Ⅴ 孤独境地
至于我,我有时候想,是不是正因为童年经历过快乐,现在我才必须学会如何面对苦难。
晚上我在城中心的一家饭店约见我的朋友帕纽提斯。
他打电话来给我指路,告诉我说还有一个人,一个我可能听说过的女作家会加入我们。她坚持要来,他希望我不介意,他不想得罪她。他一丝不苟地把路线跟我描述了两遍。他说他被一个会议困住了,不然他会亲自来接我。他不愿让我一个人找路过去,他希望他已经把路线描述得足够清楚。如果我按他说的去数走过的交通灯,在第六个和第七个灯之间右转,是不会走错的。
晚上,太阳不再高悬,空气似乎变得黏稠,时间也变得静止。城市迷宫失去了日光与阴影的二元划分,没有了午后的微风打扰,似乎悬在一个梦中,静止在无比苍白厚重的空气里。夜幕在某一时刻降临了,但奇怪的是,除此之外夜晚没有任何变化:没有更凉快,更安静,人也没有变少。饭店明晃晃的露台不间断地传来谈笑声;车流如一条拥挤的光的河流,喇叭声不断;小孩子沿着人行道在街灯下骑车。虽然天色已黑,但街上亮如永昼,鸽子还在霓虹灯照亮的广场上穿梭,街角的电话亭开着门,烘焙店附近,点心的气味仍悬浮在疲惫的空气里。
我走进帕纽提斯指定的饭店,看到一个穿厚重粗花呢西装的胖男人独自坐在角落的桌,仔细地用刀叉把一片粉色的西瓜切成小块,小心地送进口中。我等候着,看着餐厅内部用黑色面板装饰的墙壁,上面镶嵌着斜面玻璃,空桌椅在镜中经过无限反射形成一片海洋。帕纽提斯很快赶到了,他承认这不是一间入时的餐厅;安吉丽奇随后就到,她绝对会不高兴的。但在这里方便谈话,而且绝对不会碰到熟人打扰。他希望我不会像他这么想——我真的没有——他对社交已不再有任何兴趣;实际上,他越发觉得别人令他费解。有趣的人都是孤岛,他说,你不会在大街上或是派对上遇到这样的人,你得知道他们在哪儿,然后花心思找到他们。
他让我站起来好给我一个拥抱,我从桌子后面走出来的时候,他仔细地看着我的眼睛。他说他在努力回忆我们上次见面是多久以前。肯定有三年多了,我说。他点点头。我们当时在伯爵宫的一家餐厅吃午饭,那天按英国的标准应该算是闷热,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孩子和丈夫也来了。我们当时正在去什么地方的路上,中途见了帕纽提斯,他在伦敦参加一个书展。吃完午饭离开时,他说,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一场彻底的失败,而你看起来家庭幸福美满,是生活该有的模样。
我们拥抱的时候,他的身体给人感觉极轻薄且脆弱。
他穿一件破旧的丁香色衬衣,牛仔裤打着褶。他后退一步又仔细地看我。帕纽提斯的脸有点像卡通人物,所有特征都很夸张:脸颊深陷,额头高耸,眉毛飞起来像叹号一样,头发飞舞着,看上去更像一幅帕纽提斯的漫画而不是帕纽提斯本人。他即使在放松的时候,表情也像是刚刚听说什么令人吃惊的消息似的,或是他刚打开门看到里面的东西很惊讶一样。他的表情总是很惊愕,尤其是眼睛十分灵活善变,常常戏剧性地向前凸起,就好像有一天会因为看到什么东西而震惊得从他的脸上飞出去。
而现在,他说,我能看出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得承认这出乎我的意料,我根本无法理解。那次在饭店,我带走了一张你和你家人的照片——你记得吗?我说记得,希望他不要现在给我看那张照片。他脸色沉了下来。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当然不会拿出来,他说,但是当然,我把它带来了,就在我公文包里。我告诉他,其实那天他要照片的时候我挺意外的。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这一举动很不寻常,或者说我自己不会这样做。这显示出他和我之间的区别,他总是在观察事物,而我显然完全沉浸其中。而当我事后回想起来,那样的时刻是有预见性的。的确,当时的我沉浸其中,并没有发现帕纽提斯离开时感觉自己的生活一无是处,正如一座山不会留意到登山者失足坠谷一样。有时候我觉得,生活正是一系列对这些没有察觉的时刻的惩罚,而一个人正是根据自己没有留意或产生共情的事情,谱写自己的命运,你不懂且不努力去懂的事情会成为你被迫去学的东西。我说话时,帕纽提斯的脸色越来越惊恐。他说,这种可怕的想法只有一个天主教徒才有,虽然我不得不承认,有不少人我是愿意看到他们被如此残忍地惩罚的,然而,那些人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绝对不会活出任何开示,他们罪有应得。他说着拿起菜单,伸出一根手指指向服务员。那是一个有着浓密灰色胡子、系着白色围裙的男人,他一直一动不动地戳在几乎空无一人的饭店角落,我一直没注意到他。他走过来站在我们桌前,强壮的胳膊叠在胸前,帕纽提斯和他说话时他快速点着头。
帕纽提斯转过来对着我继续说,那天在伦敦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开一家出版社的梦想注定要停留于此,只是一个幻想而已。说实话,意识到这一点倒没有让我对局面有多失望,我更多是被我的幻想本身惊到了。我难以相信自己都已经五十一岁了,却还能如此天真地生出完全无法实现的愿望。人自欺的本领显然无穷无尽——如果此话不假,那么除了生活在绝对的悲观之中,我们怎么可能知道自己又在欺骗自己?我一辈子生活在这个悲惨的国家,一直以为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自我欺骗了,但正如你无奈地指出的那样,正是你看不见的、你想当然的东西才会欺骗你。而在失去之前,你要怎么才会知道自己把什么东西想当然了?
服务员庞大的身影靠近我们,手里端了几盘菜。帕纽提斯做了一个哑语中表示失望的手势,然后突然停下,靠在椅背上让他把菜摆上桌子。一只玻璃壶里装着淡黄色的酒,一盘带着茎叶的绿橄榄,看起来很苦但味道很甜美,还有一盘黑壳冰鲜海蚌,肉质鲜嫩。
介绍一下马上到来的安吉丽奇,帕纽提斯说,你会发现安吉丽奇现在很出名,因为她的小说在欧洲的一些地方获了奖,她现在是文坛名人了,至少她自己这么觉得。她的痛苦——姑且这么讲——是她把自己当作所有女性苦难的发言人,不仅在希腊,还包括所有对她作品感兴趣的地方。无论谁叫她出席活动她都去。那本小说,是关于一个女性画家的艺术生涯逐渐被家庭琐事扼杀的故事:她丈夫是个外交官,他们家总是搬迁到新的地方,女画家开始觉得她的工作只是装饰性的消遣。不仅是她丈夫本人,连外人都觉得她丈夫才更为重要:他是故事的掌控者,而非仅仅添加注脚的人。当两个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安吉丽奇的小说里面总有冲突——他的需求总是战胜她的。最终她的作品开始变得机械化,敷衍了事,工作也不再有激情,但她依然有很强的表达欲。他们家搬到柏林,她遇到了一个年轻的男画家,让她重燃对画画和其他所有事的激情。
但问题是在这个年轻男人面前,她觉得自己太老了,而且十分痛苦内疚,尤其是对她的孩子——他们感觉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开始变得闷闷不乐。她为丈夫把自己逼到这个境地尤其感到愤怒,先是让她失去激情,然后又留她一个人面对所有后果。那个年轻男人也时刻提醒着她的衰老:
他的通宵派对、软性毒品、对她身上岁月痕迹的惊讶。她的苦衷无人能说——多么孤独的境地啊,帕纽提斯诡笑道。对了,这正是小说的题目,《孤独境地》。我和安吉丽奇的争执在于她用画画替换了写作,好像两者可以互换似的。这本书明显是关于她自己的,然而她对画画一窍不通。根据我的经验,作家要比画家传统得多,作家需要躲在资产阶级做派中,正如虱子要躲在动物的毛皮里,藏得越深越好。他说,我不相信她笔下的画家会在她设备先进的厨房给孩子做午餐便当,同时还幻想着和那位穿皮夹克、肌肉强健的年轻人上床。
我问他在伦敦的时候,是什么让他对他的出版社失去了信心。我听说出版社才创办不久就被一个大企业接手了,所以帕纽提斯现在是公司的编辑,而不是自己企业的主管。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对英国付出的所有敬意都毫无回报,他悲伤的眼睛噙着泪水,在眼窝里打转。当时希腊正陷入困难,他继续说,虽然没人会想到事情会变得更糟。他的出版社致力于翻译出版在希腊不知名的英语作家的作品,都是一些商业化出版社不愿意碰的作家,但帕纽提斯仰慕那些作家,并决心向自己的国人推荐他们。有一阵子他腾不出资金预付给这些作家,为了节省成本,很多书都是他自己翻译的。他发现自己在伦敦饱受责难,甚至包括那些作家,因为他们没有收到版税,尽管严格说来这些书都没有卖掉,根本没赚到钱;所有人都鄙夷他,以法律指控要挟他;最糟糕的是,他意识到这些被他视作当代艺术家的作家其实都是冷酷无情的人,一心只顾营销自己,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重。他已经跟他们解释很清楚了,如果非要他付版税的话,他的出版社在起步之前就会倒闭,而事情也的确是这样发生的。如今,那些作家被他现在就职的公司屡次拒绝,因为公司只对畅销书作家感兴趣。他说,这件事让他明白,改善现状是不可能的,而且改善本身也许就是个人幻想,和安吉丽奇的境地一样孤独。我们都对改变现状的故事上瘾——他说着从贝壳中拨出一只蚌,用颤抖的手指送进嘴里——以至于它已经控制了我们对现实最深层次的认知。它甚至影响了小说的创作,小说又回过头来影响我们;我真是不愿再听到“生活需要不断改进”的言论了。
他现在意识到了,他的婚姻总是被不断改进的原则支配着:买更好的房屋、获得更多的财产、买更豪华的车、升到更高的社会地位、做更多旅行、有更广的交际圈,甚至连生孩子都是这段疯狂旅程的一个必经站点;而他现在看清了,一旦再没有什么可获得或改善的东西,再没有可实现的成就或可攻克的关卡,这段旅程就不可避免地到达了终点。他和他的妻子被一种巨大的虚无感包围,感觉像是得了重病一样,而实际上只是生活负荷运转太久之后静止了而已,就像水手出海太久之后走在陆地上的感觉,然而这对他们两个人而言都意味着他们不再相爱了。他说,如果我们那个时候能理智地对彼此保持平和,坦诚面对“我们虽然并不相爱,但不愿伤害对方”的事实多好。他说着眼眶又湿了。唉,如果那样的话,也许我们都能学会真正相爱与自爱。但我们都以为是时候向另一段路程前进了。我们再次看到旅程向前延展,只是这一次的旅程带来的是毁灭与战争,而我们两个人都一如既往地全力以赴。
他说,现在我活得很简单。早上日出的时候,我开车二十分钟去雅典城外的一个地方,一直游过海湾再游回来,晚上坐在阳台上写作。他闭了一下眼睛笑了笑。我问他在写什么,他嘴咧得更大了。他继续说,我在写我的童年。我还是孩子的时候那么快乐,我不久之前发现,除了一点点地回忆起童年的所有细节,我再无其他念想。有快乐存在的世界完全消失了,不仅是我自己的生活,还有整个希腊,不管它自己是否觉察,希腊这个国家已经双膝跪地,正在痛苦中慢慢死去。至于我,我有时候想,是不是正因为童年经历过快乐,现在我才必须学会如何面对苦难。在理解痛苦从何而来又是怎样而来的问题上,我似乎无比迟钝。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会如何避开痛苦,有一天我在报纸上读到,一个男孩身患一种罕见的精神疾病,他总是不自主地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只要一有机会就伤害自己的身体。这个男孩不停地把手放在火上,从墙上跳下来,爬上树再摔下去;他体内的每一根骨头都折断过,身体遍布瘀青和割伤。媒体问他可怜的父母对此有什么看法,他们说,他无所畏惧。但我觉得正相反:正因为他有太多恐惧,才会不停地主动重现所有他害怕的事情,以免事情自动发生。我是个孩子的时候,如果知道痛苦是什么滋味,也许也会做出相同的反应。他说,你也许记得《奥德赛》里,奥德修斯同船的伙伴厄尔皮诺从喀耳刻的房顶上掉了下来,因为他太快乐,忘记用梯子了。奥德修斯后来在哈迪斯见到他,问他究竟为什么要如此愚蠢地死去。
帕纽提斯笑了。他说,我一直觉得这个细节很迷人。
这个女人是安吉丽奇没错了——因为她是一个人走进来的,而且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其他人进来。她正精力充沛地向服务员询问什么事;接下来是一段长得莫名其妙的对话,其间两个人走出去马上又走进来,对话比原来更热烈地继续着。那个女人的黄褐色头发精心修剪过,伴随着她快速晃动的头和灰色的丝质裙子唰唰甩动。她不停地把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不耐烦得像一匹正在跺脚的小马,裙子也随之旋转。她穿一双很显眼的银色皮质高跟凉鞋,手拿一只相衬的皮包。假如她不转身,俨然是一幅优雅的图画。然而她顺着服务员手指的方向转身看向尽头我们的桌子,露出一张无比焦虑的脸,任何人看到她的脸都会感染她的焦虑。正如帕纽提斯所料,安吉丽奇被他选择的餐厅气坏了。她说,她进来是要问去帕纽提斯选定的餐厅怎么走,没想到这里就是,服务员不得不把她带到外面把牌子指给她看才说服她;而即便如此她仍确信附近有同名的更为得体的餐厅。我可是特意为你选的这家饭店,帕纽提斯说着眼睛凸起来。主厨是你的同乡,安吉丽奇,菜单上有所有你喜欢的波罗的海美食。请原谅他,安吉丽奇说着把做过美甲的手放在我胳膊上。之后她用希腊语语速极快地向帕纽提斯抗议,直到帕纽提斯借口去洗手间,离开餐桌消失之后,这番激烈的指责方才结束。
真是抱歉我不能早点来,安吉丽奇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必须参加一个接待会,然后回家把我儿子哄睡着——我最近都没怎么见到他,因为我在波兰宣传我的新书。她紧接着说,主要是在华沙,但我也去其他城市看了看。她问我去过波兰没有,我说“没有”的时候她点了点头,露出有点悲伤的表情。她说那里的出版商没有经费请太多作家来,很遗憾,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们比这里的人更需要作家。过去的一年间,她第一次去到了很多地方,或者说第一次为她自己而去,但波兰之旅对她影响最大,因为在那里看到她的书不仅是中产阶级的消遣读物,而且是极其重要,甚至对很多人来说关乎性命的——大部分是女性,这点要承认——她们的生活太孤独了。
安吉丽奇拿起玻璃酒杯,忧郁地给自己倒了一茶匙那么多的酒,然后给我倒了几乎一满杯。
“我丈夫是个外交官,”她说,“所以我们总是在换地方,当然是他工作的缘故。但因为自己工作需要而独自旅行的感觉截然不同。我承认有时候我会觉得害怕,甚至是在我很熟悉的地方。在波兰的时候我很紧张,因为我能认得的东西太少了——包括语言。起初,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不习惯独处。比如,”她继续说,“我们在柏林住了六年,但让我独自去那里,以一个作家的身份,我也会感觉很陌生。一部分是因为这座城市的文学和文化,对此我是彻底的门外汉;一部分是因为没有丈夫在身边,我有一种全新的感受,此时我才是真正的我。”
我回答说,我不确定在婚姻中你是否能看清自己真正的样子,或者说真正把你和你受对方影响的样子分开来。
我觉得“真实的自我”这个概念是种幻觉:换句话说,你可能觉得你身体里面有一个独立存在的、自治的自我,但也许这个自我其实不存在。我母亲曾经承认,之前她迫不及待让我们离家上学,但我们一走她又开始茫然失措,又盼望着我们回来。而现在,即使她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她仍然会在我们去看她时突兀地送客,把我们赶回家,就好像如果我们待得久一点会有什么坏事发生一样。然而我确信在我们走了以后她会经历同样的失落。我想知道她在寻找什么,她为什么把我们赶走才能寻找这个东西。安吉丽奇开始在她优雅的银色小包里一阵翻找,拿出一个笔记本一支铅笔。
“不好意思,”她说,“我得把这些写下来。”她坐在那里写了一阵子,抬头瞟了一眼我,说,“你能再重复一下第二部分吗?”
她的笔记很工整,像她的外表一样。纸上的字排成工整的直线。她的铅笔也是银制的,铅芯可拆卸,被紧紧地拧进笔杆里。写完之后她说:“我必须承认,在波兰得到的反应令我惊愕,真的很惊讶。我以为波兰的女人政治参与度很高。我的观众百分之九十都是女性,她们敢于发声。当然了,希腊女性也敢于发声——”“但她们更善于打扮。”帕纽提斯说,他刚回来。令我惊讶的是,安吉丽奇认真地考虑了这句话。
“没错,”她说,“希腊的女人喜欢打扮得很漂亮,但在波兰我觉得这反而是个劣势。那里的女人面色苍白严肃——她们身宽体胖,神情冷峻,她们皮肤通常很差,估计是天气和饮食太差的缘故。她们的牙齿,”她做了个怪表情又补充说,“不太好。但她们的严肃让我嫉妒,就好像她们从未被分心,从未被她们现实的生活分散注意力。我在华沙的时候和一个女记者相处了很久,她与我年纪相仿,也是个母亲,干瘦挺括,我根本难以相信她是个女人。她留着浅棕色的齐腰头发,脸色苍白瘦削,像座冰山,穿工装裤和又大又笨的鞋子,像冰柱一样清澈、犀利、美丽。她和她丈夫严格遵守每六个月换一次班的约定,一个人工作另一个人照顾孩子。她丈夫有时候会抱怨,但目前接受了这种安排。她很骄傲地对我说,她外出工作的时候——她经常需要外出工作——儿子会把她的照片放在枕头下睡觉。我笑了,告诉她我敢肯定,如果我发现儿子枕头下面藏着我的照片,他宁可去死。欧嘉当时看我的表情让我突然觉得,是不是连我们的孩子都未能幸免愤世嫉俗的性别政治。”
安吉丽奇的脸上有一种近乎朦胧的柔和,迷人的同时也让她看起来忧心忡忡,就好像什么事都可以在她柔和的脸上留下印迹。她有孩子一样小巧干净的面部特征,但她的皮肤像是因为担忧而皱起,有种天真的不满,好像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表情。
“和这个记者谈话以后——她的名字叫欧嘉——我在想是否我的整个存在,甚至我的女权主义,都是一种妥协。我觉得它缺乏严肃性。甚至连我的写作都被当成一个爱好。我想知道我会不会有勇气成为她的样子,因为她的生活看起来毫无乐趣,毫无色彩——世界的那个角落的丑陋让人震惊——我不确定如果我在类似的情况下会不会有精力去在乎这些事。这就是为什么我很惊讶有这么多女性来参加我的阅读会——似乎我的作品对她们几乎比对我自己都重要!”
服务员走了过来。点单的过程很漫长,因为安吉丽奇似乎在按顺序研究每一道菜,边看菜单边问问题。服务员严肃地回答她,有时候用时很长,但始终没有一点不耐烦。帕纽提斯坐在她身边翻着白眼,偶尔用眼神表示抗议,结果过程更加耗时。终于,点单结束了,服务员疲惫地走开,但是安吉丽奇轻轻叫了一声,竖起一根指头又把服务员叫了回来,明显事后又想起来什么。服务员第二次离开,消失在餐厅尽头装了百叶窗的红木门后面,她马上和我说,她的医生给她制订了特殊的膳食计划,因为她从柏林回到希腊之后一直不舒服。她发现自己从未如此精疲力竭,她被悲伤吞没了——她并不避讳承认这一点,她估计是前些年在异国他乡积累的身心疲惫集中爆发了。她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卧床休息;其间她发现,她的丈夫和儿子没有她也过得很好,比她想象的好多了,所以当她再次起身回到日常生活中时,她发现自己在家庭中的作用小了很多。她丈夫和儿子已经习惯接管她之前的工作——或者干脆甩手不管——事实上他们养成了很多自己的习惯,很多她都不喜欢;但她当时认识到自己正在面临一个选择,如果她想要逃离以前的身份,那么机会就在眼前。对一些女人来说,发现自己不再被需要,就如同最坏的噩梦变为现实,但对她来说正相反。她还发现,那次生病让她能更客观地看待生活和身边的人。她发现自己不像之前所想的那样被周围人束缚,尤其是她儿子。他出生时,她发现他异常敏感脆弱,为此担足了心,甚至一分钟都不能离开他。那场病过后,她回到生活中发现,她儿子虽然不能说是个陌生人,但也不像之前那样和她有千丝万缕令人痛苦的联结。当然了,她仍然很爱他,但是她不再力求他和他的生活必须完美了。
“对很多女人而言,”她说,“生孩子是她们创造力的巅峰,然而孩子并不是一直作为被创造的东西存在,除非做母亲的完全牺牲掉她自己。我母亲从未做到这点,现如今也没有女人应该这样做。我母亲的生活通过我而得以延续,她从不批评我。结果是,我长大成人后完全不具备生活能力,因为没有人像她一样把我看得这么重要,而我已经习惯被如此看待了。当你遇到一个男人觉得你足够重要而愿意娶你,似乎你就应该表示同意。但直到你生了孩子,那种重要的感觉才真正回来了,”她说着越来越激动,“只是有一天你意识到所有这一切——房子、丈夫、孩子——毕竟都不重要,事实完全相反!你变成了一个奴隶,被忘却了!”她戏剧化地停下来,抬起脸,手放在餐具之间在桌上摊平。“唯一的希望,”她继续说话时语气平静了一些,“是想象你的孩子和丈夫是重中之重,这样你的自我才能找到理由存活下来。但实际上,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言,一个女人不过是一只寄生虫,她丈夫的寄生虫,她孩子的寄生虫。”
“在柏林的时候,”她过了一会儿继续说道,“我的儿子由使馆出资,在一所昂贵的私立大学念书。在那儿我们遇见很多有钱有势的人。那些女人是我之前生命中完全没见过的类型:几乎所有人都有职业——医生、律师、会计——大多数人都有很多孩子,甚至有五六个;她们兢兢业业,用充沛的精力悉心照顾每个孩子的生活,除了劳心费神的工作,还能把家庭打理得像是成功的企业。不仅如此,这些女人教养又好,打扮还很精致。她们每天去健身房,为慈善活动跑马拉松,和灵缇犬一样苗条。她们瘦削强健的身体没什么性别特征,但她们总是穿最贵最优雅的衣服。她们去教堂,为学校义卖会烘焙蛋糕,作为主席管理辩论协会,为家庭宴会上准备六道主菜,看过近期所有流行的小说,参加音乐会,周末打网球和排球。一个女人这样就够叹为观止了,但我在柏林遇到过好多这样的人。
好笑的是,我永远都记不住她们的名字或是她们丈夫的名字。事实上,我都想不起来她们当中任何人的样子,或是她们家庭的样子。除了一个小孩,一个和我儿子差不多大的男孩,他身患重度残疾,坐在一个电动推车里,下巴永远放在一个搁板上支起来,我估计没有搁板的话他的头会垂到胸前。”她停下来,神情忧虑,仿佛那个男孩的脸就在她眼前一样。“我不记得,他妈妈有过丝毫抱怨。相反,她不知疲倦地为慈善机构四处筹款,帮她儿子治病,同时身兼许许多多分内的职责。”
“有时候,”她说,“我几乎怀疑我从柏林回来之后感受到的那种疲惫是所有这些女人群体的疲惫。她们自己不愿接受,于是都给了我。我总能看到她们在跑步:她们到处跑,跑着上班、跑着下班、跑去超市,成群地在公园周围跑步——说话时大气都不喘,就好像她们是站着不动一样——如果遇到红灯必须停下来,她们也会穿着巨大的白色跑鞋继续原地跑步,直到变灯,她们再次跑步向前。其他时间她们穿着带孔的橡胶平底鞋,无比实用却也无比丑陋。她们的鞋是唯一不优雅的地方,但是我却觉得这是她们谜一样的性格关键,因为穿这样的鞋的女人没有虚荣心。”
“我自己,”她继续说着,从桌底伸出她银色的鞋子,“在我们回到希腊之后开始有了这种穿漂亮鞋的习惯。也许是因为我开始看到静止的好处。对我小说中的人物来说,这种鞋代表了一种禁忌,这是她绝对不会穿的东西。不仅如此,她看到有女人穿这样的鞋会感到悲哀。她一直相信这是因为她觉得这些女人很可怜,但当她坦诚地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是因为她觉得自己被这种鞋所代表的女性特质排斥在外了。她几乎觉得自己压根不是一个女人。但如果她不是一个女人,她是什么?她开始经历女性特质的危机,同时也是创造力的危机,她一直以来试图把两者分开,因为她相信两者是相互排斥的,一方会否定另一方。当她看向公寓窗外,看到公园里正在跑步、永远在跑步的女人,她问自己,她们究竟是在跑向什么东西,还是在逃避着什么东西?如果她看的时间长了,她发现她们只是在绕圈跑而已。”
服务员端着一个巨大无比的银质托盘走了过来,端下一盘接一盘的菜放在桌上。花了这么长时间点菜,安吉丽奇只给自己分了一点点,用勺子戳向每份菜时紧锁着眉头。帕纽提斯在我的盘子上排列了几种食物,向我一一讲解。他说他上次来这家餐厅是在他女儿去美国的前一晚,同样是因为他不想被熟人打扰——如今他在雅典的熟人太多了。他们一边分享食物,一边回忆他们在塞萨洛尼基北部海岸度假时共度的时光,许多菜都是源自那里。他拿起勺子问安吉丽奇还要不要再来点,她回答时半闭着眼睛侧着头,就好像一个圣人在沉静地拒绝诱惑一样。你呢,他问我,你也吃得很少。我解释说我午餐吃的是索瓦拉奇。
帕纽提斯的表情有些扭曲,安吉丽奇皱了皱鼻子。
“索瓦拉奇很油腻,”她说,“希腊人之所以这么胖,就是因为常吃这个,还有,他们很懒。”
我问帕纽提斯上次和女儿北上旅行是什么时候,他说是在他和妻子离婚不久之后。那是他第一次自己带孩子出去。他记得驾车离开雅典驶入山脉,他不停地在后视镜里看后座上的孩子们,就好像他在绑架他们一样。他以为他们随时会发现他的罪行,要求他立刻送他们回雅典的妈妈身边,但他们没有。他们不予置评,整个漫长的旅途中都没有。而同时帕纽提斯却觉得自己正在远离所有他信任且熟悉的事物,尤其是他和他妻子曾经共创的家的安全感,现在当然已经不复存在。他几乎无法承受真正离开伤心之地,正如有时候,人们受不了离开所爱之人去世的地方。
“我一直等着孩子们要求回家,”他说,“但真正想回家的人是我。在车里我开始意识到,对他们来说就像在家里一样,因为他们和我在一起。”
这一发现,让他感受到了最强烈的孤独,而这种孤独直到他们回酒店也没能减轻。酒店在一个破败而且风很大的海边城镇。一个巨型公寓建筑建了一半就烂尾了,到处都是沙堆、水泥、煤渣块。大型机器似乎工作了一半就被丢在那里,挖掘机铲起的土停在半空,叉车举起的托板还向外伸着尖齿。所有东西都像史前巨兽被泥沙淹没一般冻结在原地,而建筑本身如同流产的巨婴,在新铺的柏油路上带着幽灵般的错乱站立着,没有玻璃的窗户像眼睛一样盯着大海。酒店脏极了,蚊子成群,床单上还有水泥渣子。他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的孩子在铺着俗艳的尼龙床单的弹簧床上又跳又笑,因为直到那时,不管是精心安排还是偶然巧合,他和他妻子只带他们去过舒适美丽的地方。他同时充满恐惧地相信,正如之前他的生活一直很幸运一样,他从那时起将只剩不幸,他深深地怜悯自己的孩子们。他给他们三个人订了一间房,终于将他们哄睡着后,他自己却挤在他们中间几个小时未合眼。“从来没有哪个夜晚,”帕纽提斯说,“像那天一样难熬。到了早上,也不知道天怎么亮的,我们发现天气糟透了,复活节海边的天气有时候会很糟。那天狂风暴雨,从酒店看出去,海上的泡沫被拎起来,以令人绝望的力度被横扫到空中,像鬼魂一样。我们本可以在那儿,但我决心要离开,所以把孩子们叫上车。雨水打在车顶,我几乎看不见自己在开向何方。有一阵子路上布满泥泞。车子爬上岸边的山,我发现我们面临着被冲走的危险。除此之外,孩子们前天晚上被蚊子咬得很惨,不停地挠,有的地方几乎都感染了,于是我决定找个药房。雨下得天昏地暗。我估计拐错了弯,道路没有通向高速公路,而是变得越来越陡,越来越窄,山中变得越来越荒凉。硕大的雨滴打在车的两侧,让人头晕目眩,山峰上聚集了大片云层。风暴赶着羊群和山猪惊慌失措地跑到山坡上,有的跑到路中间挤在车前面;突然,一条决堤的河流冲到了道路上,水从一扇没关严的车窗涌了进来,孩子们尖叫着。即便时间还是早上,天黑得却像傍晚将至。再往前,透过雨幕,我突然看到一座建筑里有灯亮着,就像奇迹发生了一样,那是一家山间酒店,就在路旁。我们马上停车,从车里跳出来,用衣服盖住头跑到这座低矮的石头建筑,冲进门去。那个地方还算不错,当时我们的样子肯定让里面的人大惊失色:孩子们的肿包流着血,三个人都浑身湿透,狼狈不堪。大厅里挤满了女童子军,至少有三十个,都穿着海军蓝色的裙子和衬衫制服,戴着海军贝雷帽和黄色领结。她们在合唱一首法国歌曲,有一两个人拿着小型乐器伴奏。在海边经历过可怕的镇子、暴风雨和发狂的羊群之后,这奇怪的场景对我来说已不足为奇。那次度假之后,我发现自己第一次看到事情原本的面目,也不再过问事情是否按照自己期待的那样展开,直到现在也是如此。而当我回想从前,尤其是我和妻子在一起的那些年,似乎我们是通过一个超长的镜头带着先入之见看世界的。我们在自己和周围事物之间建立了不可跨越的屏障,这个屏障构成了一种保护,但也成了幻觉产生的空间。我觉得我们从未看到事物的真实本质,正如这些事也不曾对我们构成威胁;就像船上的人看路过的陆地,我们眯着眼睛看向这些人和地方。假如我们看到他们麻烦将至,或者他们看到我们陷入危险,双方也都束手无策。
“也许是想分享这个想法,我突然产生和我妻子说话的强烈欲望,于是我问酒店的主人有没有电话借我用一下。女童子军是法国很常见的一个宗教组织成员,告诉我们说她们正在附近走访。她们坐在大木桌旁边的椅子上,给我们腾出地方,又兴高采烈地继续唱起来。外面依旧大雨如注。酒店主人把电话亭的位置指给我,问我要不要她帮忙给孩子们做点热可可。她还十分好心地拿出一管消炎药膏给孩子们用。在电话亭里,我拨通了妻子在雅典新公寓的电话,我很惊讶电话是一个男人接的。等我终于听到克丽丝塔的声音,我把我们的境况全讲给她听,说我们在山里走失了,外面狂风暴雨,孩子们吓坏了,浑身都是被蚊子叮咬的包,我怀疑自己没办法应付这个危机。她并没有用关心与同情回复我,而是陷入了长长的沉默。沉默只有几秒钟,但就在那几秒钟,她没有及时回答,没有扮演起她本该扮演的角色,而此前我们已经一唱一和了那么多年。于是我明白了,完全彻底地明白了,克丽丝塔和我已经不再是夫妻,我们卷入的纷争比婚姻结束还要邪恶得多,它的最终目的是摧毁,是寂灭,让一切存在都消失殆尽。我们从无话不谈变成现在的无言以对,而我意识到,这正是我和克丽丝塔对话的走向,沉默最终变得坚不可摧。不过这次她打破了沉默:我确信你会找到办法的,她说道。很快,对话结束了。
“这次对话结束后我回到孩子们身边,”帕纽提斯说,“我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安,像眩晕一样。我记得自己抓着木桌子的边缘,经过了像是有史以来最漫长的时间,与此同时女童子军在我周围唱着歌。过了一会儿,我感到后背有明显的暖意,我抬起头看到太阳金黄色的光线透过铅框的窗户照射进来。女童子军们从椅子上起身,收起乐器。风暴过去了,酒店主人打开门让阳光照进来。我们都走到外面那滴着水的闪闪发光的世界。我和我的孩子们站在车边,我全身都在颤抖。我们看着童子军团在路上迈着步伐,吹着口哨,直到她们从视线中消失。我最惊讶的是她们根本没觉得自己迷了路,也不觉得天气的突变和山崖的陡峭有什么可怕。她们没觉得这些事是针对自己的,这是她们和我的区别,也是我们的世界的全部区别。
“我们最后一晚在这儿吃饭的时候,”他说,“我女儿提醒我,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去徒步了。她不记得酒店和风暴,甚至连女童子军也不记得,但她记得路边一个牌子向下指着劳修斯峡谷,于是我们决定下去。峡谷边上有一个我早就想去拜访的修道院,于是我们把车停在路边,沿着路向下走。她记得我们在阳光中走下去,还记得跳到瀑布前面,还有她沿路采的野兰花,还有修道院栖息在一个极为壮观的沟谷边上。在修道院,她被要求穿上一件旧窗帘做的丑陋的长裙才能进去,裙子和樟脑球一起放在门边的一个篮子里。她和我说,如果那天有什么事给她留下创伤,就是那件无比难闻的裙子。
回去的时候,阳光变得猛烈,我们被蚊子咬的包奇痒难忍,所以我们三个人都脱掉衣服跳到瀑布的深水潭里,也不管那儿离路边很近,随时都有可能被路人看见。潭水冰凉,深得难以置信,清澈又提神。我们在水上漂来漂去,阳光照在脸上,身体像白色的根须一样挂在水下。我现在还能看到我们在那里的情景。那些时刻冲击力如此强烈,就好像我们永远生活在那些时刻,而其他事情却被彻底地忘却了。然而这些时刻本身本没有什么情节,除去我刚刚给你讲述的故事,我们在瀑布深潭游泳的那一时刻没有任何所属——它不属于任何发展中的事件,而只属于它本身。这样看来,在我们还是一个家庭的时候,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事是它本身,因为它们总是引向下一件事、再下一件事,不停地被我们用来叙述自己的故事。克丽丝塔和我一离婚,事情不再如从前那样交叉联结,尽管多年以来,我一直努力让它们表面看起来仍有关联。但在潭水中的时刻没有续集,也永远不会有。所以我女儿去了美国,和她哥哥之前一样,两个人都尽可能远离父母。我当然很伤心,但我不能假装认为他们做错了。”
“帕纽提斯,”安吉丽奇叫道,“你说什么呢?你孩子移民是因为父母离婚?我的朋友,恐怕你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孩子离开或留下取决于他们自己的志向,生活是他们自己的。不知为何我们坚信说错一句话,可能会给他们留下永久印记,显然这很荒谬。更何况,他们的生活为什么应该是完美的?是我们陷在自己对完美的执念里,在我们的欲望中生了根。比如,我母亲觉得身为独生子是最大的不幸,她无法接受我的儿子没有兄弟姐妹。也许是我让她觉得我别无选择,因为这样就能避免一直和她讨论这件事了。但她总告诉我,听说某位医生创造了奇迹。那天她寄给我一张剪报,上面说一个希腊女人在五十三岁生了孩子,还附了一张字条,告诉我不要放弃希望。但对我丈夫来说,我们的儿子独自长大成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他自己就是独生子。而对我来说,再要更多的孩子无异于灾难:我会被完全淹没,许多女人都是如此。我问自己,为什么我母亲想看到我被淹没的样子?我显然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想再生孩子了——我说过,这和灾难差不多。答案是:那是她的欲望,与我无关。我确信她不会因为自己生不出六个孩子而觉得自己没用,然而她的行为让我觉得自己没用。
“生活最让人透不过气的地方,”安吉丽奇说,“正是我们父母欲望的投射。比如,一个人成为妻子和母亲,往往是无可选择就进入的角色,就好像我们被什么身外之物推动着一样;一个女人会毫不犹豫地一再为其他事牺牲自己的创造力,但她绝不会幻想牺牲她丈夫和儿子的利益,这都是她自愿做出的牺牲,源自她内在的驱动。在波兰的时候,我发誓我以后看生活的眼光要少些多愁善感,如果说我的小说中有什么让我后悔的部分,那正是人物的物质条件太优越了。我相信如果把人物写惨一点的话,那本书会深刻得多。见过欧嘉之后,就好像水落而石出一样,我突然看明白了一些事情。我发现我们对生活的浪漫想象——甚至我们对爱情的观念——都源自一种过分物质化的视角,如果没有这些物质,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感情会消退,而另一些感情会变得浓烈。欧嘉的那种坚硬很吸引我,她生活的那种硬度。她说起她和丈夫的感情就像在谈论引擎,解释它的零件运作是否正常一样。这里面没有浪漫的成分,没有隐藏起来不让你看的地方,所以我一点都不嫉妒她丈夫。但当她说到她的孩子,他们睡觉时在枕头下放着她的照片,我发现我很愤怒,就好像过去我因为母亲偏袒我哥哥姐姐而感到愤怒一样。我嫉妒欧嘉的孩子,我不想让他们以这种方式爱她,对她施加压力。我开始更同情她丈夫被当作汽车引擎一样对待;然后她告诉我,有一阵子他离开了,因为受不了这种感性的缺位而离开了家,自己住在一间公寓里。他回来以后,他们生活照旧。
我问她,他离开让她独自一人照顾孩子,她生他的气吗?
不,恰恰相反,她看到他很高兴。欧嘉说,他们对彼此完全坦诚,所以她知道他回来是因为他完全接受了现实。我试着去想象这样的婚姻,没有人需要承诺或是道歉,不需要给对方买花,精心准备晚餐,不需要点蜡烛营造一种取悦的氛围,也不需要用一次度假来处理两人之间的问题;在这种婚姻里,夫妻之间不需要刻意做这些事情,彼此坦诚相见。我还是会不停地想她的孩子,他们在枕头下面放着的照片,这说明欧嘉为感性而羞愧,但毕竟是有浪漫的一面的,只不过那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浪漫——那么如果她有浪漫的能力,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我向她承认说虽然我没见过她的孩子,但我嫉妒他们。然后她跟我说,很明显,安吉丽奇,你一直没有长大,所以你成了一名作家。
欧嘉对我说,你很幸运,我女儿的父亲离开的时候,我看着她一天天地长大。那段时间,我变得很仇视男人。欧嘉记得有一天带她去华沙的一家美术馆,她们走到一幅宗教画面前,是莎乐美举着施洗约翰被割下来的头颅,她的孩子欢呼起来。还有一次,欧嘉批评她女儿发表贬低异性的言论,她女儿说不明白男人有什么必要存在。世界不需要男人,有母亲和孩子就足够了。欧嘉承认她对女儿看问题的角度负有一定责任,但很简单的事实是,她永远不会像他们的父亲一样离开孩子,她无法这样做,不管这是由于生理原因还是社会对人的塑造。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也会这样做的。”安吉丽奇停顿了一下,“我说正相反,我相信我儿子更应该属于他父亲而不是我。但她不信,说除非我对男权有着不同寻常的敬意。这想法让我忍不住笑了:她认为我对男权有着过分的敬意!但在这之后我常常回想这番话。原因很明显。我的小说中,饱受压抑的主人公一方面渴望自由,一方面却对孩子感到愧疚。她唯一的愿望是让自己的生活完整合一,而不是无论看向哪里都有无止境的对立面让她困惑。当然,有一种办法是把她的激情全部倾注到孩子身上,这样就不会有伤害;最终,这确实也是她的答案,她的选择。但我不这样觉得。”安吉丽奇一边说一边抚弄着她裙子上精致的布料。
服务员走近我们的桌子,餐厅明显要打烊了。安吉丽奇站了起来,看了看小巧的银色手表,说她太开心都忘记时间了。第二天一早她有个电视访谈。“真的很开心见到你。”说着她向我伸出手,“我觉得帕纽提斯宁愿和你单独见面,但既然你来了,恐怕我要坚持一下我到场的权利。
我会珍惜我们之间的对话的,”她说着捏了捏我的手指,“也许下次我去伦敦的时候,我们可以再见面继续聊,只有我们两个女人。”
她打开包拿出一张小巧的名片递给我,上面有她的联系方式,然后转了转裙子,一旋高跟鞋,消失在我们视线里。我看到她的脸在窗口闪现,还是那副皱着眉头、纹路交错的表情。隔着玻璃和我对视的时候,她的脸短暂地亮了起来。她向我挥了挥手。
“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和你走一段,”帕纽提斯说,“我送你到公寓。”
我们走入夜色,晒得发烫的人行道通向主路,灯光跳跃,交通噪声不断。他告诉我,安吉丽奇很生他的气,因为他编了一本希腊作家文选,没有收录她的作品。
“虚荣心,”他说,“是我们文化的诅咒;或者只是我自己坚持不愿相信,艺术家也是人。”
我说其实我挺喜欢安吉丽奇的,尽管她似乎忘了之前我们见过,几年前在雅典我的一个阅读会上,她和她丈夫就坐在观众席。帕纽提斯笑了。
“那是另一个安吉丽奇,”他说,“那个安吉丽奇已经从历史中被抹去,不复存在了。著名作家、全球知名的女权主义者安吉丽奇,之前从未见过你。”
我们走到我公寓的入口处时,帕纽提斯看着咖啡馆窗户上比真人还大的人像:女人仍在大笑,男人仍旧挤着眼睛看着她。
“至少他们很快乐,”他说着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个信封,塞入我手中。“不管发生什么,这份真实都是你的。
不要害怕看它。”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