么背景下?面向什么读者?又是什么时候写的?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出版商受制于南方白人。在20世纪20年代,佛罗里达等南方州颁布法律,要求“确保正确书写合众国的历史,包括真实而正确地再现南方‘联盟’的历史”。[27]许多州要求教科书把内战称为“州际战争”,似乎原来就不曾有需要脱离的统一国家。(我没找到证据,说明在战争进行期间,有人曾称那场战争为“州际战争”。)
然而,在从1955年至1970年的15年间,民权运动打击了作为美国官方制度的种族隔离政策。这项运动虽然在改变美国种族关系方面没有获得成功,但它确实帮助非裔美国人赢得了更多的权利。今天,许多学校的理事会、课程委员会和中学历史部都吸纳了非裔美国人,以及那些摒弃了“白人至上”意识形态的美国白人。因此,写作时间影响了写作内容。当今的教科书能够投入更多的篇幅来论述奴隶制这一话题,并且能够在这些篇幅里提供更正确的描述。[28]
美国人似乎总会为奴隶制感到震惊。当孩子们了解到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曾拥有奴隶时,他们会感到震惊。威廉斯堡殖民地旅游景点的讲解员说,许多游客在听到奴隶制就曾存在于这里,这里曾是弗吉尼亚种植园的中心时,也感到十分惊讶。今天,大人们很少意识到,我们这个社会存在奴隶制的时间远比奴隶获得自由的时间长。甚至更少有人知道,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前,奴隶制在北方也十分重要。第一块使奴隶制合法化的殖民地不是弗吉尼亚,而是马萨诸塞。在1720年,纽约市的7000人中,1600名是非裔美国人,而后者大部分是奴隶。华尔街就是一个主子们按天或按周出租自己的奴隶的大市场。[29]
大部分教科书对北方的奴隶制不予重视,因此奴隶制看似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事实上,相比我们教科书中的整个故事线索,奴隶制的蔓延仅是一种不幸而又微小的瑕疵。詹姆斯·奥利弗·霍顿指出:“如果不从新的视角研究美国历史,黑人的经历就不会得到全面而清晰的阐释。”[30]但是,教科书作者们没能提出任何新的视角;相反,他们把自己关于奴隶制的改进了的、更加准确的描述,硬塞进旧式的“一贯进步的”故事线索之中。在这一传奇中,美国的民主从一开始就是固有的,而且不断得到加强,而奴隶制仅仅是一个暂时的异常现象,并不是历史的主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民权运动的成功,使得教科书作者们能够说黑白种族关系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至少在形式上是解决了。这使得教科书在讨论奴隶制问题时,不会偏离其一贯的乐观基调。
今天的教科书在描写奴隶制的那些令人恐惧之处以及它对美国黑人的影响时,几乎不提奴隶制对美国白人社会——无论南方的还是北方的白人社会——的影响。教科书难以承认美国白人乃至整个美国有什么错误。或许,真实地讲述奴隶制对于奴隶来说意味着什么本是容易的事。毕竟,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已经消亡了。我们已经超越了它而取得进步,因此我们能够承认它的罪恶。甚至里士满的“联盟博物馆”也设置了一个关于奴隶制的展览,对奴隶制也不再浪漫化。[31]然而,不解释奴隶制对今天的影响,奴隶制占据那么大的篇幅就像《霍利-斯姆特关税法》[32]占据很大篇幅一样:对于11年级的学生来说,真倒霉,有那么多的东西要记。
奴隶制对于当今社会,有两个孪生遗产:一是造成黑人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的低下;一是向白人灌输文化种族主义。二者继续像幽灵般困扰着我们这个社会。因此,如何对待奴隶制的持久影响,必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奴隶制消亡了,但种族主义尚未结束。
在我们这个不平静的时代,学生们要想在社会生活中有所作为,就必须懂得是什么导致了种族主义。尽管种族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但在西方世界,种族主义主要有两个互相关联的历史源头:消灭土著人并强占他们的土地;把非洲人变成奴隶,迫使他们在那片土地上劳动。要讲清这种关系,教科书就必须向学生讲述作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奴隶制与作为思想体系的种族主义之间的动态的关系。社会学家把这些叫作“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在非洲奴隶贸易之前和之后,奴隶制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和历史时期。欧洲人凭借军事与技术上的优势,在15世纪使奴隶制变得有所不同,因为它变成了种族对种族的奴役。渐渐地,白人认为对白人的奴役是不正当的,而对非洲人的奴役则是可以接受的。与先前的奴隶制不同,美国非裔奴隶的孩子永远是奴隶,即便与主子阶级通婚,也不能获得自由。这种区别对待的原则就是种族主义。正如孟德斯鸠——这位法国社会哲学家对美国民主有着深刻的影响——1748年所言:“设想这些生灵也是人,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若他们是人,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就不是基督徒。”[33]这里,孟德斯鸠预言了“认知失调”现象,指出了“我们”是如何调整自己(关于黑人)的观念,以证明自己的行为的合理性。
关于种族主义在西方兴起,历史学家们已经理出了其历史脉络。在15世纪50年代以前,欧洲人视非洲人为异族,但不一定把他们视为次等民族。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奴隶贸易的队伍中来,欧洲人开始把非洲人说成是愚蠢的、落后的、未开化的。健忘症流行一时。来自非洲的摩尔人曾经给西班牙和意大利带来很多知识,由此引起了文艺复兴,但欧洲人发现,忘记这一历史是有利的。欧洲人当年知道,廷巴克图[34]是学问的中心,以大学和图书馆闻名于世;现在,欧洲人和欧裔美国人忘记了廷巴克图,把非洲看成是“黑暗大陆”。[35]到19世纪50年代,许多美国白人,也包括一些北方人,都认为黑人极其低劣,几乎不可救药,对于他们来说,奴役是一种最适当的教育方式;同时,奴隶制还在空间上把他们与所谓“黑暗大陆”上的野蛮习俗隔离开来。
种族主义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其生命力远远超过了产生这一上层建筑的奴隶制的社会结构。下面一段话来自玛格丽特·米切尔20世纪30年代所著的《飘》,它说明了种族主义到那时依然具有强盛的生命力。讲故事的人是这样诠释内战后的重建:
以前的庄稼汉发现自己突然上升到权势的宝座上。他们像一些耍小聪明的生灵一样颐指气使。他们像猴子或顽童一样,把玩着自己手中的宝物,但无法理解其价值。他们疯狂了——要么是因为破坏所带来的快意,要么仅仅是因为无知。[36]
白人优越论的观点弥漫在玛格丽特的这部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畅销书中。然而,1988年,当美国图书馆协会要求图书馆赞助人列出最优秀藏书时,《飘》的得票比此前出版的任何图书都要多。[37]
我们从奴隶制那里继承来的一切,其精髓就在于这样一种观念:白人在上、黑人在下是恰当的,甚至是“自然”的。这一观念的核心,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非裔美国人——欧洲在世界获得主导地位,原因就在于欧洲人更加聪明。很多白人,甚至一些有色人种,都在内心深处相信这一观点。诚然,白人至上的观点不仅仅是奴隶制的残余。在美国历史上,奴隶制结束以后的社会发展一直在维护白人至上论。在我所考察的18部教科书中,有9部教科书在索引中确实列出了种族主义(或种族歧视、种族偏见,等等),但有些教科书连正文也没有提到这一术语。种族主义仅仅成为一种检索词条,以便检索那些关于奴隶制、种族隔离等问题的段落。只有一本书——《走向今天》——对这一术语做了定义。[38]
更糟糕的是,只有3本教科书讨论了是什么可能导致了种族主义(或种族偏见,等等)。《美利坚盛典》向我们讲述了奴隶主们是如何“渐渐地生活在一个想象的围城之中”,然后说:“他们的恐惧滋生了一种令人陶醉的种族优越论……”这句话可以说是各种教科书中关于奴隶制与种族主义之间的关系的最贴切的解释了。《美国的传统》中有句很相似但却更加模糊的话:“为了捍卫他们的‘特殊制度’,南方人越来越坚定地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这样的描述无法充分地向今天的学生们说明我们的社会出现种族主义的原因——它甚至都没有使用“种族主义”这个词。《美国的冒险历程》提供了目前关于奴隶制的最长的论述:“(非裔美国人)看起来与白种人有差别。他们的肤色使得同化他们十分困难。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一直是外族人。”在这里,《美国的冒险历程》从历史学中退出来,转到一种外行的心理学。不幸的是,肤色本身不能解释种族主义。简·艾略特(Jane Elliot)在爱荷华州的课堂上做的那个著名试验已经充分证明,孩子们根据眼睛的颜色就能快速形成歧视性的行为和偏见。相反,在从厄瓜多尔到北极圈的一些美洲印第安人之中,非裔美国人常常能获得领导地位。这说明,人们不会由于肤色就自动地产生对他人的歧视。[39]
美国从奴隶制到如今的包含各种事件和过程的历史,都展现出种族主义。然而,除了上面从《美利坚盛典》中引用的那半句话,没有一本教科书把历史与种族主义联系到一起。教科书留下了分析真空,一些粗糙的、无知的观念就很快填充进来。《美国的冒险历程》里的那三句话就说明,把其他肤色的人排除在外是很自然的事。白人学生会得出结论,或许从本质上看,所有的社会都是种族主义的,因此种族主义无可厚非;黑人学生则会得出结论,或许从本质上看,所有的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因此反对白人是名正言顺的。《美国的冒险历程》里的那三句话的这一基本思路是十分明显的。在我所考察的教科书中,无论新旧,处理种族主义问题时的最为根本的思路也都是如此。在《我们美国人》中,有六页以“隔离与歧视”为题的内容,它们讲述了私刑(但没有插图)、种族隔离法律以及苛刻的种族礼节,但是对其原因却只字不提。
一些教科书不但没有分析种族主义,反而巧妙地举例为种族主义辩护。看看《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一书中的最后一页(第1083页),它居然宣扬DNA检测的价值:“因为杰斐逊没有儿子,科学家就把杰斐逊祖父那一支的男性后裔的DNA与萨莉·海明丝[40]的最小的儿子厄斯通·海明丝的后裔的DNA放在一起鉴定。他们发现两种基因很匹配。由于基因匹配的几率不到百分之一,因此杰斐逊很可能就是厄斯通·海明丝的父亲。”该书没有注意到,这段话前后矛盾。杰斐逊至少有一个儿子——厄斯通·海明丝。如果把“没有儿子”改成“不承认有儿子”,就更合适了。当然,这一不雅之处应该被忽略,因为杰斐逊没有白人儿子,所以就没有“真正”的儿子。
由于忽略或没能很好地处理种族主义问题,历史教科书逃避了批判的责任。并非所有的白人都是或曾经是种族主义者。而且,种族主义的程度也在随着时代而改变。[41]教科书要想解释这一点,就要为学生提供视角,让他们思考过去是什么引起了种族主义,而今天又是什么使其依然存在,将来我们又如何使其消亡。
尽管教科书的作者不再掩饰奴隶制对非裔美国人的影响,但是他们竭力降低白人与奴隶制的牵连。事实上,他们把奴隶制描述成一个没有原因的悲剧,而不认为它是由一些人强加给另一些人的一个错误。一些教科书死抱种植园主也在种植园里劳作这一说法不放。《美利坚民族的胜利》说:“活总是干不完,一个棉花庄园主同时还要种粮食给家人和奴隶们吃。”尽管经营庞大的生意确实要花费时间,但要说谁在种植园里做了大部分的工作,下面这段引自一位密西西比种植园主的话就说得十分明白。这位种植园主哀叹自己内战后的状况时说:“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干过一整天的活,也不知道从哪下手。可是,你看,我现在穿着这身粗布旧衣,但是在战前,我从没穿过粗布衣服。”[42]
教科书中关于奴隶制的描述,在人们心中引起的只会是悲哀,而不会是愤怒,因为没有一个让人发怒的对象。不管怎么说,我们终结的是美国400万奴隶,而不是奴隶主。这正是我们教科书的部分模式:在美国历史中,任何糟糕的事都不知道是谁干的。教科书上写出名字的人做出的都是积极的贡献,(除了约翰·布朗之外,我们在下一章会讨论他。)或者正如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1979年在做教科书分析时所说的:“在所有的历史书中,我们看不见一个例子,说明某个人曾为别人制造麻烦。”[43]
当然,国父们从来没有制造过麻烦。历史学家戴维·洛温塔尔指出:“关于华盛顿和杰斐逊,当代流行的描述与他们作为18世纪奴隶主和种植园主的生活不太一样。”[44]教科书在淡化国父们生活中的奴隶制方面功不可没。就像对伍德罗·威尔逊、海伦·凯勒以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一样,作者们不愿揭露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任何瑕疵。2003年,伊利诺伊州的一名老师告诉自己六年级的学生,林肯之前的大部分总统都是奴隶主。她的学生被激怒了——不是因为总统,而是因为这位老师,学生们认为她在向他们说谎。学生们抗议道:“那不是真的,否则书中会写到的!”他们说自己的教科书中有大量关于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杰克逊及其他早期总统的介绍,但介绍中却从未提到他们曾经拥有奴隶。当然,这名老师是没错的。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里,我将介绍她对学生的创造性应答。
在现实生活中,国父们及其夫人们与奴隶制纠缠不清。帕特里克·亨利因“不自由,毋宁死”的演讲而被教科书封为圣徒。
没有人会向我们讲述,帕特里克·亨利在发表演讲的八个月之后,曾命令“加强巡逻”以阻止弗吉尼亚州的奴隶接受英国提供的自由而站到英国一边。亨利也为这种矛盾苦恼,他大叫:“有谁会相信我是自己购买奴隶?我是奴隶主吗?”[45]今天,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因为在我所考察的所有教科书中,只有两本教科书——《希望之地》与《美国的冒险历程》——提到了这一矛盾。[46]亨利虽然意识到自己言行之间的矛盾,但对于自己的奴隶的那些不幸,他从未采取什么行动。在整个革命时期,他的奴隶数量有增无减,并且与弗吉尼亚的一些种植园主不同,亨利在临终时也没有释放任何奴隶。然而,《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一书引用了亨利关于奴隶制的论述:“(奴隶制)背离人性,正如其背离《圣经》,是对自由的破坏。”但是,该书却没提到亨利拥有奴隶。《美国的经历》一书用三整页的篇幅介绍亨利,虚构了一个情节——他父亲曾经担心:“他怎样才能够谋生呢?”然后,又向我们讲述他如何开店失败,他“试图以种植烟草谋生”,“开始经营另一家商店”,“要养活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他“知道自己必须自谋出路了”,“因此他决定当一名律师”。读过这一章的学生,如果后来知道亨利是从大量的奴隶劳动中聚集起财富时,有权利感到上当了。在这个问题上,新版教科书也没有哪一本做得更好。
国父托马斯·杰斐逊的情况更令人尴尬。杰斐逊指出,人人都有“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他在写这些话时,却拥有175名奴隶。对于这一矛盾,美国历史教科书用各种办法予以调和。杰斐逊拥有奴隶,这几乎影响到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从他对国内改革的反对到他的外交政策。[47]尽管如此,在我一开始所考察的那些教科书中,有一半都没有提到杰斐逊拥有奴隶。《生活与自由》一书提供了半页篇幅的杰斐逊小传,说他“害羞”、“口吃”,但“对自己的工作总是很卖力”。该书还在其他地方提到他的彬彬有礼的生活细节,例如,他拒绝戴假发,他在就职游行中走路而不是骑马,但就是不提杰斐逊与奴隶制有染。
所有新教科书都提到杰斐逊拥有奴隶,但这就是他们提到的全部内容,并且它们总是被放在从句里。以下是《美国人》的整个叙述:“尽管带有精英背景和奴隶主身份,杰斐逊仍是小农场主与普通市民的得力盟友。”《美利坚之旅》同样简单地指出:“在《独立宣言》中,他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是他是一个奴隶主。”《走向今天》对于杰斐逊与这种制度的牵连,只写了六个字。而这六个字又是写在四段对他颂扬的文字之后,包括赞扬他反对奴隶制:“在他一生中,杰斐逊倾向于白人之间的平等,且反对奴隶制。这是勇敢而进步的思想。今天,杰斐逊对历史学家仍是一个难解之谜:这位写作了关于人类自由的某些最有影响力的文字的作者,竟是个奴隶主。”实际上,到1820年,杰斐逊积极鼓吹向西部边疆推行奴隶制。杰斐逊从来不让自己关于奴隶制的矛盾情感影响个人生活。杰斐逊与一般的奴隶主一样,也会鞭打他的奴隶,也会把奴隶卖到“大南方”,然后买进一个更听话的奴隶。到1822年,杰斐逊拥有267名奴隶。终其一生,他先后有几百名各种奴隶,他死前只释放过三到五名——这几个奴隶全都与他有血缘关系。[48]
为淡化杰斐逊的奴隶主身份,教科书采用的另外一个策略是,承认这一事实,但强调别人也好不到哪去。《希望之地》指出:“杰斐逊自身说明,他只是那个时代的一员。”那么,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当然,在18世纪70年代,大部分美国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然而,由于解放战争及由杰斐逊等人大力传播的人权意识的扩散缘故,种族关系开始有所变化。根据《美利坚民族的胜利》,5000名黑人士兵与白人在大陆军中并肩作战,且“有勇有谋”。当然,事实上,一些黑人士兵像白人士兵一样在战斗中“有勇有谋”,也有一些黑人士兵与白人新兵一样,打不好枪,甚至开了小差。[49]但是,由于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同一支部队里作战并且得到同样的军饷,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有利于削弱白人的种族偏见。[50]
此外,在我们的历史上,在某些时刻,思想的力量会引起现实的改变。美国革命就是这种时刻之一。当时有位上尉曾说:“在争取与生俱来的自由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懂得同情被奴役的人。”[51]阿比盖尔·亚当斯[52]1774年写信给丈夫问道:“我们整天劫掠那些与我们一样有着自由权的人,那么我们又如何为这种权利而战呢?”[53]帕特里克·亨利的一些言论也常常与他自己的奴隶主身份不协调,这使他感到尴尬,对此他有个蹩脚[54]的理由——“在这里,我没有他们,生活多有不便。”他也承认:“我不会,也不能证明这是对的。”[55]种植园主们其实可以不这么做。一些人,包括乔治·华盛顿,要比亨利或杰斐逊更重视言行一致,他们干脆就把奴隶释放了,或者根据奴隶自己的意愿释放他们。还有一些奴隶主释放男性奴隶,让他们参加殖民地军队,还为每个入伍者募集了一笔赏金钱。在革命之后的头20年,弗吉尼亚的自由黑人的数量成十倍地增长,从1780年的2000人猛增到1800年的20000人。大多数北方州都取消了奴隶制。因此,在奴隶制问题上,杰斐逊的行动落后于同时代的其他白人。[56]
然而,奴隶解放事业渐渐偃旗息鼓,因为像杰斐逊这样保有奴隶的大多数南方白人致富了。他们的邻居看好他们,就像人们常常看好比自己富的人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变成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随着革命的后退,这种意识形态越来越支持奴隶制。杰斐逊把自己通过奴隶得到的财富用于建造他位于蒙蒂塞洛的私邸以及收藏图书,后来又把那些图书捐赠给了弗吉尼亚大学。这些支出成为他那笔被神圣化了的遗产的一个部分,为历史学增添了又一个缅怀他的理由。[57]
然而,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1829年,也就是杰斐逊去世后三年,一位名叫戴维·沃克的波士顿黑人警告同族人,要他们记住杰斐逊是自己的最大敌人:“杰斐逊先生关于我们的那些评论已经深深浸透到数百万白人心中,永远不会被消除。”[58]此后的一百年间,民主党公开宣扬白人优越论,这是杰斐逊为我们这个国家留下的政治遗产,而这正应验了沃克当年的警告是正确的。
教科书并不孤单。杰斐逊纪念堂也在美化这一主题。在杰斐逊纪念堂的大理石墙上,第三块宣传栏将杰斐逊一生不同时期的部分言论拼凑到一起,其结果给人产生的印象是,杰斐逊几乎是一个废奴主义者。在原来的语境中,这些引文表达的是杰斐逊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矛盾——有时是严厉的批评,但更多时候是辩解。或许,要求大理石讲出真相勉为其难。但是,难道教科书也是这样的神龛吗?教科书是应该鼓励学生去崇拜杰斐逊,还是应该帮助学生去理解他,解开他的困惑,既了解他的成就,也认识他的不足?
革命时期的理想主义火花,尽管曾让帕特里克·亨利说出那些无奈的话,但一开始的确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的一个追求民主的国家。然而,奴隶制及其伴随的思想观念,使等级与支配成为正当的现象,损害了革命的理想。大多数教科书从来不提这种思想上的冲突,更不用说论述它对我们外交政策的影响。
革命之后,许多美国人期望自己的榜样能够激励其他民族,而这一点的确实现了。在18世纪90年代,当海地反抗法国时,我们年轻的国家得到了第一次帮助他人的机会。总统是否拥有奴隶似乎已经决定了他对这个西半球里第二个独立国家的政策。乔治·华盛顿拥有奴隶,因此他的政府贷款大量美元给海地的法国种植园主,以帮助他们镇压奴隶。约翰·亚当斯却没有这么做,他的政府给海地人大量的帮助。杰斐逊任职总统标志着他从革命时期的理想主义的一个大倒退。像其他奴隶主一样,杰斐逊宁愿要一个拿破仑一世的殖民地,也不愿意要一个加勒比海的黑人共和国。1801年,他改变了美国对海地的政策,并且私下里纵容法国重新征服这座岛屿。美国这样做,不仅背叛了自己的传统,也有悖于自己的利益。因为如果法国真的重新占领了海地,那么拿破仑就有可能继续美洲帝国的梦想。这样一来,美国在西面会被法国包围,北面被英国包围,南面被西班牙包围。[59]但是,美国的种植园主害怕海地的革命。他们认为这场革命可能会激起美国的奴隶反抗(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尽管我们的态度来了个大逆转,海地革命依然取得了胜利。这时,美国并没有从外交上承认海地,以免——用一位佐治亚州的参议员的话说——海地大使会“通过现身说法展现一个造反成功的实例”点燃我们的奴隶的反叛热情。[60]在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中,有九本提到了海地的抵抗导致法国将其对路易斯安那的声称拥有权出卖给我们,但是,没有教科书提到我们在政策上的大逆转。
种族奴役还影响到我们对于接下来造反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政策。海地的榜样激励了那些地区寻求独立,海地政府还向西蒙·玻利瓦尔提供直接援助。我们的政治家们摇摆不定,既想帮着把欧洲列强赶出西半球,又对那些种族混杂的造反者深怀疑虑。一些种植园主希望我国政府取代西班牙的殖民势力,尤其是在古巴。杰斐逊曾提议吞并古巴。50年之后,富兰克林·皮尔斯政府的外交家们签署了《奥斯坦德宣言》,提议美国购买或夺取西班牙占有的岛屿。奴隶主们依然担忧海地的榜样作用,希望能够阻止古巴成为第二个海地,用《奥斯坦德宣言》的话说,担心“火焰会蔓延到与我们比邻的海岸”。[61]简言之,奴隶制促使美国按照帝国主义而不是民主自由的模式设计拉丁美洲的未来。
奴隶制还以其他的方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政策。一个奴隶制社会的首要条件就是有一个安全的边界。我们不想把美国看成是一个像东德那样的警察国家,在那里,人们不得不逃亡,但是,那些蓄奴州却正是如此。事实上,1850年《逃亡奴隶法案》使白人很容易绑架自由黑人并将其贩卖为奴,法案一经颁布,数以千计的自由的非裔美国人意识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即便在北方各州也不会得到保证,于是逃到了加拿大、墨西哥和海地。[62]1857年的“德雷德·司各脱案”[63]判决“黑人不享有白人必须尊重的权利”,这证明了黑人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内战之前,我们的外交政策一直为奴隶主们所左右。他们一直关注我们的印第安人边界,竭力通过与土著人签订各种协议促使印第安人交出所有的非裔美国人,并且遣返任何逃犯。[64]
1787年至1855年间的美国领土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奴隶主们的影响。在1812年战争的幕后,最大的推手是奴隶主们。他们觊觎印第安人和西班牙人的土地,还想把印第安人驱赶到远离蓄奴州的地方,以防奴隶逃跑。尽管西班牙在那场战争中并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但是战争之后,我们还是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得了佛罗里达,因为奴隶主们要求我们这么做。事实上,安德鲁·杰克逊在1816年袭击了西米诺尔人位于佛罗里达的一个要塞,就是因为该地藏匿了数百名逃亡奴隶,这次军事行动引发了“第一次西米诺尔战争”。[65]
在欧洲人和非洲人到来之前,西米诺尔并不是一个部落或民族。它只是一个“三族飞地”,由克里克印第安人、小部落的残余、逃亡奴隶以及一些愿意生活在印第安社会的白人组成。“西米诺尔”一词本身就是西班牙语cimarron(在牙买加语中变为maroons)的变形,后来才指逃亡奴隶。[66]西米诺尔人拒绝交出他们当中的非裔美国人,这导致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西米诺尔战争(1816-1818,1835-1842)。白人的打击行动不是为了夺取“大沼泽”——这块地在19世纪对美国毫无经济价值,而是要铲除逃亡奴隶的避难所。第二次西米诺尔战争是美国对印第安人发动的历时最长、耗费最大的一场战争。[67]大学教科书《美利坚:过去与现在》讲述了我们为什么发动这场战争,并且把战争放在了奴隶反叛的语境之中:
在1835年至1842年间的佛罗里达,发生了奴隶们以武力争取自由的最顽强、也最成功的斗争。当时,数百名黑人逃亡者在第二次西米诺尔战争中与为自己提供了避难所的印第安人并肩战斗。西米诺尔人拒不向俄克拉荷马迁移,而对于一起战斗的黑人来说,战斗是为了自己的自由。战争结束后,签订了和约,大多数黑人宁愿陪伴着他们的印第安盟友向密西西比河以西迁移。
在六本新教科书中,有五本都提到了这场战争,但只有《走向今天》隐约提到奴隶逃亡才是这场战争的真正原因。
奴隶制或许还是得克萨斯独立战争(1835-1836)的关键原因。戴维·克罗基特[68]与詹姆斯·包威等人在阿拉莫之战中所捍卫的自由,是拥有奴隶的自由。盎格鲁人刚刚建立得克萨斯共和国不久,其立法机关就命令所有的自由黑人离开共和国。[69]
接下来的一场大的战争——墨西哥战争(1846-1848),也主要是由南方的种植园主发起的,他们想让自由土地的边界更加远离蓄奴州。
或许,关于奴隶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最清晰的标志是内战。在1861年至1865年间,我们有两种外交政策:联邦的和联盟的。联邦承认海地,并且与革命后的墨西哥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多一致之处;而南部联盟则扬言要入侵墨西哥并且欢迎路易·波拿巴把墨西哥变为法国的殖民地,因为那样就会把作为自由旗手和逃亡奴隶避难所的墨西哥消除掉。[70]南部联盟如果赢得了内战,他们的外交官还会把目光投向古巴。
在我们国家成立的最初70年间,奴隶制使我们的外交政策更支持帝国主义而不支持民族自决。如果教科书不愿意向我们讲述诸如种族主义这种会使白人看上去很坏的观念,那么它们就无法描述奴隶制对我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即便在教科书的作者们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回到国内政策上时,关于种族主义的介绍同样是看不到的。因此,尽管教科书对斯蒂芬·A.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这位19世纪中叶民主党最重要的领袖倍加关注,但它们却没有提及他的种族主义。应该记住,道格拉斯曾破坏后来国会在1854年通过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道格拉斯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国会参议院,曾角逐总统职位,对于奴隶制,他本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的主要想法是让合众国在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此前一直是印第安人的土地——组织地方政府,因为在他的身上,维系着一种利益,那就是在这些区域经营铁路。[71]他需要南方人的选票。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大多时候,南方种植园主控制着最高法院、总统职位以及国会中的至少一个议院。奴隶主们借助自己的权势,同时出于担心自己在白人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变小,开始同意,只要道格拉斯在法案中写进新边疆对奴隶制开放的条款,他们就支持开辟新边疆。道格拉斯有条件地接受了他们的提议,在法案中加进了他所谓的“主权在民”的内容。这就意味着,堪萨斯只要愿意,就可以成为蓄奴区,尽管它位于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所规定的奴隶制地区与自由地区的分界线以北。因此,据此情形,内布拉斯加也可以选择蓄奴。其结果,就是堪萨斯州内战的爆发。
教科书尽管并没有把斯蒂芬·道格拉斯看成是一位和哥伦布或威尔逊一样的大英雄,但也以赞赏的语调描述他。1858年,道格拉斯再次竞选总统,其竞争对手是林肯。这次大选预示了此后30年里两党各自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72]因此,教科书对这次辩论投下大量篇幅:平均有七个自然段和两幅图片。[73]
我一开始所考察的那些教科书的作者们花这么多的篇幅,仿佛他们是在为《GQ》杂志[74]写作。《美国历史》就那场辩论写了16个自然段,以下是其中的两段:
即使不戴他的大“烟囱帽”,身高6英尺6英寸(作者加了2英寸)的林肯在“小巨人”面前也像是一座高塔。他身着正式的、但常常皱巴巴并且袖子与裤腿有点短的礼服。而道格拉斯属于我们可能会说的那种衣着讲究的人。他身穿带皱褶的衬衫、带花边的背心,头戴宽边毡帽。相比林肯缓慢、慎重的说话风格,道格拉斯说话很快……
林肯的声调很高,而道格拉斯声调低沉。两人都一定肺活量很大,否则他们的声音很难穿过街道或者在嘈杂的人群中被听到。他们在公共场合都不需要借助演讲设备。
这样,我们可以了解到,道格拉斯穿着讲究,讲话铿锵有力——但是,他的思想怎么样呢?他都说了些什么呢?我一开始所考察的12本教课书都只断章取义地摘取了道格拉斯本人所说的三句话。以下是它们摘录的全部文字:“……永远分成自由州和蓄奴州,父辈们就是如此”,“……视黑人为兄弟”,“……
一天或一个小时”。12本书仅有这几十个字!有九本教科书称赞这位“小巨人”为他“铿锵有力的演讲”或者是“雄辩的口才”,但它们根本没有告诉我们他说了什么。
在六本新教科书中,有两本教科书至少提供了道格拉斯这样一句较长一些的演讲:“要不是受到地方治安法规的支持,奴隶制在任何地方都连一天或一个小时也存在不下去。”——这就是道格拉斯所谓的“自由港”理论。《霍尔特版美利坚民族》的摘录更长。《走向今天》虽然没有摘录一个字,但它总结说:“在奴隶制等问题上,道格拉斯支持主权在民。”因此,这四本新教科书确实讲到了这场辩论与奴隶制问题有关。但这些教科书尚需完善。道格拉斯的立场并不暧昧。那些辩论主要是关于种族问题,以及非裔美国人将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安格尔[75]把其纪念那些辩论100周年的作品起名为《生而平等?》的原因。[76]1858年夏,道格拉斯在各地反复阐述自己的立场,其中7月9日在芝加哥发表的以下演讲,阐述得最为清晰:
在我看来,我们的这个政府本来就是以白人为基础建立的。它由白人建立,服务于白人的利益,由白人管理……
我反对采取任何行动将黑人或印第安人视为与白人平等的人。我反对赋予他们在政府管理中的发言权。我愿意扩大黑人、印第安人,以及所有不独立的种族的权利,使其享有与白人种族的安全与幸福不冲突的任何权利、特权及豁免权;但是他们从来不应该享有平等,不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别的任何方面。
朋友们,你们看,这些问题已讲得非常明白了。[77]
然而,教科书的读者看不出这些问题已讲得非常明白了,因为,即便是最新的教科书也没有透露任何有关道格拉斯的种族主义的线索。在所有18本教科书中,只有《美国历史》这一本书收录了道格拉斯关于种族问题的这段话:“‘小巨人’嘲笑说,林肯‘视黑人为兄弟’。”在18本教科书中,仅有一本书,而且是已经绝版的一本书中,才有这六个字,从中我们几乎不能公正评判道格拉斯在种族问题上的立场。
教科书为什么要筛选关于道格拉斯的内容呢?既然他们可以花几个自然段描述他的衣着,那说明版面不是问题。的确,教科书作者们很少引述他人的话;但更主要的是,教科书在这里再次使用了英雄化的描写手法。道格拉斯关于种族主义所说的那些话,会使我们把他想得很坏。那么,就不提它好了。
与道格拉斯相比,林肯是一个平等主义的理想主义者,但在伊利诺伊州南部,当与道格拉斯辩论时,他也表达过白人优越论的观点。在查尔斯顿的那场辩论中,林肯说:“我一直都没有赞同、也从未赞同让白人和黑人之间存在社会和政治平等。(鼓掌)我一直都不支持、也从未支持让黑人成为选民或者陪审团成员。”大部分教科书的作者不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带有种族主义倾向的林肯。这样一来,它们使学生没办法把种族主义视为美国社会生活的一支力量。因为,如果林肯是种族主义者,那么我们其余所有的人也都是种族主义者;如果林肯能够超越种族主义,正如他偶尔做的那样,那么我们其余所有的人也能超越。
在内战中,北方的民主党人反对共和党人指责自己袒护反叛,声言自己是“白人的政党”。他们抗议政府在哥伦比亚特区解放奴隶,反对政府在外交上承认海地。他们宣称共和党人“脑子里除了有黑鬼之外一无所有”。当联邦军队接受非裔美国人入伍时,他们被激怒了。他们把种族问题作为自己重要的竞选纲领。
在没有电视的那些日子里,各政党举行同步集会。在大选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民主党参议员们到每一个大城市向群众发表演讲,其地方组织的官员也在小城市擂鼓助威。所有的集会都有标志性音乐。这时,成千上万的歌本会被印刷,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该党成员都唱着同一些歌曲。1864年有一首深受大家喜爱的歌曲以“杨基调”[78]的调式这样唱道:
新国家颂
“黑鬼杜多逞能一时”
杨基杜多隐姓埋名,
风光不再;
黑鬼杜多来临,
胡乱倒腾。
(合唱)黑鬼杜多逞能一时。
乌檀稍长即拧,
“效忠”的人全对
黑鬼杜多俯身听命;
白种人孤掌难鸣。
这里缺少有钱的“大——兵”,
请给我们黑沥青,
请给我们“老贝宁”。
(合唱)黑鬼杜多逞能一时。
厚嘴唇糟蹋了甜心,
卷毛们头上亮晶晶;
哦,这里的软脚汉
居然也插足兵营。
(合唱)黑鬼杜多逞能一时。
我曾经让几百名大学生和几十名中学历史教师了解这类歌曲。为了让他们注意其中的歌词,我通常给他们领唱。通常情况下,即便他们全是白人,他们也拒绝唱这支歌。他们为所读到的歌词感到震惊。在他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一点也没提到国家政治的这类情形。
当联邦取得胜利的时候,民主党沦为少数派;这部分原因是,民主党的很多成员及领袖并不认同这次战争。共和党人控制着重建。与奴隶制问题一样,战后重建这个主题在民权运动之后的教科书里有所改进。一些较早的论述——有的甚至写在重建结束之前——都说共和党州政府虽然在努力实行公平施政,但却面临着大量的问题,特别是前联盟种族主义者的暴力抵抗。然而,写于大约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之间的教科书,却勾画出了一幅战后时期共和党人压迫统治的画卷,我们可以称这幅画卷为“联盟虚构的重建”。很多年来,黑人家庭一直鲜活地保存着重建的真相。WPA[79]作家们在20世纪30年代所记录的那些年老的奴隶们的故事,仍然透露着对黑人在重建中的作用的自豪感。一些故事里甚至还有60年前被选进政府任职的非裔美国人的名字。一位88岁的当年的奴隶说:“我知道,一般人会认为教科书会讲真话,但是事情并非如此。”[80]然而,随着那些亲身经历过重建的人死去,即便是在黑人社区,这些故事也被教科书的描写取代了。
关于“联盟虚构的重建”,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发生在1970年1月的一个下午,那天,我与密西西比州陶格鲁学院这所以黑人为主的学校的17名大一学生讨论。我打算讲一单元关于战后重建的课,因此我要先了解学生们知道些什么。我问道:“什么是战后重建?”“提起那个时代,你脑子里会出现什么场景?”同学们一致认为:战后重建是非裔美国人接管对南方各州,包括密西西比州的统治。但是,由于脱离奴隶身份不久,他们乱搞一气,并且统治腐败,最后白人不得不重新控制了各州政府。
我深感震惊地坐了下来。学生们的这一说法中有太多的重大误解,我甚至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反驳。非裔美国人从来没有接管过南方各州。在整个重建时期,所有的州长都是白人,而且,在几乎所有的立法机构中,白人占了多数。非裔美国人并没有“乱搞一气”,而且,实际上,相比随后的几十年,密西西比州重建时期的政府较少腐败。“白人”并没有重新接管南方各州政府,但是,某些白人民主党人使用武力和欺诈手段从白人与黑人结盟的共和党手中夺取了控制权。
年轻的非裔美国人居然相信那些诬蔑自己先人的神话,真可谓悲剧。这使得他们怀疑自己的能力,因为他们的种族一登上美国历史的中心舞台就“乱搞一气”。这也使他们得出结论:
白人处于控制地位总是正当的。但是,我的学生们知道的只是教科书教给他们的那些内容。就像几乎所有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学毕业的美国人一样,他们在自己美国历史课上遇到了“联盟虚构的重建”。我也从我的大学历史教科书上看到过这一“虚构”。约翰·F.肯尼迪及其枪手们写作的《勇者无惧》——该书获得了普利策奖——在描述L. Q. C.拉马尔[81]时也重述了这个“虚构”。
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较,今天的教科书在战后重建问题上已有很大的改进。在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中,除四本外,其他的对战后重建的描述都与小说《飘》中的场景不同。[82]历史学界不再说联邦军队控制了南方社会达十年或更久。它们现在指出,到1868年,除了在三个州之外,军事统治已经结束。他们也不再说允许男性非裔美国人参加选举会掀起抢夺与腐败的狂潮。1961年版的《美利坚民族的胜利》曾谴责共和党在南方的统治:“政府中的许多‘掮包客’都是无能的、无用的、腐败的。”而该书的1986年版就截然不同地解释道:“重建时期的一些南方立法机关在公共事务方面开始有了很多必要的、期待已久的改善……它们加强了大众教育……更加公平地安排税收负担……并且在当地的政府和司法部门实施了期待已久的改革。”在那些最新的教课书中,只有布尔斯廷与凯利的教科书把国会主持的重建称作“把这些州变成被征服的行省的报复性行为”。
像在奴隶制问题上一样,大多数教科书在重建问题上的新观念代表了一种突变,它虽然姗姗来迟,但更符合有关这一时期的第一手材料,也较少受到白人优越论的支配。自1995年初版《老师的谎言》问世以来,这一改进一直在继续。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早期的教科书仍然茫然无知地采用白人优越论的观点。按它们的那些说法,“有问题的”是非裔美国人,而不是白人;并且它们推断,重建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使非裔美国人在经济和政治上融入制度。《美国之路》说:“奴隶制结束了,但是南方被摧毁了,黑人不得不被带进劳工社会。”其实,黑人一直在劳动。真不知道该书作者怎么想奴隶在奴役状态下都做着些什么的![83]同样,根据《美利坚民族的胜利》,重建“旨在解决如何使黑人融入国家生活的主流这一问题。”该书是一个有益的例子,它虚构了一群懒惰的、无助的黑人群体:“当白人种植园主放弃了南卡罗来纳海岸岛屿上的种植园时,那儿的黑人们就处于无助的、贫困的状态。”事实上,这些黑人们参加了联邦军队,自己经营种植园,并且打到内陆,解放那里的种植园里的奴隶。
这幅图反映了在1866年田纳西州的孟菲斯骚乱中,一群武装白人袭击了附近的黑人居住区。它说明了重建期间或之后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暴力冲突。在这场骚乱中,40名非裔美国人丧生,白人烧毁了这个城市里黑人的每一所学校和教堂。
今天的教科书描述了非裔美国人努力改善自己的处境,但是作者依然低调处理重建时期的关键问题——白人暴力问题。这方面的数据是令人震惊的:内战的胜利一方只处死了一名联盟派官员,即臭名昭著的安德森维尔监狱长官亨利·沃兹;而失败一方却屠杀了数百名官员及其他联邦人士,其中有白人也有黑人。[84]仅在密西西比州海恩兹县,在联盟重建期间,即1865年至1867年,联盟派控制大多数南方州政府期间,白人平均每天杀死一个非裔美国人,后者有很多人曾在军队服役。在路易斯安那,1868年夏秋两季,白人民主党人杀死了1081人,其中大多数是非裔美国人和白人共和党人。[85]在北卡罗来纳的一个司法辖区,一位共和党法官统计出700宗殴打案和12桩谋杀案。[86]而且,暴力活动还只是白人阻止黑人进步的一种最直观的形式罢了。
破坏教育是白人优越论者的一个重要手段。当时的“自由人事务署”的领导O. O.霍华德将军说:“反对黑人受教育的做法俯拾皆是,他们不向自由人提供可用于办学的房舍或建筑。在1865年、1866年和1867年,处于社会底层的暴民不时地在南方各地烧毁被用作学校的建筑物或是教堂,鞭打或驱逐老师,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杀死他们。”[87]
虽然教科书在叙述上有所进步,但有些图片却没有。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中,有7本收录了这幅漫画,它名为“牢固的南方”(The Solid South),画的是一位文弱的白人妇女。她背负着格兰特和一个塞满各种武器装备的掮包,由穿蓝色制服的占领军士兵扶持着。有两本新教科书让学生解读这幅画。新版的《美利坚盛典》直接说到“格兰特政府的掮包和刺刀”,让人觉得确有此事。另外4本教科书只用这幅漫画去描绘重建,《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为之取的标题为“南方的沉重负担”。
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写进了至少一段关于重建时期白人暴力的文字。大部分教科书介绍了暴力活动在美国推行民权法律失败之际,如何对终结南方的共和党州政府并由此结束重建,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总体看来,教科书对重建的介绍依然不得要领:重建的关键问题是要把联盟而不是非裔美国人整合到新的秩序之中。一旦联邦政府不再介入白人种族主义问题,重建就结束了。一些教科书发现,说一些真正关于白人的坏话很难,因此,在为什么重建会失败这一问题上,它们依然含糊其辞。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历史教科书依然把重建的结束描述成非裔美国人的失败。1990年版的《美利坚民族的胜利》解释道:“其他一些北方人对南方黑人问题变得厌烦起来,不太愿意帮助他们学习作为公民的新角色。”《美国的冒险历程》也附和道:“数百万以前的奴隶不可能在10年之内转变为有教养的选举人或成功的政治家、农场主或商人。”其实,黑人选民比大多数白人选民在选举中更加明智。在重建时期投票给共和党是他们的明显的利益所在,而且大部分非裔美国人都这么做了;当然,也有一些人愿意把票投给那些曾竭力讨好自己的白人民主党。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南方白人盲目地把选票投给了白人民主党,仅仅因为后者赞成白人优越论。
由于我也“学到过”非裔美国人是重建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一说法,因此,阅读冈纳·缪达尔[88]的《美国的困境》一书,于我来说就是一次扩大视野的经历。缪达尔在介绍他的1944年版该书时,描述了自己在进行这项研究时,被逼着改变自己的观点的情况:
当前的研究者在开始他的研究时,首先会想到,必须把焦点放在黑人问题上……但是,一旦他进入对黑人问题的研究,他就会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单纯用黑人本身的独特性去解释一些问题,即便提出来,也是很难成功的……黑人问题首先是一个白人……的问题。[89]
这恰恰就是很多非白人依然缺乏的认识。对重建的失败的认识与我们的文化背道而驰。一位大学生曾对我说:“你决不会相信我在中学阶段所囫囵吞枣地学到的那些关于重建的知识——比如,重建并非太糟糕,它建立起了学校体制。后来我看了《飘》,了解了重建的真相!”对问题的设计决定了对修辞与手法的选择。缪达尔主张关注白人,这一见解对于理解重建是十分重要的。教科书至今没能用一种同样有力的分析来批驳诸如《飘》所描绘的“联盟虚构的重建”。
关注白人种族主义对于理解雷福德·洛根(Rayford Logan)所说的“美国种族关系的最低谷”时期更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种族关系的最低谷”是指1890至1940年间,那时,非裔美国人被重新归为二等公民。[90]在这一时期,北方与南方的白人联手限制黑人的公民权和经济权。不幸的是,大部分美国人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术语。在我所考察的那些教科书中,没有一本使用过它;相反,他们把这一时期分割成不同的时代,其中大部分都是不正确和不合逻辑的,比如“快乐的90年代”以及“怒吼的20年代”。就拿“快乐的90年代”来说,那时美国经历了有史以来第二次严重的大萧条,同时还发生了普尔曼铁路大罢工和霍姆斯特德大罢工等劳工纠纷。由此“快乐的90年代”在逻辑上引出一个问题:“谁在快乐?”
尽管没有教科书使用“美国种族关系的最低谷”这一术语,但它们大部分确实描述了一些低谷时期的细枝末节,只不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罢了。最好的概述出现在《美国历史》一书中。该书在某一节中以“长夜开始”为题,这样来概括这一时期的历史:“在‘1877年妥协’之后,北方的白人公民背弃了南方的黑人公民。渐渐地,南方各州撕毁了它们关于平等对待黑人的许诺。它们一步步地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把他们归为二等公民。”《美国历史》接着明确地指出了南方白人维护白人优势的那些伎俩——限制选举、在公共场所实行种族隔绝、滥用私刑等。
另一方面,《美利坚民族的胜利》泛泛总结说:“重建使很多重大问题悬而未决,同时又引发了一些新的、同样很紧急的问题。尽管南方和北方的各种力量都极力在双方之间进行协调,但这种情况仍然是真实存在的。”这段话太含混了,实际上什么也没讲。弗朗西斯·费茨杰拉德沿用这段话的较早的一种说法,去抨击她所称的美国历史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她冷冷地说:“这些‘问题’似乎是突然出现在各个地方的。这些教科书中的历史总是问题成堆。”[91]在《美利坚民族的胜利》中,在上述这段话的500页之后,当作者谈到民权运动时,种族关系再次成为“问题”。作者没能把美国1877年在保障黑人民权方面的失败,与一个世纪以后的民权运动的兴起联系到一起。似乎没有什么事情会事出有因,事情只是在发生。
事实上,在战后重建时期以及低谷时期,进行着一场拯救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战斗,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拯救整个国家灵魂的战斗。这与“二战”后的德国重建颇为相似。德国的重建也是一场为德意志人民的灵魂而战的斗争,在那场斗争中,纳粹主义最终失败(我们希望如此)。但是在美国,正如《美国历史》所讲的,种族主义获胜了。在1890年至1907年间,每一个南方州和边疆州“合法地”剥夺了绝大多数非裔美国人的选举权,私刑更是猖獗一时。1896年,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中赞成种族隔离。
不幸的是,教科书大多误解了种族隔离。因此,他们误读了“布朗案”——1954年,最高法院在这一案件中判定取消种族隔离制度。《美利坚之旅》说:“然而,问题在于,设施是隔离的,但绝不是平等的。”《美国人》也说:“供白人使用的设备都无一例外要比供非白人使用的设备高级。”的确,“隔离”很少意味着“平等”,但这并非问题的症结所在。正如最高法院在“布朗案”中所称:“本案所涉的黑人学校与白人学校在诸如教学楼、课程设置、教学质量、教师收入等方面,以及其他‘实体’因素上,一直是平等的,或者说正在被平等化。因此,本案的判决不能停留在关于这些实体因素的比较上。”
只有布尔斯廷与凯利对“布朗案”的评价是正确的:“当然,问题在于,对于两个种族来说,从来不可能真正存在‘隔离但平等’的设施。当一个民族被与其他民族隔离时,它的平等就被剥夺了——平等意味着同等对待所有公民。”教科书需要对种族隔离下一个社会学定义:种族隔离是一种种族礼仪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当被压迫人群与压迫人群在做某些同样的事情,如,在背诵九九乘法表时,会被隔离开来;但当工作有高低之分,如为白人雇主烹饪或打扫卫生时,却允许存在某种心照不宣的接触。因此,种族隔离的理论基础在于,被压迫者是一群贱民。“不洁净”一度是任何供有色人种使用的水源、候车室以及法庭用《圣经》的代名词,而“低贱”就是任何一所排斥黑人(常常还有墨西哥人、土著美洲人以及“东方人”)的学校的籍口。这种意识形态脱胎于奴隶制时期,在重建之后依然健在,并被用以证明将非裔美国人强行归为二等公民这一做法的合理性。这一污点说明了为什么隔离不可能意味着平等,即便黑人的设施比白人的更新或者更高级。今天,这一污点中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并伤害着一些非裔美国人的自我想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移民到美国的加勒比黑人要比美国黑人更出色。[92]
在低谷时期,种族隔离制度四处扩散。杰基·罗宾逊[93]并不是主要的棒球联合会中的第一个黑人运动员。在19世纪,黑人已经在大的联赛中打球,但是到1889年,白人把他们驱逐出了联赛。在1911年的肯塔基赛马大会上,黑人骑手赢得了首轮28场公开赛的15场比赛。此后,黑人骑手就被排挤出了该项赛事。[94]特别是在南方,白人袭击最富有而且最成功的非裔美国人,正如他们过去对待那些最接受白人文化的印第安人一样。因此,社会地位的上升不仅没有为黑人提供前途,反而使他们更加成为白人攻击的目标。在北方与南方一样,白人强迫黑人不得从事技术性的工作,甚至连邮递员这样非技术性的工作也不让他们做。[95]最后,我们的种族隔离制度甚至传到了南非、百慕大群岛,直至欧洲人控制的中国和印度的租界内。
北方人对后来的“密西西比方案”没有采取任何阻止措施——该州1890年通过的这条州宪法“合法地”(但是有悖于美国《宪法》第14和第15条修正案)剥夺了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由此,北方人成为这项方案的共谋者。所有的南方州以及远至俄克拉荷马的一些地方在1907年之前都遵从这一方案,而国家也默许了这一做法。美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也倾向于证明白人夺回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是合理的。布朗克斯动物园曾在围栏后展出一位非洲人,就像展览大猩猩一样。[96]各种根据《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戏剧,在低谷时期一直上演。但是,由于这部小说对奴隶制的控诉不再适合种族主义日趋强盛的白人社会,人们就把汤姆叔叔从一个为保护同伴而英勇献身的殉道者,改写为一个忠于好心的奴隶主的多愁善感的糊涂蛋。渐渐地,在黑人社会,汤姆叔叔变成了出卖自己同伴利益的不诚实的非裔美国人。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巡演艺人们用黑脸表现那些笨拙的、口齿不清的白人,这种表演流行于从新英格兰到加利福尼亚的广大地区。这些表演着力描写非裔美国人在种植园里的幸福生活,以及离开种植园之后的迷茫与无奈,由此贬低了黑人的能力。《把我带回老弗吉尼亚》、《老黑乔》以及《我的肯塔基老家》等巡演歌曲都在告诉白人们: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全错了,因为黑人们的确很喜欢奴隶制,二等公民的身份对于这些可悲的人来说,是最恰当不过的。[97]
为了迎合“联盟的虚构”,今天的教科书抛弃了它们关于重建的理想描述。因为,如果黑人是低劣的,那么,在他们享有平等权利的历史时期,掌权的那些美国人一定是思想有问题的,并且肯定是私欲使然。一些后来的歌舞节目仍在继续表现出那些巡演剧目的腔调,它们刻画了很多愚蠢、懒惰、好偷鸡的黑人傻瓜的形象。早期的无声电影也有类似的描述。一些电影对非裔美国人的谴责更为严厉:大卫·W.格里菲斯在其种族主义史诗《一个国家的诞生》中,展示了非裔美国人在跨种族性关系上的迷乱,以及他们受到的白人“掮包客”们的腐蚀。
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的这类作品反映的是种族主义在北方的复苏;这幅《不是这个男人吗?》选自1865年8月5日的《哈珀斯周刊》(Harper’s Weekly),它说明了纳斯特在内战结束初期的理想主义。与此相对,9年后,当重建走下坡路时,纳斯特关于非裔美国人的想象反映的是那个时代不断增长的种族主义倾向,这类绘画作品有选自该刊1874年3月14日中的《重建(?)州里的有色统治》[98]。当北方白人试图在黑人民权问题上做出让步时,这类愚蠢的立法者显然贬值了。
在政治上,到1892年,白人选民的种族主义倾向变得如此严重,最终,民主党候选人格罗弗·克利夫兰入主白宫,部分原因就在于,他强烈指责共和党人试图保证为非裔美国人赋予公民权利,这样他就在北方人和南方白人心中唤起了对“黑人掌权”的恐惧。从内战到19世纪末,国会中没有一个代表南方或者北方的民主党人投票支持过民权立法。最高法院的情形就更糟了,从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至少到1927年的“龚路诉赖斯案”——该案判决禁止华人就读白人学校——最高法院多次通过支持种族隔离的判决。这是在告诉整个国家,白人就是统治民族。本书已经介绍,伍德罗·威尔逊是怎样赢得1912年总统大选,又如何继续在联邦政府里搞种族隔离的。借助《一个国家的诞生》在1915年的上映,“三K党”的发展达到了顶峰,自称达400多万余众。“三K党”一度公然控制了佐治亚州、印第安纳州、俄克拉荷马州和俄勒冈州的政府。此外,“三K党”可能还出席了沃伦·G.哈定白宫的就职典礼。在威尔逊和哈定任总统期间,发生了大约100起种族骚乱,这比重建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多。白人暴徒在全国范围内屠杀非裔美国人,其中有些事件,如1919年的芝加哥骚乱,是众所周知的。其他的一些事件,如在1921年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市发生的暴乱中,白人甚至从飞机上向黑人居住区投炸弹,造成至少75人受伤,1100多间房屋被毁,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这类事件只字未提。[99]
在某些城市,不仅工业方面的工作,甚至连搬家的活都为白人留着。
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在低谷时期,美国的种族主义达到何等的程度。从佛罗里达州玛雅克卡市到俄勒冈州梅福德市,白人袭击黑人邻居,把他们赶走,让整个城镇变成白人的世界。各种没有黑人成员的委员会颁布针对新来的非裔美国人的法令,或对其进行非官方的威胁:如果他们在白人区留宿的话,就可能丧命。这样,出现了数千个“日落之镇”(sundown town),它们大多分布于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俄勒冈州以及一些北方州的黑白混合社区。“日落之镇”大小不等,伊利诺伊州的德兰德市仅有500人,而威斯康星州的阿普尔顿市的人口达57000人,密歇根州的沃伦市人口数量几乎达到了20万。许多郊区不允许犹太人进入。在西部,很多城镇排斥华人、墨西哥人和土著美国人,包括奥扎克[100]地区、坎伯兰、密歇根半岛前半部在内的整个地区几乎都不见非裔美国人的身影。在很多大城市,白人把黑人驱赶到某些居住区,这些居住区后来随着城市在居住区方面越来越强的种族隔离化倾向,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所谓“黑人邻区”![101]
在整个南部以及很多北部地区,非裔美国人不能参加陪审团,这通常意味着,即便遭受白人诸如袭击、偷窃或是纵火等明显的不公正对待时,他们也不会想到去寻求法律救助。当时的私刑证明了黑人是多么没有自卫能力。私刑的明显特征就是,谋杀发生在公共场所,因此人人都知道谁是凶手,但罪犯却逍遥法外。在低谷时期,连德卢斯市这样的北部偏远地区都有私刑发生。这让我们再次想起1857年“德雷德·司各脱案”的判定:“黑人不享有白人必须尊重的权利。”非裔美国人每次遇到欧裔美国人时,无论那次相遇多么平常,他们都得明白自己该如何表现,以免犯下拿眼睛盯着别人、忘记说“先生”,或者走出了“他们的区域”等罪责。在那些现象背后,总是隐藏着武力的威胁。[102]
在低谷时期,非裔美国人进退维谷。“集体出走”、在西部建立新的黑人社区的努力没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向北方的移民只是导致了城市种族隔离居住区的出现。只关注布克·T.华盛顿[103]的经济改革计划,却放弃公民权和政治权利,是不可行的,因为在没有公民权和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人们的经济利益无法得到维护。[104]“回到非洲”是不切实际的。
很多非裔美国人丧失希望,家庭不稳定,致使犯罪率上升。在非裔美国人社会,社会学家所称的“病理性的混乱”开始了,只不过在这一时期的症状并非奴隶制,而是美国生活。[105]
事实上,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黑人的士气低落发生于较后的事件,如:1918年至1970年间的向北方城市的大迁徙,1929年至1939年间的经济大萧条,或者二战之后城市生活和职业结构的改变。这种混乱是非裔美国人遭受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结果,而不是起因。骑手和邮递员的工作向黑人关闭,这不是因为他们无能,而是因为他们成功了。
关于低谷时期,一些新版教科书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从《美国之路》中,学生们了解到:“到20世纪初为止,(白人工人)说服了大多数劳工组织不接纳黑人。”《美国人》讲道:“非裔美国人发觉自己被迫进入(北方)的隔离区。”布尔斯廷与凯利使伍德罗·威尔逊与其执政时期的极端种族主义脱离了干系,但谴责首席检察官A.米切尔·帕尔默煽动“易冲动的市民”向“看上去‘不同’的美国人发泄他们的恐惧和憎恨”,包括向“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有几本教科书提到了私刑,但没有一本书有相关的插图。三本新教科书提到了1908年发生在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市的骚乱,在那场骚乱中,白人逐出了三分之二的黑人,试图把斯普林菲尔德变成一个“日落之镇”。这些新教科书无不提到“第二个”“三K党”的兴起。
另一方面,有10本教科书或含蓄或明确地提到,杰基·罗宾逊是“棒球大联赛中的第一个非裔美国人运球员”——《美利坚之旅》这样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学生们从不知道,在低谷时期之前,黑人一直参加大联赛,因此,教科书中常见的故事线索——社会总体上一直在进步——仍然大行其道。在介绍斯普林菲尔德的骚乱时,没有一本教科书中提到骚乱是因为驱逐城市里的全部黑人。甚至也没有一本教科书提到“日落之镇”。
《美国人》指出,“进步运动”几乎没有为非裔美国人做任何事情——这一说法几乎无法解释那场通过全国性的投票在全国范围内把黑人议员从市议会中开除出去的运动。今天的一些作者确实强调,非裔美国人不只是受害者,他们对身边的新压迫也有所应对。然而,在这样写时,《美利坚之旅》又走得太过了。它告诉我们,“非裔美国人起而反抗,以获得平等权”,接下来,有两个副标题:“非裔美国人的平等”和“其他的成功之处”。这里,低谷没有了!一些教科书虽然或多或少地承认存在低谷时期,但没有一本对形势恶化的原因作出分析。
对低谷时期进行准确描述,教科书作者们并非只能“白手起家”。在这一时期,非裔美国人为历史留下了丰富而悲情的遗产。学生们只要读过理查德·赖特在《黑男孩》中关于自己童年生活的叙述,只要读过艾达·威尔斯[106]在《红色记录》中关于私刑的描述,只要大声唱过大比尔布隆其[107]的《如果你是黑人,请回来!》,都肯定能理解,人们的困境映射出选择余地的狭窄。撇开被压迫人群的素材,没有哪本书籍能够触及黑人经历的最深处。而在我一开始所考察的那些教科书中,没有一本书让非裔美国人自己说出自己所面临的那些处境。
非裔美国人在低谷时期(以及后来)所遭受的歧视并非局限于南方,而是全国性的,让学生们意识到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但很少教科书提到这一点。因此,我的大一学生大部分都并不知道,直至“二战”以后,北方在很多场合也都是实行种族隔离的——黑人不允许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周围的社区购房,不允许在费城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作,不允许在芝加哥当百货商店的售货员,等等。迟至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北方的一些市郊实际上依然将黑人隔离在外。在“布朗案”判决半个多世纪后,数百座中立的衰败城镇也依然如此。
甚至连《美国的冒险历程》也忘记了自己曾对低谷时期做过好的论述,结果在其他地方对这一时期又提出了这样一种简单化的论断:“1880年至1910年间似乎充满了矛盾……在重建时期,许多人竭力帮助南方黑人。但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大部分美国白人对黑人都不怎么注意。然而再后来,一点一点地,人们开始重新关注黑人。”麻烦的是,很多白人中学毕业生都持有这种观点。他们会问,即使白人对黑人的关注只是时断时续的,那为什么重建结束一百多年之后,非裔美国人今天依然没有振作起来?毕竟,移民群体并没有得到本属于他们的一切。
私刑暴徒们喜欢在照相机前摆pose。他们不怕被人认出,因为他们知道没有白人陪审团会判自己有罪。我与他人合著的州历史教科书《密西西比:冲突与变革》的修订本被密西西比州教科书委员会拒绝采用,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收录了这幅图片。在随后的审查中,评估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说,这种材料使教师难以驾驭学生,特别是当一位“白人女教师”在给一群黑人居多的学生上课时。对这个问题,审查员自己接过了问答。他问道:“密西西比州确有私刑发生吗?”是的,这位评估委员会委员承认道,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为什么今天还要提它呢?“这是历史书呀,不是吗?”审查员接着问道。他最终做出了倾向于我这本书的裁定。在我所考察的18本教科书中,没有一本有关于私刑的插图。我赶紧保证,没有一起课堂混乱是由于我的教科书或这幅图片引起的。
毋庸置疑,一些移民群体面临着严重的歧视,从波士顿的“不受理爱尔兰人需求”的标识牌,到新奥尔良意大利裔美国人的私刑,再到加利福尼亚州针对华工营的大屠杀。直到近些年,北方的一些白人城郊社区还一直对犹太人和天主教徒封闭。此外,针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隔离和身体暴力事件在不断升级。在低谷时期,如果非裔美国人遭受的仅仅是如《美国的冒险历程》中所提到的白人对他们的歧视,而不是公开的暴力抵制,那么他们就能够继续赢得肯塔基州的赛马比赛,能够投递信件,甚至能够在白人居住区买房子。问题不在于黑人的失败或者是白人的冷漠,而在于白人的种族主义。
尽管官方的种族歧视在不断减少,但是,年轻一代的美国人成长起来后,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种族关系的裂缝。他们会在电视上看到,主要由白人组成的拉拉队为主要由黑人组成的运动队加油助威,会看到大学校园里主动隔离的餐厅,以及对在工作场所实行平权措施的争论。相比其他的社会因素(性别除外),种族身份更决定他们的婚姻。大部分朋友圈依然按种族互相隔离。此外,大部分教堂、联谊会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成员都要么差不多全是黑人,要么差不多全不是黑人。未来的种族事件和族群骚乱还会引发更令人苦恼的纷争。
低谷时期以后,种族关系的环境有所改善,这尤其要归功于民权运动。但是,种族差距今天依然大量存在,这里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略举一二。2000年,非裔美国人和土著美国人中等家庭的收入平均为白人家庭收入的62%,西班牙裔中等家庭的收入大约为白人家庭收入的64%。在我们的社会中,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从在SAT[108]测试中得高分到学会游泳,但是,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和土著美国人家庭很难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事物。有钱可以拥有良好的营养、健康护理,并远离危险与压力,有钱甚至能买到生命本身。因此,无怪乎,2000年,非裔美国人和土著人的平均寿命比白人短六岁。
平均来看,非裔美国人的住房条件依然较差,SAT测试得分较低,年轻人坐牢的比例也较高。在一些黑人和许多白人心目中,潜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怀疑:非裔美国人或许是低贱的。人们容易责难受害者,认为有色人种自己应该为处于社会底层负责。不做因果关系的历史分析,很难解释这些种族差距。
当教科书掩盖美国历史上的种族主义时,它们阻碍了我们发挥本来就可怜的能力,而这能力是今天我们认识历史所必需的。它们对种族问题的最接近正确的分析也只是要表达一种模糊的乐观主义感情:在种族关系上,就像在其他事物上一样,我们的社会在不断地改进;我们过去是有过奴隶制,但我们现在没有了;我们过去是有过私刑,但我们现在没有了;过去,棒球运动员都是白人,现在不是了。在提到白人和黑人的种族关系时,教科书中里都弥漫着进步的观点,并暗示种族关系自身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稳步改善。这种令人喜悦的乐观情绪只会混淆问题,因为白人可以由此断言种族主义结束了。《美国的传统》使我们相信:“在历史上,美国在实现人人平等方面,比其他任何国家做得都要多。”显然,该书作者们没有认真考虑今天的荷兰、莱索托、加拿大,或者1800年的乔克托族社会的人权水平,他们不打算把自己的结论作为一种严肃的比较史学的论断——它只不过是在为种族优越论摇旗呐喊罢了。
全国民调显示,中学生“对当今美国的种族关系现状持悲观看法”。各种族背景的学生都在深思这一问题。[109]另一项民调显示,本世纪以来白人青年第一次比30岁以上的白人更加不能容忍美国黑人,原因之一就是“30岁以下的那一代人可悲地不了解近期的美国历史”。[110]这些人太年轻了,他们没有经历过或者目睹过民权运动的发生,这些年轻人不知道美国社会中种族主义在过去和现今的发生方式。
教育家证明教历史是必要的,因为它为我们提供观察现实的视角。如果今天有个问题需要作者们与他们所讲述的历史联系到一起,那么这个问题就是种族主义。但是,只要教科书隐瞒20世纪的白人种族主义,那么,不论是这些教科书,还是使用这些教科书的学生们,都将不能在21世纪就种族关系做出有见地的分析。
- Maya Angelou,“On the Pulse of Morning,”这首诗歌为克林顿1993年1月20日就职演说而作。
- 玛雅·安吉洛(Maya Angelou),美国当代黑人女诗人。
- Ken Burns,“Mystic Chords of Memory”(speech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 Burlington, September 12,1991).
- 肯·伯恩斯(Ken Burns),美国当代著名导演。
- W.E.B. Du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Cleveland:World Meridian,1964[1935]),722.
- Warren Beck and Myles Clowers, UnderstandingAmerican History Through Fiction(New York:McGraw-Hill,1975),1:ix.
- Herbert Apthek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the American Negro(New York:International,1964[1945]),17;Irving J.Sloan, Blacks in America,1492-1970(Dobbs Ferry, NY:Oceana, 1971), 1.根据J. A.Rogers, Your History(Baltimore:Black Classic Press,1983[1940]),73,黑人也有可能与西班牙奴隶主一起跑了。我沿用第二章的提法,但西班牙人称海地为“圣多明戈”。
- 两本新教科书——《美国人》与《走向今天》在论述早期美国历史时,注意这些文化领域的三边关系,这使得教育更有效果,也使历史更加真实。然而,它们从未提出“三边种族关系”这一概念。
- 关于阻挠性演讲的资料,见John and Claire Whitecomb, Oh Say Can You See?(New York:Morrow,1987),116。关于共和党人,见Richard H. Sewell, Ballots for Freedo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292。关于各政党,见Thomas Byrne Edsall, Chain Reaction(New York:Norton,1991),以及“Willie Horton’s Message,”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13/1992,7-11。
- 说唱艺术在1850年到1930年之间是一种重要的大众娱乐形式,而且从1875年前后一直到“一战”时期,它更是最主要的大众娱乐形式。《乱世佳人》是收获美元最多的电影。当它第一次在电视上放映时,它赢得了那个时代娱乐节目最高的收视率。应该承认,它一开始是一部传奇故事,但它的广阔社会背景首先是关于种族问题的。1977年2月14日《时代》报道了《根》(Roots)的流行。关于大众媒体中黑人艺术模式的广泛讨论,见Michael Rogin,“Making America Home,”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9, no.3(12/1992):1071-73;Donald J. Bogle,Toms,Coons, Mulattoes, Mammies, and Bucks(New York:Bantam,1974);and James W.Loewen,“Black Image in White Vermont:The Origin, Meaning, and Abolition of Kake Walk,”in Robert V. Daniels, ed., Bi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Bost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1)。这段话在初稿时引用的种族关系的内容,源自我对第一部长篇动画片Fantasia的记忆。当我后来租来录像核对时,发现其中并没有种族关系的内容。于是,我求教Ariel Dorfman(The Empire’s Old Clothes[New York:Pantheon,1983]),发现迪斯尼公司从再版的声像中消除了任何种族问题的内容。
- “雷格”音乐(reggae):源于牙买加的流行音乐,含有民间音乐、黑人布鲁斯音乐、摇滚乐的成份。
- 1993展览:“The Cotton Gin and Its Bittersweet Harvest”at the Old State Capitol Museum in Jackson, MS。
- 阿拉莫与西米诺尔人问题本章稍后再做讨论。密苏里白人在1830年把摩门教徒从密苏里驱逐到伊利诺伊,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怀疑他们在奴隶问题上不“可靠”。实际上,后者的确如此。摩门教徒曾允许男性黑人当牧师,并邀请自由黑人到密苏里加入摩门教。面对压力,摩门教徒们不仅逃离密苏里,而且改变了态度和策略。和19世纪40年代的大多数白人相似,他们宣称,黑人是低劣的,不能成为真正的摩门教徒。这项政策,他们一直延续到1978年。见Ray West Jr.,Kingdom of the Saints(New York:Viking,1957),45-49,88;Forrest G. Wood, The Arrogance of Faith(New York:Alfred A. Knopf, 1990), 96-97;and Newell Bringhurst, Saints, Slaves, and Blacks(Westport, CT:Greenwood,1981)。
- Studs Terkel, Race:How Blacks and Whites Think and Feel About the American Obsession(New York:New Press,1992).
- “木兰神话”(magnolia myth);“木兰”(magnolia),密西西比州的别名。
- “山伯”(Sambo),对黑人与印第安人或欧洲人混血后裔的蔑称。
- Samuel Eliot Morison and Henry Steele Commager,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521.在Andrew Rooney与Perry Wolf的电影Black History:Lost,Stolen or Strayed?(Santa Monica,CA:BFA,1968)中,Bill Cosby指出,这本教科书出自另外两位获得普利策奖的北方历史学家之手。
- Nancy Bauer的《美国之路》很少讲到奴隶们所体验到的奴隶制度,但是她的确提到奴隶反叛与“地下铁路”。《发现美国历史》用第一手材料讲述奴隶制,但是那些材料全出自白人之手,并且很少有站在奴隶角度的观点。该书考虑到了很多奴隶的口述材料,但却排除了黑人的口述材料,这是令人奇怪的。在该书关于奴隶制的内容中,没有任何“前沿”东西。20年前,历史学家提出“奴隶社群”的说法,以强调非裔美国人在这一制度中的感受,没有教科书提出与这一学说相似的观点,也没有哪位作者介绍了不同学派之间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分歧。关于这些学说的集中介绍,见James W.Loewen,“Slave Narratives and Sociology,”Contemporary Sociology 11, no.4(7/1982):380-84,该书的书评作者有:Blassingame, Escott, Genovese, Gutman, and Rawick。
- 奴隶制在19世纪是否有益,这一问题激起了一次小规模的史学争论。虽然奴隶制腐蚀着南方的土地,虽然南方经济越来越依赖北方,但证据显示,种植园主们确实发现奴隶制是有利可图的。见,Herbert Aptheker, And Why Not Every Man?(New York:International,1961),191-92。
- James Currie, review of The South and Politics of Slavery, Journal of Mississippi History 41(1979):389;另见William Cooper, Jr., The South and the Politics of Slavery,1828-56(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8)。
- “梅森-狄克森线”, Mason-Dixon line,南方蓄奴州与北方自由州的大致分界线。
- Roger Thompson,“Slavery, Sectionalism,and Secession,”A ustralian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1, no.2(7/1981):3,5;William R. Brock, Parties and Political Conscience(Millwood, NY:KTO Press,1979).
- 源自《圣经·出埃及记》(7)。以下引文为托马斯·哈特·本顿语,非《圣经》原文。
- Joseph R. Conlin, ed., Morrow Book of Quota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Morrow,1984),38.
- Frank Owsley是一位同情南方的历史学家,他认为战争的原因并不在于奴隶制。然而,战争打起来的时候,实际上每个人,包括联邦一方的亚伯拉罕·林肯、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尤里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以及联盟一方的总统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和副总统亚历山大·H.斯蒂芬斯(Alexander H. Stephens),都认为战争因奴隶制而起。见Daniel Aaron, The Unwritten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28,180。
- 《美利坚盛典》从该文件中引用了一小段话,但是它意义太模糊,很少读者能理解。
- Bessie L. Pierce, Public Opinion and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Alfred A. Knopf,1926),66-70。在那几十年里,北方也并非进步教科书的孵化地。
- Frances FitzGerald, America Revised(New York:Vintage, 1980),该书描述了历史教科书在20世纪70年代是如何改变自己对奴隶制以及重建问题的态度的。Hillel Black描述了以前主张种族隔离制度的南方白人的影响,以及后来黑人在北方城市校区的影响,认为这后一种影响源自民权运动以及“黑人力量”运动。见The American Schoolbook(New York:Morrow,1967), Chapter 8.而“Liberating Our Past,”Southern Exposure,11/1984,2-3论述了民权运动的影响,它对于奴隶制的新态度与一手材料以及当时的大多数历史著述相近。
- 在威廉斯堡的访谈;Sloan, Blacks in America,1492-1970,2;Howard Zinn, The Politics of History(Boston:Beacon,1970),67。
- Horton,转引自Robert Moore in Stereotypes, Distortions, and Omissions in U.S. History Textbooks(New York:Council on Interracial Books for Children,1977),17。
- Before Freedom Came,这是E. D. C. Campbell Jr.编撰的另一本书(Richmond,VA:Museum of the Confederacy,1991)。
- 《霍利-斯姆特关税法》(Hawley-Smoot Tariff),1930年美国总统胡佛签署的一项实行高关税壁垒政策的法案。
- 引自Felix Okoye, The American Image ofAfrica:Myth and Reality(Buffalo:Black Academy Press,1971),37。这里,孟德斯鸠预言了费斯廷格(Festinger)的“认知失调”理论。见Leon Festinger,A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Evanston,IL:Row, Peterson,1957)。
- 廷巴克图(Timbuktu),现名“通布图”(Tombouctou),是西非的马里共和国的一个城市。
- Okoye, The American Image ofAfrica.
- Margaret Mitchell, Gone With the Wind(New York:Avon,1964[1936]),645.
- 在报导这一调查结果时,一位记者还乏味地补充说:“《圣经》也名列前茅。”
- 我还检索过“白人种族主义”(white racism)、“白人优越论”(white supremacy)等词条,但是没有结果。
- 关于厄瓜多尔,见Ivan Van Sertima,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New York:Random House,1976),30。关于黑人在西米诺尔人中的影响,见Daniel F.Littlefield, Jr., Africans and Creeks(Westport, CT:Greenwood,1979)。关于艾略特在爱荷华州眼睛颜色的试验,见the PBS Frontline documentary,AClass Divided(video, Yale University Films. Alexandria,Virginia:PBS, 1986)。关于北极,见“Discoverers’Sons Arrive for Reunion,”Burlington Free Press, May 1,1987;Susan A. Kaplan, introduction to Matthew Henson,ABlack Explorer at the North Pole(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以及Irving Wallace,David Wallechinsky, and Amy Wallace, Significa(New York:Dutton,1983), 17-18。注意《美国的冒险历程》愉快地断定,向白人社会同化是大势所趋。
- 萨莉·海明丝(Sally Hemings,1773-1835),托马斯·杰斐逊的黑人女佣。有学者考证其与杰斐逊有38年的暧昧关系,并生有子女。
- 对于一些黑人演说家来说,说种族主义已经有所变化是成问题的。他们试图将种族主义问题永远作为历史的支配性力量,当然,这削弱了我们认识其他因素的能力。
- James W. Loewen and Charles Sallis, Mississippi:Conflict and Change(New York:Pantheon,1980),141.
- FitzGerald, America Revised, 158. Matthew Downey也持同样的观点,见“Speaking of Textbooks:Putting Pressure on the Publishers,”History Teacher 14(1980):68。
- 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aForeign Count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343.
- Richard R. Beeman, Patrick Henry(New York:McGraw-Hill,1974),182;Henry quoted in J. Franklin James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nsidered asaSocial Movement(Boston:Beacon Press,1965),23.
- 《美国的冒险历程》是一本探究型教科书,它很大部分是由第一手材料组成,包括很多信件,这里引用的这句话就源于那些信件。亨利还写道:“让我们将奴隶——对他们的不幸我深感同情,也将对奴隶制的厌恶代代相传。”亨利的传记作家Richard R. Beeman一语中的地指出了亨利的奴隶观:“如果不是伪善,那至少也是明摆着在自欺欺人。”见Patrick Henry(New York:McGraw-Hill,1974),97。
- Paul Finkelman,“Jefferson and Slavery,”in Peter S. Onuf, ed., Jeffersonian Legacies(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3), 181-221,这篇文章对杰斐逊的奴隶身份以及这一身份在杰斐逊的思想上产生的差异作了广泛的分析。
- Paul Finkelman,“Treason Against the Hopes of the World:Thomas Jefferson and the Problem of Slavery”(Washington,D.C.: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colloquium, March 23,1993);Roger Kennedy, Mr. Lincoln’s Ancient Egypt(Washington, D.C.: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1991, typescript),93;Ronald Takaki, A Different Mirror(Boston:Little, Brown, 1993), 69.William W.Freehling也讨论了杰斐逊在奴隶制问题上的矛盾,见The Road to Disun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23-31,136。
- 如此这般献媚的确是为了取悦教科书采用委员会里的非裔美国人或自由派白人。也或许,出版商认为,这样的颂扬有助于今天的白人学生不再把非裔美国人想得那么差劲。然而,证明革命减弱了白人的种族主义倾向,的确是一种更合法的历史论述而且还可能更有助于打动今天的顽固派。
- Bruce Glasrud and Alan Smith, Race Relations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1607-1783(Chicago:Nelson-Hall,1982),330.
- George Imlay,引自Okoye, The American Image ofAfrica,55。另见Glasrud and Smith, Race Relations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278-330。
- 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的夫人。
- Aptheker,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egro,76.
- 帕特里克·亨利是个瘸子,作者此语带讥讽之意。
- 引自Jameso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onsidered asaSocial Movement,23。
- 关于革命对奴隶制的影响,见Glasrud and Smith, Race Relations in British North America,278;Richard H. Sewell, Ballots for Freedo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3;Dwight Dumond, Antislavery(New York:Norton, 1966[1961]),27-34;Arthur Zilversmit, The First Emancip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and Paul Finkelman, An Imperfect Union(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关于Virginia的数据源自Finkelman,“Jefferson and Slavery,”187。
- Finkelman,“Treason Against the Hopes of the World.”
- David Walker,引自Okoye, The American Image ofAfrica,45-46。他尽管攻击杰斐逊,但也曾赞赏地引用过《独立宣言》。
- 一旦意识到拿破仑是真的要占领“路易斯安那”,杰斐逊就改变了对法国的倾斜态度,回到中立的立场上。见John Chester Miller, The Wolf by the Ears(New York:Free Press,1977),134-37。
- Piero Gleijesus“The Limits of Sympathy,”Journal ofLatin American Studies24, no. 3(October 1992):486,500;Roger Kennedy, Orders from France(New York:Alfred A.Knopf,1989),140-45,152-57.
- Gleijesus,“The Limits of Sympathy,”504;《奥斯坦德宣言》引自Dumond,Antislavery,361。另见Robert May, The Southern Dream ofaCaribbean Empire,1854-1861(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3)。
- Henry Sterks, The Free Negro in Antebellum Louisiana(Rutherford, NJ:Fairleigh Dickenson University Press,1972),301-4.
- 德雷德·司各脱是一名奴隶,后从密苏里州主人家里逃脱。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对此案的判决使奴隶制在所有准州合法化。
- William S. Willis,“Division and Rule:Red, White, and Black in the Southeast,”载Leonard Dinnerstein and Kenneth Jackson, eds., American Vistas, 1607-1877(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61-64;另见Littlefield,Africans and Creeks,10-100,及Theda Perdue,“Red and Black in the Southern Appalachians,”Southern Exposure 12, no.6(November 1984):19。
- Sloan, Blacks in America,9;Little-field, Africans and Creeks,72-80.
- William C. Sturtevant,“Creek Into Seminole,”Eleanor Burke Leacock and Nancy O. Lurie, eds., North American India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Prospect Heights, IL:Waveland,1988[1971]),92-128.
- J. Leitch Wright Jr., The Only Land They Knew(New York:Free Press,1981),277;William Loren Katz, Teachers’Guide to American Negro History(Chicago:Quadrangle,1971),34,63。另见Scott Thybony,“Against All Odds, Black Seminole Won Their Freedom,”Smithsonian Magazine 22, no.5(8/1991):90-100;and Little-field, Africans and Creeks,85-90。
- 戴维·克罗基特(Davy Crockett,1786-1836),美国政治家。
- Reginald Horsman,“American Indian Policy and the Origins of Manifest Destiny,”in Francis Prucha, ed., The Indian in American History(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71),28。几乎每本教科书都提到奴隶制是得克萨斯的一个问题,但是大多数都将奴隶制隐藏在墨西哥人不承认北美白人的其他“权利”之内。关于自由黑人,见Moore, Stereotypes, Distortions,and Omissions in U.S.History Textbooks,24.读者还可以阅读一本卓越的历史小说:R. A. Lafferty, Okla Hannali(Garden City, NY:Doubleday,1972),100,该书声称:“无论怎么编造(编造一直是一种经典行为),有一件事是确凿的:奴隶制。”
- Thomas David Schoonover, Dollars Over Dominion(Bat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8),41,78.
- Patricia N. Limerick, The Legacy of Conquest(New York:Norton,1987),92-93.
- 那场竞选在当时是美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竞选辩论内容被逐字逐句地传播和阅读,为新闻提供了更完整、更正确的内容。
- 令人惊奇的是,两本探究型教科书却忽略了那些辩论。《美国的冒险历程》只有一个提问型的段落;《发现美国历史》只有一段描述性的短文(虽然它引自林肯的演讲“House Divided”)。在介绍竞选的一些行为时,这些探究型教科书的确很难吸纳一手材料,那些材料本来就是文字而非行为。这里,行为包含文字——然而教科书忽略了它们!
- “GQ”,“Gentlemen’s Quarterly”,《绅士季刊》,一份著名的男性杂志。
- 保罗·安格尔(Paul Angle),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华人作家聂华苓的丈夫。
- Paul M. Angle, Created Equal?The Complete Lincoln-Douglas Debates of1858(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另见Gustave Koerner, Memoirs,2:58-60, quoted in Angle, The American Reader(New York:Rand McNally,1958),297。
- Angle, Created Equal?22-23.
- “杨基”(Yankee)意为“美国佬”,“杨基调”是美国一种广为流传的曲调,有各种不同的填词。本文杨基歌里的“杜多”(Doodle)是美国民间传说的常用人名,常指衣着花哨、举止轻浮之辈。
- WPA,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公共事业振兴署),是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临时性政府机构,发起了包括“联邦作家计划”在内的一系列加快社会发展的计划。
- 引自Paul D. Escott, Slavery Remembered(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79),153。
- L. Q. C. Lamar(1825-1893),美国内战时期南部“联盟”的政府官员及民主党主要人物。
- 《美利坚盛典》、《美国之路》以及《发现美国历史》三本书是个例外。《美利坚盛典》是David Kennedy对Thomas Bailey原来的教科书的修订,后者出版于1956年。Thomas Bailey相信玛格丽特·米切尔的描述:“战前‘旧南方’那些月光温柔、木兰盛开的日子已经随风而逝了。”在“日子”一词之前,David Kennedy添加了“如梦如幻的”几个字。即使添加了这些新材料,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对“大刀下的重建”(Reconstruction by the Sword)的过时的、种族主义的解释,仍然是在强调其“激进的立法”,并完全无视大量的、可接受的共和党政策曾赢得了多数南方白人的支持。《美国之路》把“激进的”共和党人描述为机会主义者,认为他们“把北方人送到南方,是为了确保黑人记住投票给这个使他们获得自由的党。”(当然,黑人不需要这种提醒,很多黑人到20世纪50年代仍然投共和党的票!)《美国之路》还声称:“激进分子觉得赋予黑人与白人同等的权利仍然是不够的”,因此他们“设法通过第14条修正案。”——但这条修正案恰恰是赋予了黑人与白人同等的权利!总体看来,《美国之路》的手法是非职业的。内容更贫乏的是《发现美国历史》;这是一本探究型教科书,只花了两页去写所有的国会重建,而大多数内容都是在摘录第14和第15条修正案。《发现美国历史》是唯一一本不使用”掮包客”、“南方佬”这类术语的教科书,但是它也只字不提重建。
- 或许,该书作者鲍尔受到了玛格丽特·米切尔的影响,在后者的笔下,一旦奴隶制结束,白人的监管松懈之后,非裔美国人就变得懒散了。然而,一些获得自由的人的作品及回忆录并不支持这种描述。见Escott, Slavery Remembered,该书关于人们对重建的记忆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另见一些全国性或局部性的研究,如Roberta Sue Alexander, North Carolina Faces the Freedmen(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5)。
- George C. Rable, But There Was No Peace(Athens: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84),1.
- Morgan Kousser,“The Voting Rights Act and the Two Reconstructions”(Washington, D.C.:Brookings Institution, October 19, 1990);Du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681.
- Eric Foner, Reconstruction(New York:Harper&Row,1988),及C. Vann Woodward的书评,载“Unfinished Business,”New York Review of Books,5/12/1988中关于Albion W. Tourgée所收集到的数据的介绍。另见Alexander, North Carolina Faces the Freedmen。
- Gen. O. O. Howard,引自Robert Moore, Reconstruction:The Promise and Betrayal of Democracy(New York:CIBC,1983),17。
- 冈纳·缪达尔(Karl Gunnar Myrdal,1898-1987),瑞典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重要人物,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 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New York:McGraw-Hill, 1964[1944]), lxxv-lxxvi.
- Rayford W. Logan, The Betrayal of the Negro(New York:Macmillan,1970[1954])。另见Foner, Reconstruction,604。
- FitzGerald, America Revised,157.
- 在Minority Education and Caste(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中,人类学家John Ogbu用这一事实解释为什么少数被压迫群体通常在其本土社会之外会过得更好。
- 杰基·罗宾森(Jackie Robinson,1919-1972),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现代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国人球员。
- Michael L. Cooper, Playing America’s Game(New York:Lodestar,1993),10;Gordon Morgan,“Emancipation Bowl”(Fayetteville:University of Arkansa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d., typescript).
- Robert Azug and Stephen Maizlish,eds., New Perspectives on Race and Slavery in America(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86),118-21,125;Loewen and Sallis, Mississippi:Conflict and Change,241.
- Wallace, Wallechinsky, and Wallace, Significa,26-27,“Man in the Zoo.”
- 关于巡演艺人的文化意义,见Robert Toll, Blacking Up(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57,以及Ike Simond, Old Slack’s Reminiscence and Pocket History of the Colored Profession(Bowling Green, OH:Popular Press,1974), xxv中的导言部分;Joseph Boskin, Sambo(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129;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989;及Loewen,“Black Image in White Vermont”。
- 此处书名号中的问号,原文如此。
- 关于克利夫兰,见Stanley Hirshson, Farewell to the Bloody Shirt(Chicago:Quadrangle,1968),239-45。关于民主党人,见Kousser,“The Voting Rights Act and the Two Reconstructions,”12。关于哈定,见Wyn Craig Wade, The Fiery Cross(New York:Simon&Schuster,1987),165。哈定的邀请只不过说明“三K党”的合法性,他任职总统期间的种族主义倾向不及威尔逊那样强烈,虽然他没有取消威尔逊的种族隔离政策。关于“龚路诉赖斯案”,见James W. Loewen, The Mississippi Chinese:Between Black and White(Prospect Heights, IL:Waveland Press,1988),66-68。关于塔尔萨市,见Wallace, Wallechinsky, and Wallace, Significa,60-61。当我1992年写作这一章时,洛杉矶市爆发骚乱,很多记者称之为“本世纪最严重的骚乱”。或许,在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断奶”之后,这些记者就不知道低谷时期的那些骚乱了。
- 奥扎克(Ozarks),指美国密苏里州西南、阿肯色州西北和俄克拉荷马州东北部的高地。
- 见James W. Loewen, Sundown Towns:A Hidden Dimension of American Racism(New York:New Press,2005),特别是其中的第3章。
- 种族隔离制度在大约1970年结束,那些没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会认为这些是一场闹剧。美国历史教科书并不有助于今天的学生们去感知那一时期的真相。请看关于种族隔离政策的最后一个区域的研究:Loewen, The Mississippi Chinese,45-48,51,and 131-34。
- 布克·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1856-1915),美国黑人政治家、教育家和作家。
- 在The Mississippi Chinese,48,我证明,黑人在经济上的成功本身构成南方白人的耻辱,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很难维持。
- 见Stanley Lieberson,APiece of the Pie:Blacks and White Immigrants Since 188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Herbert Gutman在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New York:Vintage,1977)中指出,黑人家庭的不稳定不能归咎于奴隶制或者重建。Edmund S. Morgan在“Negrophobia,”New York Review of Books,6/16/1988,27-29的这份Roger Lane的研究综述中指出,在19世纪90年代前的费城,黑人的职业犯罪比白人多得多,原因在于他们被排挤出了所有的实质性工业职业。另见Vernon Burton, In My Father’s House Are Many Mansion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5)。关于“病理性的混乱”,见Lee Rainwater, ed., The Moynihan Report and the Politics of Controversy(Cambridge, MA:MIT Press,1967)。
- 艾达·威尔斯(Ida B. Wells,1862-1931),美国知名的黑人女记者,致力于黑人和妇女权利运动。
- 大比尔·布隆其(Big Bill Broonzy,1893?-1958),原名William Lee Conley Broonzy,美国著名蓝调歌手。
- 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学校智能测试”,是美国大学选拔优秀学生入学的一种权威性的标准化考试。
- “Racial Division Taking Root in Young America, People for Finds,”People for the American Way Forum 2, no.1(3/1992):1.
- Richard Cohen,“Generation of Bigots,”Washington Post,7/23/1993;Marttila&Kiley, Inc., Highlights from an Anti-Defamation League Survey on Racial Attitudes in America(New York:Anti-Defamation League,1993),21.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