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问
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不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
同样的意思，前者是句，后者是陈述句，哪一个表达效果更强烈？结果显而易见。
正是用前一个句，作家钱锺书在电话里拒绝了一位读过《围城》后慕名求见的英国女士。以鸡蛋与母鸡喻作品与作者，巧妙风趣，却又因直白的情绪表达，让钱锺书的夫人杨绛“直担心他冲撞人”。的情绪色彩，有时连幽默的比喻也无力冲淡，其强烈的感染力和冲击力可见一斑。
句是疑问句，却是一种“无疑而问”，实际上说话者是在强调某个确定的答案，也就是明知故问。这类句式常以“难道”“怎么”等词连接，用疑问句的形式表示确定的意思，其目的是加强语气，增强表达效果。所以句往往是表达强烈情绪或者意见的提问方式，它比陈述句更有力量。[10] 句的语气比陈述句的语气更加强劲有力，因而常用于适宜慷慨陈词的语境，演讲、辩论、劝诫，都少不了它的身影。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都采用了。
它可以是孔子的喜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也可以是范仲淹的感慨：微斯人，吾谁与归？
还可以是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的期待：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真的吗？”
“你难道不这么说吗？”
CNN主持人克里斯蒂安·阿曼普对于“”的偏爱，是形成她有锐度的提问风格的重要原因。
阿曼普：你刚刚做了一次演讲，这次演讲大讲全球化的成果，听起来与当今的流行观点不太合拍。
布莱尔：是的。
阿曼普：真的吗？
布莱尔：完全是的。当你退一步看看历史和全球化的宽广历程，就会发现互相开放的总体过程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巨大益处。
阿曼普：那你怎么说服人们呢？因为似乎反对全球化的论调正在占上风。
布莱尔：你必须解决人们的痛苦！比如移民问题。我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把一切全怪到全球化头上。
2018年6月，阿曼普就全球化倒退和西方民主的衰落等议题，采访了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有意味的是，就在阿曼普连续的下，布莱尔也用自己的方式对媒体的“挑拨离间”进行了微妙的“反击”。
布莱尔：顺便提一下，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让事态更严重了。
我不是说你们这个媒体，而是总的媒体。因为媒体商业模式正在改变。对当今媒体来说，最简单的事情就是故意惹恼一群人，让他们一直处在抱怨状态，对吧？
而正是由带来的压力，架构起了提问者与受访者之间微妙的博弈地带。
2010年世博会期间，我主持了一个有关“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论坛。演讲嘉宾是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
在分享了新加坡作为城市共和国是如何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经验后，李资政谈起了法治的重要性。他说：“法治是城市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根基。要让遵纪守法的人有安全感，包括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说实话，一些中国人对这一点还不放心，所以会把一部分财产转到海外，包括新加坡。”
他说的有理，但口气有些说教，让现场气氛有点尴尬。为了缓和气氛，我略带挑战地追问了一句：“那么，请问李资政，您是希望这种现状保持下去，让这些外流的资产给新加坡经济注入活力，还是更希望中国加强法治，保障公民合法取得的财产，让它们尽可能留在国内呢？”
80多岁的老人反应真够快，他坐在椅子上的身体向前靠了靠，按住扶手，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我道：“你猜呢？”会场爆发出会意的笑声，他的既表明了立场，又把尴尬化于无形。
，因为是观点的情绪化表达，往往会与尴尬相伴。但也正是这样的不和谐，才会使得交流充满张力。
采访文化名人余秋雨，当我们谈到新闻媒体上未经核实的小道消息广为流传时，余先生说，这大概是我们的传媒从刻板到言路初开所必然出现的无序现象。
而我对此观点无法认同。无论是在英国还是美国，假新闻随处可见，并未因为媒体的“开放”而收敛。相反，专登谣言的报刊、无所不在的狗仔队都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我们恐怕只能适应它们，不能期望它们有朝一日会改观吧？”我问道。
这一使余秋雨有机会进一步阐述他关于“有序”的看法。他说：“海外和港台报刊上的小道消息确实很多，但它们固守着一个本位：庸俗就是庸俗，连语言都是挤眉弄眼的。不会慷慨激昂地提高到民族大义、文化前途的道德评判上来。这也是一种‘序'。”
《新闻调查》曾播出过一期《“黑脸”姜瑞峰》节目，由记者王志采访纪委书记姜瑞峰，让观众们进一步认识了这位疾恶如仇、严办贪腐的“黑脸包公”。
“金钱、美女难道不好吗？”这是王志在这段采访中极其抢眼的一句插入性。
在他提出这个值得玩味的问题之前，被访者姜瑞峰一直大谈对金钱、美女的蔑视。王志的这一插入，巧妙地从反面将话题引入更深层的境界。
在人物访谈节目中，的“反击力”瓦解了心灵堡垒，打开的是人物的真实世界。
2005年，陈凯歌耗时三年创作的东方玄幻史诗电影《无极》上映，却遭遇了众说纷纭的评价，来自网友的恶搞式创作更使这位曾经的电影哲人和精神贵族感受到了“最刻骨铭心的失败”。
杨澜：你不痛快的时候会怎么样？
陈凯歌：我不痛快的时候我能怎么样！
杨澜：那你会怎么样？
陈凯歌：我什么也不能做！
面对互联网的挑衅和电影票房的追击，他显得愤怒又无力。我以与陈凯歌“对质”，并且追问下去。
杨澜：追求艺术的人，总希望能够留下一两部作品，不能说永垂不朽，但是总是希望能够传之于后人。
陈凯歌：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杨澜：你从来没有吗？
陈凯歌：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陈凯歌的回答斩钉截铁，我的连续两次追问都得到了简短的否定回答。不满足于简单的否定回复，我继续以探听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杨澜：我不能接受你的这种回答，你从来没有想留下一部东西给后人吗？
陈凯歌：没有。过去就有这样的，叫一本书主义、一部戏主义，我是特别窃笑不已。你以为哪个作品能够传之后世？——没有。你以为众人站在一个小玻璃框前头看着蒙娜丽莎的时候，和达·芬奇或米开朗基罗这样的大师产生了心灵的共鸣吗？——没有。他们为什么站在那儿，排着大长队？作为艺术家来讲，你觉得特别振奋，说你看有这么多人来看这一件艺术作品，为什么？
杨澜：起码大家欣赏嘛。
陈凯歌：错，他们什么都不欣赏，他们欣赏的是这点名气。
我以追击，陈凯歌也在回答里以回击。冲撞之中，我们看到了陈凯歌内心的清高和对商业时代功利性欣赏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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