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的真实：互惠
罗杰斯：你在笑什么？
吉尔：你的眼睛在发亮。（两个人的笑声）罗杰斯：你的眼睛也很亮。（笑声）格洛利亚：我想我爸爸不会像你这样跟我谈话。我的意思是，我想说：“上帝啊，你要是我父亲就好了。”
罗杰斯：对我来说，你就像是一个可爱的女儿。[1] 以上是来自《罗杰斯心理治疗》（The Psychotherapy of CarlRogers）一书中的两个案例，呈现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来访者中心治疗”的典型场景，体现了罗杰斯本人与来访者交流过程中的核心理念“同理心”。而“同理心”正是“共情”在心理学领域的另一个名字。
同 理 心 （ empathy ） 最 早 是 起 源 于 希 腊 文 “empatheia” ， 其中 “em” 就 是 进 入 （ in or into ） 的 意 思 ， 有 进 入 别 人 的 世 界 之意。“patheia”是借自拉丁文，和现在英文字“pathy”意思差不多，指情感和知觉，即进入别人的情感和知觉世界。同理心的真正意义是既同情又理解。相对于前人对“同理心”的总结，罗杰斯的“同理心”更趋于理性和建设性。设身处地地体验他人的处境，对他人的情绪和心境保持敏感和理解当然重要，但也要通过这个过程，将你所感受、了解的内容传达给对方知道，并能对对方的感情做出恰当的反应，通过彼此间的交流互应，使双方的心理感受进入和谐的共振。
建立“助益性的人际关系”是罗杰斯的交流之道，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体现“以人（来访者）为中心”的治疗观。在人际交流过程中，“试图以一种戴着面具的方式行事，维持一种与内心体验不同的表面的东西，毫无帮助，毫无效果”。[2] 罗杰斯将“坦率地、真诚地和诚实地交流沟通”视为“最为重要”，[3] 因为它是形成双方共情的超凡力量。这种强大而微妙的力量在采访中的体现，肯·梅茨勒教授通过一个经典案例给予了生动的证明。
在我所教的俄勒冈大学采访课上，多年来一直在讨论“泼咖啡”的故事。这个故事涉及另外一位名叫安·科里（Ann Curry）的年轻女士，她后来成为全国广播公司（NBC）驻纽约分部新闻部主播兼记者。为了完成一次课堂作业，科里采访了一位当时声名显赫的女商人。在开始时谈话没有产生她所期望的坦诚。于是科里建议去附近的一个咖啡店坐坐。当她们肩并肩地坐在吧台前的时候，感觉到能够比较平和而自然地谈话了。接下来科里在用手势强调一个要点的时候把咖啡给打翻了。她正在为大煞风景而感到懊恼的时候，却吃惊地发现那位女士开始比较真诚地谈话了。
科里的失态反倒使这位女士放下了她尊贵的架子。一瞬间两位女人开始侃侃而谈起来。[4] “泼咖啡”的故事刻画了人性中某些不可预测的、出乎意料的成分。肯·梅茨勒教授特别指出：我们至少可以分辨出两个事实。一个是，如果你需要的是坦诚——是人性化的反应，而不是有防御倾向的夸大和虚假的外在敷衍——那么就尝试在对话中暴露一下自己。另一个是，为了追求采访技巧的完美而做的努力，往往容易破坏采访的坦诚性。[5]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给予，而不是单向地索取，是提问者在沟通中必须知晓的分享原则。所谓交谈，不只是一问一答。如果你自己的事什么都不说，却一个劲儿地对对方的事刨根问底，到最后对方不是烦了就是怕了。这在小女生的聊天中体现得最明显。一个小女孩常会对另一个说：“我都跟你说了，你还不告诉我啊？！”对她们而言，分享秘密是友谊和信任的黏合剂。而在成人世界里，如果刚认识就分享秘密，大概会被看成有病，但适当透露自己的感受和观点，通常被视作是深入谈话的邀请。当我采访“虎妈”蔡美儿时，一进入正题，我就以一个妈妈的身份“抗议”，因为她的《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the Tiger Mother）一书给读者造成了一种刻板印象，好像华人母亲都是虎妈似的！蔡美儿睁大眼睛，忙不迭地摇着手，说自己的书显然被过度解读了。于是这次采访就在观点的碰撞中进行下去。
杨澜：与女儿因为弹钢琴的事吵完之后你做了什么？
蔡美儿：太糟糕了，我哭着跑出饭店，一直跑到莫斯科红场。那个广场巨大，也许像天安门一样。我跑啊跑，疯了似的，哭着想：“我该怎么办？”当我跑到头的时候，我又掉头跑回去了，我没地方可去。
杨澜：无可逃避，是吗？一旦做了妈妈，就无可逃避，你就总是不得不回头。
蔡美儿：没错，同时我又想，也许我犯了错，这不管用了。
这种方式对大女儿有效，对小女儿不起作用了，所以我的确觉得应该放弃某些东西。我意识到，如果自己不改变方式，我也许会失去女儿。所以，对我最重要的事是和女儿保持亲情，和她们亲近。就在那个时刻，我下定决心改变自己。倒不是彻底改变，我还是很严格。
虽然采访的主题是把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下的家庭教育、亲子关系，以及社会对母亲的评价标准进行对比，但我的定位是与蔡美儿一样的“妈妈”角色，所以我在提问中“一旦做了妈妈，就无可逃避，你就总是不得不回头”的情绪分享，时常与蔡美儿发生着共情，也促使她的回答更具一位妈妈的真实感受。
提问者的共情式分享，表达的是一种真诚的态度，是对深入谈话的邀请，受益的是交流中的双方，正所谓采访中的互惠原则。
1985年12月5日，星期四。奥普拉的《芝加哥早晨》在上午九时准时开播，在这期节目中，她向观众介绍了一位化名为劳里的白人女性。
“在这个国家每三名女性中就有一位受到过性骚扰或者正在被性骚扰。”在开始同嘉宾谈话前，奥普拉这样告诉她的观众。
“你是不是感到很痛苦？”
“是家庭成员对你实施的性骚扰吗？”
“这种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过，”奥普拉说，“事实上我一生中也经历过所有的这些不幸。”
接下来短短几分钟内，奥普拉似乎第一次意识到，她9岁时所经历的那些事情事实上就是强奸。这种侮辱实在难以启齿，因此，直到那个时候她才说出口来。观众亲耳听她承认了自己这一丢脸的秘密，犹如目睹某个灵魂被撕裂一般。
“我从9岁开始就受到别人的性骚扰，一直持续到14岁。”
奥普拉这段令人惊愕的个人告白顿时轰动了全国，许多人都为她的诚恳和直率叫好。[6] 美 国 传 记 作 家 姬 蒂 · 凯 莉 （ Kitty Kelley ） 在 《 奥 普 拉 传 》（Oprah：A Biography）中特别指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分享”所带来的巨大价值：那期节目成为了奥普拉最具代表性的一期节目——战胜困难的受害者——也标志着奥普拉·温弗瑞现象初见端倪。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但那期节目将奥普拉推到了全美人民关注的中心位置。在那期节目中，奥普拉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电视节目。在后来的20年当中，她的观众既感受到了像尘埃一样的生活卑微的一面，又领略到了人生如同繁星般闪耀的光鲜亮丽。而就在这20年中，奥普拉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女性百万富翁，甚至成为近乎圣贤般的全美文化偶像。[7] 正如罗杰斯所言：良好的交流，自如的交流，内心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始终具有治疗的价值。在人性的坦诚面前，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往往是超预期的真诚，这是人类彼此取暖所需要的共同“燃料”。共情式的提问不需要复杂的技巧，需要的只是给予对方积极而真诚的关注，而对方所回报的往往是最大限度的真诚。
什么是真的东西？
那是前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在“文革”中的挺身而出：“我横出去了，反正不能让少奇横出去呀。我对他们（少奇及子女）说：‘走！不是王光美的都走！'”还有她在监狱里得知丈夫的死讯后很悲痛，但她说：“我没哭，心想他们这么整我，整他一定更厉害，他活着也是活受罪。所以我对看守说：‘你们是便宜了他。'我心里难受却故意说这样的反话。”
那是铁女人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的困惑和软弱：“我丈夫要求与我离婚时，我伤心极了，甚至怨天尤人。想想看，我大学毕业三天就结婚了，从来不知该如何独立生活。但我挺过来了，甚至做了从没想过可能做的事。”
那还是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的往事：“有一次，我偷运唱片出境，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岂料发票上明明显示我没有交关税。
我被抓起来关了一夜，直到母亲把我保释出来。在那之前，我是典型的叛逆青年，没有什么事我不敢做。那一夜，我想了很久，明白了自己的底线。我保证，每个人如果在监狱里待上一天，会有好处。”
如果有人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些话是真的？
我只能说，这一定是交流双方产生共情后的直觉，一种来自人类的共同抵抗无常命运的真实感觉。作为访谈节目的提问者，我更希望将这种你我之间的共情最大化，与其他遭难的、孤独的、失意的或者狂傲的人产生更广泛、更深度的共鸣。这也正是共情式提问带给专业访谈者的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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