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疫

医生向我强调，我儿子的过敏反应，比如食品过敏，可以对他造成严重的生命威胁。他刚满4岁没多久，正在我怀中沉睡得像个超重的新生婴儿。虽然是我平素的观察让我找医生求诊，并协助医生做出这个诊断，但是当我看着怀中睡得无忧无虑、仿佛什么威胁都不存在的儿子时，心中还是很难全盘接受这个诊断结果。医生离开后，一位护士向我讲解了怎样使用肾上腺素注射针，如果我儿子对坚果出现严重过敏就要当机立断。“我懂你的心情。”她看到我泪光盈盈的样子后说，那时她正佯装用力拿注射器戳自己的大腿，“我希望你永远不需要用到这个针。”后来我仔细地阅读了医生给我的所有指示，但心下还是暗暗希望这些过敏反应都不是来真的，别让食物对我的孩子造成伤害。

在医生建议我儿子能免则免的清单上，有一项让我尤其注意——季节性流感疫苗。因为疫苗是在鸡蛋里培养的，对鸡蛋过敏的儿童可能会对这种疫苗过敏。^[65]我儿子已经接种过流感疫苗，正如他已经吃过很多鸡蛋，但看到疫苗可能置他于特殊险地时，我能嗅到其中的讽刺意味。我思量着，按希腊神话的逻辑，是否我对免疫力的兴趣，偏偏让他不知为何有了免疫功能上的缺陷。可能就像悲惨的伊卡洛斯，我给他的翅膀太脆弱，难以抵御骄阳。

我没有对医生说过我的这层心思，但我问过她，是不是我做错过什么才导致了这些过敏反应。我希望能逆转这些损伤，或者至少能追本溯源。在一开始，我都没想到出问题的可能性并不在于我的行为。医生自己也有孩子，她花了一些功夫安慰我说，虽然目前还不完全了解过敏反应的起因，但我没做错任何事情。我自己有过敏反应，我丈夫也有，所以如果要怪谁，只能怪我携带的遗传信息。我不是特别满意于她这个回答，而我后来查阅的关于过敏的资料也没能让我满足，因为我们对其的确知之甚少。

在丹尼尔·笛福写的《瘟疫年纪事》中有一段，是叙述者思索着疾病是如何挑选受害人的。他不像其他人那样相信染上疾病仅仅是老天不开眼。他确信，疾病是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身上的，“（疾病）通过感染传播，也就是说，通过某种蒸汽，或者被医师称呼为‘臭气’的油烟，或者呼吸，或者汗液，或者是患者病灶处的恶臭，或者其他什么途径，或许甚至是通过医师的接触”。果不其然，要在150年之后医师才知晓，瘟疫是通过跳蚤传播的。

随着瘟疫的蔓延，笛福笔下的叙述者对传染性有了一些理解，看出了病菌理论的一些端倪，可是他摒弃了这个理论。对于“看不见的生物能随着呼吸进入人的身体，甚至随着空气进入毛孔，然后制造或者散发出最急性的毒”这种理论，他觉得不大可信。叙述者曾听说，如果身染瘟疫的人对着玻璃吹气，那么“通过显微镜能看到玻璃上有些活生生的生物，它们奇形怪状，凶神恶煞，有的像龙，有的像蛇，有的像巨蛇，有的像恶魔，令人见之心惊”。但是就这一点，他写道：“我非常怀疑这个说法的真实性。”瘟疫当前，又不能理解自己所观察到的现象，他只能使用不实际的估计和单纯的推测。在几百年之后，我发觉他的困境熟悉得诡异。

曾被称为“黑死病”的腺鼠疫依然存在，但是它已经不复当年之威。

现今世界上在致死率方面领军的疾病，是心脏病、中风、呼吸道感染和艾滋病，其中只有艾滋病可以被算作瘟疫。苏珊·桑塔格观察到，定义某种疾病算不算是瘟疫，并不单纯看它造成的死亡人数。如果要把某种疾病称为瘟疫，它必须令人畏惧胆寒。我见证了数种广为人知的疾病的出现，但是我从未觉得受到埃博拉病毒、SARS、西尼罗河病毒或者甲型H1N1流感等的威胁。当我儿子还是婴儿时，我畏惧的是自闭症，看起来它似乎如瘟疫般蔓延，特别是在男孩中。而后来，当他产生接连不断的过敏反应时，我又开始畏惧了。或许，是否能把某种疾病称为瘟疫的决定性因素，是这种疾病和你自身的距离的远近。

“你能想象吗？”我在读《瘟疫年纪事》的时候，曾问过我的一位朋友，“看到你周围的人陆续因为某种疾病死去，却不知道这种疾病的成因，或者传播途径，或者谁是下一个受害者。”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那个朋友曾在艾滋病传播高峰期间住在旧金山，他曾看到自己的绝大部分熟人都被那种人们知之甚少的疾病杀戮。他提醒我，1989年的旧金山和1665年的伦敦并不是大相径庭的。

后来，或许是因为我还在回味着伦敦瘟疫带给我的亦近亦远的距离感，我再次发问：“你能想象吗？”这次我问的是爸爸。他的沉默，让我知道他能。作为医生，他每天都和病人会面——瘟疫在他眼前永不消失。“我们不再有被抛出窗外的尸体了，”我怀着希望对他说，“我们不再挖掘万人坑了。”

“话是没错，”他回答说，“但是我们正在孕育着炸弹。”他指的是对抗生素有耐药性的细菌。抗生素的滥用催生了一些难以从身体清除的细菌的演化。艰难梭菌便是其中之一，它甚至得名于其顽强程度。有超过90%的艰难梭菌感染是紧接发生在抗生素疗程之后的。我爸爸告诉我，医院中有数量惊人的患者感染上有抗生素耐药性的细菌。

这些有耐药性的细菌以及新疾病的出现，在对21世纪公共健康形成威胁的因素中都排在前列。前一种威胁源于内部，是由现代医疗催生，后一种来自虚空，我们的医疗没有准备妥当。这两种威胁都能唤起我们基本的恐惧。但是对新疾病的恐惧还包含着比喻意味，它象征着对非我族类的外人和对难以预计的未来的焦虑感，因此更易为大众所知。在我写作本书时，有两种新疾病占据着媒体头条。一种是在中国出现的禽流感，另一种是最初在沙特阿拉伯被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由它导致、被命名为“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疾病是目前最具威胁的新型疾病。

在过去的世纪中曾有3次主要的全球性流感疫情，包括1981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因它而死的人比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还要多。那次流感对青少年特别致命，因为青少年有着强壮的免疫系统，遇上那种流感会产生山崩地裂般的免疫反应。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主任宣称，另一次大型全球流行病是一定会袭来的。“这已经不是会不会，而是在什么时候的问题了。”我的一位从事生物伦理学的朋友告诉我。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之后，新的流感爆发总会吸引到媒体的密切关注和报道，有的报道措词过分，几乎危言耸听。但就算流感换上新名字，比如加上国名或者动物名之类的定语，像中国的禽流感或者猪流感之类，我们也并不急于将其想成是一种瘟疫：流感太常见，不足以引起我们对未知的恐惧；它不够有距离感，不能激发我们对非我族类的恐惧；流感也不至于让病人断肢残臂或者毁容，从而威胁到我们的自我感觉；还有，流感的传播方式也不会激起道德方面的排斥感，或者惩罚性的威胁——换句话说，流感不够资格成为其他恐惧的绝佳比喻，人们仅仅畏惧流感自身的威力，而不是心悸于它的象征意义。

在我采访儿科医生保罗·奥菲特时，他对我提到近来曾诊治过两名因为流感入院的儿童。这两个孩子都接种了除了流感之外的所有儿童疫苗，但现在他们因为流感，都不得不戴上人工心肺机。其中一个活了下来，另一个死了。“接下来，如果有人到你的办公室说，我不想接种那种疫苗，你难道还要尊重这个决定？”奥菲特问我。他继续说道：“你可以尊重他的恐惧感，可以理解一些人对疫苗的介怀，但是你不应该尊重他们的决定——那是不必要的风险。”

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全球性流行并未带走太多生命，但奇怪的是，这一点有时候却被人们当作公众卫生措施失败的证据。“当一切都说完了做过了之后，”鲍勃医生写道，“对于甲型H1N1流感的高调炒作和恐惧，原来竟是没有道理的。”诚然，这场全球性流感并没有充分发挥它的危害潜力，但它也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大约有15万—57.5万人死于甲型H1N1流感，一大半来自东南亚和非洲，那里的公共卫生资源非常有限。尸检显示，许多本来健康的人死于流感，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免疫反应——他们窒息在自己的肺液中。

那些说“针对流感的预防性措施远远超出实际需要”的抱怨，依我所见，应该被用于评价我们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对无从推测的新病毒采取的措施。有评论家说，在流感到来之前进行接种是一种愚蠢的先发制人。^[66]但先发制人在战争中和在卫生保健中的效果是非常不同的——预防性卫生保健不是为了制造出持续不断的冲突，就像我们对伊拉克的袭击，预防性卫生保健能免除进一步医疗的需要。不管怎么说，预防战争或者预防疾病，都不是我们的强项。“预防性医疗的概念有那么一点点不美国化，”《芝加哥论坛报》在1975年这么说过，“因为那意味着，首先需要承认我们的敌人正是我们自己。”

到了2011年，对一种只在欧洲被使用过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研究发现，这种疫苗在芬兰和瑞典会导致发作性嗜睡病的发作率升高。初始报告说，疫苗激发的发作性嗜睡病，在芬兰是每1.2万名接种疫苗的青少年中会有1例，在瑞典则是每3.3万名中有1例。这项研究还在进行中，还有很多未知情况，尤其是疫苗为什么会对那个年龄段的人有效应，但是这些病例已经被用来贩卖恐惧，那种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恐惧感。那些人觉得，疫苗的问题表明的不是医药会有不可避免的缺陷，而是我们确确实实会导致自我灭亡。

桑塔格曾写过：“天启，眼下成了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现在的天启’，而是‘从今往后的天启’，天启变成了一个既在发生又没有发生的事件。”在这个似是而非的天启时代，我爸爸阅读斯多葛学派的著作以对抗时代车轮，肿瘤科医生有这种兴趣并不令人吃惊。爸爸告诉我，他对斯多葛学派的哲学思想感兴趣的部分，是“你无法控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但是你能控制自己对这些事情的感觉”的理念。或者，按照让保罗·萨特的说法，“自由就是你对自己遭受的事情的应对态度”。

我们遭受的事情之一，是在经历过世情后变得胆怯。我们该如何对待我们的恐惧感？我觉得这个问题既是公民又是母亲的核心问题。作为母亲，我们必须在有能力和无能为力之间进行平衡。我们能保护子女到一定程度，但我们不能将他们防护得百毒不侵，正如我们无法将自己防护得百毒不侵那样。唐娜·哈拉维写过：“生命，是脆弱的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