僭越不是对禁忌的否定,而是超越禁忌并将其补完
给讨论禁忌造成难度的不仅有对象的多样性,还有其非逻辑特征。关于同一个对象,任何对立的说法都说得通。没有不能僭越的禁忌。通常僭越是允许的,而且往往有其规定。
军队赐福仪式和压轴的感恩赞之前,是庄重的戒律——“不可杀人”,我们一想到这里就想发笑。毫不委婉地说,禁忌与杀人者之间有着同谋关系!战争的暴力确实背叛了《新约》上帝,但是并不以相同的方式与《旧约》的万军之神[1] 相悖。如果禁忌是在理性界限内出现的,那么禁忌就意味着谴责战争,并让我们面对选择:接受禁忌,且不顾一切摈弃军事杀戮;否则就去战斗,将戒律作为幌子。理性之国建立在禁忌之上,禁忌却并非那么理性。起初,禁忌与暴力之间的平静的对立并不足以割裂这两个世界:如果对立本身不以某种方式具有暴力的性质,如果人人皆有的某种暴力的负面情绪没有让暴力变得令人恐惧,只靠理性是无法以相当的权威界定逐渐变化的界限的。只有不理性的恐惧、惊骇能够在过度发狂(déchaînement)中继续存在。这就是塔布 的本质,让一个冷静而理性的世界得以出现,而其自身从根本上来看是一场震动,并非强加在理智上的震动,而是强加在感觉 上的,就像暴力本身所做的一样(本质上人类的暴力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感性状态——愤怒、害怕、欲望等——产生的结果),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不断与之相关联的理论为何不受重视,我们就必须思考禁忌的非理性特点。在非理性领域中,我们的思考将我们局限其中,我们只能说:“有时一条难以理解的禁忌被打破,并不意味着这一禁忌变得可以理解。”我们甚至可以以有悖逻辑的话这样说:“禁忌在此存在就是为了去打破。”这种说法并不像它一开始看起来那样轻率,而是对具有相反意义的情绪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所做的正确陈述。在消极情绪的打击下,我们必须遵守禁忌。如果情绪是积极的,我们就打破禁忌。打破禁忌的本质并非去除对立情绪的可能性和意义,而是为对立情绪辩护,是其来源。如果我们不知道,至少如果我们没有隐约地意识到暴力可能会导致我们沦落到更糟糕的地步,我们就不会以相同的方式对暴力产生恐惧。
命题“禁忌在此存在就是为了去打破”应该可以让我们理解,尽管杀人的禁忌很普遍,但是在任何地方,这一禁忌都不反对战争。我甚至肯定,没有禁忌,战争就不可能出现,且不可想象!
不懂禁忌的动物并没有从它们的打斗中发展出有组织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战争简单来说就是集体组织的侵略性行为。战争跟劳动一样是集体组织的;战争也跟劳动一样具有一个目标,与打仗的人所思考制订的计划一致。就此我们不能说战争和暴力相对立。但是战争是一种有规划的 暴力。禁忌的僭越不是动物性暴力。但这依旧是暴力,是由具有理性的存在实施的(根据情况让智慧服务于暴力)。至少禁忌是一道坎,只有越过禁忌这道坎,才能杀人;而且战争是由集体越过的这道坎决定的。
如果与对禁忌的无知相悖的、严格意义上的僭越没有这一限制特点,就会回归暴力——回归暴力的动物性。其实并非如此。有组织的僭越与禁忌共同形成定义社会生活的整体。僭越的频率(和规律性)本身没有削弱禁忌的不可侵犯的牢固性,僭越始终是禁忌所期待的补充部分——就像心脏舒张运动补充收缩运动,或是像爆炸之前需要压缩一样。压缩并不导致爆炸,而是使爆炸更具威力。尽管这一真相建立在过去的经验之上,但似乎颇为新颖。不过,这的确与产生科学的话语世界相反。正是因此,我们很晚才发现有人对此进行表述。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2] 或许是最出色的宗教史阐释家,他意识到这一点,并在课程讲义中陈述出来。但是在他的出版作品中,这一重要观点只在少部分重要句子里流露出来。唯独罗杰·卡约瓦在运用莫斯所教内容和建议时,率先在他的“祭典理论”中给出了关于僭越的完善观点[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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