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

一阵长时间坐立不安的沉默。有人清清喉咙，动动面前的纸张，有人直盯着前方发呆。

这是一群奇怪的学生——正如瑞安说的，鱼龙混杂。

小心那个头发像迪米斯·卢索斯，长着胡子楂的小孩，他就是不肯闭嘴。

房间又小又暗，但从大玻璃窗可以看到友谊社广场。

广场被水泥建筑包围，人们坐在悬铃木树荫下的椅子上读报，树的水泥基座上满是涂鸦喷绘。才早上十点，就没有人待在太阳地儿了。破败的建筑呈圆形分布，鸽子在其中的铺路石板上一点一啄地低头找食。

学生们在讨论究竟该打开还是关上窗户；教室里冷得要命，而且没人知道怎么关空调。还有人问要不要关门，要不要关灯，到底会不会用到电脑；投影仪发出嗡嗡的噪声，在墙上投射了一片蓝色的长方块。我已经注意到瑞安提到的那个男孩了：肩膀上垂着浓密的黑色卷发，上嘴唇的胡子楂颜色稍浅。其他人很难在一开始给我留下任何印象，男女数量大致一样，但每个人的年龄、衣着和社交方式都完全不同。他们已经围坐在一个大的白色塑料桌边，其实是很多小桌子拼在一起的长方形大桌。陌生的房间里充斥着不确定，甚至是不安的气氛。我提醒自己这些人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虽然他们不认识我，也互相不认识，但是他们来这里是为了获得认同。

他们达成一致，决定打开窗户但是关上门，于是离窗和门最近的人起身照做。瑞安提到的男孩评论说，打开窗户让房间升温挺奇怪的，但科学告诉我们很多现实都是倒置的，相比之下有的倒置还有点用。他说，我们有时候应该接受便利带来的不便，正如我们必须容忍所爱之人身上的缺陷：没有什么事是完美的。他的很多希腊同胞都相信空调对人的健康有害，而现在，在办公室和公共建筑里关掉空调已经成为全国性的行动。这种回到自然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完美主义，不过这意味着所有人都热得要命，他带着些许愉悦总结道，这只会导致空调被再次发明。

我拿出纸笔，把我们就座的这个方形的大桌子画了下来。我问了他们的名字，总共十个人，把每个人名按位置写在方块周围。然后我让他们每个人说说自己在来的路上有什么发现。一阵长时间坐立不安的沉默。有人清清喉咙，动动面前的纸张，有人直盯着前方发呆。之后一个女人——根据我的图表她叫希薇娅——在打量四周确认没有人要主动发言之后开始说话了，她脸上无奈的微笑表明她经常这样做。

“我下火车的时候，发现一个男人站在站台上，肩膀上蹲着一只白色的小狗。他很高，深色皮肤。狗很漂亮，卷毛洁白如雪。它站在男人的肩膀上向四周看。”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一个外貌细致整洁，穿细条纹西服的男人——根据我的图表，他的名字是提奥——举起手发言。

“今天早上，”他说，“我正穿过我家对面的广场，走在去地铁站的路上。我看到一堵水泥矮墙上放着一个女士手包，包很大，看上去很贵，漆皮亮闪闪的，顶部有一个金色搭扣，就在墙上很显眼的位置摆着。我四处寻找包的主人，但广场上空无一人。我怀疑是不是有人被抢劫了，包被掏空后留在这儿，但我走近看了看里面——搭扣解开了，包口大敞着，不需要我用手碰也能看到里面——所有东西都还在：一个皮钱包、一串钥匙、一个粉饼、一个口红，还有一个苹果，估计是主人打算用来当零食的。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等着看有没有人出现。但我等不到人，于是就走向地铁站，不然我就迟到了。但我后来边走边意识到，我应该把包拿去警局的。”

提奥停下来，很明显他的故事讲完了。其他人立即开始向他抛出一连串的问题：他既然意识到应该把包带去警局，为什么不返回去呢？如果他要迟到了，为什么不安全起见，把包带到附近的商店或是电话亭，或者至少跟路人解释一下情况？甚至他可以把包带着，方便的时候再打电话处理，这也比把包放在那儿让别人偷走要好！提奥坐在那儿，胳膊在胸前交叉，小巧的脸上表情和善。过了好久，等大家的问题全都问完，他才开口说话。

“我刚刚穿过广场，转过身的同时想到警局这个问题，恰好看到我和包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年轻警察，我当时还能看到包放在远处的墙上。他正沿着一条路走过来，路的尽头是一个丁字路口：向右转他会朝我走过来，向左转会走向那只包。如果他右转，我就只能花费口舌跟他解释情况，浪费时间填写一堆表格，但幸运的是，他左转了，我一直站着看他走向包，四处寻找包的主人，跟我一样向包里看了看装着什么，然后把包拿起来带走了。”

学生们由衷地为他的发言鼓掌，提奥坐在人群中继续温和地微笑着。长头发的男孩乔威治说，这很有趣，一个故事可能只是一系列我们觉得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但实际上我们在其中并不发挥什么作用。他在来的路上什么都没注意到，他一贯不留意与自己无关的事，正因如此，他发现对自己的经历进行虚构是件很危险的事，因为它让我们觉得人的生命是被安排的，让我们觉得我们比实际上更重要。至于他自己，是他父亲开车送他过来的，他们在路上就弦理论进行了一场有趣的谈话，他从车里出来上楼就到这个房间了。

“要说生活中没有故事，人的存在没有清晰的形式，无始无终，没有主题、事件和角色，”他旁边的女孩表情困惑地说，“这么讲肯定不对。”她在来的路上经过一扇打开的窗户，里面传出有人练钢琴的声音。那栋建筑是音乐学院的教学楼，她两年前恰好从类似的学校退学，熄灭了她一直以来成为一名职业音乐家的梦想。她听出那首曲子正是巴赫《法国组曲》的D小调赋格，她一直很爱这首曲子，不期然地听到它，让她站在人行道上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丧失之痛。就好像那首曲子曾经属于她，而今不再是她的，就好像她被它的美拒之门外，被迫看着别人拥有它，而自己出于各种原因无法留在那个世界，便只能在其中面对自己的悲伤。换作其他人，路过那扇窗，听到D小调赋格，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音乐从窗户传出，这件事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不管它带来什么情感，也都不是让音乐开始演奏的原因，也不是音乐从打开的窗户传到路人耳朵里的原因。而即便有人从对街观察这件事的发生，仅仅从所见所闻也无法猜出究竟是什么故事。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女孩路过，同时听到建筑里传出演奏的音乐的声音而已。

乔威治举起一根手指，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真正发生的也仅此而已！”

那个女孩——我看到她的名字是珂丽奥——年龄大概接近三十岁，但她长得很孩子气，深色的头发梳成马尾，灰黄的脸不加粉饰。她穿一件无袖短上衣，更加凸显了她的极简气质。我能想象她在清苦的练琴房，手指在黑白琴键上以惊人的速度上下翻飞。她神情镇定而冷漠地看着乔威治，明显知道他还有更多话要说。

谢天谢地，乔威治继续说，有一种虚无的东西叫作可能性，还有一种同样虚无的东西叫作概率。音乐学院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我们知道这个地方的大部分人都打算成为职业音乐家。大概很多人都知道职业音乐家是什么，能明白这个职业成功的概率与失败的概率一样大。因此，听到音乐从建筑里传出来，他们能想象这个演奏的人正在冒险，这个人的命运会成为两种基本走向（成功或失败）中的一种。

“换句话说，”乔威治说，“你的故事，我能单从基本事实和我的生活经历推断出来，我确切知道的也就是这些。尤其是我自己失败的经历，比如我无法记住南半球的星座分布，这件事一直很困扰我。”他垂下目光看着自己交叠的双手。

我问乔威治他多大了，他回答说上周刚满十五岁。他爸爸送了他一个望远镜作为生日礼物，装在他们公寓房顶的平台上，这样他就可以研究天文了，他对月相尤其感兴趣。我说我很高兴他收到了满意的礼物，但我们可能需要听听其他人有什么想说的。他点了点头，脸上又亮起来，说，他只是想加一句，他很熟悉《法国组曲》的D小调赋格，他爸爸放给他听过，他个人觉得这首曲子很积极向上。

说到这儿，坐在他旁边的人开始说话了。

“音乐，”她用一种懒洋洋的、梦幻般的语调说，“音乐是秘密的出卖者；比梦还能背叛人，至少梦还是私密的。”

说这句话的女人长相富丽但古怪，年龄大概五十多岁，美丽在她身上已凋残，但仍仪态端庄。她面部的骨骼令人称奇，只差一点就算得上是奇形怪状。她在原本就硕大的蓝色眼睛周围画了奇异的蓝绿色眼影，在眼皮处随便涂了更亮的蓝色，更加放大了这一特征，在我看来像是刻意而为的幽默；她高耸的颧骨上扫了粉色的腮红，噘起的嘴唇格外饱满，胡乱涂着深红色的口红。她戴了很多黄金首饰，裙子也是蓝色，堆叠的雪纺绸露出脖子和胳膊，深棕色的皮肤上面布满细小的皱纹。根据我的图表，她的名字叫玛丽埃丽。

“比如，”她停顿很久之后继续说，目光挨个扫过周围的人，“我是听到我丈夫洗澡的时候唱《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发现他对我不忠的。”她又停下来，有些困难地闭上厚实的嘴唇，盖住前凸的大门牙，好像在湿润它们。“他当然是在唱《卡门》，不过我估计他没发现自己做错了，知道了估计也不在乎。他一直懒得关注细节，因为他性格极端，宁愿不被现实拘束。对他而言唱歌纯粹是出于喜悦。在那个晴朗的早上，他的情妇藏在城市另一头的某个地方；他在我们家，站在大理石铺就的卫生间洗澡，这里放了几件质地坚硬的艺术品，还有一块被他用作肥皂盘的巴特农神庙的饰带。我们家刚刚装了高压热水系统；他大老远从纽约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订购的浴巾，能把你像婴儿一样包裹住，就好像在母亲的臂弯一样，让你想回到梦中。

“我此刻在厨房里榨着橙汁。我刚给自己做了一顿美味的早餐，一个从市场上买来的熟透了的甜瓜，还有一片我从一个牧羊人那里买的鲜奶酪，她在德尔斐附近的一座山上养了一群漂亮的山羊。就在这时我听见他唱歌的声音。我立刻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个蠢货，他何必要吼出来让我在厨房也听得到？只有我才知道是什么让他唱起了这出以背叛为主题的歌剧，我拿走了他最精华的东西，正如他总是把我盘子上最好的东西拿走，就那么伸手过来，看什么喜欢就拿走什么，根本不顾我把最好的留到最后的想法。他为什么不能管住他的嘴？之前我还有心情享用我美好的早餐，而他现在洗完澡出来会发现餐桌上摆着的早餐丝毫未动，我知道，这样他的快乐就圆满了。”

她停下来把一绺染成了金黄色的头发拢到耳朵后面。

她舔了舔嘴唇继续说：“今天早上，我在来的路上给他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讨论财产问题，在这件事上我们总能达成共识。我丈夫一向疏忽大意，但也同样毫无心机。他是一个，”她叹了口气，“品位很好的男人，这对我来说是种折磨，因为我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彻底学会他的品位，甚至我比他还先知道他想要什么。在女人这件事上，我具备完全的预知能力，甚至我能用他的眼睛看到她们，感受到他对她们的欲望。所以我最后学会了闭上眼睛；要是我也学会闭上耳朵就好了，但那天早上在厨房，我低下头可能还是会发现我盘子上最好最美味的那份食物不知怎么也消失了。

“今天，我搭乘玻璃电梯上到他在十三层的办公室，走出来发现一切都变了。房间完全重新布置过：新的主色调是白色，以我丈夫的极端性格，他会把所有不是白色的物品——包括人——移走。所以我的好朋友玛莎，也是他的秘书，从大窗户旁边的位置消失了。她以前的桌子上摆着午餐便当、她孩子的照片和一双平底健步鞋，我们以前总是坐在那儿聊天，她会把所有我需要知道的事情告诉我，不该知道的只字不提——玛莎走了，我丈夫安慰我说她没有被裁员，只是不再接待访客了，现在在后面一间大办公室里。这个全白的世界让我不由得想起那天早上在厨房，我永远留在盘子上的那片白色的新鲜羊奶酪。窗边玛莎的位置坐着一个新来的女孩。当然，她穿的是白色衣服，皮肤苍白得像白化病人；她的头发也是全白色的，只有其中一缕被染成亮蓝色，也是整个空间唯一的颜色，就像羽毛一样显眼。乘电梯下去的时候，我打心眼里佩服这个男人的才华，我在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成功从我这儿索取了原谅，如同一个小偷从你兜里拿走钱包一样不动声色，把我送回到街上时还让我觉得心里轻松多了，虽然也穷多了。而那绺蓝发如同乞丐碗里的一片羽毛，落在我脑海里。”

玛丽埃丽沉默了，她抬起脸，硕大的眼睛闪闪地盯着前方。她左面坐的男人开口说话了，现在的年轻人普遍用外表惊扰别人，他自己，甚至他敢说所有人都一样，见过比玛丽埃丽描述的那个白发女孩更为极端的发型，更不用说文身或穿刺这类更为暴力的身体修饰，但这都说明不了那些人的什么特性，他人通常都极为和善温顺。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一事实，因为他先入为主地下了判断，而且倾向于寻找事物与其外表相称的意义，也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感到害怕；不过严格来讲，虽然他不懂人们为什么选择伤害自己，他已学会不要在其中寻找太多含义。如果说有什么象征意义的话，他觉得如此外显的极端一定与内在的空虚成正比，而这种空虚源自信仰的彻底缺失。他的同龄人——他只有二十四岁，虽然他知道自己看起来更老——对我们时代的宗教和政治议题有种出人意料的冷漠，但对他来说，政治觉醒给他带来了彻底的理智觉醒，给他指明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方式，他为此骄傲，但同时也感到焦虑，甚至有些愧疚，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原因。

比如说今天早上，他在来的路上，路过去年夏天城里发生示威游行的地方，他和他热衷政治的伙伴骄傲地参与其中。他发现自己选择了和那天完全相同的路线，那条直到今天他再也没走过的路线。他发现再次见到熟悉的景物而激起的回忆使他感慨万千。他穿过一条巷子，两边的建筑只剩烧焦的空壳：他能透过那些没有玻璃的窗户看到幽深的内部，那成片的焦黑就像鬼魂一样，到处是他们亲手毁坏的残垣。虽然事情过去一整年了，却没有人过来清理。他不记得这些建筑是怎么被点燃的，但当时已近傍晚，整个雅典城都能看到火光。新闻中播放着浓烟飘过整座城的画面，又被转播到全世界；他无法否认这是当晚他们兴奋的原因之一，他相信这也是游行者传达信息的必要手段，然而看到那些被遗弃的废墟，他今天感受到的却只有羞耻，他甚至好像听到了他母亲的声音，问他是不是真的对这场混乱负有责任；人们这样和他母亲讲过，但除非亲口听他说，她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们。

他继续说——我的图表上写着他叫克里托斯——他小时候极其害羞笨拙，所以他妈妈决定送他去上舞蹈课来锻炼他的自信。上课地点就在离家不远的一栋楼里，上课的都是些当地女孩，还有少数小混混。他受尽折磨，甚至到现在都难以启齿，不仅因为他过度肥胖，对身体不自信，还因为他尤其恐惧被暴露在众人面前，他会直接摔倒在地。那种眩晕感，就像恐高的人从高处跳下去的感觉；他受不了人们注意自己的目光，让他跳舞就好像让他走钢丝一样，当时他感觉自己随时都会摔倒。他的心理暗示起了作用，他一次一次在痛苦中摔倒，在其他孩子旋转的脚跟旁像一只搁浅的鲸鱼一样拼命挣扎，饱受屈辱和嘲笑。直到舞蹈老师看不下去了，建议他退出舞蹈课，他才被允许待在家里。

“等我终于上了大学，”他说，“我周围都是志同道合的我梦想了一辈子的朋友。然而我发现这群人除了政治，最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跳舞，可以想见我有多恐惧。每天晚上他们都邀请我去跳舞，当然我无一例外全都回绝了。

这个社交圈里我最亲密的朋友叫玛利亚，我们无话不谈，会热烈地讨论政治，她甚至和我一样喜欢填字游戏，我们每天都会一起填出好几个。可就连玛利亚也对我拒绝参与跳舞这项痛苦的活动表示失望。她说的话就像我妈妈和我说过的一样：‘相信我，你会玩得很开心的。’最后我确定，如果我不去跳舞我将失去玛利亚这个朋友，但同时我也确信她一旦看见我跳舞，我们也没法做朋友了。我没有办法，于是在某天晚上同意陪他们去常去的那个俱乐部。

结果完全不是我想的那样，因为那里和现代世界截然不同，完全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风格和音乐：人们竟然穿着戏服跳一种叫林迪舞的舞蹈。我看到以后更惊恐了；但也许，克服恐惧的最佳方式就是面对它并转化它，因为转化这个简单的动作常常让事情变得无害，让一个人的性格和习惯的思维模式——甚至可以说是限制——被甩掉；我向舞池走去，拉着玛利亚的手，虽然仍确信自己会摔倒，可当音乐声响起——是无比快乐的音乐，我突然感到难以拒绝，直到今天我听到这种音乐，所有忧伤和怀疑都会烟消云散——我发现我没有摔倒，而是飞了起来，一直向上，一圈一圈，飞得那么高那么快，几乎要灵魂出窍了。”

我摆在面前的手机响了，是我小儿子的电话。我接起来说一会儿给他回电。

“我走丢了，”儿子说，“我不知道我在哪儿。”

我把手机放在胸前，和学生说我有点急事要处理，大家先休息一下。我走出去站在走廊里，布告牌上钉着各种单子、广告、剪报：房屋出租，影印服务，音乐会预告。

我问我儿子他能不能在路边看看标识上是否写着路的名字。

“我看看。”他说。

我能听到电话里的汽车喇叭声和他的呼吸声。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那条街的名字，我问他跑到那里干什么。

“我在往学校走。”他说。

我问他为什么不走我这周给他安排的那条路，不跟马克和他妈妈一起。

“马克今天没上学，”他说，“他生病了。”

我告诉他转身原路返回，每路过一条街道把名字报给我。等他到了正确的那条路，我会让他转到那条路上直走。其间我能听到他的喘气声和脚步踩在人行道上的声音，过了几分钟，他说：“我能看到了，我能看到楼了，没事了，我能看到楼了。”

“你没有迟到，”我说，看着手表算了算英格兰的时间，“你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喘口气。”我给他指了之后回去的路，并祝他度过愉快的一天。

“谢谢。”他说。

教室里学生们在等候着，和我离开时一样。只有一个学生，一个年轻女孩，体形庞大，面目和善，戴着厚厚的黑框眼镜，正在吃一块巨大的肉饼，味道实在刺鼻。她把肉饼的下半部分包在纸袋里，从上面慢慢地咬着吃，防止渣子掉下来。

她旁边坐了一个年轻男子，黝黑干瘦，相比之下，她看起来则柔软得多。他快速举了一下手又收了回来。他用安静而清晰的声音说——我低下头找他的名字，他叫阿瑞斯——在来的路上，他看到一具腐烂的狗的尸体躺在路边，肿得骇人，被一群苍蝇包围着。他从远处听到了苍蝇的声音，他在猜想那是什么。那声音有点吓人，但只要没看到声音的源头，还是有种怪异的美丽。他不是雅典来的，但他哥哥住在雅典，这周他住在哥哥这里。公寓很小，他睡在沙发上，沙发所在的房间同时也是厨房。他睡觉的时候把头靠在冰箱旁边，冰箱门上有好几个冰箱贴，他别无选择只能仔细打量它们。有一个冰箱贴的壳子是塑料做的，形状是裸露的胸部，做工十分粗糙，右胸的乳头明显歪斜着。一连几个小时，他躺在那里思索着这一细节的不和谐。他哥哥在厨房水池里洗衣服，然后挂在房间里晾干：他是个坐办公室的白领，每天都要换干净的衬衣。

房间里所有的椅子、架子和窗台上都挂了一件衣服，晾干后就变成了下面盖着的东西的形状。他躺在沙发上时注意到了这点。

他旁边的女孩吃完了肉饼，正忙着把纸袋叠成一个整齐的四方形，用手指把褶皱抹平。她抬起头和我视线相接，立刻把纸袋扔到了面前的桌子上，一脸愧疚。她叫洛莎，她说，她不知道自己想得对不对，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理解了这个练习的要求，但她能想到的只有这些——她来的路上没看见什么，只是路过了一个公园，她小时候，祖母常在下午带自己来这里。公园里有一小块游戏场地，还有一架秋千。她以前经常坐在上面，祖母在她后边推。今天早上她路过时看到了秋千，想起她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愉快的下午。她说完后就陷入了沉默。我谢过她，她透过黑边眼镜温顺地看着我。

时间快到了。坐在我对面的女人有一张微微受惊的脸。她所坐位置的墙上挂着钟表，在我的印象里她的脸几乎和表的形状连成了一体，我几乎忘了她坐在那儿。她说自己几乎注意不到客观世界的存在，这很有意思。到现在为止——她四十三岁了——她的意识一直都挤满了回忆、责任、梦、信息还有些日常杂事，不光是她自己的，还有她这些年来通过倾听、交流、关切和担心积攒下来的其他人的事，以至于她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如何区分这些脑海里满载的印象；这些印象的边界慢慢变得模糊，她分不清哪些发生在她身上，哪些发生在她认识的人身上，甚至有时候连真实和虚幻也分不清了。比如今天早上，她姐姐一大早给她打了个电话——她们两个人都睡眠不好，所以总在这个时间打电话——告诉她说她昨晚和丈夫去了一个朋友家吃晚饭。那个朋友刚刚扩建装修了厨房，在房顶镶嵌了一块巨大的玻璃，整个房间通亮透气，像教堂一样。

她说，我姐姐向她称赞了朋友惊艳的装修效果，这个朋友承认说，其实这想法是从另一个朋友那儿搬过来的，那位朋友几个月前刚刚装修了厨房。然而在那之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个朋友的朋友请了很多客人来吃晚饭。客人到达之前她注意到玻璃板面上有一个小裂痕，就好像有什么小而尖利的东西从外面掉上去砸出来的。她很懊恼，因为那块玻璃板很贵，又是一整块，虽然只是一小条裂缝，但她只能把整块玻璃都换掉。客人们到齐了，晚饭的时候，一场可怕的风暴席卷雅典。雨水如注，客人们坐在玻璃板下面吃饭，赞叹雨水打在玻璃上的声音和视觉效果。之后响起巨大的断裂声，整块玻璃都掉在了他们头上。一个裂缝削弱了整块玻璃的坚度，使它无法再承受雨水打在上面的重量。

那个女人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这是我姐姐电话里说给我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对她没有什么影响，说实话她也不在乎。很神奇的是，故事中没有人受伤，因此也没有人会出于耸人听闻的目的去讲这个故事吓唬别人。对于原本向我姐姐讲述此事的朋友来说，她也没有受到影响，除了产生一些联想，因为她自己的房顶也有一块同样的玻璃板。所以我听到的是第三手的故事，但对我来说这就好像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一样真实。整个早上我都被它困扰。像所有人一样，我每天都会听到可怕的事情，从报纸上，从电视上，大部分比这糟得多，于是我奇怪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故事和我自己的记忆与经历一起，在我的脑海里占据了一席之地，以至于我无法把这个故事和其他分开。

我的现实生活大部分都被所谓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所支配——我认识的人常常重新装修他们的家，然后请人过来吃晚饭，我也一样。但区别是故事中的人听起来要更阔绰，我认识的大部分人即便愿意，也负担不起在房顶上装玻璃的费用。我姐姐活跃在更上层的圈子里，我知道这是我们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我承认，我有些嫉妒她的社交生活和她认识的人，有时候我希望她能把我纳入她所在的那个更有趣的世界。

“第二个原因，”她继续说，“和故事本身有关。玻璃板上的一个小缺陷最终造成了整块板子扛不住压力而塌陷——水的实际压力，还有来自下面落座的人的更神秘不可测的压力。他们正在欣赏它，以为它绝对可以承得住这些压力。而当它扛不住时，就造成了难以形容的损坏和毁灭，几乎成了邪恶力量的傀儡。这一事实的象征意义对我来说尤其重要。”她沉默了一会儿，钟表的秒针在她头顶后面颤动着转着圈。我看了看我的图表，她的名字叫佩洛普。“我想要，再回到天真客观的视角看世界，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除了去到完全陌生的地方，切断所有联系，再没有人能认出我。但我不知道怎样做到这点，甚至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这样，更不用说人际关系和责任的束缚，”她总结说，“已经要把我逼疯了，我永远也无法逃离了。”

到目前为止，每个人都发过言了，除了一个女人，我图表上写着她的名字叫卡桑卓。我观察到随着时间流逝，她脸上的表情变得越来越阴郁，越来越不加掩饰地用一连串咕哝和叹气声表达自己的不满。她正坐在那儿，两只胳膊相叠坚决地挡在胸前，摇着头。我问她在课程结束之前，她是否有什么想说的，她说没有。她说人们告诉她这堂课是关于如何写作的，而根据她的理解，这需要用到想象力。她不知道我这堂课能教他们什么，她也没有兴趣知道。至少瑞安还教了他们一些东西。她会向管理人员要求把这该死的学费退了，并向他们好好地提提意见。“我不知道你是谁，”她一边对我说一边收拾东西站起来，“但我告诉你，你这老师差劲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