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类定格：高光与火花
私人询问，询问对方个人问题是结束访谈并加强关系的一个好方法，但在询问时态度要真诚。要给访谈对象充足的时间来阐述他的要求或者他关心的问题，并且表现出兴趣。[3] 与向嘉宾提问其职业领域的光鲜成就对比，关于家庭和孩子的话题更容易引发对方的高度共鸣。访谈以私人询问的方式结束，不经意间构造出的是访谈进程中的高光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即使保守和寡言的嘉宾也会发生奇异的转变，他们的言谈和眼神展露的是丰富生动的语言和非语言信息。
1.私人询问和普普通通的父母一样，希拉里和克林顿对女儿也倾注了无微不至的关爱。当初，切尔西（Chelsea Clinton）刚考入斯坦福大学，希拉里和克林顿亲自把她送到宿舍，克林顿还特意找了一把扳钳，把切尔西宿舍的小床拆卸了又重新组装起来。2005年和2009年，我分别采访了克林顿和希拉里，访谈的最后环节我都选择以他们的女儿切尔西作为提问的主话题。
提问 美国前总统 克林顿杨澜：您说过在白宫任职期间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在切尔西高中毕业典礼上演讲。作为一个婚姻生活中有过麻烦的父亲，你有没有信心给她一些建议？
克林顿：她把生活处理得很好。她问过我意见，我也给了。
但我很信任她，她有能力自己拿主意。我想当孩子长大成人后，家长的大部分任务已经完成了。你得给他们私人空间，他们有权利自己做决定。
提问 美国前国务卿 希拉里
杨澜：你今天就要回国是吗？
希拉里：是的，今天就得回去。
杨澜：正好能赶上你女儿29岁的生日。
希拉里：没错，她星期五就要满29岁了，我很期待参加她的生日聚会。
杨澜：你希望她的人生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我知道她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卫生政策和管理专业。
希拉里：没错，我觉得她是很有主见的人，我对她自己的选择都很支持。就像大多数母亲一样，我只要她高兴就好。希望她生活得好，我只要求这些。
杨澜：你觉得她的行为方式像你吗？
希拉里：我觉得她综合了我和她父亲的优点。她性格很好，工作努力，她是个很好的朋友，也很有爱心。我作为母亲觉得很幸运。
如果不是对面的助理不断以手势催促，希拉里可能还会兴致盎然地谈下去。无论是亲和的克林顿，还是严肃的希拉里，当对话段落出现“切尔西”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就会流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这就是私人询问的特殊魅力。
当我提及孩子，即使是低调的中国首富，也会在克制的话语中泄露出爱的放纵。
杨澜：中国的这些家族企业，都先后到了一个传承的时候。
在能力和兴趣之间，您觉得自己的孩子属于哪一种？
王健林：我觉得他能力有，我不重视家族法则。我儿子现在呢，我支持他在做投资公司。
杨澜：您当初给他五个亿，说是可以亏掉？
王健林：我跟他讲，我允许你失败两次，你亏掉我再给你，第二次再失败，对不起，算了，你就老老实实回来上班。
无论一个人走得多远，故乡总是无法抹去的起点。在访谈结束的关节处提出与个体出生与成长密切相关的信息，所得的回复总是散发着摩尔斯密码般的神秘光泽。著名物理学家崔琦出生于中国河南一个偏远县的乡村，少年时逃难一样离开故乡，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爹娘。
杨澜：你在1984年回过一次北京，1986年又回过一次香港，从那以后至今没有回去过。离开中国这么久，对于你来说，有没有觉得中国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崔琦：也许“遥远”不是个合适的词。
杨澜：那应该怎么说呢？
崔琦：地理上的距离是远，但是实际关心起来还是和别的地方不同。报纸上或者收音机里说到中国时，注意力马上就被吸引了，先读读，先看看，这是中国。
刘永好及其兄弟曾位列中国首富。我在与这位四川籍企业家交谈的结尾，从他吟唱的四川民歌中找到了更自然、更新鲜的材料，将画面定格在川味的“红薯”——红苕，以特写的方式聚焦了他对故乡旧时生活的怀恋。
刘永好：我记得小时候，四川有一首民歌：“今年的红苕硬是好耶，大窖小窖不够装。红苕拌起九斗碗噻，那才是……”小姑娘吃得流口水，老爷爷吃得胡子带油花，今后我要结婚的时候，要用红苕办酒席来招待大家。
杨澜：“红烧”（红苕）是什么呀？红烧肉吗？
刘永好：就是红薯。
杨澜：噢，是红薯啊！你结婚的时候就用红薯招待大家？
刘永好：对啊！你看，那个时候人们生活的愿望是多么容易满足啊！红薯大窖小窖装不下就已经很满足了，小康生活是很让人向往的。
2.小型头脑风暴平行线式问题设计是口述史访谈和专业调查访谈常用的方法，平行+交叉则是人物访谈节目的问题设计类型。当从各个方向和维度展开的提问一起推进到节目尾声，多项信息就进入事实与观点复合萃集的过程，最后阶段的提问恰恰就体现了多项信息密集交织的过程。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主要专业为美学和文学，却因为在电视节目中品读历史而声名鹊起。一时间写书书畅销、讲座收视高，在媒体围堵、“粉丝”崇拜和学术质疑的竞相追逐中，成就了独特的“易中天现象”。现象中的他却感觉有一种不安全感。
杨澜：那你为什么说自己是有点像探路的，或者叫扫地雷的，随时准备牺牲呢？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不安全感？
易中天：因为像我这样一个平民成为一个大家瞩目的公众人物，即使你再有名也是弱势群体。被那么多媒体包围，在这样一种恶炒成风的文化氛围里，我不得不学会保护自己，不会轻易接受采访。
杨澜：有很多证人的情况下可以？
易中天：有证人的情况下我才说。上次有一个记者就问我，说你的观众都没有读过《三国志》，他们并不懂历史，他们这样盲目地崇拜你，就会认为你讲的就是正史，你讲的就是真理，你将如何对此负责？
杨澜：好厉害。
易中天：对。然后我说：既然是盲目，那有谁能够负责呢？
因为刚好那位记者是位女孩子，我说：比方说今天有位小伙子盲目地爱上了你，也该你负责吗？
杨澜：这个回答很妙，也是现场即兴啊。
易中天：对。你要知道，你做什么事情肯定都会有人说，所以我是想通了一个问题，就是人生的道路只有两种选择。
杨澜：什么选择？
易中天：一个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还有一个是走别人的路那就让自己说了。
杨澜：你决定选择哪条路呢？
易中天：我决定是不让自己说。
就好像观看精彩大戏，落幕前总希望出现高潮一样，访谈的尾声，从提问者到观众都希望被所谓“金句”点亮。但是，金句的获得不那么容易，它非常隐秘，只有在双方小型头脑风暴式的交流中才可能现身。具有金句能量的观点式结语登场，让那些经过沉淀的人生智慧，熠熠闪光。
提问 国际象棋冠军 诸宸杨澜：那对于你来说下棋是什么呢？你并没有把它看成生命那样重要。
诸宸：以前小时候觉得，下棋就一定要拿出一个成绩来。
杨澜：现在呢？
诸宸：慢慢地，我觉得棋是帮助我成长的一个工具。通过下棋，我在小时候就得到了很多素质的培养，学会了用一定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整个世界，我们不是有句话叫“世事如棋”嘛。
提问 法国著名导演 吕克·贝松杨澜：让·雷诺曾经说过，当上帝不在的时候，导演就会担当起上帝的角色。但是与此同时，你自己又说，电影其实只是一片阿斯匹林。哪一种说法更可以描述你对电影的感受呢？
吕克·贝松：我想那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电影是虚构的，它是幻象。
杨澜：它是虚构的。
吕克·贝松：所以就让我们极度认真地去做一件本身是虚构的事情吧，就是这种感觉。
即使是平凡的问题，如果遇到好的受访者，照样会有火花迸射；若遇到不按常理出牌的周星驰，头脑风暴方向却会被反向“解构”。
杨澜：按理说爱情主题很老套，为什么在这个《大话西游》里面觉得还有一点意思，就是觉得跟别的不一样？
周星驰：其实它有它不老套的地方，当然“爱你一万年”这一种对白就是很老套、很肉麻的，通常我们不会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说过？
杨澜：这是对你的访问，不是对我的访问。
“当访谈准备结束，或者在心理上感觉要结束时不要引入新的话题和看法。”关于访谈尾声段落的节奏控制，在《访谈的艺术》中，查尔斯和威廉进一步指出：不要匆忙结束。近因律（law of recency）证明，人们会记住访谈中最后说的话或做的事，所以未经仔细斟酌就匆忙说出结束可能会毁了访谈结果，包括你们的关系和以后的接触。[4] 作为提问者，有时需要应对的挑战不是如何问，而是被反问。尽管访谈是彼此的互动，但话题的行进一定要在提问者的思维路线图中。尤其当访谈进程行至结尾，面对试图重启议题的受访者，提问者需要做的就是厘清访谈双方的角色分工，把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
营造理想的访谈，对于一个职业提问者而言，不仅要精心营造好开场，更要做好收尾的准备。
谢谢你！拉加德夫人。我知道你不再有时间打理你在诺曼底的玫瑰园，但是你一定会把工作做好。顺便说一下，我们很喜欢你的围巾。非常漂亮！祝你工作好运！再见！
即使是最为平常的致谢，访谈者也要让感谢语充满具体的细节，而不是缺乏温度的泛泛的礼貌用语。
2011年，在访谈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之后，我们一起闲聊，她说起了诺曼底家中那座未及打理的玫瑰园，所以我在最后的致谢中，专门提及了她的玫瑰园。在第二次采访中，拉加德特别告诉我，由于工作繁忙，虽然她已有两年时间没有回到自己钟爱的玫瑰园，但她的儿子为了安慰母亲，特地跑到了诺曼底家里，拍了玫瑰的照片寄给她，让她非常欣慰与感动。2011年至2016年，三次专访，拉加德的五年人生变迁都在《杨澜访谈录》的追踪关注中，而这个在访谈结束之后的“玫瑰园”话题一直贯穿其中，既是铺垫，又是开启，成为延续着双方关系的有趣而有效的话题。
是的，正式访谈结束后，被访者会继续一些更为随意的对话。有时只是友好的说笑，但经常发生的是，被访者在间接向你传递一些额外的信息。因此你要特别留意，离开后要迅速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同前面的正式访谈结合起来对待。[5] 结束语只是表示访谈结束，而不是双方关系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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