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真正的奥秘
如果说硅并不是硅谷真正的特征,那么什么才是呢?很多人觉得是创新,但创新是结果不是原因,因为没有哪个地区不想创新,但是要做到创新并不容易。我们在第3章讲到,硅谷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仙童公司,它既是叛逆的结果,也在鼓励着新的叛逆。事实上,叛逆是硅谷最明显的特征,它成为一种文化植根于硅谷的基因。硅谷通过对传统的不断颠覆,维持着它的活力。但是,硅谷的叛逆者们所做的是有节制的颠覆行为,他们更多地显示出建设而不是破坏的特点。
6.1 会建设的颠覆者
在介绍硅谷的叛逆者之前,我们先来看几张照片(图13.1一图13.3),这些形象非常相像吧!第一张是伯克利的嬉皮士,第二张是甲壳虫乐队,第三张是乔布斯。除了打扮相似之外,他们有什么共同之处么?有的,首先就是反传统,叛逆。
上个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诞生在加州,这不是偶然的。那里远离美国的政治和金融中心,不易受到传统思想的约束,具有叛逆思想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容易得到宽容。嬉皮士们在生活上非常懒惰,但是思想却特别活跃。他们反对那种传统的、浮华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描绘的纽约老家族的生活方式,而要追求简约朴素的生活。如果拿《乔布斯传》里的乔布斯和那些嬉皮士们对照一下,就会发现乔布斯内心就是一个嬉皮士。
嬉皮士们不满于现状,又要表现自己,却常常不知道如何表现,于是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但通常只是破坏,而不是建设。不过,他们中的一些年轻人,通过艺术或技术的方式找到了影响世界的途径。前者的代表是60年代著名的甲壳虫乐队(Beatles,也称为披头士),其中的灵魂人物是列侬;后者的代表就是乔布斯。事实上,列侬对乔布斯的思想有很大影响。
今天,在硅谷有这种打扮的人不多了,但在灵魂深处接受同样思想的人还有很多。看看在电视节目中的马斯克、不断捐款试图让大麻合法化的肖恩·派克(Sean Parker,Facebook第一任总裁,扎克伯格的创业导师),其本质与伯克利的嬉皮士没有差别。从某种程度上 ,正是这些人才让硅谷在科技上不断地颠覆现有的行业秩序。而这些人与上个世纪60年代失去人生目标的嬉皮士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不仅思想上活跃,而目都是行动派。早期的诺伊斯、摩尔和埃里森,后来的杨致远、马斯克等人都是行业的颠覆者。大家稍感陌生一点的派克更是如此,他通过提供免费的音乐下载,向所有唱片公司宣战,当然唱片公司没有放过他,通过打官司将他的Napster网站告倒了,但是唱片产业也被他摧毁了,现在变成了付费下载和在线收听。类似的还有优步的创始人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关于他我们会在后面关于汽车革命的一章里面介绍。如何看待这些叛逆者的成功与失败呢?区别就在于叛逆者是否善于建立一个新秩序。乔布斯、杨致远和马斯克等人都做到了,因此成功了。派克善于破坏却不善于建设,所以失败了。
我的朋友、《硅谷百年史》的作者斯加鲁菲有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科技实际上只是乔布斯那样的有着嬉皮士思想的颠覆者用来改变世界的工具而已。这个说法有一些道理。事实上,硅谷的创新者常常不是唯技术论者,他们是拿来主义者,很多原创性的发明并不产生于硅谷,但是那些技术都在硅谷得以发扬光大,改变了世界。我们在后面会对比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后者是真正原创技术的发源地,但是常常只开花,不结果。而斯坦福从教授到学生则要实际得多,如果他们发现哪个技术能够变成商品,便会自己拿着技术去办公司,而不是像麻省理工学院那样,将技术授权给大公司倬用。
在硅谷,只会破坏的叛逆者,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成王败寇、优胜劣汰中被淘汰的那些人,他们是没有前途的。相反,循规蹈矩的利己主义者也没有前途,因为一份稳定的收人不足以在硅谷过上很好的生活。和那些试图改变世界的叛逆者相对应的是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希拉里·克林顿就是这类人的代表。根据这位前第一夫人口述的《希拉里传》里的描述,60年代,希拉里的父母开车送她到卫斯理上学,走错了路开到了哈佛广场,她的父母看到一群嬉皮士,给吓坏了,心想大学生们怎么都这个样子。好在开到卫斯理后,见不到一个嬉皮士,都是一些乖乖女,她父母这才放心了。最终,希拉里当然也就成为了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希拉里其实既不代表左派,也不代表右派,她代表的是所谓的建制派(Establishment),即既得利益者。在任何国度,我们都不用指望这些人有什么创新。
乔布斯死了,派克重新成为了浪子,但是,在硅谷,会建设的叛逆者仍在不断涌现,并目支撑着硅谷的精神。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斯坦福和伯克利的差别,那就是一一斯坦福是在产品上支持着硅谷的迭代,而伯克利是在精神上维持着硅谷不断创新。要理解硅谷,不能光看它的大公司、风险投资和孵化器,那些是结果和手段,更要看它能够通过叛逆实现新秩序的文化。
6.2 对叛逆和失败的宽容
在任何国家,产生叛逆者不是难事,能够宽容他们,并目引导他们成为建设者,才是关键。在硅谷地区,对叛逆者的宽容是全方位的,从民间到企业,再到公权力。
曾经诞生了IBM的上纽约(Up New York)地区(即对纽约北部的俗称)、诞生了AT&T的新泽西,今天依然是美国科技人才最集中的地区,并且在不断地推出伟大的发明,比如从地沟油里提炼航空燃油的技术(2008年)、肿瘤细胞蛋白质染色技术(2009年)、新一代500GB容量的DVD光盘、量子计算机(2012),等等。但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那里的产业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一方面IBM和AT&T这些大公司渐渐老化衰落,而新的公司却又诞生不了,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该地区缺乏硅谷的叛逆精神以及对叛逆的宽容。类似地,我们在前面 到的西雅图地区的风险投资回报率很低,也是这个原因。
在美国,各个科技公司的员工都需要与公司签署竞业禁止协议,以免员工拿了公司的成果为个人牟利,或跳槽到其他公司为他人所用。这类规定在纽约、新泽西和西雅图地区都执行得非常好,比如在IBM或AT&T公司,员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做的任何事情,甚至想到的任何主意都属于公司。为了说明这一点,来举个例子。我在AT&T公司实习时,老同事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如果你被AT&T雇用了,某一天你正在夏威夷度假(不是工作时间),躺在沙滩上想到一个制造炸鸡炉子的主意。对不起,这个点子属于AT&T。”针对这种情况,一个普通员工通常会怎样应对呢?首先,与他工作无关,尤其是和他升迁无关的事情他就懒得多去想,更不要说动手去做了。这么一来,久而久之,员工的创造性就被压抑了。在这种环境下,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刚进入公司时还意气奋发,慢慢便变成了朝九晚五按时点卯的老油条。尽管有些人出于对业务的兴趣会持续努力,可能会离开公司另谋高就,或者自己创业。但是,这在那些地区也做不成,因为有竞业禁止协议的限制。我们在前面讲到,西雅图地区的风险投资回报很低,与这关系很大。在竞业禁止这一点上,西雅图和美国传统的工业区没有差别。2005年微软状告李开复跳槽Google一案,就是这种竞业禁止的典型案例。
在世界上很多地区,一旦出现一个大公司,它常常会成为当地的大雇主和纳税大户。但是,出于对自己利益的保护,大公司往往也会阻止当地再出现类似的竞争对手。过去,竞业禁止协议确实可以保护当地的商业,但是在需要创新的时候,它常常就成为了创新的障碍。
那么,硅谷地区对竞业禁止是什么态度呢?在加州,法律上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是它很难变成员工跳槽和创业的障碍,因为在加州还有另一项规定,那就是当一个人必须倬用某一项技能才能生存时,就必须允许他使用。比如,约翰是图像处理专家,他被Google雇用时签署了不做竞业的协议,而目约翰在Google一直从事图像处理方面的工作。后来雅虎公司出高薪挖约翰做同样的事情,约翰本人也愿意跳槽过去。虽然根据当初他与Google签署的竞业禁止协议,他不应该去Google的竞争对手那里从事相同或相似的工作,但是只要他能够证明除了做图像处理,他不会做其他的专业工作,那么即便官司打到法庭上,法庭也会判决允许约翰继续利用图像处理的特长养家糊口。当然,正因为知道结果肯定会是这样的,Google自然也就不会与约翰对簿公堂。
说到这里,读者朋友可能会问,那这样一来各个公司和员工签署的竞业禁止协议岂不成了一纸空文?这只说对了一半。首先,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份协议的限制作用的确很小,不过员工们在跳槽或创业时还是需要遵守几个注意事项,以免惹上官司。
首先,在面试以及去新的雇主那里工作时,跳槽者不能明确 述自己过去所做工作的细节,除非原雇主公开披露了这些细节(比如发表论文或变成了开源软件),当然他在今后的工作中可以倬用先前掌握的任何技巧。正因如此,懂行的面试官在面试时从来不会向应聘者打探上一份工作的技术细节,以免惹麻烦。
其次,跳槽者在新雇主那里不得继续使用原公司的程序、数据、设计图纸等知识产权。在国内我见过一些员工离职时悄悄拷贝走自己写的程序和文档。2018一2019年,苹果起诉了两名跳槽到竞争对手的工程师,原因就是这两个人带走了苹果的程序和电路设计资料。当然,如果一个员工到了新公司是把过去使用的方法重新实现了一遍(比如重新写程序或重新设计半导体芯片),那就没有人管得着了。2004年Google聘用了南加州大学ISI实验室的研究员弗朗兹·奥科(Franz Och),让他负责机器翻译项目。奥科把自己在南加州大学写的程序用Google的风格重新写了一遍,这些重新写的代码就成为了Google合法的知识产权。
在硅谷,只要注意这两点,竞业禁止就对个人没有约束。
加州的公权力甚至鼓励员工跳槽和公司挖角。2010年,美国司法部和加州起诉苹果、英特尔、Google和Adobe四家公司,理由是它们可能有君子协定,因为它们相互不挖角,彼此之间员工相 跳槽的情况很少。当然这些公司也不会有文字规定或谈论这些事情的邮件,这只能是私下里口头的君子协定。司法部和加州政府实际上是根据大数据统计作出的判断,这四家公司一开始当然不会承认。于是双方在北加州对簿公堂(硅谷所在地属于北加州)。易然政府一方并没有铁证在手,但是在鼓励竞争的硅谷地区,官司却对四家公司不利。于是四家公司寻求和解,最后以赔偿3.24亿美元为代价达成协议。但是,北加州法庭的法官觉得处罚得还不够狠,改判为罚款4.15亿美元。这些钱除了25%付给了双方的律师,剩下来的作为补偿分给了四家公司的员工,因为法官认为不挖角破坏了竞争,而受到损失的一方是员工。
由此可见,要维持一个地区的发展,当地政府不仅可以扶持一些公司,也可以限制大公司。这种逆向思维是硅谷之外的地区很少有的。
6.3 多元文化
只要在硅谷地区生活一段时间,就能体会到这里的多元文化。1996年,我初到美国时,第一站是旧金山湾区,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周,感觉仿佛还在亚洲,抬眼望去到处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亚裔,而目在当地能够让中国人继续享受到很多国内的生活习惯,比如有很多中餐馆和亚洲食品店。当我继续往前旅行,来到美国东部时,才真正体会到自己来到了另一个国度,必须开始过美国人的生活了。不仅是中国人,在硅谷地区生活的很多移民或多或少都会有类似的感受。
硅谷地区的这种特性首先是由人口结构决定的。历史上,这里曾经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主要居民来自墨西哥,后来在淘金热中涌人了从东部来的大量的美国白人,随后在修建西部和泛太平洋铁路期间,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移民到此。硅谷诞生之后,大量来自亚洲和欧洲的移民成为新移民的主体。在过去的70年里,硅谷地区最大的城市圣荷西市的人口从10万增长了10倍,超过了100万。这主要是新移民涌人的结果。今天,易然亚裔仅占美国人口的4%左右,但却占到了硅谷地区的25%。而在苹果总部所在的库帕蒂诺市,亚裔更是占到总人口的2/3左右。
世界各地移民的到来,首先给硅谷地区带来了多元的文化。而多元文化不仅让硅谷公司可以吸取各种文化的精华,设计出技术精品,而目让硅谷公司的产品能够成为全球化的产品。事实上,在硅谷哪怕是一个十几个人的小公司,它所设计的产品也是针对全球市场的,而不仅仅是为了美国市场。我们在第2章“蓝色巨人”表2.2中给出了美国主要科技公司海外营收的占比,这些公司要么总部在硅谷,要么有很大部分的研发团队在硅谷地区。相比之下,除了华为和联想,绝大多数中国高科技企业在海外的收人近乎为零。
我们在后面的第20章中介绍了社交媒体公司WhatsApp,它的产品相当于国际版的微信。当这家公司还只有十来个工程师的时候,就支持了20多种语言,一半多用户来自海外。在Facebook以近200亿美元的高价收购它之前,腾讯也和WhatsApp谈了收购的可能性,因为腾讯在海外完全无法和这家小公司竞争。在腾讯看来,其产品还有很多颇为基础的功能都没有做,却优先发展全球市场,未免与腾讯的文化格格不人。在腾讯内部,公司最高领导常常亲自试用微信产品,一旦发现什么细小的问题,都会在第一时间通知项目组,即倬是在凌晨也不例外。而中国大部分公司的中层干部和员工,对领导意图的反应速度就不必多说了,因此那些来自上层的工作指令总是排在最高的优先级。当时微信有几百名工程师,但产品国际化的工作相比之下则很难得到开发人员的重视。
时间一长,这个很有前途的即时通讯产品就被过度优化成只适合中国人倬用的特定产品了。比如微信直到2015年之前的各版本,删除单独一条聊天记录的功能并不显眼,一般用户找不到,这或许跟国内用户很少倬用这个功能有关,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这个功能却很重要。WhatsApp的这一删除功能,其实是照着Google Gmail的倬用习惯设计的,因为全世界的用户都被Google训练成像那样去倬用删除键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Gmail在中国没多少人使用,主要由中国人构成的微信团队完全不知道中国以外的 联网用户的这一习惯。如果微信当年是一个国际化团队,也就不需要等到2015年才做出符合全球用户习惯的删除键。今天,易然微信在这个功能上与国际接轨了,但产品总体来讲依然是照顾中国用户的习惯。
在硅谷的很多公司,明确规定产品和服务要在世界各国同步推出,而不是仅仅照顾美国。在Google,任何产品和服务在推出英语版本的6个月内,必须开发出支持主要亚洲语言和欧洲语言的国际版。当然,有人可能会问,6个月做不出来怎么办?答案很简单:推迟英语版的面世时间,抓紧时间先开发国际版。相比之下,很少有中国企业这样做事情。
在英语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单词缩写,一个是i18n,另一个是l10n,它们分别代表internationalization和localization,这两个词写起来太长,因此产品经理们偷懒,取internationalization的第一个字母i和最后一个字母n,中间用18表示在i和n之间还有18个字母,用i18n代表国际化。类似地,创造出l10n代表本地化。国际化和本地化的差别很大,中国很多企业往往会混淆这两个概念。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有着不同的习惯,适合一个地区的产品未必适合其他地区,因此,在很多人的理解中做全球化的市场就是用不同的产品(设计或方法)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这其实是本地化,不是国际化。
这两种不同的思路在开拓全球市场时,做法完全不同。
以本地化的方式进入全球市场,在开发产品时是有明确的地区定位的。中国的大部分公司会先想到中国市场,然后是东南亚等新兴而未饱和的市场,最后才是竞争激烈的欧美市场。这种做法看似稳妥,但是从一个市场进入另一个市场时要进行产品的本地化,每进入一个新市场,就几乎要重新来一遍。更糟糕的是,针对一个市场的改进通常不能直接推广到其他市场,因为在开发本地化产品时,所有的设计相对都是独立的。具体到与IT有关的产品和服务,不同国家和地区使用的软件代码库常常是不同的。这种做法,一开始看似省时间,但是进入海外市场非常困难。
全球化的做法则不同,为了赢得市场,一款产品要充分考虑到全球用户各种可能的需求,并尽可能一次性满足。根据我们在Google的经验,这么做一开始的工作量可能要增加两三倍,但是从一个市场进人另一个市场的成本就会变得非常低。
做一个让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都喜欢的产品并不容易,产品的多元文化属性这时就会变得特别突出。我在《文明之光》中讲述了为什么全世界都喜欢青花瓷,因为它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产物。类似地,今天的iPhone也是如此。虽然每一个iPhone背后都写着加州设计,但是它实际上也是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它的设计者(最后拍板的)乔布斯在产品设计的理念上吸收了东方文化,尤其是禅宗文化的精髓。据乔布斯的朋友、著名建筑师林璎在回忆中讲,乔布斯很好地将日本文化中那种“少即是多”的思想贯穿到了iPhone(和很多苹果产品)的设计中。乔布斯还结识了著名建筑师贝聿明和日本著名的服装设计师三宅一生等人,从他们的作品中吸收到各种文化的精髓。我们可以看到,在iPhone中,没有复杂而花里胡哨的按键和复杂的功能,这样,不需要看使用手册,任何人都能很快学会倬用iPhone。具体到iPhone的工业设计,其主要人员来自德国,因此它也吸收了德国工业设计的精华。
今天华为的高端手机在全世界也很受欢迎,从本质上 也是多元文化的产物,这些手机是日本、芬兰、德国、俄罗斯和中国多国开发团队共同开发的成果,这还不包括里面倬用的处理器技术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
硅谷地区易然从主权上 是美国的领土,不过把它看成是全世界在太平洋东岸的一个缩影,或许会更加准确一些。从当年淘金、修铁路到今天建设硅谷,大量外来的优秀移民,其实是在不断地给这个地区输送新鲜血液。相比当地的居民,移民常常更富于冒险精神,否则他们也不会远渡重洋来到这里。因此,红杉资本才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要求投资对象,即初创公司的创始团队中,至少有一个人是第一代移民,以此保证这个公司具有足够的冒险精神和竞争力。
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看出,硅谷其实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仅人员在不断流动,而且产业也在不断变化,那么它有没有不变的地方呢?有的,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 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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