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学院和大型企业
在1860年以前,几乎所有生意都有一位所有者,或者一个所有者外加一群助手,这些人会负责指导一群数量不多的雇员。[1] 像狄更斯小说《圣诞颂歌》中,商人艾伯纳斯·斯克鲁奇(Ebenezer Scrooge)和雇员鲍勃·克拉切特(Bob Cratchit)所在的办公室场景,随处可见。基于现实的目的,直到19世纪后半叶,大公司、管理层及现代的经理人才出现在美国。但是在并不长的一段时间里,企业的规模迅速增长,同时,成千上万的管理职位出现了。一开始,所有者的助手们及一些工人成了经理。但随着生意变得更加复杂,管理职务也变得更加复杂了。早在18世纪60年代,我们就可以看到各种有关难以为这些职位找到称职人选的抱怨。[2]
188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为响应这些时代的变化,成立了沃顿商学院,提供商业管理专业的本科学位。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在7年后开始设立商学院。随后,其他学校开始陆续跟随,这其中就包括在1908年也成立了商学院的哈佛大学。[3] 不像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学校,哈佛大学提供的是一个商业管理的硕士学位。以它的法学院为范本,哈佛大学招募了一些已经完成了本科教育的年轻人。哈佛商学院希望培养他们成为能够处理复杂职责并增加中小型企业数量的职业经理人。乔治·贝克说,花旗集团当时的领头人对自己在1925年所看到的一切印象深刻,并出资为哈佛商学院建造了8座校园建筑。[4]
到1926年,总共有57 728名学生在美国的132个学院和大学的商科就读。共计2 575名教员在教授商科课程。两个沃顿商学院的教授就当时的管理教育进行了研究,他们明确地提到,就读于这些项目的学生中,“很显然将有大量且越来越多的商业管理毕业生会进入大企业任职”。[5] 在20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乃至60年代,人们见到的最成功的管理学院毕业生正是这么做的。他们加入大公司,并(像吉姆·伯克和彼得·麦科洛一样)最终成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
许多商学院和大公司之间发展出了一种互利互惠的关系。哈佛大学获得了来自许多大企业的捐款,以支持它的课程及项目研究。哈佛商学院也获得了接触有趣的商业问题的途径,并以此撰写课程案例。学院教授所做的首个重点社会科学研究,正是因为有一间芝加哥地区的西部电力(AT&T)工厂的支持,才得以实现。[6] 作为回报,哈佛商学院为这些企业培养了管理人才,并帮助这些企业通过校园讲座和招聘项目获得接触这些人才的途径。
小型企业几乎完全被排斥在这样的关系之外。他们并不是每年都在年轻管理者的求职市场上出现,他们也没什么钱可以捐给哈佛商学院。除此之外,他们更喜欢有街头智慧的全能人才,而不是更擅长分析的大学科班出身的学生。
以上种种,就让图2.1显得十分有意思了。尽管小型和超小型企业在1974年春天哈佛校园内的正式招聘进程上几乎不见踪迹,这一年却有28%的毕业生最终是在这样的企业里就职的。只有比这个比例略高一点的36%的毕业生最终去了大型或超大型组织里就职。剩下的人则在中型企业任职。[7] 但这个在大公司任职的低比例,仅仅是一个长期性的比例下降的开始。到1983年,仅有31%的1974届哈佛商学院MBA毕业生在大公司任职。1991年,这一比例只剩下23%。而从另一端来说,1983年有43%的毕业生在小企业任职,而到了1992年,这一比例则是惊人的62%。杰里米·金在小企业的职务,完全算不上异类。
更多详情,见注释—第2章7。
从其他参与他们15周年和20周年聚会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那里收到的调查问卷显示,图2.1中的数据并不仅仅存在于1974届哈佛商学院MBA毕业生中。虽然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学生主要在大公司任职,但近些年来,更多MBA毕业生开始转向小型企业。[8] 举例来说,在1959届毕业生中,到他们的毕业30周年庆时,大约有65%的学生在中小企业任职。[9] 如果以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的话,75%(甚至更多)的1974届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在他们毕业30周年聚会时,会加入小型企业。在哈佛商学院的历史、课程、与大公司的关系和学生就职过程中,这个模式几乎就和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不再到军队任职一样明显。
凯文·约翰逊、杰里米·金和他们的同学在MBA项目一年级的时候,都上过一门叫作“组织的问题”的课程。在30节课中,他们研究了29个案例,其中只有1个是关于创业者的。这其中有关上市资产和职业化运营的案例,与创业案例之间的悬殊比例,与大多数必修课程中的情况是类似的,也与学院整体对大企业的重视程度一致。大多数课程中有一条潜藏的信息,那就是:创业公司和创业的场景并没有那么复杂,不值得运用在商学院里所教授的强大分析工具。你不需要从一个顶尖学府拿到一个MBA学位,才能在一个雪佛兰经销商那儿管理汽车销售,或者在麦当劳管理给汉堡包翻面的人。一个成功的MBA毕业生,应该是一个管理复杂企业的职业经理人。至少有一名哈佛商学院教员所著的书曾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哈佛商学院并不是试图制造“推广员/创业者”,而是试图培养“管理者/经理人”。[10]
在1973—1974年的42门选修课中,哈佛商学院确实提供了2门关注小企业并较多讨论创业场景的课程。但几乎没有在职教师愿意教授这些课程。这一方面是因为创业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商学院主题,另一方面则是创业看起来并不是哈佛商学院的核心使命的一部分。大多数时候,与小企业相关的课程被转交给了副教授或访问教授。
甚至可以说,哈佛商学院的教学过程更像是一个上市企业,而非一个创业公司。固定的架构和僵化的程式随处可见。每一天,学生们会读3个商业案例,然后和同一组的80个学生一起进行讨论,日复一日。这其中给个人主动性留的空间非常小。哈佛商学院的“官僚主义”喂养了他们,驯养了他们,教化了他们,最终告诉他们该干什么,该在什么时候做这些事情。来自学生的建议偶尔会被学院管理者们听到,然后管理者们会用如同最坚定的美国邮政体系公务员一般的热情来对待(但并不起到改变的作用)。
菲尔·莫林(Phil Morin)喜欢他在哈佛商学院发现的大多数事物,但讨厌这里的僵化程式。作为一个天生的创业者,他时不时会从他的商学院经历中感受到阵痛,不是因为长时间的学习及繁重的功课,而是因为他眼中的那监狱一般的氛围。他严肃地考虑过退学,但他拒绝接受他是被击败了的想法。
在他的教育经历的末尾,莫林发现几乎没有创业企业到学校提供职位,实习机会基本都来自诸如花旗集团或W.R.格雷斯一类的企业。满是职业经理人的企业,部分任职者还是MBA,他们来到波士顿招募更多的和他们一样的人。这个模式和大多数人对哈佛商学院及它的毕业生的认知一致。大多数人认为,MBA是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最终会运营一些由自学成才的人们所建立的企业,比如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老汤姆·华生(Tom Watson, Sr.)、玫琳凯·艾施(Mary Kay Ash)等。这里的假设是,一旦企业的创始人离开了,而企业本身的规模又很大的话,你就需要更复杂且更具有系统性的MBA技能来管理这家企业。
这一切就让图2.2中的数字变得很有意思了。1974届MBA毕业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在上市企业的范围之外工作。许多人开始了他们自己的事业;有一些人在其他人创立的事业中获得了相当份额的股权和最高的管理职位;一部分人成为自由职业者。但整体上,超过40%的1974届毕业生到1992年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称为创业者。通过大型商业谈判或提供领导力以提升企业发展的方式来展现他们创业者精神的一面的人大概占到了1974届毕业生的70%。
1973年,如果你告诉年轻的助理教授克特,最终他将有近一半的学生会成为创业者,他或许会给你一个微笑——一个学界专供给没有接受过教育和无知的人群的充满优越感的微笑。[11]
*统计的范围包括以拥有、运营或部分拥有、协助运营一家企业作为主要工作的个人。不包括退休、无职或不继续发展MBA式的职业路径(如作家)的个人。
在他们的“组织的问题”课程中,1974届哈佛商学院的MBA学生们讨论了制造业和非制造业场景下的案例,但数量并不对等。大概有18个案例包含制造业企业,包括TRW、爱尔康实验室、大陆制罐(被称为帝国玻璃)、ITT、克拉克设备、内陆钢铁公司(被称为大陆钢铁)、一个大型石油公司(德克萨纳)、一个运动服装企业(萨曼莎)、两个电子元件企业(希金斯设备和贝恩斯设备)、一家航空企业(航天系统)等。9个案例是关于非制造领域的,包括一些停车购物的超市(兰德里商铺)、一家豪车/出租车/租车运输公司(丹佛运输)、一家大宗商品交易组织(国际金属)等。在必修课程中,这个模式也是十分常见的。市场营销课程侧重于营销商品;企业运营课程几乎完全是在制造业的范围内讲授;会计及财务控制课程一般都局限于工业范围。职务中的典范几乎都是制造业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当被问到这种选择的合理性时,教师一般都会表示,这只是在反映实际商业环境中的重要企业及美国顶尖的企业——《财富》世界500强。学生在这里被教导学习如何营销宝洁的产品,以及如何为福特一类的企业制造产品。
就职过程及校内系列讲座与课程相比都有更多非制造业的案例。有些商业银行(如花旗集团或第一芝加哥银行)、咨询公司(如麦肯锡)和投资银行(如高盛)都非常活跃。但制造业仍旧是主流。
不包括已经退休、失业或不在MBA式职业路径中(如作家)的毕业生。
1974届哈佛商学院MBA毕业生的职业发展路径的统计数据又一次展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统计结果。相比哈佛商学院所显现的所有信号,更少的毕业生选择了在制造业就职;每有一个学生毕业后选择在制造业企业就职,就有两个学生在其他行业中就职。而到了1991年,在制造业就职的学生就更少了——仅占到1974届MBA毕业生整体的21%。
在非制造业就职的毕业生们供职于大量不同的行业。比例最高的是在金融行业——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投资管理企业,以及大宗商品交易——仅这一项在1991年时就占到1974届MBA毕业生的31%。另有10%的人在咨询行业,7%的人在地产行业,大约5%的人在物流行业。
这种远离制造业的趋势与趋向小企业和创业的趋势交织在了一起。
这3个趋势意味着,更少的人会去追寻与吉姆·伯克和彼得·麦科洛一样的职业道路。1992年,1974届MBA毕业生中只有8%的人在制造业企业担任管理人员(或在成为高级管理人员的路上)。而且这还包括了各种不同规模的制造业企业。将近一半(48%)的1974届MBA毕业生成了创业者(或正在非常积极地尝试成为创业者)。还有29%的人在各种非制造业企业中担任高管职位(或即将担任高管职位)。剩下的人大多在中层管理层(8%)或不再追求MBA式的职业路径(9%,包括已经退休的和加入军队的)。
杰里米·金并不是班级中的一个异类。1974届MBA毕业生中的拉尔夫·邓希尔(Ralph Dunhill)后来成了一家年营业额超过50亿美元的制造业企业的副总裁。邓希尔才是那个异类。
为什么他们都开始追寻这样一条非传统的职业道路?我们将在第3章到第7章中具体地探讨这个话题。在这里,我可以给出的简要答案只有:这里有更大的机会。
能揭示这一现象的方法是研究班级中那些选择了传统路径——在大公司尤其是大制造业公司成为职业经理人的人。从各种衡量标准来看,相较于他们采取了非传统路径的同学来说,这部分人中的大多数都较不成功(见图2.4和图2.5)。比如,我们将在这本书里从始至终看到,传统主义者平均收入更少,他们大多数人所获得的权力和权威性也更弱。而且他们普遍表示自己面对了更多的问题,或是从工作中得到了更少的个人满足感。
更多的细节,见注释—第2章12。
更多的细节,见注释—第2章13。
除此之外,我在职场上也越来越多地遇到我们在这个MBA班级中所发现的现象。在过去的那个世纪(20世纪),让个人获得更高成就的职业似乎已经很难提供良好的机会了。这其中包括的不只是大工业企业,也包括在那些组织中的工会职务。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正在改变职业生活——对顶级的管理者是这样,对没有技能的工人是这样,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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